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昭烈帝（章武）。后主禅（建兴、延熙、景耀、炎兴），魏文帝（黄初）。明帝（太和、青龙、景初）。齐王芳（正始、嘉平）。高贵乡公髦（正元、甘露）。元帝奂（景元、咸熙）。

吴大帝（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侯官侯亮（建兴、五凤、太平）。景帝休（永安）。归命侯皓（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

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太熙）。惠帝（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兴、建武、永安、光熙）。怀帝（永嘉）。愍帝（建兴）。东晋元帝（建武、太兴、永昌）。明帝（太宁）。成帝（咸和、咸康）。康帝（建元）。穆帝（永和、升平）。哀帝（隆和、兴宁）。海西公奕（太和）。简文帝（咸安）。孝武帝（宁康、太元）。安帝（隆安、元兴、义熙）。恭帝（元熙）

宋武帝（永初。又号大宁，见《玉海》）。营阳王义符（景平）。文帝（元嘉）。孝武帝（孝建、大明）。废帝子业（永光、景和）。明帝（泰始、泰豫）。苍梧五昱（元徽）。顺帝（升平）。

齐高祖（建元）。武帝（永明）。郁林王昭业（隆昌）。海陵王昭文（延兴）。明帝（建武、永泰）。东昏侯宝卷（永元）。和帝宝融（中兴）。

梁武帝（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简文帝（大宝）。元帝（承圣）。敬帝（绍泰、太平）。

陈武帝（永定）。文帝（天嘉、天康）。临海王伯宗（光大）。宣帝（太建）。后主叔宝（至德、祯明）。

后魏道武帝（登国、皇始、天兴、天赐）。明元帝（永兴、神瑞、泰常。又号咸熙，见《玉海》）。太武帝（始光、神、延和、太平真君、太延、正平）。文成帝（兴安、兴光、太安、和平）。献文帝（天安、皇兴）。孝文帝（延兴、承明、太和）。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又号熙平，见《玉海》）。孝明帝（熙平、神龟、正光、孝昌、武泰）。庄帝（建义、永安）。节闵帝（普泰）。孝武帝（太昌、永熙）。孝静帝（天平、元象、兴和、武定）。文帝（大统）。废帝（无年号）。恭帝（无年号）。

北齐文宣帝（天保）。废帝殷（乾明）。孝昭帝（皇建）。武成帝（太宁、河清）。后主纬（天统、武平、隆化）。恒（承光）。

隋文帝（开皇、仁寿）。炀帝（大业）。代王侑（义宁）。越王侗（皇泰）。唐高祖（武德）。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享、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宏道）。豫王旦（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武后（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中宗（嗣圣、神龙、景龙）。睿宗（景云、太极、延和、先天）。玄宗（开元、天宝）。肃宗（至德、乾元、上元、宝应）。代宗（广德、永泰、大历）。德宗（建中、兴元、贞元）。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太和、开成）。武宗（会昌）。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宗（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昭宗（龙纪、大顺、景福、乾宁、光化、天复、天）。梁光祖（开平、乾化）。末帝（贞明、龙德）。

后唐庄宗（同光）。明宗（天成、长兴）。愍帝（应顺）。潞王从珂（清泰）晋高祖（天福）。出帝（开运）。

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太宗（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真宗（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仁宗（天圣、明道、景、宝元、康定、庆历、皇、至和、嘉）。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元丰）。哲宗（元、绍圣、元符）。徽宗（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钦宗（靖康）。高宗（建炎、绍兴）。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嘉泰、开禧、嘉定）。理宗（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宝、开庆、景定）。度宗（咸淳）。少帝（德）。端宗（景炎）。帝（祥兴）。

辽太祖（天赞、天显。《玉海》又有神册之号）。太宗（会同、大同）。世宗（天禄）。穆宗（应历）。景宗（保宁、乾亨）。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保宁、乾享）。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清宁、咸雍、太康、大安、寿隆）。天祚帝（乾统、天庆、保大）。

金太祖（收国、天辅）。太宗（天会）。熙宗（天眷、皇统）。海陵王亮（天德、贞元、正隆）。世宗（大定）。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卫王允济（大安、崇庆、至宁）。宣宗（贞、兴定、元光）。哀崇（正大、开兴、天兴。《玉海》金又有天之号，不详何帝）。元祖元皇帝（天兴）。世祖（中统、至元）。成宗（元贞、大德）。武宗（至大）。仁宗（皇庆、延）。英宗（至治）。泰定帝（泰定致和）。明宗（无年号）。文宗（公历、至顺）。宁宗（无年号）。顺帝（元统、至元、至正）。明太祖（洪武）。惠帝（建文）。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景帝（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庄烈帝（崇祯）。

○历代僭窃各年号王莽（建国、天凤、地皇。又号初始，见《玉海》）。刘圣公（更始）。刘盆子（建世）。隗嚣（汉复）。公孙述（龙兴）。后汉贼张曼成（神上）。公孙渊（绍汉）。

后赵石勒（太和、建平）。石弘（延熙）。石虎（建武、太宁）。石遵（永宁）。石鉴（青龙）。冉闵（永兴）。石虎时安定贼李子扬僭号大黄帝（龙兴）。前秦苻健（皇始）。苻生（寿光）。苻坚（永兴、甘露、建元）。苻丕（太安）。苻登（太初）。苻崇（延初）。贼帅张琚（建昌）。

后秦姚苌（白雀、建初）。姚兴（皇初、弘始）。姚泓（永和）。窦衡（元光）

蜀李特（《华阳国志》云晏平，《晋书。载记》云建初）。李雄（建兴、太武、玉衡）。李期（玉恒）。李寿（汉兴）。李势（太和、嘉宁）。又有妖贼李宏伪称李势子（年号凤凰，见《晋书。周访传》）。

前燕慕容俊（元玺、光寿）。慕容（建熙）。为苻秦所灭，苻秦乱后，慕容氏复起。慕容泓（燕兴）。慕容冲（更始）。段随（昌平）。慕容觊（建明）。慕容望（建平）。慕容忠（建武）。慕容详（建始）。

后燕慕容垂（建兴）。慕容宝（永康）。翟钊（定鼎）。兰汗（青龙）。慕容麟（延平）。慕容盛（建平、长乐）。慕容熙（光始、建始）。高云（正始）。冯跋（太平）。冯弘（太兴）。

前凉张实（永安），张茂（永元、太元）。张重华（永乐）。张祚（和平）。张元靓（建兴、太始）。张天锡（太清）。张大豫（凤凰）。

西秦乞伏国仁（建义）。乞伏乾归（太初、更始）。乞伏炽盘（永康、建弘）。乞伏慕末（永和）。

夏赫连勃勃（龙升、凤翔、昌武、真兴）。赫连昌（承光）。赫连定（胜光）氐王杨难当（建义）。

宋元凶劭篡位（太初）。晋安王子勋（义嘉）。武昌王浑（元光。此戏作檄文而有是称，非实事也，后竟以此被祸）。氐帅赵广（秦始。见《宋书。刘粹传》）。南谯王义宣（建平。见《鲁爽传》）。

梁萧栋（昭明太子之子，为侯景所立。天正）。武陵王纪（亦号天正）。萧庄（天启。见《南史。萧方等传》）。萧渊明（天成。见《南史》）。临贺王正德（正平）。交州民李贲（天德。见《梁武纪》）。侯景（太始）。

后魏南安王余（承平。为宗爱所立者）。博真（承平。太武帝后所立者）京兆王元愉（建平）。汝南王元悦（更兴。梁武策为魏主）。徐州刺史元法僧（天启）。北海王元颢（孝基、建武。亦梁武所立）。长广王元晔（建明。尔朱兆所立）。章武王元朗（中兴。高欢所立）。贼帅鲜于修礼（鲁兴）。杜洛周（真王）。陈双炽（始建）。葛荣（广安）。邢杲（天统）。莫折念生（天建。见《萧宝寅传》）。万俟丑奴（神虎）。萧宝寅（隆绪）。破六韩拔陵（真王）。陈郡贼刘获、郑辨（天授）。山胡刘蠡升（神嘉。见《北齐书》）。汾州胡王巨触（平都。见《北齐书》）。司马小君（圣君。见《道武诸子传》）。吕苟几（建明）、泾州贼陈瞻（圣明。见《景穆诸子传》）。饥胡白亚栗斯（建平）。翟辽（建光。见《玉海》）。

北齐安德王高廷宗（德昌。立二日而灭）。范阳王高绍义（武平。奔突厥后即位）。稽胡贼刘没铎（右平）。

隋末贼帅向海明（白乌）。刘迦（大世）。朱粲（昌达）。操师乞（《北史》谓年号始兴，《隋书》及《唐书》谓年号天成）。林士宏（太平。《玉海》又云天成）。李子和（丑平。《旧唐书》作正平）。窦建德（丁丑、五凤）。王世充（开明）。宇文化及（天寿）。李密（《旧唐书》谓魏公元年，《新唐书》谓改元永平）。李轨（安乐）。薛举（秦兴）。刘武周（天兴）。浮屠高昙成（法轮）。萧铣（凤鸣）。刘黑闼（天造）。沈法兴（延康）。李子通（明政）。梁师都（永隆）。曹武彻（通圣）。辅公┙（天明。《玉海》又有乾德之号）。高开道（开成、始兴）。

唐殇帝（唐隆）。谯王重福（中元克复）。濮王（天寿。见《玉海》）。嗣襄王カ（建贞。《玉海》作永贞）。安禄山（圣武）。安庆绪（载初、天和。《通鉴》作天成）。史思明（应天、顺天）。史朝义（显圣）。李希烈（武成）。段子璋（黄龙。见《通鉴》）。浙东贼袁晁（宝胜、升国）。朱Г（应天、天皇）黄巢（王霸、金统）。裘甫（罗平）。土摩沙（进通）。

吴越钱Α（宝正。见《五代史》。又有天宝、宝大二号，见《十国春秋》及洪容斋《随笔》。又有广初一号，见《玉海》）。

西夏元昊（开运、广运、大庆、天授礼法延祚，六字号）。谅祚（延嗣宁国、天垂圣、福圣承道）。＜奢覃＞都（拱化）。秉常（乾道、天赐礼盛国庆、天安礼定）。乾顺（天仪治平、天民安、永安、贞观、雍宁、元德、正德、大德）。仁孝（大庆、人庆、天盛、乾）。纯（天庆）。安全（应天、皇建）。遵顼（光定）。德旺（乾定）。

辽人皇王倍（甘露）。辽末东京详稳大延琳（天庆）。渤海将高永昌（隆基）。奚王回离保（天复）。耶律淳（建福）。淳妻萧氏称制（德兴）。梁王邪律雅里（神历）。萧（天嗣）。耶律大石（延庆、天德、康国）。大石妻塔不烟（咸清）。不夷列（绍兴）。其妹速普完（崇福）。夷列次子直鲁古（天禧）。耶律留哥（元统）。

宗贝州贼王则（得圣）。广源酋侬智高（启历。《玉海》又有端懿、景瑞等号）。蜀贼王均（代顺）。睦州贼方腊（永乐。见《宣和遗事》）。苗傅、刘正彦檀立皇子（明受）。洞庭贼杨么（庚戍。又有大圣王之号）。李顺（应运）。金刘豫（阜昌）。山东贼郝定（顺天。见《侯挚传》）。移剌窝斡（天正。见《逆臣传》）。辽东贼浦鲜万奴（天泰。见《金宣宗纪》）。杨安儿（天顺。见《仆散安贞传》）。信州贼契丹德寿ヌ锁（身圣。见《内族襄传》）。纠军贼（天赐。见《完颜佐传》）。

元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天顺）。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宣光。后又有年号曰天元者，见《高丽史》）。陈吊眼据漳州起兵复宋（年号昌泰。见《郑所南集》）。邪斯伯（天威。本耶律留哥部下，乞奴金山所推为辽主）。乞奴金山（天德。俱见《耶律留哥传》）。锦州贼张致（兴龙）。广州贼林桂芳（延康）。广东贼朱光卿（赤符）。温州贼陈空崖（正治）。林儿（龙凤）。张士诚（天）。徐寿辉（治平）。陈友谅（大义）。陈理（德寿）。明玉珍（天统）。明升（开熙）。

明麻城贼李保（武烈。见《明史。李辰传》）。西华贼刘千斤（德胜。见《明史。白圭传》）。叶宗留之党陈鉴胡（泰定。见《明史》张骥及侯传）。白莲贼徐鸿儒（大成、兴胜。见《明史。赵彦传》）。流贼李自成（永昌）。张献忠（大顺。俱见《明史。流贼传）。

○此外有蕃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今并摘录土番赞普（彝泰）。

渤海王武艺（仁安）。钦茂（大兴）。华（中兴）。嵩邻（正历）。元瑜（永德）。言义（朱雀、太始建兴。《唐书》所记如是，《通鉴》又谓明忠〈太始〉、仁秀〈建兴〉，《玉海》又谓彝震〈咸和〉）。

南诏酋龙（建极。见《玉海》）。法（贞明承智大同，六字为号。见《通鉴》）。舜化（中兴。此外又有明圣、保和、政安、明统等号，又有崇兴大宝、天瑞景星，皆四字为号，见《玉海》）。

日本王孝德（白雉。见《唐书》）。又有天元、康保、仁平、延历、永延、文治、宽宏、应保、宝龟、白龟、天庆、天历等号，又有天平宝胜四字为号。（俱见《玉海》）。平秀吉（文禄。见《明史》）。

交趾陈日尊（宝象、神武。见《宋史》。而《玉海》作李曰尊。《元史》安南又有绍隆、绍宝等号）。李乾德（太宁。此外又有天纪宝象、彰武嘉庆，皆以四字为号。见《玉海》）。

安南黎苍（元圣）。简定（兴庆）。陈季扩（重光）。涂山僧范玉（永宁）。黎利（顺天）。黎麟（维宁、大宝）。黎（大利、延宁）。黎琮（天兴）。黎灏（光顺、洪德）。黎晖（景统）。黎谊（端庆）。陈篡立（应天）。黎周（洪顺）。莫登庸（明德）。莫方瀛（大正）。黎宁（元和）。黎宪（光照。俱见《明史。安南传》）。

（此外道经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上皇、无极、永寿等号，见《隋志》）○改元欧阳公云：年号以一为元，亦未常有法，盖古人之语尔。古谓岁之一月，不曰一月，而云正月。《国语》六吕曰元间、太吕，《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年号也。后世始以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按欧公此说，亦臆度之词。古人最重者元，汉《律历志》云：历始曰元。《传》曰：元者，善之长也。又曰：体之长也。三统合于一元。古人所谓元祀、元年，盖取诸此。董仲舒亦曰：《春秋》谓一元之意，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是建元为重事，由来远矣。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年，无所谓改元者。《史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汉文帝因新垣平之言，亦以十六年为后元年。景帝又有中元年、后元年之改。至武帝而改元十余次。后人但知改元自武帝始，则以武帝有年号，人所共见，而不知改元实非始于汉武也。历代以来，又有不应建元而即有年号者。如刘渊称汉王，即建元元熙，僭帝位，又改永凤。石勒称赵王，即建元太和，僭帝位，又改建平。吕光据姑臧，即建元太安，称三河王，又改麟嘉，称天王，又改龙飞。以及诸僭伪国，如乞伏、沮渠、秃发之类，虽不称帝而各有年号是也。又有不改年号而但改元者。如光武帝仍建武之号，而改为中元年。梁武帝仍大通之号，而改为中大通元年是也。有一岁而两三改元者。汉中平六年，献帝即位，改元光熹；张让、段诛后，改元昭宁；董卓辅政，改元永汉，此一岁四号也。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沙王事败，成都王颖改元永安；河间王得政，又改元永兴。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崩，孝庄帝立，即改元建义，又改元永安。宋废帝子业即位之次年，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既废立，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十一月又改元载初。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又改元长寿。及长寿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载，十一月又改元证圣。其明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十二月又改万岁登封。其明年四月改元神功，十一月又改元圣历。又四年改元大足，十月改元长安。（按武后以建子月为正朔，凡十一月之改，已属岁首。）及金哀宗正大九年既改开兴，又改天兴。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立一月崩，熹宗立，从左光斗议，以今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是皆一岁两三号也。有不应改元而即改者。蜀先主卒，子禅嗣未逾月，即改元建兴。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劭亦然。《宋书。五行志》谓数君皆不终其位是也。有应改元而不改者。人君即位逾年即改元，而梁末帝、晋出帝、刘承钧皆逾年不改元，又明年始改。孟昶即位五年始改，金熙宗即位亦二年始改，唐哀帝、汉隐帝、周世宗皆用先世年号，终身不改。哀帝、隐帝皆年少，且迫于权臣，故不暇及，世宗何以亦因循如此？岂以周太祖甫改元即崩，显德之号初未尝用，遂袭以纪年耶？又有年号犯讳而不改者。梁末帝名友贞，而年号贞明；汉隐帝名承，而年号乾；夏主仁孝之父名乾顺，而仁孝亦改元乾，举朝之人不闻议及，何也？○年号用字年号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当慎择者。晋元帝改元永昌，郭璞谓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齐郁林王建元隆昌，《南史》论亦谓同此谶焉。梁侯景立萧栋，改元天正。武陵王纪僭位，亦改元天正。识者以为“于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丰侯叹曰：“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谓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纪与栋果皆为元帝所害。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识者曰：“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也。帝其不过十乎？”文宣果在位十年。后主纬奔邺，命安德王延宗守晋阳。延宗为众所推，即帝位，年号德昌。人以为“德昌者，得二日也。”果即位之明日，被周师所围，越宿而败，正得二日。萧琮年号广运，识者曰：“运之为字，走军也。”隋炀帝改元大业，或以为“大苦来”。唐僖宗年号文明，及黄巢反，以为唐去丑口而着黄，明已当代唐，以为图谶。宋徽宗改宣和，或云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帝。钦宗改元靖康，或以为立十二月，果周岁而失国。或又谓“十二月立康王”之兆，其谶果验。明泰昌亦二日也，果是年天启继位。凡此虽皆偶然适中，未必因此遂致不祥，然亦不可不加意也。（沈作又谓：年号最忌与前世谥号、陵名相犯。本朝熙宁、崇宁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之陵名也。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则年号并当避陵名矣。亦见袁文《瓮牖闲评》。）

○年号并称宋以前国家年号，从无割取一字而以两年号并称者。自宋始有熙丰、乾淳之语，至见之章奏，笔之著述。然犹一帝改元之号，自为联属也。至明乃合两帝并称，如永宣、成弘、嘉隆、隆万、天崇之类，并有取下一字并称，如化治、庆历、启祯者。虽无甚关系，然亦草野横议之一端也。本朝未有明禁，而自无此习。一则列圣享国久长，一则朝廷尊严，人情敬畏故也。按唐德宗思贞观、开元之治，乃建号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绍兴，乃建号隆兴；取乾德、至道，乃建号乾道。宁宗兼取开宝、天禧，乃建号开禧。（《金史》：完颜匡曰：“宋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开禧，岂忘中国者哉！”）然则朝廷之上已开其端矣。

●卷二十六○翰林翰林之名，本于扬子云《长杨赋》，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非必皆文学也。《旧唐书。百官志》：翰林为词学经述及僧道祝卜等待诏之所。高宗时，刘之等以文词召入待诏，时号北门学士。玄宗时张说、陆坚、张九龄、张等亦召入，谓之翰林供奉。凡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此翰林名官之始也。（《吴通玄传》载陆贽疏言：承平时，工艺书画皆待诏翰林，而无学士。至德以来，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待进止于翰林院，因以名官。则翰林学士又自至德中始。然叶石林云：唐之翰林，开元以前未有学士之称，曰翰林待诏，曰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为学士，以张等为之。与《旧唐书。百官志》相合。则翰林之有学士，实始于开元，而非始于至德。）当其初设翰林，本以便于燕私游艺，凡技术之士皆在焉。学士亦技术之一，故亦待诏于此。其后以撰拟诏命，得参机务，遂别为清要之极选。然其时翰林犹有杂流，如天宝中有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有占星韩颖、刘ピ，贞元中有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皆待诏翰林。柳公权亦充翰林书诏学士。又《顺宗本纪》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复冗食者四十二人。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辽、宋以来，尚仍其制。辽本纪有翰林茶酒使。《宋史》：安忠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韩显符善占候，诏官翰林天文。钱惟演工书，太宗命翰林书学贺丕显至其第取之。本纪：雍熙四年，校医人优者为翰林学生。元丰四年，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大观三年，诏医学并入太医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杂艺皆居之。其专以处文学之士，则自明始。

○学士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纟宰、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隋书。柳传》：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百馀人充学士，以师友处之。于时诸王皆有学士，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此藩王亦得置学士也。《韦孝宽传》：孝宽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是节帅亦得置学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书省学士，文操性刚严，学士颇存儒雅，文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则学士且不免受挞矣。盖其时所谓学士，不过如文人云尔。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以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学士。司勋、考功等，其官也；学士则总名也。即位后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参帷幄，论文史，其职渐重。乾封以后，范履冰等为学士，撰拟诏敕，地益清要。然《通考》谓弘文、集贤学士分属中书、门下，则犹有所属也。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已与翰林分为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犹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其职乃专掌制诏。时以为天子私人，号称内相。至德以后，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往往至宰相，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至学士品级之高下，则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廷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今按《唐书。高璩传》云：璩以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惟郑颢以尚主、璩以宠升云。是学士尚不得遽迁省郎。又陆贽以翰林学士从奉天，及归，迁中书舍人，后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为学士，迁中书舍人。可见学士本无定品。至宋时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金初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贞三年升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侍读、侍讲学士俱从三品，直学士从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从一品，学士正二品，侍讲从二品，直学士从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从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定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亦正五品。永乐中定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上。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石林燕语》谓：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为之。王阮亭《香祖笔记》引为讲读学士之始。（亦见《宋史。真宗本纪》。又《夏侯峤传》：真宗二年始建讲读之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然《通考》开元十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唐书》郑朗为侍讲学士。则讲读学士实自唐始也。至讲读之名本起于东汉，桓荣荐门下生侍讲，乃听荣出。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讲。黄琼以选入侍讲禁中（俱见《后汉书》）。此侍讲之始也。及六朝，则又有侍读为东宫官属。《南史》到洽与陆亻垂对掌东宫管记，俄兼侍读。陈天嘉中，诏顾越侍东宫读，寻迁羽林监，侍读如故。又江泌为永康王侍读，傅昭为南郡王侍读。《北史》：周文帝以薛慎为宜都公侍读。此皆唐以前侍读之官。《唐书》：陆质为太子侍读。《宋史》：真宋时，冯元为翰林侍读，马宗元为翰林侍讲，俱不带学士。此又近代翰林侍读、侍讲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时亦已有之。《旧唐书。百官志》国四史修撰官，学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为史馆修撰。《宋史》：哲宗元六年，置国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来国史院、学士院俱有此官，非专以属廷试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张起岩以进士首选，特旨改集贤修撰，此为状元授修撰之始耳。《续通考》谓编修本枢密院官，元时始改为翰林之属。又至正中，因学士夔夔言，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置检讨官十六员，以为近代编修、检讨之始。按《旧唐书》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检讨官。王彦威以淹识典礼，由太常卿特令补检讨官。《宋史》国史院有编修官，枢密院有检讨官，又有官制局检讨官，毕仲衍尝为之。《文文山纪年录》；登第后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金史》移刺履为国史院编修官。则编。检二职，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唐时翰林学士，据《通考》云，只取文学之人，各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官尊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即为宰相。其孤远新进，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甚者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又云：自诸曹尚书以下至校书郎，皆得与其选。是唐之翰林学士，虽无出身者亦得为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荫入官，后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刘邺由幕僚擢左拾遗，寻为翰林学士。吴通玄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翰林学士。郑覃以荫补校书郎，后为翰林侍讲学士。郑朗由辟署幕僚亦为侍讲学士。王叔文以棋待诏，后为翰林学士。是皆不必进士出身也。○翰林撰文署名《唐书。苏传》：玄宗爱文，谓：“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后世翰林撰文，例书名以进，其此欤？

