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署孔颖达名，然实非出于一手。《颜师古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既成，太宗又令诸儒详核。诸儒传习已久，非之。师古引晋、宋以来古今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始服。是师古于此书功最深。《孔颖达传》亦云：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命付国子监施行。是师古外又有司马才章等参订也。未几，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中，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则颖达等原本又经诸臣审订始颁行。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无是说也。《论语》河图与凤鸟并言，但谓王者之瑞耳。其画卦之由，则《系词》下传明言名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未言因河图而起也。《系词》上传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上文尚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则图、书虽亦画卦所取，而画卦究非专取图、书也。汉儒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遂疑为画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画卦专指河、图，演畴专指洛书。按《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亦见《系词正义》）。是皆谓图与书俱画封所本也。自孔安国始析言之，其于《尚书。顾命》之“河图”，《论语》之“河不出图”，皆曰“河图，八封也”；其于《洪范》之“九畴”，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也，列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也。”自此说行，而刘歆宗之，亦以为伏羲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辈群奉其说，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系词》所言画卦之本已极明白，汉儒不过因“圣人则之”之语而强为附会，安国又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为臆说更不待辨。学者不信《系词》而转信汉儒，可乎？即谓禹演畴本于《洛书》矣，《系词》洛书与河图并言，则皆上古时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岂直至禹始出乎？《隋书。经籍志》云：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是亦但以为圣王之瑞，未尝谓画卦所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谓：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辕。《隋经籍志》又谓：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则又不以河图专属之伏羲，洛书专属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不及五行。《尚书》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为六府，几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为定名，所谓太、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迭王者，皆后人追溯之辞也。然《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则又似鲧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泽即水也，坎水、兑泽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为用于天下者转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后儒据《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为河图之数，而以《洪范》所谓一曰水者配河图之天一，谓之天一生水，而河图之位一与六居下，故又谓地六成之，以《洪范》所谓二曰火者配河图之地二，谓之地二生火，而河图之位二与七居上，故又谓天七成之（金、木、土皆仿此）。又泥于孔安国易卦本于河图之说，河图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与《易》之中。郑渔仲《六经奥论》，因谓《月令》之记四时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教，《虞书》之记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数，惟《易》与《洪范》所言五行则天地生成之数（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渔仲亦以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说大衍之数，并未言生水生火也。即以《洪范》所谓一水二火配之，适相吻合，然亦系《系辞》推阐河图之数如此，而伏羲画卦则但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未及五行也。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观此则余所谓画卦不本图、书者，益非好为创论矣。
○河图刻玉河图，昔人皆以为河中龙马负图，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则谓玉之有文者，盖据《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谓河图与天球并列，应亦是玉。昆仑产玉，河出昆仑，故亦有玉，当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说颇新。按《顾命》河图与大训对列于东西序，孔传谓河图即八卦，大训即典谟，历代传宝之，明此二者皆书策也。若河图是玉之有文者，岂典谟亦玉之有文者乎？则琰之论固臆说也。然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书，不应简册混于彝器之内。当是古人贵重此二者而刻之于玉，故列入宝器耳。然则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于玉也。
○《易》阙文衍文《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系辞》“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汉书》杜钦上王凤书，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今《周易》无此文。沈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 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ο、祷ρ、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Ι（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
●卷二○古诗三千之非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其诗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谓武王克殷而作此，谓之饫歌，名之曰支，使后人监戒），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成九年，莒恃陋不设备，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襄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谓楚共王失刑，引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襄三十年，澶渊之会，以宋灾谋予之财，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诗曰：“淑慎而止，毋载尔伪。”）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庄二十二年，陈敬仲辞卿，引诗曰：“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郑，郑大夫或欲从楚，或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昭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召之诗曰：“祈召之，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引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僖二十三年，秦穆纳晋重耳公子，赋“河水”。襄二十六年，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二十八年，齐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饮之，使工诵“茅鸱”。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晋侯，注：殷天子之乐名。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况史迁谓古诗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岂有反删之，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耶？又他书所引逸诗，惟《论语》“素以为绚”之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鱼”四句，《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坡”四句，《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八句，《缁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韩婴诗“有雨无极，伤我稼穑”二句，《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四句，《汲冢周书》“马之刚矣，辔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现存之诗，无所谓逸诗也。《战国策》甘茂引诗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黄歇引诗曰：“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又引诗曰：“大武远宅不涉。”（《史记》作“大武远宅而不涉”。）范雎引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吕览。爱士篇》引诗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古乐篇》有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之，乃为《三象》之诗。《权勋篇》引诗曰：“惟则定国。”《音初篇》引诗曰：“燕燕往飞。”《行论篇》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原辞篇》引诗曰：“无日过乱门。”汉武诏引诗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则皆逸诗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语，见贾谊策。“树德”二句，姚本作引《书》，则《泰誓》也。“木实”二句，吴师道谓是古语，则皆非诗也。《吕览》“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诗，“将欲毁之”四句与《国策》所引《周书》“将欲败之”数语相同，则亦非诗也。惟“大武远宅不涉”及“燕燕往飞”数语，或是逸诗耳。又《韩非子》“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可奈何，”其句法似诗，然曰“先圣之言”，则亦非逸诗也。推此益可见删外之诗甚少，而史迁古诗三千馀篇之说愈不可信矣。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诗原本，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之，为《尚书》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说见孔颖达《正义》）。史迁所谓古诗三千者，盖亦纬书所云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之类耳。惟夷、齐“采薇”及介之推“五蛇为辅”之歌，孔子订诗，曾不收录，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于本朝，有忌讳，而五蛇之事近于诞，故概从删削耶？
○《诗序》《诗序》，先儒相承谓子夏作，毛苌、卫敬仲又从而润益之。朱子说《诗》尽废《小序》，固未免臆说。然后人驳之者，如杨升庵、毛西河、朱竹、王阮亭诸人，亦徒多词费。但引季札观乐及程伊川诗说数语，则不辨自明矣。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无一语及于淫乱，则概以为淫奔者过也。程子云：《诗小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则是仲尼所作。此二说者可以证明，不待烦言矣。又欧阳公作《诗本义》，其《序问篇》云：《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而朱子《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朱子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亦未尝必以《小序》为非也。盖朱子注《诗》，亦只有另成一家言，如欧阳公说《春秋》，苏氏说《易》，王氏《经义》《字说》之类。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尽废诸家之说，而独伸己见，以为万世之准也。及后代尊朱子太过，至颁之学宫，专以取士，士之守其说者遂若圣经贤传之不可违。而其中实有未安者，博学之士遂群起而伺间抵隙。正以其书为家弦户诵，则一经批驳，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诗》注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欧阳说《春秋》、苏氏说《易》之类，不过备诸家中之一说，谁复从而诋淇乎？即如欧氏《春秋》及苏氏《易》，其中不当处亦甚多，而世顾未有从而攻击者也。
○汉儒说《诗》《毛诗小序》，汉时虽已盛传，然未立学官，故诸儒说《诗》，各出意见，多有与《小序》异者。关雎诗，周公制礼，已列为乡乐。《史记》亦云：《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是皆以为风化之正也。而杜钦上王凤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李奇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伤之。明帝诏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康王晚朝，《关雎》作讽。王充《论衡》亦云：今问诗家曰《关雎》诗何时作也？彼将曰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诗也。是竟以《关雎》为刺晚朝之作矣（欧阳《本义》亦云：《关雎》，周衰之作）。《苜》诗，韩婴谓：妻伤大有恶疾也。薛汉章句谓：大有恶疾，故以苜起兴，苜虽有恶臭，我犹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坟》之诗，薛汉谓王政如火，犹触冒而往者，以父母饥寒，故禄仕也。《后汉书。周磬传》：磬居贫，无以养母，尝诵《诗》至《汝坟》卒章，慨然而叹，乃出应孝廉之举。是皆以“父母孔迩”作己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诗，《韩诗外传》谓：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恐劳民，乃庐于树下。其后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树而歌思之。则又似黍离之感，宜入变风矣（元人王柏尝退《甘棠》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其意盖本此）。“驺虞”，《韩诗》以为掌鸟兽之官，贾谊则曰：天子之囿，虞者，司兽者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曰：此卫定姜之诗，定姜无子，立庶子ぅ，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辱共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则又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矣。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虎许诺。及公薨，氵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黍离》之诗，《韩诗》以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听后妻之言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离》之诗。《新序》又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则皆非伤周室矣。《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仲山父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公刘之诗。仲山甫徂齐，《汉书》杜钦曰：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则以徂齐为受封于齐矣。是时《毛诗》未立学官，故各自立说，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尽扫之，并《毛诗》亦不用也。○夏屋《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又引《礼》“周人〔以〕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树，似乎堂后有房，故曰房俎，以证夏屋之为大俎。又言若以为屋居，则房俎亦可为房室乎？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
○后稷已行郊礼《诗》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继之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明乎后稷以来即郊祀上帝也。后儒泥于周制，谓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谓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即命之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汉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说见《三国。吴志》注所引《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妇人易于产者，不过无灾害耳，而《诗》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盖古妇人生子，尝有坼剖而生者。《史记。楚世家》：陆终氏娶鬼方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干宝曰：谯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为诞妄，遂废而不论。然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以今况古，知注记者不妄也。则《诗》所谓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简狄等之背坼胸剖系同时之事，故相提并论也欤？○帝武元鸟毛笺“履帝武”，谓姜原从高辛往祭天也。笺“元鸟”，谓春分元鸟降，时简狄从高辛祈于郊也。郑康成则据《史记》姜原见巨人迹，践之而生稷，简狄吞乙卵而生契，以注《诗》。而后之说经者皆宗之。盖两汉时毛注未立学官，其立学官者皆本《史记》说也。洪容斋力斥其荒幻，谓不如毛注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论者。《汉书。张骞传》：乌孙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攻杀，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来乳之，又有乌衔肉翔其旁，后仍为乌孙王。《后汉书》：夜郎之初，有女子浣于Т水，有三节大竹流来，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鲜卑檀石槐，其母闻雷仰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异常，后遂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卵来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后遂王于夫余。《北史》：高句丽之先夫余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后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至纥升骨城，遂自王，以高为氏。后魏之先诘汾，尝见辎自天而下，有美女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复来，以所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徽皇帝无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儿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儿，为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婴儿，收养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君其地。据此，则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一韩厥也，忽曰韩厥，忽曰韩献子；一栾书也，忽曰栾书，忽曰栾武子；一赵朔也，忽曰赵朔，忽曰赵庄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献子。是篇人数既多，头绪更杂，即姓名一线尚难了了，况复错综其词如此，使无后人注释，不几于终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领耶？他篇类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齐庆封之乱，使析归父召晏平仲，平仲请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归父也。下又叙庆嗣闻祸将作，谓子家速归，此子家乃庆封之子也。略无别白，令读者何处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而黄常明谓：《左传》叙事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贬，则又深求之而转非古人意矣。氏、名、号、谥错见，自是另一种文法，有何褒贬？即如泌之战，晋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间褒贬顿异，有是理耶？
○《左氏传》原委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终不得立学官，而其传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董勋谓《左氏》从河间献王所得，而颜师古则引许氏《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传》。张苍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诸经为最早也。然武帝立诸经博士，独遗之。哀帝建平中，刘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诸儒忿争，帝重违众意，乃出歆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时，韩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驳之，帝卒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未几封卒，《左氏》复废。肃宗亦好《左氏传》，乃令贾逵自选诸生才高者习之，皆拜为王国郎。章帝亦诏选高才生习之，然不久亦仍废。是两汉时《左氏传》终未尝立学官也。然自贾谊为《左氏》训诂以授贯公，其后贾逵作训，服虔作解，谢该作释，及乎杜预作集解后，六朝遂入于经。虽东汉以来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迁引用《左氏》、违戾五经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谓《左氏》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贾逵则摘出《左氏》长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驳何休所驳之六十条，郑康成又有《针膏肓》之作。《陈书。王元规传》：自梁以来，诸儒为左丘学者，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所疑滞。《唐书。啖助传》：助爱《公》、《》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谓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氏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之徒，而非孔子门人也。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传》、驳杜注者，然好之者愈甚。盖匪特叙事之书易传，而其文之工实自有千古也。又汉时《古文尚书》及《毛诗》亦皆不立学官，乃二书与《左传》反盛传至今，而当时所立学官者今皆不传，岂显晦有时，而晚出者传愈久耶！
○鹬冠《左传》僖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而杀之陈宋之间。杜预注：聚鹬羽以为冠，非法之服也。颜师古则以为鹬，水鸟，天将雨则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象其形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而出奔，常有复仇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计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何必恶而杀之也？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然《左传》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左氏已以鹬冠为子臧之冠，而非谓知天文之御士矣，岂误自左氏欤？师古又以为“君子曰”数语系后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则欲伸己意而并强抹煞古人矣。
○曹即曹沫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左传》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吕氏春秋。贵信篇》齐桓公伐鲁，鲁请盟，桓公许之。曹先说庄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庄公与曹皆怀剑至坛。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请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管仲等不得进。庄公曰：“封于汶则可。”管仲劝桓公许之。是劫盟者曹也。《史记》则谓二公立坛上，曹沫执匕首劫桓公。公问所欲，沫欲齐返鲁侵地，桓公许之，沫乃下就臣位。则劫盟者又属曹沫。按《左传》长勺之战有曹，而沫之名不见，则劫盟者为曹无疑，以为沫。司马贞《索隐》云：沫音，声相近而字异耳。林注：《春秋》柯之盟亦言曹劫盟，则即沫也。
