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行文典雅《王越传》：越提督军务，秦王设妓乐以宴之。越曰：“下官为王吠犬久矣，宁无以相酬者？”遂尽乞其妓乐以归。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来史传久无此称，不知此正士大夫对藩王之称。宋孝武定制，诸王封国者，其封内官止称下官，不许称臣。《明史》正引用此典，虽小节亦见其措词不苟也。（《明史。范辂传》：太祖定制，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其馀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称官。是朝官见王自称官，正有明之制。）
○史传俗语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唐书》以前不多见，惟《齐书》：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须由宋长宁陵遂道过，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薛安都传》：京师无百里地，若不能胜，便当拍手笑杀。《北史》：宇文化及谓许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逊！”又化及谓李密曰：“我与你论相杀事。”《隋书》：太子勇曰：“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旧唐书》：郑綮闻将拜相，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史思明将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宦官刘季述废昭宗，手持银挝，数上罪云：“某事你不从我定。”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见也。至宋、辽史乃渐多。《辽史。伶官罗衣轻传》：兴宗尝与太弟重元双陆，时重元有异志，罗衣轻指局寓讽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又罗衣轻以诙谐将见杀，太子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应声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释之。《宋史》俗语尤多。《邵雍传》：程颢与雍伦数，谓：“先生之数只是加一倍法。”雍惊曰：“大哥怎恁地聪明！”又谢良佐曰：“富郑公身兼将相，尧夫只将做小儿。”良佐又谓程颐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病，方有进向处。”《张｛角｝传》：蔡京谓｛角｝曰：“觉得眼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王传》：叶祖洽追论建储日，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苏云卿传》：漕帅谓：“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云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传》：全刺秦桧，被执，桧曰：“你莫是心风否？”全曰：“我不是心风，满朝都要杀虏，你偏要与虏和，故此我要杀你。”《汪立信传》：立信谓贾似道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文天祥传》：天祥至燕，阿合马顾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即位一诏，全系翻译蒙古文，今录出，以见一时文诰之体。诏云：“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刺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云云。此皆从蒙古字译出，极为俚俗。昔宋子京修《唐书》，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意欲变今从古，固属好高之过。乃宋景濂等修《元史》，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竟以之编入本纪，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见当时之鄙俚耶？
●卷十五○《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则宣帝之霍后，不过五年而见废，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纲目》之失书，盖仍《通鉴》之缺略，而《通鉴》又仍《汉书》之缺略耳。
○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者，四字号也。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皆其例也。若书去元将二字，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哀帝之改元，虽不旋踵而复，然当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复其先朝也。“元将”二字，应照本纪增入为是。
○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诏坏诸淫祀，特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冯氐《质实》云：卓茂，宛人，王莽时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传：其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摄之始。见几而作，不污伪命。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不几厚诬正士耶？当亟正之。（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览》谓在光武时，亦误也。）
○钟繇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说》晋文帝嘲钟会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乡〔卿〕遥遥不至。”刘孝标注：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又景王嘲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
○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刘氐《书法》云：立后书氏，恒也；书安汉公莽女何？权所在也。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云：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廪廪矣，于是立其女为后，将以自媚于操也，按刘氏之说善矣，犹有未尽者。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则今之所立，但称曹氏，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知皇天之不祚。《纲目》著莽女之节，而竟没操女之贤，殊为缺漏矣。
○周抚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之。二年春，遐、龛击周抚斩之。《质实》于元年条下注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按《晋书。周访传》：访长子抚，强毅有父风，始为王敦爪牙，后从温峤讨苏峻，又屡平蜀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卒（《纲目》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曷尝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抚，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与蔡豹、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龛将于药斩之。是叛晋而被诛者，沛之周抚，非浔阳之周抚也。《质实》不分泾渭，混注访子，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纰缪不亦甚乎！后至永昌元年，王敦杀甘卓，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质实》又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既是同一周抚，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可为一笑。
○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坚，遣人告其子农等，使起兵。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为饮食来也。”《集览》云：恶奴，鲁利呼其妻名。《正误》则云：此乃戏骂其妻之辞，非名也。按《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载纪则云：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廪丘，克之。是恶奴即慕容农也。陆龟蒙小名录，慕容农小字恶奴，然则恶奴者犹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之类，而称之为恶奴郎者，犹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非鲁利之呼妻也。王、陈两说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安帝义熙十二年，诏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定宇陈氏曰：高密，郡名。《纲目》无此例，二字合删去。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为姓名矣，不知此晋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晋书。宗室传》：彭城穆王权之玄孙俊出嗣高密王略；薨，子纯之立；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太尉，《安帝纪》作司空。按是时刘裕为太尉，岂容高密谦之？当从帝纪为是）。是高密王为司马恢之之封爵了然可知。若依上文所书琅牙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则此句当去司空二字，不当去高密二字也（时德文为大司马领司徒）。盖修谒园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牙与刘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阳，复特遣宗藩展其诚敬耳。陈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记里鼓十三年，刘裕灭秦，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建南。《集览》注记里鼓，引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记里鼓车事。按《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车），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椎。是记里鼓之制其来已久，《集览》不引《晋书》，转取征于后代，何也？○王陵宋顺帝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萧道成。分注：攸之见道成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陵死，不为贾充生。”王陵句，《集览》引安国侯谏立诸吕事，然拟道成于诸吕，殊属不伦。矧陵无讨逆之谋，攸之岂以自况也？陵当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于司马懿，扬州都督王凌贰于懿，谋立楚王彪。懿袭执之，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遂仰药死。盖当典午擅权，举朝皆其羽冀，而凌独以不顺见害，故自许为忠臣。今顺帝幼冲，而道成专国，廷臣皆愿效驱驰，攸之独欲举义旗，故拟萧氏于司马，而以王凌自况，以贾充比萧党也。陵为凌之误无疑。○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将军冯道根卒。时梁主春祠二庙，既出宫而闻讣，梁主问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劳王室，临之礼也。”梁王从之。《质实》云：《左传》文七年，卫献公祭太庙，闻大夫柳庄卒，不释祭服而往临之。按《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子献公立，上距文公年已四十三载。是文公之世，卫尚未有献公，安得有往哭柳庄之事？此事本见《檀弓》，学者所共晓，岂可移于《左传》，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隋文帝开皇四年，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质实》云：魏平文帝庙号太祖，昭成帝庙号高祖，太武帝庙号世祖。按此说非也，谔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睿也。陈寿《三国。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当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称。后孙盛且讥其生前豫自尊显。是李谔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称操手不舍书，登高必赋。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睿自在东宫，潜思书籍。观于钟嵘《诗品》，三祖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亦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则知其崇尚文词，洵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略虽优，文风未振，奚暇以雕虫为务哉！
○子总管十年，江南乱，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分注有“子总管来护儿”，《集览》引《正义》云：子者，人之嘉称。《正误》云：子总管，犹言小总管，裨将也。按《新唐书。百官志》：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总管一人。而《突厥传》：武后遣沙吒忠义等击默啜，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意隋时官制亦相类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称子都将者。《魏书。尉元传》：元表言：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遣子都将于沓干、刘龙驹等将往赴击。又表言：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云云，《孔伯恭传》：宋将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断清水路，攸之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寻攸之军后，遂大破之是也。有称子使者。《北齐书。卢文伟传》：文伟孙询祖，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祖鸿勋传》：元擢为东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浑、李象、鸿勋并为子使。《新唐书。韦挺传》：太宗将讨辽东，使挺主饷运，命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是也。有称子都督者。《周书。达奚武传》：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李贤传》：贤曾祖魏太武时为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没于阵（又韩果、梁椿、梁台、宇文深、王杰、伊娄穆、乐逊俱尝为子都督，各见本传）。《隋书。达奚长孺传》：以质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称子将者。《新唐书。玄宗纪》：大武军子将郝灵杀突厥默啜。《藩镇传》：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是也。有称子司者。《新唐书。百官志》：尚书省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是也（《云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皆子司耳）。凡兹称号，都非褒美之词。陈氏训子为小，于义极得，若更引唐志为证，则尤有根据矣。
○鹿角十九年，遣杨素等伐突厥。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更为骑阵，大败之。《集览》引《通鉴释文》曰：鹿角，阵名，犹春秋鱼丽阵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诏入寇，攻成都，会救至，乃遁。颜庆复教蜀人筑雍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集览》则又云：鹿角者，以连枝木环营树之，如鹿角然。何其两不相侔也。按鹿角，军中守卫之具，三国时，司马懿奏罢曹爽，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五代时，契丹围幽州，晋王遣兵救之。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人马死伤塞路。观止则鹿角之制，正与《集览》后说相合。《三余赘笔》云：今官集衙门列木于外，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寨栅，埋树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说最明，足证《释文》之谬。
○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质实》云：定杨，郡名。按杨者，国姓，定者戡定之义，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毕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可见定杨、平杨皆取平杨氏之意，亦犹驺力称吞汉将军（见《史记。东越传》），石勒称平晋王（见《晋书。后赵载记》），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也（见《新唐书。黄巢传》）。杨字乃木旁，非阜旁，冯氏混而为一，释以郡名，可谓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质实》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纶之妻。按《新唐书。诸公主传》：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非文成也。《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盖玄宗以前虽常与外蕃和亲，未有帝姬自往者。故开元中鸿胪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连谓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可汗，于是德、宪之女相踵而适异国矣。○列卒代宗广德二年，宁节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实为都虞候。郭军士为暴，秀实列卒，尽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门。《质实》云：列与裂通，车裂也。其意盖谓秀实车裂乱卒矣。按列者，陈也；卒者：秀实所领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坏酿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新唐书》秀实本传悉仍其文，事本易晓，安得以列卒为车裂乱卒耶？○四夔德宗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质实》云：夔，兽名，又山鬼。此说非也。夔字当是夔龙之夔，盖四人随许过高，故时人因其自命而拟诸舜臣，非取鬼与兽之义讥之也。刘宾客《嘉话录》：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人号曰白衣夔。审以鬼与兽讥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当日品题之本意也。○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军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摄军务。承元请尽节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质实》云：王承宗卒，谥忠烈。按《新唐书。藩镇传》：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封琅牙郡王，德宗贞元十七年卒，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则承宗也。夫武俊虽初叛后服，然宪宗有忠节茂著之褒，故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结蔡郓之逆藩，至于犯园林，戕宰相，此岂承元所愿效者？冯氏不加深考，漫以忠烈为承宗之谥，岂知承宗本无谥号耶！
○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皆以兵讨，屡败之。《质实》云：兖、海、曹、华，四州名。按《新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李陷宋州。丙辰，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曹华传》：华为兖海节度使，李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冯氏不察，误以人名为地名，殊堪鼓掌。又《纲目》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云：曹华，宋州楚丘人。夫牧隶之曹华，即破之曹华也，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遂则凭臆见以释之，何耶？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朱梁既篡，《纲目》于纪年处虽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凡五镇。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镇冀则王，魏博则罗绍威，易定则王处直，卢龙则刘守光，皆唐时藩镇，唐亡而诸镇未灭，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不宜竟从删削，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为赵王，罗绍威邺王，刘守光燕王，王处直北平王），不异梁之属郡，故不复分注。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钱谬为吴越王，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审知闽王，刘隐南海王，隐卒，又以其弟岩袭封。）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当温时并未窃据，乃已列之为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反不书镇乎？若谓钱Α之吴越王，审知之闽，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刘岩之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皆有国号，则之赵，守光之燕，绍威之邺，处直之北平，又何尝无国号乎？说者又谓：《纲目》本据欧阳公《五代史。十国世家》为断，有世家则书，无世家则不书，故吴越等分注，而河朔诸镇独从略。然李茂贞之王岐，欧阳史并无岐世家，而《纲目》列之梁、晋之下，何以独遗河朔乎？《纲目》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茂贞亦稍久，而河朔诸镇，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是以分别如此。然既列之为镇，则吴越等固镇，而河朔亦镇，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四年丁卯岁下，则云是岁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凡九镇。以后某镇于某年灭，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魏博壬申年灭，卢龙癸酉年灭，镇冀、易定俱辛巳年灭），较为得实。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自为一镇，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
○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即朱友谦），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将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合门屠脍！我辈归则同诛，决不复东矣！”绍琛遂反。《质实》云：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非也。是时崇韬甫遭枉害，庄宗绝无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诸将所称，乃谓朱友谦耳。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后附于晋，晋封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传》载友谦旧将之辞曰：“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明白如此，而《质实》妄指为崇韬，杜撰亦甚矣。
○辽复号改号《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曰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故《续编》亦仍之。迨隆绪之初立也，复国号曰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阅八十馀年，而洪基复改称辽，自后遂以辽书之矣。夫改号、复号，国之大事。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继书而改称辽于后，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绪之复号契丹，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而仅见于分注也？
○夏人、辽人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大败之。《发明》云：夏称人，贬之也。夏人轻举入寇，不为无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辽人为夏请和。《发明》云：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故特进而称人，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夫曰曲在夏，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曰责在中国，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何其予夺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贬，于辽曰进，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元元年），斯何罪而贬之？辽人复来议疆事（神宗熙宁八年），又何德而进之哉？盖夏人、辽人，皆恒辞也，周氏之说转凿矣。
○昏德公、重昏侯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绍兴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按朱子《纲目》，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隐帝乾二年，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夫纪所封，以著其实，而仍故号，以存其体，朱子之权度精矣。今《续编》书法如此，较诸前书义例，迥不划一。
○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云：《纲目》凡书赐及第，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或载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周氏此说非也。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今者及第出于上赐，是以国士遇梦炎也。其后枢务，晋台司，实基于此。乃立人本朝，毫无匡救，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国士之报，果安在耶？《纲目》特笔书之，明其进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颜事仇，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与缀行之众士乎！或曰：是则然矣。宝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状元宰相也，特书其赐第，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
●卷十六○三皇五帝《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妄国《书序》乃以优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则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颖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于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考，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以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颖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是颖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系词》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者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之谓：《系词》以羲神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又如《三皇纪》谓炎帝神农氏，则神农即炎帝也，而谯周《古史考》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史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则轩辕即黄帝也，而罗泌《路史》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岐说纷纭，学者固未便臆断矣。○尧、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东、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皆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则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策》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说见《吕氏大事记》）。故高诱《战国策》仍以东周列于首，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虽在西周，而王则在东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而改以西周为首，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任延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玄同疏曰：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鉴》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馀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弘谓：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传》云：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鲁昭公攻季孙氏，孟孙、叔孙谋救之。叔孙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则无叔孙。”曰：“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败。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论衡》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无辜，英引为己罪，代将死。章为郡功曹，从太守讨贼，为贼所迫，亦代将死。《后汉书》：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超遣诣幽州，中道为袁绍所留，以洪为东郡太守。会曹操围超，洪乞师于绍以救超，绍不许，超竟破灭。洪乃与绍绝，绍兴兵围之。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瓒祭先人冢，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今与先人辞于北。”遂随太守往（亦见《魏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郡吏郅恽起而言曰：“延资性贪邪，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此既无君，亦复无臣！”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刘表遗从事韩嵩诣许，欲以观虚实。嵩曰：“若至京师，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除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官奔丧，终三年。此为举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诛，故人莫敢至者，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服丧三年。刘质以冤死，王允为质吏，独随至京，送丧还其家，终三年乃归。此为长吏持服者也。《后魏书》：公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诏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殊觉寥寥，可齐衰三月。则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达朝听，至发诏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讠延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刺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而以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韦皋在蜀，幕僚虽官显，不使入朝，即署为属州刺史，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白敏中为宁节度使，亦表蒋伸为副，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安禄山之能叛，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故得广树腹心，一朝举事，争为效力，遂至倾陷两京，唐祚几覆！故德宗晚年，方镇副ヘ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则就授以节制，盖深虑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渐也。
○汉初分郡之大汉初设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自京兆、冯翊、扶风所统外，如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定襄，则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魏郡，则今之河南省也；齐、燕之地亦仿此。计今一省之地，汉时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国在其间，原不甚稀阔。若会稽郡，则几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则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则今之湖南一省；庐江、九江、豫章三郡，则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则今之广东、西二省；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则今之关东及高丽一国。盖其时蛮夷之地，甫经开辟，人户稀少，赋税讼狱亦皆轻减，故疏阔如此（《懒真子录》亦云：汉郡之大，只以会稽一郡考之，县二十有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耳）。至三国时，则渐分裂，如《吴志》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则汉时会稽一郡之地已分为二。又《夏侯玄传》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上令长如故，则其地之小益可见矣。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汉制：天子即位，即营陵寝，而徙富民以实之。《汉书》：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则渐及富民矣。宣帝时募吏民资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资百万以上者，则并及于达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诏曰：安士重迁，民之性也，今使其弃坟墓，破产失业，非计也，今所为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士乐业。成帝作初陵，继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始又诏勿徙。今按《主父偃传》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上从之。似此议创于偃。然《车千秋传》：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则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记》籍孺、闳孺皆徙安陵，则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见于列传者：朱云，鲁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并之，祖父平舆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当、郑崇之祖父皆以资百万徙平陵。萧望之，兰陵人；史丹，鲁人；尹翁归，平阳人；韩延寿，燕人；冯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数徙者，《金敞传》所谓近臣皆随陵为园邸也。张汤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其子玄成别徙杜陵。张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汉制，人君即位，即营陵寝，固是先事储备。然多入贡赋，以实其中，则立法甚谬。《晋书》：建兴中盗发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多耶？”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国长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乱取陵物，不能尽，今犹有委积珠玉。此霸、杜二陵犹是俭者耳。”按《史记。孝文纪》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刘向谏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为式。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书》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三分贡赋，以一入之，后赤眉入长安，取之累月不尽。盖汉制本如是也。此则徒以耗天下之财，而转召摸金、发丘之祸矣。○大臣有罪多自杀《史记。宁成传》：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仲长统谓：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自裁之端，自是以来，遂以成俗。按贾谊疏：大臣有重罪，则白冠缨（丧服也），水如剑，造请室而请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学进用赵绾、王臧。窦太后不好儒，乃阴求绾、臧罪，召案，绾、臧即日自杀。张汤被罪，上使赵禹责汤，汤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对簿为？”汤乃自杀。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尽诛三长史。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青翟亦自杀。李广失律，召对簿，广不肯对簿，自杀。李蔡以丞相侵庙Й地，当下吏，亦自杀。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胜屠公义不受刑，乃自杀。萧望之被收入狱，呼朱游曰：“游！趣和药来！”遂饮鸩死。朱博为丞相，坐事，当诣廷尉，乃自杀。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乃自杀。后汉司徒刘芳策免，自杀。窦宪收印绶，即日自杀。杨震罢归，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鸩自杀。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汉书》：义纵为定襄守，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一切捕鞫，坐以谋为死罪解脱，尽杀之，共四百馀人。尹赏为长安令，治狱，穿地深数丈，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狱。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尽入狱，数日发视，皆相枕籍死。何并为长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并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并至，轩其头，悬都亭下。《后汉书》：史弼为河东太守，当举孝廉，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弼即付狱拷死。董宣为北海相，有大姓公孙丹造宅，卜者以为当有死者，丹乃杀路人，置尸舍下以厌之。宣即收丹父子，杀之。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宣又尽杀之。可见当时守令杀人，不待奏报也。不特此也，严延年为涿郡守，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绣为轻重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若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轻时，索其怀，得重劾，即收入狱，杀之。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赃无道，惧膺威严，逃还让第，藏于合柱中，膺破柱出杀之。桥玄为汉阳太守，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玄收考，竟笞死于市。王宏为恒农太守，有事宦官买爵者，虽二千石亦拷杀之。则并可专杀职官矣。又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南阳、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杜诗为待御史，安集洛阳，将军萧文纵兵暴掠，敕晓不改，遂格杀广。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置驿，奏请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报二日而至，所诛杀流血十馀里。盖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丽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传》：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诛千石经以下。是诛二千石须奏，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汉制，戟即为斧钺，故凡列戟者，即得专生杀（见《后汉书。郭躬传》）。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故累朝虽有诏申禁，如宋孝武诏：非临阵不得专杀，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须报乃行，违者以杀人论罪。告戒未尝不严切也。然《南史》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当代任其罪。”乃收典签杀之。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沿及隋、唐，尚仍旧制。《隋书。陈孝意传》：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孝意力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威乃释囚。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唐书》：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仁轨榜杀之。太宗以其刚正，擢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崔立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皆与之平交。立倒任，陈氏犹以故态见，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陈氏子弟相率号哭，围塞阶屏，立一一收录，尽杀之。是唐时县令、县尉犹得专杀人也。至于军旅之际，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纳诏不敢也，乃斩众以徇。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光弼亦斩以徇。真源令张巡守雍丘，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以力不敌贼，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于堂，遂斩六人。张镐按军河南，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致张巡陷没，亦杖杀晓。此更因军事严切，不可以常法论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宋史。本纪》：太祖尝曰：“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问。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略问数语，即命斩之。王诏知汝州，有铸钱卒骂大校，诏即斩以徇。舒为临海尉，有使酒骂后母者，命执之，不服，即斩之。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遂著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汉书。翟方进传》：方进遭母忧，自以备位宰相，不敢逾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视事是也。其有欲行丧者，则必须奏请。《后汉书。赵熹传》：熹遭母忧，乞身行丧，明帝不许，遣使者为释服。《桓焉传》：焉为太傅，以母忧自乞，诏以大夫行丧逾年即夺服。《桓郁传》：郁亦以母忧乞身，诏以侍中行服。邓骘遭母忧，乞身行服，章连上，乃许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其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诏下公卿议，多以为不便。恺独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谓宜以身先之，而议者谓不便，是犹浊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从之。然《赵岐传》：岐为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又《荀爽传》：爽奏曰：“孝文皇帝过自谦抑，故遗诏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丧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后行丧之制又废。考安帝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桓帝永兴二年又听刺史、二千石行丧服，延熙二年复断此制，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惟其有不服丧之制，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铫期传》：期父卒，服丧三年，乡里称之是也。并有以兄弟丧而去官者，如杨仁为什邡令，以兄丧去官；谯玄为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晋书》：郑默为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恳终丧，遂改去，定令大臣终丧，自默始。又华е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病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е固辞忤旨。是晋时大臣亦不行三年丧，至郑默奏请始定终丧之制也。）