○庶吉士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选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二十一年，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监、中书俱有庶吉士矣。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周述、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者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俱为翰林院庶吉士。继又命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陈年少，愿学。帝喜，增为二十九人。阅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即为给事中、御史及州县等官。于是庶吉士遂专属翰林。（张益、王翱皆永乐十三年进士，益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翱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则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选邢恭一人。又或数科不选，有时合数科通选。（萧成进士，需次于家。宣宗命三科进士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与焉。）至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乃言：“自永乐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合数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同礼部同选，亦无定制。请自今每一次开科即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杂文呈礼部，送翰林阅后，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入选。每科不得过二十人。孝宗从其请，著为令。（按宋制，将试馆职，则先命从官各以平日所为文五十篇，送学士院选择，而后召试。）此又每科馆选之始也。其教习庶吉士，始于正德中，命学士为之。（《选举志》谓以翰詹资深者一人课之。）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为之。（《明史。选举志》：嘉靖八年，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遂选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忽有旨：庶吉士之选，迩来大臣徇私植党，无益于国。其事遂止，至十一年乃复举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等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杨士奇以史才荐入翰林，充纂修官，胡俨由县令荐入翰林，邹缉由明擢经侍讲，沈度、沈绛以善书入翰林，氵存至学士，刘铉亦以善书召入翰林，举乡试授中书舍人，进侍进，皆非进士也。即进士入翰林，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翰林编修，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是也。自永乐中，于进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间三杨当国，衣钵相传，于是翰林之官无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陈继由布衣，以杨士奇荐入翰林，杨翥以景帝潜邸旧恩入翰林，已为仅事。天顺中，编修马升、检讨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贤当国，即出之于外，为参议等官。资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弘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时称异数，然初入不过为翰林待诏耳。直至嘉靖中，张璁、桂萼等当国，以己本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遂停庶吉士不选，而讲、读、编、检皆从吏部推补。于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检讨，张邦奇由提学孜右庶子，迁祭酒，甚至黄绾本萌生，亦以议大礼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韬疏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顾东阳、杨廷和等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为尚书者。”当时璁、萼、韬等持论如此。然成例猝改，举朝大哗。当璁、萼、韬等由郎署入翰林时，乔宇疏言：“内降恩泽，先朝仅施于佞亻幸小人，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俾萼等居之，谁肯与同列哉！”可见成例入翰林为竺固难变革，是以不久仍复旧例。其后文征明以善书征入翰林为待诏，诸词臣以其不由科第，犹群呼为书博士，不屑与同列。直至崇祯皇帝以儒臣迂缓，不习吏事，乃改旧例，择知推卓异者入翰林。于是汪伟以知县得翰林（见伟传）。成勇以知县得南京吏部主事，谕德黄景为勇及朱天麟称屈，天麟即得要。勇不先赴南京，遂不复改（见勇传）。此又有明一代馆选沿革之源流也。（《选举志》：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信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代宰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之官起于唐。《旧唐书。李通传》：中宗景龙二年，修文馆置大学十四，以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方为之。此大学十之始也。然犹不常设。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说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宠待大臣，始有之。臣不敢昌。”乃免。德宗欲以李泌为大学士，泌亦援张说之言力辞。至崔园又引泌语辞。然陈希烈在明皇时为崇元馆大学士，则张说虽尝辞这，而希烈仍为之。又姚宽《西溪丛语》：宋制，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无大字。苏易简出，被遇独厚，迁紫宸殿，以称呼不便，用观文殿。因此宰执出镇，优遇者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春明退朝录》：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序。（此制《唐书》不载。）宋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领之，集贤次相领之。赵中令虽独相，初只领集贤，久之方迁昭文。据此，则唐、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明初仿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后，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寻四辅官，经儒士王本等为之，不久亦罢。十五年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不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耆儒鲍恂等为之），秩皆五品。其时所谓大学士者，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于机务无与也。然一日万几，不能无赞理。成祖不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寻直广、荣、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若迁秩例须改他官，不复能入直。（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内阁诸臣考满，勿孜他任。于是荣、士奇等虽在机要，终成祖世，不过五品官。仁宗即位，升士奇为礼侍郎，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偕仍兼殿阁大学士。宣德中，又皆进尚书。盖早居内阁，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地皆清要，兼官又尊，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而隐然钧衡之重，与百寮殊矣。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既入后，以年劳氵存升侍郎、尚书，未有既为侍郎、尚书而入阁者。宣德中，陈山、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不久仍罢。正统、景泰中，苗衷、高、俞刚、江渊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弘治中丘以礼部尚书入（尚书入阁自始）。自是大学十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按景泰中，彭时犹以修撰入阁。天顺初，岳正以修撰入阁。）

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盖自永乐中黄淮、胡广等入直，本皆词臣。正统中三杨已老，所汲引马愉、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为故事，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明史。张至发传》：非翰林入阁者，自世宗朝许讠赞。后至崇祯中，至发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本翰林，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则世宗以前亦有非　林而入阁者。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给谏，皆擢礼部尚书入阁，则非翰林而入阁者，亦不止讠赞一人。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职官志》：嘉、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万历中内阁缺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然卒不果（见《李三才传》）。迨崇祯　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拟旨提问，经帝改驳，自是词臣为帝所轻，而阁臣不专用翰林（见《郑以伟传》）。　○阁老阁老本中书人之称，今俗以称大学士，非也。《唐书。杨绾传》：绾为中书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为阁老，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绾悉均给之。杜诗“生理只凭黄阁老”，亦指严武，非谓宰相也。查初白诗自注：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诏册制诰皆属焉，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初不以内阁名。每日与阁臣会食，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多挨次入阁，故例称阁老。苏州有阁老坊，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亦得称阁老矣。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明史。钱传》：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钱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或问之（傅维麟《明书》杨荣作杨溥）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具座，礼部叙位次，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上（亦见《玉堂丛语》）。按王阮亭记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据此，则阁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武时已定制。宣德距洪武不远，何以钱不设阁臣座耶？岂洪武旧制在南京，此以鸿胪改翰林，在北京为创举，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谓阁老称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则非也。按《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钦若，戏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闻见录》：富郑公与康节食笋，公曰：“未如中堂食笋之美。”又元王恽有《中堂事记》，记元初中书省之事。则宰相之称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设座于翰林之中也。

○中书中书之名，汉武初以宦者为之。司马迁被刑后，亦为中书令。盖主传宣诏命者也。《成帝纪》“罢中书宦官”注：臣讠赞曰：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萧望之言，乃罢其官，更名为中谒者令云。自是以讫东汉，皆无中书之官。（《后汉书。朱晖传》：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书奏。皆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过人主。然则东汉虽无中书之官，侍中、中常侍即其职也。）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称三祖诏命，皆放所为。此中书参机务、撰诏旨之始也。其时中书监、令号为重务。蒋济谏曰：“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据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革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是即亦因而向之。”按资、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济已有此奏，可见权之所在，势即随之。故晋荀勋由中书监除尚书令，或贺之，而勖有“夺我凤池”之叹。至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为中书令，权倾中外，则更任之极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乃徙政事堂于中书。

○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其始甚微。孙资既老，致仕，齐王芳特为置舍人官骑，是本供中书监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战国已有之。《史记》：毒幸时，诸客求为舍人者以千数。李斯为吕不韦舍人。《汉书。高祖记》舍人陈恢注：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审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在楚军中。晋王祥告老，武帝亦为置舍人六人，以给使令。）六朝以来，渐为宠要。《通考》云：宋初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齐永平中，舍人四员，各住一省，谓之四户，权倾天下。茹法亮久为舍人，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年可办百万。”及出为大司农，犹恋恋垂泣而去。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权势最盛，昭独廉静，一无所预，明帝以为有古人之风。梁、陈时中书舍人五人，领中书十人，书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惟听受而已。可见其地望之切要也。唐初诏敕犹是舍人专掌，自永淳以来，此职为文士之极选。《裴坦传》云：故事，中书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其仪制之尊可知。（宋次道云：舍人上事日，设紫褥于廷，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此恐传闻之误。）自开元后，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而其任稍轻。故陆贽疏以为：“诏命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时促迫应务，权以学士代之。今天下无事，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又按唐时有由中书舍人而为翰林学士者，如陆贽为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是也。又有翰林学士迁为中书舍人者，沈传师、吴融、常哀是也。盖其时翰林本无定品，故中书舍人之职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犹然。《宋史》：窦贞固由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盖犹沿唐制。前明则中书舍人之官已轻，不过为大学士之僚属。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中书舍人，疏乞应试。宪宗许之，遂举顺天乡试。舍人得赴试，自此始（见《明史。吕原传》）。是舍人尚有以监生充选者，及在阁年久资深，每三年计典，辄加兼官。如尚宝卿等秩，皆舍人迁阶也。据霍韬疏，则并有加至尚书者。

○尚书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武帝增用宦官为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其时中书如唐之枢密使，明之司礼监。而尚书通章奏，出诏命，参决众事，如唐之中书、门下，明之内阁也。宣帝时又有中尚书，见盖宽饶及石显传，则并用宦者兼之。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五鹿充宗为尚书令。成帝之初，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显等奸邪，乃奏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乃定置尚书员：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二），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礼仪有太常，军马有大司马，赋税有大司农，纠劾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职掌枢机为清切。《霍光传》：光死之后，其家恣横，事渐露。霍山犹领尚书，宣帝乃命吏民上书者不关尚书，辄使中书令取之。《魏相传》：霍光时，诸上书者皆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则屏去不奏。相因请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从之。《董贤传》：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皆因贤奏事。《王莽传》：莽惧臣下擅权，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此可见平时章奏必经尚书也。《窦武传》：武谋诛宦官，事泄，中官曹德请帝出德阳殿，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版。可见诏命亦自尚书出，《文心雕龙》所谓两汉诏命出自尚书也。王允以宦官诛后，侍中等出入禁近，机事颇泄，乃奏尚书不得出入及通宾客。又可见尚书职在禁近，故秩不高而权甚重。王畅为尚书令，后拜南阳太守，以尚书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机事。故李固疏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喉舌，尚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也。”《陈忠传》：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策免三公，时论不平。又孔光为尚书令，凡典枢机十馀年。徐防补尚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可见汉时尚书之职之清要。及魏、晋以来，有中书省，而尚书之权遂移，尚书职务皆承中书下流，元时犹然。惟桑哥得政，以尚书擅权，遂驾中书省之上。桑哥败后，仍复旧。明初承之。《明史。陈修传》：六部之设，始于洪武元年，初尚属于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书省，而部权乃专。此古今尚书沿革之大略也。

古来尚书只是一省，凡吏、户、兵、刑之类，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职务，非如今之分为六署也。唐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因父于陵为户部侍郎，乃请避同省，以礼、户虽分而省则同也。庞元英《文昌杂录》：宋制，尚书省凡六曹，除告身帐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额一千四百十三人，总五月六月文书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天下事莫不上于尚书。是曹虽六，而省则仍一，其分为六署，亦自明祖始。○侍郎、郎中、员外郎中本秦官。《国策》荆轲刺秦王时，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史记》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国策》朱英谓春申君曰：“君以臣为郎中，可以杀李园。”则楚亦有是官，盖执兵侍卫者。侍郎之官，至汉始有。汉《百官志》：侍郎、郎中，无定员，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员外郎，隋开皇中始置，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盖以佐郎中之繁。至员外之名，唐时最滥，不必皆尚书官属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渐及于选部。《唐书。宦官传序》：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魏元忠传》：亦云，奄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率授员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员外也。《李峤传》：峤欲收时望，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杜佑传》：神龙以来，选者既无员缺，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此选人之员外也。《卢怀慎传》云：在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传》亦云：吏员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此京朝官之员外也。严挺之、卢绚皆为李林甫所恶，用为员外詹事，则大僚亦有员外矣。肃宗乾元二年诏曰：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可用者，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县不得过一人。是州县亦有员外矣。罗希贬为海康员外尉，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来贬播州尉员外置，则小吏亦有员外矣。所以唐、宋以来，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

○御史汉《百官表》谓：御史本秦官，掌监郡。然《周官》宗伯之属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为之，不过小臣之传命者。至战国而稍变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记。蔺相如传》：秦、赵之会，各令御史书事。则赵亦有御史。《国策》：安邑之御史死。此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记事综察之任。”则齐亦有御史。故张仪为秦说韩说赵，皆曰：“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可知列国各有是官，盖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者也。张苍初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主四方文书也。则秦御史亦专掌文书及记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类，原非任以弹劾也。其后又使之监郡，盖以近臣使作耳目于外，于是职司纠察，而有弹劾之任。汉初因之，遂专为风宪官，而掌文书记事归之太史，判然分两职矣。按《三王世家》请立闳、旦等为王疏，则丞相庄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张汤次之。既奉制可，则制书由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犹沿秦制，御史为掌文书之官，故先从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论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以其习而熟也。

○祭酒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次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记。荀卿传》：齐襄王时，田骈之属皆已死，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为祭酒。《汉书。淮南王传》：伍被谏曰：“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注云：吴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刘氏祭酒也。《后汉书》：班超贱时，有相者谓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是布衣亦称祭酒也。班固奏记东平王苍曰：“京兆祭酒晋冯，好古乐道。”亦以布衣称祭酒也。卓茂为门下掾祭酒，蔡顺为郡东阁祭酒，龙丘苌为议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刘宽行县，辄引学士祭酒，执经对讲。是学士亦有祭酒也。张兴为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盖同官长者则号祭酒，故张鲁以鬼道惑众，令其弟子领部众者，亦皆号祭酒也。后汉《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仆射也。光武初改为祭酒。《苏竟传》：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祭酒亦六百石，可见其官同，但以之为长耳。然后世国子监之有祭酒，实自此始。盖汉时博士之官即太学师儒也。

○监司官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作墓志，以转运史为刺史。尹师鲁言其误，即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汉武设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仅六百石，而以六条察二千石，其官皆属御史中丞。《薛宣传》：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是也。（《汉官仪》亦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其制本起于秦。《史记》：秦泗川监平。注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职，汉惠帝国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凡刺史称传车，吏称从事，居无常处，吏不成臣（见《魏书。夏候玄传》）。此其大较也。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得面奏事。《京房传》云：“臣为刺史，又当奏事，而议者不悦，乃以臣为太守，所以隔绝臣”是也。（按汉郡守亦得奏事，王温舒为河内守，私置马五十匹驰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而《后汉书。百官志》刺史每岁终诣京师奏事。光武改制，乃诏刺史因计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既为刺史之后，乃迁郡守者，盖其秩本卑，迁守非黜。如黄霸以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陈咸以部刺史历东郡太守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属，其秩甚卑，而可以弹治大吏，与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汉刺史专察二千石长吏，而丞尉以下则二千石所察，刺史不与焉。《朱博传》：博为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诉事，博下令曰：“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刺史还治所受治之。”是汉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则无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汉至成帝时，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后朱博为御史大夫，仍奏复刺史。王莽时又置州牧，如《刘圣公传》荆州牧发兵攻绿林兵，反为绿林所败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为光武所诛是也。公孙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为幽州牧，郭为雍州牧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罢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汉稍异。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史（见《朱浮传》）。又旧制，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计吏奏事。此西、东汉刺史不同之制也。灵帝末，四方兵起，刘焉建议，以为刺史威轻，宜改置牧伯，选重臣以镇之。遂以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见《刘焉传》）。献帝时，韩馥为冀州牧，袁绍为渤海太守，荀谌说馥曰：“渤海虽郡，实一州也。今将军处其上，袁氏必不能为下。”馥遂以州牧让绍。又刘表为荆州刺史，统领八郡，贡至京师，诏加表为荆州牧。公孙度据辽东，自称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制也。故《三国志》论曰：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但如曩时司察而已。魏、晋因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数州军事者。其次为持节，又次为假节。其时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统之。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所谓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为刺史，名虽屡更，而其职即郡守之职也。其大将为刺史者，则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而其属郡为刺史者，则曰支使，故刺史之职益轻，非复汉之旧矣。（开元中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顾宁人云：汉刺史犹明之巡按御史，魏、晋后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刺史犹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马司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掌京城捕盗事，见《世祖本纪》。又《续通考》云：京南北有两兵马司，各至千人。每百户所中产者一人充资发官，有纲运及流徒者至，则执兵导送，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捕盗职。

文信国至京，送兵马司，械系空宅中十余日。凡囚兵马司者四年，始就戮。○吏部掣签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东北则北京为主，而以山东及河南之汝、彰、归，南京之卢、凤、淮阳附之；东南则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而以河南之怀庆、开封、河南、南阳，湖广之郧阳附之；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至于起复调简，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墨》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而不知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奈何自处于一吏之职，人才长短，资格高下，皆所不计乎？顾宁人亦主其说。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时势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抬头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众行之上，盖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诏尊崇燕王之礼（燕王宇乃常道乡公之父），凡奏事上书称燕王者，皆上平。可见古时凡称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曰上平，盖另行起而与本文相平，以杀于天子之式耳。

○行香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尚之于宅设入关斋，自得香。南齐鱼复侯子响诛后，武帝心悔之，百日于华林园作斋亲自行香。岑敬之〔应作“岑之敬”〕于重云殿法会，梁武帝亲自行香，见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见于六朝者。唐、宋以来，则皆以国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谓国忌行香，本起于后魏。）《通鉴记事》：唐太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为尼。忌日，高宗诣寺行香，见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琮为之地，主文赵骘无计拒之。会列圣忌辰，宰执己下俱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千余随风飘至，皆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公卿相顾冁然，骘因是得黜薰。《辽史》：统和中，诏景宗忌日，诸道遣官行香饭僧。《燕翼贻谋录》：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宣祖、昭武帝、昭宪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王文正遗事》云：旧制，国忌送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与焉。景德中，陈尧叟、王钦若为枢密使，率内职同赴，乃听。《文昌杂录》云：大忌，百官集相国寺，俟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讫，然后行香。后改景灵观行香。《道山清话》云：温公在永兴，一日因国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误触烛台，污公衣。公不动，亦不问。《容斋随笔》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据此数事，则行香唐、宋时皆以国忌，非必朔望也。《西溪丛语》：朱梁时，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则又有行之祝寿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则宋虽有之，而不曰行香。钱文僖留守西都，应天院有三圣象，去府十里，每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拜毕，饮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旧制，而与行香为两事。王棠《知新录》谓：洪武十七年，诏朔望日郡县官以下诣学行香。则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让古人授官，例有让表。刘谓本唐、虞、禹让稷、契、皋陶之遗意。《文心雕龙》曰：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今按晋张华《三让公封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任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皆传于世。《世说》：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耶？”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宋书。王华传》：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北史。郭祚传》：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既而悔之，谓祚曰：“朕昨误授人一官。”祚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帝沉吟曰：“此自应有让表，因其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曰：“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帝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不能自决。”遂不换李彪官。又孝文爱冯诞，除官日，亲为作三让表，将拜，又为作谢表。《邢邵传》：有一贵人，初授官享客，邵与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主人乃命邵作之，翻甚不悦。可见昔人每授官，必作让表，固是难进易退之意。然沿习日久，虚伪成风，浸寻及于唐、宋，益袭为故事。在上者既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特借一辞以鸣高。观唐、宋诸人集中，内外制词，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上下相接以伪，徒费笔墨，甚可笑也。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迁官者，但有谢折，无伪为辞让之事，于以见朝廷尊严，风气敦实，迥轶前代万万矣。○换官不换印古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汉书》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与邸吏共食。吏窃见其绶，怪之，视其印，则会稽太守章也。吏惊，出语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时买臣未莅任与旧守交代，而先已怀印而来，可知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强与之。又可见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非如后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张安世传》：安世薨，天子赠印绶。则印绶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凌被诛，并烧其印绶。诛其人而并烧其印，益可知印不必授后官矣。《魏氏春秋》：许允善相印，将拜镇北将军，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晋王莹拜丹阳尹，铸印，六铸六毁。及成，头缺，补而用之，居职六日而卒。益可见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据者，《南史》：孔琳之议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宝，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承。贵在承旧，无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实所未喻。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或因有诛夷之臣，避其凶秽，则汉用秦宝，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而终岁刻铸，丧工消实，金融铜炭之费，不可胜言。请众官即用一印，无须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后铸。”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后世换官不换印，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

○假守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史记》：秦王政十六年，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又项羽杀宋义，诸将因共立羽，为假上将军。陈涉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击秦。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尉佗以法诛秦吏，以其党为假守。韩信破齐，请为假王镇之。《西域传》：遣骑假司马为斥堠，属校尉。王莽摄位，称假皇帝。《后汉书》：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凡此皆言摄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张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王尊以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薛宣由陈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朱博由琅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张升为郡纲纪，以能守外黄令，论杀臧吏。或讥升守领一时，可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为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为置守令。所谓守令者，亦即摄事之令也。凡试职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试俸之例也。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调御史、少史属守。此亦摄事称守之证。《旧唐书。百官志》：文武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则光禄大夫以至将仕郎，武则镇军将军至校尉、副将），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本位。其欠一阶者为兼。永徽以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文昌杂录》：潞国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郑国富公、济阳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备，近世未有也。