《淮南子。论篇》：昔曹子为鲁将，三战不胜，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战所亡，一朝而得之，勇闻于天下。
○屠蒯即杜篑《檀弓》：智悼子卒，末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杜篑进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自饮之。公问之，曰：“子卯不乐，智悼子丧在堂。旷为太师，调为亵臣，而俱不以告。篑为宰夫而越职言此，是以皆饮之。”《左传》：晋荀盈卒于戏阳，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入，酌以饮乐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病日，女弗闻，是不聪也。”又酌嬖叔曰：“汝为君目，将司明也。而汝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传》所记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师旷、李调姓名，而《左传》无之。《檀弓》曰杜篑，《左传》“曰屠蒯，声固相近，而各记所记则并姓名亦遂不同，于此可见古事之入于记载者，讹谬盖十之六七矣。王观国《学林》云：《檀弓》作杜篑，《左传》作屠蒯，盖本是杜篑而《左传》讹其字耳。袁文《瓮牍闲评》则云：屠者宰也，蒯为庖人，职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师旷之师也。则《左传》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讹以为杜篑耳。
○杜预注《左传》杜预注《左传》，盖合众家之长，不特地名、人名考据精核，书法、谱系授引确切，即如时日之细，亦以长历追算不遗。隐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注云：传言正月会，癸丑盟，推经传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经云二月误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注：十一月无壬申日，误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郑伯仑卒。注：庚辰七月九日书六月，经误。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晋人以诸侯之师伐郑，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注云：以长历考之，此年不得有闰月，疑闰月二字当作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字合，遂讹为闰月也，乃晋攻三门，门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围弑其君。注：以长历推己酉当十二月六日，经传皆言十一月，月误也。古人著书细心如此，今人读书于年月时日未有不一目过之矣。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国语》二十一卷，《汉书。艺文志》不载撰人姓氏。其时说经者皆谓之《春秋外传》，惟司马迁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作迁赞，因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下讫鲁悼，其文不主于经，号曰“外传”。颜师古本此众说，故注《艺文志》，直以《国语》为左丘明撰。宋庠因之，亦谓出自丘明。今以其书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故其书与《左传》多有不划一者，如襄王伐郑一事，《左传》以《常棣》诗为召穆公所作，而《国语》则以为周文公所作。晋文公返国一事，《左传》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而《国语》则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鄢陵之战，《左传》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而《晋语》作苗棼皇，《楚语》则云雍子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从划一，而彼此各异若此乎？可知《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料简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晋之人以其多与《左传》相通，遂以为左氏所作耳。又如长勺之战，《鲁语》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左传》但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数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晋语》述其词累幅不尽，至分作三四章，《左传》但以“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数语括之。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而别出炉锤，笔夺天巧，岂其示巧于此，而复作《外传》以示拙也？窃尝论之，左氏之采《国语》，仙人之脱胎换骨也。《史记》于秦、汉以后自出机杼，横绝千古，而秦、汉以前采取《国语》、《左传》，则天吴紫凤，颠倒衤豆褐也；《汉书》之整齐《史记》，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论衡》云：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实之。啖助谓《国语》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便傅著丘明也，是亦不以《国语》为丘明作。）○韦昭注《国语》韦昭注《国语》，合贾逵、虞翻、唐固诸本参考是正，最号详核，然亦有舛谬者。晋文公请隧，贾逵云：王之葬礼，阙地通路曰隧，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词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备物”，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乎？”又《晋语》：文公请隧，弗许，曰：“王章也。”大物、备物，大章、王章，皆谓礼之大者，非郊隧地可知。况是时王正劳之以地，岂又辞所赐之地而别请所不赐之地乎？鲁武公之其子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韦昭注：括，武公子长子伯御；戏，括弟懿公也。按《史记。鲁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则伯御乃括之子也。《汉书。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为括，亦误。《左传》自幕至于瞽瞍，则幕在瞽瞍之先。昭注《国语》“虞幕能听协风”乃云“幕，舜后，虞思也。则以舜之远祖为舜之远孙矣。又东汉明帝讳庄，故凡前史所有庄字悉改为严。昭，三国吴人，尚复何所忌讳？而不为改正，仍以鲁庄公为严公，曲沃庄伯为严伯，亦不免疏于检点。顾宁人乃以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讳，此亦曲为之说矣。
●卷三○《周礼、冬官》补亡之误《周礼》缺《冬官》一篇，刘歆以《考工记》补之，汉唐以来皆无异说。至宋淳熙间，临川余廷椿始创论，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复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称之。永嘉王次点益引伸其说，作《周官补遗》，亦为真西山所赏。元人吴草庐、丘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补遗》已不传，草庐所编则据《尚书》司空掌邦土，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其他亦未尝分割。惟余氏、丘氏则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内四十九官改入冬官，丘氏则以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士每官六十之数论之，天官羡三，地官羡十九，春官羡十，夏官羡九，秋官羡六，是五官内共羡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礼补亡》一书，又于五官内稍有裁核，定为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内五十四官改入冬官，与余氏大同小异。虽各以意割截旧文，然亦可见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泽长语》云：俞廷椿、王次点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诚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从，何哉？曰乱经。是鏊亦未敢以为是也。按《南齐书》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简书，广数分，长二尺，凡十馀简。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然则《考工记》原非杂于五官内，刘歆以之补《冬官》亦非。
○《仪礼》先儒谓《仪礼》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即如《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是可见《仪礼》为孔子以前之书，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当时必有全书，今所传十七篇，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谓：《既夕礼》乃《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乃《少牢馈食》之下篇，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敖继公不得全书，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之礼不与焉。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皆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言诸侯于及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详，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令其各据此以行礼，以教人，是以国无异礼，家不殊俗也。其立论固未为无见，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礼经》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之列学官，而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郑所引《逸礼》如《中ニ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则《仪礼》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吴草庐因取大、小戴《记》及郑氏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谓《小戴》、《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固为《仪礼》旧文，《大戴》中《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其《中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而名犹见于注家，故亦编为篇目，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此亦见辑《礼》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生而神圣，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反，门人后至。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皆疑无此事，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为一句，殡浅而葬深，孔子父殡于五父衢，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故审问不敢轻启，问于鄹母，始知殡而非葬，于是启其殡，与母合葬于防。先儒误读，不知“其墓”为句，遂生妄说云云。此论可谓辨矣，然究亦曲为之说。柩在帷堂曰殡，入土则曰葬，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何得以殡为浅葬耶？即曰浅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总由于记礼之家，得诸传闻，不暇审订，辄笔之于书，故有此等谬误。观《庄子》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若一一信以为真，则圣人反浅。《檀弓》所记亦犹是也，而必从而为之词，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
○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欤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为出母。此最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檀弓》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重耳，讽以得国，舅犯使公子辞之。《国语》则谓：里克杀夷齐、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辞。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舅犯亦使公子辞。盖本一事，而《国语》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以理推之，当以《檀弓》所记为是。重耳之亡，舅犯辈之从亡，皆非无意于得国者。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杀怀公而不恤，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当是时，乱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长，义本当立，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盖其辞也，在献公方卒之后，二君未被杀之前，国已有君，衅将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发不中，则身名俱败，此智者所不为也，《檀弓》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而不言二君已被杀，自是实录。而《国语》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误也。《史记。晋世家》但采《国语》之文，亦无识。
○《月令》沈作谓《礼记》中《月令》尤驳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俊。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按沈氏之说，似将泥于蔡邕、王肃及张华《博物志》以《月令》为周公所作，故信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内，遂疑吕氏所为。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而礼家采入《礼记》中者。今《吕氏春秋》现在，可覆按也。《隋书。牛弘传》：蔡邕、王肃因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为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春秋》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刘勰亦谓《月令》一篇取乎吕氏之纪，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在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谓雁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许，行慎注《淮南子》，则以宾字属雀，云：宾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间，如宾客然。则宜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
●卷四○《四书》别解数条《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录数条于此。《大学》缺格物致知一传，董槐谓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节移于“听讼吾犹人之下”，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则此一章但有脱简而无缺文，更不必补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以为观其子之志行，则下文“三年无改”句文义不相贯，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转。杨循吉谓宜作人子之观其父解，父在时子当观父志之所在而曲体之，父没则父之志不可见，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记者，则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则下“三年无改”句正是足此句之义，直接而下，自然贯注，不待下转语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张凤翼谓能攻击异端则害可止，孙弈《示儿编》亦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昼寝”，李济翁《资暇录》作“画寝”，谓绘画其寝室也，则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更关合。“子罕言利”，史绳祖《学斋占毕》谓利固圣人所不言，至于命与仁，则《论语》中言仁者五十三条，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岂罕言者？盖与字当作“吾与点也”之与，谓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与者，乃命与仁的。“子路从而后”，吴青坛谓“见其二子焉”句当在“至则行矣”之后，盖子路再到时不见丈人，但见其二子，故以“不仕无义”之语告之，不然，既无人矣，与谁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传》作“怨何不以”，谓致怨于何不用也。“孟子去齐，宿于昼”，考之史传，齐地无昼名者。邢凯《坦斋通编》谓当作画，而引《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贤”，刘熙注：画音护，齐西南近邑也；后汉耿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拨之，亦即此地。则昼之当作画，更为有据。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云昼当作画，而以刘熙注为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谓“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误，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重一“勿忘”字。古书如《无逸篇》叠“生则逸”三字，文更有致。“冯妇搏虎”章，周密《癸辛杂识》谓“卒为善”作一句，“士则之”作一句，“野有众逐虎”作一句，如此则下文“其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照应。比上数条皆与朱注异者，“父在”及“荷筱”、“冯妇”三章为最优。
○子见南子《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子诅咒者？杨用修谓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谓予之道不行，乃天弃之也。其说似较胜。按此说本《史记索隐》，谓天厌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厌也，则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谓子路以孔子既不仕卫，不当又见其小君，是以不悦，则夫子之以否塞晓之者，又觉针锋不接。窃意子路之不悦，与在陈愠见君子亦有穷乎之意正同，以为吾夫子不见用于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迁就，以冀万一之遇，不觉愤悒傺，形于辞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于遇，实是天弃之，而无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觉神气相贯。（《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恚而慷忾。夏南盖即南子之误，而所谓愤恚慷忾，亦只傺无聊之意，非以见淫人而不悦也。）
○束修二义“束修”有二说，其以为十廷脯者，本邢疏，引《檀弓》“束修之问不出境”及《少仪》“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又《梁传》“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而《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又《开元礼》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升，修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此廷脯为贽之证也。宋夏英公镇襄阳，胡旦以瞽废在襄，英公以精缣十匹赠之，旦还其五匹。英公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所解“束帛戋戋”之义，同于束修。束修则十廷之脯，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两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于隐沦之义也。此亦十廷为束修之证也。然《汉书》光武诏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诚固。《邓后纪》有云：故能束修不触网。注以约束修整释之。又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冯衍传》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刘般传》太守荐般束修至行。皆以整束修饬为训。即以之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于义亦通。至杜诗荐伏湛疏内云“自行束修，讫无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笃亦云”吾自束修以来，为臣子忠孝，交不谄渎。陈崇奏颂曰：自初束修，折节行仁。贾坚谓荀羡曰：吾束修自立，未尝易志。则又皆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盖十五乃入学之年，入学必用束修，遂为故事也。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子畏于匡，《史记》谓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之战，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韩诗外传》云：赵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围孔子。子路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终而围解。按宁武子乃鲁僖公时人，距孔子且百馀年，孔子何由使从者假其名以免难？史迁之附会，固不必论。至赵简子将杀阳虎，以孔子似虎而围之，尤属不经。《左传》虎奔晋适赵氏，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家语》亦谓：孔子以赵简子好利，必溺虎之说而从其谋，以致祸败。今考虎之事赵鞅也，鞅纳蒯聩于戚，宵迷失路，阳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郑也，阳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与战。”乃止。虎之事赵简子见于《左传》者如此，并无获罪于赵之事也。而《韩非子》又云：阳虎逐于鲁，疑于齐，而之赵。赵简子迎以为相，左右谏以为不可，简主曰：“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以御之，虎不敢为非，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则虎且有功于赵氏，岂有致其攻围之理？况虎事简子多年，讵不能识，而误认孔子为虎乎？匡之地，《风俗通》以为鲁邑，《韵会》以为在陈留，亦皆非晋地，简子又何从而要截之？则《外传》之说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简子，亦不经见，则《家语》之说亦不可信。朱注但云：阳虎曾暴于匡，孔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洵乎斟酌尽善矣。
