◎伪法帖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诗》为米南宫诗，后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元丰纪元始戊午，终，乙丑，而无壬辰，其为伪迹可知矣。更有奇者，买得翻板《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嘉庆初年，有旌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摘取旧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题跋，半石半木，汇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皆伪造年月姓名，拆来拆去，充旧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论刻帖张怀《书断》云：“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迹，无论可法不可法，辄刻之帖中以为备，则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国，以功显，以忠著，非书家也；王荆公、陆放翁，以文传，以诗名，非书家也；藏其墨迹可也，刻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国朝名人尺牍成大部者，费至数千金，殊觉无谓。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为之，非如二王真迹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书，有名家书，有托名书，有同名书，又有并不善书而随手属笔者，亦有他人代书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书断》之所谓法帖者也。
◎家刻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总角刻碑，似有来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始出门负米，初为毕秋帆尚书刻《经训堂帖》十二卷，又自临汉碑数种，刻《攀云阁帖》二册，便为海内风行。嘉庆四年己未，游京师，钩刻成亲王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复至京师，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书一鳞片爪，集成小册，为《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刘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为书，余时在京师，为之钩勒，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进上。十三年戊辰，为长白铁冶亭宫保刻《惟清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两儿曰奇、曰祥将余历年所临汉碑五十余种模刻，名曰《攀云阁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为相国英煦斋先生钩刻《松雪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择其尤者，辄为模刻，命曰《小清秘阁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
十八年癸酉，为云间沈绮云司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谟诸书帖刻为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门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时二公俱镇闽中为督、抚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写经堂帖》，起于钟、王，终于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是年，萧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临汉、魏隶书大小数十种刻成四卷，曰《问经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两峰嵋为昭文令，介余选集山谷大小行书六册，曰《黄文节公帖》，盖蔡、苏、米三家各有专刻，而文节无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令吾邑，偶见前英相国所刻《松雪斋帖》而爱之，视相国所未备者，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是年冬，钟祥彭毓圃志杰为乌程令，余为刻《吴兴帖》六卷赠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临本《黄庭》、颜鲁公《竹山连句》，及宋四家、赵荣禄、俞紫芝、张伯雨、吴仲圭、郭天锡、倪云林等书，合而为一，计八卷，以续《写经堂帖》之后。是年九月，《攀云阁帖》刻成，计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为长白斌笠耕观察取赵、董两文敏墨迹，刻为《抱冲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两年之内，为歙县鲍让斋观察刻余向所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至四年而始成。是时仪征巴朴园宿昆仲索视余所刻诸帖，余因检得六十四石赠之，藏之朴园壁间，命曰《朴园藏帖》八卷。次儿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时成焉。七年丁亥，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遗墨大小楷行草书六册，为《仁本堂墨刻》。