●卷二十七○按月分俸《南史。阮长之传》：宋以前郡邑官田禄，以芒种为断。芒种前去官者，则一年禄悉归后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然《封氏闻见记》：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则唐制又不按月也。或此职田米又是亻奉外所得，另有一例耳。

○京官月费京官俸银之外，别有月费一种，起于前明。明初，诸司皂隶主驺从，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因杨士奇言，亦京禄薄，改名曰柴薪银。天顺以来，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数，每岁银解户部。在京诸司则皆出自畿内及山东、山西、河南州县，南京诸司则皆出自南畿。此月费所由来也（见傅维麟《明书。杨士奇传》）。按宣德时，顾佐为都御史，有奸吏诬奏佐受隶金，私遣归。上密以语杨士奇，士奇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皆资之隶。遣隶归，隶得归耕，官得资费，朝官皆然。盖自永乐中至今，先帝固已知之，以故增朝官俸。”（《顾佐传》）○预借俸钱选人出京，必借京债，其利最重，到任即须子母偿还，最为陋弊。令甲：凡谒选官得缺后，预借养廉，以免丐贷，所以恤下养廉，法至善也。按《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请令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到官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又宋元中，孙觉奏云：”臣备员吏部，见每一阙出，争者至一二十人，虽烟瘴地亦不辞。尝访其故，以授远阙例得先借料钱，远者三月得四十余千故也。“则此制唐、宋亦有之。○致仕官给俸致仕官给俸之例，起于汉平帝诏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其禄，以一与之终身。盖其时王莽专政，欲以收众心，故有此举也。（《白虎通》云：七十致政，其有盛德者留，赐之几杖，在家者三分其禄，以一与之。又引《王记》曰：臣致仕于君者，养之以其禄之半。是汉时本有此说，而莽窃之以邀誉耳。）然《汉书》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禄归老，张欧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则优老之典，本不自莽始，特未著令以前致仕，给禄须出特恩，既著令以后，则凡二千石以上致仕者皆可得耳。历代致仕给俸之例，有著为定令者，有不著为定令者。《后汉书》：邓彪请老，章帝赐钱三十万，以二千石禄终其身。第五伦请老，以二千石俸终其身。刘昆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则王莽之制，至东汉已废，其给俸者仍出特赐也。《唐书》：虞世南致仕，诏禄赐同于职事。许敬宗致仕，仍朝朔望，续其俸禄。唐休请老，给一品全禄。张仁愿致仕亦给全禄。宋请老，以全禄退居东都。王邱既老，药饵不给，诏给全禄，以旌洁吏。解琬告老，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准品给全禄。杨于陵致仕，诏俸料全给。元时许有壬致仕，给俸终其身。阎复乞归，给半俸终其身。此不著为令而出特恩者也。《后魏书》：孝明帝令年满七十致仕者，给半禄。《隋书》：大业五年诏，品官七十以上不堪居职者，量给廪禄，以终其身。《辽史》本纪，穆宗诏左右从班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其家。宋初致仕官给俸亦出特恩。如王彦超致仕，太祖诏给大将军俸。上官正致仕，赐全俸，仍给以见钱。至太宗淳化元年，始诏凡致仕官皆给半俸。（《独醒志》谓：宋自章圣后，始命致仕者给半俸。则太宗时犹未著为令，与《宋史》互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赐致仕官全禄。仁宗景二年，诏自今两省、大卿、监正、刺史、ト门使以上致仕，给俸如分司。《金史》：熙宗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世宗又诏职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此著为定令，凡致仕者皆得之，不必随时请旨者也。宋又有宫观使，为致仕者食禄之地。《神宗纪》：制宫观官，以处卿监、监司、知州之老者。其议本起于王安石，青苗法行，诸老臣多致仕去，故设此以慰之。然王旦致仕，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罢相，犹领之。其专领使自旦始，则致仕兼宫观使神宗以前已有之，又不自安石始。盖神宗以前仅为宰相优老之地，至神宗时乃多立各路宫观名目，使卿监以下皆得藉此食俸耳。又《宋史。谢泌传》云：近制，文武官告老皆迁秩给半俸。泌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犯赃者，听从便。诏从之。然宋时虽以疾去及犯赃去者，皆得邀迁秩给半俸矣。此又立法太滥也。明初无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杨鼎传》：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给赐，自此始。自后多有月廪岁夫之制。然宣德中顾佐致仕，赉钞五十贯，命户部复其家，则已有加恩者。又成化七年，御史奏致仕尚书魏骥年已九十八岁，乞仿前代优老故事。诏遣行人存问，有司月给米三石。命未至而卒。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视唐、宋则甚减矣。

○诰敕本朝之制，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级填写。虽有大势力者，欲增损一字不能，所以杜浮伪之风也。按《宋史。孙洙传》：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词。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为苟简。”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盖亦有一定诰词。至明则否。《涌幢小品》云：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大失丝纶之体。高拱、张居正虽皆有禁，终不能改。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应叙功迹，从何记载乎？则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勋戚武弁，而文臣皆随时撰作，毋怪乎谀词满纸也。（《明史。许士柔传》：故事，赠官诰，属诰敕房中书职掌。崇祯初，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后中书以为侵官。崇祯三年，仍令诰敕中书为之。）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于禁绝谀伪之中，仍不没人之实，可谓尽善矣。

○封赠洪景卢云：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余官只赠父耳。长庆后稍变通，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表纳检校吏部尚书，请回赠其祖亻垂。诏不许纳宫，而赠亻垂为尚书礼部郎中。此后世赠之始也。《白乐天集》亦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其祖为吏部郎中，祖母崔为郡夫人制词。然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于陵为户部尚书，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则亦不能以子孙之官全赠其祖也。《宋史》：李虚己当南郊恩封，请以罢妻封以授祖母。寇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赵概逢郊，恩当任子进阶，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诏皆许之，后遂为例。此则宋时可以己官全赠其先，较唐制又稍优矣。元许有壬言：“今制封赠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则元时封赠先世亦尚有差别。本朝令甲：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则例封一代者，实亦得封二代。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又前代回赠之例，有推及本生祖父者。《旧唐书》：崔植有《陈情表》，云：“亡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甫，是臣承后。嗣袭虽移，孝心则在。请以在身官秩，特乞回赠本生。”诏赠婴甫吏部侍郎。《容斋随笔》云：宋李幼出继于叔。入相，表求赠所生父母官诰。诏赠其本生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郑国太夫人。有明大臣中移封本生大父母者，有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张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诸大绶，外臣起于万历中长坦令刘学曾，异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欧阳念、鸣赞乔可跻，俱见《涌幢小品》。至本生祖父之外别有移封者，唐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遇当追赠，奏乞回赠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诏赠礼部尚书。刘总奏请追赠其外祖溪州刺史张懿，乃赠懿工部尚书，其妻李氏赵国夫人。宋王曾为参知政事，以幼孤，育于叔父母，奏请改葬。乃诏赠其叔宗元工部员外郎，母严氏怀仁县太君。欧阳修少孤，其叔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诏赠郎中。是又恩例之出于祖父外者也。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乞以本身诰封回赠，特蒙俞允。旷荡之恩，无微不逮，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

○父在封母不称太王溥《五代会要》“母妻叙封事例”：乾元年，中书帖吏部废置司，父在，母进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废置司以前后格敕内，凡母皆加太字，在殁并同，即不说父在不加太字。惟晋天福五年，中书舍人艾颖、八年尚书门郎中尹倔，皆父在，母封县君，不加太字云云。盖由子封母，固宜加太，而父在，母不称太，亦情理之当然也。

○贴黄今刑部本及督抚题刑名本，例有贴黄，以篇幅繁多，节其略别为一幅，贴于本后，所以便观览也。王敬哉《冬夜笺记》谓，明崇祯中，辅臣李国普奏仿古人撮黄之法，以定比式，遂沿至今。（顾宁人亦谓，崇祯元年三月，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附疏尾。）按唐本有贴黄之制，乃诏敕所用。叶石林云：唐降敕皆黄纸，有所更改，亦以黄纸贴之，谓之贴黄。宋奏札皆白纸，而意有未尽，另以黄纸贴于后，亦谓之贴黄。是宋之贴黄，已与唐之贴黄异。然宋制贴黄乃奏札所不能尽者，另开条件，书以黄纸，附于正文之后。如司马温公、苏东坡诸集皆有之，或一疏后至十数条。今贴黄则但摘取奏中紧要语贴于后。是宋贴黄主乎详，今贴黄主乎简，今之贴黄又与宋之贴黄异。且今奏疏用白纸，贴黄亦用白纸。按江邻几《杂志》云：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谓不知撮白为何语。抑知今之贴黄，正宋之撮白耳。

○仕宦避本籍《汉书》：严助，会稽吴人，既贵，上问助居乡时为友婿富人所辱。助曰“愿为会稽太守”。乃拜助为会稽守。又朱买臣，会稽郡吴人，后出为会稽守。韩安国，梁成安人，为梁内史。《后汉书》：景丹，栎阳人，光武以其功封为栎阳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是汉时尚无回避之例。杜佑《通典》谓汉时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人，而必特奏。可见汉时掾属官更无用本郡者。《蔡邕传》：朝议以州县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于是又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邕乃上疏，极言其弊。然则回避本籍以及亲族相回避之例，盖起于后汉之季也。然魏、晋以来，亦有不拘此者。《魏书》：张既，冯翊人，魏武使为雍州刺史，谓之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游矣。”朱灵，清河人，魏文帝封为俞阝侯，欲以昼绣荣之。《南史》：丘灵鞠，乌程人，为乌程令，柳元景随孝武入讨，孝武曰：“事成，何所欲？”元景曰：“愿还乡里。”及孝武即位，乃以为雍州刺史，以元景家襄阳也。张岱，吴郡人，为吴郡太守。齐高帝诏以家为府。后从子绪亦为吴郡太守。柳庆远，襄阳人，梁武以为雍州刺史，诏曰：“卿衣锦还乡，吾无西顾忧矣。”张敬儿，南阳人，以功乞为本郡，乃除为南阳太守。吕僧珍，东海人，梁武欲荣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又以刘之遴为南郡守，诏曰：“卿母年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道。”侯安都母乐居乡里，陈武帝乃以安都弟晓为东衡州刺史，安都子秘为始兴内史，并在家侍养。孙，吴人，陈武帝谓曰：“昔朱买臣愿为本郡，卿岂有意乎？”乃授吴郡太守。陈武帝本吴兴人，在梁朝时，其子昌为吴兴太守。帝以乡里父老尊卑有数，特令蔡景历为佐吏辅之。《魏书》：毛鸿宾，北地人，孝明帝改北地为北雍州，以鸿宾为刺史，曰：“昼锦荣卿也。”游明根告老，其子肇求解官归侍。孝文帝欲令禄养，乃出为本州魏郡太守。甄琛，中山人，后为定州刺史。《北齐书》：封隆之，四为冀州刺史，其本州也，素得乡里人情。其子绘复为本州。《后周书》：李穆一家叔侄三人，皆牧宰乡里。苏亮，武功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鼓吹，先还家，并给骑士三千，羽仪游乡党，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令孤熙，敦煌人，为敦煌太守。晋公护谓曰：“公一门之内，须得衣锦之荣，故命之。”王杰，金城人，为河州刺史。朝廷以其勋望，故荣以本州。刘雄，临洮人，周武以为河州刺史。先已为本县令，至是复刺本州，乡里荣之。柳敏，河东人，为河东郡守。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苏椿为武功郡守，既是本郡，惟清俭自居。冯迁为陕州刺史，迁本寒微，一旦为本州，惟谦谨接待乡邑。《隋书》：田式，祖安兴、父长乐及式，三世为本郡太守。此隋时不避本籍也。《唐书》：姜，上わ人，高祖命为秦州刺史，谓“故乡锦衣，用答元勋。”丘和为交趾太守，闻高祖登极，来朝。帝以和本稷州人，乃命为稷州刺史以自养。张士贵，洛州人，高祖命为洛州刺史，曰：“令卿衣锦昼游。”薛登，常州义兴人，武后授为常州刺史。张九龄，韶州人，以亲老求归养，玄宗乃以其弟九皋、九章为岭南刺史。贺知章归老，诏以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使侍养。（《封氏闻见记》：侍郎唐皎掌选，问选人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在江南，即注陇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给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是朝廷特命者或不拘本籍，而选法原有回避本籍之例。）《宋史》：周祖以王晏家彭城，乃授为武宁军节度使，俾荣其乡里。王仁镐，邢州人，周世宗授为安国军节度使，制曰：“眷维襄国，实卿故乡。分予龙节之权，成尔锦衣之美。”宋朝授本籍之例，大概有三：一以便就养，一以优老臣，一以宠勋臣。《太祖本纪》：乾德五年，县尉鄢陵许永，年七十五，自言父年九十九，两兄皆八十余，乞一官以便养。乃授永鄢陵令。彭乘，益州人，求便养，得知普州。蜀人得守乡郡自乘始。陈希亮，眉州人，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愿折资为县，乃令知临津县。朱昂家江陵，致仕时，诏以其子正辞知公安县，以便侍养，许归江陵。张泳，濮州人，初仕时，乞掌濮州市税以便养，许之。蔡襄，仙游人，以母老知福州，后又知泉州。杨绘，绵竹人，以母老请知眉州。刘，彭城人，知广州，以母老求内徒，遂知徐州。喜曰：“昔布衣随计，今以侍从官三品典乡郡，过始望矣！”洪皓自金归，以母董氏年八十余，乞补外。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饶州乡郡（见《独醒志》）。文文山，吉安人，初除湘南提刑，辞免，乞便郡养亲，乃差知赣州（见《文山纪年录》。此皆以亲老而不避本籍也。按《真宗纪》：诏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仁宗纪》：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权注近官，是宋时本著为令。）邢以老乞给假归曹州，上曰：“便可权与本州，何须假耶？”遂拜工部尚书、知曹州。吕大防，蓝田人，罢相，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任中师年老，上书言：“家本曹州，愿得守曹。”遂以之知曹州。范纯夫引疾乞归，章十上，乃得请，以待制知梓州（见《晁氏客语》）。韩子华兄弟为颍州贵族，罢相后，仍帅乡郡。或贺以启曰：“夙推荀氏之龙，仍致颍川之凤。”（见《王公四六话》）汤思退知枢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资政，留守金陵，即其乡也。未第时，兄弟皆就食府庠，人以为荣（见周益公《玉堂杂记》）。此皆以优礼老臣，使不避本籍也。韩魏公，安阳人，后出镇大名，即其乡郡。欧阳公为作《昼锦堂记》。公殁后，其子忠彦以坟墓缺照管，乞以其弟粹彦监相州酒税。神宗御批曰：“韩琦有功于国，特依所乞。今后常注其现仕子孙一人，随本资任当相州一差遣。”（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后琦之孙治守相州，治之子肖胄乞侍其父疾，诏即除肖胄守相州，代其父任。徽宗谓曰：“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今父子相代，荣事也。”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此又特宠勋臣，而使世官乡邑，不避本籍者也。其他亦有不尽关优老便养，而使官于乡者。王，大名人，太祖使领大名，谓曰：“此卿故乡，所谓昼锦者也。”范促淹，苏州人，亦尝知苏州。汪彦章，微州人，后仍知徽州，其谢表有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至南宋之末，以军事重，更多有使守乡郡者。李芾家衡州，摄湘潭县，知永州，又知潭州。崔与之，广州人，后以广东安抚使知广州，即家治事。陈，常州人，初为丹徒县尉，后摄常州通判，守城死。此又以军兴需人不避本籍也。（按《高宗纪》：绍兴二年，诏监司避本贯。则宋制回避本籍，惟在监司。故应孟明，婺州人，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郡引嫌，乃改授江东。）《金史》：李晏，泽州高平人，年老致仕，乃诏其子昭略为泽州刺史。张大节，代州人，徒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荣之。元世祖时，许衡归老河内，特命其子师可为怀孟总管以便养。吴当，抚州人，为江西肃政廉访使，左迁抚州总管。赵雍，湖州人，松雪之子，为昌国海宁守。则金、元时亦间有不避本籍者。回避之例，至明始严。然太祖初设浙东提刑，即以龙泉人章溢为佥事，又命其子存道守处州。而处州人胡深，亦为浙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又洪武四年正月，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家在蕲州，请终养，诏即改为蕲州知府。是太祖时固不拘乡贯也。《漱石斋闲谈》记永乐中。命御史邵巡按两浙，辞以本籍不当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故耳。”浙人授浙官，即须辞免，则回避本籍已为成例可知。以后亦间有不回避者。叶春，海盐人，宣德、正统间凡三为浙江巡抚，治事于乡。王彰，彰德人，亦巡抚河南。《彰传》谓：终明之世，大臣得抚乡土者，彰与春而已。然此外亦尚有王瑜，淮安人，后镇淮安，总督漕运；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乱，帝命源往抚之；又景泰中，命吴人杨翥之子为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与彰二人而已也。本朝督抚大吏，亦往往有此。盖常调官例须回避，所以杜瞻徇之弊。至于亲信大臣，原可不拘成例，是固立贤无方之意也。其常调官仍有亲老改补近省之例，既不碍于临下，又可便于养亲，可谓通乎人事，斟酌至当矣。

○亲族回避亲族回避，起于后汉，已见《蔡邕传》。按《晋阳秋》：刘弘为荆州都督诸军事，诏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乃荆属郡也。弘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乃罢之。可见晋时此例已严。《宋书》：刘祗为中书郎，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孝武诏曰：“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并同此例〔原漏”例“字〕。”《唐书》：贾敦颐为瀛州刺史，弟敦实为饶阳令。旧制，大功之嫌不连官。朝廷以其治行相高，故不徒以示宠。此以其治行特破成例，则亲族回避之例自严也。杨于陵为户部侍郎，其子嗣复迁社部员外郎，以父子同省，乞换他官。诏同司亲大功以上，非联判勾检官长皆勿避，官同职异，虽父子兄弟无嫌（时各部同一尚书省，故云同省）。此又于应回避之中稍示区别，职事不相统摄者，不必避也。韦抗为御史兼按察京畿，弟拯方为万年令，兄弟领本部，时以为荣。此虽职相统摄，然或以按察系暂时差遣，非久任者故尔。《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隶编氓联姻害政，诏互迁之。然大德八年又诏：父子兄弟有才者，许并居风宪。则元时亲族回避尚疏阔矣。

○起复俗以满服后补官为起复，此甚非也。《霏雪录》云：起复者，丧制未终而夺情起视事，如欧公所作《晏元献神道碑》“迁著作佐郎，丁父忧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为淮南发运使”，及史嵩之遭父丧经营起复是也。又宋制并系之官衔，如“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是也。今以服阕为起复，误矣。又赵《朝野类要》云：以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复，即夺情也。王阮亭亦引此以证俗说之谬。今按《南使》萧坦之居母丧，起复为领军将军。《旧唐书》苏瑰卒，诏其子起复为工部侍郎。抗表固辞，诏许终制。张九龄丧母，诏夺哀起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龄固辞，不许。《通鉴》：唐顺宗时，王叔文用事，既而有母丧，韦执谊多不用其语，叔文乃日夜谋起复。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无起复之命，乃赂宦官吐突承璀，请发本军讨王承宗，以冀起复。昭宗时，韦贻范为相，多受人赂，许以官。遭母丧，去位日，为债家所噪，乃日夜谋起复。此皆在丧起复者也。《五代史》：郑余庆尝采唐士庶吉凶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有起复之制，叹曰：“儒者所以隆孝悌，无金革之事而起复，可乎？”《宋史》夏竦丁母忧，潜至京师，依中人张怀德为助。王钦若方善竦，遂起复知制诰，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杨亿丁母忧，未卒哭，起复为工部侍郎。《元史》：监察御史陈思谦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争者，不许夺情起复。是元时亦尚不以服阕为起复也。

按：《宋史》向子湮坐言者降三官，起复知潭州。则凡降官而复职者，亦皆谓之起复，又不专指停丧授职者。

○未葬亲不许入仕古时又有亲未葬不得入仕之例。《晋书。载记》：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按郑默、华е二传，其时虽不行三年丧，然未有不葬而仕者。《南史》：兖州刺史滕括、乌程令顾昌，皆以不葬亲而入仕为清议所鄙。《唐书》：颜真卿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诏终身不齿。是唐时虽未有定例，而犯者必黜其官。周广顺中，诏亲未葬者不许入仕。《宋史》：吴充奏：士大夫亲殁，或藁殡数十年，宜限期使葬，著为令。又刘综奏：京朝官当任远官者，率以父母未葬为辞，意求规免。请自今父母葬者，许请告营办，审官投状，明言父母已葬，方许依例考课，违者并罢其官。从之。是周、宋时尝著为令甲。按《刘传》：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未葬，坐夺职。《王子韶传》：御史张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转运使判官之任，乃贬知商邮县。又《道山清话》：孙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故也。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辨，刘器之为其集序，可见宋时此禁甚严。

○一产三男有赏令甲：一产三男者，督抚具本达部，照例给赏。此本古制也。《国语》：越王勾践时，民间生三男者，公与之母。注：乳母也。生二人者与之饩。是此制本起于勾践。汉章帝赐诸怀妊者胎养谷人三石，复其夫勿算，则并于怀胎时亦给以养赡矣（见《宋史。韩纲传》）。《晋载纪》：石勒时，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赐以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纟采四十匹。堂阳人陈猪妻产三男，赐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北史。邢邵传》：旧格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革之。邵云：“此格不宜辄断。”可见汉、魏以来，以为定制。至如各史本纪遇此事必书，则始于《五代史》。如后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天成元年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汉乾元年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是也。欧阳公谓此因变异而书者。《金章宗纪》：礼官言：一产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量材叙用。其奴婢所生，旧制官给钱百贯，以资乳哺，尚书请更给四十贯，赎以为良。制可。

○旌门法式《五代史。李自伦传》：户部奏：“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其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原缺”门“字〕阀阈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今李自伦旌表请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无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左右建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然则旌门之式，旧最繁重，至五代始改从简易，第安绰楔于门而已。《宋史。孝义传》：旌郭义家，于其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下广上狭，饰以白，间以赤。盖亦沿五代之制，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其坊。制或设于门，或别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乌头者，盖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参用之。

○国忌日不决囚国忌日不决囚，唐以来已有此制。按《旧唐书》太和五年御史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特降诏：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本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固无所妨。今后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此事亦见《家斋随笔》。是唐时国忌日，百官以体务故不决断刑狱，已沿为故事矣。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唐书。裴宽传》：礼部言忌日享庙请用乐，宽奏：“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遂定为制。后世忌日不举乐，盖本此。