○两汉、六朝谥法汉以来谥法，皆与其官爵并称，大者则曰某王，次曰某侯，盖犹春秋、战国之遗法也。《汉书》：霍去病谥景桓侯，周绁谥贞侯，靳歙谥肃侯，傅宽谥景侯之类。其时凡赐谥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称伯、子、男者。六朝时，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谥忠武王，刘秀之谥忠成公，王弘谥文昭公，王俭谥文宪公，沈庆之谥忠武公，王敬弘谥文贞公，徐勉谥简肃公，王茂谥忠烈公，褚渊谥文简公，刘π谥昭公，王广之谥壮公，柳庆远谥忠惠侯，萧颖达谥康侯，曹世宗谥壮侯，吕安国谥肃侯，萧景先谥忠侯，刘善明谥烈伯，萧赤斧谥懿伯，沈君理谥敬子，沈君高谥祁子，陆缮谥安子，沈炯谥恭子，陆杲谥简子，庚杲谥贞子，凡谥皆连爵并称，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又《裴子野传》：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字野以令望特赐谥贞子。陶弘景赐谥贞白先生，刘赐谥贞简先生。《北史》：李谧赐谥贞静处士。此则官位例不及谥，而出于特恩者，乃后世特赐谥之始也。《后汉书》：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陈实卒，海内赴吊者三万馀人，共谥为文范先生。此又后世私谥之始也。然私谥究非礼，故荀爽尝著论正之，见《后汉书》爽本传。又《宋史》：张载卒，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司马光曰：《礼记》言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檀弓》书礼所由失，谓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曾子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殁，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与爽同。
按《左传》：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则古人之谥，有在将死时者（按：《国语》楚共王将葬议谥，子囊谥之曰共，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乃悖逆之为，非常例也。）。卫灵公出奔，北宫喜及析朱Θ复之，灵公赐喜谥曰贞子，赐Θ谥曰成子。则又有生前定谥者。楚共王临卒，谓诸臣曰：“我死，请为灵若厉。”盖自谦也，则又有生前自谥者。又古谥法多用一字，间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静之类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谥法率用二字，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唐书》：吕卒，博士独孤及谥曰肃。严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及谓：“义在美恶，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晋重耳谥曰文，冀缺、宁俞、随会谥曰武，二名之谥非古也。汉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尽其善，故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唐兴，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不可偏废，故曰文贞。萧端直，近贞；性多猜，近褊，故曰贞褊。若迹无异称，则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皆当时宰相，谥不过一名。而曰故事当二名，殊所未闻。”乃不改。后郑瑜卒，博士徐复谥曰文献。李巽谓：“二谥非古。”复谓：“二谥，周、汉以来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终、文成，汉也。”乃诏从复议。此后世二名之谥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秦、汉以上不具论，《晋书》：陈准死，太常议谥。嵇绍曰：“谥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准宜谥曰缪。”何曾卒，议者以其食日万钱，谥曰缪丑。谢石卒，范宏之议以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墨襄公。《宋书》：何勖谥荒公。《南史》：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萧卒，谥替侯。沈约卒，谥隐侯。徐陵卒，谥章伪侯。周敷为周迪所欺被害，谥曰脱。《北史》：郑羲卒，尚书奏：“《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乃谥为文灵。魏于忠谥武丑。穆崇死，请谥，太祖览《谥法》述义不克曰丁，遂谥为丁公。后周薛善谥缪。宇文直谥刺。《唐书》：许敬宗卒，博士以其弃子荒徼，嫁女蛮中，谥曰缪。其孙讼之，始改谥蔡，宋庆礼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谥曰专。他如李程谥缪，房式谥倾，马畅谥纵，韩宏谥隐，韦绶谥通丑，于ν谥厉，高璩谥刺，裴延龄谥缪。元载初谥曰荒，德宗改为成纵。杨炎初谥肃愍，孔驳之，乃改平厉。宋夏竦初谥文正，司马温公驳之，因改谥文庄。陈执中卒，韩维上疏，请谥荣灵。是唐、宋时谥犹兼美恶也。近代有谥者，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而无复加以恶谥者。盖古时三品以上，例皆赠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无褒贬。近代大臣身殁，其应赠谥与否，礼部必先奏请，请而得谥，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谥自有褒无贬也。（谥之最丑者莫如炀。《左传》、《史记》所载不具论，汉惟东平王云、长沙王旦，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陈后主死于隋，赠长城公，谥曰炀。此外则隋炀帝、金海陵炀王，皆名实相称。惟后周齐王宪，身为贤王而冤死，死后亦谥曰炀，此最枉者。）
○汉、唐食封之制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即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犹然。《史记》：吴、楚七国反时，列侯当从征者，其封邑皆在关东，欲贷子钱，而子钱家以胜败未可知，不肯贷。此汉时封邑食租之大概也（《后汉书》注，封邑每户输二百）。《唐书》霍王元轨常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王曰：“汝当正吾失，反诱吾以利耶？”《王嗣立传》：中宗时恩降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县，皆据天下上腴，随土所宜，牟取利入，为封户者，急于军兴。嗣立极言其弊，请以丁课尽送大府，封家谐左藏支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宋务光亦言：“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国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乞以封户均余州，并附租庸使岁送，停封使，息驿传。”是征租者并乘驿矣。《宋传》：武三思封户在河东，遭大水。奏灾地皆蠲租。有谄三思者，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请以代租。为所折。《张廷传》：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廷固争得免。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虽国赋不至此也。宪宗时始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盖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一概尽给于官矣。○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盖惩吕后之祸也。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将立为太子，乃赐其母刘贵人死。道武谓明元曰：“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祖，为长久计。”明元哀泣不自胜。《道武刘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必先赐死。后以此法薨。刘皇后即刘贵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生献文帝，将立为太子，冯太后依故事，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拊胸恸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袭前事，亦因冯太后意，仍依旧制惨死。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不愿生太子，独胡氏言：“天子岂可无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劝后为计，后不听，尝誓云：“所怀是男，将为长子，子立身死，所不辞也。”乃生肃宗，后竟不赐死。肃宗立，尊为皇太后，遂临朝称制，恣行秽浊，并鸩肃宗，而魏随以亡，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汉之马、邓，宋之章献、宣仁，何尝不有功于国家？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何以君临天下？卒之防患虽严，而偶一破例，前此数代之冤祸，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驯至破家亡国。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未有不转召祸也！○元魏族诛之法最惨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等，犹皆族诛。沿及三国、六朝，此刑不废，而元魏尤最惨。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为所杀。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又波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则母党、妻党及女家俱诛矣。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赖高允谏，故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颐、崔模与浩叙族，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模曰：“桃简（浩小名）止可轻我，岂合轻周儿（颐小名）？”此语流闻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宽以远来疏族，亦得免。可见当时族诛之令，果系同族，皆不免也。刑罚之滥，至此极矣！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诏罪止一门，稍轻减矣（孝文时崔挺谏曰：“一人有罪，延及合门，则司马牛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不亦哀乎！”故帝减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门族，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诛戮时乃共受其祸，揆诸罪人不孥之义，可痛心也！卒之河阴之役，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乃大杀元氏子孙。本纪谓杀三千馀人，《元韶传》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后世惟谋反者门诛，谋叛者其孥仅流徙，可谓仁至义尽矣。（唐李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一房自大功乎？”曰：“大功，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曰：“期可乎？”曰：“期者，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百官皆无禄。高允在世祖时，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至孝文帝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又《于忠传》：高祖以国用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至忠得政，始复之。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北齐文宣纪》：自魏孝庄后，百官绝禄，文宣即位，始复给焉。则于忠复额俸之后，孝庄时又停，直至齐文宣再给也。
○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华林园凡有三处。其在洛阳者，裴松之《魏志注》云：本东汉之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群臣皆负土成山，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及齐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讳，乃改为华林。后北魏孝文帝迁洛，又葺之。《魏书。崔长文传》：孝文帝迁洛，命长文营购华林园。又《茹皓传》：皓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西，采北邙佳石，徙竹汝颍，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华林园，听讼于都亭。八月，又幸华林，亲录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讲武于华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孝昌二年，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尔朱兆破元颢，孝庄帝渡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帝饯之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听射。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杨椿告老，孝庄帝宴于华林园，下御座执手流涕。《杨津传》：咸阳王禧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惟津不同逆。《高肇传》：宣武引见肇于华林，肇惶惧，举动失仪。此洛阳之华林园也。其在邺都者，《晋载记》：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车十万，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其后东魏迁邺，仍以为游幸之所。孝静帝天平四年，幸华林园理讼。元象元年，幸华林都堂听讼。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北齐孝昭帝篡位时，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武成帝宠其子俨，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北邺中之华林园也。其在建业者，《金陵新志》云在台城内，本吴旧宫苑也。晋南渡后，仿洛阳园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听讼于华林园。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齐东昏于华林设市，所谓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简文帝游华林，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此建康之华林园也。三处皆有华林园，阅史者几致淆惑，故分析于此。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于是有建康之华林。石虎都邺，亦仿洛阳规制，于是有邺都之华林。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如长安有乐游原，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因有此名。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地改而名仍旧也。又金陵亦有乐游苑。《建康实录》：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师。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号曰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谓“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是也。
●卷十七○三大迁盘庚迁殷，虑民之不愿，几经诰谕，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后魏孝文将迁洛，亦虑群下不从，乃以南伐为名，发自平城，羽骑三十馀万。既至洛阳，趣前军先发。群臣苦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群臣不得已，始定迁都之计。盖动大众、兴大役如此之难也！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会议之日，即趣大驾西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居，一扫而尽。徙洛阳数百万口，步骑驱蹙，更相践踏，积尸盈路，莫有敢不从者。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魏帝于邺。书下三日即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使寇彦卿迫请，即驱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劳民动众之事，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
○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过〕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此其大较也。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崔忄尝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惟我与尔。”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不以为意。《王筠传》：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为尚书郎，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王文度皆尝为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如吴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逵以门寒固辞不就。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其有发迹致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已为荣幸之极。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蔡兴宗为郡守，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本高门，而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孙搴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韦氏乃士人女，时人荣之。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以赐陈元康。元康地寒，人以为殊赏。可见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杨公则之在湘州也，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徙，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上疏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地，为欲赞益时政？”李彪疏曰：“陛下若专以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乐运曰：“选举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言旨就席。”及至，弘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弘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造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僧达了不与语。去，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泣诉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见辱，乃其宜耳。”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官枢要，欲诣同省张敷，恐其见轻，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谧掌选，诏曰：“江谧寒人，不得等竞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发明诏，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请婚于王、谢也，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而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荜不可，忄詹不能折，乃止。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乔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乃停兴话。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无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世风至此，国谁与立？可为浩叹者也！《唐书。高士廉传》：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先宗室，后外戚，抑新门，褒旧望，右膏梁，左寒，第为九等，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析，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天下一家，当朝擢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徵、李等仍与为婚，故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凡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传》：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到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袁朗传》：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为司徒、司空者四世，淑、ダ、察皆死难。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朗孙谊亦曰：“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此则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
○谱学《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谱，而不知谱所自起，以问刘杳。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三代多世官，其后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宣、成；氏于官，则司徒、司马；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汉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王俭又广之。而弼所撰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名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希镜传子执，执传其孙冠，故贾氏谱学最擅甸。梁沈约谓：晋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在下省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此即贾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条征发，于是伪状巧籍滋多。齐设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货，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实由于此。梁武因沈约言，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北朝虽专门者少，然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书》成，杨谓收曰：”此可为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收曰：“自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技派。”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唐兴，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学。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按《唐书。路敬淳传》：敬淳明姓系谱，自魏、晋以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柳冲传》：太宗已命诸儒撰《氏族志》，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乃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与冲共订。先天中，又诏冲等撰《姓系录》。开元初，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韦述传》：述好谱学，在秘书私写柳冲《姓系录》，归而谛玩，故于百氏源流为详，更撰《开元谱》二十卷。《李守素传》：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世南犹能记忆，至北地诸侯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谱可畏！”遂号“肉谱”。《孔至传》：至与冲、述等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去之。说之子方有宠，闻之甚怒。至惧，欲增损。述曰：“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为人动摇”！（亦见《封氏闻见记》）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许敬宗以贞观所定《氏族志》之不载武后本望，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缙绅嗤之，以为勋格。又可见谱学之严，虽有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也。按郑樵《通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存者不过数家矣。盖五代以后，不崇门阀，故此学遂不复讲，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
按：六朝时贾氏、王氏谱学已不可考，其见于《唐书》者，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军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丙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之，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徐广。故王琳故吏朱乞葬琳，首书曰：“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家；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按《晋书。司马孚传》：晋武受禅，陈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辞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宋书。徐广传》：广在晋为大司农，宋武受禅，恭帝逊位，广哀感流涕。谢晦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曰：“君是兴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广入宋，亦徐中散大夫。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谢フ，当齐受禅时，フ为侍中，当解玺，フ佯不知。传诏催令解玺，フ曰：“齐自应有侍中。”遂不赴。然齐受禅后，フ仍以家乞郡，为义兴太守。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攀车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然齐高帝即位后，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独拒守。闻东昏死，举哀恸哭。马仙卑初亦与梁武相抗，谓其下曰：“我受人寄任，义不容降，君等各自有亲，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乃悉遣其下，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后俱执送建康，昂仍仕梁为侍中，仙卑亦为梁将，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北史》：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执手流涕，入齐，仍为清河太守。北齐傅伏守东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宽来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愿即斩之。”及闻后主被获，乃降，入周仍为岷州刺史。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笺劝进，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礼。柳机当隋文作相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颜之仪当周宣帝崩，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之仪不肯署诏。文帝索符玺，之仪又拒之。然文帝登极，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将受禅，谓荣建绪曰：“且共取富贵。”建绪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遂赴官去。及开皇中来朝，文帝曰：“卿亦梅否？”建绪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建绪仍历始、洪二州刺史。陈许善心聘隋，会隋灭陈，礼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于阶下，藉草东向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诏，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陈惟获此人，既能怀旧君，即是我纯臣也。”之数人者，史策已载其行义，以为人之所难，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如梁武于仙卑之被执，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见二烈士。”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朕平齐惟见此一人。”后俱宠之以官，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则知习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犹不以为怪。颜常山、张睢阳、段太尉辈，一代不过数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
《后汉书》：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曹丕受禅，欲以为太尉，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因朝会，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待以宾客之礼。按彪虽辞太尉，仍授光禄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北史。周法尚传》：炀帝好巡行，法赏请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赵才传》：帝每巡幸，才恒为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辄丑言大骂（以上二事亦见《隋书》）。又帝在太原，将还京，宇文述曰：“从官妻子俱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入可也。”杨玄感反，先攻东都，谓李密曰：“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攻之不能无动。”许善心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乱，为所杀，其母年九十二，临丧不哭，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十余日亦卒。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又帝征高丽，命宇文述为将军，听以家累自随，谓项羽“虞兮”即故事也。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按《魏书》：孝文帝欲造船至邺，高道悦曰：“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阻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北齐书》：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每从驾，其妻亦至，时人以为健妇夫半。是魏、齐以来，从驾官原听带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上源驿之难，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专宠军中，谓之夹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从。后得刘氏，又爱之，下魏博，战河北，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又庄宗在杨刘，将趋郓，下令军中，尽归其家属于魏。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
○唐初武功之盛《唐书。土蕃传赞》谓：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渤海传赞》又谓：薄海内外，尊天子为天可汗。蕃夷君长，待唐玺乃能国，一不宾辄遭夷缚。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幅员之大也。今按太宗时，李靖击突厥，擒颉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封北平郡王；车鼻可汗不入朝，右骁卫高侃讨斩之。侯君集击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俭以计执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尽平突厥余党，破突厥泥熟匐，得其首以归，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李击灭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郭孝恪伐焉耆，虏其王。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单骑入喻，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后焉耆复立那支，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社尔又与契何力讨龟兹，擒其王诃梨布失毕。其将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又讨西突厥，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杨宏礼破处蜜，杀焉耆王，降及支，获龟兹、于阗王以归。薛仁贵讨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玄奘自天竺归，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其国发兵来拒。元策从者才数十人，皆殁于战。元策只身奔吐蕃，檄召邻国兵，破之，擒其酋阿罗那顺，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虽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龟兹，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自擒车鼻可汗后，突厥尽为封疆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统达稽、纥便等部。党项拓跋赤辞不朝，刘师立谕降之，又以松州为都督府。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自铁勒十一部皆归，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所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隶瀚海，碛以南隶云中。高宗、武后之世，余威犹振，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降其五弩失毕，遣将萧嗣业至石国，擒贺鲁唐，地遂极西海。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定方又击擒之，葱岭以西皆定。又平百济，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破高丽，执其王藏、其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武后时，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复取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而契丹孙万荣入寇，又地中斩之，传首东都。开元、天宝之世，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降其王苏失利之，遂平其国，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又讨石国，虏其王以归。夫蒙灵讨突骑施，斩其王。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来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通鉴》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员之盛，虽西汉不及也！及乎安史乱后，虽河北亦莽为盗区，终唐之世，不能复矣！
○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失之子。契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本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高丽盖苏文之子。李多诈，亦酋长之后。论弓仁，本土蕃族。尉迟胜，本于阗国王。尚可孤，本鲜卑别种。他如李光弼、浑、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秦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皋传》云：皋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皋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之句。盖自武后临朝，女官随侍，后遂相沿为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称：唐入阁图有昭容位，可见当日著为朝仪，至形之图画也。按《唐书》天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妃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罢。则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见《五代史。姚ダ传》）。东铨亦曰东选。贞观元年以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高宗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途遥远，河雒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即所谓东选也。《旧唐书。魏知古传》：帝令知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主选事，甚称职，手诏嘉之。又卢怀慎与知古分领东都选，苏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代宗广德二年，命杨绾知东京选，贾至知东都举，皆见《新唐书》。东选外又有南选，其铨选之地有数处。《旧唐书》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选，使简补交广黔等州官。《百官志》：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如《啖助传》：仲子陵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此置选于黔中者也。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柳泽为侍御史监岭南选，徐浩以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韦为桂管观察使，管内邑长三百余员，由吏部补者十之一，他皆使量才补之。此置选于岭南者也。至德元载，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兴元二年，刘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举，时兵荒后，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又李岘罢政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洪州。此置选于江西者也。