八年戊子，为肤施张河帅芥航先生刻文与可、苏东坡画竹题跋，计两大册，分装四卷，曰《澄鉴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自钟鼎款识并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诸书，各摹数字，略备体格，本为课孙而刻，亦以便初学观览，为书法之源流也。其余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如《秦会稽刻石》与《碣石门刻石》、《泰山》、《琅邪》、《之罘》、《东观》诸刻石，《汉熹平石经》残字，《郭有道》、《陈仲弓》、《杨伯起》、《曹娥》诸碑，及缩本汉碑、《定武兰亭》、褚模《兰亭》旧本、《乐毅论》、《九成宫》、《醴泉铭》、《砖塔铭》、孙过庭《书谱》之类，不可枚举，俱别载《写经楼金石刻目录》中。
●丛话十。收藏◎总论收藏书画，与文章、经济全不相关，原是可有可无之物。然而有笃好为性命者，似觉玩物丧志；有视为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医。余尝论之，其为人也多文，虽不知书画，可也；其为人也无文，虽知书画，不可也。大约千人之中，难得一人爱之，即爱之而不得其爱之之道，虽金题玉躞，插架盈箱，亦何异于市中之骨董铺邪？
考订之与词章，固是两途，赏鉴之与考订，亦截然相反，有赏鉴而不知考订者，有考订而不明赏鉴者。宋、元人皆不讲考订，故所见书画题跋殊空疏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州诸人，始兼考订。若本朝朱竹、何义门、王虚舟辈，则专精考订矣；然物之真伪，恐未免疏略。
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为赏鉴，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为好事。若以此为谋利计，则临模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与论书画耶！
看书画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为上等，妙而不真为中等，真而不妙为下等。
上等为随珠和璧，中等为优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须见闻，又须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诗文有一日之短长，书画有一时之兴会，虽真而乏佳趣，吾无取也。
《清河书画舫》谓看字画须具金刚眼力，鞫盗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为不然。看字画如对可人韵士，一望而知为多才尚雅，可与终日坐而不厌不倦者，并不比作文论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气和，至公无私，毋惑人言，便为妙诀。看得真则万象毕呈，见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间，并不在学问之深长，诗书之广博也。
晋、唐名迹，品题甚少，即有品题，不过观款题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题咏，题得好益增名贵，题得不好益增厌恶。至明之项墨林，则专用收藏鉴赏名号图章见长，直是书画遭劫，不可谓之品题也。余见某翰林题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笔比拟之，是隔云山一万重矣。
国初北平孙退谷筑万卷楼，藏书甚富，而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退谷殁后，其物大半归黄昆圃家，而散于海内者亦复不少。如记中所载之唐僧怀素小草《千文》、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黄山谷《松风阁诗》、朱晦翁《城南二十咏》、贯休《罗汉》、易元吉《猴猫图》、宣和御题《十八学士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荣禄书陶诗小楷及《枯树赋》，余皆亲见之。
高江村尝言，世人之好法书名画而必欲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者何异？其言甚确。然观其有小印一枚，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见其好之笃，嗜之深，未必能作云烟过眼观也。《销夏录》中之物亦有真有伪，如苏文忠《送安国教授诗》有陈石间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双钩廓填，而江村亦收蓄之视为至宝，何也？
收藏书画是雅事，原似云烟过眼，可以过而不留，若一贪恋，便生觑觎之心，变雅而为俗矣。试观古来收藏家，从无有传之数百年子孙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书家，前有三宋二沈，后有文、祝、董思翁诸公，此其最著者，其余如吴匏庵、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亦称善书，可为案头珍玩。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
有明一代画家，盛推文、沈、唐、仇为诸家之冠，然而可传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进、杜东原、姚公绶、陶云湖、吕廷振、周东村、陈道复、王仲山、袁叔明、陆包山、宋石门、王酉室、钱叔宝、谢樗仙、赵文度、张君度、孙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杨龙友、陈仲醇、李长蘅辈，亦卓然成家。近时收藏书画者，辄曰宋、元，宋、元岂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册条幅，又为海内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从，收取明人之易为力耳。
◎唐玄宗《颂》，纸本，高七寸八分，长五尺八寸，纸凡四接，岐缝内俱有“开元”二字小印。结构精严，笔法敷畅，迥非唐以后人所能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后俱有宣和、政和小玺，盖宋时曾入内府者。相传尚有黄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谨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册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语云：“唐玄宗《颂》，宋时藏于秘府，徽宗朝有千数集于后苑龙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题于后。宋亡，卷遂流落民间，为指挥方明谦得之。佑谓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鸱枭蔽日、凤皇远避之时，虽有数万，何益于治乱存亡哉？”据此，则知卷后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经训堂帖》者，即此本。