○执圭《论语》“执圭”，注谓诸侯命圭。按《考工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夫所谓朝觐者，诸侯亲朝觐于天子也。朝觐执，则非朝觐皆不得执也；非朝觐不得执，则诸臣聘问益不得执也。又按《典瑞》及《玉人》彖圭璋八寸以ぽ聘，郑注：彖，文饰也；众来曰ぽ，特来曰聘。贾疏谓：此上公之臣执以ぽ聘于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诸侯之臣ぽ聘，不得执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彖文为饰耳。据此，则诸侯之臣ぽ聘于天子，用彖圭也。ぽ聘天子用彖圭，岂有聘邻封反用命圭者？《聘礼》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执，所执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彖之而已。曰彖之者，即所谓彖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彖圭则八寸，侯、伯命圭七寸，彖圭则六寸也。然则惟诸侯亲朝觐天子用命圭，其遣臣ぽ聘天子及聘邻封则皆用彖圭。《论语》注以聘问所执为命圭者，误矣。国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问，倘一时分聘数国，又安得如许命圭耶？○乱臣十人“乱臣十人”，古本无“臣”字，唐开成石经亦尚无之。考马融、郑康成注《论语》，皆云有文母，而刘原父以为邑姜。王西庄云：盖因唐时俗本误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齐后妇传论》云：神武肇兴齐业，武明追踪周乱。武明即神武妻娄氏也。则以乱臣为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彭祖即老聃《论语》“窃比老彭”，诸家注释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贤大夫。《正义》谓即《庄子》所谓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于彭城，以久寿见称，则老彭即彭祖明矣。邢疏：一云即老子也。此其说盖据《世本》、《史记》。《世本》云：彭祖姓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而《史记。老子传》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张汤传》：老子为柱下史。以是参证，知其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经见，而孔子尝问礼于老聃。又孔子答曾子问，动云“闻诸老聃”，可见《论语》述古之老彭，即《礼记》问礼之老聃。而或者谓彭祖在殷已极老寿，何由复至春秋时？彭则铿，聃则李耳，既为一人，何以两称？且彭国灭于殷末，聃名见于周末，若果一人，则相距数百年中，何以不经见？殊不知彭祖为颛顼元孙陆终第三子，事见《风俗通》，而屈原《天问》云“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谓：彭祖以雉羹进尧，而尧飨之也。又《论语》疏亦谓尧时封于彭城。是尧时已在禹、皋之列。彼可以自唐历虞、夏而至殷，独不可自殷历周乎？若以铿、耳名各不同为颖，古人原有一人数名而错见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则又不特名铿矣。太史儋见秦献公，言周、秦离合之说，史迁谓儋即老子也，则又不特名耳矣。安在不可李、而铿不可耳乎？且《史记索隐》引商容以舌视老子，老子悟舌以虚存，齿以刚亡。商容，殷纣时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称老子也。《老子内传》云：武王时为柱下史。是周初已为史官也。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东涧”二字，是成王时或犹称彭祖也。幽王时三川震，伯阳甫曰：“周将亡。”唐固谓伯阳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谓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见于西周之末矣。《玉清经》云：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遂去。是又见于东周之初矣，又安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乎？然则合诸书以观，彭、聃一人，确有明证。此公直自陶唐时迄于周末，入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史记》所称百六十馀岁，或二百余岁，《神仙传》所称七百六十七岁、八百三十八年，及张守节所称历十二王、历三十一王，《论语》疏所云寿七百岁者，犹第各就所传而分记之，实未尝统计其年寿也。或又曰：唐荆川云：庄生以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归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论老子闻风于古之道术，又绝不及长生吐纳事，明其各自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术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为彭祖也，精意于养生治身，服水精，餐云母，《神仙传》述其言曰：“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近世道家修炼，实本于此。人徒以五千言中无此术，遂谓道家者流伪托于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为老子，则涵茹道德，淹贯典礼，犹龙之叹，且乎有儒者气象矣。不宁惟是，《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西域为浮屠，天神遗以好女，坚却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齐书。顾欢传》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乘日精入国王夫人净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兴焉。是又开佛氏法门矣。然则此公方且神奇变化，出没于三教之间，迭迁屡变而未有已也。曰：史传所载彭、聃各著延生之异，岂有一人而数生者？曰：吾正以其诞生而证之也。《风俗通》云：陆终娶鬼方氏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彭祖则左胁所出也。而《元妙内篇》记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顾欢传》所记净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贵剖生一事而记载者各系诸传首，遂分见若三降生耶？书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即尾生《庄子》：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战国策》：苏氏谓楚王曰：“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高诱注《淮南子》：尾生，鲁人。又苏代谓燕昭王曰：“尾生高，不过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盖尝守之信者，则尾生即微生高无疑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吴师道亦谓即《论语》微生高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史记》公山不狃本之《左传》。小司马注引邹氏曰：狃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是《论语》之公山弗扰即《左传》之公山不狃也。《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逐之。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已，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至其以费叛之岁，则在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先堕后阝，季孙将堕费，于是不狃及公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不狃及辄奔齐，遂堕费。此则不之狃以费叛也，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遂之，岂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记》徒以《论语》有“孔子欲往”之语，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读《论语》，童而习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复参考《左传》，其亦陋矣！王鏊《震泽长语》又谓：不狃以费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后辄劝吴伐鲁，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以见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为之说。子路之堕费，正欲张公室，而不狃即据城以抗，此尚可谓非叛鲁乎？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实未尝核对《左传》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庄子。盗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羿、非夏时人“羿善射，荡舟。”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说始于孔安国，而朱注因之。盖据《左传》浞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为相，浞乃取其国众，杀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浇及，使浇灭斟。后夏臣靡收二国之馀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遂灭浇与。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迹显然，而浇与声相近，浇亦被杀于少康，遂并以浇释也。按古来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吕览》：黄帝时大挠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黄帝时有羿也。许慎《说文》云：羿，帝喾射官。贾逵亦云：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喾时有羿也。《淮南子》：尧使羿诛凿齿，杀九婴，上射十日，下杀。其说虽荒幻，然必因尧时有善射名羿者而附会之，是尧时有羿也。而夏时亦有羿，则《左传》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即夏之羿也，使以为一人，则自黄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寿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传》曰：杀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杀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于桃。高诱注谓以桃作大杖击杀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为一人，岂有一人而数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宫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则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浇，《左传》并不言，孔氏特以声相近，遂据以释。按浇或音骁，或音聊，或音交，《集韵》虽有之音，以为寒浞子。王逸注《楚词》，亦引《论语》“浇荡舟”，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未可以为确也。而浇之荡舟，不见所出。《正义》云：孔注谓能陆地行舟者，以此文云“荡舟”，荡，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陆地推舟也。然则孔注以浇能荡舟，不过就《论语》本文，而别无所据依也。而陆德明《音义》于“丹朱傲”云：字又作，盖古字少，傲、通用。宋人吴斗南因悟即此荡舟之，与丹朱为两人也。盖禹之规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则既云“无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与为两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陆地行舟之明证也。曰：“朋淫于家”，则丹朱与二人同淫乐也。吴氏之说，真可谓铁板注脚矣。傲之不得其死，虽无可考，然傲与之音相同，既不比浇与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与荡舟尤为针孔相对，则南宫适所引“荡舟”，实指丹朱所与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断可识也。则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时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时两人。则即以为夏时之羿，亦无不可也。而为罔水行舟之傲，则确不可移矣。
按《天问》“覆舟斟”句，王逸注：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宁人则引《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谓《天问》所云“覆舟斟”者正指此。安国时竹书未出，故注为陆地行舟也，则浇之覆舟与之荡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衡》云：说者谓浴者，浴沂水也；风，干身也。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乎？盖浴乎沂，涉沂水也；风，歌也。咏而馈，馈祭也。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歌诗设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孔子与之善，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与风之事，本易启人疑。余另有说，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欤？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为岁二月，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龙见在三月，故牵强附合如此。惟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又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韩昌黎注《论语》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乃仍以为浴云。王棠谓：浴于温泉，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按此诸说，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至王棠疑为白日中身而浴，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如秦之骊山等处，何尝露浴也？○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太师挚等适齐，适楚，适蔡，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班书《礼乐志》云：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悦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且云齐、楚、蔡者，乃追记其地，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古今人表》列挚、干、缭等，师古亦以为纣时人。而董仲舒对策云：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并云《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则以挚、干、缭、缺等为殷末人，固非无稽矣。然《史记。礼书》言：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则又即指挚、干等。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又云“师挚之始”，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可知八人皆鲁乐官，而非殷人也。汉儒徒以《商本纪》有“纣时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之语，遂以此八人为殷末，误矣。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更属无据。至其远适之由，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皆识乐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尊卑之差也。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今鲁亦有四饭，则僭越已甚，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
○其父攘羊《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尊《孟子》《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亩之宅《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饣盍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若谓自庐饣盍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饣盍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饣盍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饣盍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余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倮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倮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犭，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卷五○《史记》一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雕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今按《吕览》十二月纪，非专述帝王之事，而《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又《卫世家。赞》云：予读世家言云云。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左、公、作《春秋传》，所以传《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书大传》，孔安国作《尚书传》，所以传《尚书》之义也。《大学》分经、传，《韩非子》亦分经、传，皆所以传经之意也。故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又汉世称《论语》、《孝经》并谓之传。汉武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东平王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赐翟方进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然则本纪、世家非迁所创，而列传则创自迁耳。叔皮乃以为皆迁创例，何耶？又迁书名《史记》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孔子世家》所谓“因史记作《春秋》”是也。
○《史记》二《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诸史皆因之。其实此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即称帝曰。古时虽朴略，而史笔谨严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谓此帝乃舜也。又《顾命》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即位后即称王，亦是此例。○《史记》三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其传孟子，虽与荀卿、邹忌等同列，然叙忌等尊宠处，即云：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又云：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并称，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史记》四《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题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书则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迁之优于固，岂特在文字间也！惟《史记》不立《楚怀王孙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而汉高之击项羽也，并为之发丧，则心固当时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因项梁败于定陶，即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即拜为上将军；因项羽残暴，即令汉高扶义而西；及汉高先入关，羽以强兵继至，亦居灭秦之功，使人报心，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自当专立一传。乃《史记》逸之，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故不复叙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协也。班史但改陈胜、项羽为列传，而怀王心亦遗之，终属疏漏。《后汉书》列更始诸传，《明史》列韩林儿、郭子兴诸传，较为周密矣。○《史记》五《史记。尧纪》全取《尧典》成篇，《舜纪》用《舜典》及《孟子》，《禹纪》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谓择其言尤雅者，故他书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事，《周本纪》不载，而于赵造父之御见之，亦见繁简得宜。然其中亦多有抵牾者。《舜纪》云：父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顽、母へ、象傲，皆欲杀舜。其文法不太复乎？尧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荐舜之后，而四岳之荐，则以其“克谐以孝，，不格奸”，是其时顽父、へ母、傲弟已皆底豫矣，岂复有使之完廪、浚井，谋杀其身、分其财、夺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书有此语，遂曲为附会，则仍未见其能择也。尧既亲睦九族矣，据《史记》所叙世次，则舜乃尧之族孙，尚在五服之内，乃并不收恤，而致其陶渔耕稼，所谓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圣德之子孙，而尧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荐。知人则哲之帝尧，何至若此耶？《左传》：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国语》：幕能帅颛顼者，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记。舜本纪》无之。又《左传》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注云：思，舜之后也。则舜之后在夏时有封于虞者。《左传》：舜置德于遂。注谓殷封舜后于遂，则舜之后在殷时有封于遂者。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则胡公满之父也。而《史记。陈世家》皆不载。又如契、稷，皆帝喾子也，契至纣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仅十五世。伊尹相汤，汤七传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此皆讹舛之显然者。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无体统，秦、汉以下始条贯有伦。信然！盖上古之事荒远难稽，史册所垂已残缺失次，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自多窒碍也。不特此也，刘累以扰龙事孔甲，语本荒幻，乃载之《夏本纪》。而夏时有穷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为寒浞所杀，浞二子浇、殪，一封于过，一封于戈，夏臣靡起兵灭浞而立少康，事见《左传》。此《夏本纪》所必当载者，乃反无一字，仅于《吴世家》伍子胥语中见之，而但云：有过氏灭帝相，少康奔于有虞，以一成一旅中兴复位。则又遗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传》羿篡位后，帝相尚依斟灌、斟，及寒浞杀羿，因羿室而生浇，浇已长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灭相。相之妻后缗方娠，逃归于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长，乃灭浇等。则自羿篡位至少康复国，凡数十年，而本纪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纪》：汤曰：“吾甚武。”乃自号曰武王。此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何以异？《周本纪》：武王伐纣，纣奔鹿台自燔。武王至其死处自射之，三发而后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此虽刘裕、朱温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为之乎？《甫刑》谓穆王享国百年，《史记》谓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传》：晋献公之子九人，《国语》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记。晋世家》则曰八人。鞍之战，《左传》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史记》则以为萧同侄子。皆不符合。赵武之母庄姬，《左传》注以为晋景公姐，而《史记》则以为成公姐。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杀赵同、赵括之事。若系成公姐，其时当已五六十岁，尚能生遗腹子乎？《吴世家》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处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长遂起兵相攻，《伍子胥传》亦言两女子争桑。而《楚世家》则曰吴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吴世家》则以卑梁属楚，《楚世家》则又以卑梁属吴。又《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下令国中，敢谏者死。伍举进曰：“有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诛数百人，进数百人，而国大治。《滑稽传》又以为齐威王即位荒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进曰：“国中有大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不蜚则已，蜚则冲天；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于是朝诸县令，赏一人，诛一人，而国大治。此又一手所著书，而以一事系之于两人者。《淳于髡传》末云：其后百馀年，楚有优孟。孟乃楚庄王时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馀年，反云孟在髡后百馀年。又子贡已列《孔子弟子传》矣，而《货殖传》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传》矣，而《滑稽传》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检者。盖史迁网罗旧闻，仅编辑成书，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疏误。观于景、武二纪及《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列传》、《三王世家》并《傅靳列传》，俱未卒业，元、成间，褚少孙始补成之，则《史记》本未为完书也。
○伯益、伯翳一人《史记》伯益佐禹，而《秦本纪》秦之先大业，娶妇华，生大费。大费佐禹平水土，辅舜驯鸟兽，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伯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后人皆以伯翳、伯益为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则《尚书》载之，当与稷、契、皋陶同列，乃《尚书》所载有伯益，无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与《史记》所云驯鸟兽者适相吻合。则《史记》平水土驯鸟兽之柏翳，即《尚书》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惟《史记》之大费不于《尚书》。胡应麟据《汲冢书》有费侯、伯益之语，则大费乃伯益之封国。《史记》既云大费即柏翳，而伯益实封于费，可见柏翳即伯益也。又按《国语》：嬴，伯翳之后也。韦昭注：即伯益也。《汉书。地理志》又曰：秦之先为伯益，佐禹治水，为舜虞官。则伯翳、伯益之为一人，尤明白可证。盖翳与益声相近之讹也。《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ㄨ岂攵。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乎？又以益为高阳之子，则夏启时应二百馀岁，禹又何从荐之？是仁山亦以翳、益为一人也。