○唐时簿尉受杖《Т斋闲览》引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为唐之簿、尉有过，即受笞杖，犹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书。刘晏传》：晏为转运使，代宗尝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则不特薄尉矣。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几死，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致死，罚一月俸料。《新唐书》：穆宁为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坐贬平集尉。是虽有降罚处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裴耀卿传》：刺史杨犯赃，诏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县令异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张廷奏曰“士可杀，不可辱。廷臣有罪当杀之，其馀或夺俸，或收赎可也。”广州都督裴先抵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若罪应死即斩，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然卒不闻停此制也。而Т斋但据杜、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此犹未详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于汉光武。《后汉书。申屠刚传》：光武时，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刚每极谏。《宋均传》：均每删疑事，上以为有奸，收郎缚格将杖之。《钟离意传》：明帝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又司农上事，误以十为百，帝召郎将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传》：大司农刘据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捶扑。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玉之节，孝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顺帝从而改之，于是九卿无遭扑者。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顺帝始停之。而《魏书。何夔传》：魏武性严急，掾属公事，往往如杖，惟夔常畜毒药，以死自誓，故终不见辱。则官僚受杖，魏武又尝行之。《后魏书》：陈建在州贪暴，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高允传》：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五十馀年，初无谴咎。《北齐书》：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杖二十。《隋书》：燕荣为幽州总管，性严酷。元宏嗣除幽州长史，惧为所辱。文帝知之，敕荣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须闻奏。”荣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满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赵仲卿镇平凉，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卢思道传》：思道请朝臣犯笞罪，得以赎论。文帝从之。是思道未请以前，朝臣笞罪犹的决也。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惟南朝稍异。按《齐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皆有名无实，明帝用法严，尚书郎有杖罚者，因萧琛言依旧不行。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时此风渐少，然《宋史》：明稿知并州，时边任多纨子弟，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理宗本纪》：淳二年，诏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禁杖官吏，至烦明诏，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风尤盛。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责。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监断。《金史》：海陵杖张浩、萧玉曰：“大臣决责，痛如朕躬，事不得己，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时，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上谓元忠曰：“六品官有罪当奏，乃擅决耶？”然亦未闻罪元忠也。《张行信传》：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因行信力争，乃论赎。洪皓《松漠纪闻》云：余至河阴，县令以病解，独薄出迎，不肯坐。乃因军饷失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簿亦受此罚，故疮不可坐。又《金史。蔡传》：为户部员外郎，以高元鼎事牵累，笞四十。官赎外仍的决，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宣宗纪》：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听行部者决谴。《归潜志》：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奏摄南京转运司，果误粮草，当杖。宣宗曰：“学士岂当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惩，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哀宗时，高琪又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许古谏，不从。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纪》：诏军士所过，毋得挞辱官吏。是军士亦尝殴官也。《桑哥传》：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后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与之抗礼。《赵孟ぽ传》：桑哥专政，六曹后至者被笞。孟ぽ后至，断事官亦引受笞。叶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学士亦例受杖也。孟ぽ又尝奉命至江南，责行省壅滞钞法，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许竟加笞责。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年，桑哥败，世祖以其挞御史，虽命省台论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阎复传》：复奏云：“古者刑行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贵，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励廉隅也。”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则太祖已开其端，其后寝不复用。正统中奄竖擅权、窃以示威，于是殿陛行杖，遂为故事，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黄尊素疏云：“正统、正德中，廷杖及王振、刘瑾为之，嘉靖、万历时，廷杖乃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今按《明史》，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正统中，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常，祭酒李时勉，司业赵琬，或荷校，或受杖，因皆王振所为。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马文升，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为。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等劾刘瑾，各杖三十，杨源再，杖六十；蒋钦继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为。嘉靖中，周怡、沈炼、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徐应丰、叶经为嵩所构，被杖死；厉汝进、查宗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给事中御史于庭，此固嵩所为。万历中，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为。外此如景泰中廖庄、章纶、钟同之被杖，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黄仲昭、庄昶之被杖，则以谏元夕张灯也。崔升、王纯之被杖，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吴文度又破杖，则以论妖僧纪晓也。张泰之被杖，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则以劾李孜省也。董之被杖，则以请罢商辂也。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黄巩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时瑾已死，则江彬等为之也。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时张璁未当国，则固帝自为之也。张选之被杖，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其时嵩亦尚未柄用，则亦帝自为之也。他如杨爵、杨最之杖死，则以谏服丹药也。周天佐、浦钅宏之被杖，则以救杨爵也。刘魁之被杖，则以谏造雷殿也。乌从谦之杖死，则谏斋醮也。杨久绳、纯巽言之被杖，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龚恺之被杖，则以劾史道、仇鸾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总督郭宗皋、翟鹏，巡抚陈耀、朱方，皆以边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耀、方毙杖下，黯、侨、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时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毡叠裹，逆瑾擅权，始令去衣，嘉靖时尤多杖毙。自古百僚之受辱，无有过前明者。其始权奸窃柄，创此刑以胁制朝士，其后习为故事，人主逞其一时之怒，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朝廷既失刑，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国门者，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不以为辱而以为荣，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至大吏之杖僚属，虽非令甲。然亦间有行之者。正统中，王来为山西左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逮下狱。景泰中，赵荣出勘河道，尝挞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为副都史，欲振台纲，御史有过，或遭挞。雍泰为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后泰抚宣府，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嘉靖中，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萧鸣凤为广东提学，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虽皆以违制被劾，然亦见国法纵弛，外僚恃势，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而文职则否，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宋子京修《唐书》，司马温公修《通鉴》，皆修前代书，随任修撰，固无碍也。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旧唐书》：吴兢出为荆州司马，时国史未成，诏许以史稿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得六十余篇。张说为天兵大使，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及说致仕，又诏在家修史。令狐亘撰《代宗实录》未就，会贬外，诏听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上之。沈传师修《宪宗实录》未成，出为湖南观察使，监修杜元颖援张说、令狐亘之例，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然国史听人携带，究非慎重之道。故张说修史于家，李元言：“史馆在禁中，所以秘严之也。请勒说以书就馆，参会撰录。”吴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给笔札，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乃诏兢赴馆撰录。而刘子玄修国史，会天子在洛，将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或言不宜，乃驿召至京。
○唐时王爵之滥古来王爵之滥，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于是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直至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然亦尚未滥也。自肃宗起兵灵武，其时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事注授，有至异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难，危害万状，爵赏尤殷。尝授浑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募士击贼。又赐笔，使量功署诏，不足则署衣以授。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封王者凡有数种。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其最著者也。其功绩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阳怀州之战，光弼为统帅，而列将白孝德以擒刘龙仙封，侯仲庄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刘辟之平也，高崇文为统帅，而裨将郦定进、高霞寓俱封；他如陈利贞以救睢阳封，柏良器以救宁陵封，曹华以拔凌云栅封，王智兴以取隶州封，张子良以擒李封，卫伯玉以破李归仁封，刘海宾以斩刘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王者，如辛云京但守太原，李国臣但从光弼守河阳，李元谅但守华山，段秀实但历佐三节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难，杜希全以兵来赴即封，朱忠亮以四十骑至亦封，李维简以三十骑至亦封，冯河清以军仗至亦封，贾隐林只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乌承劝史思明降，不听，脱身走归而封，薛嵩为史朝义将，来归而封，李洧为淄青将，以徐州降而封。或虽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如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皆自安庆绪所先送款而封，李忄登从李希烈所上表归朝而封是也。有贼将来降而先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怀仙皆史朝义部将，朝义败，始乞降而亦封；刘悟本，李师道将，反兵擒师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纳、田悦、田绪、何简之类是也。有藩镇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讨梁崇义而即封，吴少诚未叛前，以献计防崇义而亦封是也。甚至符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悦之难，而王其子以慰之。路应之封，以其尝有恩于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见王爵之不甚爱惜也。考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如王虔休封王时方为李抱贞都虞候，张孝忠封王时方为李宝臣所属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时亦为宝臣牙将，陈楚封王时方为张茂昭牙将，史宪诚祖道德、父周洛及宪诚三世俱封王，而俱为田氏牙将，段秀实、谷从政封王时俱不过刺史，伊慎封王时官不过别驾，李惟简封王时官不过太子谕德。甚至高固本浑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论惟明亻兼力也，而亦封王，仍为论惟明坊牙将。《通鉴》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得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以仆隶视之。李光弼为元帅时，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河阳之战稍退缩，光弼即令斩首，怀恩惧，遂致死于敌。而张巡守雍州，不过一真源令，其下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可见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卷十八○汴京始末王西庄《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谓：从古无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按汴为京，虽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创业，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天元年趣昭宗迁洛，以便传禅，是岁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玺缓劝进，全忠乃升汴为东都，洛阳为西者。开平二年，卜郊于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弑也，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往东都召友文，故友弑之。时友贞为东京留后，遣兵诛友，群臣请入洛即位。友贞曰：“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遂即位于东都，自此汴始为帝京。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及明宗兵变时，庄宗统兵至汴御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为郭从谦所弑。明宗之建国也，亦自汴至洛，即位于庄宗柩前。愍帝、废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运。三年始升汴为东京，而定都焉。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汉、周、宋皆因之。靖康被迁，后金封刘豫为齐帝，豫又徙都于汴。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后，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废为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选归吏部《文昌杂录》记御史台言：文德殿视朝仪，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选掌文官，右选掌武官，请自今以后视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诏可。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按《宋史。苏颂传》：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宋、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按《汉书》桑弘羊建造酒之令。应劭云：县官自卖酒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刘分攵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丘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复武帝官酤也。《唐书》：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酿者抵死不绝，谷数斛仅易斗酒。仲舒至，始罢酤钱。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本纪：贞元二年，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传》：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刑太峻。请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酿即入死刑，可见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杂识》：其先祖侨居吴兴，虽食醋，亦必市之于官。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问之，则乳母所为，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又束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严，有大书于其郡门曰“束手无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赵节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给由诣诸库打酒，听自择所向，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课增而人无怨。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夷坚志》：鄱阳民许二多酿酒，而日输官课，稍以致富。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赵开在蜀，以军需亟，乃变法：曲与酿具皆官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杂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钱是视，不限以数。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者，觉唐制尚甚轻也（然《宋史》洪拟疏云：酤榷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世臣，公行沽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则酤榷之弊，又不止削民资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云：“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则元时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
○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州，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家于镇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攵，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牖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其以为字者尤多，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乃明逸之从子）、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人）、潘老（名大临，见苏诗）、吴才老（名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庚溪诗话》）、钱正老（见胡程《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所称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
○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征敛生杀，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赋税有经，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观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略见也。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知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延及其孙，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有故人自北来投者，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支一百贯与之，密遣人偕往代郡，为之置田千亩，谓之曰：“当今兵革不用，无可立功名，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报王，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偶闲居郊行，遇相字者，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也。”杨喜，即判五百万，令诣司帑取钱。司帑靳之，谓杨曰：“王已开王社，何用复相？恐滋物议！”杨益喜，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韩忠武偶游湖上，遇李晦叔改秩来京，而失举牍，坐冷泉亭叹息。王询之，具以告，王乃问其姓名阶位，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乃助钱三百千。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买沧浪亭价百万，其他可知。是营财殖产，即贤者犹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没也，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兜鍪、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馀万、书数千卷。孝宗时追复官爵，令给还原资，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共九千缗。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陆放翁《入蜀记》：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访其家事，则谓家门衰替，岁入不过十馀万缗，渐忧生计窘迫。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责矣。尝记宋人野史，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高宗为下诏曰：“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然则诸将帅之富，盖多获贼所得。而岳忠武破贼最多，资产独少，则其平日殉国忘事，尤非诸将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灵应侯，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唐太宗征高丽，过比干墓，赠太师，追谥忠烈，此为表彰前贤之始。宋真宗录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钅长后，所以兴灭继绝。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后，授以官。仁宗录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授以官；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神宗录魏徵、狄仁杰后，又以徵后名正道者，将免试即注官，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绛州。封屈原为忠洁侯。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叔齐崇让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屈原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献公，比干仁显忠烈公，亦所以昭旷典。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ナ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宋史。谢枋得传》：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特还岁币即议和。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诏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之使，乃至亡国。”因相与恸哭。此盖当日实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论，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请称臣纳币，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适闻宪宗之丧，遂许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由宋境北归。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辄以大捷告，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于真州馆。时李在济南（李全之子，降于元），请发兵南讨，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又数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颜大举。既克鄂州，引兵东下，陈奕以黄州降，吕师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庆降，大兵入建康，势如破竹，然世祖犹命缓师。伯颜顿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状。世祖始许之，而又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谕。至独松关，为守将张濡所杀，而兵乃不可解矣。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则似道误国之罪，可胜诛哉！
○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师次铁门关，又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彝国，渡搠搠阑河，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东印度国，见角端，始班师（《耶律楚材传》：帝西征至铁门关，有一兽能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恶杀，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钦察，破之，擒其长八赤蛮（蒙哥即宪宗也。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俗勇猛，青目赤发。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蛮逃海岛，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我道也！”遂进擒之。甫班师而水至，后军有浮渡者）。宪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又西渡海，转战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郭宝玉传》：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亦为侃所破，降其三百余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得城以千计。元人刘郁《西使记》载之甚详）。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师出临洮，由六盘山逾土番，经行剑外二千余里。既至忒刺，分三道进至满陀城，过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济，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围潭州，遂至鄂，与世祖会。其时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来，举国皆骇，则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据大理也。其后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至滇，会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其时川、陕悉为明有，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则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谓元初起兵，每得一国，即封子弟王其地，故虽易代而其子孙不绝。今按宪宗封诸王旭烈兀于富浪国，迁合丹于别失八里，迁蔑里于叶儿的石沙，迁海都于海押立，迁别儿哥于曲儿只，迁脱脱于叶蜜立。未知今之渠长，尚是所封之子孙否？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今以诸书考之，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立，帝师独专隅坐。或降诏褒答，则字以络珠为之，御宝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传累百，所过供亿无敢慢。比至京，则假法驾半仗为前导，省院台官并往迎，礼部尚书专督候。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拨鼓手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宝盖，凡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诸执役者，皆官给铠仗袍服，出宫由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载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也。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轮于大内，高百尺。二十五年，万安寺成佛像，窗壁皆用金为饰。二十六年，万安寺置ヤ檀佛像。元贞元年，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脱脱兼领。皇庆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给钞千万贯，建寿安山佛寺，又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于其内，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图于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圣寺，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天历二年，建大龙翔集庆寺，给钞万锭，命阿荣、赵世安督造。至顺初，命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后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至正六年，复立大护国仁王寺，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十四年，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此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中统三年，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各路设三禅会。七年，大修佛事于琼华岛。九年，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十三年，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十六年，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蒇佛事于万寿山。二十四年，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二十六年，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二十七年，缮写金藏字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元贞元年，以国忌饭僧七万人。至大元年，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延五年，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十二万贯。三年，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三年乃罢。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造金宝盖藏舍利。至顺元年，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遣使赍黄金二千两，诣杭州书佛经。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至正七年，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加喇麻选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先是，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延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诏易以蔬食。则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万羊）。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中统初，赐庆寿、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至元六年，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营田提举，专掌僧寺资产。元贞初，敕上都、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官为征收分给。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立规运都总管，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专掌诸寺资产。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袈裟二万袭。泰定三年，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赐永业已属虚费，成宗又构天寿万宁寺，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抑又甚焉！）天历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括盖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归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给上都洪禧崇寿寺。后至元七年，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此则产之富，藩王国戚不及也。至杨琏真珈发掘宋诸帝陵寝，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余户，并占民五十馀万为佃户（大德中始放为民）。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遽率党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摔诸地，曳归，幽之空窒，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幸免。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堕，扑交下，事闻，亦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殴西僧者截其手，署者断其舌（仁宗时在东宫，奏罢之）。又每作佛事，辄得贿奏释罪囚，如元贞初释大詈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杀主、妻妾杀夫，皆得夤缘亻幸免，率以为常（皇中御史台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由此观之，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可为炯鉴云。
按《北史》：后魏孝文帝时，沙门统昙献奏：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又请民犯重罪者，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诏许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喇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见《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又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甘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至如贾昔剌本大兴人，皇子拖雷以其须黄，赐此名。杨赛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归附，特赐以国语为名。此又出于特赐者。《明史。杨传》：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可见元时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盖又因播州之特赐，而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仁和邵戒《三续弘简录》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颜：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一为武宗时附马，一为文宗时左丞相，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一为顺帝时右丞相，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十三脱欢：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一为太宗侍臣，一为宪宗时扎剌儿部人，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一为附马术安傅，一为武臣苫彻子，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一为叛王合丹孙，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殉难胶州。十五脱脱：一为烈祖曾孙，一为宪宗时皇族，一为蔑里乞部长，一为世祖时千户，一为功臣刘国杰子，一为木华黎玄孙，一为康里国族，一为仁宗初辽王，一为仁宗时云南王，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一为顺帝时右丞相，监修三史，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殉国难。
○前明有两北京《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及永乐元年，乃以北平为北京，设留守，而开封府北京之名遂废。十八年迁都北京，诏改京师（金陵）为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洪熙元年，仁宗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定都北京，乃诏文武诸司悉去行在之称。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古来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唐太宗之于马周，固史不绝书，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尝语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故官职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此其大较也。今按《明史》各传，如钱唐由布衣以明经对策称旨，擢史部尚书。秦约以文学召试《慎独箴》第一，擢礼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户部尚书。严震直由粮长擢通政使参议。丁士梅、童权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应天府尹。陈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礼部尚书。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吕震由监生擢山东按察使。端复初由经历擢刑部尚书。黄福亦由府经历擢工部侍郎。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户部侍郎。开济官国子监，罢归，擢刑部尚书。翟善由文选主事擢本部尚书。冯坚由典史擢佥都御史。李仕鲁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贤由宁远尉擢广西参政。邹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静宁州判擢佥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阳令擢刑部侍郎。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陕西参议。鲍恂、余诠、张长年等又皆以明经擢文华殿大学士。盖当开国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耸动天下，故有此不次之举。而一时人才，亦即出其中，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资格所能尽也。然一时识拔，亦未必尽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帝又威断不测，稍不称意，诛谪随之。胡、蓝二党外，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胜屈。故解缙上书谓：“进人不择贤否，所谓取之尽锱铢；杀人不论情罪，所谓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又陈济以布衣召修《永乐大典》，即授为都总载官。洪、宣以后，率循资格，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阁预机务，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盖资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为网罗所不及也。
○有明进士之重唐、宋以来，最重进士。其所谓举人者，不过由各府解送，俾赴礼部试，如今生员欲试乡闱，必先由学使录送也。举人试礼部不第，仍须再应乡举（详见“举人”条内），本无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部中另立班铨注，自此举人得登仕籍。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犹是前明遗制也。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然终莫能挽。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积重难返如故也。（顾宁人谓：万历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明史》：邱舜疏云：“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贾三近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十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陈新甲传》云：终明之世，乙榜至尚书者二人：弘治中贾俊、崇祯中陈新甲。至巡抚者，隆庆中海瑞，万历中张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统、成化间，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骥、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石璞由举人至尚书，杨信、张骥、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新甲传》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盖魏骥诸人多永乐、宣德中举人，其时尚不拘资格，故得进身。迨甲科盛行，而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祯中，破格求才，举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丘民仰、宋一鹗、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丘禾嘉皆以勤劳显（见《禾嘉传》），而明已未造矣。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吴执御以兵事急，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俾练民御寇（见《执御传》）。可见风会所成，见闻久习，虽以朝廷风旨，且不能骤变也。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劝自成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辄授以官。有举人李得笥者，被执不屈死，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将惧，弃其尸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说者谓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泄愤云。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并戒初见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时、辂及安同进见，甫奏一二事，安遽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得已，亦叩头出。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为“万岁阁老”。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安辄止之。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然则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徐溥传》：弘治十年，帝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谢迁，面议诸事，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刘健传》：帝自召对健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时时进见。左右窃从屏间听，但闻帝数称“善计”。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始得频见。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于治，然《邓继曾传》云：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谷，郭勋摄事。则郊祀己不躬亲也。二十一年，因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丁汝夔传》：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许。群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书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穆宗嗣位，临御日浅，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郑履亦疏言：“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张居正传》：帝御文化殿，居正侍讲毕，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又居正服阕，帝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渐不复见廷臣。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王家屏传》云：家屏服阕，召入阁，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家屏又请勤视朝，帝为一御门，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方言：“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按家屏服阕入阁，十七年事也，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太子见之。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以火落赤诸部犯边，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盖即七月中事）。一岁中两见阁臣，至特书之以为异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庙，自后庙祀皆遣代。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不报。直至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马孟正传》：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吴道南传》：万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学士入阁。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同官方从哲以为言，帝令先视事。迨梃击案起，慈宁宫召见群臣，道南始得一见，自是亦不得再见云。本纪又书：四十七年，群臣请视朝行政，不报。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亦不报。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终神宗世，不复有召见之事也。光宗短祚，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熹宗童昏，为权阉所蔽，固无论矣。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馀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本纪：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闻追留，又不闻诘责，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古来所未见也。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卷十九○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娲，古帝王之圣者，古无文字，但以音呼，后人因音而傅以字，适得此“女娲”二字，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谓女娲佐太昊，祷于神，而为女妇，正姓氏，职婚姻，是曰神媒。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后人因女娲之名，遂有以为妇人者。王充《论衡》引董仲舒之说：雨不霁，祭女娲。谓仲舒之意，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男阳女阴，二气为害，故祭女娲以求也。充又云：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则女娲之讹为妇人，其来久矣。《北史》：祖谓：陆令萱实妇人之英杰者，女娲以来未见其比。程伊川《易传》于坤六五亦云：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则伊川亦以女娲为妇人。○炼石补天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司马贞《三皇本纪》皆谓女娲氏炼石补天，其说本于《列子》及《淮南子》，谓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语极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为天非玉石之类，岂石所能补；且女娲虽长，岂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安有阶级可上？此则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烦辨驳？须得其讹传附会之由，乃为笃论耳。陆深以为古时生民甚朴，茹毛饮血，未能尽火之用。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通昏黑之变，辅烹饪之宜，所以补天之所不及。后世焚膏继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说稍近理，然直以为上古未有火，至女娲始取火于石矣。此以之属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属之女娲？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乡黄芷御进士谓：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而皆生于石中。草昧初开，莫能识别，女娲氏始识之，而以火锻炼而出。其后器用泉货无一不需于此，实所以补天事之缺，故云炼石补天也。此论虽创而甚确。