欧阳率更《梦奠帖》真迹，计七十八字。宋时曾入御府，有“悦生图书”，则知又是贾秋壑家中物也。后有赵子昂、郭天锡二题。乾隆戊申岁，太仓毕竹痴员外曾购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梦奠”二字非吉语，旋复还之。余时在先生河南节署，一见，后不知所归。
虞秘监书《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东阳、莫是龙、王世贞、毛、王鸿儒、陈继儒、文嘉、严澄诸题，又钱谷、张凤翼、献翼观款，相传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谓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高可以入《兰亭》、《头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树赋》上，其称重如此。张氏《清河书画肪》则定为米元章临本。余亦未敢视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郁冈斋帖》，经诸赏鉴家品题，自足宝贵耳。
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书于绢素，雄古浑厚，用墨如漆，迥非后人所能模仿。国初藏真定梁相国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岁，为毕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殁后，图籍星散，又为扬州吴杜村观察所有。嘉庆丁卯岁，粤东李载园太守来吴门，携有杜少陵《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其书皆狂草，如张长史笔意，而杜村观察适至，颜册亦在箧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迹，同观于虎丘怀杜阁下。余笑曰：“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介绍也。”按《新唐书》，天宝十二载，安禄山反，鲁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后鲁公以元载谤贬湖州、在大历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时也。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在上清琼宫阴阳通真秘符之前，即海昌陈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后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阙也。按《灵飞经》为唐开元廿六年玉真长公主奉敕写，元袁清容始定为钟绍京书，其说盖本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一语，然亦未能断定为钟书也。明万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吴用卿家，后思翁写《莲华经》，必展阅一过，珍如球璧。庚戌岁，思翁出所写《莲华》七卷，质于太常卿陈公增城所，每卷议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难色，乃以《灵飞》一册辅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来索《莲华》甚急，而陈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复不已。太常之子湖广参政名之伸者，遂将《灵飞》抵《莲华》以塞其意。参政私将《灵飞》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焕留剑公案，而思翁竟未检及也。至戊辰岁，参政遇思翁于西湖昭庆寺，问《灵飞》无恙否，则已作王、谢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陈氏，传至体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乡秦味经司寇素闻《灵飞》名，从中丞借观数四，中丞故为司寇门生，不得已，乃赠之。
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殁后其子静轩太史稍稍夸于人间。中丞任安徽布政时，偶过锡山，以计赚归，仍为陈氏所有，真艺林佳话也。余老友陈无轩学博曾载入《寓赏编》，与余备述甚详。是细麻纸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计六百八十五字。较诸全本，虽仅吉光片羽，而与石本对勘，则结体用笔，毫发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几及也。余年来奔走衣食，以不获一见为恨，后见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从《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并作赵松雪伪跋于后，则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千阝上，知为吴余山文学所购，今中书舍人谢君若农借以上石。嘉庆辛未十月廿日过枫泾镇，始观于若农斋中，摩挲石刻几三十年，一朝得见真迹，喜不自胜。他日尚拟从余山再乞一观，仅模此十二行以补陈、曾两家之阙，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书《朱巨川告》，白麻纸本，高八寸五分，长五尺八寸六分，计三十二行，前后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玺，盖宋时尝入内府者。
其鲜于枢、张可与张宴三题之后，并书《新唐书》本传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戏鸿》、《快雪》祖本也。余在毕秋帆先生家见之，后为豪贵所索，遂入京师。
《范隋告身》，绢本，高八寸，长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后有宋人跋语二十一人，元人跋语二人。今藏吴门范氏义庄，有石刻。