○赵氏孤之妄《春秋》：鲁成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谓：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赵同、赵括放诸齐，庄姬以婴之亡，故谮同、括于晋景公，曰将为乱，公乃杀之。武（赵武也，庄姬子）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传》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国语》：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昔先主少罹于难，从姬氏畜于公宫。”智伯谏智襄子亦曰：“赵有孟姬之谗。”又韩献子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括，并无所谓屠岸贾也。里克杀夷齐、卓子时，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见此，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即《史记。晋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言赵衰、赵盾之功，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复与之邑。是亦尚与《左传》、《国语》相合，无所谓屠岸贾也。乃于《赵世家》忽云：屠岸贾为景公司寇，将诛赵氏，先告韩厥。厥不肯，而阴使赵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氏。”贾果杀朔及同、括、婴齐。朔之妻，成公姐，有遗腹，走匿公宫。后免身，贾闻公，又索于宫中。朔妻置儿裤内，不啼，乃得矣。朔之客程婴、之孙杵臼恐贾复索，杵臼乃取他儿，伪为赵氏孤，匿山中，使婴出，率贾之兵入山杀之，并及杵臼。而婴实匿赵氏真孤。十五年，韩厥言于景公，立之为赵氏后，即武也。武与婴乃杀贾，亦灭其族。而婴亦自杀，以报杵臼于地下。按《春秋》经文及《左》、《国》俱但云晋杀赵同、赵括，未尝有赵朔也。其时朔已死，故其妻通于婴，而同、括逐婴。《史记》谓朔与同、括、婴齐同日被杀，已属互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则被难时已有武，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而《史记》谓是遗腹子，又异。以理推之，晋景公并未失国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宫生子，贾何人，辄敢向宫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时尚有栾武子、知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区区一屠岸贾，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即《史记》之说，武为庄姬所生，则武乃赵氏嫡子也。而《晋世家》又以为庶子。《晋世家》：景公十七年，杀同、括，仍复赵武邑。晋《年表》于景十七年亦言复赵武田邑。而《赵世家》又谓十五年后，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史记》及《孔子家语》俱云宰予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则宰予盖尝助逆者。及阅《吕氏春秋》，与《左传》相印证，乃知非宰予事，而传闻之误谬也。《吕氏。慎势篇》云：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谓公曰：“陈常与宰予甚相憎，若相攻则危上矣，愿君去其一人也。”简公弗听。未几陈常果攻宰予，即简公于庙。简公叹曰：“吾不用鞅之言，至于此。”亦见《淮南子。人间篇》。而《左传》：哀十四年，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归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诸御鞅谓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杜注：阚止字也）逢陈逆杀人，遂执之。陈氏使逆伪病，而遗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杀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宫，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闭子我于门外。公执戈将击陈氏，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子我归，属徒攻闱，不克，乃出奔，陈氏追而杀诸郭。陈桓（即田常）遂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二书所载同一事也，而一以为阚止，一以为宰，则以阚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吕氏遂误以此事属之宰予。而《史记》及《家语》并不知其详，又以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夷族。辗转传讹，正如钟盘烛之递误，竟使名贤横被诬蔑，成千古之冤狱。由此以观，则《韩非子》所云宓子贱不斗而死于人手，《韩诗外传》所云柳下惠杀身以成信，皆战国以后误传之词，非实事也。
按田常杀子我一事，《史记》于《齐世家》则全田《左传》原文，应亦知子我之即阚止矣。而于《田齐世家》则又以阚止为监止，以子我为监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是史迁既误阚止、监止为两人，又误阚止、监止、子我为三人，宜乎以子我为宰予也。然即以子我为宰予，则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杀，非党于常也。乃《宰予传》何以又云与田常作乱？益可知《史记》追叙战国以前之事，牾舛谬，多不可信矣。（又按《史记》李斯上书二世，言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东坡志林》引之，以证《弟子传》宰予与田常作乱之误，谓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引子不远，所引宜得其实云。此亦但明宰予之非党于田常，而不知宰予本无被杀之事也。）
○齐王伐燕之误齐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此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王，遂致后人纷纷之疑。按《国策》“韩、齐为与国”篇：燕哙以国与子之，国中大乱，适秦、魏伐韩，田臣思曰：“秦伐韩则楚、赵必救，而齐可以乘燕之乱，是天以燕赐我也。”齐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此篇所言齐王，尚未确指宣王，而“燕王哙即立”篇则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可疑也。《史记》所以系之王者，则以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乐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想齐伐燕与燕破齐之事相距不甚远，而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王。不知此亦在《国策》，特史迁未详考耳。《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篇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去本有三十馀年，则破燕者宣王，而为燕所破者王，《国策》原自明白。盖宣王破齐之后，不久即卒，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岁，正与齐昭二十八年数约略相符。史迁漫不加考，故于《燕世家》则云：子之之乱，孟子谓王曰：“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兵伐之。而《田齐世家》则宣、两王俱不载伐燕之事，忽于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一段，可见史迁并未细核年岁，遂难于叙次，强以系之王，而不知《国策》之文原自与《孟子》相合也。况将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时已将兵伐秦，若如《史记》所云，则历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且历宦八九十年乎？有是理乎？（《通鉴》以《史记》所载与《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谓伐燕系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仅十九年，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后二年，则燕畔仍在王时，与《孟子》所记宣王惭于孟子之语不合。故顾宁人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此说更属武断。古国君在位之年，岂后人可凭空增损？总由于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一语，遂有此纷纷也。以此一语为据，则《孟子》所记宣王伐燕正是实事，而《史记》移为王之误自不待言，并无俟诸家之强移年岁矣。）
○楚、汉五诸侯《汉高纪》：帝初定三秦，出关，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应劭注：五诸侯，雍、翟、塞、殷、韩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颜师古则谓诸说皆非，是年十月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又虏殷王，则五诸侯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其时雍王章邯尚被围于废丘，必不在五诸侯之数也。吴仁杰又谓，是时诸侯降汉者凡七：河南王申阳降，殷王司马被掳，皆以其他为郡；韩王郑昌降，以其国封韩王信；张耳脱身归汉，初无兵从，皆不得与五诸侯之数。惟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汉后即以兵从。而《魏豹传》：汉定三秦，豹即以兵属汉，从击楚于彭城；《韩王信传》：信击降郑昌，遂封信为韩王，亦以兵从。陈余虽不亲至，而汉遗以伪张耳头，即遣兵从击楚。是五诸侯者，乃塞、翟、韩、魏及陈余所遣兵也。颜、吴二说相较，吴说似更为有据。然塞王欣、翟王翳既降后，即以其地置陇西、北地等郡，与申阳、郑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则不得尚谓之诸侯也。且彭城败后，二王即走降楚，则其在汉军中并未必将兵。而《淮阴侯传》云：汉定三秦，出关，收魏、河南、韩（即郑昌）、殷（即司马）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彭城。五诸侯内又有齐、赵矣。然则汉所劫五诸侯，乃魏、河南、韩、齐、赵也。至《项羽赞》云：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吴仁杰亦未见分晰。按羽本纪，救赵时但云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而不言何国，惟《陈余传》谓是时燕、齐、楚皆救赵，羽既破秦兵，自必并此诸军皆将之，然仅燕、齐及赵三国耳。若灭秦后，所封诸侯凡十八九人，则又不止五诸侯。盖羽所将五诸侯，当以六国后已立为王者为断。当羽救赵引兵西入秦时，韩王成未从，其从入关者，魏王豹亲自引兵，燕王韩广遣其将藏荼，赵王歇遣其相张耳，齐亦有将田都，此四国在五诸侯数内无疑。其一则别有齐王建之孙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羽，封为济北王，此乃田齐之嫡孙，当亦在五诸侯之列也。然则是时田荣虽背楚，而羽所将五诸侯，齐实有其二也。
○三户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苏林曰：但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栋及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击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殊太泥矣。曰“虽三户”，以见其人之少，犹将报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户，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又按《左传》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界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此又另一地也。
○广武楚、汉之时。地有两广武。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此广武在荥阳，孟康曰：荥阳筑西城相对，名曰广武，在敖仓西，三宝山上是也。韩王信惧诛，逃入匈奴，与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又《娄敬传》：上以敬言匈奴不可击，以为妄言阻军，乃械系敬至广武。此广武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后汉书》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杜茂传》：诏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此晋阳之广武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索隐》曰：高祖大度，既酤饮，则雠其数倍价也。按雠仇与售同，卖物受直也，武负、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饮，则人竞买之，其获利较倍于常也。宣帝少时从民间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正与此相类。盖《高祖本纪》自泽陂遇神至芒砀云气，皆记高祖微时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隐》乃谓酤饮而偿厚价，则下文“折券”句又何说也？又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索隐》曰：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此盖本徐广《音义》。《史记》：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猎还。《音义》云：黎，比也，将明之时也。按黎，黑也，黎明犹《书》所云“昧爽”，《诗》所云“昧旦”耳。《楚汉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衔杖，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夫曰鸡未鸣，正将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隐》必援徐广说训为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诸侯子弟若肺腑。《索隐》曰：［A081］可，木札也；付，木皮也。喻人主疏末之亲，如札出于木、皮附于树也。据此，则肺腑之义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独断》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传》“得为肺腑”，《索隐》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则又与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转肺为［A081］，转腑为付，释之以木札树皮，反失之穿凿矣。
○《汉书》《史记》通记古今人物，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为纪，冠于本朝帝王之上，究属非体，陈涉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亦难列为世家。班书陈、项俱改为列传，诚万世不易之体例。又《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御极七年，竟不书。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然《春秋》于鲁昭公之出奔，犹每岁书“公在乾侯”，岂有嗣主在位，又未加庐陵王之遭废，而竟删削不载者！班书补之，义例精矣。《史记》鸿门宴樊哙入卫沛公一事，叙在《项羽纪》，而哙本传转稍略。班书则详于哙传，而羽传从略。以哙之功，宜叙哙传，且省两处复叙也。齐悼惠王肥入朝，吕后以鸩酒令其为寿，将毒之，孝惠欲与俱起为寿，吕后恐，乃自起反卮。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诉之吕后，遂召王饿死。此二事《史记》皆详叙《吕后本纪》，欲以著吕后之忍，班书则各叙于齐、赵本传，亦较为得法。盖著作之事，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然固亦有疏漏者。《项籍传》：田荣怨楚，乃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也。是彭越之印，荣所予也。而《彭越传》则曰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则又以为汉予之印矣。《项籍传》：项梁使使趣田荣发兵，共击章邯。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我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乃不忍杀。则项梁之言也。而《田儋传》乃载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来归，杀之不谊。”则又属怀王之言矣。齐哀王起兵诛诸吕，使祝午绐琅牙王泽至齐，而阴令午发其国兵将之。泽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愿先入长安，与诸大臣议立齐王为帝，齐王乃资送之至长安。是起兵始于齐哀王，泽为所欺，始设计入长安也。《泽传》又云：太后崩，泽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而西，至梁，闻灌婴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驱至长安，则又似起兵由泽始事矣。《吴王濞传》：七国反，周亚夫至雒阳，问计于邓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吴，但轻兵绝其粮道，使吴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亚夫未从其策。是以梁委吴之计，亚夫至雒阳后遇邓都尉始定也。而《亚夫传》则谓，亚夫初受命，即请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是此策亚夫出长安早定于胸中，不待至雒问邓都尉矣。按吴、楚尽锐攻梁、梁求救亚夫，亚夫不往。梁上书言天子，天子诏亚夫往救，亚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诏旨乎？则以梁委吴之计，当是亚夫早定，而《吴王濞传》所云问计于邓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纪》：元光元年策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之初，并不与公孙弘同时。本纪所云亦误。《平当传》云：汉兴，韦平、平父子至宰相。按绛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条侯亚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陈皇后废，以百金奉司马相如，相如为后作《长门赋》以悟帝，后复得幸。此事宜载之《陈皇后传》，而竟不书。钩弋夫人被遗送狱，夫人叩头，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见帝惩吕后之祸，刚决如此，宜载之《钩弋夫人传》；亦竟不书，但云有过谴死。《史记。酷吏传》赵禹、张汤、义纵同传，故《汤传》末书“禹免官后十馀年卒于家”，见禹之用法尚平也，《纵传》末书“后一岁张汤亦死”，见汤与纵之酷相似也。《汉书》既从张汤另入列传，不在酷吏内矣，乃《纵传》未仍云“后一岁张汤亦死”。有何来历照应耶？又《史记》不专记汉事，故古今人物３胪列不遗，班氏既作《汉书》，则所记皆汉事也，乃班昭续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当。张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文伯之母，达于典礼，乃在第四。田单以孤城复全齐，鲁连之忽于荣利，蔺子之伸威于秦，退让廉颇，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诗，乃反在第三。其馀纷错，更不可胜数。《货殖传》范蠡、子贡、白圭皆非汉人也，乃亦仍《史记》之旧，一并列之，安所为《汉书》耶？此实班书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附于卷末，固是。但其体例仍似本纪叙事。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至于编年纪月，宜为《元后本纪》，此亦创论。然元后没后，莽尚未败，则宜何书？衡又以为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为更始作本纪者，此却谬论。愚谓是时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为是，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年月略无空缺，更不烦防《史记》秦楚之际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创此论，自以为得作史之法，及阅《文心雕龙》，有云：子宏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安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则谓《王莽传》宜改作《孺子婴纪》，实有先获我心者。惟孝惠后当立《子宏本纪》之说，则不达于理。子宏既非刘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纪伪主耶！）
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记》为《汉书》，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续成其业，为人所告，诬以私改国史。明帝取其书，阅而善之，乃使固终成前所著。是《汉书》已属官书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诏其妹昭续之，又令马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续《汉书》不特班昭，又有马续矣。至其体例删去世家而存纪、传，陈胜、项籍俱入列传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为也。见彪本传。
○汉高祖有后母《汉书。高祖纪》：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如淳曰：《王陵传》楚取太上皇及吕后为质，不见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晋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记》高祖十年春夏无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栎阳（即万年邑），则《汉书》“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无疑。荀悦《汉纪》则五月无“后”字，七月无“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万年”耳，此尤明白，可见高祖无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后母也。按《史记。项羽本纪》：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及鸿沟之约，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然果无母，则何必曰父母乎？陆机作《汉高祖功臣颂》亦云：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谓侯公说羽，乃以其父母归也。又《楚元王交传》：交，高祖同父弟也。师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异母弟也。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为质于楚军时，必与太公同在军中，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盖即此后母也。《史记》于《王陵传》但言太上皇及吕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书馀人。于《项羽传》书取汉王父母妻子者，统而言之，以纪其实也。（又《史记》、《汉书》俱不载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后汉书》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庙，遣使祠太上皇。注：高祖父也，名，一名执嘉。又司马贞《史记索隐》谓高祖母温氏，此即昭灵夫人也。）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史记。赵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邯郸，赵都也，都既失，则君托迹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书其奔陨、奔随。齐王之失临淄也，书其奔卫、奔鲁、奔莒。今两年之内不书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汉书》：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谓是景帝母窦太后耶，则崩于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时也；谓是景帝废后薄氏耶，则不当云太后，且废后死不书也。则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亦”字衍文。《刘向传》“上欲用向，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上“不”字亦衍文也。
○《汉书》古本《汉书》尚有古本，今所传非其旧也。《南史。刘之遴传》：梁鄱阳王范得班固《汉书》真本，献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与令本异者数十处。其大略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之年月日。又按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后。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英、彭、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阳毅毅，伏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今本无此卷云。按《萧琛传》，此古本《汉书》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曰：“三辅耆者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文字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则此古本《汉书》本琛得之于北僧，以饷鄱阳王，王又转献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盖即梁代所行，与今刻不异。至其改古本为今本，不知起于何时，盖即其妹续成时所重为编次耳。宋景文校刻时，其所校旧本内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与今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