蚩尤为黄帝相《国策》：苏秦谓秦王曰：“昔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记。黄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帝乃与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是古来皆以蚩尤为黄帝所诛也。然《管子。四时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注云：知天时之所当也。则蚩尤又尝为黄帝相矣。《韩非子。十过篇》及王充《论衡》亦云：黄帝合鬼神于泰山，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而《周礼》表祭貊，郑康成云：祭黄帝蚩尤。又《汉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盖亦以蚩尤始作兵而为黄帝臣故同祀之也。岂此蚩尤别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而史迁所纪多一杀字耶？吴仁杰辨《汉书》祠黄帝、蚩尤句，谓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为黄帝擒杀，何得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实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谓是星非人，岂此星自谓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下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故姊Ч为我太息，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而姊规之，非指湘君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犹云天帝之女，并未确指为尧女也。《天问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铺张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为尧女，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乃两篇中并无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谓天帝之女，并未指为尧女也。曰居之，亦谓帝女子所居，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山海经》所附会舜事甚多，如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宋丹朱葬于阴；又苍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一而足。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必又有几许铺缀，而其书并无一字，则《山海经》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自王叔师注《楚词》湘君、湘夫人，谓尧二女娥皇、女英妻于舜，舜往征有苗，二女从而不返，道死于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皆承此说，湘君、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师之说，盖本于《史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风不得渡，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之二女为舜妃，死而葬。”此叔师所由误也（郭璞引《河图玉版》亦同此说）。而博士之说，盖又本《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之语，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误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当之，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而未识其致误之由，且亦以湘君为女神，故特辨之。
○隶书不始于程邈《书断》云：秦下わ人程邈，字元岑，为县吏，以罪下云阳狱，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曰隶书。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然《封氏闻见记》谓郦道元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余同今书，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封氏又谓：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又按许氏《说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隶书，以趋约易云云。似隶书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谓：新莽改定六书，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书，即秦隶书云云。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为邈作。
○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尚矣。孙膑诱庞涓，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亦椽笔醮墨所书，若用刀刻，昏夜岂能辨识乎？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庄子》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则以毫染墨明矣。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恬明矣。《韩非子。饰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语，韩非亦先于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毫竹管也，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至蔡伦造纸，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谓伦及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然《后汉书。蔡伦传》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天下咸称蔡侯纸。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前汉书》所谓赫蹄小纸，盖亦缣帛所成，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然则造纸实始于伦，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王充《论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刀如加削，乃成奏牍。按王充与蔡邕同时，已在伦之后，其时尚多用简牍，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笔字本从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须用唐古特字，无能书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军机处缮写。余见其所用笔，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史记》：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此事实有所本。按《仪礼》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传》：吴阖庐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问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见《说苑。善说篇》）。《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语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史记》：周赧王三十六年，齐淖齿杀王，王孙贾入市呼曰：“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又《汉书》：陈胜起兵，令其众袒右以示异。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晋书》：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率帐下兵直出曰：“赵王反，佐淮南者左袒！”又是左袒者甚众。梁平侯景，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此又后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于赵过郑樵《通志》谓牛耕起于赵过。古者惟以牛服车，不用于耕。《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马。《诗》曰：宛彼牵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车为言，否则用以祭祀。《周礼》牛人之职，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车之牛而已。否则如田单之纵火，齐王之衅钟而已，未闻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计耦耕事。《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盖三代以上，皆两人并力发一耜，不闻用牛耕也。宋景文《笔记》亦云：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而以王弼传《易》所云牛稼穑之资者，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独王伯厚《困学纪闻》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论甚确。不特此也，《韩非子。外储篇》：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又《史记》司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语》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则尤是牛耕之明证。盖古时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国语》耕籍之制，王耕一发。韦昭注：一耜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耜。《左传》：二五耦。杜预注亦云：二耜相耦，广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垦，伤晋室也。此则人耕之说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则安用推？此则牛耕之说也。《管子。形势篇》：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经》：稷之孙叔均始牛耕。《山海经》纵伪书，然《史记》已引之，则为汉武以前之书，而已有牛耕之说，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王充《论衡》：舜葬苍梧，有象为之耕。其说虽荒幻，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且《易》云：神农氏揉木为耒。《论衡》亦云：神农挠木为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挠之使曲乎？则以理推之，神农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夹氵祭所引，盖本崔实《政论》。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为确据。不知南北风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后汉《王景传》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垦辟倍多；又任延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赵过之以牛耕得名，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汉书。食货志》：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川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一亩三圳。岁代种之，用耜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倍他田。过使教田太常、三辅，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学种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据此，则二牛三人之法，本始于后稷，过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后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而非牛耕始于过也。景文、夹氵祭徒据崔实《政论》一语，遂以为据，而不复详考，亦太疏矣。至《诗》《书》所云牵车，服箱之类，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必骇异以为无是理，而不知今云南、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大河以北牛车更多。又如驴马之类，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而北人兼用以耕。夹氵祭、景文之论，毋亦囿于一说矣。又《涌幢小品》谓：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担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汉明帝图画光武功臣于云台，共二十八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详载于《后汉书》。马援不与，以其为椒房亲也。然光武功臣尚有来歙，先使陇说隗嚣，往返数四，当世称为信士。及嚣叛，则固守略阳者经年，帝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令悉监诸将冯异、耿、盖延、马武、刘尚等平陇西诸羌，又攻蜀击公孙述，后为刺客所杀。是来君叔之权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诸功臣之上，而云台图像竟不及之，殊为阙事！《新唐书》：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功臣三十七人，续图凌烟阁。今俱载《新唐书》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仪、李晟、浑、裴度、李光颜、李等，俱不在内。方德宗时，晟、皆未死，其不入图画固也。子仪已死，何亦不入图乎？况大中之续录三十七人中有马燧，而晟、与燧同时，号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虽入，而别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仪传》有图像凌烟阁之语，而《新书》凌烟图内无之。）
○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刂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马希范攻溪州蛮，降之，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此五代时所立铜柱，在五溪者也。皆马氏故事。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据《明史》：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元设思明府，南以铜柱为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地，乞敕安南还侵地，仍以铜柱为界。此所谓铜柱，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与思明相近者也。然《唐书》所谓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甚远。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任《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既折盘，临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汉书。武帝本纪》：作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后汉书》：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亦见程大昌《演繁露》。则移置飞廉、铜马、实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特仿之。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则又仿魏明帝，而徙魏明帝物耳。陈寿《三国志》于《董卓传》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ね以铸钱，而于《魏明帝纪》又云：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阳，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铜人既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关中记》：秦铜人十二，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重不能致。任《述异记》：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盘既拆，临行泣下。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摩挲金狄，即此秦余之二。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继马非晋元帝《晋书》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象。故司马懿深忌牛氏，为二共一口，以贮酒，懿先饮其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其孙恭王觐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盖当时传闻如此，魏收本之作《魏书》，因谓：僭晋司马睿，母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马，以为此石之应。《通鉴》等书皆从共说。然金已为懿毒死，则夏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见皆传闻谬悠之词耳。唐元行冲则以为：元魏昭帝名犍，继晋受命，乃为牛继马之象，特为著论，此又可备一说。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宫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戏，世多知齐东昏侯事。《南史》：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于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民间谣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戏不自东昏始。《通鉴》：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宴饮为乐。《晋书》：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宋书。五行志》亦载此事，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又宋营阳王未废时，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是皆东昏以前事。
○四声不始于沈约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独得胸臆，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然《石林诗话》谓：魏、晋间虽未知声律，而陆云相谑之词“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又与后世律诗无异，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创也。今按《隋经籍志》：晋有张谅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则四声实起晋人，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陆厥传》云：沈约、谢、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将平上去入四声，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谓之永明体。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后论之甚详。厥乃为书辨之，以为历代众贤，未必都ウ此处也。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即与约同时者，周有《四声谱》行于时，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夏侯永有《四声韵略》十三卷，王斌有《四声论》，皆齐、梁间人。又梁武问周扌舍曰：“何谓四声？”扌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沙门重公谒梁武帝，帝问：“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曰：“天保寺刹。”出以语刘孝绰，孝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则约同时之人，明于此者，亦不止约一人，特约独取以成书，遂擅名耳。
《东斋记事》云：唐孙忄面集诸家韵书作《唐韵》，而从前周《切韵》、沈约《四声谱》、夏侯咏《四声韵略》之类皆废。宋真宗时，陈彭年、晁迥、戚纶知条贡举事，取《字林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等书为礼部韵，遂著为格。景中，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恐举人诗赋误用，乃诏丁度修《礼部韵略》，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此《礼部韵略》之始末也。吴曾《漫录》又论度等修韵，既不得共始，徒屑屑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纵囚事，唐太宗最著。白乐天所咏“死囚四百来归狱”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后汉书》，马援为郡督邮送囚，援哀而纵之，亡命遇赦。钟离意送徒诣河内，解其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一或违者。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意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戴封为中山相，囚四百馀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虞延为渔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返。《晋书》：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此皆汉、晋纵囚故事也。《癸辛杂识》又引何允、席阐文二人。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见《南史》。今考历代史传，更不止此。《宋书》：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主簿等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听。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来，违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方明不许。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仍送至。又《梁书》：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妇孕也。傅岐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还家，狱曹固争不可，岐曰：“囚若负信，令当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陈书》有张种者为无锡令，见重囚在狱，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曰：“昔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以之获罪，亦所甘心。”诸囚荷恩，如期而至。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先有系囚千馀人，华原随事决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悯其苦，乃与之期，约某日当至，悉脱其枷。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隋文帝闻而异之，于是赐伽宴于殿庭，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元膺悉归之，皆如期返。《新唐书》：唐临为万年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恐盗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盗尸虎还。《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天祥知寿昌府，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来，如期皆至。白宣慰司，尽释之。《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周为南京刑部尚书，当暑，遣囚之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无失期者。俱见本传。此又唐以后纵囚故事也。○图画学士不始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翰林盛事》：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系以御赞。此又仿太宗故事。
●卷二十○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唐书》：杨贵妃好荔枝，南海岁贡荔枝，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此贡荔枝故事也。按《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继路。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乃诏罢之。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金时皆无其地，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
○杨氏五家合队《新唐书》叙杨氏五家合队，虽不明析。《杨贵妃传》云：以贵妃宠，擢其兄鸿胪卿，侍御史，而钊（即国忠）亦浸显。又三姊封韩、虢、秦三国夫人。据此，则、、钊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又云：以上柱国门列戟，与、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帝所得奇珍，分赐五家如一。则所为有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则又应是四家矣。而其叙华清从驾处，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杨国忠传》：天宝七载，国忠为御史中丞，三妹封国夫人，兄擢鸿胪卿，与国忠皆列戟，则又遗却一人，与《贵妃传》不合。按《旧唐书。贵妃传》：玄宗封韩、虢、秦三姨，又擢贵妃从兄及，赐第连宫禁，韩、虢、秦与、五家，每有请托，峻如诏敕。《通鉴》亦云：天宝六载，以贵妃姊适崔者为韩国夫人，适裴者为虢国，适柳者为秦国。三姊与、五家势倾天下。是五家者，、、韩、虢、秦也，国忠尚不在其内。及国忠益贵而已死，仍符五家之数，故当时亦呼杨氏五家。《旧唐书》虽叙、、韩、虢、秦为五家，而其后华清从驾，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队各一色，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又云：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秦国、韩国相接。是《新唐书》虽云秦国早死，而《旧唐书》则国忠为相后，秦国尚在。《通鉴》亦云：禄山反，上欲传位太子。国忠大俱，使韩、虢、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乃止。及马嵬之变，国忠及韩国、秦国为军士所杀，虢国奔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诛之。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新唐书》谓秦军早死者，恐未必得实也。然则五家者，其始则、、韩、虢、秦也，其后则与国忠及韩、虢、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实非始于度也。《汉书。孔光传》：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师古注：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宠礼。它日则在家自养也。是此礼实自孔光始。王莽在哀帝时亦同。《隋书》：文帝忌杨素，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亲细务，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评论大事。”则又为疏忌功臣之制。而其后优礼老臣，亦多用之。《唐书》：李靖以疾，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年老，玄宗命五日一朝，入阁办事。又苗晋卿年老，代宗令间日赴政事堂，入阁不趋。此皆在裴度之前。郑覃年老，以疾去位，诏许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杜佑请老，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宋史》：赵普再相，故事中书日向未始退，诏特许普日午便归，寻免朝，止赴中书视事，大政则召对。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吕夷简老，仁宗亦命平章军国重事，五日一至中书。王随亦然。徽宗命何执中一月止六参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后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唐时牛、李之党，论者皆谓牛僧孺、李德裕互相仇怨，各植私党也。然《唐书》传赞云：僧孺、宗闵既当国，排击所憎，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则当时所云牛、李，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而非德裕也。《李德裕传》：始李吉甫为相，牛僧孺、李宗闵对策，痛底当路，吉甫诉于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则吉甫子也，宗闵、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闵传》：钱徽知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德裕白上，以为今年取士不公，宗闵坐贬，由是嫌忌益深。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及裴度荐德裕可相，而宗闵先已当国，虑德裕继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是僧孺之仇德裕，本由于附宗闵，此即所谓牛、李者也。《杨汝士传》：汝士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见牛、李之李乃宗闵，而非德裕矣。若以李为德裕，则僧孺、德裕方相仇，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鉴》：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金莲烛送归院，始于唐令孤。《唐书》：入翰林为学生士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以乘舆金莲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及至皆惊。此唐故事也。今世所传词林美谈，皆指苏子瞻耳。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也。《钱氏私志》：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对设二位，用宾主礼，不令拜舞。宴罢，令宫嫔各以领巾裙带乞诗。上令诸嫔各取头上珠花为润笔，纳其袖中。宴罢，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王禹玉为学士，被召至内东门小殿。晚深，赐台烛双引归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对，帝命内侍持烛送归院。方盛暑，为蠲宿直令。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东门，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赵参政事三制，赐双烛送归舍人院，外廷无知者。子瞻为学士，夜忽召入内东门小殿。宣仁问曰：“内翰前年为何官？”曰：“汝州团练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学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曰：“然则大臣论荐耶？”曰：“亦不关大臣论荐。”子瞻惊曰：“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进。”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当饮食而停箸，看卿文字，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进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已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玉堂杂记》云：孝宗尝宣召侍读史浩，锡宴澄碧殿，暮以金莲烛送至玉堂直庐。上命浩作诗叙此会，浩乃进古诗三十韵，上御制和之，又命周必大继和，必大亦和以进。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世传宋曹彬、元伯颜俱下江南，俱不妄杀人。然《梅涧诗话》载曹景建《金陵乐官山诗序》云：南唐初下，诸将置酒高会，乐人大恸，杀之，聚瘗此山，因得名。诗云：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朝结绶人。而伯颜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又杀民煎膏取油作炮，号人油炮，焚城上杈牌，及城破，又尽屠之，惟七人伏桥坎得免。事见《续通鉴纲目》及府志。则二将亦未尝不妄杀人也。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为常制。寻又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则安石虽沿其名，而尚异其实也。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收，两收则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于是《精忠小说》遂有泥马渡江之说。按《宋史。宗泽传》：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泽劝留，不从，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交。”庙有马，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泽曰：“可以见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马故事也。余尝见曹勋画《高宗瑞应图》九幅，内一幅系崔府君庙，庙中一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勋有跋云：厅子马不肯行。盖即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世谓秦桧私通于金，力主和议，自是实事，然《岳飞传》谓兀术以书与桧曰：“汝日以和请，而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则《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其实桧所私结者，挞懒而非兀术也。桧之南也，由挞懒纵之归。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必与桧先有私约，令宋称臣纳岁币，而金则归以帝后及河南、陕西地。故刘豫废而即令王伦回许，以归帝后及陕、洛，此皆挞懒主之，一一如桧所请。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尽发其奸，再兴兵取河南、陕西。桧亦惧不安其位，使冯楫、王次翁探帝旨，实以失奥援，虑和议之不可必成也。未几，挞懒谋反南奔，欲投宋，益见其平日有德于宋之明证。而王伦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术之语，责之曰：“汝国惟知有挞懒耳。”是桧之与挞懒素有成约，而兀术始终不与闻可知。或谓挞懒诛后，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始定和议之局？不知挞懒主和，则以陕洛偿岁币；兀术主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高宗纪》：和议成，使郑刚中分划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又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关为界），所归者仅徽宗、郑后、刑后之丧及韦后一人，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此亦何乐不为，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金史。郦琼传》：宗弼（即兀术）谋再伐江南，与郦琼议。琼曰：“秦桧老儒，亡国之大夫，仅仅自守。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据此，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而《宋史》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桧之主和，未为失计，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而徒为迂论。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裒集伤残，仅仅自保，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即使专任韩、岳，一切听其所为，能必其克复旧疆、迎还故主乎？使桧果以靖国为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犹愈于竭国力以冀亻幸于不可知。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迹奸险，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幸而母后虽归，故疆终失，尚且据为己功，至劫持人主，诛锄善类，流毒遍天下。倘挞懒不诛，竟如初议，存殁俱还，境土得复，则外恃强援之力，内诩再造之功，更不知当作何挟制，尽揽威福，怀无上而觊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观于献谀者，或疏请加九锡，或赋秦城王气诗，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南宋和议主于秦桧，人皆知之。宋《何铸传》：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而难于自己发，故纵秦桧航海南归，密有成约。是以桧既用，即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语，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不可谓非桧之功也。抑知其事虽成于桧，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事见谢枋得《上留丞相书》，谓忠宣拘于燕山，室敬其人，一日问之曰：“天下何时太平？”忠宣曰：“息兵养民，则太平。”又曰“何如则息兵养民？”忠宣读《孟子》“诸侯将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又诵《孟子》“乐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扌然喜曰：“吾计决矣！”乃密授意于桧，使之南还，于是和议成。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桧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据此，则和议之说，本发其机于忠宣，桧特从后成之，攘为己功耳。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按《陈与义传》：赵鼎言于高宗曰：“人多谓中原可复，宣便进兵，恐他日咎今时失策。”上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议和，断无可还之理。”与义曰：“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忠宣之发其端，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宋史》谓：金人善用拐子马，三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战酣然后用之。兀术攻顺昌，有铁浮图，兵皆重铠，戴铁兜牟，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用拒兵拥之。按《晋。载记》：穆帝时，燕慕容恪击魏主冉闵，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遂破闵。则古时已有为之者。