怀素小草《千文》卷，黄素绢本，高九寸，长八尺七寸六分。笔法严密，字字用意，脱去平时剑拔弩张之习，而一趋于自然。后题“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字势略偏侧，正其晚年作也。后有宣、政二玺，即《宣和书谱》所载四卷之一。卷用黄素，八方，每交接处用军司马印印之。相传素师居永州龙兴寺，即吴吕蒙故宅，寺后浚井，得军司马印，故素师每作书必用是印。后有文休承一题，具载始末，严分宜《冰山录》中物也。本朝康熙中，为商丘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时归入明府。乾隆丙午岁，吴杜村太史购于京师，以赠毕秋帆先生。余尝模入《经训堂帖》，较《停云》所刻，有过之无不及处。
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一曰《金刚经》（吴门陆谨庭所藏），一曰《长寿王品迦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经》（吴门黄荛圃所藏），一曰《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汉阳塔中残经（张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经》（吴门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者，不一而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
罗昭谏尝为先武肃王镇海军掌书记，昭宗赐王铁券，时罗正在幕府，则谢表必其手笔也。余年十九，在吴门清嘉坊书肆中见昭谏手书《谢铁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后书“乾宁四年月日臣罗隐代脱”十二宇。代脱者，代为脱稿之义也。
后有刘青田一题，考之最详。国初藏励宗万家，不知何时流落吴门。当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后为粤东一客所得，屈指四十余年，至今犹在心目。
张僧繇没骨山水一幅，绢本，上列两峰，青绿相间，其下苍松三株，白云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间，落笔雄奇，出人意表。旧为宛平王相国家所藏，画之上方有禹鸿胪之鼎题记。
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著色，真唐人笔法也。本立轴，作袖卷装池，横看，自宋时已然，后有宣和、绍兴小玺及内府图书之印，并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圣旨审定及内侍卢道隆等官衔，又元张金界奴上进题名一行，项墨林家物也。
毕秋帆尚书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进呈，今藏内府。
◎五代先武肃王赐崇吴院长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帅”五大字，后题“龙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后又大书“都元帅吴越王”六字。下有押，犹今之画稿也。文作骈体，字径六分，绝似苏灵芝《悯忠寺碑》，盖晚唐书法皆如此。
是物自元、明以来世藏台州本家，与铁券并守。忆于乾隆辛亥岁，余在会稽同修郡志，尝借观，为双钩一通，刻《小清秘阁帖》中。至道光癸未岁，余再至会稽，则知为家薪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苏志》，崇吴寺在今吴江县充浦，前临太湖，两洞庭山在望。惟地僻乡隅，鲜有至者。他日拟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犹见五代时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于草书，见之史册，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状七行，后具押字，余前已双钩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朴诸跋皆为人窃去，惟存熙宁、元丰、元题名而已。中有贾平章观款，书法极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观铁券，又复摩挲者累日。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迹，凡八行，后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诸题。阮云台宫保尝以示余，余颇疑之，未为双钩，其后卒以刻石，有跋记于后。
王齐翰《挑耳图》卷，前有徽宗御题“勘书图”三字，又“王齐翰妙笔”五字。画一贵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幛之前，衣纹精细，设色甚工，俨然吴道子法也。
后有苏东坡、颍滨兄弟及王晋卿题跋。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村太史家见之。
世称唐小李将军之画，今所传者绝少。余尝在吴盘斋大令城署中观五代时卫贤所画《广寒宫图》，楼台殿阁，细逾毛发，中有一宫门，上书“广寒清虚之府”六字。离宫别馆，用笔若丝，刻划精整，几无剩意。其款两字在一石隙之间，恐小李将军亦不能过之也。镶边绢上有梁蕉林鉴赏印记，其上又有一小玺，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潇湘图》，思翁旧物也，藏毕秋帆尚书家。卷长丈许，神采焕然，具有远山苍翠、江水潆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乌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渔人布网漉鱼者，盖取谢宣城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二语为境耳。思翁一生画学得力于此。前后有三跋，《随笔》中亦载之。后为豪贵夺去，今不知所归。