○孕妇缓刑《北史》：崔浩定律令：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后世孕妇缓刑始此。《魏书》：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将并诛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乞停李狱以俟孕育。”帝从之。此浩定律后事也。然汉《刑法志》：景帝诏：“孕而未乳当鞠系者，皆颂系之。（颂，容也。容之，不桎梏也。亦见《刑法志》。）又《王莽传》：莽子宇以血洒莽门，发觉，饮药死。宇妻怀子系狱，须产子乃杀。干宝《晋书》：毋邱俭起兵被诛，其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则孕妇迟刑，本汉、魏之制，岂元魏时此律已废，至浩而又著为令欤？○听重囚妻孥入狱令甲：长系之囚，许妻孥入视。其无子者，并许其妻入宿。按《后汉书。吴传》：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辱其母，长杀之。既就狱，谓曰：”赦汝非义，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无子。“乃令其妻同宿狱中，妻遂怀孕。长临刑，告母曰：”妻若生子，当名之曰吴生也。“《晋书。曹摅传》：有张兑为父报仇，有妻无子，县令乔智明愍之，令兑妻入狱，后遇赦得免。《北史》：后周时，裴政为司宪，用法宽平。囚徒犯极刑者，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死于我，死无所恨。“此皆听重囚妻孥入狱之故事也。特其时尚未有定制，故长吏法外行仁。后世著为成例，其即此欤？

○笞臀汉《刑法志》：文帝除肉刑，以笞代劓刖。后以笞数多，反多死，景帝乃递减笞数。又诏定令：“笞者，长五尺，用竹，其本大一寸，未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丘谓：“笞所用之材，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处，皆定于此。”《唐书》：宇文审以夏楚无小大之制，始创杖架，以高庳度杖长短。此又后世头号、二号之始也。《知新录》：夹棍起于宋理宗时，以木索并用，夹两股，名曰夹帮。又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拶见于《庄子》罪人交臀历指，注谓即今背剪拶指也。拶音赞，入声。韩昌黎诗：“崩胜相排拶。”今俗读作斩音。○滴血验尸有滴血之法，其来已久。按《南史》：孙法宗以父被孙恩戕于海ㄛ，乃沿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馀年，臂胫无完皮。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本齐东昏妃，武帝纳之，七月生综。综自疑为东昏子，闻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渗入，即为父子，乃私发东昏墓，出其尸，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又自杀其次男，沥血试之。然则滴血之法，其起于六朝欤？《唐书》：王少元求父尸于野，不可识。或告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尸也。”少元果得父尸。

○税契市易田宅，既立文券，必投验官府，输纳税钱，给以印凭，谓之税契。此起于东晋时。按《隋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作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代遂因之不废。然其制卖者出钱多，买者出钱少，殊非平允。其后定制，但令买者出钱，不知始于何时。按洪景卢以“民间投税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因此转滋告讦。乞蠲其半，使民皆乐输”，下户部议格。然则买者出钱，南宋时已如此也。

○戒石铭郡县厅事之南有亭，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谓之《戒石铭》。《留青日札》谓是黄庭坚所书。《续通鉴纲目》亦载：宋绍兴二年，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州县刻石。然其实非起于绍兴，乃宋太宗书之颁于天下也。（《宋史。本纪》：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班外官戒谕辞，盖即此。）而太宗则又本蜀孟昶之文而节之。景焕《野人闲话》载孟昶全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系。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斋谓昶词虽多，转不免挂一漏百，经太宗删节，弥觉简括不遗。然则此铭太宗时已颁行，后山谷曾书之，至绍兴中，复以山谷所书颁行耳。《客中闲集》亦记戒石本于孟昶，而宋太宗删之。而欧阳公《集古录》谓戒石起于唐明皇，特不见其词耳。则又在孟昶之前矣。然欧阳谓明皇之词已不可见，亦疏于考据。明皇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茕且存抚，老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此即其戒石词也。按《商书》制官刑，儆于有位。则戒誓之辞，其来最古。《文心雕龙》云：汉扬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る、胡广又补缀为《百官箴》。《北史》：何妥为《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亦见《隋书》）。此又戒石之所也。《七修类稿》又记浙中各官厅，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不知起于何人。（《瓮牖闲评》记有人于《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清慎勤匾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匾额，此本之《世说注》。李秉《家诫》曰：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为本。”上顾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此“清慎勤”三字所本也（亦见《三国志。李通传》注）。

○乡都图今江南各县中，分民居为某乡某都某图。谢少连作《翕县志》，谓［B115］音鄙，乃都鄙之遗制也。赵宦光亦曰：都鄙本作［B115］，俗误读作图。顾宁人非之，而引《嘉定县志》曰：［B115］即里也。以每里册首一图，故不曰里而曰［B115］。又引《萧山志》谓：改里为图，自元始。然宁人亦失于考。按《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属当赈灾，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则乡都图之制起于南宋也。（江南等省又有鱼鳞册，明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量度田亩方员，次以字号，编类为册，状如鱼鳞相次，号曰鱼鳞图册。）

○省今制分天下为各省，盖仍前明之制，而明则因元之旧也。元时诸路各设行中书省，是以有省之名。前明改行省为布政使司，而口语相沿不改，故犹称省耳。原省之名之所起，则本于汉。按《汉书。昭帝纪》：帝年幼，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注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ト为禁也。后以孝元皇后父名禁，故避之曰省中也。卫宏《汉官旧仪》注亦曰：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贵重，朝中讳禁，故曰省。然则本由禁中改曰省中，后世以中书、尚书诸官署设在省中，遂移为官署为名，曰中书省、尚书省。《唐书。杨收传》：汉制，总制群官曰省，分务而治曰寺是也。至元设行中书省于各路，遂又移为方州之名，曰各直省也。然行省之称，亦不自元始。陆放翁诗：“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又云：“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欲西游。”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称，然惟四川安抚大使则称之，他尚无此名。金宣宗时，州县为元兵残破，乃随处设行省，以治一方。如兴定三年，有东平行省蒙古纲，河北行省侯挚。又《苗道润传》：诏山东行省谕李琛与道润和解。又靖安民愿隶潞州，诏河北行省审处之。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

○履历按《魏书。源子恭传》：时有亡人许周，伪称梁黄门侍郎。子恭疑之，表云：“据其履历清华，则家累应不轻。今来归化，何其孤迥？”履历二字始见此。《宋史。王彦超传》：太祖欲罢诸宿将兵柄，从容置酒，召武行德等宴，谓：“卿等久临剧镇，非所以优贤之意。”彦超喻旨，即请老。行德等尚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雷德骧传》：大宗谓宰相曰：“朕欲择转运使，所患不知其人履行。可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以便引对。”《毕士安传》：或荐张洎文学，太宗曰：“洎视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但履行远在下耳。”《卢知原传》：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功过殿最，开卷了然。《石豫传》：左肤为御史，履历与豫略同。是履历二字，至宋时始为官场成语。

○民壮今州县官衙前给使者，有民壮，饩于官而供役，其名则起于前明。天顺初，令召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免五石，仍免户丁二名。至弘治间，又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每里佥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后王阳明破氵利头等贼及平宸濠，皆用其力。此说见《涌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则云：正统二年，募军余民壮，愿自效者，人给布二匹、月粮四半。景泰初，募直隶、山东、西民壮，守大同、紫荆等关。弘治二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五百里里四人，三百里里三人，百里里二人。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为雇募。隆庆中，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州与大县可得千五六百人，小县可得千人。隶抚臣操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归农，复其身。

○官府乘轿轿本起于南俗，山行非舟车可通，故有此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山行即桥。桥即轿也。《汉书》：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逾岭。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云。是轿之为器，三代时已有之，然皆在南方，且以竹为之，如今兜子之类也。其在北方则有辇。《诗》云：我任我辇。《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夫＞（音们）。＜夫夫＞在车前引之，则如今之手挽车也。手挽车其下有轮，非如后世之肩舆也。然《左传》栾盈将为乱，范宣子使二妇人辇以如公宫。南宫万自宋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则古时惟妇人始得乘辇，其非妇人，则虽天子亦皆乘车，故周穆王犹用八骏。《吕氏春秋》：出则以车，入则以辇。此或秦制有用辇者，尚非肩舆也。《史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又凡征召贤士，多用安车蒲轮。而黄霸为扬州刺史，治行第一，赐车盖特高一丈。宣帝时，蔡义给事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客共为买犊车。可见西汉有官皆乘车，或贫不能具马，则以牛驾车。阴就以人辇，为井丹所叱，则东汉亦皆乘车也。魏、晋以来，乘车而改用犊。《世说》：石崇、王恺并游，日晚，争入洛阳。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又《太平广记》：王异惧妻妒，私置众妾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馀人，持刀欲出。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先去。《宋书》：何偃乘在前，刘在后。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驭精故耳。”朱修之拜户部尚书，牛奔，坠车折脚，乃辞尚书。《南齐书》：陈显达诸子并精车牛，当世快牛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南史》：商悝于张侯桥浦中得金佛像，载之长干巷，牛不肯进。乃令牛人任牛所之，牛竟至阿育王寺。梁武当齐明帝世，避猜忌，常乘折角小牛车。刘之遴梦当为折臂太守，后牛奔堕车，伤右手，遂典郡。颜延之常乘羸牛车，路逢其子竣卤簿，即屏住道侧以愧之。《北史。晁崇传》：道武克姚平时，牛大疫，道武所乘车巨，数百，亦同日毙。彭城王勰遇祸时，被召入东掖门，牛不肯进，乃去牛而人挽以入。明山宾家常乏用，因货所乘车牛，既售，仍告以牛漏蹄。《北齐书》：中尉出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轭顿地，俟其过。《隋书》：牛弘弟弼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但云作脯。是六朝时，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皆乘牛车。所谓短辕犊车、长柄麈尾，亦一时风尚使然也。然其时南朝亦间有乘肩舆者。《晋书》：陶渊明令一门生两儿舁舆。《宋书》：武帝与范泰登彭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檀道济伐魏归，兵少敌众，乃令军士悉甲，身自乘舆，徐出外围。《南史》：桂阳王休范反，乘肩舆至垒南。江夏王宝元反，乘八冈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都。王敬则起兵，至武进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垣崇祖守寿春，魏人攻之。崇祖肩舆登城，手决堰水，魏人溺死无算。梁天监中，益州民焦僧护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自乘肩舆，巡行贼垒，击平之。又韦体素弱，未尝乘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励将士，勇气无敌。是皆六朝已乘肩舆之证。盖轿本南俗，浸寻而及于王公士大夫，或私用之，尚未著为定令耳。唐都长安，承北朝之制，百官皆乘马。《唐书》：刘知几议释奠仪曰：“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乘马，则御史劾之。颜延年罢官，乘马出入，世称放诞。此乘马宜从亵服之明证。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迎娶，则盛服官履乘辂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者法当驾所临，侍臣皆马上朝服，非惟不师于古，亦是取惊流俗。”是唐初官僚皆乘马。李靖与侯君集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知其有异虑。武元衡为相，遇盗被刺，马归，始知之。裴度马上被斫，毡帽厚，得不死，犹断鞅而去。程大昌《演繁露》亦记唐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乘担子者，夫皆自雇。是皆乘马不乘轿之明证。然亦已有乘肩舆者。马怀素、褚无量侍讲读于禁中，许肩舆至内馆。苗晋卿年老，许肩舆至中书。此皆特典。其后张弘靖镇幽州，用人舆出入。杨复恭乘肩舆至太极殿。又《文昌杂录》：令狐荐裴坦知制诏，非裴休意也，坦入时见休愧谢，休曰：“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乃顾左右肩舆而出。《北梦琐言》：杜审权出领江西，乘肩舆出都，门生饯别于灞桥。《五代史》：后唐庄宗将称帝，张承业自太原肩舆至魏极谏。又庄宗以卢程为相，拜命之日，乘肩舆导从喧呼。庄宗闻之，以问左右，对曰：“此宰相担子入门。”《宋史》：李为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然则宰相及大臣乘肩舆，盖自唐初有特恩赐者，其后自相沿仿，渐以成习，沿至五代，遂为常制也。宋初百官亦乘马，王旦有控马卒，年满辞去。公问以控马几年，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又呼问曰：“汝乃某人乎？”盖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见其面，至是因其去而见其背，方省也。刘贡父初入馆，乘一骒马。或规之，刘欲以青布作小系之尾后，曰：“吾俸入俭薄，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王荆公在金陵，尝乘驴。或有进肩舆者，公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是可见北宋时有百官乘马之制。《建炎朝野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特恩许乘肩舆。高宗至磁州，宗泽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上却之。以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高宗是时未即位，故却不御也。（按宗泽有所乘轿，岂是时外任官已有乘轿之制欤？）建炎元年，上驻跸维扬，以砖滑，许乘轿。《呈史》谓唐宰相皆乘马，五代始用担子。本朝惟文潞公年高，以太师平章军国，司马温公以病不能乘骑，乃许乘担子。《云麓漫抄》亦云：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暂许乘车轿，不得入宫门，候路通，仍依常制。高宗南渡后方乘轿，遂相沿不改。是近代乘轿，实始于宋南渡也。筌翁《贵耳集》云：自渡江以前，无今之｛乔｝，只是乘马。洪容斋记绍兴三十年为参详官，各乘马赴贡院。至淳熙十四年司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盖南方本少马，且砖石地，不便乘骑，而又无朝廷明禁，遂不觉日趋于安逸耳。朱国祯云：明初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武官勋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然后得乘。嘉、隆以来，南京无大小皆乘舆，惟有两人四人之分。而北京亦用肩舆出入，即兵马指挥亦然。在外惟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明史。霍韬传》：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钧互讦奏，霍韬因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廷议如韬奏，而南京给事御史乘轿自如。又嘉靖中，郭宗皋为巡按行部，乘马不御肩舆。以不御肩舆即为美谈，至入之本传，则其时皆御肩舆可知。王新城《池北偶谈》云：今江宁、开封各官皆用暧轿施帷，余省各官不施帷，盖犹有古褰帷之意云。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顾宁人谓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人而废法。按《宋史。徽宗纪》：崇宁元年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给养。二年，又置漏泽园。《夷坚志》亦云：崇宁间，设孤老院以养孤老，安济坊以养病人，漏泽园以瘗死者。《通鉴》亦谓：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朝廷课以为殿最。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计其时，正京当国，是以顾宁人谓起于京。然《管子。入国篇》：凡国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亲戚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有痼疾不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养疾，本属古制。《南齐书》：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梁书》：普通三年。诏置孤独园，以恤老幼。《后魏书》：宣武诏太常立一馆，使京畿内处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旧唐书。武宗纪》：废天下僧寺，寻以悲田养病坊，以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自给，乃命两京量给寺田，诸州或七顷，或十顷，择本处耆老勾当（盖唐时养病坊属寺僧经营）。是恤孤养疾，六朝及唐已著为令甲而《宋史》苏轼知杭州，裒羡缗二千、黄金五十两，作病坊以处病者。常知广德军，亦置慈幼局。则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泽园之设，《月令》已有掩骼埋。《后汉书。桓帝纪》：诏京师死者相枕，若无亲属者，可于官Й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则后汉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见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禅院买地，瘗无主骸骨，每具官给六百文，幼者半之。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又《宋仁宗纪》：嘉七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贫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纪》：元丰二年，诏给地葬畿内寄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韩魏公镇并州日，亦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是义冢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盖京特踵其法，遍行州郡以沽誉，并入之课程耳。叶石林守许昌日，有押运使宋升，以营造西内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泽园人骨屑灰用之。其时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则权相方设园瘗骨，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宁人亦未知深考，而谓善政之始于京，不免为京所欺也。宋淳七年，创慈幼局，乳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此又后世育婴堂之始。《香祖笔记》：杭州养济院，祀严嵩为土地神。说者谓嵩籍没后，寄食于养济院而死，故祀之于院。按《清波杂志》：蔡京死于潭州，数日不得殓，以青布裹尸，藁葬漏泽园。然则京亦可祀于漏泽园为土地神也欤？

●卷二十八○秀才《礼记》有秀士。《汉书。贾谊传》：河南守吴公闻谊秀才，召置门下。秀才之名始见于此。公孙弘奏：博士弟子内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是皆谓才之秀者，非竟以为士子之专称也。晋世始有秀才之举。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元帝时，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听其讲习，诏许之。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后魏令中正掌选举，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者，表叙之。北齐令中书策秀才，滥劣者有罚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俱有策秀才文载《文选》，可考也。至隋时，秀才之举益重。《杜正玄传》：开皇中，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杨素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如此！”素意欲试黜之，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令至未时俱就。正玄果如期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后其弟正藏、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门三秀才，此其极盛也（亦见《唐书。杜正伦传》）。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奖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废。《封氏闻见记》：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然唐时凡举子皆称秀才，见李肇《国史补》。又韩昌黎有《讠燕河南府秀才》诗。其时秀才之科久停，而犹有是称，可见凡乡贡怀牒就试于州县而觅举者，皆称秀才也。《容斋随笔》谓：秀才名目，魏、晋以后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俗以为相轻之称。则宋时凡应举者固无不称秀才矣。元虞集为文宗草诏，谓顺帝非明宗子。顺帝登极，欲杀之，脱脱在旁曰：“彼有文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乃舍之。洪武中选国子生才高者，命博极群书，以备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见元、明以来，秀才为读书者之通称。今俗犹以府县学生员为秀才，盖亦沿旧称也。府县学生员之制，始于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于学校，于是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副以训导。其生员之数，府四十，州、县递减其十；月廪人六斗。其后命增广员数不拘额。宣德中，又定增广之额，于是初设廪食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正统中，因杨缵奏疏，又请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后，谓之附学生员。

○监生汉时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学，盖太学设五经博士，专门名家，学有本原，故士之向学者皆赴之。业成者授为郎及文学掌故。此由太学叙用者也。其他郡国所举孝廉、有道，及辟署掾史、功曹，大抵亦太学之人居多。是以东汉之末，游学者至三万馀人。《唐书。儒学传》：太宗广学舍千三百区，四方秀艾云集，蛮夷亦遣子弟就学，凡八千馀人。其后士之试于礼部者，先两监而后乡贡。京兆所录两监十名以上，小宗伯多倚以为选，登进士第者无虑十之七八。语见《文献通考》。宋制：太学有积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递为升黜，亦多至数千人。而成均试太学生，并别有状元之目。《癸辛杂识》：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其释褐恩数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状元衤阑袱立同舍班，俟揖讫，诣堂上香案前，望阙谢恩是也。明承宋制，令天下择诸生学行优者，送国子监就学，以育其才。或举人会试不第，亦听入监。（如贾三俊、练钢、姚显皆以乡试举人入国学，杨守以乡试第一入国学，杨继盛举乡试，卒业国学。皆见本传）。而洪武中，监生并有奉使采访民事、平理讼狱，甚或即授布、按两司者。（洪武二十六年，择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明年，又遣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其纳粟入监之例，自景泰中始。朱国祯《涌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纳粟一途，人颇轻之。然罗圭峰以七试不录入赀北雍，中解元、会元。盖既有此途可以就试，则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论也。

○举人汉时取士，无考试之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后汉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举人之名始见于此。今世俗别称举欲会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国所举也。然汉时举人名目甚多，如贤良、方正、文学、有道、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明阴阳、明兵法、能治狱、有行义之类，皆郡国所举，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专以此为举人之称，盖孝廉乃每岁所常举，其他则随时诏举故也。和帝十三年制：郡国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上，三岁举一人。此可见汉时举孝廉之常制。又汉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平帝又诏：举武勇有节、明兵法者，郡各一人。此又后世武举之始也。唐、宋举人则又与前代异。前代举孝廉等即为入仕之途，唐、宋惟重进士一科，所谓举人者，不过由此可应进士试耳，故又谓之举进士。其时士之试于礼部者，在内由京兆府考试录送，李肇《国史外》所谓京兆府考而升之，谓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谓之乡贡，则不复考试，《国史补》谓之拔解是也。至宋则外府解送，亦须先试。东坡在杭州有《监试呈诸试官》诗及《催试官考校》诗是也。（按韩昌黎《宴河南秀才》诗云：乃选二十县，试官得鸿生。则唐时解送，亦须先试，盖中叶以后之制。）举人试礼部不中，仍须再应乡举。《宋史》：刘章四魁乡举。又元遗山《送靖达卿》诗序谓：先生曾以乡试两魁郑州。许瑗在至正中，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会试辄不利。是宋、金、元举人皆如唐制，但可由此试进士，而不能入仕。今乡试已中者为举人，即会试不第，亦不必再应乡举，而并可依科就选。此乃前明之制。盖唐、宋举人谓之举进士，并无另设举人之科。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会试中式者为进士，遂与进士分甲、乙科，而举人并可入仕，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尚但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盖犹沿唐、宋遗制。）

○进士进士之名，见于《王制》，秦、汉以来，未有此名目也。至隋炀帝始设此科，唐因之。其初虽有诸科，然大要以明经、进士二科为重，其后又专重进士。此后世进士所始也。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味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太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然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后世三岁一会试，唐则每岁皆试。后世放进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馀人，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四十人。见《通考》所载《登科记》。宋初犹每岁一试，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间岁一科举，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此后世三年一乡、会之始也。（《封氏闻见记》：唐时风尚，最重进士，制举虽高，犹在进士之下。御史张瑰兄弟八人，其七人皆登进士，一人制科出身，每亲故宴集，兄弟连榻，犹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其时习俗如此。）南宋又有类省试，盖因兵兴路远，举子难赴，即就本路权省试，如绍兴二年，川陕宣抚使类试陕西发解进士，得周谟等十三人，以便宜赐进士出身。绍兴五年，又诏川陕类试进士，合格，第一人依殿试第三人例推恩，余并赐同进士出身。度宗在谅ウ，命宰执类试，阮登炳以下依例赐出身。则类试并行之于朝廷，此又因理宗之丧而权为之制也。