○木灯檠之不可信周密《癸辛杂识》及陶宗仪《辍耕录》记杨髡发宋会稽诸陵事，皆云徽、钦二帝陵空无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钦宗陵惟木灯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韦太后归于宋，并徽宗及郑后、邢后之丧来归，是岁葬徽宗于会稽，号永裕陵。绍兴二十一年，遣巫为祈请使，请归渊圣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许。绍兴二十六年，为金主亮正隆元年，钦宗殁于金，而世所传《窃愤录》并有谓不得其死，以马蹂其尸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来宋，始闻钦宗之丧。时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极，宋孝宗亦嗣位，始复和议。时陈康伯有言：“所未决者，彼欲得唐、邓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寝及钦宗梓宫为词耳。”是宋虽尝以钦宗之柩为请，然和议既成之后，乾道七年宋又遣中书舍人赵雄至金，金世宗谓雄曰：“汝国舍靖康帝灵柩而请巩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当为汝国葬之。”则宋并不以钦宗之柩为请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自后更无归丧之事。则钦宗葬于金，而未尝归骨会稽也，安得有木灯檠之事哉！乃知小说家记载多不可信也。（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寝地，兼以钦宗梓宫为言。而《黄中传》云：时遣成大，但请山陵，中言钦庙梓宫不宜，竟置不问。又陈良亦言：“陵寝地在其腹中，必不肯与，不如以钦宗梓宫为请，犹为有词。”是宋并无意于钦宗之柩矣。又《赵雄传》：金人将起河南三十万众迁诸陵梓宫归宋，上命雄止之。）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传国玺始末见于《辍耕录》载元御史中丞崔所记。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将迎皇太孙即位。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与御史杨桓见之，知其为秦玺也，遂献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求昏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卫宏曰：秦玺，蓝田玉所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太平御览》亦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汉，汉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之传国玺。后王莽篡位，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玺于地，玺遂归莽。及莽败，商人杜吴杀莽，不知取玺，校尉公宾得玺，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玺归光武。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孙坚讨卓，得于井中。袁术夺于坚之妻。术死，荆州刺史徐ギ闻帝在许昌，以玺送之。帝逊位，玺归魏。常道乡公禅，玺又归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聪。聪死，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其将蒋干得之。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自后宋、齐、梁、陈皆相传。及隋灭陈，玺入于隋。隋亡后，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以宝玺未获，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奉玺归，乃复入于唐。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及废帝从珂自焚，玺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时，咸阳民段义献玉玺（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蓝田玉，其篆法真李斯所为，乃定为真秦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宝玺皆入于金，共玺一十有四，内青玉传国玺一，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而此玺应期而出，实为符瑞云。桓之论如此。按秦玺自冉闵败后，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入邺助守，知玺在干所，乃谲得其玺，使何融以迎粮为名，出城潜送征西将军谢尚，尚即以三百骑送建康。见《晋书。载记》及《谢尚传》。此玺归东晋之明证也。然《通鉴》姚苌之擒苻坚也，从坚求传国玺，坚骂曰：“玺已送晋，不可得也！”是时冉闵死未久，玺已为谢尚所得，归于晋矣，苌岂不闻之，何又向坚求玺？刘定之谓：闵亡后，邺入于慕容燕，当是苻坚灭燕，又得之，而谢尚所得者，或晋人饰词，以解白板天子之诮也。则谢尚所得玺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长安，擒姚泓，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建康。而沈约《宋书》不载获玺一事，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属而已。岂以谢尚已获玺于晋时，疑宋武所获非真，故不复叙耶？然《北史》魏太武于邺城毁佛像，中得二玉玺，文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汉传国玺”，则玺更似在北，而求未入南，谢尚之所得，真伪益未可信也。即尚所得冉闵之玺果真矣，《南史》侯景之败，以传国玺自随，使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则沉于江，勿令吴儿得之。”思贤过京口，遇盗，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术送邺。而《北史》载辛术既送玺至北齐，文宣帝以告太庙，则此玺又入于北齐，而陈、隋两朝俱未尝有也。今杨桓云：历宋、齐、梁、陈、隋皆相传，及隋灭而萧后携以北，至贞观四年复入于唐，不知何所据。此不过欲隐约其词，以见此玺自唐而梁而后唐而石晋及从珂自焚后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者即是此物，乃徽宗北行玺入于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国初灭金时所得，可信其为真秦玺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为蜀监军，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后王建将称尊号，有欧阳柔得之以献，此一玺也。黄巢破长安，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后唐庄宗将称帝，适传真以之来献，遂即位，此又一玺也。庄宗将入汴，梁主惶惧，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军矣，此又一玺也。则是时蜀、魏、汴一时已有三玺矣。无论秦玺已不存，即存亦不知孰为秦玺也。又《通考》：后唐末帝自燔时，以传国宝随身共焚，是以晋高祖别制一玺。开运末，耶律德光入中国，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玺。德光讶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归，携以出塞。则后唐之传国玺已随从珂自焚，而晋玺又已出塞矣。金初灭辽时，金主意玺在辽主延禧所，延禧诉以兵败失于桑干河。则辽之传国玺又已沉没矣。《金史。宗望传》：宗望追辽主，尽获其妃嫔并传国玺，献于行在。金太祖置之怀中，恭谢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玺？意辽主所谓失于桑干河者，即此玺耶？然金主既得之于宗望，何又疑玺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纪》：天会三年，斡鲁献传国宝，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玉玺，及徽宗所制定命宝，亦俱为金所掳。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绪以传国玺自殉，焚于幽兰轩。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辽玺，抑或破汴时所得宋哲宗时段义所献之玺耶？然亦已焚于幽兰轩矣，则杨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为真秦玺耶？按王莽建国时，使王舜逼太后索传国玺，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汉献帝禅魏时，魏用隶书刻其肩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后由刘聪入于石勒，勒又刻其一边云“天命石氏”。此见于史传及《宝玺篆文图说》，历历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验段义所献，检无螭角无缺而疑其非真。即杨桓亦谓：今玺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无地可置字。则桓亦自知其非真也。盖历代各有，制造不同，传闻亦异。《汉书注》卫宏曰：秦玺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晋书。康帝纪》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蓝田玉为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二说已不同矣。《后汉书。舆服志》注：孙坚所得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阳秋》谓蒋干所得为谢尚送于晋者，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三说更不同矣。蔡京等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合奉云：“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大学衍义补》又云：“受命于天，皇帝寿昌”者，东晋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历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开运末没于耶律，后为金人所有者，则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为文，乃石晋所刻也。杨桓之论亦曰：北齐所刻者，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晋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览》又记郄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遂指为真秦玺。拾得家所出，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杨用修谓：杨桓本善篆书，此玺盖即桓伪作，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闻传国玺尚在元嗣君所，而屡出师以冀反璧耶？（永乐中，瓦刺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后仍不至。）《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长脱欢得前元玉玺来献，宣宗敕谕曰：“前代传世之久，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来献。”英宗复辟，孛来遣使欲献玺，帝亦敕曰：“玺己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献否从尔可也。”弘治中，陕西巡抚熊又得一玉玺，孝宗因傅瀚言，亦仅藏之库。其识皆过文皇远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又记：天启四年，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得玉玺于漳河之滨，其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河南抚臣程绍具表进之，上御皇极殿受贺，得玺者仅赏银五两。而魏史贤欲令天下有司赴京庆贺，以尚宝卿姜志礼言而止。成祖且然，固无怪魏阉之张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盖风尚如此。）
○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苏州周顺昌被逮时，缇骑被击，至今颜佩韦等五人啧啧人口。然此风有先之者。《寓园杂记》：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采药各省。至苏州，凡江南之书画器玩检括殆尽，复以妖书数十本，命府学诸生手抄，屡抄不中，实欲得贿。诸生无所出，因致罚于学官。有生员王顺等数十人大怒，适樵担至，遂各取一木将击臣。臣惧避匿，其下人皆被殴。中官奏诸生抗命，赖巡抚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斩于市（亦见《明史。陆完传》，乃成化中事）。又《涌幢小品》载：萧景腆为长洲尉。有织造太监张志聪恣横，长洲令郭波持之，志聪愤，执而倒曳之车后。景腆率所部官兵直前追夺，手批志聪，落其帽。市民观者，咸张气，梯屋飞瓦，群掷志聪，志聪遁去。吴中为景腆立“仗义英风”之碑于长洲县门（此事亦见《明史。吴廷誉传》，廷誉以此事劾罢志聪者也）。又《明史》本纪：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然则击阉事，有明一代苏州凡四见。
按万历时，税矿中官所至为虐，多有激变，为民所忿击者。本纪：二十七年，临清民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二十九年，武昌民又杀陈奉参随六人。三十年，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三十四年，云南民变，杀税监杨荣，焚其尸。此皆明季击阉故事，附记于此。
○明末阉党有殉难者明天启中，附魏阉者固皆小人，然其后亦有死国难者。如张鹤鸣，本由魏忠贤进为兵部尚书，后被劾归。流贼陷颍州，被执，倒悬于树，骂贼死。恩县李应荐，天启时御史，附阉，丽名逆案。崇祯十五年，捐资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数刃死。寿张王大年，亦御史，加太仆少卿，附阉，丽逆案。崇祯十五年，在河间佐有司守城，城破死节。沁水张道，为锦衣时，与阉党杨维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容。后论戍，仍私归于家。屡破流贼紫金梁等，又擒满天星，冀以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戍之海宁卫。商城杨所修，故魏党，请以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编勒成书者，历左都御史，后入逆案，赎徒为民。崇祯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杨维垣，为魏党最无耻，南都破时，竟殉难。或又言其伪死，实逃去者。传闻异词，不可考也。亦有降贼后仍死难者。临川傅鼎铨，降李自成后脱归，会金声桓反，鼎铨起兵应之。顺治八年至广信，为守将所执，谕降不从，从容就刑。鼎铨降贼，为乡人所耻，尝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乡人更贤之。东莞张家玉亦谒李自成，后仕永明王，据增城拒守。诸将皆请溃围出，家玉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手哉！”自投野塘死。丘之陶，为李自成所得，用为兵政府从事。之陶以书致孙传庭速进兵，而己从后妄报左兵至以摇之。事泄，骂贼死。而东林中亦有光时亨者从贼，为马士英、阮大铖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学濂，为庶吉士，京师破，受李自成户部司务。既而自惭，赋绝命诗缢死，去国变时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见《明史》。（王阮亭又记：天启时《朋党录》中有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点将录》有许其孝、郭巩、陈保泰、杨春茂，《同志录》有张我续，《东林籍贯》有张文熙、薛贞后，皆为小人，而初亦为阉党所忌，编入《朋党》等录中，亦如宋时李清臣、章、曾布、张商英等之得列于党人碑也。）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明人演戏，多有用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贤党石三畏赴戚畹宴，既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忠贤闻之大怒，遂削籍归。王阮亭《香祖笔记》又载姚叔详言：海盐有优儿金凤，以色幸于严东楼，非金则寝食勿甘。严氏败后，金既衰老，而《鸣凤记传奇》盛行。于是金复傅粉涂墨，扮东楼焉。此又明人演戏不讳本朝事之明证也。又余澹心《板桥杂志》：马湘兰负盛名，与王伯为文字饮。郑应尼落第来游，湘颇不礼。应尼乃作《白练裙杂剧》，极其嘲谑，召湘兰观之。则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见之矣。
○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明之司礼监，盖即唐中叶以后之枢密院。枢密院本宦者为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则退而授中书舍人撰拟，或帝旨竟下学士院撰词者，学士不皆面奉旨，则枢密院宦官粗写事目送学士作诏，此唐制也。王西庄谓朱梁、后唐始以朝臣为枢密使，其实不然，唐昭宗时宦官尽诛，即以蒋元晖为之，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朱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庄宗又名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之，石晋时桑维翰为之，周世宗时王朴为之。至宋、金则枢密使专典兵机，宰相总理庶务，称为二府。及元、明则无此官矣。明之司礼秉笔太监，正与唐之枢密使相似。凡本章进御，固由内阁票拟，或因事降旨，不召阁臣面谕，则令司礼监粗写事目，送阁撰拟。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阁，问所当立，杨廷和以兴献王长子对。中官入启，廷和等候于左顺门，已而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议。世宗初，中官请遣官织造，帝趣内阁撰敕，廷和力争，并请究拟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为谢不审（俱见《廷和传》）。神宗病亟，令沈一贯结作诏，撤各处矿脱。中使捧谕至阁，一贯方拟旨，而帝疾稍瘳，中悔，命中使至阁，趣缴前谕（见《一贯传》）。可见内阁撰诏旨，必由中官先写事目送阁也。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有所发诏命，则写大意付阅撰拟。其始当是御笔自书，后遂令司礼监秉笔者代书，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
●卷二十一○正月元日岁首为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者。《诗》“正月繁霜”，注谓夏之四月。《左传》庄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注亦谓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阳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戊朔，日食。昭子欲用币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其馀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注：太史谓在此月者，正谓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盖夏之四月，正阳之月，平子亦以岁首为正月，而不知正阳之月为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所谓元日，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岁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左传》：郑人相惊，以伯有为厉。齐平燕之月，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隔岁曰去岁，月之前一月未有称去月者。《北史》：萧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云起。”是前月亦可称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类也。《后汉书》：上巳，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则犹用巳日，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误也（沈约《宋书》以为自魏始）。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后汉书。郎ダ传》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论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后世专用五日，亦误。按《周官》“涿壶氏午贯象齿”，郑注：午：故书为五。然则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犹以午为五也。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盖午、五相通之误。《老学庵笔记》云：《太平广记》有《卢质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盖住与除同音，闽音同耳。
○竞渡、乞巧、登高竞渡不独午日也。《新唐书。杜亚传》：亚为淮南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是春时亦竞渡矣。又《丹阳集》谓《荆楚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故武陵以此日作竞渡以招之。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期《三月二日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则以上巳为招屈之时，亦必有所据云。按《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三月，幸鱼藻宫观竞渡。是方春竞渡，久为故事。又《穆宗纪》：九月观竞渡于鱼藻宫。则重九亦有竞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则又元夕有竞渡矣。乞巧不独七夕也。《续博物志》：山东风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馀岁，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梦寐，或欲刺文绣，事笔砚，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天卜以乞巧。《下黄私记》：八、九月中，月轮外轻云时有五色，下黄人每值此，则急呼女子持针线，小儿持纸笔，向月拜之，谓之乞巧。是五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独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诗。《隋书。元胄传》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驰诏召胄，谓曰：“公与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杨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军兰亭修禊，此春禊也。刘桢《鲁都赋》曰：“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禳，国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则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铁《越绝书》：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铜。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山海经》：昆吾之山，上多赤铜。郭璞注谓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时犬戎献之。即《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即所谓干将者，亦非铁也。《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亡卒降，始教铸作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又《难兜传》云：有银铜铁作兵。此可见古时兵器不尽用铁，至汉时外国犹然。（《魏书》：崔鉴为东徐州刺史，治铜为农器。是农具亦用铜矣。）
○斋戒不忌食肉《论语》“斋必变食”，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而不言不饮酒，不茹荤。惟《庄子。人间世篇》：颜回曰：“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可以谓斋乎？”子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朱子注《论语》盖本此。然古人所谓荤，乃菜之有辛臭者，斋则忌之，即所谓变食，而非鱼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丧大记》：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檀弓》：丧有疾食肉饮酒。谓居丧有疾病者，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此居丧之去酒肉也。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惟《国语》耕籍之前五日，王入斋官〔宫〕，淳濯饮醴。注：沐浴饮醴酒也。盖平时饮酒，斋则饮醴，即所谓变食也。以醴代酒，记者尚特详之，若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语》皆云：端衣玄裳，冕而垂轩，则志不在于食；斩衰菅菲，杖而ヱ粥，则志不在酒肉。注：端衣玄裳，斋服也；即荤，辛菜也。斋服则不食荤，居丧则不食酒肉，别言之，尤可见荤之非肉，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尤其明证也。程、苏二公当致斋日，厨人禀造食荤素，程令办素，苏令办荤。戴埴《鼠璞》引此事，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后人混而一之，通谓之荤，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鱼肉为荤，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遂不免食荤。则宋人以腥血为荤，亦不特程、苏二公。）然古来以鱼肉为荤，而斋戒兼忌之，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而其来已久。颜师古《匡谬正俗》：云：素食是无肉之食。则固以肉与素对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香山《闰九日》诗：“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此斋戒之忌酒也。韦苏州诗：“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此斋戒之忌肉也。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谢弘微以兄曜卒，除服犹不敢鱼肉。《梁书》：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惟菜羹粝饭。刘勰并请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不用牺牲，但供蔬果。诏从之。郊、庙尚不用腥血，致斋者可知，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汉书。王莽传》：每逢水旱，莽辄素食。太后诏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时食肉。”则肉与素食对言，汉时已如此。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于汉时欤？
按《礼记。玉藻》：膳于君有荤桃。注：荤者，姜及辛菜也。《仪礼。士相见礼》：侍坐膳荤。注：荤，辛物，食之止卧。《荀子。哀公篇》注亦云：荤，葱薤也。徐铉《说文注》：荤，臭菜，谓芸台、椿、韭、葱、蒜、阿魏之属，方术家所禁，气不洁也。《尔雅翼》：西方以大蒜〔按：此处漏“小蒜”〕兴渠、慈蒜、｛艹各｝葱为五荤，道家以韭、蒜、芸台、胡荽、薤为五荤。是诸书所谓荤，皆不指腥血。然《管子。轻重篇》：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荤与臊连言，则荤似即臊之类。按《史记》獯粥字作荤粥，獯粥之号本以其专食〈羊〉〈羊各〉而名之，而荤、獯同音，史迁既已通用，后人遂以辛菜之荤与血肉之獯混而为一，故忌辛兼忌肉耳。至东坡剖桃核琉璜因著论欲断薰血。袁文谓其用薰字不可解，则未知荤与獯、薰、本同音，可通用也。
○尚左尚右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老子。经武章》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云：凶事尚右。按此事、兵事之尚右，尚有明证。《檀弓》：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则有姊之丧故也。”此凶事之尚右也。《左传》：楚庄王乘左广以遂晋师，见右广，将从之乘（右广本王所乘），屈荡止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自是楚之乘广尚左，则以偶然王乘左广得胜，遂改从尚左，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按桓八年楚子伐随，随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亦尚左，后乃改尚右。）此戎事尚右之证也。戎事、凶事既尚右，则非戎事、兵事自当尚左。《诗》《书》所载，凡言左与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则左先于右可知。《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若论异姓为后之义，则朝仪固尚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遂改而尚左。则平时本亦尚左，此明证也。惟《乡饮酒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主东南取产物以养人，此则别有取义。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以为尊敬，遂凡事皆尚右。《左传》：晋士曰：“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国策》：赵王以蔺相如为卿，位廉颇右。颇曰：“相如徒以口舌，位在我上，我必杀之。”苏代谓魏王曰：“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田文将右齐而左魏。”《说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将东面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信陵君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此则车中之制，与他处不同。《礼记》：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则在左，故乘车尊左也。）《史记》：鸿门之宴，项王东向坐。韩信得广武君，东向而师尊之。则秦时亦尚右。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史记》：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帝乃以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客，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当然。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则敬之。《汉书》：黄霸初以入谷为吏，冯翊以其入财得官，不署右职。颜师古曰：右职，高职也。其有得罪下迁者，则曰左迁。《史记》：韩王信谓汉王曰：“项王王诸将善地，而王独远居，是左迁也。”《汉书》：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又《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于侯国者曰左官，以不得仕于王朝也。是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至汉以后，改从尚左，则不知于何时。《梁书》：天监六年诏曰：近代元日朝毕，次会群臣，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宴万国，惟应南面，何更居东面？于是御座南向，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尚书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是梁时虽正南面之位，而殿廷宴会诸臣犹以西为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北史》：齐天统三年，以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皆以左序为右之先，则六朝时官序已皆尚左。而天监会宴群臣，仍以西为上者，盖专属宴会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尚左，惟宴饮之事沿乡饮酒礼，以右为尊。其后相习为常，遂一概尚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宴席犹尚右也。唐时朝制尚左，尤有明证。颜师古注《汉书》，其于“左迁”则曰：是时尊右卑左，故谓贬秩为左迁。其于“左官之令”则曰：汉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师古系唐人，而谓尊右是汉制，可见唐时一切皆尚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钦圣向太后居宁寿宫。后辞曰：“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失上下之礼？”遂居隆宫。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谏，皆不以右为尊，而独以右文为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来尚左之可考者。至有元一代之礼，则皆尚右。《元史》：或荐赵世延参知政事，仁宗曰：“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遂以阿散为右丞相，世延参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儿有大功，欲独相以宠异之，乃以为右丞相，罢左丞相不设。搠思监先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是元时以右为尊也。今之尚左，则自明太祖始。太祖称吴王时犹沿元制尚右，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及灭张士城后，始改礼仪尚左，乃以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黄瑜《双槐岁抄》云：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万岁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吕氏春秋》：宋康王为长夜之饮，室中人呼万岁，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国中皆应之。《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新序》：梁君出猎归，入庙中呼万岁。《史记》：优旃悯陛郎雨立，有顷，殿上上寿，称万岁。田单伪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纪信诳楚曰：“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项羽归太公、吕后于汉，汉军皆呼万岁。陆贾奏《新语》，左右皆称善呼万岁。武帝登嵩高，空中闻呼万岁者三。《后汉书》：任光守信都，光武自蓟还，不知所向，或传信都独为汉守，乃赴之。光等方惧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万岁。《冯异传》：时军乏食，赵臣将兵来助，并送缣谷，军中皆呼万岁。《田鲂传》：光武以贼延褒等付鲂诛之，鲂赦之，皆称万岁。《马援传》：援封侯，掾史皆称万岁。《耿恭传》：恭为匈奴所围，绝水凿井，拜，新泉涌出，众皆称万岁。匈奴又益兵围恭，军吏范羌自敦煌率兵迎恭，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匈奴大至，及见羌，皆呼万岁。《李固传》：固蒙赦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董卓传》：卓既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吴志》：甘宁入魏营，斩数十级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魏志》：马超攻冀城，刺史韦康遣阎温出城告急，为超所得，遣至城下，使告东方无救。温大呼曰：“大将军不过三日至矣！”城中皆泣，呼万岁。《晋书》：张祚淫虐，张琚杀之，国人皆呼万岁。《宋书》：苍梧王淫虐，为杨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称万岁。《南史》：臧质引军至盱眙，太守沈璞纳之，质见城中丰实，众皆称万岁。《隋书》：王世充与李密战，预索一貌类密者，战酣，时使牵过阵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万岁。《唐书》：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通鉴》：唐末王绪诛杀将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壮士擒之，军士皆呼万岁。此皆上下庆贺之通称也。又《汉书。翟方进传》：李寻以星变责方进，而云万岁之斯期近，慎朝暮。师古注：万岁之期，指方进之死也。则并有以称臣下之死期者。《后汉书》有广宗殇王名万岁。《北史》后周时有李远，字万岁。隋时有史万岁。《唐书》颜真卿守平原时，有将刁万岁。可见此字上下可以通称，若专属至尊之称，敦敢以之为字名者，然专以此为至尊之称，亦有所自。《汉书。宣帝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上登渭桥，咸称万岁。似已属君上之称。《后汉书。韩棱传》：窦宪破匈奴还，尚书以下欲拜之，称万岁。棱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则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矣。《後汉书。礼仪志》：策拜太子礼毕，三公上殿贺寿，称万岁。又正月朔朝贺，皆称万岁。则并著为朝仪。孙盛《献帝起居注》：董卓废帝，立陈留王，宣诏讫，莫有应者。尚书丁公曰：“大臣既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晋书》：桓玄篡位，登郊坛告天，而仪注不备，忘称万岁。《宋书》：晋安王子勋僭位于寻阳，行礼日，群臣忘称万岁。《魏书》：道武帝登极，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北齐武成帝过东郡，孟业为郡守，率人吏俱唱万岁，导引需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诏发兵拒之，军士皆曰：“南安王来，我辈惟当唱万岁奉迎耳。”《唐书》：昭宗东迁，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五代史》：朱友弑逆，均王友贞谕将士讨逆之意，军士皆呼万岁，奉王为主。晋王存勖称帝，诸臣皆不欲，苏循自梁来降，即舞蹈万岁。石敬瑭为节度使，军中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斩之乃止。后汉隐帝被害，迎武宁节度使ど入即位，在道仗卫皆如王者，左右呼万岁，郭威兵至澶州，将士呼噪，以为天子，呼万岁。《宋史》：太祖陈桥兵变，归京师，范质、王溥同往见。质初不拜，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且称万岁。《张逊传》：寇准与温仲舒并辔，有狂民迎马首呼万岁，为逊所奉。《曹利用传》：从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金史》：章宗禁优人不得以前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此又皆以万岁专称主上者。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庄绰《鸡肋编》：广南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属可属可骇。是宋时久已为君上之称，故以此为可骇。）邵二泉《学史》谓：自嵩呼闻于汉，而万岁云者遂为祝君之词，一人之外，其谁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万岁二字，历汉、唐尚为通称也。按《续文献通考》元时朝仪犹有舞蹈呼万岁之制。《明史》：万安于宪宗御殿时，诸臣奏事未毕，安遽顾首呼万岁欲出，诸臣不得已皆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是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盖至敬无文，不事虚礼也。
○露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世语》：马超反，劫贾洪作露布，钟繇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文章缘起》引此为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汉书》：何武为刺史，劾奏属吏，必先露章。《汉官仪》：凡制书皆弥封，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后汉书。礼仪志》：大丧则诸侯王遣大夫奉吊，驿马露布。又汉桓帝时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板插羽。《文心雕龙》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诸视听也。自贾洪作此讨曹操，后遂专用于军事。如《世说》：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马作露布，手不停笔，俄成七纸是也。然既为征讨时所用，则犹是檄文之类，非专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龙》又云：露布者，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称肃将王诛，是本以声罪致讨也。至元魏则以之奏捷，而更有书帛于竿之例。按《隋礼仪志》及《通典》记元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斩齐将，高祖曰：“何为不作露布？”对曰：“擒斩不多，若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齐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为露布，即书绢，曾不起草。此其证也。故《封氏闻见记》云：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后唐庄宗擒刘守光，命王缄草露布，缄书于布，令人曳之，论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欧公亦遂记之，以著缄之陋，岂欧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学记》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谓：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尚武，若文采者，则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别有义。
○衙门衙门本牙门之讹。《周礼》谓之旌门。郑氏“司常”注所云，巡狩兵车之会，皆建太常是也。其旗两边刻缯如牙状，故亦曰牙旗。后因因谓营门曰牙门。《后汉书。袁绍传》：拔其牙门。牙门之名始此。《封氏闻见记》云：军中听令，必至牙门之下，与府廷无异。近俗尚武，故称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然则初第称之于军旅，后渐移于朝署耳。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而无所谓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词》有飞廉之衙衙。《说文》及《集韵》皆音作语，无所谓牙音者。郑康成注《仪礼》“绥泽”云：取其香且衙湿。《群经音辨》曰：衙音迓。于是始有迓音，然犹未作平声也。及如淳注《汉书》“衙县”音衙为牙，于是始有牙之音。如淳系魏时人，则读衙为牙，当起于魏、晋，而讹牙门为衙门，亦即始于是时耳。袁文谓许慎《说文》衙字无牙音，而陆德明于《左传》“彭衙”下不音某字者，盖德明唐人，见当时已呼为牙音，而《说文》又无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于唐人云云，是尚未考如淳《汉书注》也。《南史》：侯景将帅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以次引进，谓之衙门。则六朝时又久已讹牙门为衙门。故李济翁《资暇录》谓：武职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鉴》从其说，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旧唐书》凡正衙及衙门俱作衙字，《新唐书》俱改作牙字，盖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谓之正衙；御紫宸殿，谓之内衙。宋太宗时，张洎谓朝廷或修复正衙，当下两制，预加考订。则宋时朝廷犹称衙。见《梁溪漫志》。）吴斗南又谓：汉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参卫于朝署之前者。吾本读作牙，后世衙门之讹，当自吾字始。此亦一说。《封氏闻见录》亦曰：困以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外，故称牙门，后牙讹为衙也。
○幕府《汉书。李广传》：“莫府省文书”，晋灼曰：莫，大也。卫青征匈奴，绝大莫，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师古曰：此说非。莫府者，以军幕为义，古字通用耳。军旅无常居，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卫青始有其号也。然则幕府始于战国时也。但古所谓幕府，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称幕府者。《后汉书。班固传》：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固奏记于王曰：“今幕府新开，广延英俊。”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此。盖固本以东平有骠骑之号，故以幕府称之，而其实非帅将在外之营帐，故后人遂相沿为牙署之称也。
○视草翰林草制书辄曰视草。《明史。陈仁锡传》：魏忠贤进爵上公，仁锡当视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视草者。”是竟以代言为视草，其实非也。《汉书。淮南王安传》：安善为文词，武帝每为报书，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视草二字始见此，言作书已就，令相如等复视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书也。温革《隐窟杂志》引光武诏邓禹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谓此等语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策皆帝文也。则古帝王固尝多自作诏令。《新唐书。上官仪传》：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张说传》：玄宗好文词，有所为，必使视草。《徐楚璧传》：开元时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此皆视草故事，非以代言为视草也。（《旧唐书。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此尤明证。）
○禽兽草木互名《尔雅》：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然兽亦有名禽者。《易》：王用三驱，失前禽。孔颖达云：驱者亦曰禽。《白虎通》亦谓：禽者，鸟兽总名也。曹植诗：左挽因右射，一纵两禽连。王充《论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东坡《却鼠刀铭》：夫猫鸷禽，昼巡夜视。皆以兽为禽。故吴师道答吴草庐，亦谓禽即兽，而引《礼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证之也。惟禽而名兽，则不多见。《尚书》百兽率舞，焦谓非专指走兽也，因推论云：《后汉书。华陀传》有五禽之术，曰虎，曰熊，曰鹿，曰猿，曰鸟，是兽可名禽也。《考工记》：天下大兽五：脂者，裸者，膏者，羽者，鳞者。是禽可名兽也，然则两足者亦得谓之兽矣。至郑康成《周礼注》：凡鸟兽未孕曰禽。此别是一义。又飞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诗》：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传》：获其雄狐。《焦氏易林》：雄犬夜鸣。《木兰诗》：雄免脚扑朔，雌免眼迷离。此以走而称雄雌者也。《书》：牝鸡司晨。《山海经》：带山有鸟，名曰奇余，自为牝牡。是以飞而称牝牡者也。又郑瑗《井观琐言》谓五行有木而无草，则草亦可谓之木。《洪范》言庶草蕃庑而不及木，则木亦可谓之草。又《尔雅。释草篇》笋，竹萌。《山海经》：其草多族，厥族多｛眉｝。皆以竹为草类，是竹本亦谓之草也。
○素王《庄子。天道篇》：虚静恬淡，以之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史记》：伊尹见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云：素王者，太素之王，其道质素也。是尚未以专属孔子。盖古来原有此语，谓圣人之穷而在下者耳。《家语》：齐太史子舆见孔子，退谓南宫敬叔曰：“天将欲与素王之乎？”此孔子称素王之始。王充《论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诸子谓阳成子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也。又《定贤篇》云：孔子素王之业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新论》。则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称。杜预《左传序》谓：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丘明为素臣。