◎宋高宗赐岳忠武墨敕草书十四行，在朱色云龙笺上，有“皇帝上用”“书诏之宝”两玺。此敕旧藏西湖岳庙，为奉祀孙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门先生为浙江布政使，始为装池，题一诗一跋，刻诸石上，嵌于庙壁。时余在转运使署，因将拓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赋诗见寄，余乃请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内之士，题咏遂遍，近已满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迹，一高宗草书，在团扇上，书“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忆曾骑款段，随意入桃花”一首，后用德寿朱文玺，当为高宗晚年笔；一孝宗书“春云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风度碧岑，既解从龙作霖雨，油然出岫岂无心”廿八字，合装一册，为仁和赵晋斋文学所藏。近时士大夫题咏甚多，余亦题二绝云：“石经剥落长苔痕，遗恨冬青不足论。留得二陵真迹在，蓬门犹识赵王孙。”
“焚香再拜启题封，想见挥豪德寿宫。龙凤升天陵谷改，尚余文翰扇清风。”
陈简斋诗卷，纸本，凡一百零一行，计诗二十三首。旧有张宣公标题，今不存。后朱晦庵、刘西台、危太朴诸跋，具在。案《宋史》，简斋名去非，高宗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太朴跋语具详始末。
蔡忠惠《谢赐御书诗表》，字如指大，结构精严，后有文与可、米元章二跋。
按《续书断》载仁宗深爱君谟书，尝以御笔书“君谟”两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君谟乃作《诗表》谢，即此卷也。往时见南周氏刻入《春雨楼帖》，后见墨迹，在五柳居陶蕴辉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
又忠惠自书诗稿，计八页，每页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书诗之三下书“皇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纪行之作也。其第二页《题龙纪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字，则欧阳永叔亲笔也。是册南宋时曾入贾似道家，前后俱有“悦生葫芦”及长字印记，又有杨龟山、张正民、蒋璨、张天雨、张枢、胡粹中诸题。其书虽草草不经意，实君谟妙墨也。
苏文忠书，余所见者不下十余种，真伪参半。按崇宁、大观间蔡京用事，以党借禁苏、黄文词，并墨迹而毁之，至政和间始弛其禁，故后世传者少也。曩在京师，见翁覃溪先生家有大书《偃松屏赞》，乃其谪惠州时为书示其子过者，第绢本毁滥不全，余集其数句刻入《小清秘阁帖》。又有《九歌》六段，是从家恬斋方伯处得，双钩上石，未见真迹。
又文忠书四十二章经真迹，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观于汪筠庄明府斋中，书在绢素，织成朱丝阑。高九寸许，长七尺二寸。小楷，微带行笔，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数行破裂者，而后幅完好无阙。有宋僧悟静、元王原吉、孛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陈无轩载入《寓赏编》，兹不复赘。后为筠庄子元度携于行箧，在晋陵舟中遇贼窃去。越二十余年，京口杨子坚忽于友人家见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颂》卷，有赵松雪题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伪书，以售于人，遂借以双钩，与原迹无二，以示毕秋帆先生。时先生为河南巡抚，竟以千金得之，实伪迹也。
黄文节《松风阁》诗卷，高九寸余，纸本，三接，长六尺三寸，无款印。元至治间为皇姊大长公主收藏，不择人而题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衔。乾隆己酉春三月，观于镇洋毕涧飞家。
又文节书刘禹锡《伏波神祠》诗卷，明时为严分宜旧物，有张于湖、范石湖两题，今藏诸城刘文清公家。信芳尚书尝以示余，生平所见山谷墨迹，此为第一。
米礼部书《宗室崇国公墓志铭》，郑居中撰文，几二千字。余所见者有大小两本，绝似褚河南哀册。后有袁桷、邓文原、黄氵晋、柳贯、揭ι、叶盛、吴宽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齐梅麓员外家，其一藏扬州鲍氏。按米襄阳《志林》，当时临模米书酷肖可以乱真者有二人焉，一吴云壑名琚，一陈伯修之子陈寺丞，礼部俱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或两人所临也。
又礼部《虹县旧题》真迹卷，无款，有俨斋秘玩图书，是华亭王氏之物。后有金大定间刘仲游、元好问两题。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钩模入帖。
又礼部书杜诗《王宰山水歌》墨迹卷，绢本。后有徐守和两跋。云南周氏曾刻《春雨楼帖》，今藏吴门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注经草稿真迹，余见者有二种，一为嘉善谢若农中翰所藏，《易。系辞》自“无咎者善补过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计六十一行；一为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论语》“颜渊问仁”至“司马牛问仁”，计五页。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约相同，当是文公一手书者。
朱文公《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孙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宾之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有干文传、黄氵晋、于渊、李东阳、吴宽、周木、陆简、何乔新、董越、李士实、张元桢、费宏十二人题跋，杨铁崖和诗，后又有陈白沙、谢肇浙、徐渤三题。其黄氵晋《书城南斋记》称常熟钱君伯广早从其乡先达尚书干先生游，先生守婺源时，得朱子手书《城南斋二十咏》而宝爱之，卒乃归诸伯广，遂即所居东偏构一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号焉。按虞山谱，伯广讳广，千一公七世孙，柳溪先生宽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赵季由太守于吴门寓斋，出示吴云壑书《归去来辞》真迹，笔笔飞舞，全用米法。后有董思翁一题，倾倒殊甚。惜其物已经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国书“慈幼堂”三字，为吴中颅<囟页>医陈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后有陈继、王鏊、刘吉、邱、费り、吴宽、杨士奇、胡氵荧、杨荣、金幼孜、李东阳、杨翥、马绍荣、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陈镒、朱仲阳、张、靳贵、刘忠、毛澄、杨守址、吴俨、李杰、杨廷和、陆简、宋二十九人题跋。此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尝倩同邑陶君名赓考诸人名号爵里甚详，有小记附于后。