○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韩信传》：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师古曰：直带一剑，更无余资。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遂从而为之说耳。按许氏《说文》：杖，持也。然则《信传》之杖剑，与《张耳传》之杖马，《苏武传》之杖节牧羊，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又《赵充国传》：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斩先零诸豪三十馀人，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所谓恐怒无所信乡者，诸羌以安国肆威，皆恐惧愤怒无所信从归向，遂激而成旅拒之变耳。《王莽传》：五威将师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正与此相类。师古注乃谓：诸羌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向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萧望之传》：萧育为茂陵令，会课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及罢出，传召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此乃萧育自负之词，不能承顺上官，诣曹琐琐，犹孔文举谓曹操曰：“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去。”韦孝宽谓祖曰：“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语气正相类耳。师古注乃谓：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须召我诣曹乎？觉转失语气矣。男子之称固有作无位之人之称者，如《后汉书。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晋书。忠义传》吴兴男子沈劲，然不可概论也。又《赵禹传》禹为人廉倨，公卿相造请，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此不过谓公卿有来谒者，禹终不往答也。师古注乃曰：以此意告报公卿。是竟以“报谢”二字属下句，谓禹自明此意于公卿间矣，不亦太迂远乎！又《路温舒传》：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张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李光。此即举温舒为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经通灾异得幸（见《孝寻传》），后为司隶，尝奏赵昭仪贼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凤时已六十馀年，亦不闻其为廷尉也。张氏之解亦误。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新唐书》：颜游秦，乃师古之叔，尝撰《汉书决疑》，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许观因追论之，谓游春（许观谓游春）所作《决疑》十二卷，时称大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尽取其义。是师古注，实游春注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书也。《北史》：萧该撰《汉书音义》，又有包恺，亦精《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新唐书。姚班传》：班祖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往往窃其文为己说，班乃著《绍训》以发明之。是唐以前注《汉书》者已多，并不止游秦也。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俱精《汉书》，时号大秦君、小秦君，学《汉书》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此又师古同时之精《汉书》者也。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十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马日、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纪》，吴武陵太守谢承作《后汉书》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作《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尚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先贤传》等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如郑康成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亦深于经学，乃不入《儒林传》。兴、逵仕于朝，有事迹可纪，入之列传犹可也，康成屡征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可乎？卓茂、鲁恭、郭、张堪、廉范，皆以吏绩著，而不入之《循吏传》。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然班书《循吏传》黄霸不尝为丞相乎？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刚正嫉恶，不避权势，自当与李固、杜乔等同传，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传》矣、孔休、刘宣诸人避莽不仕，蜚Т终身，何以不列入，而仅附于《卓茂传》之末乎？既有《方术传》矣，而《杨厚传》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为更始元年，又明年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误也。《虞诩传》：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诩劾奏，反为所诬，下狱拷掠。宦者孙程、张贤知诩无罪，乃奏白其冤。时防在帝后，程即叱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则程乃宦寺之贤者，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程既另有传，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乃反详于《诩传》乎？《徐犀稚传》：陈蕃为豫章守，请犀署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传》则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ギ高士，前后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则悬之。而叙蕃守豫章时，略不及徐犀事，何也？又《陈蕃传》：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则此乃刘质事也。而《王允传》云：允为郡吏，晋阳赵津放恣，为一郡患，允讨捕杀之。则又作王允事矣。盖是时质为郡守，允为郡吏，共成此事，而传不晰言之，竟似两事矣。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
○《后汉书》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作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成之，见《唐书。章怀太子传》。按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
●卷六○《三国志》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魏武纪》：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人，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于禁传》同），仪及其众皆降。是刘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略许下。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费传》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俱作郭修（孙盛《魏氏春秋》亦作修）。《关壮缪传》：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俱作士仁（杨戏《季汉辅臣赞》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魏武纪》：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遗张熹救合肥，权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引军还。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而《孙权传》：是岁命周瑜、程普与刘备俱进，遇曹公于赤壁，大破曹军。曹公遂北，还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曹公遣张熹来救，权退。则又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矣。历考诸将传，先赤壁后合肥是，《吴志》为是。乃寿一手所撰，何以舛误若此！《吕蒙传》：权与蒙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操必来争。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间，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是时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诸袁，未暇东顾”之语？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见《汉书》。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传》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又于魏、晋事多所回护。高贵乡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虽寿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然犹曰为本朝讳也，若魏郭后之死，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令被发覆面以殡，如甄后故事。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收伏后，后匿复壁中，歆发壁牵后出弑之。此皆魏朝旧事，亦复何所忌讳，乃于《郭后传》但云“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绝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亦无一语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必待后人之追注，则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其进书表云：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宋书》并记文帝阅其书曰：“此可为不朽矣。”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
○《晋书》舛讹《旧唐书》云：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乃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孤德、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参考诸家成之。其体例则多德所定。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曰“御撰”，当时号为详洽。李淳风深明象纬，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体所短也。今更取其书按之，尚多有舛错者。《怀帝纪》：永嘉五年，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而《东海王越传》：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两处不同，必有一误也。又《安帝纪》：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云：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纪、志所书，互相违错，今以《宋书。武帝纪》并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之，则穆之先卒，高祖后还，继受宋公九锡之命，及龄石被虏之岁月，与《安纪》无不吻合，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云：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鸣。十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峤传》：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而《庾岂攵传》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盖因和峤、温峤二名相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岂攵传》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峤佐府正当此时也。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何从见叹之耶？惟时温峤官品甚卑，岂攵知其材堪大任，故为之延誉耳。则此语当属之温峤。而《和峤传》所云当从芟柞（《晋书》之误，本于《世说》）。《卞壶传》：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父将死，母求去，父许之，遂终丧而还前夫家。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乃称为后妻，措词殊混。又《王坦之传》：简文帝崩，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持诏入，于帝前毁之。《王彪之传》又云：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彪之具封还内，事遂止。按坦之既毁诏于前，何以又有降诏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系之两人耳，亦《晋书》之失检者。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宋、齐二书，但记本国，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其他虽兴灭崩立亦不书。即与本国交涉之事，于魏则书索虏，于魏主则书虏伪主，或书虏帅拓跋某。而《宋书》列传后并立《索虏传》，与鲜卑、吐谷浑同。《齐书》列传后亦立《魏虏传》，与芮芮、氏、羌同。此宋、齐二书体例也。《魏书》则详记本国，而邻国大事亦附书。然于东晋诸帝已斥其名，于宋、齐、梁诸帝则书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宝炬，曰黑獭。列传后亦立岛夷刘萧诸传，与匈奴刘聪、铁弗刘虎等同。此《魏书》体例也。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于魏、齐、周诸帝皆称谥号。然《梁书》亦但详本国，而于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诸帝之崩立，及大通三年尔朱荣之弑胡太后，立庄帝，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又为其党所弑等事，一概不书。《陈书》则兼记萧一国，如天嘉三年梁王萧死，子岿代立，则书，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齐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书。此又梁、陈二书体例也。此齐、后周二书，则不惟兼记邻国大事，并书邻国之君曰某帝。如《周书》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子澄嗣，是为文襄帝；武成元年书陈武帝薨，兄子立，是为文帝之类。《齐书》天保七年书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八年书陈霸先弑其主自立，是为陈武帝之类。此又周、齐二书体例也。南、北二史则更为周密。《南史》不惟兼书魏事，凡燕、凉等国兴废亦书。如宋永初年元年是岁西凉亡，景平元年书是岁魏明元帝崩之类是也。又兼记邻国年号，使阅史者一览了然。如宋元嘉二年书是岁魏神元年之类是也。《北史》亦兼记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晋恭帝禅位于宋之类。至于《高齐纪》则兼书南朝，而并及后周之事。如天保七年书魏恭帝逊位于周，八年书梁主逊位于陈之类。《周纪》亦兼书南朝，而并及北齐之事。如明帝元年书梁敬帝逊位于陈，武成元年齐文宣帝殂之类。他如燕、凉等国之兴灭，亦一一附书。此又《南、北史》体例也。至各史所书帝号，又有不同者。宋、齐、魏三史于本国之帝皆书庙号，如太祖、高祖、世祖之类；而邻国则斥其名。梁、陈、周、齐诸史，则于本国书庙号，于邻国书谥号。《南、北史》则本国邻国皆书谥号。此又各史书帝号之体例也。各史书法又有窒碍者。《史记》汉高祖微时称刘季，乃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即位乃称帝。此本于《尚书。舜典》及《康王之诰》，最为古法。《齐书》则自萧道成微时以至为帝皆称太祖，《梁书》自萧衍微时以至为帝亦皆称高祖，殊无分别。《宋书》于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即书齐王，如升明二年给太傅齐王三望车，三年加太傅齐王羽葆鼓吹，而下乃书诏太傅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齐书》于萧衍未封王以前亦即书梁王，如中兴二年诏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公，则更书王在前，封公在后，书法混淆，莫此为甚。《梁书》于陈霸先未封时，皆书其官号，为司空则书司空陈霸先，为丞相则书丞相陈霸先，此较为合法。《北齐书》书法亦有失之者。魏庄帝时，孝武及文帝尚为王，不应即称其追帝号，乃《高隆之传》云：太昌初，隆之为骠骑将军，与西魏文帝饮酒忿争，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被废矣。孝静帝时，高欢、高澄皆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于欢已书神武，于澄已书文襄，则似东魏同朝有两帝矣。西魏时宇文泰亦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亦书周文帝。如河阴之战，书西魏帝与周文并来赴救，则亦似西魏同朝有两帝矣。《周书》亦然。此皆书法之失检者也。《北史》于《魏纪》书渤海王高欢、安定公宇文泰，较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书邻国大事，固属周密，然亦略无分别。凡本国之事及邻国交兵通使与本国相涉者，自应按其月日依次而书。若邻国兴灭崩立之类，于本国无涉者，则第于一年之末附书是岁某国某事，所以别内外也。乃《南、北史》以邻国之事亦与本国之事一例，顺叙于每月每日之下，殊无界限矣。此例惟《魏书》最为得法，周、齐二书亦与《南、北史》同。（按齐、梁书自微时至为帝皆称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汉书。高祖本纪》亦是如此。）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宋书》书北魏为索虏，书魏主为伪主，为虏帅，说已见前。其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亦多回护，如檀道济之奔退，则书道济引军还；魏主之自瓜步还，则曰索虏退走；其过盱眙，则曰索虏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使遣使来聘，则云索虏遣使请和；泰始三年魏人来聘，则曰索虏使献方物是也（元徽三年魏人来聘，则又书北国使至，赵伦之、王懿等传又称魏太武为魏主，体例亦不划一）。《齐书》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是也。而于魏人来聘及遣聘魏之事，则并不书。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见《南史》），一概削之。《梁书》则不复称索虏，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皆书曰魏。然于南、北交兵处，遇胜则书，败则不书。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从弟率众来降，将军刘思效破魏军于肥水，张惠绍克魏宿预城，韦睿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纪一一书之。而是年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奔归（事见《南史》），则不书。明年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则大书特书。其后大同中南北通好，但书魏人来聘，而梁遣使报聘则不书。如大同三年书魏遣使来聘，而不书遣张皋报聘。大同四年遣刘孝标报聘，五年遣柳豹报聘，六年遣陆晏子报聘，俱一概不书（诸报聘者俱见《南史》）。盖当时国史所记，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旧文，不复改订也。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旧唐书》：令孤德谓高祖曰：“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齐犹有文籍，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宜及今耳目犹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诏萧、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孤德、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齐史，窦、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等受诏，历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又诏令孤德、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与房玄龄总监诸史。众议以《魏书》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复修。德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而徵与德又总知梁、陈、齐各史，隋史序论皆徵年所，梁、陈、齐书徵又各为总论。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寿自序云：贞观十七年，褚遂良以《隋书》十志未就，奏延寿佐修。其时梁、陈、周、齐、隋正史虽已成书，以十志未就，尚未颁行。而延寿《南、北史》已讫事，遂先表上，则隋志之成，又在延寿进呈《南、北史》之后。按《旧唐书》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宋书》书法《宋书》于武帝之即位也，先书晋恭帝禅位诏书、策书、玺书，下乃云王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群臣咸上表劝进，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行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明年八月，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监护，葬以晋礼。是武帝之于晋帝，可谓有终始矣。按恭帝之禅，有司撰诏，草成呈帝，帝即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禅位虽迫于不得已，尚是恭帝所愿。至逊位后，居秣陵宫，尝惧见害，与褚后共处一室，自煮食于床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视后，后出别室相见，兵乃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遂以被掩杀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纪绝不书一字，使后人不阅褚淡之等传，谁复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亻幸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殂，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书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若不参阅劭及徐湛之、江湛等传，亦竟似考终寝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前废帝纪》书太尉沈庆之薨，是时废帝凶暴，欲诛何迈，虑庆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赍药赐庆之死，今但曰薨，亦与考终者何异耶？（《南史》书杀太尉沈庆之。）又《孝武纪》书泰始七年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按休仁地处亲贤，孝武病剧，为身后虑，故召使宿尚书省，遣人赍药赐死。《休仁传》既详之，本纪何得云有罪自杀耶？（《南史》书鸩建安王休仁。）升明中，袁粲、王宜兴、黄回皆以谋诛萧道成被杀。《宋书》则书袁粲据石头反，伏诛；王宜兴、黄回亦皆书有罪伏诛。所谓谋反者，反刘氏耶？反萧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则云：袁粲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黄回贰于执政，赐死。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然此犹曰讳其名于纪，而著其实于传，可彼此错见也。顺帝之禅于萧道成也，是日帝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之。帝既出，宫人行哭。帝居于丹徒宫，齐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监者杀帝，而以疾讣。齐人德之，赏以封邑。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事见《南史》。而《宋书》则但云：帝逊位于东邸，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建元元年五月，殂于丹阳宫。竟似授受得其正，绝无一毫逆迹。本纪如此，又无别传错见其事，若非《南史》记载，千载下谁复知顺帝之被篡被弑之惨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时尚存，闻义嘉难作（晋安王子勋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如礼。事亦见《南史》，自是当日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但叙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无一字，亦不错见于他传，可见《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按沈约尝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齐易代之际，自不敢直笔。即单纪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约尝疑〔拟〕立《袁粲传》，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帝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事见《齐书。王智深传》。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又殷淑仪本南郡王义宣女（孝武从姊妹），义宣败，孝武密娶之，宠冠后宫，及卒，命谢庄为诔，使巫者召见其形于帷中，及将执手，奄然而逝（事见《南史》）《宋书》并不立传，盖亦为孝武帝讳之意。然何迈尚新蔡公主，为废帝纳于后宫，诡言薨逝，杀一婢送还迈家。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始兴王（文帝子）出入宫掖，与公主乱。倩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文帝遂诏离婚，杀主所生母蒋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仪例，亦应讳而不书，乃又详新蔡于《何皇后传》，详海盐于《赵伦之传》，何也？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宋书》叙事有易混者。如《刘穆之传》：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索一军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从平京邑。则破桓玄兵后，从入建邺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别？《南史》先叙克京城，次叙入建邺，较为清晰。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晋恭帝女，则但云晋恭帝女可矣，乃《后传》先云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司马氏为帝已百馀年，尚必系其族望耶？王僧绰乃昙首之子，昙首既有传，则僧绰但云昙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亦岂不赘耶？何偃乃何尚之子也，偃既编在十九卷，尚之反编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庆之之从子也，劭之在三十四卷，庆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张劭子畅及从子敷，一家而分系于三卷。檀道济、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谢晦、谢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则为一人立传，而其家之兄弟子孙悉附焉。宋子京《新唐书》遂仿此例也。