○吴会施宿《会稽郡志》曰：《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恐非。顾宁人则据《后汉书》以驳之，谓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始分会稽郡之地为吴郡，而《史记》、《汉书。吴王濞传》已有“吴会轻悍”之语。（今本《史记》、《汉书》皆作“吴会稽”，宁人谓稽字乃后人所妄增。）是西汉已称吴会，可见吴会云者，犹言吴都尔。并引胡三省《通鉴辨误》谓太史公以吴为江南一都会，故后人称为吴会，则所谓吴会者，不得即以为会稽之会也。因历举陈思王《求自试表》、晋文王《与孙皓书》、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郑冲《劝晋王笺》、陈寿《上诸葛集》等文，所称吴会皆当读作都会之会，不得作会稽之会。其说固辨，不知西汉时会稽郡治本在吴县，时俗以郡县连称，故云吴会。观《汉书。地理志》便自了然。项梁、项籍杀会稽守，举吴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驻在吴，故杀守即起吴兵。又朱买臣本吴人，出为会稽守，即其乡郡也。是西汉时所谓吴会，本已读作会稽之会矣。其尤显然可证者，魏文帝诗云：“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若吴会字亦读作都会之会，岂有两韵按连而重复若此者？且宁人所引陈思王等文为据，更疏而无当。东汉已分吴与会稽为两郡，故《三国志》所谓吴会皆指两郡言。如《孙策传》：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孙贲传》：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权授桓兵，使部伍吴会二郡是也。陈思王等皆三国时人，则所云吴会正指吴郡、会稽，安得读作都会之会耶？至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谓吴会当是吴兴、会稽两郡，则又得之于会稽，而失之于吴。东汉、三国尚未有吴兴郡，岂得以后世郡名牵合前人语？总由于不考会稽郡治本在吴县，西汉时以郡县连称，已作会稽之会，是以有此纷纷也。又东汉以后，虽分吴与会稽为两郡，而会稽所管在钱塘江之南，其江以北皆属吴郡。《程普传》：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塘。《宋书。沈演之传》：东诸郡大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可见六朝时钱塘犹为吴郡地。唐人诗所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也。（按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诗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上会字会晤之会，下会字会稽之会，故可分叶也。然则唐人犹以吴会作会稽读，宁人忽欲改为都会之会，何耶？）
○主臣《史记》、《汉书。陈平传》：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犹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郡臣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词。然《文选》任《弹曹景宗文》叙事既讫，云：“景宗即主（句）臣谨案某臣景宗”云云。其奏弹刘整及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读法则从“主”字析句。洪容斋乃引《史》《汉》为据，谓亦当以“主臣”为句，而诋李善之误，殊不知非也。盖“某即主”句，乃总结前案，以明罪有所归，而下复出己意以断之，“主”字之义，犹言魁首耳。若从容斋之说，则所谓“某人即惶恐者”，有何义哉？按《魏书。于忠传》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伤礼败德。臣忠即主，谨案臣忠”云云。又《阉宦传》：御史中尉王显奏言：“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谨案石荣”云云。此两篇体例相同，“主”字之下，“谨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读法别有此例矣。
○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云：匆匆不暇草书。乃最速者反云不暇。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不暇草书，谓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失敬谨之意，故言及之。此说甚新，然亦非也。章草虽起于汉时（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云：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少孙所亲见简策之文，可见武帝时已有草书矣，草书并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魏、晋间体尚未备，习之者亦少，为草书必经营结撰，摹形揣势而始成，故倍难于真书，非如后世之习用便易。观成公绥所记《草书势》，索靖所述《草书状》，其不易作可知。卫恒亦有《论草书》一篇，尤见结构之难也。草书至王羲之始尽善，然其《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言学草书之法，如点必须空中遥掷笔之类，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羲之前，则正当讲求结体用笔时，是以作草甚难，而匆遽时有不暇也。○罄南山竹李密《讨炀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盖本《吕氏春秋。明理篇》“乱国所生之物，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也。”然此语引用者甚多。齐宣德太后废东昏之诏曰：“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讨东昏檄》亦云：尽寓县之竹，未足纪其过。魏孝庄帝诛尔朱荣之诏亦云：擢发书罪，盖不足称；斩竹书愆，岂云能尽。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赋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赋》题试进士，当时施宜生廷试第二，所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辽事。《辽史》：兴宗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会延和殿御试进士，即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赐冯立、赵徽等四十九人进士第，并赐绯衣银鱼。金海陵之命题，盖本诸此。（《北史》：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魏暴显一日手获禽兽七十三。后周宇文贵年十一岁，一日射野马及鹿十五头。窦炽与宇文护分射，炽得十七头，护得十一头。杨忠从周文猎，独捣一虎，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唐裴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王武俊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辽雅里一日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敛衽虞兆氵隆谓：今世女人拜称敛衽，而苏子瞻《舟中听大夫弹琴》诗云：敛衽窃听独激昂。则古人男子亦称敛衽矣云云。按《国策》江乙说安陵君曰：“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史记。留候世家》：郦生劝立六国后，曰：“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论》：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新唐书。后妃传序》：杨氏未死，玄乱厥谋；张后制中，肃几敛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则男子之称敛衽，亦不第见于苏诗也。又元熊禾《题东坡集》云：东坡真天人，再拜为敛衽。则元时犹未以敛衽专属之女人。
●卷二十二○经史子集古书分类，未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汉哀帝时，刘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俭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绪撰《七录》。隋大业中，许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晋秘书监荀勖始，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二乙部，则诸子及兵家、术数等；三丙部，则《史记》、《皇览》等；四丁部，则诗赋及汲冢书等。其中编次，子先于史，汲书又杂词赋内，位置俱未免失当，然后之以四部编者，实本于此。宋谢灵运、殷淳，梁任、殷钧等因之，各造四部书目。竟陵王子良集学士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犹皆以甲、乙、丙、丁为部。隋炀帝于观文殿东西厢藏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旧称。其名以经、史、子、集者，则唐武德初魏郑公收东都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以船，氵斥河西上，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后又因马怀素奏，乃令殷践猷等治经，韦述等治史，毋等治子，王湾等治集（见《马怀素传》）。自此经、史、子、集之为四部，一成不变矣。今《隋书。经籍志》已分经、史、子、集者，《隋书》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谢泌传》云：唐景龙中，分经、史、子、集，命薛稷、沈期、武平一、马怀素分掌）。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隋书》：辛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此又私集称部之名。）
○诗文以集名《汉艺文志》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然当是时，犹未有以集名书者，故志所载诗赋等皆不曰集。晋荀勖分书为四部，其四曰丁。宋王俭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尚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绪为《七录》，始有文集录。故《隋经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书及诗赋等皆谓之集。然《经籍志序》云：别集之名，汉东京之所创也。灵均以降，属文之士多矣，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则集之名又似起于东汉。然据此则古所谓集，乃后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称为集也。
○诗笔陆游《笔记》：六朝人谓文为笔。顾宁人亦引其说。不知六朝人称文与笔，又自有别。《文心雕龙》曰：今俗常言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韵语为文，散行为笔耳。按《南史。沈约传》：谢元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沈约之诗，任、陆亻垂之笔。”《任传》：以文才见知，时人谓任笔沈诗。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又刘孝绰称弟仪与威云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也）。是皆以诗、笔对言。放翁因其以诗对笔，遂疑笔即文耳。然《北史。邢昕传》：杂笔三十余篇。此专言笔也。而《邢臧传》：文笔九百余篇。《刘邈传》：文笔三十余篇。则又文与笔并言。可见文与笔自是二种，若笔即是文，何以有专言笔者，又有兼言文笔者；则六朝所谓文笔，当以刘勰言为据也。至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元好问诗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六朝语也。
○序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已。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身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自皇甫谧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注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其名非创也。汉《艺文志》：《易经》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尚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梁章句》。张禹为帝师，以上难数问，乃为《论语章句》上之，后汉杨终作《春秋外传》，改定章句，牟长著《尚书章句》，赵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经》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晋灼集服虔、应劭等《汉书音义》汇为一部，名曰《汉书集注》。陶宏景著《孝经、论语集注》，崔灵恩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此集注之所本也。
○题目《北史。念贤传》：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题目，诏侍臣各名之。念贤拟以圆极，帝曰：“正与朕意同。”题目二字始见于此。孔颖达《尚书。大禹谟正义》云：史将录禹之事，故为题目之词。北齐文宣帝令辛术选百官，时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ゥ，此则品题之意。
○破题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李肇《国史补》：李程试《日五色赋》，既出闱，杨于陵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许以必擢状元。是唐人以作赋起处已曰破题。刘贡父《诗话》云：有闽士作《清明象天赋》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萤雪杂说》：俞陶作《天之历数在舜躬赋》，破题云：“神圣相授，天人会同。何讴歌不之尧子，盖历数在于舜躬。”陈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岁为春秋”，满场破题皆阁笔，遂自作云：“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题云：“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陈尹作《文帝前席贾生赋》，破题云：“文帝好问，贾生力陈。忘其势之前席，重所言之过人。”陈季陆出《皇极统三德与五事赋》，魁者破题云：“极有所会，理无或遗。统三德与五事，贯一中于百为。”张亢门客作《坤厚载物赋》，诵其破题于亢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应曰：“续两句可赠和尚，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又范蜀公赋《长啸却敌骑》，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是皆赋之破题也。诗亦有破题。《六一诗话》谓，梅圣俞《河豚》诗开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只此破题，已道尽河豚好处。《萤雪杂说》：汤黄中试《秋燕已如客》诗，破题云：“近人方贺厦，如客已惊秋。”《石林诗话》亦谓，骆宾王《灵隐寺》诗唯破题“鹫岭郁召，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皆宾王作。此又诗之破题也。《夷坚志》：程觉改习《易经》，谒老儒张师韩传《易》义。张教以预拟题目，如“圣人作，万物睹”之类。仍教以破题及主意，于是遂捷。此则经义之破题也。○别字字之音同而义异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此亦有所本。《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令尹敏校谶书，敏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
○音字用点一字数音者，汉时但借他字比其音，郑康成所谓仓卒无字，以音类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孙炎始作反音，则今反切之学也。张守节云：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字或数音，观义点发皆依平上去入，若发平声，每从左起。然则非本音而假借从他音者，古人皆用点也。颜师古《匡谬正俗》谓：副本音劈，后人误以为副贰之副，系其本音，而于《诗》坼副读作劈者，转以朱点发，失其本矣。此亦用点别他音之据。今人于字之读作别音者，各于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点，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点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画，始于《石鼓文》重字皆二画。后人袭之，因作二点，今并有作一点者。
○厶字《天禄识佘》云：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即古某字也。《梁》：柜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注云：邓厶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文章家于官职、舆地之类，好用前代名号，以为典雅，此李沧溟诸公所以贻笑于后人也。孙樵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取前代名器以就简牍。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载，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明日以示，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无其官，后必疑之。”希文怃然曰：“赖以示子，不然几失之！”朱子亦云：旧见徐端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减字换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称湖，此减字也。不然，则称上，此换字也。令人于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为古，将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乱不可考矣。”此三说为古学者不可不知。朱国桢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换字法，黾勉曰闵免，尤甚曰邮甚，新妇曰新负，┆曰异，须臾曰须摇，赤帜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称殊死，乃斩首分为二也。此皆可笑。空棺为榇，盛尸曰柩，大曰索，小曰绳，自换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榇，而舟子所呼为力索者，亦写为力绳。榇则何尸，而绳则何力耶？又郎瑛记嘉靖中文人多用换字法，有虞子崖戏改岳忠武《送张紫崖》诗云：“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骥柔匈奴顶，戈歼鞑靼躯。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诗乃“号令风雷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月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也。子崖逐字换之，以嘲时人之好换字者，可为捧腹。按宋时自宋子京后，多效为涩体以避俗。欧阳公尝戏改“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八字为“宵寐匪祯，扎闼洪庥”，令子京见之，以为笑资。并可见换字之不始于明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洪容斋谓《武成篇》周王发之语，是时武王尚未代商，安得已称周王？盖史官追记之误也。然不特此也，《尧典》四岳荐舜曰：“有鳏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号，其时方在下，乃已称虞舜。《左传》卫州吁弑君，石昔之子厚问定君于昔，昔告以觐王，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是时陈桓公尚在，乃已称桓公。又楚公子子干自晋归国，将立为王，晋韩宣子问叔向：“子干其济乎？”叔向以为不能。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言桓、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终得国也。宣子晋臣，乃称其先君曰“晋文”。伍子胥谓使者曰：“语尔平王，欲国不灭，释吾父兄。”是时平王尚在，乃称其谧。《战国策》：齐使使问赵威后，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问王，先问岁。”是觌面称其谥也。《韩诗外传》：周公谓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时成王尚在，乃已称王。《史记。田世家》：田成子以大斗出，小斗入，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是进成子尚在，乃已列成子。（《韩非子。外储篇》亦述歌曰：“讴乎其己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又汉高祖朝太公，家令说太公曰：“高祖适子，人主也，太公适父，人臣也。”又高祖过赵，张敖上食，高祖箕踞慢骂，赵相贯高等说敖请杀之，敖曰：“吾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秋毫皆高祖力也。”是时高祖尚在，乃已称高祖。古人追叙前事，文法往往如此，疏节阔目，文义自明，固不如后人之密也。
○古文用韵古人文字未有用韵者。《尚书》喜起及五子歌、三风、十愆之类，皆歌耳。《洪范》“无偏无党”之类，亦是使民歌咏。《左传》“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龙尾伏辰，天策享享”之类，皆繇词耳。其行文则无韵也。散文有韵，顾宁人以《尚书》“帝德广运”一节及《系词》“鼓之以雷霆”一节，谓皆化工之文，自然成韵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恶，毋异汝度，坚者将不汝助。”“言室筹室，言堂筹堂，是谓圣王。”及《小称篇》、《心术篇》、《地员篇》俱有韵语。又《国语》中范蠡对越王“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固以为常”等数段皆有韵。此为散文用韵之始。以后则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韵。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之类，不可胜数。然其书自成箴铭一种，非散文也。《庄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等句，《韩非子》“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韵者。《史记》褚少孙所补《淳于意传》数千字，通首用韵，尤奇，此又《客嘲》、《宾戏》等文所由仿也。
○汉谚用韵法汉人谚语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与第七字叶韵，此京一体也。《庶物名义疏》汉武宫中用李少君续膏，一名都肤，妇人傅之，肤色都丽，又能接骨。宫中语曰：“枯容碎躯有都肤，折爪落发有接骨。”《后汉书》贾逵博学，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杨政善说经，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鲁丕为赵相，就学者常数陌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井丹通五经，善谈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许慎博学，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重平声，与双通也）。丁鸿高才，论辨最明，京师语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杨震为人所仰，时人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召驯以志义自厉，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广练达朝事，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冯豹以《春秋》救人，乡里称之曰：“道德彬彬冯仲文。”董宣为洛阳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鸣董少平。”范丹为莱芜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郭贺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宪卿。”郭宪以侠闻，时人谚曰：“关东觥觥郭子横。”戴良初尚侠，时人为之语曰：“关中大豪戴子高。”《党锢传》：桓帝尝受学于周福，及即位，擢为尚书，而福河南尹植有名，乡人为之语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逸民传》：王君公遭乱隐居，时人称曰：“避世墙东王君公。”杨阿若任侠，好为人报仇，时人语曰：“东市相斫杨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韵，而以品题语协之，亦一时风气然也。三国时邓好货，京师语曰：“以官易富邓元茂。”又吉茂嘲苏则曰：“仕宦不止执虎子。”《晋书》：王坦之字文度，时人语曰：“江东独步王文度。”裴秀少时，人称之曰：“后进领袖有裴秀。”江统字应元，时人语曰：“嶷然希言江应元。”杜预使周旨等直入孙歆帐擒之，军中谣曰：“以计伐战一当万。”荀恺字道明，蔡谟、诸葛恢亦俱字道明，时人语曰：“京师三明各有名。”刘宏字终嘏，粹字纯嘏，潢字冲嘏，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时贺琛为武帝所宠，语常移晷，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魏书》：祖莹与袁翻齐名，时人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北齐书》：苏珍之、宋世轨俱断狱平允，寺中语曰：“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阳休之工诗，时人语曰：“能诗能诗阳休之。”《后周书》裴汉为丞相府参军，府中语曰：“日下灿灿有裴汉。”《北史。李义深传》：“剑戟森森李义深。”《宋游道传》：“见恶能讨宋游道。”《崔暹传》：“讲义两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为安国太守，时人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畏强御有次武。”《南史》：时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谚云：“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唐书》：贺德仁与兄德基俱以文学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皆沿此体。
○谜谜即古人之隐语。《左传》申叔展所云“山鞠穷河鱼腹疾”，公孙有山之呼庚癸，其滥觞也。亦曰词。《国语》：秦客为词，范文子能对其三。楚庄、齐威俱好隐语。汉东方朔射覆“龙云角，蛇无足。生肉为脍，干鱼为脯”之类，尤为擅长。刘歆《七略》有《隐书》十八篇，则并有辑为书者，然皆不传。惟“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出于风谣者，略存一二。至东汉末仍盛行，谓之“离合体”，如蔡中郎书曹娥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杨修解之谓“绝妙好辞”四字也。又孔北海有四言一篇：“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方。好是正直，女固子减，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蜇，比他可忘。玫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共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一字，乃“鲁国孔融文举”也，如首四句渔字去水为鱼字，时字去寺为日字，合之则鲁字也。下皆仿此。诗载《石林诗话》。又《越绝书》不知何人所撰，杨用修据其书后序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谓汉人袁康所作。又《越绝篇外传》云“文字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乃吴平也。黄佐曰：吴平因袁康所录成书。又《三国志注》：曹操初作相国府门，自往观之，题一“活”字。人皆不晓，杨修曰：“门中活，乃阔字也，相国嫌太大耳。”据此可见东汉末之好为隐语也，然犹未谓之谜。其名曰谜。则自曹魏始。《文心雕龙》曰：魏代以来，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迷也。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又博举品物。然则高贵乡公时又尝辑之成编矣。《南史》：孙广为吴兴守，有高爽者，尝有求不遂，乃有屐谜以讥之，曰：“刺鼻不知喋，蹋面不如嗔，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北史。斛律光传》：褚士达梦人授以诗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将留何处人。”祖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谓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横，两人从，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儿斫肉与秤同，有人辨得赏金钟。”彭城王勰曰：“乃一习字也。”又咸阳王禧败逃，谓防ト尹龙武试作一谜以解忧。龙武曰：“眠同同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谓箸也。则谜之为技，六朝更盛行。唐苏嘲尹姓者云：“丑适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宋陶使于南唐，书十二字于驿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马色儿，御厨饭。”宋齐丘曰：“乃独眠孤馆也。”《钱记私志》载字谜云：“目字加二点，不得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得作目字猜。”乃贺、资二字也。“四个口，尽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图字也。洪｛艹巽｝《阳谷漫录》载“俭”字谜云：“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中，教我如何过？”庄绰《鸡肋编》又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便是凶年也好过。”“妇”字谜云：“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王介甫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东坡解之曰：“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西溪丛语》有一镜隶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无角。”盖甲午也。此皆谜之见于书传者。前明并有刻为成书，曰《谜社便览》。又贺从善编一书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间，东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隐字相倡和者甚众，刊集四册，曰文戏。金章宗好谜，蜀人杨圃祥为首，编曰《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间，省掾朱士凯编者曰《揆叙万类》。又四明张小山、太原乔吉、古イ钟继先、钱塘王日华、徐景祥编者曰《包罗天地》。然则此狡狯小技、编集成书者，且不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语汤若士演《牡丹亭》剧，有石道姑白话一段，全用《千字文》语打诨。其实亦有所本。《太平广记》引《启颜录》有祭社语云：“社官三老等，窃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以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适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肉则执热愿凉，思酒则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倘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感渠荷滴沥。某等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据此则唐人已有以此为戏者，临川特仿为之耳。又唐阎立本善画，后拜右相，而姜恪以战功为左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此又在《启颜录》之前。
释文莹《玉壶清话》及《宋史。李至传》载：宋太宗曰：“《千字文》本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成之。”然《南史。文学传》则谓梁武帝有王羲之书，命兴嗣次韵为之，则所谓钟繇书者，盖宋人传记之误。《刘公嘉话录》亦云：《千字文》本梁周兴嗣所撰，而有王右军书者，皆当时集字成之也。按梁时撰《千字文》者甚多，梁武尝自制《千字文》，命沈众为之注，见《南史。沈约传》。又南平王尝使萧子范制《千字文》，命记室蔡为之注，亦见《南史》。而《隋经籍志》兴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一为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一为胡肃注。又有《篆书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书千字文》一卷，俱不载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为《万字文》。唐以后又有改次《千字文》者。封演《闻见记》：周逖改《千字文》首句以“天宝应道”起，将进之，先呈右相陈公。陈问曰：“翻尽乎？枇杷二字如何？对曰：”惟此二字依旧。“陈曰：”如此还是未尽。“逖逡巡退。明人卓珂月崇祯中作《千字大人颂》，又将枇杷二字拆开，有云”郁尊黄金，膳枇素木（枇音七，义取祭用素枇也）。姑妇任绩，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此又皆从《千字文》翻新以见巧者。至杨文公《谈苑》谓《千字文》开首题云”敕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之误，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也“云云。此说甚谬。上命为敕。自汉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犹得通用耳，非朝廷转不称敕也（说见”敕“字条内）。况此开首数字，应即兴自嗣书，兴嗣方仕梁，何由即自标梁代耶？
○敕诏敕为君上之词，本汉制。《文心雕龙》曰：汉初定仪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盖本《尚书》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然汉以后，敕字犹通用，凡官长之谕其僚属，尊长之谕其子弟，皆曰敕。《汉书。成帝纪》诏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诏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元帝诏：吏妨农职，公卿其申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厉。丙吉敕乳母善视皇曾孙。《后汉书》：陈宠为广汉太守，府中多积骸，宠敕县尽葬之。《魏略》：鲜卑求互市，梁习与之约相会空城中，遂敕郡县自将兵往就之。《三国志》：高堂隆以郡督军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即按剑敕督军曰：“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又高贵乡公被弑，司马昭上言：“高贵乡公率兵向臣，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乃成济横入兵阵，公遂陨命。臣今辄敕侍御史收济家族，结正其罪。”庞氵育怀匕首欲杀太守张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此长官之敕僚属也。《汉书》：韦贤以长子当为嗣，敕令自免。《后汉书。张纯传》：纯临卒，敕家丞死后勿议传国。光武诏其子奋袭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逸民传》：向子平男女婚嫁既毕，敕断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卓谓张邈也。又李丰少时，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吴书》：李衡密于龙门上种橘千株，敕其子曰：“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绢千匹。”《世语》：薛夏，天水人，临终敕其子无还天水。《北史》：雷绍临卒，敕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此尊长之敕子弟也。惟北齐乐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贾德胄奏其尝作敕字，武成帝因发怒，召使作敕字，与贾所封进相似，乃杀之，则又似专为君上之用。盖古时诏敕本朝廷，而民间口语相沿，亦得通用。至唐显庆中再定制，必经风阁鸾台始名为敕，而其令始严。然《唐书》安禄山讨契丹，敕人持二绳，欲尽缚之。李生母早卒，为嫡母晋国夫人所养。晋国卒，父晟以非嫡子，敕服缌，不肯。则臣下犹有用敕字者。此或修书者习用古文之字以为文，非必当日实事也。（《瓮牖闲评》云：敕字从束从文，不从来从力，或作敕字，乃变体书，犹可用也。至乃作敕字，则赉字，非敕字矣。）
○旨旨字，古人亦不专以为君上之称。《后汉书。曹褒传》：褒为圉令，有他郡盗入，捕得之。太守马严讽县杀之，褒敕吏曰：“皋陶不为盗制死刑，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三辅决录》：游殷以其子托张既，既难违其旨。《宋书》：江夏王义恭请以庶人义宣还其属籍，文帝答诏曰：“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于臣下所矣。《梁溪漫志》记宋时士大夫名刺末称裁旨。《瓮牖闲评》云：本朝君相曰圣旨、钧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曰裁旨。则宋时旨字犹上下通用。
○朝古人凡诣人皆曰朝。《吕览》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是也。秦汉时，僚属谒长官亦曰朝。《史记》项羽晨朝上将军是也。《论语》冉子退朝。则大夫家亦称朝。秦、汉以来，郡县坐衙视事亦曰朝。《后汉书。任延传》：延为会稽都尉，辟龙邱苌为议曹。龙邱苌卒，延自临殡，不朝者三日。《刘宠传》：宠为会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南史。范云传》云：为竟陵王子良主簿，宠冠府朝是也。又汉时凡官署皆称寺。《吴志。凌统传》：统领兵路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恭敬尽礼。是在外官署亦称寺也。
○宅《同话录》谓：今世达官称府称宅，下焉则称家。《书》云五流有宅，则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说非也。士大夫相称曰宅，此名最古。《仪礼。士相见礼》：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继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礼。地官》载师：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郑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则未仕与致仕之家均称宅耳。
○次托宿曰次。《春秋》庄三年，冬，公次于滑。《左传》曰：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汉书》：周亚夫军次细柳。臣瓒亦引过信为次以释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文，凡至某处，不论久暂，动曰次某处，误矣。○宦《礼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注云：仕与学皆有师。此盖泥于《说文》以宦为仕之说而强合之也。学则有师，仕岂有师乎？不知宦字原有仕与学二义。《左传》：骊姬之乱，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为公族。杜注：宦，仕也。此以仕为宦之义也。赵盾饲翳桑之饿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二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遗之。”杜注：宦，学也。此以学为宦之义也。○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读作秀。然《礼记》曰：宿离不忒，以初为常。《说苑。辨物篇》：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则宿字仍当读本音为正。《说文》宿字本只入声一音。白香山《赠溪翁》诗云：“辞翁向朝市，问我何官禄。虚言笑杀翁，郎官应列宿。”是唐人犹读入声也。《懒真子录》亦云：二十八宿，亦谓之二十八舍，又谓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义，今乃音绣，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赋》“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是六朝时已读作去声。
○帐账簿，古人作帐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内，魏孝庄帝劳之曰：“知卿所括过于本帐，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又后周苏绰始制计帐户籍之法。《隋书》开皇十年诏：“凡流寓之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皆与民同。”又《裴政传》：赵元恺造职名帐，未成，刘荣云：“但须口奏，不必造帐。”及奏，太子问帐安在。元恺曰：“刘荣谓不须造帐。”《唐书。宇文融传》：钩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皆作帐。
○饕东坡诗有老饕之语，盖谓贪于饮食也。按以饕为贪饮食，唯《韵会》有此说，而《左传》“饕餮”杜注则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玉篇》亦曰：饕贪财也。则老饕当作老餮为是。然《山海经》饕餮本恶兽名，又《吕氏春秋》周鼎饕餮，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则饕餮本是一物之贪食者。杜注不过因《左传》有“贪于饮食，昌于货财，谓之饕餮”之语，故以二字分属之。其实此物本贪食之兽，缙云不才子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饕属财、餮属食也。然则东坡所云老饕，亦未为失也。
○写《曲礼》：器之溉者不写，其馀皆写。注谓传之器中也。并无以为作字者。《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官，写字始作抄录解，盖因此器注于彼器，有传递之义，故借为传抄书写之字。《后汉书。窦融传》：融作书劝隗嚣降，汉光武之诏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则以此字作抄录解固己久矣。○睬俗语不礼人为不睬，亦有所本。《北史》：齐后主纬穆皇后之母，名轻霄，本穆子伦婢也。后既封，以陆令萱为母，更不睬轻霄。
○甄甄字，许氏《说文》作居延反，本与坚同音。《吴志》：孙坚入洛，于城南甄官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协，以为受命之符。是三国以前未有读甄为之人切者。宋大观中，甄彻登进士，时林摅为枢密院，唱名读甄为坚，上以为当作真音。摅辨，遂以不识字被黜。则宋以前久读作真音矣。庄绰《鸡肋编》谓即起于三国，孙权即帝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遂避坚讳，因其声之相近乃读为真耳。《说文》颠、真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可见甄本音乃坚，而非真也。
○员吴曾《能改斋谩录》：《左传》“伍员”，陆德明《释文》音平声。然《唐书》员半千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员，因改姓员。《唐书音释》云王问切，则作去声矣。张嘉贞荐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靖、崔训，皆位清要，日与议政事。当时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员。”则以员为去声，自唐已然。又《左传》：季孙行父城郓。杜注：今城阳姑幕县有员亭，员即郓也。员音云，一音运，则员之去声并不自唐始矣。
○犬犬即狗也。《月令》孟春毋杀孩虫、胎夭、飞鸟。《说文》未生曰胎，初生曰夭也。《吕氏春秋》则云：无杀孩虫、胎犬、飞鸟。高诱注曰：麝子曰犬，则又有以犬为麝子者。此《说文》、《玉篇》诸书皆未见。
○隔窗户之有疏棂可取明者，古曰绮疏，今曰子。按当作隔，谓隔限内外也。《夷坚志》云：廊上列金漆凉隔子。《瓮牖闲评》作亮隔，《渊海》则竟作格，谓学士院格有火燃处，太宗尝夜至，苏易简己寝，遽起无烛，宫嫔自窗格以烛入照之。后以为玉堂盛事，遂不复易。是隔、格俱有典故，俗作者非。
○都鄙世以文雅者为都，朴陋者为鄙，其来最古。《诗》云：洵美且都。《国语》：楚灵王为章华台，使富都那竖赞焉。注：都，闲也。那，美也。《楚词》云：此德好闲习以都。《史记》：司马相如车从甚都。是皆以都为美也。《论语》：出辞气斯远鄙倍。注：凡陋也。《汉书》：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诫》云：鄙人愚ウ。是皆以鄙为庸陋也。其实都、鄙二字，盖即本周制。都乃天子诸侯所居之地，声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观。鄙则郊遂以外，必多朴亻塞也。犹今人言京样、京款、村气、乡气也。颜师古则谓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通之称，故《尚书》否德忝帝位，《史记》作鄙德，以其字同也。（按王充《论衡》引《论语》“子见南子”章“予所否者”，亦云“予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则鄙字自有凡陋本义，非田野之谓也。又都者是闲美之称，亦非上京之谓。今按《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质胜文则野，非以郊外之人朴亻塞，而即以野为朴陋之称乎？《左传》：楚申舟过宋而不假道，华元曰：“是鄙我也。”杜注：以我同于其边鄙也。然则都美之本于国邑，鄙朴之本于郊野，有自来矣。师古之说，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立宗庙之地之通称，亦非专指京邑也。而师古以上京当之，则其于都字之本义亦未深考也。（按《周礼》大都、小都在王四百里、五百里之内，公卿及王子弟食采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此即所谓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子产使都鄙有章，则以都为邑都，鄙为野鄙。）
○雅俗雅、俗二字相对，见王充《论衡。四讳篇》引田文问其父婴不举五月子之说，谓田婴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则雅、俗二字盖起于东汉之世。（又刘熙《释名序》有名号雅俗之语。熙，汉末魏初人，益见雅、俗二字起于东汉。）
○猖獗今人见人恣横不可制者，辄曰猖獗，史传亦多用之。然更有别义。汉昭烈谓诸葛武侯曰：“孤智术浅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谓殷浩曰：“无故匆匆，先自猖獗。”刘善明谓萧道成曰：“不可远去根本，自诒猖獗。”丘迟《与陈伯之书》：“君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金将张柔为蒙古所败，质其二亲，柔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至此！”凡此皆有倾覆之意，与常解不同。
○绝倒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绝例。其实此二字不仅形容可笑也。《晋书。卫传》：王澄每闻言，辄叹息绝倒。时人为之语曰：“卫谈道，平子绝倒。”《世说》：王敦见卫后，谓谢琨曰：“不意永嘉之后，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谓倒。”《魏书。李苗传》：苗览《周瑜传》，未尝不咨嗟绝倒。此皆言倾倒之意。《北史。崔瞻传》：瞻使于陈，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瞻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隋书。陈孝意传》孝意居父丧，朝夕哀临，每发一声，未尝不绝倒。此又极形其悲怆之致也。惟《五代史。晋家人传》：出帝居丧，纳其叔母冯氏为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此则与捧腹、鼓掌等字意义相近耳。然《宋史。王登传》：登夜分正理军书，幕客唐舜申至，登忽绝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赵秉文《杂拟》诗：不敢上高楼，惟恐愁绝倒。则宋、元之间亦尚不以绝倒字专指诙笑。赵与时《宾退录》亦引卫事，而论流俗以绝倒为大笑之误。
○饥、饿二字有别饥、饿二字亦有分别。《淮南子。说山篇》：宁一月饥，无一旬饿。注：饥，食不足；饿，困乏也。沈作《寓简》云：饥非馁也，不及饱耳。
○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条谓“差人豪，谬以千里”，、里同是一韵，而或作豪二字，盖传写之误；而以颜师古音为离，谓其不识字。按豪本权度之数。《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豪，十豪为，十为分，十分为寸，后人又移之于称，是权度皆以豪毛起数，其字本应从毛，而反谓字传写之误，未免臆说。况《史记。儒林传》有禽滑，即孟子所载滑，可见、二字原属相通，古无四声之别，一也。而必谓由讹写为，则是古来本无字，豪之，但应作，不应作矣。西庄所最据者许氏《说文》，然《史记》禽滑、《汉书》刘屈，岑元熙为魏郡守，人颂之曰”狗吠不惊，足下生“，其字皆在许叔重之前，岂汉人早撰别字耳？