马远《松阴高士图》，吾乡李芥轩先生所藏，阅百年矣。嘉庆庚申，从子有谷持以示余。按远画本师李唐，用焦墨作树石，笔力矫矫，千古独绝，吴小仙所从出也。
李营丘《秋山行旅》，吴门缪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画绢素狭，俱是双摒，此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岁，毕秋帆先生为河南巡抚，闻其名，为物色之，有客携至汴梁者。余时在节署，因获观焉。
米元晖《云山图》卷，纸本，款题“绍兴十一年九月五日懒拙米元晖戏作”
十六字，后有元人韩性、王逢、杨遵、顾禄、宇文公谅、朱文瑛、陶九成诸题，道光乙酉四月偶于汪氏见之。
◎元赵荣禄书《寿春堂记》，大楷书，是绢本屏幅，剪装巨册者。嘉庆元年，余客两浙转运使幕中，云间陈古华太守携以见示，同海丰张穆庵都转、乌程陈无轩学博披览一过，后阮云台先生尝刻石武林。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乌丝方格，字大迳寸，前有篆书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计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华两跋，钱塘梁文庄公家藏物也。嘉庆元年二月，余谒山舟先生，始观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鉴真帖》，而长白煦斋相国见而爱之，因介余往钱塘双钩，又收入《松雪斋帖》。
二赞二图诗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后有卞华伯、王州、董思白、陈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谓是卷学颜鲁公《送蔡明远叙》，兼米海岳用笔，迥异平日之作，洵至论也。向藏毕秋帆尚书家，余尝钩刻入《经训堂帖》。嘉庆己巳，偶游京师，知为刘文清得之，今又为煦斋相国所有矣。
《汲黯传》小楷，用欧笔，烂漫千余言，当为松雪平生杰作。惟余近年所见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补书，绢纸相杂，真赝莫辨。甚矣哉，作伪之人也！
《天冠山》诗，本廿八首，今陕刻只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间，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学江西，得一本，纸墨完好。后松雪自题云：“道士祝丹阳示余《天冠山图》，求赋诗，为作此廿八首。”按其时是延二年，松雪在京师，官集贤学士，未尝至此山也。陕刻跋云：“予昨游天冠山，且谓山在丹阳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贵溪。”丹阳乃道士号，足证陕刻之不真。然用笔自佳，非近世人所能为之，或曰文待诏少年作也。
小楷《过秦论》三篇，刻于《戏鸿堂帖》者惟一篇耳。嘉庆乙亥，嫠源齐梅麓员外宰吾邑，偶谈此卷，云真迹在其同乡董小楂编修处，越数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后当惠赠也。梅麓赋诗云：“鸥波妙墨世原稀，况复香光论入微。赵璧竟从千里去，吴钩今许五年归。米颠豪夺真无赖，季布盟言岂有违。
寄语山灵好呵护，莫教化作朵云飞。“他日此卷竟来，余当为员外一并上石，以与《戏鸿》、《滋蕙》两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赋》，松雪平生临本最多，相传松雪曾见过王子敬墨迹者。余曩在京师，见司马达甫中翰家一本，纸墨如新，今为孙制府平叔氏所藏。粤东吴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数行，乞诒晋主人补书之。其余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迹，至《经训堂帖》所刻楷书本，则伪矣。而学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异哉！
《头ヌ寺碑》文，吴门蒋氏所藏，余于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观察舟中见之，用笔在《洛神》、《枯树》之间，可宝也。
《神仙篇》五首，一张正见，二卢思道，三王融，四陈思王，五郭景纯，后书“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宫道人书”。字如中指大，灵和峭拔，当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笔。然观其卷中如“亿”之作“忆”，“娥”之作“蛾”，“阿谁”作“何谁”，“进趋”作“进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为伪本无疑。今在英相国家。
旧闻当湖家梦庐处有松雪临《黄庭经》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见。道光丙戌春日，偶于梅麓员外寓斋阅之，后无年月可考，审其结体用笔，实松雪早年书，殊乏英俊之气。有邓善之、杨载等十六人题跋，皆真。
临褚河南《枯树赋》卷，白宋笺本，长洲宋小岩编修所藏，后归毕秋帆先生。
有赵孟淳、白、陈深、龚肃、周天球、黄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贞、文伯仁、黎民表诸题，最后有太仆寺印及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是明时王敬美家旧物。
“快雪时晴”四大字，乃是题张伯雨临右军帖前者，后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与《寿春堂记》相等，前篆额六行，计廿四字，内两行为后人重补。此卷今藏笠耕少仆家，惜文中阙数行，失去仇公讳字，后有倪钲一跋，云仇字彦中，又见虞道园《书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锷也。