○《宋书》繁简失当处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原有载其全文者。如贾谊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关政治，即有关道学。至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故存一二以见一斑，其他则不概录也。《宋书》则凡有文字，无不收入。如《王弘传》载其建屯田一议，弹谢灵运一疏，辞官一表，引咎逊位一表，乞解州录一表，并文帝答诏一道，又辞官一表，缕缕几三千字。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既全载原议，又兼载王淮之一议，何尚之一议，弘再折中一议，又共二千余字。《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一表，答诏一道，再辞一表，文帝数罪一诏，共三千余字。《傅亮传》载《演慎》一篇，《感物赋》一篇，共三千余字。《王微传》载其与江湛一书，与王僧绰一书，与何偃一书，答王僧谦一书，共四五千字。《郑鲜之传》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举谢绚自代一书，弹刘毅一疏，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谏伐赫连一疏，共三千余字。《裴松之传》载其请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诏，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安边论》共三千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万余字。《顾恺之传》载其《定命论》一篇，三千余字。鲜之所议及承天《安边论》，犹曰有关时事也，灵运之载赋，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关系，而连篇累牍如此，不徒费笔墨乎？《谢晦传》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载其谕台一檄，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惮辞费乎？既如此纤悉必载矣，王弘当国，将加荣爵于人，必先谴责，若美相盼接，必无所谐。人或问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抚劳，便是与人主分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又不微假颜色，即成怨府。”此乃弘相业之大者（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不载，何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此中另有转关。《南史》云帝欲道济领兵，王华以为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今抚而使之，必将无虑。”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应是当日情事。乃《宋书》反不叙及，但云帝讨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道济至，晦兵不战而溃。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忽又举兵讨晦，阅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无取乎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未尝非良史也。《宋书》则芜词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宪悉力拒守，矢石无时不交，城中负户而汲，杀贼尸与城平。贼籍而上，又以短兵拒击，凡四十余日，乃退。又参军刘泰之，以千余骑袭魏师，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及败，不屈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东阳，拒魏师，濒危者数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军攻围凡二百日，将士眼生疮，体皆干燥，被疮者不复出血。檀道济等不敢救，乃陷于敌，终不屈，后死于魏。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传？乃宪仅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仅附见于《索虏传》，何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宋书》即无《文苑传》，何不立于列传？乃亦仅于《临川王义庆传》内附见之。即附于《义庆传》矣，又全载其《河清颂》一篇，累幅不尽，不几喧客夺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宠，自元皇后薨后，六宫无主，潘总摄内政。其子恃宠怙恶，帝将赐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此岂得不载？而《宋书》并无《潘淑妃传》，尤见疏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门，徒滋荒诞。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胪列不遗，更谬悠矣。
●卷七○《齐书》书法《齐书》于宋、齐嬗代之际，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固辞，宋王公以下固请，高帝乃许。既即位，封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是年五月，汝阴王殂，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晋故事，略无篡夺之迹。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约《宋书》为成式也。然于顺帝逊位时，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见顺帝之禅，皆齐之所为，而顺帝初不知者，此尚存微意也。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则更为直笔。盖子显本齐宗室，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固不无隐恨焉，故特书以著其恶，非刻也。至齐和帝之禅梁，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禅位于梁王，夏四月禅诏至，皇太后逊于外宫。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按《南史》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沈约以魏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为对，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从子，岂可乱其序乎？
○《齐书》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盖亦仿《宋书》之例。《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答表一诏，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诏，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萧子显即豫章王之子，为其父作传，故特多表扬）。《王俭传》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请解领选一表，再求解选一表，共二千余字。《王僧虔传》载其请正声乐一疏，请除狱中汤杀人一疏，又檀乞官一书，僧虔答一书，又乞一书，共三千余字。《萧颖胄传》载其起兵时檄文一道，共二千余字。《竟陵王子良传》载其谏遣台使征租一疏，请赦逋、省刑、息役、谏射雉等疏，共三千余字。《崔祖思传》载其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多有关时事，然何妨节存之，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又《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齐高答攸之一书。《王敬则传》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苏侃传》忽载齐高《塞客行》一首，更觉无甚关涉，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及其叙事，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皆令典签杀之。签帅之权重若此，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南史》于《巴陵王子伦传》述之甚详，而《齐书》略无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办棺材数十具，期三更尽杀之。上暂卧，会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未赐诸王命耶？”及见子恪，顾问流涕，乃皆赦诸王得不杀。《南史》因此特立《子恪传》以载其事，而《齐书》子恪无传，仅附于《豫章王嶷传》数语。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
○《齐书》立传太少《齐书》立传亦太少，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谓人曰：“我一子当得官。”人问其故，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即为孝子。”盖谓杀贼则有功封，被贼杀则有恤荫也。后守城，果与魏军战，被斩，其尸犹据鞍奔还。此岂得无传，乃仅于《周盘龙传》内附见之。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当明帝贼杀诸王时，僧慧欲起义向阙，曰：“此州虽小，孝武尝因之。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谁能对之！”了懋犹豫，兵散被杀。僧慧号哭为丧殡，王元敛欲执之，僧慧曰：“晋安举兵，仆实豫议。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无憾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元邈许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岁，以小绢为书问消息。僧慧见之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南史》载之甚详，乃《齐书》既不入《孝义传》，并不附见于《子懋传》后。又如魏孝文至寿阳，崔庆远出城，与魏主反复酬答，卒使魏敛兵而去。其应对实足华国，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之语前后正相辉映。张畅既立传于《宋书》矣，此亦岂得无传？乃仅附见于《萧遥昌传》，此又略其所不当略也。
○《齐书》原本《齐书。檀超传》：齐初置史官，超与江淹充其选，上表请立条例，谓封爵详本传，无烦年表，应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请立帝女、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谓宜增食货，省朝会，而《帝女传》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则萧子显所撰《齐书》，盖本超、淹之旧而删订成之也。然《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货、艺文、刑法仍缺。
○梁、陈二书《新唐书。姚思廉传》：其父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以属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遗言，有诏听续。至唐，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陈二书。乃采谢炅、顾野王诸书以成之。《旧唐书》谓思廉采谢炅诸家著《梁史》，又推究陈氏，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则察已有成绪，思廉不过取谢、顾诸家重为订正耳。如《梁书》王茂、曹景宗、萧颖达、张宏策、韦睿等传，皆载察旧论，《陈书》《武帝纪论》、《文帝纪论》亦察原文。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亦是察所手定，则文字可知也。《姚察传》亦云：梁、陈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撰续。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盖纪实也。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繁冗。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宋子京谓《南史》过本书远甚，非确论也。又《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至姚察则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亦不及矣。
○《梁书》编次失当《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简文庶母也，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何改先媳而后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传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无传？其于宗室诸王及帝子编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统、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而临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绩、庐陵王续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可乎？贞阳侯明为齐人所立，入主梁祀，建号称尊，未几废死，不立传可也。昭明之子称帝于江陵，历三世，共三十三年，纵不便附于本纪后，何妨别立一传，著其兴亡。乃竟略不叙及，并《昭明传》中亦不载其名。此独非萧梁子孙、延一脉之绪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萧颖胄协心建议，故无后顾。颖胄留镇西台，使弟颖达从武帝东下，遂克建邺，此为功臣之首。乃颖达既有传矣，而颖胄反不立传。王琳间关百战，始终为梁，不肯屈于陈氏，是亦忠于梁者，《梁书》亦不立传，皆疏漏也。《简文帝纪》：大宝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纪》又云：大宝二年九月，简文帝崩问至，元帝大临三日。简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问？此又舛讹之甚者。至《梁书》但有纪、传而无表、志，则以当时同修《隋书》，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书》内，故不复复载耳。
按《梁书》不纪萧，盖以敬帝国亡，则梁统已绝，三世虽帝于江陵，然皆臣属于周、隋，既难作本纪，若以为元帝之逆臣，而正德等同传，则本非叛逆，只以教河东王誉与元帝构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传》，是以无可位置，竟没而不书。令狐德附之《周书》，似矣，然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岿、孙琮又历隋为附庸，则又安得独附于《周书》？惟李延寿《北史》别立“附庸”一门，以等入之，较为妥善。然《北史》兼叙各朝，故可如此立传，《梁书》专纪萧氏，则萧氏子孙建国称帝者，安得竟从删削？此究是《梁书》缺处。谓宜在《昭明太子传》后备载以下三世，则位置得宜矣。《明史》伪福王及伪鲁王以海、伪唐王聿键、伪永明王由榔等，各附于其祖传后，既不予以继统，又不没其事实，始知修史诸臣之斟酌尽善也。
○《梁书》多载芜词《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如《武帝纪》先载齐和帝封梁公备九锡一诏，又策一道，百僚劝进一书，又劝进一书，武帝请严选举一表，和帝进封梁王一诏，又禅位一诏，策文一道，玺书一道。《元帝纪》载南平王恪等劝总百揆一笺，帝答书一道，王僧辩等劝进一表，帝答书一道，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帝再答书一道，又讨侯景一檄，景平后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徐陵劝进一表。《丁贵嫔传载》张缵哀册文。《昭明太子传》载王筠哀册文。以及诸臣赠谥，俱载其诏书。如王茂之卒也，诏书起语曰“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此已属浮词，而南平王伟、柳庆远、郑绍叔、吕僧珍、孔源休等身后加恩之诏，无不雷同，令人呕哕。《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
○《陈书》书法《陈书》避讳处太多。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又禅位诏、策各一，于是武帝始受禅。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车旗、正朔一如故事，宫馆、资给务极优隆。永年二年，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绝不见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齐、梁书》之旧例也，然其事终不可没，则应错见于列传中。按《南史。沈恪传》：武帝欲令恪勒兵卫敬帝出宫，恪叩头曰：“身经事萧家来，不忍见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刘师知传》：武帝令师知往害敬帝，帝觉之，绕床走曰：“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之？”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陈书》于《恪传》尚载其叩头数语，而《师知传》全不书此事，则纪与传俱没之矣。衡阳王昌之死也，实文帝使侯安都杀之，故《南史》本纪书衡阳王昌沉于江夏，而《昌传》亦书中流而殒之，使以溺告，《安都传》则更明书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此所谓纪实也。乃《陈书》本纪则但书衡阳王薨，《昌传》亦云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亦云安都请自迎昌，济汉而薨，皆隐约其词，而不明书其被害。始兴王伯茂，文帝之子、废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废帝而夺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杀之于途。乃《陈书》本纪并不书伯茂薨事，《伯茂传》亦但云伯茂出宫，路遇盗，殒之。本纪所讳，恃有列传错见其事，乃并列传俱讳之，则何以传信于后？思廉修《陈书》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回护？岂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于陈，故不忍直书，而思廉遂因父之旧，而不敢改订耶？又《魏书》，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业，梁江北郡国皆来属，大行台慕容绍宗遇暴风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萧衍，立其子纲为主，是慕容绍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陈书。鲁悉达传》云：梁敬帝即位，加悉达征西将军，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攻之，悉达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按绍宗既卒于梁武被害之岁，梁武后尚有简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则安得敬帝时尚有慕容绍宗在耶？此更舛讹之甚者。
○《陈书》编次得宜《陈书》亦姚思廉所撰，而编次却不循《梁书》之例。如《诸王传》，先衡阳王昌、南康王昙朗，次宗室，次文帝诸子，次宣帝诸子，次后主诸子，较《梁书》最有伦序，故《南史》亦仍其旧。然《南史》以衡阳、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则非也。衡阳乃武帝子，应继大位，以陷于魏未归，故不得立，及归而文帝已立，遂为所害，此岂得仅入宗室内乎？《陈书》特立传于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从子，为质于齐，为齐所害，附于《衡阳传》，亦属位置得宜。则《陈书》编次较《南史》更精当矣。
○《陈书》亦多芜词《陈书》亦多芜词。如《武帝纪》载梁敬帝封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禅位一诏，策书一道，武帝登极一诏，又敕州郡玺书一道，封诸王一诏，各官进爵一诏，南郊大赦一诏，又赦罪一诏，赈饥一诏。《文帝纪》登极一诏，天嘉元年恩赦一诏，南郊一诏，王琳平后肆赦一诏，恤兵一诏，减租一诏，求贤一诏，令侨籍改土断一诏，崇俭一诏，春夏停刑一诏，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诏，三年南郊恩赦一诏，六年修前代王侯坟墓一诏，曲赦京师一诏，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诏，废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诏，二年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宣帝太建元登极一诏，二年送流民还乡一诏，军士年六十免役一诏，四年颁兵制十三条一诏，举贤一诏，发诸将将所部实姑熟一诏，建东宫一诏，六年肆赦一诏，蠲租一诏，赈贷一诏，九年赦租一诏，十年节财用、停工役一诏，十一年审刑一诏，大赦一诏，崇俭一诏，十二年蠲租一诏，后主登极一诏，重农一诏，求才一诏，求言一诏，禁汰侈妖妄一诏，送流民还乡一诏，至德元年改元一诏，二年大赦一诏，三年修孔庙一诏，四年荐举贤才一诏，肆赦一诏，征明元年大赦一诏，二年讯囚一诏，三年隋兵至戒严一诏。《南史》于《武帝纪》但载进相国加九锡一诏一策，梁帝禅位一策，武帝登极一诏，《废帝纪》载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其他概从删削，第节其事书之，是以叙次较为简净，宋子京所以亟为称赏也。○《魏书》《魏书》自道武帝诏邓渊著《代记》十余卷，太武帝又诏崔浩撰《国书》三十卷，皆用编年体，孝文帝诏李彪、崔光改作纪传，后又有崔鸿、王遵业续撰，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此收书所本也。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迄齐文宣时始成，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文宣敕《魏书》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于是《魏书》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审，收更有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先特为崔绰立传，至是绰反附出，而《杨传》又增“有魏以来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后主纬天统五年，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武平四年，又诏史馆更撰《魏书》。按《魏书》李纬改作李系，盖以后主讳故避之，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则《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书尚芜杂若此，信乎作史之难也。隋时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撰。其义例与收不同，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凡邻国之帝不书名，太子则书字，平文、昭成、献明三帝称谥，余不称谥，太武、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不存隐讳，纪传后不立论赞，具见《澹传》中，当时号为良史。隋时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三十卷，唐时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魏书》有不尽魏收原文者。如《孝静帝纪》：武定二年，以齐文襄王领侍中，以今上为仆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所谓“太原公今上”者，即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时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叙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书侯景、高敖曹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城，按独孤如愿即独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当金墉被围时尚未改名，故书其原名，似非后人所追叙，则亦可信为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欢辞相国，辞九锡，高澄辞相国等事，皆大书特书，以见其不失臣节。而于欢之被挫于玉璧也，则书齐献武王围玉璧以挑之，宝炬、黑獭不敢出，略不见败衄之迹，似为齐回护者。于澄之死也，书齐文襄王薨于第，略不见被刺之迹，似为齐隐讳者，则更可信为魏收仕齐时所作也。然试以《北史》核对，凡《北史》所采《魏书》，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书齐事外，其馀与《北史》字字相同，毫无窜改，且《静帝纪》后备书高澄事帝之无状，斥帝为“狗脚朕”，令崔季舒殴帝三拳，及澄入宫责帝反背并逊位后遇鸠而崩之事。使以为收所作，则收是时方谄齐之不暇，而敢书此乎？又《孝静后传》书帝被鸩后，后再嫁杨遵彦为妻。后即高欢女，文宣姊妹也。收敢书此乎？则《魏书。孝静帝纪》一卷及《皇后传》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反抄《北史》以补之者也。然《魏书。孝静纪》内如高欢辞相国等事，乃《北史》所无，则又非全抄《北史》者。刘贡父谓是时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览》（亦北齐时书），后人取《北史》及此等书杂缀成篇，以补《魏书》之缺，理或然也。《孝静纪》及《皇后传》外，如《昭成子孙传》一卷，《明元六王传》一卷，《景穆十二王传》上卷，亦皆与《北史》相同，毫无增损，盖亦取《北史》以补《魏书》也。惟贡父谓第三卷《太宗纪》史馆旧本上有白签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书法，与《澹传》所载体例又不合，较之《北史》亦不相同，则此卷难确指为非收原本也。