○状元、榜眼、探花世称进士廷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按状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　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通鉴》：唐僖宗谓优人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头。”《酉阳杂俎》：李固言擢状元，诗赋有“芙蓉人镜”之目。又郑谷《登第》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此唐时称状元之故事也。榜眼、探花之名，《明史。选举志》云：制所定也。似谓此三种名目，系明太祖所定。然元人欧阳圭斋，记泰定丁卯状元至国学谢师，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亦拜于侧。又高则诚《琵琶记》亦已有榜眼、探花之名。则元、明以来，固有是称。又按《宋史。陈思让传》：思让之孙若拙，素无文，中第二名。当时以第二名为榜眼，遂以若拙为瞎榜。则榜眼之名起于北宋无疑。然魏道辅《诗话》：宋人宗时，朱严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送诗曰：“赁舟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则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盖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探花之称，唐时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为之。《秦中记》：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得名花，则二人被罚。宋初犹然。《翰苑名谈》：西方琥登第，年最少，告状元郑毅夫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无定员，添一人何害？”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为探花。《挥麈录》：宋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登第。昭遘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为探花郎。是亦谓三世登第皆十八岁，故俱以年少为探花郎，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戴埴《鼠璞》云：本朝故事：吴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亦但言期集所择少年为探花，而今独以称鼎魁，不知何义。戴埴系宋末人，而其说如此，则宋南渡后固以第三人为探花矣。按宋时一甲不止三人（洪容斋《随笔》记：真宗三年，一甲陈尧咨以下六人授将作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推官及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又梅圣俞《喜谢师厚及第》诗，自注：一甲二十八人，君名在二十三。又《夷坚志》：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时宫中适生皇子，上喜，顾谓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几名。”遂以次传胪，上意亦忘之，至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岁孙何为状头，而一甲有三百二人），而三人为最重。苏老泉云：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十年，未有不两制者。苏子瞻《送章子厚序》亦云：仁宗朝十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人，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则是时一甲虽不止三人，而以三人为贵益可知。周密《唱名记》：第一名承事郎，第二、三名文林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同进士及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五甲同进士出身。其制与今微有不同。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文林之阶，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职之制所由也。（按《宋史。吕蒙正传》：中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秩九品。是宋初状元授职尚不过九品官。）《宋史》：蔡齐举进士第一，仪状俊伟，真宗特命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此又后世状元列仗游街之制所由也。《金宣宗纪》：诏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经义进士第一人并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征仕郎，同进士出身从事郎，经童将仕郎。则经制视宋较优。《元史》：张起岩延乙卯进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贤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试第一，亦即授修撰。此又近代状元授修撰之始也。（按：练子宁，洪武十年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后胡广、王艮、李贵三人皆一甲，亦皆授修撰。则明初修撰不止授状元一人。又天顺中，检讨邢让以修实录进修撰，成化中杨廷和亦以检讨进修撰，则修撰本翰林中官名，非专为状元授也。）《续通鉴》注云：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此又近代状元从六品之始也。又元时一甲者皆赐及第，顺帝癸酉稍变其制，赐一甲三人及第，余赐出身、同出身。此又后以三人为及第，二甲为出身，三甲为同出身之始也。（《元史。宋本传》：本充读卷官，增第一甲为三人。岂元时廷试一甲止一人，至本而增至三人耶？传恐误。）元人宋有《登第》诗五首，内《赐章服》一首，自注云：自泰定元年甲子科，始赐幞头花、带靴银、木简，皆具简上，仍刻御赐字，金填之。《明史。吴伯宗传》：洪武四年，伯宗廷试第一。时开科之始，帝得伯宗甚喜，特赐冠带袍笏。此又近代状元赐冠服、进士赐袍缎之始出。《涌幢小品》：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试，上亲擢任亨泰第一，命题名于石建坊以宠之。此又近代状元等建坊之始也。《明史。曹鼐传》：新进士赐宴礼部，由宣德八年始。此又近代赐宴礼部之始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宋时新进士赐宴赐诗，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第及赐同出身，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祥符中姚晔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之间。）

○三元《摭言》：唐大中中，张又新号“张三头”，谓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也。《说储》又载唐崔元翰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则并中四元矣。《宋史》列传第七十六卷论谓，宋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是宋时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岩叟传》以明经科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则亦一三元也，但明经非进士科耳。至《孙何传》举进士，开封府、孔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则进士科三元又有孙何矣。《杨传》：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廷试时，仁宗临轩启封，见名喜动颜色，遂擢为第一，则变三元也。（《宋史》论但称王曾等三人，而何、二人俱不及，盖以何、并未宦达耳。按何官至制诰、掌三班院，而《传》云其友梦作龙首山人，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其终于是乎？”已而果卒。）《金史。杨伯仁传》：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谓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时称为孟四元。盖金时尚多一府试也（亦见《归潜志》及《中州集》）。《辍耕录》：元时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举，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为湖广宪佥，后降于贼。有吊四状元者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时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泰不花死台州），公平（李齐为高邮知府，说张士诚，后被戳）争似子威高（李黼死江州）。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陶九成云：论优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也，则王宗哲愧此三元矣。《明史。商辂传》：辂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而已。然《鸡窗剩言》记黄观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擢置状元，后殉建文之难。亦见傅维麟《明书。忠节传》。则洪武中已有一人，不独商文毅也。（按《明史。黄观传》但云以贡入太学，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而不言乡试亦第一。又《选举志》亦谓三试第一，明代惟商辂一人。则观又似止会、状两元，而非三元。）本朝百馀年来，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以己亥解元掇辛丑会状，遂备兹盛事。盖气运鸿朗，久道化成，是以灵秀呈露，蔚为上瑞，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按《闻见录》，欧阳修以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说：王鏊以解元，会元赴廷试，人皆必其三元。会商文毅阅卷，不欲人与己同，乃置之第三。此皆两元而不得状头者。

○两次及第《金史》郑子聃初中天德二年进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官书画直长矣，自负其才，以不得第一人为歉。海陵怒，乃令与进士杂试，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乃授翰林修撰。本朝有马提督名泉，山西人，先中壬申科武进士一甲第三名。及第后为参将，缘事罢官。再应试，中庚辰科武进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何其数百年如一辙也！

○特赐进士《封氏闻见记》：李林甫婿王如Г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林甫奏如Г现应进士举，乞圣恩与一及第。上许之，付礼部与及第。侍郎李曰：“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不宜与第。”如Г方宾朋宴集，忽中书下牒礼部：王如Г可依例考试。乃皆愕然失措。可见唐时未有赐进士者。唐末始有追赐及第之例。《通鉴纪事》：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请赐及第，以慰其魂。然此乃加恩于已殁之落第举子，非现在之举子也。天复元年，令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扬、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陈光问、曹松等皆以年高授秘书省正字等官。此又加恩于及第进士内之老者，而非落第之老举子也。宋时始有特奏名之例，年老者或得赐同出身，其后有不必年老而亦赐者，《神宗纪》赐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为达官，而特赐进士出身者，《神宗纪》赐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理宗纪》以史宅之为太府少监，史宇之为将作少监，并赐同进士出身；赵葵同知枢密院事，赐进士出身；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赐同进士出身；德中，谢堂知枢密院事，赐同进士出身是也。金制，已为显官特赐进士者，又必定为某科进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特赐大定三年孟宗献榜下进士及第；韩锡，天德中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特赐胡砺榜下进士及第；胥持国拜参知政事，特赐孙用康榜下进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职赐文进士者，《宋史。曹勋传》勋以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无也。我朝旷荡之恩，时施格外，康熙年间如查慎行以供奉劳由举人赐进士，庄令舆等以五经由监生赐举人。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乡试被黜者，特赐举人；会试不第者，或授翰林检讨等官，以荣其身。此又千古未有之旷典矣。

○棘闱贡院四围重墙皆插棘，所以杜传递出入之弊，古制则非为此也。《五代史。和凝传》：是时进士多浮薄，喜为喧哗，以动主司。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闭省门。凝如贡举，撤棘开门，而士皆肃然无哗，所取称为得人。然则设棘乃放榜时以防士子喧噪耳。

○礼部知贡举唐初，明经、进士皆考功员外郎主试事。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后世礼部知贡举自此始。然其时知贡举者即主司，后世知贡举者但理场务，而主试则别命大臣。按唐制，知贡举亦有不专用礼部侍郎，而别命他官者。德宗时，萧昕以礼部尚书知贡举，则不必侍郎也。又以国子祭酒包佶知贡举，宪宗时以中书舍人李逢吉知贡举，穆宗时以中书舍人李宗闵知贡举，武宗时以太常卿王起知贡举，宣宗时以中书舍人杜审权知贡举，五代时亦或以他部尚书、侍郎为之。此又近代别命大臣主试之始也。又唐时知贡举大臣有不必进士出身者。《旧唐书。李麟传》：麟以荫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后为兵部侍郎，知礼部贡举。又李德裕与李宗闵有隙，杜欲为释憾，谓宗闵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贡举，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试也。

○殿试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问贡举人于洛阳，数日方毕。此殿试之始也。然其制与后世异。其时举人皆试于考功员外郎，武后自矜文墨，故于殿陛间行考功主试之事，是殿试即考功之试，非如后世会试再赴殿试也。武后以后，其事仍归考功，无复殿试。开元中，改命礼部知贡举，故知贡举者所放第一即为状元，《摭言》记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谒礼部侍郎高锴求状头，曰“非状元请侍郎不放”是也。穆宗时，始令知贡举官先以所取及第进士姓名文卷申送中书官，然后放榜，然亦第令礼闱所取试卷具送中书复阅，非另于殿陛再试也。宋太祖开宝五年，礼部试到〔“到”字衍〕进士安守亮等，上召对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此殿陛放榜之始。六年，李知贡举，有徐士廉伐鼓讼冤，上乃御讲武殿，籍终场举人再试诗赋，命殿中侍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并所取，皆赐及第。则殿试实自宋太祖始。（《通考》谓所取者仍皆赐及第，《文昌杂录》谓所取者覆落十人，责授太常少卿。）然是科殿试尚合被黜举人再试，以定去取，非专试知贡举所取士也。八年又试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殿内，以王嗣宗为首，而王式为第四。自此省试后再有殿试，遂为常制。元时无殿试，但省试后再试于翰林国史馆耳。洪武中仍复殿试之例。

《宋史。范镇传》：故事，廷试唱名，过第三，则礼部试第一者，必越次抗声自陈，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亦为之。镇独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闻呼出应，自是此风遂革。

○武科殿试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太监汪直奏请武举设科、乡、会试如进士例，尚未有殿试也。崇祯四年，因武会试中式之王来聘、徐彦琦俱能运百斤大刀，及榜发，二人不与选，乃下考官狱，特命词臣倪元璐等覆阅，取百人，视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以前三十卷进呈，钦定一甲三人，来聘居首，即授副总兵。武榜有状元自此始。后来聘感上恩，攻登州城中伤死。一甲第三名贺秉钺为参将，崇祯十六年，扶父柩至临清，与大清兵巷战死。王阮亭记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故行殿试云。按武举汉已有之，如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唐武后长安二年又设武举之科，其后郭子仪亦由武举出身，但未有殿试之例。殿试实自宋始。《通鉴》：神宗熙宁六年九月，初策武举之士。先是，武举试义策于秘阁，武艺于殿前司，殿试则又试骑射，又策于庭。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枢密院初议：不能对策者答兵书墨义。至是因王安石言，始策武举之士。《哲宗纪》：绍圣四年，御集贤殿策进士，明日，策武举。孝宗时，又命武举廷试，依文举例，给黄牒，榜首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是宋时原有武科及武殿试之例，盖至元时已废，迨明成化始复武举，崇祯中又复殿试之例耳。

○试期沈作《寓简》：宋初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无定期，故诸子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绍兴中乃定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夷坚志》：春试向例在正月。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恐远方来者愆期，特展半月。此宋时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之源流也。元仁宗因李孟言，亦定以八月乡试。二月会试（其期乡试八月二十日头场，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为二场、三场；会试二月初一日为头场，初三日、初五日为二、三场），明因之（八月初九日头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二月会试日期亦同）。万历戊戌，御史乔璧星以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请改期于三月，用单夹衣，则弊可清。李九我驳之。张幼于亦有《会试移期议》一篇，谓国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会试。后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俱见《涌幢汪品》）。然终明之世，未尝改移也。至本朝始改三月，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最为善政。至殿试之期，元时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后遂为例。然二月会试，而三月朔即殿试，则礼闱中阅文为日无几，岂不太促？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传胪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

●卷二十九○科举分南北《明史。选举志》：明初，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试陈安阝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安阝亦与焉。帝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乐永东间，未尝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场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类稿》谓：仁宗时，杨士奇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晏驾。至宣宗始行之。傅维麟《明书》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北士，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处书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则似出于宣宗之谕，而非仁宗时事。）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前明南北两京解元，不尽以本省人为之。按《两京求旧录》记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则宁，嘉靖壬子孙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黄文忠，永乐戊子黄寿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许继先，嘉靖戊子许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马一龙，辛卯马从谦，癸卯沈绍庆，隆庆丁卯庄允中，俱南直隶人；正统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马恂，天顺壬午郑宏，弘治戊午孙青，辛酉谢丕，嘉靖壬午周礻Э，己酉孙铤，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罗，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庆庚午李廷机，万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郑光溥，山东人；宣德己卯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杨濂，四川人。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此后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经中式乡、会试由五经中式者，有明一代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闽人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五经之始也。至崇祯甲戌会试，则福建颜茂猷（《明史。选举志》：崇祯甲戌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帝许送内帘，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丁丑则江西揭重熙（见本传），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飙（见顾宁人《日知录》，吕种玉《言鲭》，钮玉樵《觚剩》）。入本朝则指不胜屈。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以全作五经，监临主司公荐异才，诏试玉芝，官以内阁中书，一体会试，丙戌成进士馆选（见《寄园所寄》）。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以违例不准誊录，监试御史陆祖修特疏以间，得旨许其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馆选（《见觚剩》）。壬午科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一俞长策，初以违例贴出，仍具奏得旨，俱着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做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见《香祖笔记》）。自是著为令甲，各省定额外加中五经二人，于是习者益众。康熙癸未则清苑张秉ツ、泰州宫懋言、山东李颂，俱中式。而各省乡试亦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余话》所记直隶、陕西等省，至有以五经抡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绂五经文及二三场，皆博大精深，谓其有万夫之禀。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乡试以五经中副榜，亦蒙恩准其一体会试，遂成庚戌科进士。此尤出于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两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艺，实亦不难。余亦以五经中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辛未年会试，奉旨停止五经中式之例。（按《汇书》，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又蔡齐、孙俱中九经状元，则前代已有之）。

○远省举人给驿马今云、贵、四川举人赴京会试，例给驿马，盖自宋时已有此制。《燕翼贻谋录》云：远方寒士，预乡荐而不能至礼部，良为可念。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使定例施行。盖自起程及还乡，费皆仰给于公家。

○科场给烛袁文《瓮牖闲评》谓：唐时科场不许见烛，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乃请夜试，许用三条烛。故韦贻永诗：“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时有“更报第三条烛尽，文昌风景画难成”之句，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

○乡闱用京官主试宋时乡试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萧燧以进士为平江推官，有秦桧亲党密告以必主文漕闱曰：“丞相将以子相属也。”燧拒之。既而被檄，将就院，忽易一员，秦喜果中前列。《夷坚志》：天台丁可成进士，家居待阙，漕使念其贫，檄为常州考官。《续通考》：元制，选考试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选差，各行省由行台及廉访使公同选差，每处考试官一员。《元史》：熊朋来，江西人，延设科，行省请朋来为考官。朋来以应试者多及门，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吴澄有《江西秋闱分韵》诗，序云：“延四年，江西中书省举进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千里内，一时咸至”云。是宋、元乡试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畅师文为翰林学士，延四年主试河南，归卒于传舍。则又似以京官出典试。岂近省用京官，而远省则就近征聘耶？）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乡试，皆由监临会同提调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职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闱记》：永乐中各省乡试，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为同考者。《明史。选举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监临官又往往侵其权。弘治中，谢铎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既卑，听其指授。乞命部属等官，每省差二员主考。时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张璁言，乃差京官主考，阅戊子、辛卯两科仍罢。至万历十一年，又遣京官，自是遂为定例云。（《选举志》亦谓景泰以后，专用教职主考。然亦有不尽然者，如正统中邝野官陕西，久思一见其父，乃欲聘父为陕西乡试考官。父怒曰：“子为宪司，父为主考，何以防闲！”乃止。又少卿杨濂以服阕主浙江试，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皆非教官也。吴青坛《读书质疑》谓：弘治甲子，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不拘现任、致仕。盖因谢铎之奏，稍变其例，不专用教官矣。）《涌幢小品》谓：嘉靖戊子、辛卯二科，差京官为各省主考，不用词林，皆科部及行人为之。其给事中，不独于浙江、江西，即山东、两广、云南、四川亦用之。至万历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则用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亦同此数，皆用之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官云。其乡试同考官之例，按明《选举志》两京房考多用教职。嘉靖七年，以张璁言，加科部官一员。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房考精聘教职，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四十三年，又从御史奏，两京同考用进士京官，《易》、《诗》、《书》各二人，《春》、《礼》各一人，其馀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又议从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于观政进士，南京取足于附近推知，于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谓之十八房。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但不载房数。今之十八房，盖沿前明制。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选举志》：初制会试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学奏，《易》、《诗》各增一房，遂有二十房。（顾宁人云：天启乙丑，《易经》、《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礼》各一房，为十五房。崇祯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本朝酌定中制，《易》、《诗》各五房，《书》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特旨不复分经，但以一二为次，仍用十八人。此不唯可以防弊，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则卷少者甚闲，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余分校壬午乡闱，签掣《诗》五房，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而《诗经》独至五千卷，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八百余卷入《春》、《礼》四房助校。然《诗经》犹各阅八百余卷，其视《易》、《书》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闲剧大不侔也。今不分经，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可从容校阅，不至苟简矣。

○读卷官廷试进士，例点大臣为读卷官。今对策进呈后，皆上亲阅，不烦大臣读也。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宋史》王沔最善读，仁宗每试举人，经沔读者，多在高选。举子纳卷，必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吕陶对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乃命冯京竟读。胡安国廷试，策以推明大学、渐复三代为主，宰臣以其无诋元语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读，擢第三。《王应麟传》：廷试进士，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应麟读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传》：世宗御后阁，召晏读进士所对策。又《尧山堂外纪》：罗伦既中，会试于礼部，颁卷时，乞增纸以毕所欲陈，礼部许之，伦遂成三十幅。李文达进读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罗成大魁。是古来读卷，皆在御前跪读，今但拟别高下，将前列十卷进呈，候上亲定，无所谓读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谈》谓：今制内阁九卿读卷，候旨命读则读，不命则否。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故仍曰读卷官，而不曰阅卷也。特以圣学高深，一览了如，毋烦大臣捧读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读，不特读卷也。《汉书》：霍光等奏皇太后废昌邑王，尚书令读奏云云。读至半，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云云。六朝以来，亦有对仗读弹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弹安成，王琐进读奏状，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书。毕构传》：敬晖等表武三思等不宜为王，构以中书舍人当读表，抗声析句，左右皆晓。王义方以李义府纵囚妇淳于氏，逼死大理卿毕正，义方乃具法冠，对仗叱义府下跪读状。《宋史》：司马光、吕诲上建储疏，韩琦读于上前（《韩琦传》）。富弼读张方平疏于上前，漏尽十刻（《富弼传》）。唐炯劾王安石，上殿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听札子！”乃抗声宣读，凡六十余条，上屡止之，炯读自若（《唐炯传》）。林栗入奏事，读至“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帝称善。栗曰：“臣意尚在下文。”乃再读（《林栗传》）。高宗初相李纲，纲以十事要说，每札面读讫，又陈其以所然（《建炎进退志》）。考宗欲行三年丧，沈清臣论丧服六事，读甚久。知阁张嶷屡叱之，上令勿却，嶷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遂读毕（《癸辛杂识》）。明吕震兼领礼、户、兵三部，凡奏事，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迭进奏。震独奏三部，背诵如流水，未尝有误（《明史。吕震传》）。英宗北狩，成阝王监国午门，群臣劾王振罪，读弹文未起，马顺厉声叱出，王愤，遂击杀顺（《王传》）。此皆御前读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传》：故事，谏官弹章，非大廷宣读则封进，未有不读而面呈者。成化中，给事中董等劾商辂，疏径呈御前。帝怒其不循旧制，叱之。盖明制面奏未有不读，不得面则封进耳。然天顺中，杨、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掷弹章俾自读。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此又似面奏即进疏不须读者，盖其疏先封进，及帝怒召斌等诘问，又令自读耳。

○殿试弥封另誊《独醒杂志》：绍兴庚辰殿试，上亲阅卷，问对读官云：“鹤鸣却写作鹤呜，呜呼却写作鸣呼，何也？”对读官李浩曰：“臣读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视之，果然。是宋时殿试亦弥封另誊进呈也。《渑水燕谈录》亦谓廷试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之间。《宋史。常安民传》：安民试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较艺，岂容辄易？”此盖礼部试，非廷试也。

○科场回避亲族《通考》：唐开元二十四年，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试事，其侍郎亲故则移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此后世科场回避亲族及另设回避卷之始也。然《唐书》沈绚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遂放儋及第。则宗族又似不回避，按《齐抗传》：礼部侍郎试贡士，其姻旧悉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抗以为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别试，乃奏罢之。沈绚之取沈儋，或齐抗奏罢之后欤？否则先、儋等与绚本同姓不同族欤？《宋史。张士逊传》：科场初用糊名法，士逊为巡捕官，以进士有姻党，请回避。自是有亲嫌者皆试，著为令。而宋制应回避之人，有并及门客者。《夷坚志》：江义和预乡荐，淳熙辛丑，其弟义端为文院点检试卷官，牒诣别头，乃奏名以黄甲榜登第。此亲族回避也。黄若纳以衤覃服不及试大院，及经营以某公门客避嫌例，试别所，遂登科。此门客回避也。

○乡会试录有序乡会试录进呈主试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凯主试始。洪武三年，凯定科举式。明年会试，凯为主考，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凯序其首简，遂为定例。事见《明史》本传。