●卷二十三○一二三言诗孔颖达《诗正义序》云：诗以申志，一字则言蹇而意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之类也。今按古诗亦有一言者。顾宁人谓《缁衣》章“敝”字为句，“还”字为句。又《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吴字各为句。此一言诗也。祚父、肇，刘勰亦引为二字诗，然尚非两字即成一韵。《老子》“法本”章：录录如玉，落落如山。“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记》：田家之祝词曰：瓯｛宀娄｝满篝，汗邪满车。及《吴越春秋》黄竹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则竟以两字相叶矣。《辍耕录》载虞伯生咏蜀汉事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墓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此又通首皆两字一韵，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韵入声似平声，故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叶。古来通首二言诗惟此一首。
○三言诗三言诗，《金玉诗话》谓起于高贵乡公。然汉《安世房中歌》“丰草”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练时日”、“太乙贶”、“天马徕”等章，已创其体，则不始于魏末矣。刘勰又引《喜起歌》为三言之首，而谓诗之有三五言，多成于西汉。盖《国风》“山有榛，隰有苓，”《周颂》“缓万邦，屡丰年”之类，古诗中原有此句法，特汉初以之为全篇，遂成此三言为一体耳。后世亦罕有为之者。《刘伯温集》有《思美人》一篇。《怀麓堂诗话》：罗明仲谓三言亦可为体，因出树、处二韵，迫西涯题扇。西涯援笔题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有鄞人金埴专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传。近日朱竹、查初白间亦为之。
○四言诗四言诗，当以《舜典》《喜起之歌》为首，大禹所训“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滥觞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纪》所载《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尚书大传》所纪《卿云歌》“明明上天，灿然星陈。日月光华，宠于一人，｛鼓长｝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既竭，褰裳去之。”又《涂山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左传》所载《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穆天子传》所载《西王母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战国策》所记荀卿作歌曰：“以瞽为明，山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乎上天，曷惟其同！”其音节皆简贵高古，纵出于后人拟作，要非汉以后所能也。盖周、秦以上及汉初诗皆四言，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然汉、魏、六朝亦尚有为之者。《文心雕龙》以韦孟讽谏诗为四言首唱，此后如相如《封禅颂》、傅毅《迪志》诗、张茂先《励志》诗、陶渊明《停云》诗，皆杰出者。唐以后则四言遂绝，如李白“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仅见者。东坡作《观棋诗记庐山白鹤观事》：“不闻人声，但闻落子。”亦偶一为之。方岳《深雪偶谈》谓：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极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辄不能工。刘后村谓《三百篇》在前之故。
○五言汉初郊庙乐歌，但有三言、四言及长短句，无所谓五言者。《文心雕龙》曰：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不见有五言。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故甄录未及也。五言断以《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为始，《十九首》或称枚乘所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所作，盖汉武好尚文词，故当时才士各争新斗奇，创为此体，实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种，至时而开，不能秘也。刘勰又曰：《召南。行露》已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则五言久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衡也。钟嵘又以夏歌“郁陶乎余心”为五言滥觞。按《三百篇》中五言单句固指不胜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等句，已皆连用五言，特未制为全篇耳。汉初诸人本此以为全篇，遂成五言体。至如“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数句连用或字，又为昌黎《南山》诗所本。
○六言任云：六言始于谷永。然刘勰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今按《毛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开其端，则不始于谷永矣。或谷永本此体创为全篇，遂自成一家。然永六言诗今不传。《后汉书。孔融传》：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盖即六言诗也，今亦不传。《北史》：阳俊之作六言歌词，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俊之尝过市，欲取而改之。卖者曰：“阳五，古之贤人，君何所知，辄敢议论！”俊之大喜。则阳五又专以此见长，且世俗竟相仿效可知也。然今亦不传。盖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古六言诗间有可见者。《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乐府“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边孝先《解嘲》“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满歌行》“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三国志注》：曹丕答群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北史。綦连猛传》：童谣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敢羔未好。本欲寻山射虎，激箭旁中赵老。”《唐书》：中宗赐宴群臣，李景伯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见于史传者。至王摩诘等又以之创为绝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七言《金玉诗话》谓七言起于柏梁。然刘勰谓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等句甚多。顾宁人谓楚词《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按“迁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妇何所讥”等句，本无“此”“只”，则竟是七言也，特尚未以为全篇。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然古时亦已有为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氵含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旁。”此或秦、汉间人拟作。至如《灵枢经》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宁戚《饭牛歌》：“短布单衣适至，长夜漫漫何时旦。”茅之先有民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项羽《垓下》，汉高《大风》。汉初有《鸡鸣歌》：“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有“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之句，则全篇皆有七言，亦非始于柏梁也。至《吴越春秋》所载《穷劫》等曲，通首皆七言，则本后汉赵长君所作，不得谓吴越时即有此体。白起，战国时人，在伍胥之后，而《穷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显然可见其伪。长君本传谓其作《吴越春秋诗细》，蔡邕读而叹息，益可信诸诗之为长君作也。○八言世罕有八言诗。《汉书。东方朔传》：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也。然今已不传。《毛诗》中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顾宁人以“胡瞻尔庭有县兮”为八言，然“兮”字尚是语助，非诗中字也，此外亦不经见。《旧唐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讽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他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宋人李端叔《题王循书院壁》有云“不爱尔井泉百尺深，不爱尔庭树千丈阴”，元人戴帅初《题范文正公黄素小楷》诗“有耳不听下里巴人，有手不写《剧秦美新》”，皆不过一二句，而通首仍七言。○九言挚虞以《洞酌篇》为九言，颜延之则谓诗体本无九言者，挚虞之论未可为据。《怀麓堂诗话》又谓九言起于高贵乡公，鲍明远、沈休文亦有之。唐则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湍”，《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是也。杨升庵又引杜工部“男儿生不成名死已老”为九言之始，顾宁人则引“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珊瑚网》载：元时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诗》云：“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善画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此则通首皆九言也。至升庵亦有《梅花诗》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竿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此则又创为九言律矣。（元遗山《答张教授仲文》诗，通首皆七古，中独有一句系九言，“疑作金荃怨曲兰畹词”云云。自注云：七言长体，于中一句独九言，韦郎有此体，长吉亦有此体。）
○十言十一言《怀麓堂诗话》又谓：诗有十字者，太白诗“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是也。有十一字者，少陵诗“玉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是也。
○五七律排五七律及排律虽创于初唐沈、宋诸人，然六朝已开其端。刘勰云：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词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似已研究声律。沈约《八咏诗》云：“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悯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野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已全是五律，惟七八两句失粘耳。至阴铿《安乐宫诗》：“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则已全乎律体。梁简文《春情》一首，温子升《捣衣》一首，王《北山》一首，陈后主《听筝》一首，又皆七言，属对绝似七律，惟篇未杂以五言二句耳。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闱。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新凤逐帷低。飞魂同野鹊，倦寝忆晨鸡。暗牖通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谁能惜马蹄。”此又五排滥觞也。蔡孚《打球篇》云：“德阳宫北苑东陬，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仗绸纹七宝球。窦融一家尚三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从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环风骤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骏足满先筹。曹王漫说弹棋妙，剧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绕垂旒。”此又七排滥觞也。
○绝句杨伯谦云：五言绝句，唐初变六朝《子夜》体也。七言绝句，初唐尚少，中唐渐甚。然梁简文《夜望单雁》一首，已是七绝云云。今按《南史》宋晋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为断句诗云：“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时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曰断句，曰绝句，则宋、梁时已称绝句也。柳恽《和梁武景阳楼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流。”陈文帝时，陈宝应起兵，沙门慧标作诗送之，曰：“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隋炀帝宫中侯夫人诗：“饮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萧子云《玉笥山》诗：“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坼，独步溪头探碧茸。”虞世南《袁宝儿》诗：“学画鸦儿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宠，长把花枝傍辇行。”其时尚未有律诗，而音节和谐已若此，岂非五、七绝之滥觞乎？《诗注源流》云：绝句，截句也。如后两句对者，有截律诗前半首；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半首；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四句也。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白香山亦以绝句编入格诗。
○三五七言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金赵秉文诗云：“秋风清，明月明。白露夜深重，白云秋晓轻。梦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辘轳三两声。”近日查初白《咏帘》一首，自一字至七字，又为创体。
○长短诗《三百篇》中间有用长短句者，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真绝调也。至汉而益多，《安世房中歌》“我定历数”一章，四言、七言、三言纷沓成篇。乐府《日出入》一首云：肃若旧典，“日出入安穷，时世与人不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此后世长短句之祖也。又汉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珊珊其来迟。”《汉书》《燕王歌》：“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之无人。”○乐府《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诗赋，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师古曰：乐府之名，盖起于此。（按史迁《乐书》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声云云。则十九章乐府有汉武自作者。按十九章中有非臣下所敢言者，如《日出入》之“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等句，岂代言者所为耶？）又《乐志》云：汉郊庙诗歌，内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故哀帝时罢之。然百姓渐渍日久，湛沔自若。《文心雕龙》曰：汉武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献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然则乐府本非雅乐也。又云：轩代鼓吹，汉世铙挽，并出乐府。故乐府有铙吹等曲。○六句律诗律诗有六句便成一首者。李太白《送羽林陶将军》云：“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怀拔剑舞龙泉。莫道同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此为六句律诗之首，以后惟白香山最多。如《寒闺夜》一首，《县西郊秋寄马造》一首，《留题杭州郡斋》一首，《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一首，《孤山寺石榴花》一首，《卢侍御妓乞诗》一首，皆用此体。《昌黎集》中亦间有之，如《谢李员外寄纸笔》一首云：“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此又五言之六句律诗体也。
○拗体七律拗体七律，如“郑县亭子涧之滨，独立缥缈之飞楼”之类，《杜少陵集》最多，乃专用古体，不谐平仄。中唐以后，则李商隐、赵嘏辈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类，别有击撞波折之致。至元遗山又创一种，拗在第五、六字，如“来时珥笔夸健讼，去日攀车余泪痕”，“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樽俎间”，“鸡豚乡社相劳苦，花木禅房时往还”，“肺肠未溃犹可活，灰土已寒宁复燃”，“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梦山月瞑，老雁叫群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青山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长虹夜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东门太傅多祖道，北阙诗人休上书”之类，集中不可枚举，然后人习用者少。
○律诗不属对唐人律诗第三四句有不属对者。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崔灏《黄鹤楼》诗之类。然第五、六则未有不对。惟白乐天有通首不对，但平仄甚调者，自编在格诗中。如《重题西宁寺牡丹忆元九》诗云：“往年曾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临江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则律诗中又有此一种也。然白之外亦少有作此者。
○律诗兼用两韵郑谷与僧齐己等共定今体诗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所谓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湘素杂记》谓郑谷进退格，两韵押某韵，两韵又押某韵，如先押十四寒两韵，再押十五删两韵也。然此体是双出双入，而非一进一退。今按黄山谷《谢送宣城笔》诗云：“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漫投墨客摹科斗，胜与朱门饱蠹鱼。愧我初无草玄手，不将闲写吏文书。”此诗前二韵押七虞，后二韵押六鱼，所谓双出双入也。东坡《题南康寺重湖轩》诗曰：“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此诗以鱼、虞二韵相间而押，所谓一进一退也。《清波杂志》谓坡自跋律诗可用两韵，而引李诚之《送唐子方》两押山难字为证，不知诚之本用进退格耳。
○回文诗回文诗，世皆以为始于苏蕙然。刘勰谓：回文所兴，道原为始。则非起于苏蕙矣。道原不知何姓何时人，按悔庆生注《文心雕龙》云：宋有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计十二句，从尾至首，读亦成韵。勰所谓道原，或即道庆之讹也？但道庆宋人，而苏蕙苻秦人，则蕙仍在道庆前，而勰谓始自道原，意或当时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尚未传播江南，而道庆在南朝实创此体，故以为首耳。今道庆回文不传，唯蕙诗见于记载，亦名《璇玑图》，其序云：前秦安南将军窦滔与宠姬赵阳台之任，而遗其妻苏蕙于家。蕙织锦回文题诗二百余首，成八百余字，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名曰《璇玑图》，寄滔。滔感其意，仍迎苏氏而遣阳台。此回文之祖也。《北史。邢臧传》：臧与裴敬宪、卢观等共读《回文集》，臧独先通。《东观余论》云：《璇玑图》读者惟晓外绕七言，至其中多不能读。少常沈公亦谓词句脱落，读不成文。不知此诗本以五色织成，因以别三、四、五、七言之异，后人流传，不复施采，故迷其句读耳。予在洛阳，于王晋玉处得程士南效此并申П之释，而后晓然，是诗本不舛脱云云。（李淑真《璇玑图记》：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处中一方，太微垣也，乃迭字四言诗。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维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手四言诗，其文则不回也；四维乃三言回文诗，可周流而读者也。）若兰之后，罕有继之者。《隋书。王劭传》：有人浴于黄凤泉，得二白石，颇有文理。劭遂附致其文，以为字，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此盖仿苏蕙之体，而今不传。唐人惟皮、陆偶为之，宋以后则无人不作矣。
○迭字诗迭字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连用六迭，此为创体。《沧浪诗话》谓：《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迭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也。退之《南山》诗：“延延离又属，叛还觐。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りり树墙垣，献献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敷敷花披萼，屋摧ニ。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犹奔，蠢蠢骇不懋。”盖亦仿此。后人遂转有以此为工，有一句迭三字者。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内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两句迭四字者，如柳子厚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是也。又宋人《咏西溪》云“湾湾湾处复湾湾”，蔡禅师十元诗“了了了时无可了，元元元处亦须诃”，亦皆以此取奇，然不过全首中一句耳。唯乐天《题天竺寺》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此则六句皆用迭字，更为创格，然尚不失为大方。南宋惟杨诚斋《水月寺》诗“低低桥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红锦黄花》诗云“节节生花花点点，茸茸丽日日迟迟”，则已纤佻。方回《石头田》诗：“昼欲求一淘，有灶无灶烟。夜欲求一榻，有屋无屋椽。”颇峭辣可喜。至如金人麻知几《答何正卿》一首，（蠢蠢何等民，矫矫亢亢为守贞。昂昂藏藏独异俗，落落莫莫不厌贫。归欤归欤且糊口，凤兮凤兮德衰久。乐云乐云无弦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鳝匪鲔故为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刚秣吾马：爱清爱净修我墙。用之舍之时所系，晋如摧如宁复计。暖然凄然任春秋，优哉游哉聊卒岁。）元诗僧明本《松月》诗一首，（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无穷。松生金粉月生免，月抱明珠松化龙。月照长空松挂衲，松回禅定月当空。老僧笑指松头月，松月何妨一处供。）明人舒芬《春景》诗一首，（春风春日竞春花，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马头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事入寻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来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尧山堂外记》载倭人过西湖诗一首，（天连泗水水连天，烟锁孤村村销烟。树绕藤萝萝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皆庸俗不足供喷饭矣。
○联句《雪浪斋日记》云：退之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斩新开辟。范景文亦云：昌黎联句有跨句者，谓连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联者，如《会合》、《遣兴》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渔隐丛话》则谓，谢宣城有联句七篇，陶渊明有联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联句究当以汉武柏梁为始。《文心雕龙》曰联句共韵，柏梁余制是也。今按六朝联句，亦不止陶、谢二公。《南史》：谢晦将被戮，与兄子世基联句。世基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诗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梁元帝与武陵王纪交兵，帝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纪之子圆正被收在狱，乃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又《沈怀文传》：隐士雷次宗还庐江，何尚之设祖饯，文士毕集，为边句诗，怀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前，以忠为韵，元翩曰：“圣主临万机，享世永无穷。”孝通曰：“岂惟被草木，方亦乃昆虫。”元翌曰：“朝贤既济济，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作鱼水，书轨一华戎。”孝通曰：“微臣信庆渥，何以答华嵩。”此皆六朝人连句也，但其时曰连句，不曰联句耳。方勺《泊宅编》又引刘中垒谓：“泥中中露卫，二人名式微”之诗，盖二人所作，以为联句所起。此未免附会。至古人联句，大概先分韵而后成诗。梁武帝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以所余竞、病二字与之。曰所余二韵，则分韵后之所余也。《陈后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拆，诸人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可知古人联句，先探钩韵字，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如后世韵格也。（《杜集》中有《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又有《与李之芳宇文或三人联句》，则唐人联句亦不自昌黎始。）
○柏梁体汉武宴柏梁台，赋诗，人各一句，句皆用韵，后人遂以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然柏梁以前，如汉高《大风歌》、荆卿《易水歌》，又如《灵宝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若强取之丧国庐。”可见此体已久之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联句之每句用韵者，乃不为柏梁体耳。
○和韵刘贡父《诗话》：唐时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如张文潜《离黄州》诗而和老杜《玉华宫》诗是也。有用韵（用彼韵不必和），如韩吏部用皇甫陆浑“山火”之类是也。又有和诗不和韵者，如贾至《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岑参、杜甫皆有和章而不用其韵也。次韵实始于元、白。微之《上令孤相国书》云：韵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能为诗，穷极声韵，或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谐新调，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困学纪闻》亦谓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用韵，谓同此韵中也。后有依韵，然不以次，最后有次韵，自元、白始，至皮、陆而其体乃成。《珊瑚钩诗话》亦谓：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元、白为二浙观察往来置邮筒相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谓刘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岂诗人豪气，例爱矜夸耶？此和韵始于元、白之明证也。然是时刘长卿《余干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而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此二诗绝似次韵，岂无心适合耶？抑有慕于元、白而效之耶？按《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魏元帝女。故妻寄以诗曰：“本为筐下蚕，今为机上丝。得路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亦用丝、时二韵。叶石林《玉涧杂书》谓：《类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云仍取筠韵。则六朝已有此体，以后罕有为之者，至元、白始立为格耳。
○集句《梦溪笔谈》谓集句自王荆公始，始“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有多至百韵者。《后山诗话》亦谓荆公暮年喜为集句，黄山谷以为正堪一笑耳。然此体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遂大著。尝有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从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著朱骑马定何人。”曼卿又以“月如无恨月常圆”对“天若有情天亦老”，则固不始于荆公矣。其他集句之传于后世者，孙应以韩诗“排云叫阊阖”对杜诗“奏赋入明光”，蔡天启以“梨园子弟白发新”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对“锦里先生乌角巾”，闽人林震以“与尔同消万古愁”对“劝君更尽一杯酒”，“流水无言草自春”对“青山有恨花初谢”，“杨州十里小红楼”对“天下三分明月夜”，陆放翁“我亦轻余子，君当恕醉人，”元遗山“白首放歌行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事殊兴极忧思集，天澹云闲今古同”，皆凑泊如无缝天衣。又如孙仲衍《集句挽朝云》诗：“家住钱唐东复东，偶来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艳骨已成兰麝土，露华偏湿蕊珠宫。分明记得还家梦，一路寒山万木中。”更觉清切浑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尝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何至作此等伎俩？集古人句，譬如蓬荜之士，适有佳客，既无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脱。”东坡《答孔毅父集句见赠》亦云：“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小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贡父、东坡之持论固当矣，然因难见巧，亦文人游戏笔墨之一端也。《萤雪杂说》又有集杜诗如“扈圣登黄阁（《赠严阁老》），亨衢照紫泥（《赠太常卿》）。泥融飞燕子，地僻舞鸡（并绝句）。献纳纡皇誊（《赠鲜于京兆》）衣冠拜紫宸（《太岁日诗》）。”此又集杜之始也。又文文山集杜诗至二百首。按晋时傅咸已有集经诗，其《毛诗》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终有ㄈ。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此则实为集句之权舆，又不自宋初始矣。至近日朱竹《蕃锦集》割裂成句，填入词谱，则又斩新创辟，前人未之有也。
○成语佳对集句固见巧思，然犹集古人诗句也，至有经史中成语可摘为佳对者。如《百斛明珠》所载：韩玉汝治秦州尚严，民语曰：“莫逢韩玉汝。”有孙临者，对以“可怕李金吾”。东坡诗：“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又一联：“人言卢巳是奸邪，我觉魏徵但妩媚。”后陆放翁用之。放翁又有“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又梅执礼诗：“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亦何为不豫哉。”《后山诗话》“二十四考中书令”，王平甫对以“万八千户冠军侯”。王安中《元旦致语》：“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国之日舒以长。”朱新仲诗：“此时老子兴不浅，旦日将军幸早临”，“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吴师道“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平生能著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厉樊榭“谁其云者两黄鹄，我欲遗之双鲤鱼”，严海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净尽我重来”。吾友沈佩兰有句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此生能著几两屐，一日须倾三百杯”皆极工也。
○借对法三人诗赋多用字音借对之法。张子容《逢孟浩然》诗：“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也。张乔《月中桂》诗：“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借下字作夏字也。刘宾客“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不独夏对秋，而子亦借作紫对清字也。梁揆《雕鹗离风尘》诗：“高腾霄凤渚，下睨塞鸿宾”，借渚字作主字也。杜甫《哭李常侍》诗：“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借第字作弟，对儿字也。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借鸿字作红字也。东坡“通印子鱼，披绵黄雀”，借子作紫字也。沈括云：“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耶对子，而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也。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亦以杨借羊字。《萤雪杂说》载省题诗：“天子居丹，廷臣献六箴”，“白发不愁身外事，六幺且听醉中词”，俱以六借作绿字也。《东门种瓜》诗：“青门无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也。陈傅良《仲秋治兵赋》云：“当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又《周以宗强赋》：“故苍之兴起，始诸姬而阜康”，以诸字借作朱字也。《石林诗话》：王荆公诗：“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人但知柳对桑，不知庚亦是数，盖以十日数之也。陆佃《谢吏部尚书表》云：“六燕相停，试铨衡次轻重；乙鸿辽远，欲审别其飞翔”乙与六亦借对。
○扇对法《白氏金针》有四句作一对者。凡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谓之扇对。然不自白香山始也。《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曹子建云：“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古塘上曲》有云：“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桑麻贱，弃捐菅与蒯。”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乔知之《定情篇》：“故岁雕梁燕，双去今来只。今日玉庭梅，朝红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怀》诗：“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哭郑司户苏少监》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李清莲：“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韩昌黎：“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之类，固早有此格。至香则山而最多，如《书绅》之“岁计莫如谷，饱则不千人。日计莫如酒，醉则兼忘身。”《咏雪》之“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朱陈村》之“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离，坟墓多绕村。”《逍遥咏》之“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恨。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短歌行》之“耳目聋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狂言示诸侄》之“勿言宅舍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感时》之“贫贱非不恶，道在何足避。富贵非不受，时来当自致。”《遣兴》之“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入香山。”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梅圣俞作《续金针》，但引前人诗云：“昔时花下留连饮，暖日夭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以证之，犹未广也。后来惟《东坡集》中有之，如《和许朝奉》诗云：“邂逅陪车马，寻芳谢眺州。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赠张天骥》诗云：“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笔。慈孝董邵南，鸡狗相乳抱。”《过淮》诗云：“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后陆放翁亦时用此体，如“东皋客输米，粲粲珠出碓。南山僧饷茶，细细雪落”是也。又有律诗以四句作对者，亦香山诗，如“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又有《酬刘主簿》诗云：“我随鹭入烟云，谬上丹墀为近臣。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此又五七律之扇对。
○禁体诗禁体诗始于欧阳公守汝阴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欧公所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者也。其后东坡在颍，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亦举此体。其未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盖修欧公故事也。然《六一诗话》记进士许洞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于是诸僧皆阁笔。其字乃山水云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鸟之类也。然则此又欧公所本欤？
○双声叠韵双声叠韵，起于六朝。《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庄达曰：“玄护为双声，高敖为叠韵”是也。刘勰云：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谈薮》载梁武帝尝作五字叠韵诗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仿之。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ゼ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模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无所言。帝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此叠韵之始也。至唐末，全句叠韵者最多，皮、陆尝以此倡和。如龟蒙之“肤愉吴都姝眷恋”，“便殿宴琼英轻明”，“生竹石滴沥碧皮”，日休之“康庄伤荒凉”，“坐虏部五苦”。又温飞卿《题贺知章故居》云：“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老媪宝葆草，愚儒输逋租。”《雨中与李先生期垂钓，先后相失》云：“隔石觅屐迹，西溪迷鸡啼。小鸟扰晓沼，犁泥齐低畦。”皆词人翻新斗巧之作，虽不足语于大方，要亦一格也。至世所传“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则明徐为郡吏时，郡守所出，为属对者也。又双声一体，《北史。魏收传》：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苓笼，著孔嘲钉。”此双声之法也。皮日休《杂体诗序》曰：《诗》云“くぐ在东”、“鸳鸯在梁”，双声之始也。六朝诗如王融之“园衡炫红花”，“湖行烨黄华”，唐诗如温庭筠之“栖息销心象，檐楹溢艳阳”，皆仿双声而为之者也。按古人亦有不全句叠韵，但二字叠韵者，亦有不全句双声，但二字双声者。杜诗于此等处最严。如支离对漂泊，则双声也。怅望对萧条，则叠韵也。《云溪友议》引“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谓侵簪则叠韵，逼履则双声也。又引“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为双声，谓几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皆二字同音，当于唇齿喉舌间辨之也。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诗：“潦倒少矍铄，瞿儒余愚迂。半面便健羡，无渠吾胡娱。袖手久不偶，铺书如枯株。落寞各作恶，呼车姑须臾。放浪曩肮脏，囊装将长扬。偃蹇晚倦献，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龃龉，苍茫荒羊肠。黯淡厌渐险，彷徨伤王阳。”高季迪《吴宫词》：“筵前怜婵娟，醉媚睡翠被。精兵惊升城，弃避愧坠泪。”
○诗句有全平仄者《西清诗话》载：“晏元献谓梅圣俞：”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如‘枯桑知天风’是也，但恨未见仄字耳。“圣俞既别，乃作仄体寄公，有”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之句。然古诗一句全用平仄者，并有一句平一句仄相连成文者。如青莲《北上行》之”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醉起》之”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陈情》之”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安陆》之”飞萝摇春烟，入远构石室“；少陵《述怀》之”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之”忧端齐终南，Е洞不可掇“，《北征》之”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西枝村》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韩昌黎《南山》诗之”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泷吏》之”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东坡之”朦胧含高峰，晃荡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泺》诗”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杨载《纪梦》诗”万劫永不死，如循环无端“，范亨《甘蔗洲》诗”暂解雾露毒，因知江山宽“，查初白《庐山》诗”ㄨ云如奔逃，片片掠面去“，皆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至昌黎《南山》诗”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则并二句全仄矣。古诗”罗衣何飘飘，轻裙随旋风“，则二句全平矣。不特此也，即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诗”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东巴东山“，昌黎《赠刘生》之”青鲸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观》之”浮屠西来何施为“，义山《韩碑》诗之”封狼生ァァ生罴，帝得圣相相曰度，入蔡缚贼献太庙“，梅圣俞《木假山》诗”形侔三山中雄酋“，东坡《以清丝绢寄鲁冀州》诗”鹅溪清丝清如冰“，赵秉文《太宁山》诗”群山西来高崔嵬“，方夔《岩峰》诗”岩峰孤尖来何雄“，又《赠郭翼》诗”日出众鸟绕屋语“，吴梅村《行路难》诗”梁王台成何嵬崔“，《打冰词》”霜纨方空张轻烟“，此又七言之全平仄者。至通首以一句平一句仄相间，又始于皮、陆。今所传皮日休之”疏杉低通墙，冷鹭立乱浪“是也。何景明又仿其体作五平五仄诗：”秋原何萧萧，耳目去杂茸。枯荷犹穿塘，苦雾尚抱陇。寒风吹空林，落日落古冢。徘徊观陈踪，露下发忽疏。并有七平七仄诗，如“吐舌万里唾四海，七变入臼米出甲，离飞｛髟肖｝垂纤罗，梨花梅花参差开”之类，此又因五平五仄而广为七言也。宋以后诗，晏、梅二公固无由知，唐诗之全平全仄不可胜数如是，晏、梅二公俱号博洽，岂未之见耶？又律诗中有一句全仄者，如《元遗山集》中《秀山行》云：“古木冻欲折”，《恶雨》五排首句“恶雨复恶雨”，又《病中》五排起句云“战胜颇自恃”，萨都刺之“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见路”，张仲举之“日色不到地”，亦全用仄声也。
○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东坡《赠张子野》诗云：“锦里先生自笑狂，奠欺九十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东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此通首皆用张姓故事也。《送郑户曹》诗：“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亦用郑太、郑虔故事。李俊民《寿王筹堂》诗：“此生但觉醉乡宽（王绩），谁谓螭犹北海蟠（王猛）。处处相迎皆倒屣（王粲），人人共喜欲弹冠（王阳）。州应向日悬刀梦（王），山试今朝拄笏看（王子猷）。仙驭未来缑氏鹤，月明吹彻玉笙寒（王乔）。”“乌衣历历是名家，人物于今比晋多。俗论不侵挥麈话（王衍），壮怀多付缺壶歌《王敦》。虽无金勒堪调马（王济），赖有黄庭可换鹅（王羲之）。见说长江欲飞渡（王），那须冰合望滹沱（王霸）。”二首全用王家故事也。近时查初白《送刘大山》诗云“持酒刘家代有人，不烦事事乞诸邻。篇章分得随州派，酿法争传白塾神。”亦专用刘家事。
《梁溪漫志》：王安中见人家壁上题字亦名安中而无姓，乃题一诗于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南分北，付与时人仔细看。”通篇皆用同名事。《夷坚志》：杨察侍郎谪信州，及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之。察即席赋诗曰：“十二天之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ㄍ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此全首切合十二字也。政和间，一士人游名妓崔念四家，作词云：“识个人人，恰正年年欢会。似睹赛，六只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了画栏十二，倚子又还重倚。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拚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到梦里，〔原缺此三字〕，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此又通首切合廿四字。又有明月妓柳金南年二十四，自作词云：“小妾年方二纪，檀板重敲十二。栏杆倚遍步重移，两度巫山云雨。二十八宿手中轮，数不到星张翼尾。”此亦仿宋人而为之者。
●卷二十四○曲牌名入诗《客中闲集》载舒芬诗云：“为爱宜春令出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捣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