○《魏书》书法《魏书》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最为明晰。其书法妄自尊大，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晋愍封猗卢为代王，不能没也。至书东晋元帝，则已云司马睿僭大位于江南。其他如汉、赵、秦、燕诸国，斥之为僭为伪，更无论矣。然翳愧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纳之，始得归国，则犹附庸于石氏也，而先已书石勒遣使求和。拓跋幼时，国破人散，赖苻坚分刘库辰、卫辰二部，得依于库仁以长，则犹臣服于苻氏也，而《燕凤传》已书苻坚遣使朝贡。因刘显来逼，遣安同等乞师于慕容垂，则犹仰命于慕容氏也，而已书慕容垂遣使朝贡。此等书法，在道武建号以后尚犹有说，道武以前，部落尚微，追叙者独不可少为贬损以从实乎？至建号以后，南、北朝通使等事，其于南使之来，则书曰某遣某朝贡，如登国六年，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也；北使之去，则书遣使于某，如始光二年诏龙骧将军步堆使于刘义符是也；于宋、齐诸帝皆书为岛夷，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是也。按《节闵帝纪》：与梁通和，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可见节因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然修史时何妨订正？《北史》于道武建号以前，凡列国之事皆不书，以魏方侪于列国也；道武以后始兼书列国，而书南、北两朝皆改邻国，体较为得当矣。平文之殂，《魏书》既云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为长子六修所弑，但书帝讨六修失利，微服民间，遂崩，昭成为皇子实君所弑，亦但书帝至云中崩。道武帝为清河王绍所弑，亦但书帝崩于天安殿。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亦但书帝崩于永安宫，而俱不见致毙之迹。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异考终，使乱臣贼子从何而俱”者《北史》于昭成则书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于道武则书清河王绍作乱，帝暴崩；于太武则书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庶不为曲笔也。又《魏书》于高齐事尤意存回护。高欢起兵，以讨尔朱氏为名也，则书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兴义兵于信都。又于魏朝加高欢官爵等事，书齐献武王固让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关，又书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谄佞间阻，遂贰于齐献武王，而绝不著高欢跋扈犯上之迹。其于京兆王瑜之子宝炬，谓轻躁无行，耽淫酒色，是时宝炬已为西魏文帝，方与齐交争，故极诋之。盖收正仕于齐，自不得不曲为袒护，固无足责也。
○《魏书》芜冗处《魏书》最为芜冗，尤可厌者，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皆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如《陆俟传》载其子孙馥〔〕、等十六七人，《李顺传》载其子孙敷、式等二十馀人，以及卢元、李灵、崔逞、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谱者。所载之人别无可纪，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则何必多费笔墨耶？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魏收谓因中原丧乱，谱牒遗亡，是以具书支派。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而不尽然也。盖传中诸人子孙，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耳。《齐书。魏收传》称收修史时，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与阳休之善，则为其父固作佳传，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尝纳尔朱荣子金，故减荣之恶，传论云：“若修德义，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北史。刁柔传》云柔与收同修《魏史》，志在偏党，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寿修《北史》已在唐时，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可以无所瞻徇，何以亦仍《魏书》之旧，胪列不遗耶？
○《北齐书》《北齐书》亦有数卷亡失，而后人取《北史》以补之者。试以《北史》核对，便自了然。盖《北史》虽据各史修成，而其间剪裁增损，必大同小异，断无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齐书》本纪内惟《文宣纪》与《北史》繁简互殊，其为原书无疑，神武及文襄纪之前半篇，及废帝、孝昭、武成、后主纬等纪，则与《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纪》后一论，《孝昭纪》后亦一论，而孝昭论前半篇仍是文宣论，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总论，则一字不差，盖《北齐书。孝昭纪》与论俱亡，后人遂取《北史》内《孝昭纪论》补之，而论内又未删去文宣半篇，以致两卷之间，文宣论复出也。《武成纪》一卷无论，《后主纪》一卷有论，而其论系武成、后主合为一论，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总论，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补之，但分卷未分论也。《皇后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于后传外兼传妃嫔，此则但有后传无妃传，盖亦从《北史》内摘出后传而不及妃嫔耳。其《诸王传》，《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为一卷，无论，文襄六王为一卷，无论，文宣、孝昭、武成、后主诸子合为一卷，则有论，其论却合文襄诸子在内。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盖《北史》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故合为一论，而补书者但取《北史》各传分为二卷，而论未及分，故文襄诸子有传无论，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而又兼文襄诸子也。其《宗室传》则赵郡、清河二王另为一卷，其文字与《北史》繁简各殊，传后一论，专为二王，其为《北齐书》原本无疑。其他则亦从《北史》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次于后主诸子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馀诸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具在，补书者摘《北史》以凑合原书卷数也。惟《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亦必非《北齐书》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据《北史》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今《文襄纪》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又不书明年月，但云“七月还晋阳，遇盗而殂”，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于邺，而此云“还晋阳遇盗殂”，则又似卒于晋阳矣。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梁书。景传》内，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高德政传》内，《北史》于《德政传》删之而著于记），其被兰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纪》内。盖补书者全用《北史》，恐人见其抄袭之迹，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按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今所传《后魏书》、《北齐书》皆宋初取内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观于胡安国等序《后周书》，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得夏竦、李巽两家本，始校正镂板以行。是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此数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亦可知，有宋镂板时，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遗失若此，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今诸史遍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未尝取《南、北史》核对耳。○《周书》《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孤德所撰也。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如高欢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邻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简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邻大事也，而《北史。周纪》一切不书。《周书》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其于萧梁之事，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为主，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废纲而自立，纲弟绎讨景擒之，是为元帝；于恭帝元年，又书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而其兄《世基传》内直书罪恶，不能稍掩，尤见史笔之严也。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叙为佳传，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且总知诸史，故稍存瞻徇耳。张衡与晋王广谋篡，文帝临危时，广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传》不载，仅于《宣华夫人传》内附见之，则亦未为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命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亟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绎吏曰：“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追，每驿无马，有盛馔，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立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已有传，故不复复出耶？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隋书》，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李密归唐，封邢国公，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故亦立传于《隋书》。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何以又不书？此不可解。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宜编入《周书》；卢思道事迹半在齐，半在周，乃俱编入《隋书》，亦觉无谓。《北史》：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高阿那肱闻之，以为真龙出，惊起问龙所在。师曰：“此龙星见，非别有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隋书》则述阿都肱语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语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鉴》：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猝闻杨玄感反，回兵击之。诸将以非诏旨为疑，护儿曰：“高丽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违命见责，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书》但云玄感作逆，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此语似不如《通鉴》之有生气。
●卷八○《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南史》繁简失当处《南史》于宋事惟刘穆之、谢晦、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实为繁简得宜。其馀大都仍《宋书》原文而少节之，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其增于《宋书》者，类多新奇可喜，易动观听。如《孝武纪》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魏太武大举至城下，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帝改服随畅出。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顷数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则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内外皆服其神明。《废帝纪》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即位后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刘述传》增其视从子俣疾，命取酒肉，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刘传》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有牛驶驭精等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兼可资谈柄。然《南史》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其删节旧史处，亦有失之太简者。《王镇恶传》：武帝讨与司马休之，镇恶为先锋，闻帝将至，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全不书。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徐道覆，积战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载，直从武帝不豫，道济受顾命叙起。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兵不满万，而桓玄兵数万奄至，诸将惧欲退，道规力持不可，乃大战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宋书》一一叙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规推刘毅为元功，何为忌为次功，己为末功，此正见其有功不伐。《南史》于战功一概删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刘真道传》，《宋书》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战功甚著；《孟龙符传》，《宋书》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先夺据水源，功为第一。《南史》皆不书。《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被妒离婚，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南史》尽删之，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然《宋书》、《南史》俱不立《帝女传》，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宋书》于《王皇后传》牵连书之，未尝无意，《南史》不载，转无以垂戒，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南史》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以见其考核之博、叙述之工，其馀则多仍《齐书》旧文，非篇篇俱有改订也。如《齐书》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南史》则谓《望之传》不载齐典，所书恐乖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正其非，故削而不录，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此其纪实也。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褚渊传》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渊读书不辍。父殁后，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嫡母求之，郭欲不与，渊力劝乃与之。山阴公主悦渊美，请于帝，召入，主夜就之，渊坚拒不乱。明帝临崩，托顾命于渊，有“欲使着黄罗椤”之语。四贵辅政时，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渊与袁粲同答一书，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其说齐高受禅，及代向褚渊关说；齐国建后，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齐受禅后，酌定郊祭、殷祭之礼；皇太子妃薨，酌定宫臣之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其少厉清节，及母陷于魏，乃颇贪，或问之，知以将赎母故，母归，清节益峻等事。皆颇有关系。其他仍多用《齐书》，无甚改易。观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学攵、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传，可核对也。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不过琐言碎事。如《高帝纪》增其少时符瑞，《皇后传》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后梦有迎车至，如常人礼，后不肯去，继有龙旗豹尾迎者，乃喜从之，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郁林王纪》增高帝尝拔白须，因王在旁，呼帝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钱十七万。虎已卒，梁武即位，忘之，忽梦虎来责，乃送钱还其子，仍擢用之。《谢超宗传》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如此之类，大都新奇可喜，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
○《南史》叙事失当处柳元景之拒魏师也，薛安都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魏纵突骑来，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著绛衲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事宜叙在《安都传》，乃反详于《元景传》内，而《安都传》但云随柳元景向关陕，所向克捷。宋苍梧王既被弑，齐高帝集朝贵议所立。王敬则拔刀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言者，血染敬则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则又叱之，乃止。此事应叙于《敬则传》，乃反详于本纪，而《敬则传》不载。齐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过失，遂发怒，有易储意。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请往东宫慰太子，帝不答。敬侧大呼宣敕往东宫，并索舆、舆至，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衣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与诸王宴饮尽迎，太子得无恙。此事亦应叙于《敬则传》内，乃反详于《伯玉传》，而《敬则传》不叙。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南史》于萧齐事多用《齐书》原文，纵有增删，无甚岐异。惟《高帝纪》吴喜赍酒一事，《齐书》谓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银壶酒赐之。高帝出迎，酌饮之。喜还奏，帝意乃悦。《南史》则谓高帝惧鸩不肯饮，喜告以诚，先饮之，帝乃酌饮。喜还奏，明帝乃悦。《齐书。庾杲之传》武帝叹其风韵之美，王俭以为“蝉冕所映，更生风采，陛下当与以即真”，《南史》则以此语为柳世隆之言。《齐书。崔慧景传》谓慧景起兵向阙，过广陵，崔恭祖开门纳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时江夏王宝元镇京口，为内应。乃合二镇兵，奉宝元向京师。《南史》则谓慧景与恭祖未有素约，慧景至广陵，恭祖闭城不出，慧景夜袭广陵据之，遣子觉赴京口。宝元见其兵少，恐不济事，反击觉走之。及恭与觉以八千人济汇，柳忄登等劝宝元与慧景合，反乃以觉为先锋，恭祖次之，慧景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业，执萧宝夤，将杀之。宝夤逃奔于魏，历显仕，屡与梁战，后以谋反诛。是宝夤仕魏三十馀年而死也。《南齐书。宝夤传》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盖萧子显撰次《南齐书》在梁时，有所忌讳也。《梁书。元帝纪》承圣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南史》则书齐遣郭元建。按是时东魏已微，政出高氏。《梁书》从名分而言故书魏，《南史》按实书故云齐也。《梁书。邓元起传》谓元起不出兵救晋寿，以致陷没，萧渊藻来代，表其逗留，乃收付狱，元起自缢死。《南史》谓渊藻至，求元起良马，元起不与，渊藻杀之。后梁武知其枉，责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据此，则当以《南史》为确。其尤互异者，《梁书》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大溃而归，丧师辱国，及通奸公主等事，一字不书，反大加褒美。《南史》则一一直书，略无讳饰。盖《梁书》多用国史记载，粉饰原文，而《南史》则参考实事也。《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谓隋亡后，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南史》谓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陈书。吴明彻传》谓明彻战败，为周师所执，忧愤构疾卒。《南史》谓周封明彻为怀德郡公，位大将军。《陈书》盖以完节予之也。《陈书。徐陵传》谓陵卒，谥曰章。《南史》谓后主为太子时，以己作托为他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词句。”后主衔之。及卒，后主已正位，乃谥曰章伪侯。《姚察传》，《南史》谓察父僧坦精于医，梁时为大医正，两宫所赐，皆为察兄弟游学之资。《陈书》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赐，为察游学之资。盖自讳其医也。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魏书》泰常三年，赫连屈丐僭称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书》始光三年蠕蠕入寇，诏尉普文率骑讨之，《北史》谓帝自率轻骑讨之。《魏书》始光四年灭赫连昌，昌尚书闻败，夜将昌母出走，车驾入城，掠昌群弟及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掳也；《北史》不书其母出亡，但云掠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则是并掳昌母矣。《魏书》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将讨薛永宗，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北史》谓擒永宗斩之，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诏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北史》则云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按遣使必两人，《魏书》凡遣使皆两人并书，《北史》只书正使一人，此次《魏书》只书刘承叔，盖脱落正使邢峦也。《魏书》前废帝恭，《北史》书节闵帝。《魏书》后废帝朗，《北史》书废帝。《魏书》出帝修，《北史》书孝武帝。《魏书》崔潜工书，二百年后姚元标亦工书，见潜遗迹，以为过于己；《北史》谓元标以为过于其祖崔浩。《魏书。穆绍传》元颢入洛，以绍为兖郡刺史，行至东郡，闻颢败而返；《北史》不书其受颢官职之事，盖以完节与之。《魏书。苟颓传》李、李敷之诛，颓并致谏；《北史》则云李惠、李新之诛，颓并致谏。太武五王内，《魏书》有广阳名建闾，《北史》则单名建。皮豹子之子，《魏书》名喜，《北史》名怀喜。长孙翰之子，《魏书》名平成，《北史》名成。长孙翰之弟，《魏书》名陈，《北史》名陵。穆崇之孙，《魏书》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异者。○《北史》多取魏收书唐初修各朝诸史。本欲兼修《魏书》，因秘书省奏《魏书》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复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寿《北史》魏朝纪传则似全据收书以成之者。收书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各为一论，《北史》合数帝为一论，而皆取收论隐括成篇。《孝文纪论》及《皇后传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语，并一字不改。景穆诸子平阳王以下一卷传论，前半篇亦全用收语。列传中如丘堆、娥清、刘尼、王洛儿、车路头、司马楚之、王慧龙、卢鲁元、陈建、陆俟、长孙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删节，可核对也。又收书作于齐文宣时，故其称高欢曰齐献武王，高澄曰齐文襄王。