○程文墨卷乡、会试闱中例刻魁卷，自明万历中始。《续通考》：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题准程式文字，就将士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有学问该博者，亦许甄录。此刻魁卷之始也。（王阮亭《池北偶谈》亦谓：旧制科场进呈试录，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为点定，自万历乙酉始。）按古时程文本系官为颁定。《五代史。李怿传》：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十窦　梦征，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曰：“吾少举进士，盖偶然耳。后生可畏，来者正未可量。假令予再试礼部，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耶？”此学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举，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此礼部所颁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场作文定式，洪武中尝降近年所刊程文，纯粹者少，驳杂者多，乞将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其实古来举子之作亦称程文。叶石林曰：唐时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名次处之。如和疑以十三名登第，后得范质，爱其文，亦处以十三也。则以举子之作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怀《拊掌录》：科场进士程文多可笑者，国学试“体貌大臣”，有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黄常明《诗话》：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尚难反复曲畅。洪景卢《夷坚志》：余镛族子狃千一郎虽能作程文，然学艺迥出镛下。又福州名士张楠祷于土地神曰：“楠虽不肖，学业程文不在侪辈下。”又刘尧夫带病入试，信笔塞白，忽洒然而醒，自读程文，大笑，尽抹去，改为之，遂中第一。谢叠山《送程汉翁序》亦云：科举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纪》：诏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以数。《杨伯仁传》：进士吕忠翰廷试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当在优等。”又《郑子聃传》：廷试后，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进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杂识》：陈揆集中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所作程文。《明史。陶凯传》：洪武四年会试，凯为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此皆举子之作称程文也。顾宁人谓：宋以来多取士子所作为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为墨卷云。○制科题目宋时试博学宏词，题目多使人疑误以难之。沈作《寓简》：有十字诀，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揭，曰坼，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题目中不见数，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是也。疑则如“尧舜汤禹所举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传》书天子所服，谓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事也。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传赞》张汤、杜周并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此专以疑误困人，实难捉摸。然叶石林云：昔有人习大科文字十馀年而业成者。马端临亦谓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制科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制科亦有拟题矣。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两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

○题名录一榜进士出，翰林衙门例刻《题名录》，此盖本唐时进士《登科记》之例也。《封氏闻见记》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好事者因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讫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张弹落第，两手捧《登科记》，以为千佛名经。又元、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尽列一榜姓名，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嘉话录》：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题名雁塔下，后登科者遂为故事，乃书之于板，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见《文昌杂录》。其刻石于国子监，则自元仁宗时始。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中式新进士例赴国子监拜祭酒、司业，其由来不可考。观元人《欧阳圭斋集》有四绝句记进士谢师礼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门传胪，赐进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业国学日新斋，余授业生也。是日京尹设鼓乐旗帜导二状元入学谢师，拜余明伦堂。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尝因同年黄晋卿、彭幼元从予游，亦拜其侧。其馀进士以门生礼来拜谢者不计其数”云云。据此则元时状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国学肄业，故有谢师之礼。其不由国学肄业者，或不在此例。以后遂相沿为故事，凡成进士者，无论肄业与否，俱行拜谢之礼耳。（《明史。选举志》：国初，宋纳、吴为国子监祭酒，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任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纳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不绝，此又可想前明新进士拜国子监之由。而监中立进士题名碑，亦以进士多由监中中式者，故创此制，其后遂沿为成例，凡新进士每科须立碑监中也）

○座主见门生礼门生之礼，汉与六朝各别，说见“门生”条内。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则自唐始。《唐书》：权德舆门生七十人，推沈传师为颜子。又《权璩传》云：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也。《萧遘传》：遘为王铎所取士，及与铎同为相，常奏帝曰：“臣乃铎门生。”此座主门生之见于史册者也。门生谒座师、房师，将出，师送至二门外，不出大门。及门生为主考、同考官，例须亲率所取士谒己座师、房师，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以文学在朝久，宰相马嗣孙、桑维翰皆礼部所放进士也。后马知贡举，引新进士诣。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为相，尝过，不迎不送。或问之，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门生见座主故事也。《唐书》：杨嗣复知贡举，其父于陵自洛入朝，嗣复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于陵坐堂上，嗣复与诸门生坐两序。而于陵前为考功时所取李师稷，时为浙东观察使，适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世以为美。此又门生见座主父之故事也。（座主亦称主文，《通鉴》王铎乃韦保衡及第时主文是也。按古时惟成进士时座师称座主。张籍《寄苏州白使君》诗“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诗，以乡举主考亦称座主，恐无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及称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先是唐会昌三年，中书奏及第进士不得呼有司为座主。后唐长兴六年，中书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杨雍建言，亦尝有禁。故今中式士见主司，但用姓名书帖，不称门生。此又近时科场故事也。（《明史》：霍韬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及议大礼不合，遂不以澄为座主。及韬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同年同年之称起于唐。按《唐书。许孟容传》：京兆尹元义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孟容弟）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宫。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岁至千人。私谓同年，本非亲与旧也。”然则是时吏部同岁选官者亦号同年。《通鉴》：令孤楚与皇甫同年进士，故引楚为相。后宪宗崩，穆宗欲诛，楚与宰相萧亻免皆同年进士，力救之，乃贬崖州司户。是李绛虽曰“同年非亲与旧”，而其时同年之分谊己亲。按《后汉书。李固传》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陈寿《魏志》云：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同岁即同年也，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后同年者。《文昌杂录》太子太师张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宁九年丙辰薨，先一年为乙卯，及见登科新进士。此先后同年之所由也。余庚午乡举，宛平黄叔琳开府，系前庚午举人，曾为先后同年之会，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真为盛事。

○填榜今科场拆卷填榜，先从第六名起，盖是古制。《唐摭言》记杜黄门知贡举，第三场诸生五百馀人咸在，未有填榜人。举子尹枢请任之，因令卷帘，授以纸笔，每札一人，则抗声唱名，无不念其公。唯空其元未填，枢清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诺之，因令亲笔自札之。是唐时填榜已空状头也。然填榜何患无人，乃令举子自书？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国史外》：李程试《日五色赋》，既出，见杨于陵。于陵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谓程曰：“君今须状元。”翼日无名，于陵大不平，另以故册写其文见主司。主司叹赏不已，曰：“场中有此，当处以状元。”于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对之，一字不差，遂擢为状元。是唐时主司未放榜可以见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无名耶？岂穆宗以后，原有先送取中试卷姓名于中书复阅而后放榜之例，所谓翼日无名者，或即送中书未放榜之先耶？然既送中书阅定，又岂能填榜时忽改一状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摭言》记白香山守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负时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至，香山请诵所为诗，祜曰：“某《甘露寺》诗：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凝诵《匡庐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遂举首。苏叔党本东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发解。然则唐、宋时解送举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虽不必本籍，而其人之籍贯亦不必改从取解之地耳。按《闲居诗话》云：福州人周总，天禧二年值诏下，赴乡荐不及，有故人为父三代名讳亦从之，果为谯郡守，往投之。而国家申严条约，不许寄籍，遂以其郡周吉这预荐。其父闻之，寄诗曰：“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亏李坦然。若拜他人为父母，直须焚却蓼莪篇。”总遂郁郁以卒。是宋时籍贯之制本严。洪容斋《随笔》云：偶得延平元年孙仅榜一小录，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贯开封府，唯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贯开封，谓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为进取之便耳。此盖因籍贯严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长孺传》：长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从外舅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则宋乡试又有不拘本籍者，盖仍用本籍乡贯而就试于他府耳。月鲁不花本蒙古逊都思氏，随其父任就试江浙，乡闱中右榜第一。则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试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屡禁不止，盖时际升平，士皆自奋于功名之路，固非条教所能尽绝也。

○关节关节二字，起于唐，然不尽指科场言也。《杜阳杂编》：元载嬖其妾薛瑶瑛，瑶瑛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母曰赵娟。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号为关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宋包拯知开封府，京师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亦不专指科场。）李肇《国史补》叙进士科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牛轲《牛羊日历》云：轻薄奔走，扬鞭驰骛，以关节紧慢为甲乙。杨汝士、钱徽知贡举，段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关节得之。”乃命复试。李景让最孝友，其弟属其请托主司，景让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摭言》：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来取状头，锴廷斥之。又广明乱后，郡国不复以贡士为意，惟江西钟传急于荐才，四方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求首荐者。此皆指科场之关节。盖关节之云，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按唐时又有通榜之例，洪容斋谓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士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有胁于权势，挠于亲故者。若主司贤者则不然，未试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摭言》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主文，陆员外亻参通榜，韩昌黎荐士十人于亻参。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谓通榜也。其胁于权势，如裴思谦以仇士良书函求上第，则谓之关节，正李肇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宋史。刘师道传》：第几道举进士，因廷试卷糊名，陈尧咨为考官，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此则近代科场关节之所仿也。然唐时关节多出于情面权势，尚未有以贿赂者。《宋史》：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托钦若所善僧惠秦，许银三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惠秦令钦若门客转达钦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及银数于臂，入白钦若。榜发，果登科。为御史中丞赵昌言所劾。此则宋时科场之弊，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万安为相二十余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而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嘉靖四十年，应天主考无锡吴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谪外。万历四年，顺天主考张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既设，御史丁此吕追论其事。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御史孙居相劾其私韩敬。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敬于察典。而是时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亦有私，为孙居相所劾。又吴道南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代为文，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亟检举，诏复试。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戍烟瘴，鸣阳除名。天启二年，中允钱谦益典浙江试，取举人钱千秋卷，七篇大结，迹涉关节，榜后为人所讦，谦益自检举，千秋谪戍。后谦益应推阁臣，温体仁以此事疏攻，遂罢枚卜。此皆科场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唐书。选举志》：杨绾疏言：“明经但记帖括。”按《文献通考》，唐制帖经试士，后以应试者多，至帖孤章绝言以惑之，应试者乃索幽隐，编为诗赋，不过数十篇，难者悉备。此即所谓帖括也。又《薛登传》：后生皆缉缀小文，名为策学。而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亦云：近世士大夫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宁惟是，《文献通考》又云：宋时制科，所难者六论。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论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馆职荐富郑公，公辞以未习。范曰：“已为君置大科文字。”所谓大科文字，盖亦巽岩所编之类也。是诏册亦有括矣。学术日薄，士皆以捷给为务，近世馆阁之类书，科场之策略，传遽旁午，固无足怪也。（《明史。汤礼敬传》：宋末有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等刻，亦帖括之类也。）○及第诗《池北偶谈》引苏子美《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云：“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王〔旺〕。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谓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废不达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诗话》谓孟郊下第诗“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及登第，则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说，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宋张虞登第，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如其言。陆放翁《家世旧闻》：张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如何得乡里知去？”后为象山县官，以事罢，流落终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黄常明《诗话》记白香山及第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宋史。吕大忠传》：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时自称状元。大忠曰：“状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既为判官，不可更称。”又《六一诗话》载吕文穆未第时，薄游一县，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吕工诗，宜少加礼。胡问其警句，客举其一首，末句云，“挑尽寒灯梦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夷坚志》：董体仁累举不第，过临江郡守彭子从，其乡人也，视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佥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遣人迎，董书其纸尾曰：“黄纸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甚惭悔。《独醒志》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马后为大监卿，董后亦为相，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第进身之始，辄沾沾得意，则器小不言可知。王沂公状元及第，郡帅令倡乐迎于郊，公乃易服，由他门入谒守。守惊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偶忝科第，敢烦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守叹息卜其远大。明罗洪先作状元，外舅曾太仆曰：“喜吾婿干此大事。”罗面发赤曰：“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犹袖米借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今世谓进士为甲榜，以其曾经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也。举人谓之一榜，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遂以一为乙，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汉书。儒林传》：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进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来，第进士惟乙科。《旧唐书》：玄宗亲试，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玄宗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馀人。是甲、乙科俱谓进士也。宋时进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绍兴十八年，赐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宝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首，陆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余丛考卷三十○数目用多笔字陆容《菽园杂记》：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尚书开济，因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易窜改故耳。然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柏亦然。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书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本同。《鸠。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则“其仪一兮。”《表记》“节以壹惠”，注云：声誉虽有众多，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孟子》“市价不贰”，赵岐云：无二价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二与贰通也。《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用大壹字。《系词》“叁天两地”，《释文》云：参音三。《周礼》“设其叁”，注谓乡三人。则三与参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为万，乃万字也；至万字，则蝎也。二字义本各别，惟钱谷之数惧有改移，故万借作万字耳。然《诗》《书》中如“万方有罪”、“万福攸同”之类，《左传》“万，盈数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万。《汉书。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起阡陌之中”，《史记》作“千百”，则千百与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监中，东钱以八十为陌，西钱以七十为陌。沈括云：谓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与伍也。合而观之，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菽园谓始于开济者，非也。至廿、卅、字，或以为俗书省文。按《说文》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廿、卅、正古文也。《国语》“行玉廿”，正作廿字。《史记》载秦始皇碑：“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洪容斋谓应作“廿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类推，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而其实系本字者。如礼字、处字、与字，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释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释与字云：赐予也，与舆通。然则今所谓俗字，乃正文也。又如弃之与弃，饥之与饥，烟之与烟，棋之与棋，栖之为栖，┺之为笋，个之为个，亦正文也。至有实系俗书，不可用者。宋景文《笔记》云：后魏、北齐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辨，文子为学之类。隋有柳，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此则真俗书也。时俗数目字，又有故为省笔，以便书写者。《贡父诗话》谓：今以万为万，以千为丿，人人能道之也。然则以千为丿，宋人已如此矣。至贡父以万为俗字，则失考。

○银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金银布帛”一条，谓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按银之为币，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而银不用。《管子。国蓄篇》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曰：无金则用其绢，绢三十三当金一镒‘无绢则用其布，布百两当一镒。《国语》晋夷吾求入国，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国策》：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是春秋、战国所用唯黄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晁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应补“差小”二字〕，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时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朱担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北史》魏张普惠疏曰：高祖废长尺、大斗、重秤，后因军国需用，故绢上加绵八两，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纳赋皆以绢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俸禄之用。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李冲一门岁禄万匹，是官俸皆以谷帛也。张谠妻为魏所虏，谠以千匹赎之，是赎罪亦绢帛也。高允死，赐以粟五百石、绢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赐锦彩布帛万匹。是赐予皆谷帛也。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是购赏亦布绢也。）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第行于边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刘宋时，徐豁以采银户易困，请准银课米。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之。则六朝时虽不用银，而银已贵重，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而金价自贵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并未尝征钱。天宝中，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诏百官观库，物积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宪宗元和三年，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铜可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则并禁用银矣。（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皆以银。张籍《送南迁客》诗：诲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然《唐书。齐映传》：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李兼镇江西，始献六尺，至映又献八尺。《太平广记》：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遂取以归，时人谓之苏扛佛。则是时虽不用银，而已竞相贵重；既竞相贵重，则渐用之于市易，亦势所必然。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平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则何必为此哉？宋真宗澶渊之盟，定以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徽宗大观三年，将改当三钱，宰执预知其事者，恐所积钱折阅，乃尽以买金银。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李忠定公传信录》：忠定为亲征御营使，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贾似道母死，赐银绢四千两。《金史》张行信疏称，买马官市于洮州，以银百锭，几得马千匹，乞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云。亦可见银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二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易市，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又《续通考》：文宗天历元年，天下课税之数，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则犹是土宜所出，而非以当赋税也。《明史》：洪武初，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绢五十九匹。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而未有银。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其制屡有增减。（九年银一两，钞十贯，钱千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棉布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四石，绢一匹石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然是时制令，凡愿折者听，不愿者仍纳乐中，以钞法不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本色，并非专主于银。永犯者以奸恶论；有首捕者，即以交易金银赏之。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遂为征银之始。正统元年，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听以布帛银两折纳，则亦尚不全征银。（永乐中迁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周忱抚江南，奏请贫户纳粮，每银一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故有是令。）七年，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天顺十年，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然王鏊《震泽长语》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又《明史。韦商臣传》：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今麦损九万，米损二百五十万。此系嘉靖间事，则正德、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隆庆中，葛守礼言：近乃为一条鞭法，计亩取银。则夏税一概征银，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用银耳。

○金银以两计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赐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时，犹以斤计。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其后陈将周罗彭城之战，拔出萧摩诃于重围，以功赐金、银各三千两。梁睿平剑南，隋文帝赐金二千两；又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谦作乱，王述执其使上书，文帝亦赐金五百两。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银千两。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则金以两计，银犹以斤计。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事俱见《南、北史》，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隋之世也。《通考》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既是民间交易，则零星多寡不齐，自必细及铢两。又《宋书。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因而上下通行，俱论两不论斤。且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

○忽丝毫厘分钱王西庄谓：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为权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又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钱，皆未详所起。按此事见《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数，唯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后世乃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自此而上，十两、百两、千两、万两，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盖以便于用。其实钱字乃借用钱刀之钱，非数家正名也。唐开通元宝钱每文重二铢四，累积十钱，恰重一两，故后人即以钱为两中之十也。分与厘、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丝、忽、毫、厘、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子，宋初皆谓之称。刘承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李チ《师友谈》记邢和叔谓“秦少游文章铢两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来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汉书》注：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然则古之一金乃一斤耳。○元宝各省解部正课银每锭五十两，名曰元宝。按《辍耕录》载，至元十三年，元师平宋，回至扬州，伯颜令搜检将士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锭重五十两，其字号曰扬州元宝。归朝献之，世祖大会诸王公，以之颂赐。后朝廷亦有自铸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又有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东所得银铸成者。又《续通考》：至元三年，杨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从之。今之元宝，盖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以旧例银每绽五十两其直百贯，发间或有截凿之者，故更铸小锭。凡俸饷皆银钞兼支。则金时已有五十两一锭之元宝矣，然元宝之名，其实不始于银，而始于钱。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其文乃欧阳询所书。晋天福三年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宋太宗铸钱常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每改元，更铸以年号元宝为号。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钱文当曰宝元元宝，乃改铸皇宋通宝四字（自后钱文则曰通宝，历代因之）。可见元宝之名，本属钱文，因而后代制钞亦用之，铸银亦用之也。（元中统二年，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又按，钱之有年号，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边曰四铢，一边曰孝建。其后去四铢，专为孝建。此又历代铸钱用年号之始也。

○短钱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梁天监中，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为百者。唐盛时用足钱，天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为百。后唐天成中又减其五。汉乾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其三。宋初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间或至四十八。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定以七十七为百，然民间所用多寡终不一也。（《五代史》又谓王章为三司，缗钱本以八十为百，章又减其三，是以宋时以七十七为官钱）。《续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间用钱以八十为百，谓之短钱；官用足百，谓之长钱。有大名男子干鲁补上书，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百，遂为定制。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不以为怪。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钱两当一之令矣。犒赏之类，或以三十五文为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已不甚悬绝也。

○石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极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属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未尝以斛计。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是也。《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而两斛之数十斗，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按《苇航纪谈》：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少？”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然此五斗为一斛，宋时已然。

○斗称古今不同《说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张晏则曰七斗。《九章算术》则曰六斗。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则百斗而足矣。北齐因童谣有“百升飞上天”之语，遂杀斛律光。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董《碧里杂存》谓今官制五斗为斛，盖取其轻而易举，实则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汉书。匈奴传》：一人三百日食用Я十八斛，则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论衡》云：中人之体，日食斗食，啜斗羹乃能饱。则人每日食一斗，若准今之升斗，人岂能胜此乎？则知其时升斗小，故以十斗为斛，后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董所云，盖未深考也。然累朝递变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笔谈》云：秦、汉以前，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当今十三两。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孔颖达《左传正义》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是魏、齐已倍于古也。又云：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则周、隋又大于魏，齐也。（《隋书。律历志》：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古称三斤为一斤。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杜《通典》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珊瑚钩诗话》：刘仲原得铜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然此犹以官斗、官称论也，至市斗、市称，则又有随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于湖广，湖广斛又大于江南，称则有行称、官称之不同，库平、市平之各别，又非禁令所能尽一。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锱黍不爽，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广，乃宋贾似道之遗。明人《农田余话》云：今之言斛，起于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颁行之（亦见《崔传》）。宋胡琦《耕录稿。拟木斛除度支使诰》有云：兹选尔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又《代木斛谢表》云：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如今之圆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则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历举此数说以观，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

《新唐书。张孝忠传》、《李晟传》俱云长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皆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云长六尺五寸。顾宁人云：昔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他书所未见。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量酒用升斗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古人则不论斤，但以升斗计也。《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韩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韩诗内传》：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史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东坡赋：我有斗酒。则唐、宋亦尚沿旧制。今酒肆虽论斤，而酒时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遗法也。

◎火炮火枪军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属，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烧、秭归之火，皆以草木苇获而灌脂，非火药制器也。至所谓炮者，则皆以机发石。《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三国志》：袁绍起土山高橹，射曹操营，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南史》：黄法攻历阳，炮加其楼堞，克之。《通鉴》：秦王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城中，作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唐书》：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炮飞巨石，一发毙数十人。《通鉴》：周世宗攻寿春，自于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炮用。《宋史。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雍守梓州，贼来攻，辄发机石击之，乃退。《独醒志》：靖康被围，金人发炮破城。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见张孝纯设此而炮无所施。《金史》：元兵围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元兵用炮则不然，破大或碌碡为二三，皆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毛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给元人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是历代炮法犹多用机发石也。然火炮实起于南宋、金、元之间。《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续通鉴》：金人守汴，于城上悬风板之外，以牛皮为障。蒙古以火炮击之，随即延。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铁甲皆透。蒙古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铁绳悬震天雷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迸碎。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蒙古惟畏此二种。又《金史》及《续通考》：金哀宗时，蒲察官奴以火枪破敌，以纸十六重为筒，实以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绳系枪端，以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火出枪前丈余，元兵不能支，遂溃。其后阿里海牙攻樊城时，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元史》：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与其徒亦思马因至，造大炮竖午门前，试之，彻数十里），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炮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炮也。盖火炮之制，至是而益精。且来自西域，故世传为西洋炮。至如宋开宝中张和仲所记岳义方火箭，及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则固未如后世大火炮之用耳。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碗口铜铳、手把铜统、佛郎机等品。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征南时，张辅以神铳击破交趾象阵。也先围京城，于忠肃欲放大铜铳，掘土坑藏身，亲燃火于药线以击敌。是皆火器之试于用者。而鸟枪则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类稿》云：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则又非起于嘉靖。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然《汉书。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旧唐书。王传》：开元二十六年，为祠祭使，乃以纸钱用之于祠祭。《通鉴》亦谓用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此又为朝廷祀典用纸钱之始。盖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则自始耳。然曰习礼者羞之，则其时尚有不用者。《唐书》：范传正言：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至宋，钱邓公犹不烧楮镪。盖古人祭祀，本用玉币，汉以来始用钱。后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纸，故一二守礼之士非之，以其起于祈祷以徼福也。其实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邵康节春秋祭祀亦焚楮钱，伊川怪问之，曰：“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朱子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戴埴《鼠璞》亦云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纸钱，深有合于涂车刍灵之义。袁《枫窗小犊》记宋思陵神舆就道，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过度其亲，恐非圣主所宜。孝宗抵之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能不用一钱乎！”《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亦见都穆《听雨记谈》）。此又后世黄白纸钱之始也。按《北梦琐言》：王司徒潜与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潜尝四时烧纸钱祭之。有许琛者暴卒，见冥官，冥官谓未当死，乃放之还，因令寄声王司徒，谓“我即武相公也。感司徒尝资我纸钱，但多穿破。为我语司徒，须加检校。”杨收为杨元所谮死，一日忽谒郑愚借钱十万，郑允其半。收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郑如数烧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须纸钱？”夜梦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须之。”由是人皆信用纸钱。《夷坚志》：邹智明得暴疾，请僧诵《孔雀明王经》，见有孔雀来逐鬼。鬼谓邹曰：“我辈当去，愿多烧冥钱与我。”乃呼仆买楮币焚之，诸鬼尽去。项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来与女同宿，且语项云：“吾父室庐敝，拟建新居，求钱助费。”乃焚纸镪数百束。又云：“钱多无人辇送。”乃画两力士焚之。遂去。又赵天羽小说：明崇祯末，亦师市肆人鬼杂出，有以纸钱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觉。乃设水盆，令交易者投钱于水，以别真伪。《东轩述异记》：高阳长发堂记：一人梦故友来访，索银钱，许之。友复曰：“锭须满金满银，阡张纸帛须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见之，与语冥间事，曰：“世间纸钱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则纸钱纸镪冥间真用之矣。岂人世之所意为者，鬼神即从而犭旬之耳？