嘉庆己未春，余在京师，过质郡王府，见松雪画陶靖节像，阔袖幅巾，手携一杖，翩翩欲仙，上书《归去来辞》小楷十二行，真妙笔也。郡王薨后，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见矣。
孙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归去来辞》，是毕氏广堪斋旧物，余尝模入《集珍帖》中，审其用笔，当为中年之作。
松雪所题《兰亭十三跋》墨迹，并《定武兰亭》，余尝于吴杜村太史家见之，所谓独孤长老本是也。尚有吴傅朋、钱舜举及柯九思二跋。为商丘陈望之中丞所藏，后德清谈韬华观察得之。谈没后被火，图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数字，今在英相国家。
吴门陆谨庭尝得松雪画《李太白庐山观瀑图》，青绿山水，一纸皆满，无空隙处，而一种幽深玄远之趣，溢于尺寸间，非松雪妙笔，不能传之也。后有元、明人题识甚多，其姚公绶一跋最长，惜为后人妄加“赵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为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娄东，在毕涧飞员外家见魏公自绘小像，纸本，长尺许，阔七寸，作一镜。像居其中，仅画半身，头戴一笠，身著月白氅衣，面圆而俊伟，丰神奕奕，微须，真元世祖所称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书赞两行。又在友人处见一像，有自题七律云：“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水头。老子难同韩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后题“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赵孟ぽ自题”，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装”。观魏公此诗，其出山服官，非素所愿，然亦何苦作此白之玷也。
赵松雪尝拜中峰和尚为师，为画一小像甚妙，盘椅一张，师横卧其上，朱履一双脱在椅前。此种画法，古所未见。后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动尊。
慈云洒法雨，遍满十方界。化身千百亿，非幻亦非真。觅赞不可得，为师作赞竟。
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吴兴赵孟ぽ焚香谨赞。“此幅往在吴门陆白斋先生家见之，曾倩南浔陆梅圃临过一幅，后为友人攫去。观此两像皆画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传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绝少。忆于甲寅三月，余在钱塘晤鲍绿饮先生于西湖寓中，见一卷，当是夫人生平杰作。后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于姚，居南浔，一诗一跋，写作俱妙，题云：“绿窗无长物，树蕙与滋兰。光风布淑气，扬扬畹亩闲。窗外何所有？修竹千万竿。密叶敷下阴，劲节当岁寒。方欣同臭味，且以报平安。吾妹忽来过，绿纱生薄寒。幔结贻佩纟襄，重之青琅。写真一挥洒，翰墨犹未干。古意镇长在，高风渺难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后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国夫人仲姬见访于南浔里第，燕坐君子轩。夫人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爰使女奴磨墨，写此幅于轩中。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为吾子孙者，可不宝诸？俟他日妹丈松雪来看，当又乞题咏也。姚管道杲识。“
赵仲穆书画，昔人称其克绍家风，然用笔太重，重则近俗，无复有乃翁秀色。
因知笔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间，虽父子不能传也。余弱冠时在吴门见仲穆手书长卷，所录古今体乐府小词共计三十五首，后题“延六年春正月寄吴德琏姊丈一观”云云，后有文衡山、许初两题，皆精。衡山跋谓德琏者即王国器，魏公长婿也。德琏长于新乐府，当时为杨铁崖所称，故此卷所书乐府为多，岂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书其先世宋丞相雍国忠肃公允文所撰《诛蚊赋》，桂花纹白绫本，共计七十二行，最后十七行参错书在纸上，盖应其方外交闲上人所请也。后有鲁威、柯九思、苏大年、王敬方、郑元、杨椿并元书刻石疏共七题。此卷明时藏沈石田家，后归吾乡华东沙氏，至本朝又为梁蕉林所得，毕氏《经训堂帖》始刻之。
饶介之号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乱隐居姑苏，跌宕自喜，尝与云林生往来。
工草书，宗怀素。余尝见其《蕉池积雪》诗卷，童梧冈侍郎所藏也。后有金问、魏瀚、吕{常心}、吴昂、王淮、朱应祥、蒋宗谊、姚公绶、鲍浩、马时正十人题跋，并卞令之、安鹿村书画印记，惜为后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张伯雨书，实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种逸韵，与柯丹邱异曲同工。曩从王梦楼太守案头见所书《台仙阁记》，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缣短幅，平生所见甚多，一时难以悉记。
赵大年《江村秋晓图》，绢本，无款，前后有元初人图书印三方，后有龚肃、吴讷、赵孟ぽ、陈敬宗四题，真迹也。
高房山山水简澹超逸，可与二米相伯仲。余尝见其墨竹一幅，亦可与吴仲圭、顾定之相伯仲矣。有赵松雪一诗题其下，云：“高侯落笔有生意，特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
黄子久与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俱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烦简得中，不特为三公之冠，实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时所见画幅甚多，惟在京师内务府胡某家见《浮岚暖翠》一幅为最妙。