○番语成诗《诗话总龟》及《诗史》载余靖作胡语诗云：“夜筵没罗（言后盛）臣拜洗（言受赐）。两朝厥荷（言通好）情干勒（言厚也）。微臣雅鲁（言钝）祝君统，圣寿铁摆（言嵩高）俱可忒（言无疆）。”又沈存中《笔谈》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押宴移离毕（如中国执政官），看房贺跋支（执衣防阁人）。饯行三匹裂（小木罂），密赐十貔狸（形如鼠而大，辽人以为珍馐）。”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石林诗话》载王荆公诗：“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者谓前无此体，按《权德舆集》有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蒙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献，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眷宦恬圣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丽。涧谷永不暖，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唐人已创此体。
○题字嵌句首东坡自杭将还朝，坐中有营妓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坡为题《减字木兰花》一词，判其牍尾，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盖用八字于句首，乃“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也。
○数目字入诗鲍明远诗：“一身事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贺，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飞若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座，祖帐揭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
○十二生肖、八音入诗《北史》：魏太和中，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答之。其体今不传，后人乃有以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诗者。《列朝诗集》载：明人胡俨十二辰诗：“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按元人刘因有十二辰诗：“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辩荆州兔穴尔。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则元人已先有此体也。又《丹阳集》谓：十二辰入诗，始于沈炯，而山谷亦尝为之。余赠莫之用诗亦仿此体：“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余燠。起来败絮拥悬鹑，谁羡龙须织冰。踏翻菜园底用羊，从他春雷吼枯肠。击钟烹鼎莫渠爱，小Ρ自许猴葵香。半世饥寒孔移带，鼠米占来身渐大。吉云神马日匝三，樗蒲肯作猪奴态。虎头食肉何足夸，阴德由来报必奢。丹灶成功无跃兔，玉函方秘缘青蛇。”则又不始于元人矣。又《客中闲集》载：林清以八音字为句首，云：“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茅屋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此八音诗也。
○药名为诗药名入诗，《三百篇》中多有之，如“采采莒”、“言采其虻”、“中谷有｛艹推｝”、“墙有茨”、“堇荼如饴”之类。此后唯文字中用之。《左传》“山鞠穷”，《战国策》苏秦曰“人之所以不食乌啄者”，注：即本草乌头也。又淳于髡曰：“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之中，则累世不得。”《庄子》：药者堇也，鸡｛广雍｝也，豕零也。《韩非子》：此味非饴蜜也，必葶苈、苦菜也。《吕氏春秋》：仲夏之月，半夏生，又兔丝非无根也，茯苓是也。宋玉《招魂》：白芷生。《淮南子》：地黄主属骨，甘草主生肉。又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蘼芜也。又蛇床似蘼芜而不能芳。王褒《九怀》有疑冬生，刘向《九叹》有筐泽泻以豹享，王充《论衡。言毒篇》有巴豆、野葛，食之杀人。皆药名之见于文者。而以之入诗甚少。如张籍《答鄱阳客》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风前半夏枝。”柳子厚：“莳药闲庭延国老，开尊虚室值贤人。”国老，甘草也。雍陶诗：“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姜尧章诗：“土肥抽尽宿沙苗。”陈白沙诗ㄓ：“恰到溪穷处，村村积壳花。”杨梦山诗：“常记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此不过兴会所触，偶拈入诗，非专以斗巧也。乃有专以此见奇者，陆龟蒙有“乌啄蠹根回”及“断续玉琴哀”之句，实始滥觞。沈括谓“乌啄”乃“乌喙”之讹，药中只有续断，无断续也。《温公诗话》：陈亚郎中以药名为诗至百首，如“风雨前胡夜，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夜嫌春暖宿纱裁。”又《咏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赠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又《咏白发》云：“若是道人头不白，老君当日合乌头。”元人陈孚亦有交趾驿作药名诗：“长空青茫茫，大泽泻月色。史君子何来，山椒远于役。虎狼毒草丛，泪如■水滴。更苦参与商，骨肉桂海隔。问天何当归，天南星汉白。”皆游戏笔墨，颇亦可喜。《客中闲集》亦有“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习心之句。
○拆字诗南宋人《苕溪集》有拆字诗一首：“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泳董鹤，志士心未已。”
○口吃诗《寓简》载刘元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为非类。但有雄声，惟闻艾气。”谓周昌、韩非、杨雄、邓艾也。此但取口吃故事，非口吃诗也。王阮亭《池北偶谈》载文太青《戏作口吃诗》云：“结子向客苦哆口，添栗笔蜜手柳酒。”按此事见《墨客挥犀》：凤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四出漆栗笔蜜。皆土产也。然口吃诗不自文太青始，唐姚合有《葡萄架》诗，云：“萄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摇。皎洁钩高挂，玲珑影落察。阴烟压幽屋，密梦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又《冷斋诗话》载东坡有口吃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可见游戏笔墨，古人已有之。至如谢在杭与徐兴公《赠口吃孝廉》之作，谢二首云：“绿柳龙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莲漏冷，雨泪落刘郎。”“黎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流离怜冷落，郎辇懒来留。”徐一首云：“留恋兰陵令，淋漓雨泪流。岭萝凉弄濑，路柳绿连楼。”此又太青之后踵为之者也。
○双关两意诗古乐府：“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子夜歌》云：“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读曲歌》云：“芙蓉腹里萎，莲子从心起。”唐诗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坞。”“未得一蓬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机底下，摸著是谁梭。”“玉作弹棋局，心中最不平。”又刘禹锡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未知。”李义山《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陆龟蒙“旦日思双履，明时愿早谐”。皮日休“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丝。”又《珊瑚钩诗话》：“碧藕连根丝不断，红蘖著子薏何多。”又东坡“莲子劈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赵彦村注云：此吴歌格，借字寓意也。薏与意，棋与期，缝与逢，时与匙，俱同音也。又东坡在黄州书一联云：“葑草尚能拦浪，藕丝不解留莲。”亦用此体。高季迪《竹枝词》：“春衣未织机中锦，只是长丝那得缝。”亦以丝借作思，缝借作逢也。元人徐梦吉《西湖竹枝词》云：“莫为采莲忘却藕，月明风定好回船。”借藕作偶也。
○寿诗、挽诗、悼亡诗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叶水心《题蜀僧北涧集》云：“集中有上生日诗，不可传于后。”是宋时犹以称寿诗为戒。郎仁宝云：挽诗盛于唐，非无交而涕也。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亦无未同而言者。亦见《怀麓堂诗话》。近时二作，不论识与不识，转相征求，动成卷帙，可耻也。《空同》、《大复集》中少之，此过人矣。
○帖子词宋时八节内宴，翰苑皆撰帖子词。如欧阳公、司公温公集中皆有之。《丹阳集》载春帖子词尤多。如苏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东，潋滟晨曦照九重。和气黄风摩盖壤，竞消兵甲事春农。”邓伯温云：“晨曦潋滟上帘栊，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脸似知宫宴早，百花头上放轻红。”蒋颖叔云：“昧旦求衣向晓鸡，蓬莱仗下日将西。花添漏鼓三声远，柳吹春旗一色齐。”梁君贶云：“东方和气斗回杓，龙角中星转紫霄。圣主问安天未晓，求衣亲护紫宸朝。”皆庄丽可诵，见太平景象。乃明成化中，编修黄仲昭，检讨庄昶不肯上元霄词，且上疏论列以去。按《宋史》：邹浩为教授，范纯仁托撰致语，浩不肯。纯仁曰：“翰林学士尝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致语与帖子词同类，是浩亦未尝以翰林为不可撰也。况高季迪诗云：“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则明初犹有此例，而仲昭等并不知，其不学甚矣。润色太平，翰林本职，欧阳、司马何害其为名臣，亦何损于朝政乎？
○口号杜诗有题曰：“口号”者，如《晚行口号》之类。然梁简文帝有《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唐张说有《十五夜衙前口号》诗，则不始于杜也。
○元韵、原韵近代词章家和朋友诗则曰原韵，和御制诗则曰元韵，盖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不知原韵本应作元韵，并非假借也。元者本也，本来曰元来，班固《两都赋》“元元本本”是也。若原字则原蚕、原庙，皆作再字解，初无所谓本来之义，不知何以遂替元字。顾宁人《日知录》谓：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元，故改此字。然则昔以元为本字，而以避嫌改为原。今反以原为本字，而以应制特改为元。古今事物迁流、随世转移者，固非一端，即此可类推也。○即席宋武帝延后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萧介染翰即成，文不加点。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皆即席之美也！”《南史》：梁武帝制武宴诗三十韵示羊侃，侃即席上应诏。后世即席赋诗本此。○古诗别解“人生不满百”，谓行乐当及时也。《新唐书》：李石对文宗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畏不逢时也。昼短苦夜长，暗时多也。何不秉烛游，劝之照也。”则此诗又作劝励解。曹孟德乐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当”字今人作宜字解，然诗与“对”字并言，则其意义相类。《世说新语》王长史语“不大当对”，言其非敌手也。元微之《寄白香山书》有“当花对酒”之语。《学斋占哔》载《古镜铭》有云：“当眉写翠，对脸傅红”，是当字皆作对字解，曹诗正同此例。今俗尚有“门当户对”之语。
○陶诗甲子纪年自《宋书》及《南史》暨五臣《文选注》谓陶渊明诗自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后世遂仍其说。（《宋书。陶渊明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相，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功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义熙以前则书晋年号，永初以后惟书甲子而已。）王新城《池北偶谈》独引傅平叔《辨陶诗》中凡题甲子者十，皆是晋年，何得先弃司马家年号而予书甲子，以为此论发前人所未发。不知《宋景濂集》已有此论。景濂《跋渊明像》云：其诗中甲子始于庚子，迄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作，初不闻题隆安、义熙之号。至其《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拟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必宋受禅之后，乃反不书甲子，何也？是此己论发自金华。又按谢枋得《碧湖杂记》谓：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编渊明诗，谓题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禅，自庚子至庚申盖二十年，岂有宋未受禅而予题甲子之理？《曾裘父诗话》及郎仁宝《七修类稿》亦主其说。然则此论南宋时已有之，并不自金华始也。叠山又谓：刘裕自庚子得政后，晋室大权尽归相府。渊明自庚子后即题甲子者，盖逆知未流必至于此也。此说又巧为附合耳。后人有效而行之者，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为耻，碑文但书甲子（见《懒真子》）。又归德人赵俊，伪齐刘豫时却聘不仕，凡家书文字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见《宋史》本传）。
○杜诗金虾蟆杜诗“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蚪。”钱注引《酉阳杂俎》所载月光属林化金背虾蟆事，以为月者阴精，后妃之象，托喻贵妃之昵禄山也。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地置药炉，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帝惊异，命放苑池。则杜诗所咏，正此实事，而非如注家所云也。
○乞为奴《哀王孙》篇“但道困苦乞为奴”，论者谓极言流离之苦，不知亦有所本。《南史》：齐建安王子真，明帝遣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又河东王铉，亦为明帝所害，闻收者至，曰：“死生命也，终不效建安乞为奴而不得。”遂仰药卒。《梁武陵王纪》：太子圆照被收，谓陆法和曰：“愿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北齐乐陵王百年，为武成帝所害，将死，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此皆王子王孙事，少陵诗正本此，乃益见其使事之精核也。
○李义山《咏史》诗李义山《咏史》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按《韩诗外传》：戎王使由余于秦穆公，问以得失之要，对曰：“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义山之诗盖本此，不得以其明白易晓，遂以为无来历也。
○唐彦谦《长陵》诗唐彦谦《长陵》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坏〔按今作”А“〕。”叶石林谓一坏可去“土”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按《汉书。高帝纪》：上曰：“吾以布衣题三尺取天下，岂非今命乎？”鹿门此诗，正用《汉书》成语，非杜撰也。
○聂夷中诗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学斋占毕》引之，以为最得风人之体。但二月安得有丝，当是传写之误耳云云。不如此正所谓“医疮、剜肉”也。盖二月丝未出，五月谷未登，而迫不及待，则予指将来所出之丝谷以售人钱，正如陆宣公疏所云“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也。今里俗有亦有如此者。
○紫宋郑毅夫《送程公辟出守会稽》诗：“雪急紫催玉勒，日长青琐听董弦。”方回注：紫，虏中馆名也。陈继儒《枕谭》则引《晋书。载记》慕容氏邑于紫之野，谓诗意以慕容比辽，而谓方回注出于臆见。杨用修亦引此，以为是时辽、宋方睦，故臣下赠答之诗亦不涉讥刺，而方虚谷以为馆名，乃妄猜之词耳。按《新唐书。地理志》：平州有十二戍，一日紫，亦见《五代史。四夷附录》。而《张守传》讨契丹次紫蒙川，大阅军实。紫之为边戍久矣。《宋史。章频传》：频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馆，卒。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则紫实馆名也，注者非误，而眉公及用修转失之耳。韩琦《安阳集》有《紫遇风》诗：“草白风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之句，益知紫为辽地名，而非必援引慕容故事也。
○东坡诗咏三良东坡《凤翔》诗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和陶咏三良》亦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盖以三良之死为出于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也。按《汉书。匡衡传》“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魏人《哀三良》诗亦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坡诗实本诸此。杨循吉亦谓穆公不杀败军之三将，岂有以三良为殉之理，则又本东坡之说。
○《赤壁赋》洞箫客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不著姓字。吴匏庵有诗云：“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据此，则客乃杨世昌也。按东坡《次孔毅父韵》：“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只两膝。”又云：“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则世昌之善吹箫可知。匏庵藏帖信不妄也。按世昌，绵竹道士，字子京。见王注苏诗。
○陈季常陈季常作龟轩，坡赠诗云：“闻君开龟轩，东栏俯乔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龟头缩。”此但言其谢绝尘事耳，于惧内无涉也。后人因坡又有《戏季常》诗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王注云：有王者，字达观，为坡言：“季常妻柳氏最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则柳氏以杖击壁大呼，客为散去。”于是传奇家演其事，至极可笑。而近世讳言龟者，并附会以此为事始。然坡《别季常》诗云：“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是季常有歌妓也。“闭门弄添丁，哇笑杂呱泣。”是季常本有子也。亦何至如传奇之秽亵哉！
○元遗山诗多复句古来诗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别谢言扬》诗“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又《报刘孝绰》诗“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宋《和御制，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中有“圣酒江河润，仙文象纬舒”之句，而《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内亦有“圣酒江河润，天词象纬明”，但改三字耳。许浑《京日寄友人》诗有“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而《郊园秋日寄友》诗又用之。《呈郭少府》诗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之句，而《汉水伤稼》又用之。《送僧归桂州》诗“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而《和刘三复送僧》诗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阳”为“故乡”耳。苏东坡亦间有复句，如《迩英拜赐御书》有云“捷书夜到甘泉宫”，而《洮西报捷》诗亦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既用于《答周循州》诗内，又用于《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诗内，但赠谢诗换“自是”为“恐是”耳。赵秉文《滏水集。济源绝句》云“树映楼台水映空，溪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远处微茫近处浓”，《题刘德温湖山丰夏图》又云“远处微茫近处浓，岸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更倩刘郎作几峰。”此皆诗句之复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见，惟元遗山复句最多。如《怀州晚望少室》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内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玄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送李参军北上》诗内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衤阑斑”。《桐川与仁卿饮》一律：“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题梁都运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亦有此联。《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没》一首又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答乐舜之》云：“两都乔木皆秋色，耆旧风流有几人。”《东山四首》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著千金买范宽。”《胡寿之待月轩》诗又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钱过庭烟溪独钓图》：“绿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息轩秋江捕鱼图》又有“绿蓑衣底元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台山十咏》内有云：“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赠刘君用可庵二首》内一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寄希颜》末句“共举一杯持两螯。”《送曹寿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结。此复句之最多者也。自后惟萨天锡《题扬州驿》三四一联云：“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而《雁门集》中有《过广陵驿》一首，又将此二句作五六一联，但改“塞雁”作“老雁”耳。又成廷《次李希颜述怀韵》领联云：“诸公莫诮王夷甫，我辈终惭管幼安。”《寄江西宋子与令尹》诗又以此二句作结，但改“诮”为“责”、“终”为“深”耳。至高季迪而复句又多，如《饮韵西园公咏梅》有云：“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师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采”为“看”耳。《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有云：“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月夜游太湖》排律内亦有此二句，则并一字不换。《晚寻吕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题徐山人画赠内弟周思恭》亦云：“君家还可认，为有读书声。”《送思上人》有云：“野饭晨留钵，城钟夜到船。”《送衍师》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钵，城外闻钟夜泊船。”虽化五言为七言，亦未换意。《咏樵》有云：“伐木惊禽起，穿云畏虎过。”又一首《咏樵》云：“穿云冲过虎，伐树起栖禽。”查初白《敬业堂集》卷九《送陈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犹相送，万叠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别亲友》诗云：“京华回首无多恋，万叠西山几故人。”又卷九《氵郭县晚泊》诗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诗又云：“秋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诗之重出者也。
○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诗人有直咏本朝事者，如《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自古已然。杜少陵《赠韦左丞》诗：“李邕求识面，王韩愿卜邻。”《答张舍人》诗：“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赐自尽，气豪直阻兵。”《寄刘伯华》诗：“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又《封氏闻见记》：范液命蹇，作诗曰：“南游李邕死，北望守殂。”时液欲谒二人，会己死，故云。此皆直用时事，非以当数典也。若以本朝事作诗料，以供驱使，则唐以前无之，即唐人亦罕见。惟《摭言》载令孤文公表荐张祜诗三百首，乞付中书门下，值元稹在相位，奏黜落之。祜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罗隐《湘南春日》诗：“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有文。”此已开其端。及东坡诗：“欲问君王乞符竹，但愁无蟹有监州。”此用钱昆少监语。昆亦宋初人，此为本朝人用本朝人事，然尚未多见。至南宋，则杨诚斋有“司马要为元起，西枢正坐寿皇知”，“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东坡玉糁真穷相，中国如今相司马”，“郑花不得半山句，却参鲁直称门生”之类。陆放翁有“酒仅三蕉叶，琴才一履霜”，（自注：东坡饮三蕉叶，范文正好琴，仅能弹《履霜》一曲，时谓之范履霜。）又“委辔看山无铁獭，拾樵煎茗有青猿”，（自注：梅圣俞马名铁獭，王元小童名青猿。）“元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之类，竟以供驱使矣。而尤专以此见长者，莫如刘后村。《池北偶谈》已为略摘数条，如“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艰虞夷甫方谋窟，老懒尧夫少出窝”，“未爱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为兄”，“山房惜未从公择，书局会闻拟道原”，“立志如欧母，生儿似富公”，“野人只说羹芹美，相国安知食笋甘”，“事先白傅求闲日，衔似温公约史年”，“公闲去伴种司谏，我懒思寻靖长官”，“清于坡老游杭市，俭似乖崖在剑州”，“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贾董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チ荐挥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等句。然后村用本朝事不止此数十联也，今更添摘于此。《哭季父寂静翁》云：“涪翁旧传七分正，邵子先天一画无”。《和张简簿尉》云：“务观可教供史草，补之不会作宫梅。”《用王去非韵》云：“素无沂国三场志，曾有西山一瓣香。”《次王实父》云：“早亦曾讥秦氏者，晚为与议濮园人。”“向来曾上庆历颂，老去甘为元人。”《自和诗》云：“侍读自无迁府分，中丞还有坐船时。”（自注：梅询侍读扪其足曰：“是中有鬼，使我不至宰相。”舒去国，雇客舟归。）“钟阜解仇无宿憾（荆公与吕吉甫解仇），荆江感事有新吟（山谷有《荆江书事十绝》）。”《蔡伟叔讲书》云：“举扬霁月光风易，笺注先天太极难。”《挽王华甫》云：“颍滨碑玉局，曲阜状南丰。”《答梁文柏》云：“柳永词堪腔里唱，刘义诗自胆中来。”《晚汤仲甫》云：“零落欧门士，消磨濮议人。”《感昔》云：“旁无公议扶种李，中有流言沮范韩”，“生前上亦知强至，死后人方诔尹洙。”《书感》云：“欲招程子看通典，兼起欧公讲系辞。”《先儒》一首云：“康节易传于隐者，濂溪学得自高僧。”《挽汤仲甫》云：“樗老徒书局，徂徕不谏官。”《哭孙季蕃》云：“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怀会景建》云：“碎版一如坡贬日，盖棺不见桧薨年。”《题宋谦父诗卷》：云“苏氏旧称小坡赋，秦家晚重少章诗。”《甲辰书事》云：“往昔曼卿曾夺敕，后来同甫竟成名”，“范老登科犹别姓，余公应举亦更名。”《送实之ヘ庐陵》云：“似开黄谷登迂叟，且向清源访醉翁”，“黄本何堪处秦观，白麻近已拜申公”，“爱莲亦既见君子，看竹不须通主人。”《答李元善》云：“平生陈无已，白首空吟债。未尝交马吕，况肯见章蔡。”单句如《石塘感旧》云：“夜来一段佳风月，不见尧夫只见窝。”《上巳》云：“颇思携鹤访孤山。”《村墅》云：“尧夫生死太平时。”《别敖器之》云：“当日乌台要堪诗。”《赠豫知子》云：“妙似尧夫测牡丹。”《题陈霆诗卷》云：“后有荆公选百家。”《送赵信州》云：“虹贯元章载画舟。”《挽连夫人》云：“泷阡新刻丰碑妙。”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其意固在争新，然以本朝事作诗料，运用究欠稳重，后村之亦少有此体也。惟周密以莫子山馔客不反梁栋，为栋所讦，谓其作诗有讥讪语，遂入狱。后归病死，密挽诗云：“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其法似仿后村。至杨铁崖《湖州作》有云：“得句时过张外史，学书不让管夫人。”李空同《盗贼》一首云：“密迩千斤竹查岭，不闻满四石头城。”此亦直叙时事，与后村之用作诗料者不同。
宋人不惟诗用本朝事，即四六亦然。谢叠山有《谢丞相免追算公赏钱粮启》云：“使稼轩之帑屡空，无辞于罚；若师鲁之钱公使，当辨其冤。”（引用辛稼轩、尹师鲁故事。）
○孙ナ诗明董毂《碧里杂存》载：孙ナ为蓝玉题画，被诛，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太祖闻之，曰：“有此好诗而不奏，何也！”遂诛监刑者。按此诗乃五代时江为所作。为，建州人，值王氏国乱，其友欲亡奔江南，为为草投江南表。其友未出境被擒，搜得稿，遂并收为。为临刑词色不挠，曰：“嵇康之死也，顾日影而弹琴。今琴则不暇弹，赋一诗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衙鼓惊人急，西倾日易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事见浔阳陶岳所撰《五代史补》第五卷。今乃移之仲衍，何耶？岂仲衍被刑时诵此诗以寓哀，闻者不知，遂以为仲衍自作，而董毂因记之耶？朱竹《明诗综》不载此事，自是有识。《明史》于《ナ传》但云：“临刑赋诗，长讴而逝”，而不载其诗句，较为不露。然曰“临刑赋诗”，似亦诗为ナ自作也。王鏊《震泽纪闻》：王朴杵旨，太祖命斩于市。朴临死作诗，既杀后，行刑者复命，上恻然问：“朴死何言？”以诗闻之。上曰：“彼有片言，亦当以闻，况诗耶！”行刑者数人俱坐死。据此，则又是王朴事。
○李梦阳诗重韵韩昌黎《郾城联句》云：“两厢铺氍毹，五鼎调勺药。”又云：“但掷雇笑金，仍祈却老药。”一首乃用二“药”字。袁文云：前药字本《子虚赋》中“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勺音酌，药音略也。后药字乃如字也。则宇虽同而音义各别，固不妨两押。李梦阳《送徐子将适湖湘》有云：“长安绣陌行麒麟，”末句又云：“归来著书追获麟。”两麟字，无两音两义。
○王阮亭柳墓诗王阮亭谓仪真柳屯田墓，其地名仙掌，故其《真州》诗内有“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之句。然曾达臣《独醒志》谓柳耆卿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词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饮于其墓侧，谓之吊柳会。则柳墓在襄阳，不在真州也，阮亭或未深考耳。
○古今人诗句相同古今人往往有诗句相同者。《庚溪诗话》云：赵紫芝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之句，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此二句皆已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河分冈势娄，春入浇痕青“，一僧嘲其蹈袭，云：”河分风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盖皆以剽窃为戒。金赵秉文诗多犯古人句，李屏山序其集云：”公诗往往有太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亦阴诮其袭用前人语也。然如”河分冈势“、”春入烧痕“，本非一人之诗，而掇拾作联，亦未为不可。而行墨间兴之所至，偶拉入前人诗一二句，更不足为病也。惟全用一联、一首，略换数字，此则不免剽窃之诮。今按庾信诗”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而骆宾王赋有云”隐隐地中鸣鼓角，迢迢天上下将军。“阴铿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而王维诗有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薛据诗”省闼开文苑，沧浪学钓舟“，而杜甫诗有云”独当省署开文苑，兼从沧浪学钓舟。“白居易《寄元九》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而黄鲁直诗有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罗隐《陇头水》诗云”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而于诗亦云”借问陇头水，终年恨何事。深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唐诗”忍以浮云看世代，悲将流水照须眉“，而刘青田《题太公钓渭图》有云”浮云看世代，流水照须眉。“此皆不得谓非抄袭也。又杨铁崖乐府《中湖龙姑曲》有”湖风起，浪如山，银城雪屋相飞翻。白鼍竖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轻一粒。浪花拍碎岳阳楼，万斛龙骧半空立“等句，而张思廉和其曲亦云：”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龙捧出玻璃盘。湖风忽来浪如山，银城雪屋相飞翻。白鼍树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轻一粒。浪花拍碎回仙楼，万斛龙骧半空立“，但起处稍不同耳。今各刻集中，岂本张作，经铁崖删改，后人遂各刻其集耶？又虞道园《挽文丞相》诗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而杨铁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诗亦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开“，全用其句。别本云：”商山本为储君出，黄石终期孺子来。“岂铁崖知袭用前人之非，后乃改之耶？顾侠君谓：铁崖艳诗有全写韩冬郎句者，英雄欺人，不可为训。盖谓此也。又元人李孝光《墨海》诗：”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鹤归来楚云黑“，而同时成廷亦有《墨梅》诗云：”三生石上见逋仙，独鹤归来楚云黑。“此亦明是相袭。至如宗楚客有”日映屋岩图画色，风摇杂树管弦声“之句，而杜少陵”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之句，而苏东坡”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亦似之。又放翁诗”西风吹散朝来酒，依旧衰颜似叶黄“，元人诗”貌似叶红都被酒，头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脱胎变化，另出炉锤，使人不觉其运用之妙。又元遗山《感金哀宗入蔡州》诗：”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同时李俊民有《襄阳变后》诗”蛟龙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垄上人“，亦指蔡州亡国事，似亦相袭，然各极对偶之妙。
○诗作け噱诗人有以佳句得名者，如赵嘏之“长笛一声人倚楼”，而人称为“赵倚楼”也。郑谷之咏鹧鸪，有“花落黄陵庙里啼”，而人称为“郑鹧鸪”也。鲍当以孤雁诗谒薛映尚书，有“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称赏，而称为“鲍孤雁”也。谢无逸咏蝴蝶，有“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而称为“谢蝴蝶”也。韦庄遇黄巢之乱，作《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称为“秦妇秀才”也。许棠有洞庭诗最工，人称为“许洞庭”也。范镇尝作《长啸却敌赋》，后尝使辽，人称为“长啸公”也。贺铸字方回，有“江南梅子”之句传播人口，人称为“贺梅子”也。应子和“腊炬短烧红”，“风过落花红”，“两岸夕阳红”，而称为“三红秀才”也。梅圣俞以咏河豚诗最工，而称为“梅河豚”也。刘一止以晓行诗得名，称“刘晚行”也。参寥僧有“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后东坡在黄州，州之士大夫问坡曰：“闻有诗僧相从，岂即‘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坡谓参寥曰：“此和尚七字号也。”元人钱塘张叔夏以春水词得名，人呼为“张春水”，前明袁海叟因白燕诗“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称为“袁白燕”。张灿为学士联句，得单字，有“细雨斜飞燕子单”之句，马端啸呼为“燕子单”。学士崔不雕因“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王新城称为“崔黄叶”。此皆以诗句得美名也。亦有以诗作け噱者。《古今诗话》：张昌龄谓苏味道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盖以苏《元夕》诗有“火树银花合”之句也。苏答曰：“某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金铜丁。盖以张《赠张昌宗》诗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李义山诗”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态，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加为七字句：”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态，来时好取洛川归。“人谓”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摭言》：白乐天剌苏，诗人张祜来谒。白曰：”久钦君款头诗。“愕然。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耶？“祜微笑仰答曰：”亦当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耶？“又《北梦琐言》：卢廷让《哭边将》诗曰：”牒多身上职，碗大背边疮。“人谓是打脊诗。又有人诗云：”窗下有诗留宿客，室中无事伴僧眠。“人以为自落便宜诗。贾岛《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之烧杀活和尚。《抒情集》：周繇谓罗隐曰：”足下有女幛子诗极好。“隐不喻。繇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非女幛子耶？“隐大笑。曹唐《金陵佛寺》诗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人谓之鬼诗。僧贯休《上蜀王建》诗有”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建呼为”得得和尚“。《刘贡父诗话》：韩昌黎《赠玉川子》诗曰：”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须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王子直谓：”韩与处士作牙人商度物价。“《六一诗话》记圣俞尝云：有赠渔者曰：”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或以为此渔人患肝肾风。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或以为此人失却猫儿诗也。《百斛明珠》记杜默有”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之句，谓此乃京东学究饮私酒，食胀死牛肉，醉饱而后发者。孙鲂有《夜坐》诗”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沈彬谓田舍翁火炉头语。《诗话总龟》：张文潜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振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潘老云：”却是猫儿诗也。“《后山诗话》：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非富贵人语，乃看人富贵者也。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杨州“，王平甫谓庄舍牙人解量四至。吴僧《钱塘》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或谓分界堠子语也。程师孟作静堂，题诗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是点灯来。“人以为登溷诗。《悦生堂随抄》：僧法海好作恶诗，郏从事序之曰：”昔小杜在老杜之下，今师又在小杜之下。“《直方诗话》：张文潜作大旱诗：”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人以为几于汤Ь右军也。昔有送熟鹅者曰”汤得右军“。王荆公作《谢公墩》诗：”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名姓尚随公。“人谓与死人争地界。辛稼轩帅越，遣人招刘改之。改之在西湖有事，不及行，作词答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画图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一剑，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改之当以此语岳侍郎倦翁，岳曰：”词句固佳，但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证耳。“裴说尝作《杜工部墓》诗云：”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廖凝笑以为掘坟贼。金人张翥有”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之句，人号为”张子却“。赵讽有”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中“，人称为”赵蹇驴“。
●卷二十五○年号重袭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按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曰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又刘贡父《两汉刊误》云：年号之起由汉武之元鼎始。吴仁杰云：武帝即位，大率六年一改元，亦未有年号。至五元之三年，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乃追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朔，四元为元狩，而五元尚未有名，帝意将有待也。明年宝鼎出，遂改为元鼎，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然历世既久，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数，稍不详考，未有不至重袭者。宋太祖号乾德，以为自古未有。后于宫中见镜，有“乾德四年”字，以问窦仪。仪奏曰：“蜀少主之号（王衍）。”俭之，果镜自蜀中来，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徽宗号建中靖国，中丞王觌谓建中乃唐德宗之号，当以德宗为戒。宋孝宗嗣位初，拟改元重熙。汪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而辽耶律资忠亦谓兴宗不当用唐景福年号。是知时代久而年号多，最易相袭。今历考各朝，不特此乾德、建中、重熙、景福之一二重出也。有正统之代袭用前代旧号者，有僭窃之主袭用前代旧号者，有僭窃之主彼此年号相同者，有正统之代与僭窃之号相同者。如汉武帝年号建元，而晋康帝、齐高祖亦俱号建元（刘聪、苻坚亦同）。汉宣帝号甘露，而魏高贵乡公、吴主皓亦俱号甘露（苻坚亦同）。汉宣帝又号黄龙，而吴大帝亦号黄龙。汉光武帝号建武，而晋惠帝、晋元帝、齐明帝亦俱号建武（慕容忠、元颢亦同）。汉明帝号永平，而晋惠帝、后魏宣武帝亦俱号永平（李密、王建亦同）。汉章帝号元和，而唐宪宗亦号元和。汉安帝号永初，而宋武帝亦号永初。汉顺帝号永和，而晋穆帝亦号永和（姚泓、乞伏慕末亦同）。汉冲帝号永嘉，而晋怀帝亦号永嘉。汉桓帝号永兴，而晋惠帝、后魏明元帝亦号永兴（冉闵、苻坚亦同）。汉桓帝又号永康，而晋惠帝亦号永康（乞伏炽盘、慕容宝亦同）。汉桓帝又号元嘉，而宋文帝亦号元嘉。魏明帝号太和，而晋海西公奕、后魏孝文帝、唐文宗俱号太和（石勒、李势、杨溥亦同）。魏齐王芳号正始，而后魏宣武帝亦号正始。蜀后主号建兴，而吴主亮、晋愍帝亦号建兴（张元靓，李雄、慕容垂亦同）。吴主亮又号太平，而梁敬帝、辽圣宗亦俱号太平（冯跋、林士宏亦同）。晋武帝号泰始，而宋明帝亦号泰始。晋惠帝号永熙，而后魏太武帝亦号永熙。晋惠帝又号永安，而后魏庄帝亦号永安（沮渠蒙逊、夏主乾顺亦同）。晋元帝号永昌，而唐豫王旦亦号永昌（李自成亦同）。齐明帝号永泰，而唐代宗亦号永泰。梁武帝号大同，而辽太宗亦号大同。陈后主号至德，而唐肃宗亦号至德。唐德宗号贞元，而金海陵王亮亦号贞元。唐昭宗号景福，而辽兴宗亦号景福。辽道宗号大安，而金卫王允济亦号大安。此皆后代年号与前代同者也。汉武帝号太初，而苻登、乞伏乾归、秃发乌孤、宋元凶劭亦俱号太初。汉宣帝号五凤，而孙亮、窦建德亦俱号五凤。汉哀帝号建平，而石勒、慕容望、慕容盛、慕容德、后魏京兆王元瑜亦俱号建平。汉章帝号建初，而李特、姚苌、李亦俱号建初。魏文帝号延康，而沈法兴亦号延康。魏明帝号青龙，而北燕兰汗亦号青龙。魏齐王芳号嘉平，而刘聪、秃发亻辱檀亦俱号嘉平。晋武帝号咸宁，而吕纂亦号咸宁。梁简文帝号大宝，而南汉刘钅长亦号大宝。北齐文宣帝号天保，而后梁萧岿亦号天保。北齐后主纬号武平，而高绍义亦号武平。后周明帝号武成，而李希烈、王建亦俱号武成。唐太宗号贞观，而夏主乾顺亦号贞观。唐豫王旦号载初，而安庆绪亦号载初。唐昭宗号天复，而辽末回离保亦号天复。唐昭宗又号天，而张士诚亦号天。唐昭宗又号大顺，而张献忠亦号大顺。石晋高祖号天福，而辽末耶律淳亦号天福。汉隐帝号乾，而夏主仁孝亦号乾。宋英宗号治平，而徐寿辉亦号治平。此僭窃之主年号与前代同者也。刘圣公号更始，而慕容冲、乞伏乾归亦俱号更始。孙皓号天册，而董昌亦号天册。孙皓又号天玺，而慕容亻隽俊亦号天玺。刘聪号麟嘉，而吕光亦号麟嘉。慕容觊号建明，而元奕、吕苟儿亦俱号建明。慕容垂号燕元，而慕容德亦号燕元。梁萧栋号天正，而萧纪亦号天正，辽末移刺窝斡亦号天正。萧琮号广运，而刘继元、西夏元昊亦号广运。史思明号应天，而朱Г、刘守光、夏主安全亦俱号应天。史思明又号顺天，而董昌、郝仪亦俱号顺天。王建号光天，而南汉刘玢亦号光天。此僭伪草窃之年号彼此相同者也。慕容永号中兴，而齐和帝亦号中兴（元郎亦同）。梁师都号永隆，而唐高宗亦号永隆（闽王曦亦同）。萧号大定，而周静帝、金世宗亦俱号大定。乞伏国仁号建义，而后魏庄帝亦号建义（杨难当亦同）。邢杲号天统，而北齐后主亦号天统（明玉珍亦同）。南汉刘Ζ号乾亭，而辽景宗亦号乾亭。南唐李景号保大，而辽天祚亦号保大。刘承钧号天会，而金太宗亦号天会。南唐贼张遇贤，睦州贼方腊俱号永乐，而明成祖亦号永乐。夏主乾顺号正德，而明武宗亦号正德。杨安儿号天顺，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立数月，亦号天顺，明英宗亦号天顺。梁萧庄、后魏元法僧皆号天启，而明熹宗亦号天启。此则建国立统之朝反与僭窃年号同者也。彼僭伪草窃之朝，疏漏荒略，不及详考，层见复出，固无足怪。若升平之世，载籍具在，文士盈庭，乃亦何以漫无稽考若是？尤不可解者，前明之永乐、天顺、天启皆乱贼号也。以大一统之朝，偏袭用乱贼年号，更足贻笑千古矣。元顺帝慕世祖之治，重纪至元，意虽出于法祖，然御史李好文已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按晋惠帝号建武，晋元帝亦号建武。又唐高宗有上元之号，而肃宗亦号上元。是一朝二号相同，亦不始于元。）若后魏孝武之改元永兴也，后以与先世明元帝同号，遂改永熙。桓玄初篡立，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号，遂改永始。而永始又王莽受封之年，乃改大享。西夏元昊建元开运，或告以石晋亡国之号，遂改广运。以偏安闰位僭窃之朝，尚知检避，有明诸臣乃反不如元魏、西夏，何也？盖前代正统纪年载在史策，易于稽核，至僭窃之号，则散见于他书，非如正史编年之可考，遂不觉暗合而不自和其陋耳。昔宋庠有《纪年通谱》，今已失传。王应麟《玉海》所载颇详，而宋以后无述。近日陈景云有《纪元要略》，具载史代正史所纪年号。景云子黄中，又增辑诸僭伪之国，颇为该备。然于草窃盗贼所建伪号尚多遗漏，今撮录各朝纪年及僭窃各年号，分列于后，庶览者有所考焉。
○历代正史编年各号汉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昭帝（始元、元凤、元平）。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元帝（初元、永光、建昭、竟宁）。成帝（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哀帝（建平、元寿。帝又以方士言，欲改太初元将四字，中止）。平帝（元始）。孺子婴（初始）。
光武帝（建武、建武中元）。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元和、章和）。和帝（永元、元兴）。殇帝（延平，又号元延，见《玉海》）。安帝（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顺帝（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冲帝（永嘉）。质帝（本初）。桓帝（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少帝辩（节光、昭宁）。献帝（永兴、初平、兴平、建安、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