○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象，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然《蚓奄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有穹窿山施炼师（名亮生），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乃以笔续之，帅遂退。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以钱代蓍《辍耕录》云：今人卜卦，以钱代蓍，便于用也。然不详所始。储泳《祛疑》亦但谓近世以钱掷爻，取其简便而已。按贾公彦《仪礼疏》云：古者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陈继儒《群碎录》引此而申明之，谓两背一面为拆，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公彦疏如此，则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记》：王庭凑召五明道士卜，掷卦三钱皆舞。此唐时钱卜之证也。今考《朱子语类》并不始于唐，实自汉始。《语类》曰：今人以三钱当堞蓍，乃汉焦赣、京房之学。又云：卜卦之钱，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项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火珠林即交、单、重、拆也，则钱卜始于京房无疑矣。唐诗有“君平掷卦钱”之句，益可见君平已用钱卜。储泳又谓：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朱子则以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因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学者悉主其说，至今术家皆然也。按古者铸金为镜，其阴或纪国号，故有字者宜为阴。然镜有面，故其背有字；钱无面，则自当以有字者为面。若本朝之钱，一面纪年号，一面纪省局，则以年号为面，更不待言矣。

○门帖门帖本古之桃符。《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王充《论衡》亦曰：立桃象人于门户。然则桃符之制，其来最古。《风俗通》曰：桃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时用桃梗，后世则易以红纸，而书吉祥语于其上，不知始自何时。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云：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已而帝复出，不见悬挂，问之，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以为献岁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见《列朝诗集》。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见《明史》本传。则门帖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辍耕录》云：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遂卒。元贞者，元成宗年号也。《癸辛杂识》：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廖药州桃符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又《夷坚志》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颜，遂发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己而王南强又登第。则宋、元时已有门帖矣。不特此也。《说苑》：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明年王师平蜀，以吕余庆知军府事，即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亦见黄林复《茅亭客话》。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则门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时早有之矣。

○名帖以纸通名，谓之拜帖。刘冯《事始》云：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按此说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为刺，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乃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并无刺字，汉初犹谓之谒。《史记》郦生踵门上谒，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报沛公。《汉书》：高祖绐为谒曰：“贺钱万。”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又石奋为中涓，受书谒。《袁盎传》：上谒。《娄敬传》：将命者惊而失谒。又隽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上谒暴胜之。注皆云：谒，如今之投刺也。是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怀刺始见于祢衡，又《后汉书。循吏传》郭林宗赍刺就太学，谒仇览。又《童恢传》：杨赐被劾，诸掾属悉投刺去。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若如刘冯所云，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鱼豢《典略》：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窃意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未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广记》云：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士无不悉狎。晚还家，所赍名必尽。《通鉴集览》：唐百官于ト门奏榜子。榜子用纸阔四五寸，书乡邑姓名于其中。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李济翁《资暇录》谓李德裕为相时，人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此后世门状之始。（沈括《笔谈》谓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其式先具事因，申取处分，宰相于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乃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北梦琐言》又云：大中时薛保逊方作门状，后又以所怀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式云“谨候起居”云云。又费兖《梁溪漫志》谓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宣间乃去此一行，其末称“裁旨”，此可见宋时门状之式。）皇甫庸《近峰闻略》：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王阮亭《香祖笔记》谓，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义。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翰林之用红用白，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又《迪吉录》记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啸虹笔记》载，茅浔阳每谒严嵩，用赤金缕姓名，疑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而阍人利其金，每传报后辄取金去，以是嵩败，茅竟免交通律。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涌幢小品》记张江陵盛时，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江陵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又王州《觚不觚录》云：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惟鲁王则一切通名。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则无不称晚生矣。当江陵时，袭封者至称门生矣。（《觚不觚录》又云：故事，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为江陵讳也。明人小说又记，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称“门下小厮”。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称“渺渺小学生”。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翰林名帖例写大字，盖起于有明中叶。《涌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余在姚画溪公家，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是科甲辰会元瞿文懿亦有单帖，称年侍生，与槐野字略相等。可见前辈谨朴如此。据此则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涌幢小品》又记，御史与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颇大。王伟为职方时，口占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后伟为兵部侍郎，有客贺曰：“大名今属公矣。”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冬夜笺记》云：昔见前辈往来名刺，亲戚则写眷，世交则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自明末尚声气，并无半面者亦称社称盟，今则改为同学，且无论有科第与否，俱写年家矣。《分甘余话》：顺治中社事盛行，京师往来投刺，无不谓社盟者。杨雍建疏言之，部议饬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戏为词曰：“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丘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棉皂帐事，据史《释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也。按史《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棉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棉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ふ。《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棉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迨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棉皂帐即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童花。（草棉亦名童花。）李琮诗：”腥昧鱼吞墨，衣裁木上棉。“东坡诗：”东来贾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形之歌咏，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谢枋得有《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云：”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奈何来瘴疠，或者畏苍。吾知饶信间，蚕月如岐。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据此，则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而江南无此种也。元人陈高有《童花》诗，云：”炎方有童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陈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学种之，则其来未久可知。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法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牙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程钜夫集》有《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诗。钜夫仕元初，而其时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丘文庄所谓元时始入中国，非无稽也。《明史。食货志》：明太祖立国初，即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

●卷三十一○认族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此习自古已然。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以《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西征日，路过河中，祭汾阳墓，哭甚哀。南唐王李以唐吴王孙有功，子岘为相，遂以吴王为祖，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为光宠者也。然狄武襄官枢密使，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武襄曰：“一时遭际，安敢远附梁公耶？”其见卓矣！又有本非同姓，而强为联宗者。《北史。唐瑾传》：周文赐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谨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馀论，有益义方。”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谨遂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此则非同姓而认族，实为千古所未有。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朴与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说：罗绍威为节度使，以罗隐名士，拜之为叔，赠遗甚厚。《宋史》：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谓襄族弟。此犹第以门望相附，不专为势利起见。（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他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晋书》：孙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厮役也，为梁制局监，遂附之。《旧唐书》：李义甫既贵，自言本出自赵郡，始与诸李序昭穆，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弟子礼，谓之五父。《宋史》：史正志与史浩异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嶷尊蔡京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见，嶷遽曰：“大误！公乃叔祖，公子乃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温公琐语》：张洎为举人时，张亻必已通显，洎每求见，称侄孙。既及第，称侄。及秉政，则并以庶僚遇亻必矣。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同姓为婚《史记》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计其世数，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邃古之传讹，《史记》不察，遂笔之于书，未可尽信也。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时最多。《论语》：鲁昭公娶于吴，同姓，谓之吴孟子固己。《国语》：富辰谏襄王，有曰：“聃由郑姬。”注：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郑女为夫人。《左传》：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又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亦姬也。郑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于今。”齐崔杼见棠姜美，谓姜之弟东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注：谓同姜姓也。子产谓叔向曰：“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今晋君内有四姬，其病无乃是乎？”庆舍以女妻卢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独焉避之？”庆氏、卢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时乱俗也。汉以后此事渐少。《汉书》：王莽以姚、妫、陈、田、王氏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然《王传》：孙咸有女为王莽妻，号宜春氏。注张晏曰：莽讳娶同姓，故以侯邑为氏。师古曰：莽以己与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别，故娶之。然虽不同宗，终属同姓也。《魏志》：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刘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丧乱前事一切勿问。（《晋书。刘颂传》：颂嫁女陈峤，峤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而姓陈。其友尝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叶，而世皆为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当世大儒，而为子纳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异也。《晋书。载记》：刘聪欲纳太保刘殷女，以问刘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李弘亦引王基为子娶王沉女为证，遂纳之。刘曜妻刘氏将死，谓曜曰：“妾叔父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乃娶皑女为皇后。按聪与曜皆匈奴后，其娶刘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属同姓，非礼也。北魏本无同姓为婚之禁，至考文帝始禁之，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皇运初基，未遑厘改，自今悉行禁绝，有犯者以不道论。”《唐书》：李光进之母李氏。

○姊妹为妯娌《北史》：崔长谦幼聪敏，卢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忄又为长谦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为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崔浩女为尚书卢遐妻，浩弟恬女为王慧龙妻。二女俱有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慧龙子宝兴将娶卢女，浩为撰仪，躬至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劫婚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皆可看新妇。固系陋习，然自六朝来已然。《南史。徐ゼ传》：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李涪《刊误》云：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则此习由来久矣。《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

○冥婚《周礼》地官有嫁殇之禁。注谓生时非夫妇，死而葬相从者。曹操幼子仓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然终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北史。穆崇传》：崇玄孙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宗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韦庶人为亡弟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建宁王琰传》：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经之甚者。《五代史》：郑余庆作书仪，以冥配为定制。唐明宗深识其非，有诏删正。然康誉之《咋梦录》：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而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者就男墓设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毕，二幡微动，若相就。其有不动者，则以为不喜也。两家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给。《元史》：郭三从军死，其妻杨氏守节，舅念其子，不忍使鳏居地下，欲聘邻家亡女合葬之，杨氏遂自经死。则元时犹有冥婚之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亦云：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然则前朝尚有之矣。

《魏书。高允传》：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凭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莫此为甚。然则北魏时又有所谓魂人者。

○撒帐《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拜堂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拜堂之仪，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却扇，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段修，无拜堂之仪。”今上，谓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来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枣栗段修见舅姑，即今俗所谓拜堂也。乃又云无拜堂之仪，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

○脱袜登席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也，袜去，故行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A11M］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谓有足疾也，［A11M］，呕也。注又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屦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屦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三国时，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袜。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故诏改之，以杀其礼。）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阎若璩据此语，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祭则不跣也。按《韩诗》不脱屦而即席，谓之礼；跣而上坐，谓之燕。则古人行礼尚着屦，燕乃跣袜，阎说盖本此。）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即绝恒礼，凡屦行者应皆跣袜。（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故申禁之。）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登，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着靴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唐书》皇甫以故缯给边兵，军士焚之。裴度奏其事，在宪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府物，坚韧可用。”韦斌每朝会，不敢离立，尝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几没靴。崔戎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单骑遁去。温造节度兴元，杀倡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乃免之。是唐时已多着靴。欧阳公《归田录》：和凝以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价若干，道举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仆。道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证。宋以后，则朝靴且形之歌咏，而《朱文公家礼》内“冠仪”一条，并有衤阑衫带靴之制，则靴固久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赵武灵王始用之，然秦、汉、魏、晋尚罕有着靴者。《晋书。儒林刘兆传》：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问刘延世。又《毛宝传》：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此盖骑者用之。靴字从革，盖皆皮为之，便于骑也。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有告讦者，辄置靴中不视。梁王俭宴客乐游苑，萧琛着虎皮靴，直造其坐。陈徐陵为吏部，陈暄袍拂髁，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而已。其时多着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皆脱屐到席，蔡约独蹑屐不改，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固无论于着靴也。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自给。北齐娄太后病，童谣有“紫纟延靴”之语。徐之才曰：“紫者，此下丝，纟延者，熟当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时，杨逃出，遗一靴。《任城王氵皆传》：有妇入浣衣，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琅阝琊王俨被害，亦不脱靴而埋之。及北齐亡后，嫔妃入周，亦以卖靴为业。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耳。风会所趋，随时而变。古以脱袜为敬，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又其后则不脱履，最后则靴为朝服，而履反为亵服。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反为大不敬，更无论于跣而见也。或疑古人脱袜而登，近于裸亵。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颇斑斓可爱。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复如是，则亦未为污渎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黑袜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翁；北地苦寒，许穿牛皮直缝靴。

○弓足妇女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甚多，略不言纤小。又《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云「“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谓此诗通首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则是时尚未缠足。并引《太平御览》云：昔制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圆为别也。胡应麟因之，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谓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纤腰而不言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皆不绝书，而足独无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则唐时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于五代之说也。然伊世珍《郎记》谓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亦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韩《さ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之，并引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则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亦祖其说，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于秦、汉之说也。是二说固皆有所据，然《郎记》及《诗话总龟》所云，恐系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诗之“六寸肤圆”，亦尚未纤小也。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为之醉，惭但渐发星星”，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一而足。按《羯鼓录》：汝阳王随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时已簪花也。宋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先宣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陈去所戴者，亲以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盛事美谈》记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上特顾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故事，惟亲王宰臣则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观者荣之。又《宋稗类编》记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沈括已韩魏公镇扬州，适芍药生金缠腰四朵，延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开宴，各簪一枝，后四人俱为相。《司马温公家传》：公年二十登第，闻喜宴，独不簪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史》：颜师鲁充显仁后遗留使，至金，力辞簪花听乐。莫充贺金正旦使，赐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孟冬时享驾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则并簪剪彩之花矣。《古今诗话》：孙周翰童时，侍郡侯宴，适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韩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金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遗山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当代为簪花，众皆畏缩。有邵者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傅维麟《明书》：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导。则金、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妇人拜《礼》：妇人吉拜〔事〕，虽君赐肃拜。肃拜者，《周礼》太祝九拜之一。郑注谓俯下手，如今之扌壹。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扌壹。肃拜如扌壹，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诸家之说纷纷。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战国策》苏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此畏惧之至，过为加礼，故特记史。《史记》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此亦特为加礼，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诏曰：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亻免伏如男子。欲妇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诏书，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说也。《清波杂志》则谓古之男女皆跪。古诗曰“长跪问故夫”是也。罗《鹤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谓“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说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为跪，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诗“伸腰跪拜”正是实事。引身长跪，拢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状。《朱子语录》所谓直身长跪，拜时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肃拜。妇人首饰甚多，自难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也。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亢授庆州，亢以父名余庆，力辞，不许。李若拙授太子赞善，若拙以父名光赞辞，不许避者。）晋咸和中，　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名会，不拜，诏改会为郐。后唐以郭崇韬父名宏，乃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慕容延钊父名章，太祖乃授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吴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此因私讳而并为改官名者也。

张世南《游宦记闻》云：生曰名，死曰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是称生人亦曰讳，乃不祥之甚也。今时俗口语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检。

○嫌名嫌名不讳，韩昌黎《讳辨》已详论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为内，已著为令。至唐时讳嫌名者更多，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议者引《礼》折之，始受。萧复为晋王行军长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为统军长史。则朝廷之上且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以其父名晋，遂同声訾议也。然《唐书》卫洙为郑颍观察使，洙以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同，欲乞改授。诏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李奚传》：宦者摘奚疏中语犯顺宗嫌名，奚奏曰：“《礼》不讳嫌名。”不坐。则唐律本有嫌名不讳之条。

○二名《旧唐书》：太宗诏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自今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是太宗之诏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虽不连属者亦避之。避世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盖世南没于太宗时，正遵奉诏旨故耳。其后李世但称李，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司马迁之父名谈，故《史记》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庙讳，而但称其字者。如北齐以高欢先世有名泰者，故于宇文泰但称其小字黑獭；有名隐者，故于赵隐但称其字彦深。唐讳虎，故于石虎但称其字季龙；讳渊，故于刘渊但称其字元海，邓渊但称其字彦海；讳治，故于长孙稚但称其字承业（此并讳嫌名）是也。有以讳而改用文义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汉明帝讳庄，而东汉人凡旧书所有庄字皆改为严，以鲁庄公为严公，楚庄王为严王，庄助、庄子陵皆改姓为严。王羲之之先讳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时益踵其法，如改虎为武，渊为泉，又为深，世为代，民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萧渊明为深明，李安民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长孙稚名为幼，甚而别称虎曰猛兽，曰于菟。（《隋书》赵仲卿为政猛，时人谓之猛兽。《北史》又云：时人谓之于菟。）此皆以文义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刘臻好食蚬，以父名显，乃改呼曰扁螺。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殊觉可笑。东坡以其先讳序，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则不免窒碍，近世缺点画之法，最为简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礼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此但讳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为别也。然《礼》又云：既卒哭，以木铎犭旬，曰舍故而讳新。杜预注《左传》引之，以为舍亲尽之祖，而讳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则讳当及五世矣。《吴志》：张昭著论，亦引逮事之义，谓六世亲属竭矣，则不必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庄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讳及五世之证，则避私讳当以五世为断。（唐庙制：已祧不讳。故高宗讳治，而韩昌黎《湖州上表》内“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盖宪宗时已祧高宗也。）

○觌面犯讳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何如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盖各触父讳故也。殷钧尚永兴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满壁书其父睿名。钧辄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自称“触触生”。虽为当世所笑，然其时避讳之严，大概如此。董《燕闲常谈》云：许将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许厉声曰：“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其人方悟。元绛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挥。”元拱手曰：“元绛何尝指挥？”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觌面犯讳，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卷三十二○三年丧不计闰令甲：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为断，遇闰月不在此数。盖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丧，不以闰月数，何也？期者，复其时也，大功以下服月数，故以闰月除。《南齐。文惠太子传》：母穆后薨后，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王俭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议；文公讷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舍〔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诏从之〔按：以上引文应有《南齐书。礼志》中〕。按期丧尚不计闰，则三年之丧益可知也。

○父在为母斩衰古礼：父在，为母服期。《礼记。杂记下篇》：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父在为母也。《丧服篇》曰：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汉以来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然犹仅齐衰也。明太祖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其庶母，皆齐衰杖期。自后遂为定制。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妇为舅姑三年丧，起于宋太宗时。《燕翼贻谋录》云：《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礼及《开元礼》妇为舅姑服期，近代多为重服，请加裁定。”魏仁浦等议曰：“古礼有期年之说，至后唐始定三年。窃以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妻齐体，哀乐不均。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诏从之，遂为定制。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

○丧次助哭世俗有丧者，于吊客至，则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遗令云：“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

○避煞丧家避煞之说，俞文豹《吹剑录》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传，至期必避之。据此，则唐时已有此风。洪容斋《夷坚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欲验死者所趋。已而见鹅足迹在灰上，皆疑董已堕入畜类。又侯甸《西樵野记》：乡人顾纲卒，煞回，适值夜中，其妻设香楮牲馔于灵几，阃中障以彩绮，合门皆隐邻舍，独留一媪守家。媪见一物状如猿，而大如犬，据案啖牲。见媪，连殴之，媪号呼，家人趋救，已失之矣。又储泳论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则受某日之煞气。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说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则死者右足钳而向左；雄煞不出，则左足钳而向右；皆不出，则左、右足皆钳而相向；皆出，则两足皆不钳而向外云云。历按诸说，则雄煞、雌煞之说，理或有之。然泥于习俗，至倾家出避，则惑矣。善乎陈东山之论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之内者？又岂有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卧苫块中，帖然无事。此可此破俗说也。

○墓祭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合葬《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然则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盖取相亲之意。《记》云：亲之也者，亲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离，故卫人之也离之，鲁人之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然所谓离之者，亦非异其椁，但一椁而为二室耳。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后世古法渐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讲，所谓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人之生死不齐，时之贫富亦异，故朱子谓古人椁大，可容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圹。则并有隔圹者矣。

○改葬《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礼。按《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故有阙，是以改葬。《战国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谓太子曰：“昔王季葬于禁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出而张朝三日而后更葬。”则改葬起于文王也。（《吕氏春秋》谓葬于涡山之尾，《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盖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者，韩昌黎亦谓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备礼者；敖继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礼，如晋惠公于共世子之类是也。后世以迁就风水，轻动祖宗之体魄，谬矣！改葬在除丧后者，其服缌麻。《梁传》：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丧服记》：改葬服缌。戴德、郑康成皆谓：服缌者，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及孙为祖后者也。然则主丧者仅服缌，非主丧者则无服矣。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聘礼》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贾氏以为宗庙皆有碑，以识日景。《说文注》又云：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丰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丧大记》：君葬四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按此数说，则古人宫寝坟墓皆植大木为碑。而其字从石者，孙何云：取其坚且久也；刘勰则谓：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后代自庙徂坟，以石代金；司马温公谓：古人勋德多勒铭鼎钟，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作文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此二说似谓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无涉者，然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又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率索之象。孙宗鉴《东皋杂录》：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李绰《尚书故实》亦云：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后人因就纪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者，亦设圆空，后悟其非，遂改。而孙何亦谓：昔在颍中，尝见多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更以质之柳仲涂，亦云。然则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传于世者，汉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蔡邕作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载在《文选》。《后汉书》：崔实卒，袁隗为之树碑颂德。故刘勰谓东汉以来，碑碣云起。吴曾《能改斋漫录》亦谓碑文始自东汉。而朱竹又引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类，则西汉已有碑制。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墓志铭墓志铭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谈》谓：《事祖广记》引《炙果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以为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谓志之者，犹今之主丧云尔，未可改作志也。惟《封氏见闻录》：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之女，嫁荀之子者。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志铭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云云。阮亭所据封氏之说固核矣，然《南史》齐武帝裴皇后薨，时议欲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自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以来，共相祖袭。今储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烦石志。”此则墓志起于元嘉中之明据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孝〕武帝自为墓志铭。）司马温公亦谓南朝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然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见《南史》，则晋已有墓志之例。又《宋书。何承天传》：文帝开玄武湖，遇大冢，得一铜斗。帝以问群臣，承天曰：“此新莽时威斗，三公亡，皆赐之葬。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饿而冢内更得一石，铭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亦见《学斋占毕》。）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金史。蔡传》：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今在所展之内，命改葬于城外。此两墓俗传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启圹，其东墓之柩端题曰“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汉高祖子刘建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作《两燕王辨》甚详。此又西汉题识于柩之法。不特此也，《庄子》云：卫灵公卜葬于沙丘，掘之得石椁，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乃夺而埋之。则春秋以前已有铭于墓中者矣。（《唐书。郑钦说传》：梁任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有解者，戒子孙世世以此访人。五世孙写以问钦说，钦说方出使，得之于长驿，行三十里，至敷水驿，乃悟：此冢葬以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钦说传》内。则汉时铭墓又有此一种，盖即《庄子》所谓石椁铭之类也）由此数事以观，则墓铭之来已入。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此又何说？窃意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颜延之耳。