王叔明为松雪外孙，画宗李，而皴法少异，其品在松雪、大痴之间，万壑千岩，长松修竹，又是一种迳。余尝见叔明画《紫云山图》真迹，出笔奇古，与平时所作迥异，固知名家一丘一壑，无不臻妙境也。
叔明尝为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余在秋帆先生家见之，高八寸，长三尺许，纸本，不著名款，惟用“黄鹤山樵印”一方，后附孙作撰传，王掖撰序，胡俨撰记，金声跋语，皆一时名手。张丑题云：“万历戊午春获于长洲吴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与九成为中表兄弟，每过南村，辄流连不忍去，兴酣落笔，郁深至，可一扫丹青故习，非《松风阁》、《听雨楼》、《琴鹤轩》诸卷所可比伦也。旧时尚有叔明自题篆书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懒游窝》图卷，纸本，高六寸五分，长一尺四寸。后有记二十行，书法类右军《东方先生画像赞》。题款曰“壬寅九日句吴倪瓒为安素先生写”，最后有彭敬叔、徐乘二诗。按《云林集》载此文，文中所谓金君安素者，实先世永谦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荐辟，以人材科将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读堠山之阳以终其身，距云林所居甚近，家谱所载。是卷昔尝见于陆白斋先生家，既又见一幅，有记无图，毕秋帆尚书所藏，曾刻入《经训堂帖》者，实伪本也。
又尝见云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题“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后有吴匏庵、卞华伯二诗，吴云：“听松庵里试茶还，第二泉边更看山。独有去年诗兴在，云林清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几时还？留得溪亭对远山。老我今为亭上客，啜茶闲试鹧鸪斑。”俱是真迹。
梅花道人书画俱妙，余所见不下一二十种，画竹尤多于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则斌笠耕少仆所藏之绢本雨竹，皆仲圭生平杰作也。又道人有草书《心经》一卷，为诒晋斋主人所藏，后赠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与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属余刻石梅花庵，有跋记之。
顾安字定之，善画墨竹，吴仲圭以苍老胜，定之以秀色胜也。扬州吴杜村观察有小幅立轴，余曾双钩刻石，赠江元卿员外。又吴门王月轩所藏长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钱塘赵氏见一幅，后有屈生题云：“海内人传顾定之，生平画竹发清奇。披图记得湘江夜，翠影参差月下时。”
僧大书《七宝泉开山顺庵主行实》并道衍书《顺庵主塔铭》合卷，有钱仁夫、李应祯、戴冠三题，吴县光福寺中旧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书时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见成祖之前。
元僧善继三世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在今虎丘半塘桥龙寿山房。相传金华宋景濂是善继后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后。明人题跋观款散题于诸卷上者凡数十处，不能尽记也。
有元一代，书法大约俱由松雪门迳，如柯丹邱、白湛渊、郭天锡、张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独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鲜于困学、康里子山、邓善之、周公瑾、杨铁崖、陆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画家全讲气韵，不名一格，实能超出唐、宋人刻画之习。黄、王、倪、吴无论矣，生平所见者，山水则朱泽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壶、曹云西诸家，花卉人物则王若水、王元章、钱玉潭、孟玉涧诸家，兰竹则郑所南、李仲芳、苏昌龄、顾定之、李息斋及其子遵道诸家，如过眼云烟，不能悉记，皆所谓以气韵胜人者也。
●丛话十一上。书学◎钟鼎文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觯觚敦簋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篆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宦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
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
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又吾衍云：“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竹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
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窦Н《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
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时代使然耳。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
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讠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
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
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要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高之论，然其言甚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