○碑表、志铭之别《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圹中，此志铭与碑表之异制也。诸书所载，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铭》所谓“思传旧德，宜勒黄金之碑”，杨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铭》所谓“丘陵标榜，式建丰碑”，此碑之立于墓上者也。贾昊所辨东海女郎及甄邯诸事，皆从开冢而见。又《神僧传》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亻垂制铭于冢内。司马温公志吕诲，云海将死，嘱为其埋文志。张仲倩云：撰次所闻，纳诸圹。志铭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后者，《王荆公集》中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于嘉，贾魏公碑亦立于既葬之明年。而墓志之作，必在葬前。温公铭其兄周卿及昭远，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请于他人，而自为铭，以葬时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开平神道碑铭》亦云序而铭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无纳圹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墓志铭藏于圹内，邵陵王又作墓志列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又范传正作李白新墓铭，刻二石一置圹中，一表道上，景濂或仿此欤？（温公谓：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藏于圹中，非开发孰从而睹之？谓志铭可不用也。费兖则引韩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孙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贵，始寻求，命其子祭而开圹，各得志铭然后信。则志铭之设，亦孝子慈孙之深意，未可尽非也。）《涌幢小品》云：刘宋时，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得立，庶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见《南史。裴松之传》）。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及五代而弛，今且弥布天下矣。又朱竹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规制之宜审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可也。碑铭可也，而直谓之碑则非也。孙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陈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乱之以铭，未尝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逊传》：魏收为《库狄干碑序》，令樊孝谦作铭，陆邛不知，以为皆收作也。是又有两人合作序、铭者。）迨李翱为商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丽牲悬纟率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为铭，谓之量铭，钟有铭，谓之钟铭；鼎有铭，谓之鼎铭，不闻其去铭字而直谓之量也钟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审者也。（按《南史。虞荔传》：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馆。则六朝时已单名曰碑。）《癸辛杂识》引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也。后立碑于墓，其篆额应止谓之额，今讹为盖，非也。此题额之宜审者也。又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州集中，皆书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之，以为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词也。而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已。其妻之，则于志中见之。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又古人于碑志之文不轻作，东坡答李方叔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风斯下矣！唐荆州云：近日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土，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长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为此又后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志之始也。又《后汉书。赵岐传》：岐久病，敕兄子可立一员石于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此亦与杜子夏临终作文同也。

○行状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自唐以来，未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六朝以来已有之。按《梁书》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任、裴子野皆有行状。《南史》袁昂临没，敕诸子不得上行状。徐孝嗣为吴兴守，王俭赠以四言诗，人以比蔡子尼行状，《北史》邢臧为甄琛行状，世称其工。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先贤行状最多，则汉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状，本以上太常、司徒议谥法。《魏书》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鸿胪、本州大中正条其行迹，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议谥。不应谥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实。若状不实，中正坐如博士。《封氏闻见记》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谥，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议拟申省，省司议讫，然后奏闻。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虽有中正、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而滥者接踵。魏袁翻谓：今之行状，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状，便为议谥。请敕太常，有言词流宕、无复节限者，不得听受。唐李翱亦谓：行状谥牒，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愿敕考功，虚者勿受。按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之处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虚誉，何况近代之行状，不必经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虚词谰语，连篇累牍也！俞文豹《吹剑录》：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不知何据。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已见《唐史》，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

○乐石世俗志铭之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峄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始皇峄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谓之乐石（以磬乃作乐之具）。他处刻石文，不云乐石也。文士通用之于碑碣，误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礼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盖每遇父母没之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终日。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之制。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封氏闻见记》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而引《晋书》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弹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其不见客者，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行之既久，此礼将遂废，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则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文昌杂录》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议。荀纳，王洽等谓：“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则更当有忌时、忌年益为无礼。”《南史。张融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者以孝明帝忌月，请献俘不作乐。方庆谓：“礼有忌日，无忌月。”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韦公肃传》：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

○七七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此不得其说。田艺衡《春雨逸响》云：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杨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宝云：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人之气亦惟七，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又引《论衡。订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者庚辛之神，盖甲乙鬼，庚辛报，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尝〔常〕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金日鬼则火为之杀，皆隔七日也。是数说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为候。如世人病伤寒者，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不爽者。《易》曰七日来复。此固天之道也。《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王棠谓：古礼诸候七虞，以七日为节。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盖因虞礼而误用之也。又引皇甫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阴阳家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云云。棠谓“日以七数之”者即今世逢七设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实不始于唐。按《北史》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国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为之行丧礼）。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和士开，将幸晋阳而士开母死，帝听其过七日后续发。又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杨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特论去之。《韩琦君臣相遇传》：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圹司空图作生圹，每春秋佳日，邀宾友游咏其上，事见《唐书》。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后汉书。赵岐传》：岐自为春秋藏〔按：“后汉书”作“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导宾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此生圹之始也。《唐书》姚勖自作寿藏于万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卢照邻隐具茨山下，预为墓区，偃卧其中。李适营墓树十松，未病时，《常》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此皆在司空图之先。

○生祠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先为桐乡令，后入为大司农，临死，嘱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子孙念我，不如桐乡民。”其子遵遗令，葬之于桐，桐人果为立祠，岁时祭享不绝。《后汉书》：周嘉为零陵守，卒，吏民颂其遗爱，为立祠焉。王涣为洛阳令，卒，民立祠于安阳亭西，每祀辄弦歌之。许荆为桂阳守，卒，桂阳人为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既没，吏民为立祠。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后汉书》：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又李宪即诛，余党犹据守，光武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乘单车，驾白马，往喻降之，乃共为立生祠，号曰白马从事。《唐书》：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吕治荆州，有惠爱，荆人构生祠。没，人又以钱十万徙祠于府西。《宋史》：李入相，淮阳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张亢传》：其祖张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数州之民诣阙，请为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以来，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旧唐书》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

○祠堂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东坡《逍遥台》诗自注云：庄子祠堂在开元，此或后人因其葬处为之，非漆园时制。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奇诡之状，因书壁而呵问之。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将作穿复土起冢为祠堂。其时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马温公谓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如成都外诸葛祠堂，盖一二而已。《光武纪》：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谒陵而起祠堂，则亦或在墓也。《后汉书》：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爱慕，送其丧归。诏书嘉美，为立祠堂。又清河王庆欲为母宋贵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为没齿之恨。《魏略》：明帝东征，过贾逵祠，诏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北史。崔士谦传》：士谦为荆州刺史，及卒，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亭。《周书》：司马裔卒，家室卑陋，丧庭无所，乃诏为起祠堂。此则不在墓所，然其时尚沿祠堂之名。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若唐世所传家庙碑、先庙碑之类，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传》：尝请复群臣家庙，曰：庆历元年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请下有司论定施行。王曙亦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亦请定群臣家庙之制。苏颂曰：“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今不能有土田，请考唐人寝室燕飨仪，止用燕器常食。”皇中遂著令臣下立庙。是其时亦未以祠堂为名。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术祠堂，英宗建木华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为名，则士大夫私庙可知矣。○宗祠素像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为尸。是战国时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设君室之文，则素像实自战国始。顾宁人谓：尸礼废而像事兴，亦风会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设神主，无复有素像者，其祖先真容则有画像，岁时展敬。唐、宋时则尚多素像。陆鲁望建祠，素已像于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诗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陆深《溪山余话》云：予谪延平时，路过兰溪，谒章枫山祠堂，祠中素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实不自佛家始。《史记》：帝乙为偶人以象天神，与之博。则殷时已开其端。《国语》：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写其形而祀之。《国策》宋王偃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厕。则并有铸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语，宋玉《招魂》亦云“像设”。魏文侯曰：吾所学者，乃土梗耳。又《国策》：秦王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止之，曰：“土偶与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岁八月雨降，则汝残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残则复西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削子以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税驾也。’”则泥塑木刻，战国时皆已有之矣。又《韩非子》记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诀。至佛像，自汉武击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归。然则佛像本用金铸，其后有用土木者，则转从入中国后，以中国之法为之耳。《宋史。方伎传》：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坏，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后世真身塑像之始。

●卷三十三○刻书书册《池北偶谈》引《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命太子宾客马缟等充详勘九经官，于诸选人中召能书者，写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汉乾中，《周礼》、《仪礼》、《公羊》、《梁》四经始镂版。周广顺三年，尚书左丞田敏进印板九经。马端临《文献通考。书籍门》亦载刻书始于后唐。沈括《笔谈》及《孔氏杂说》亦皆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又和凝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世。广顺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财百万，刻九经板，又刻《文选》、《初学记》、《白孔六帖》行于世。是刻书始于五代明矣。然叶梦得又谓唐柳比《训序》方在蜀见字书雕本，而元微之序白乐天《长庆集》亦云：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笔谈》亦谓板印书籍唐时尚未盛。曰尚未盛，则已有之也。《河汾燕闲录》又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为刊书之始。刊书与抄书难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时尚未盛行，直至五代时始有之。当是隋、唐时习其技者少，刻书甚艰故耳。胡应麟《笔丛》亦谓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类稿》又谓，唐时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则群集皆刻，要不谬也。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欲印则以铁范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顷刻印千百本，此即活板法也。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并用木刻，尤为适用耳。陆深《金台纪闻》云：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则又以活字为起于明代，盖未知宋时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即今书册也。此恐未必，唐时如邺侯插架三万轴，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微之序乐天诗亦云“前后数十轴”，是其时尚用卷轴也。《笔丛》亦谓：唐末宋初，钞录变而为印摹，卷轴变而为书册。

○刻时文《云谷卧余》载杨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加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其后坊刻渐众，大约有四种：曰程墨，则科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旧作；曰行卷，则举子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苏杭，而北方贾人市买以去，天下群奉为的矣。《戒庵漫笔》曰：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有书贾从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每篇酬钱数文，持去发刻。唐荆州中会元，其稿是门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亦门人钱梦玉以东湖活板印行之。今则满目皆坊刻矣。《七修类稿》亦云：化代以前，世无刊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提学考卷也。（按《明史》万历十五年礼部言：举业流弊太甚，请选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此又官刻时文之始。）

○花押顾宁人引《集古录》有帝王将相署字一卷，谓署字者乃草书其名，即仿俗所谓画押。而因据《魏志》司马懿将统兵拒蜀，许允等谋因其入，请帝杀之，已书诏，优人于帝前唱“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欲帝速押诏书也，以为此帝王书押之始，是固然。然谓是时帝王之押即自署名，恐不然也。汉时长官批属吏符牒，书一诺字。《后汉书。党锢传》所谓南阳宗资但画诺。王府僚吏笺启，亦用此制批答。晋元帝践阼，心存谦抑，犹用藩王礼，凡笺奏皆批诺。诺字中若有凤尾婆娑之形，故曰凤尾诺。是画诺者实书一诺字，非后世花其名可比。然则长吏及藩王之批答僚属，犹只书一诺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齐后主纪》：穆提婆等卖官，乞书诏，后主连判文书二十余纸，各作依字（《北齐书》各作花字）。则北齐帝王画押，尚但作依字，而不自书其名，岂魏时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盖汉、魏时帝王已有押诏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类，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是唐末尚无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谓汉、魏帝王之押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录》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卷，盖五代帝王皆起于人臣，其未登极以前，本有署名之押，即位后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唐、宋，固无不署名。（齐太祖在领军府时亦令纪僧真学己手迹，下名答报表疏。又陆亻垂戏何敬容：“苟既太大，父亦不小。”斛律金不能署“金”字，齐伸武指屋角示之。库狄干署“干”字，乃逆上画之，时人号为穿锥。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时则并有以押代名之例。袁文《瓮牖闲评》记张乖崖一札，后面云“知升州张”，押字自手而不书名。方勺《泊宅编》亦记张安道书不称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杂识》云：前辈简帖皆前面书名，其后押字即以代名，不复书名也。近世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才百馀年事耳。尝见先朝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未乃有御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据此，以宋时进呈文书及属吏申长官文牒，后幅亦皆以押代名。然《韩琦君臣相遇传》：公在魏时，府僚路拯呈事，状尾忘书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则古人进状，状尾本有书名之例。

○烧香赵彦卫《云麓漫抄》谓古无烧香之事，《尚书》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礼记》焚柴于泰坛，《周礼》升烟燔牲首，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云。李相之《贤已集》因谓烧香始于佛图澄。襄国城堑水源暴竭，石勒问澄，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烧安息香，咒数百言，水大至云。然烧香实不自此始。《三国志》：孙策谓张津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又《江表传》：道士于吉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则汉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则烧香之始于佛家可知也。高似孙《纬略》亦云。

○放生池放生本于佛家戒杀之义。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所。颜鲁公碑云：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受获。宋天禧中，王钦若奏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郡守王随记之。东坡奏西湖不可废者五，此其一也。其状云：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然考《艺文类聚》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则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时谢微为《放生文》，见赏于世。盖梁武帝奉佛戒杀，至以面为牺牲，则放生起于是时无疑。据鲁公“飞潜受获”及坡翁“羽毛鳞介”云云，则其池不特种鱼。宋人生辰多以放鸟鸽为寿，坡翁诗“记取金笼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又《倦游录》云：王丞相生日，巩笼雀鸽以献，开笼一一放之。皆与天禧祝圣事相类，盖放生池兼放鸟兽，今人亦尚有舍豢六畜者○神前设签顾仲恭《竹签传》载神前设签之始曰：入唐为陈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韵语；入宋又避江东神幕，关壮缪侯之改谥武安王也，倚势辟之；明兴，为王立庙京师正阳门外，命签典谒。然则神前设签，起于唐世也。又《夷坚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灵，张彦文尚书与其子元晋初预乡荐，皆祷之，同得一吉签，遂登第去。《癸辛杂识》：临安太学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银瓶娘子，其签文与天竺同。

○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放债起息，后人皆以《周礼》泉府之官“凡民之贷，与其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一语为口实。按“国服为之息”一语本不甚了了，郑众释之云：贷者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郑康成因释之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此亦亿度之词。盖《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皆无过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世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期出息五百也。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也。此后世放债起息之所本也。《汉书。谷永传》：为人起债，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为之主，放与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汉时已有放债之事。然师古谓代富人为主，放与他人，亦恐未确。盖如今之中保，为之居间说合，得以分利受谢耳。《汉书。货殖传》：农工商贾，大率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注云：每万得利二千，故百万之家得二十万，此加二之息，见于《汉书》者也。郑康成注“国服为息”句，又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惟计所赢多少，如岁赢万泉则催一千，如赢五千则催五百，皆据利催什一也。然则王莽时收息仅加一也。然《汉书。莽传》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则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见于《莽传》者也。宋《青苗条例》云：人户所请价钱斛斗，至秋成应纳时，如物价稍贵，愿纳见钱者，当比附元请价钱，不得过三分。如一户请过一贯文，送纳见钱，不得过一贯三百文。此后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诏：民间贷息以三钱为率，著为令。）然韩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纪》：国初，官民贷回鹘金岁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时因耶律楚材言“回鹘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请以本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诏。见《楚材传》。）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民间贷钱虽逾限，止偿一本息。（时又因刘秉忠言“宜确计官民欠负，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偿还”，诏从之。见《秉忠传》。又布鲁海牙宣抚真定，以富民收息不逾时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见《布鲁海牙传》。）此近代远年债负一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资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他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记。货殖传》：吴楚七国反时，长安列侯当从军者欲贷子钱，子钱家莫肯贷，惟无盐氏捐金出贷，其息十之。吴楚平，而无盐氏之息十倍。曰子钱家，则专有此出钱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债者也。曰息十倍，则如今债之重利也。又《旧唐书。武宗纪》：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予借料钱到任扣还之例。此又后世京债故事及官借俸钱之始。

○合同今俗作契券，有所谓合同者，以两纸尾相并，共写“合同”二字于其上，而各执其一以为验，盖本古法也。郑康成注“书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则已肇其端。《周礼。地官》有质剂之制，《国策》冯爰为孟尝君之薛收责，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注：凡券，取者与者各收一，责则合验之。又《韩策》或谓韩公仲曰：“秦操右契，而为公责。”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此即今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圣人执左券而不责于人，《史记》：苏代谓田轸曰：“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则左券亦可以责取者。《北史。卢同传》：请令军功立明文案，即给以券，其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统军位号、勋人甲乙及斩级被伤之数，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月日，一付勋人，一咨行台。此亦本古人合券遗法，盖不特民间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伪也。又官曹文案于纸缝上钤印，魏、晋律令谓之款缝。颜师古云：应作钅款缝。钅款，刻也。古未有纸之时，凡简牍编连处恐有改动，故于缝上刻记之，谓之钅款缝。今纸上署缝，犹仍旧名，呼为款缝耳。按此亦合契遗法也。黄伯思谓：梁御府所藏前代法书，皆有朱异、唐怀克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谓之押缝。则并移此法于书画矣。《元史》：桑哥拆印缝，持其半以陷人。彻里曰：“用朱印以封纸缝者，防欺也，今尚书省拆卷破印，岂非教吏为奸？”然则虽有钤缝之法，尚不能防弊，宜时俗伪契之纷纷不止也。○马褂、缺襟袍、战裙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说文》：无袂衣谓之礻。赵宦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此说非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背即古衤两裆之制。《南史。柳元景传》：薛安都着绛，衤两裆衫，驰入贼阵。《玉篇》云：衤两裆，其一当背，其一当胸。朱谋韦《骈雅》：衤两裆，胸背衣也。）刘孝孙《事原》：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则唐初已有其制。《唐书》：韦坚为租庸使，聚江淮运船于广运潭，令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唱得宝歌，请明皇临观。又曾三异《同话录》有“貉袖一条”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夹里，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仅起于唐、宋。按《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短袖由来久矣。《北史》：周武帝着短衣，享二十四军督。马缟《中华古今注》：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三品以上皆紫。《唐书》：高祖武德元年，诏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是缺襟之制亦起于隋、唐时。至战裙之始，按《国语》鄢之战，至以韦之跗注，三逐楚平王。注：跗注者，兵服，自腰以下注于跗。则今之战裙盖本此也。必阝之战，屈荡逐赵旃，得其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顶《辍耕录》记元大德间，有回回巨商卖红剌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累朝皇帝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则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怜吉歹尝郊行，天暖，欲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堕石上，跌碎御赐玉顶，王不嗔责。又有猴盗者（使所畜猴入人家窃物），在韶州旅邸，服绣衣，琢玉为帽顶。又《元史》：仁宗为皇太子时，淮东宣慰使撒都献七宝帽顶，却之。据此，则帽之有顶，元制已然。《辽史。重元传》：兴宗赐重元四顶帽、二色袍。则帽顶之制并始于辽也。

○袜、膝、裤俗以男子足衣为袜，女子足衣为膝裤。古时则女子亦称袜，男子亦称膝裤。《左传》不脱袜而登席。《汉书》王生谓张释之曰：“我袜解，为我结袜。”此男子称袜也。《洛神赋》罗袜生尘，李白诗“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杜牧咏袜诗“纤纤玉笋裹春云”，《道山新闻》娘以帛绕足，素袜舞其中。此女子亦称袜也。秦桧死，高宗谓杨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裤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称膝裤也。是以吕蓝衍《言鲭》谓袜即膝裤。然今俗袜有底，而膝裤无底，形制各别。按《炙毂子》曰：三代谓之角袜，前后两只相成，中心系带。则古时袜之制，正与今膝裤同，岂古之所谓袜，本如今膝裤之制，后人改为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则称袜，一则称膝裤耶？

○钉鞋古人雨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间多用钉鞋，不知起于何时。按《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滑，卫士多亡归朱Г，惟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仪之子曙、令孤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钉鞋行┮，更控上马，以至梁州。钉鞋之名，始见于此。《明史。礼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蹑钉靴，声彻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靴，其令朝官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此又钉靴之见于记载者也。

○眼镜　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张靖之《方州杂录》云：向在京师，于指挥胡＜谷龙＞寓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形色绝似云母石，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纽之，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书，张此物加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又于孙景章参政处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于西域贾胡，其名曰ㄊ逮。”又郎瑛云：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人可用以观书，予疑即《文选》中玉珧之类。及霍子麒送一枚来，质如白琉璃，大如钱，红骨镶二片，可开合而折叠之。问所从来，则曰：“甘肃番人贡至而得者。”丰南禺曰：“乃活车渠之珠，须养之怀中，勿令干，然后可。予得之二十年无用”云。瑛，嘉靖时人，是知嘉靖时尚罕见也。《吴瓠庵集》中有《谢屠公馈眼镜》诗。吕蓝衍亦记明提学潮阳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细书，其来自番舶满加刺国，贾胡名曰云。则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则遍天下矣。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乃更出其上也。刘《暇日记》：史沆断狱，取水精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牍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则见。是宋时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镜耳。

○折扇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今之折叠扇，初名聚头扇，元时高丽始以充贡。明永乐间稍效为之，今则流传浸广，团扇废矣。至于挥洒翰墨，则始于成化间云。《癸辛杂识》：倭人聚扇，用倭纸为之，雕木为骨，金银花草为饰，并有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者。《七修类稿》亦谓，成化初高丽贡至朝，命仿制以答，复书格言以赐群臣，民间遂效而为之。按陆深《春风堂随笔》云：今之折扇，张东海以为贡于东夷，永乐间盛行于中国。然予见南宋以来咏折扇者颇多，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即此也。又按洪容斋《随笔》记朱新仲有折扇诗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暮新花坠。”张安世见而书诸扇。又丰坊云：家有赵彦所画折扇。金章宗题折扇词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则折扇非始于元，盖宋、金时已有之，特其时尚未盛行，民间犹多用团扇，是以陆放翁有“生绡裁扇又团团”及“团扇家家画放翁”之诗。直至永乐中，始盛行于中国耳。冯时可《篷窗续录》亦谓贡自东夷，永乐间乃盛行。《客中闲谈》又谓之撒扇，永乐中朝鲜贡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妇女犹用团扇，唯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妇亦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折扇有用绢者，陆俨山有杨妹子书折绢扇。郎瑛又谓：墨骨泥金，起于日本云。南齐褚渊以腰扇障日。《通鉴注》云：腰扇佩之腰，今谓之折叠扇。此恐误，唐时尚未有折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盖以后世之物妄为附会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