《北史》则书渤海王高欢、渤海世子高澄，史体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传》云魏静帝宴齐文襄于华林园，《元晖业传》云齐文襄尝问晖业近日何所披览，《元瑾传》云谋杀齐文襄事泄伏诛，则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检点改易矣。又本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庐”，此下必有缺文，而《北史》亦书“行幸庐”。太和六年诏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四下”二字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四下为外寝”。《王琼传》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此四字并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盛服宠势”，益可见《北史》全本收书也。惟魏末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及孝武帝入关一事，魏收书但云帝总六军于河桥，为斛斯椿等迫胁，遂出于长安，其下乃云齐献武入洛，遣官西迎车驾，而不书高欢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迹，此固收为齐讳也。《北史》则云帝总六军于河桥，高欢引军东度，帝率南阳王宝炬等以五千骑宿西。众知帝将出，夜亡者过半。宇文泰遣骆超、李贤、和来赴。高欢入洛，遣娄昭等追帝，请回驾。帝鞭马长骛而去，过河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书所无，当是取诸澹书耳。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删成，然《南史》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元魏纪传则但有删减耳。今一一核对。《北史》所增于《魏书》者，惟《元湛传》增其与尔朱荣争论迁洛一事，《元和传》增其少为孙天恩所打，后出守东阳，杀其一家报仇之事，《薛辨传》增其父强辞桓温、苻坚之辟一事，《卢怀仁传》增其善与人交，有“太丘道广，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语，《李显甫传》增其聚宗族开李鱼川以避贼一事。其他则但删削原书，十存五六，绝无增辑也。其删削原书较为简净者，如《刘文晔传》，《魏书》载其诉父休宾功大赏薄，酬对凡二千余字，《北史》但以一语括之。《唐景先传》，《魏书》载其《五经疑问》十余条，《北史》尽删之。《李孝伯传》，《魏书》载其与张畅语几二千字，《北史》仅存其半。此皆过旧书远甚，然又失之太简者。庄帝时群盗蜂起，各有名号，乃一切不书。以冀州等七郡封尔朱荣为太原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亦不书。元挟梁兵入洛阳，已而败走，《北史》虽略书之，而为县卒江丰斩首则不书。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欢破擒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京斩之，亦不书。此本纪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连昌，追秃发保周穷迫自杀之功，和跋有取滑台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阳攻滑台、破宋将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袭高车东部之功，长孙肥有破慕容农、慕容普之功，《北史》皆不书。此等皆元魏创业之人，是以列于《功臣传》，而功绩一切删之，则何以列之为功臣耶？郦范随慕容白曜南征，破无盐，谕降肥城，及不发兵接应沈文秀事，皆得胜算；薛彪子请建屯田，请减近南边民租绢，亦当时要务，而传内皆不载。又如奚眷有镇虎牢、镇长安、讨山胡虏其妻子、讨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观有从讨赫连昌、从讨蠕蠕、从征平凉、从破离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传》。及《北史》尽删之，《眷传》但书其征蠕蠕，出别道后期伏诛之事，《观传》但书其抚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则二人乃有罪无功者，何以列于《功臣传》耶？此又列传太简之失也。又其于南北交兵之事尤为简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将裴方明等讨杨难当，魏遗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氐杨文德受宋官号，魏又遣皮豹子讨之，击走宋将郎启元等；兴光四年，宋将殷孝祖筑城于清水，魏遣敕文击之；天安元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常珍奇以悬瓠内属，宋遣张永、沈攸之讨安都等，魏遣尉元、孙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刘休宾举城降；延兴元年，宋将垣崇祖寇东兖州，魏遣于洛侯讨破之。四年〔点校者按：应是太和四年〕，魏将元琛攻克齐马头戍，梁郡王嘉破齐将虞绍之于朐山；太和十二年，齐将陈显达寇边，诏元斤、莫亮等御之；景明四年，刘思祖破梁军于邵阳洲，擒其将张惠绍、赵景悦，《北史》本纪内皆不书。其应载于列传者，如临淮王谭破宋邹山寨，获米三十万，又造筏渡军，斩宋将胡崇及其兵万余；任城王澄弟破梁将杨公则等；中山王英与萧懿诸将战，克获甚多；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魏遣穆亮讨之，显达败走；梁将马仙卑来关南筑城，司马悦遣将焚其城，擒刘灵秀；叔孙建之攻东阳也，城中竺灵夔为地道将遁，刁雍谓建宜速入城，迟则人将走尽；梁将王茂先入寇，魏遗刁整为杨大眼军司，大破茂先，斩梁将王花等；元显达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讨之，败梁将夏侯夔，又败梁将夏侯，又败梁将胡智达，擒梁将阎次洪。此皆载在《魏书》各传中，而《北史》《任城王澄传》、《中山王英传》、穆亮、司马悦、刁雍、刁整、源子恭等传一切不书。岂《魏书》所载本不实耶，抑南、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胜讳败，若一一存之，则《南、北史》核对多不符合，故宁一切删之，以免岐互之迹耶？
○《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北历》于《魏书》大概删者多而增者少，以《魏书》本芜杂故也。于周、齐诸书则增者甚多，盖周、齐诸书修于贞观，而每史皆须进御，兼有魏徵等为总载，故下笔不苟。其有琐言碎事稍有亵者，类从删削，史体固应如是也。然亦有过于简严，而不足以传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传》：河阴之战，高昂轻敌，以麾盖自随。西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昂单骑逃至河阳，太守高永洛与昂有隙，闭门不纳。求绳又不得，以刀穿阁，未彻而追者至，乃伏于桥下。追骑迫之，昂奋头曰：“来，与尔开国公！”遂斩以去。神武闻昂死，如丧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师购昂首者布绢万段，岁岁与之，及周亡犹未竟。此段文字，千载下犹有生气，而《齐书》但云昂奔河阳城，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真及索然无味。又《北史。慕容绍宗传》：神武临终语世子澄，谓可敌侯景者，惟绍宗。及神武殁，景果反，澄遣诸将往，皆败，乃遣绍宗与高岳讨之。景初闻韩轨往，曰“敢猪肠小儿”，闻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闻绍宗往，乃曰：“谁教鲜卑小儿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见绍宗素有以慑景。而《北齐书》但云：前后诸将往者，莫不为其所轻，及闻绍宗与岳将至，乃谓其属曰：“岳所部兵精，绍宗旧将，宜慎之。”语亦无生气。《斛律光传》：文宣时，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齐师，及武成时，齐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师。此可以见两国先后强弱之迹。又光被诬死后，使邢祖信籍其家。祖问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挝奴仆枣木杖为对，大惭。此正以明光之无逆迹。《崔暹传》：高澄妃本魏静帝妹，澄宠王昭仪，欲立为正。暹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无罪，不宜废辱。”此见暹之持正。《薛修义传》：神武沙苑之败，欲徙家口于定州，修义曰：“若晋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义请自守晋州，斛律金曰：“还仰此汉小儿守之，质其妻子。”神武乃使修义行晋州事。此亦见修义忠于谋国。而《北齐书》《光传》、《暹传》、《修义传》皆无之，此皆《北史》所增胜于原书者也。其他如《高慎传》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后得幸于高澄，澄盛礼嫁其妹。而慎后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从，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从澄。《高昂传》增其母张氏先有一男，令婢为汤，将浴之，婢偶他往，有养猴系解，投儿汤中死，张积薪缚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与乾劫其女置村外，即劝乾野合以归。及昂死后，东方老塑其象祀之，头辄裂，再塑又裂。《崔忄传》增其教子弟郡守“莫作贼”之语，谓“我家作贼，止捉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驴摸犊贼。”又忄妾冯氏，邢子才等皆与之私，及入狱，又与诸囚奸。《王昕传》增其与崔昂同听鲜卑人语，昂问昕解否，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统计《北史》所增，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此则无所关系，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即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简者。如《北齐书》赵郡王睿奏出和士开为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劝睿姑缓以慰太后，睿正色拒之，谓：“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当守之以死。”此见其嫉恶刚正处，而《北史》删之。《司马子如传》：尔可荣被诛后，尔朱世隆等欲还北，子如谓：“当回兵向京，或可致其离溃；即不然，犹可示强。”此亦见子如应变之略，而《北史》删之。《蔡亻隽传》：为济州刺史，魏孝武贰于神武，欲以腹心居济州，令御史劾亻隽罪。神武启复其任，帝不许，除贾显智代之。亻隽严兵守备，显智遂不敢入。此为魏帝与神武交恶之始，则《亻隽传》何得不载，而《北史》删之。《慕容俨传》：沙苑败后，俨守雍州，与西魏战二百余日，昼夜拒守，大破魏军，擒其将郭他。此见俨之忠于所事，而《北史》删之。《孙腾传》：神武起兵，腾谓朝廷隔远，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神武乃立中兴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当时一大事，而《北史》删之。《斛律金传》：沙苑败后，神武尚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马，乃退。是日微金则神武几殆，《北史》亦不书。又如《尉长命传》，《北史》既附其子兴敬，乃但志其官爵，而兴敬战死芒山之事则不书，此又《北史》失之太简者也。
●卷九○《北史》与《北齐书》互异处《北齐书。段韶传》：芒山之战，神武为西将贺拔胜所窘，韶一箭毙其前驱，追骑惮慑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胜之前驱也。《北史》则谓韶射毙胜马，追骑不敢进，乃免。按《神武纪》，神武走。贺拔胜以十三骑来追，槊将及神武，韶横射胜马殪，遂免。《后周书。胜传》亦谓胜追神武急，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神武已远去。则韶所射即胜马矣。《清河王岳传》：岳因帝责，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毙，故时论以为赐鸩也。是尚未确指为赐鸩。而《北史》云：帝使高归彦赐以鸩，岳曰：“臣无罪。”归彦曰：“饮之。”乃饮而薨。则赐鸩系实事矣。《金祚传》：祚随尔朱天光军，天光来讨神武，留祚督东秦州军事。天光败，乃降神武。是祚从天光，天光败即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谓祚为贺拔岳使讨仇池氐，平之，未还而岳被害，无所归，神武招之，遂降。后从孝武入关，宇文泰除祚晋州刺史，神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两度来降，且非以天光败而降也。《卢询祖传》：邢邵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北史》高欢父名树，《北史》名树生，《北齐书》薛循义，《北史》谓魏收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此亦小异。又《北史》作薛修义。《北齐书》尔朱荣将有孙白鹞，《北史》作孙白鸡。《北齐书》李义深父名绍宗，《北史》谓名绍字嗣宗。《北齐书。段韶传》有梁将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处《北史》于后周事大概全据《周书》。如韦孝宽、韦睿、杨ɡ、元定、杨荐、王庆等传，悉仍《周书》原文，无所删改。其增于《周书》者，《文帝纪》帝初至平凉时，齐神武使侯景来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谓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罴传》增刺史崔亮举罴为长史，朝廷不许。及梁人寇峡石，亮又举之，果立功。又河桥败后，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怀两端，罴乃大开城门，任其去留，众感其诚信，皆无异志。《冯景传》增贺拔岳使景于齐神武，神武与之盟，欲结岳为兄弟。景还，以语岳，岳知神武之奸，遂不许。《尉迟迥传》增其起岳抗隋文，时州郡据地起兵应之者凡数十人，一一书之，以见同声响应。《卢辩传》增节闵帝使辩持节劳神武，神武已立中兴主，欲令辩见之，辩不屈，乃止。《长孙绍远〔原漏：“远”字〕传》增其与斐正议乐，以八为正全文。《斛斯徵传》增其与郑译议乐不合所上表全文。《贺若敦传》增其以负气为宇文护逼死，临殁语其子弼，谓“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当慎之。”乃绰引锥刺弼舌以志戒。此皆《周书》所无而《北史》增之，较为详备者也。然又有删所不当删者。《罗协传》，《周书》纪其破杨辟邪之功甚详。《贺拔岳传》，《周书》尔朱荣既害朝士于河阴，齐神武劝荣称帝，岳谏荣乃止，岳又劝荣杀神武以谢天下。《独孤信传》，《周书》信为荆州刺史，至武陶，东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张齐民出信后。信以兵少，若先破齐民，则东魏以为退走，益将增兵来追，乃先破八能，而齐民亦溃。《宇文贵传》，《周书》贵少时助刺史源子雍守夏州，战功甚著，又从子雍守邺，力拒不敌，潜出乞师，备极危苦。《李贤传》，《周书》万俟丑奴败后，万俟道洛尚据原州。贤使丑奴党阿宝，诳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又来围城，城中有贼党为内应，引道洛入城，贤力战，道洛乃退走。《贺若敦传》，《周书》有破蜀蛮下数十栅等功。《陆腾传》，《周书》有破蜀贼蔺休祖等功。《伊娄传》，《周书》有破蜀贼王令公、邓フ，及破郢贼王道肯等功。《刘雄传》，《周书》齐人背约，斛律光来筑通关城，周遣雄使于光，责其负约。雄又同齐王宪拔齐伏龙等五城，及以二十余骑破吐谷浑七百骑等功。《北史》一概不书。又凡军事，为别将有功，固当书，即不为别将而从征有功者，亦不容没，乃厍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台等传，皆从征建绩，而《北史》一概不书。则凡所谓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贺拔岳偏将，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众共推洛统兵。洛自以非才，乃与赵贵等议迎周文主军事。《北史》不书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众推洛为盟主，统岳之众，周文至，以洛为右都督。洛既为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为都督耶？于谨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时群盗蜂起，谨请于广阳，愿驰往谕之。于是铁勒酋长皆来附。是破野谷禄后别谕群贼也。《北史》删群贼蜂起句，但云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谨请驰往谕之，则似再谕野谷禄矣。既破矣，何必再谕耶？此皆《北史》好简之失也。
○《北史》与《周书》互异处《周书》破六韩拔陵之将有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周书》列传有蔡携，《北史》作蔡亻隽（按《北齐书》亦作蔡亻隽）。《周书》芒山之战有太守慕容思庆，《北史》作慕容思度。《周书。宗室传》内广都公名真，《北史》名贡。《周书》叱罗协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刚。《周书》齐王宪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书》宣帝子衍封邺王，《北史》封莱王。《周书》贪贤不载其何处人，《北史》谓金城χ罕人。《周书》李弼辽东襄平人，《北史》谓陇西成纪人。《周书》李弼长子辉，次子耀，《北史》谓耀居长，次子辉尚文帝女，故以为嗣。《周书》独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县侯，《北史》谓必要侯。《周书。王谦传》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瑰，《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齐书》高阿那肱本齐嬖臣，入周从王谦起兵诛死，是同谦起兵之阿史那瑰即《北齐书》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传》末云：齐文宣时，有阿那瑰亡国之谣，故文宣屡击蠕蠕主阿那瑰，而不知亡齐者乃阿那肱，其名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瑰音云。则《周书》盖以当时所呼为名也。《周书》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书》贺若敦代人，《北史》谓河南洛阳人。
○《南、北史》夹叙法《南、北史》往往用来叙法，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齐豫章王嶷传》忽入荀丕一小传。《虞玩之传》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传》忽入陈天福豫作寿冢，冢成而遭刑，即葬焉；刘镇之少年病笃，已办凶器，后九十余乃卒，方用之。《崔慧景传》忽入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仕至议曹从事，事发，乃为妇人服以去。《曹景宗传》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始兴王忄詹传》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北史。斛律光传》因光死，命邢祖信籍其家，祖问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挝仆枣木杖为对，大惭。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因带叙祖信少时，父为李庶所卿，信亦诣庶曰“暂来见卿，还辞卿去”之一事。《李元忠传》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为尼。弟宗侃与族人争田，法行以己田偿之，由是两家感义，闲其田俱不取一事。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而牵连书之，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
○《南、北史》复传《南、北史》复传甚多，如蛮、貊诸国在南者则宜载之《南史》，间有与北朝通使之事，即附见于本传中，而北史不必立传。在北者则宜载之《北史》，间有与南朝通使之事，亦附见于本传中，而《南史》不必立传。乃林邑诸国既在《南史》矣，而《北史》又传之；蠕蠕诸国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传之；宕昌、高丽亦两史各见，以及刘昶、薛安都、萧宝寅、萧综、萧大圜、萧祗、萧泰亦南北各立传，殊属繁复。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则立传于北，而传中叙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绩可矣。如羊侃曾立功于魏，后归梁，遂立传于南，而《北史》不复有传；裴叔业立功于齐，后降魏，遂立传于北，而《南史》不复有传，未尝不繁简得宜也。况《南史。崔慧景传》末云：旧史《慧景传》后有《裴叔业传》，今以其事终于魏，故不复立传于《南史》。延寿亦自以南、北并传为戒，乃可以于刘昶等复出若此，不几自乱其例耶？又羊侃归梁后，立功甚著，自宜立传在南；叔业则生平功绩俱在萧齐，后虽兵败降魏，实未赴而卒，则于北朝本无事可纪，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应仍传于南。而于传末书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传于南而传于北，亦编次之未当也（据《南齐书。东昏纪》永元二年二月，裴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降虏，是降魏者乃裴植，而叔业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传于北，尤觉失当）。萧摩诃立功于隋，又与汉王谅作乱，若循裴叔业之例，则应立传于《北史》，乃又传于南而不传于北，可知《南、北史》体例亦不划一。○《南》、《北史》自相牾处《南史。张丽华传》：丽华从陈后主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于青溪。而《北史。高传》：晋王欲纳丽华，曰：“武王伐纣戮妲己，今平陈不宜娶此。”乃斩之。是《南史》以为晋王所杀，《北史》以为高所杀。其自相牾一也。《北史。徐之才传》：之才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则此语未本出之才也。及其自叙先世家传，又谓李神亻隽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亻隽即应声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则又以此言为子升、神亻隽二人之语矣。其自相牾二也。《北史。齐孝昭帝纪》；幼主时，帝为常山王，以杨等猜忌，斥居藩邸，乃执及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于尚书省中，入云龙门，遇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至东阁门，成休宁呵止之，不得入，高归彦谕之，乃放仗。帝至昭阳殿，见幼主及太皇太后，奏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卫士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恩遇，抚刃思效。幼主吃讷，不知所言，乃纳刀而泣。《杨传》则云：常山王执等于尚书省，拳杖乱殴，各十人持之，又执郑子默，于是拥等入云龙门，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陈“等将为乱阶，臣等为国事重，共执等，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时领军刘桃枝等叩刀仰视，幼主不睨之。太皇太后谓幼主：“何不安慰尔叔？”幼主曰：“天子亦不敢也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任叔处分。”遂皆斩之。据本纪则常山王先斩等而后入奏也，据《传》则拥入见后主后始被杀也。又本纪谓武卫娥永乐抚刃思效，《传》谓邻军刘桃枝叩刀仰视，亦不划一。其自相牾者三也。《齐神武纪》及《段韶传》：贺拔胜追神武垂及，因马倒而神武得脱之事，乃芒山之战也。而《贺拔胜传》又云：齐神武攻玉璧，胜从周文，见神武旗帜，乃持槊追神武，刃垂及之。则又以此为玉璧之战矣。其自相牾者四也。沙苑之败，《齐纪》谓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齐军遂大乱。而《周纪》则谓齐军望见周军少，竟萃于左军，周文鸣鼓起，于谨等皆来合战，遂败。是神武方竞前趋利而败，非因地厄少却而败。其自相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处《南》、《北史》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迹，勒成此书。《新唐书》谓其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今按其书，较各朝史实为简净，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增多于旧者。如叙宋武帝、齐高帝微时符瑞各数千字，梁武帝、陈武帝符瑞则又不总叙在前，而间段插叙于纪中，亦各数千字，此皆好奇之过也。史称宋武微时多符瑞，及贵，史官审以所闻，皆拒而不答。延寿之识反不及此耶？又叙齐东昏荒纵之事，亦较《齐书》增多数千字。《沈约传》叙约先世几至三千余字。《魏收传》叙先世亦如之。《李谧传》后亦叙其先世，累幅不尽，皆未免繁费。
○《南》、《北史》多复句《南》、《北史》虽善叙事，然句法重复处太多。如《何远传》：远归家，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任孝恭传》：孝恭以才能尚人，于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传》：子平学行坚明，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此贵之。《戴传》：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诸葛璩传》：璩教弟子孳孳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刘苞传》：苞与人交，面折其非，退称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叹惜之。《王敬则传》：敬则与王俭同日拜三公，王俭有“老子、韩非同传”之戏，敬则闻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传》：┙任寄虽重，而不忘财利，论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传》：妃能烹饪，香净适口，又不妒忌，上亦以此贵之。《萧子云传》：子云风神闲旷，而兄弟不睦，时论以此少之。《虞传》：与人交，皆有始终，世以此称之。《梁安成王秀传》：秀于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贤之，《杨公则传》：公则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士大夫以此称之。《夏侯夔传》：夔性豪侈，然爱好人士，宾客常满座，时亦以此称之。《曹景宗传》：张敬儿诛景宗，遣人收葬其尸，乡里以此义之。《邵陵王纶传》：纶轻财爱士，士亦以此归之。《郑绍叔传》：绍叔矜躁，然能倾心接物，士亦以此归之。《江革传》：革旁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王琳传》：琳虽本图不遂，齐人亦以此重之。《刘彦节传》：彦节保护其弟遐，不肯证其毒母之事，众以此称之。又彦节既贵，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时人以此少之。《彭城王义康传》：义康聪识过人，一闻必记，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羡之传》：羡之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传》：敬容出宅，竟无余财，时亦以此称之。《荀伯子传》：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诃毁，或延及祖祢，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传》：仲容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传》：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尝有喜色，论者以此多之。《沈攸之传》：攸之平寻阳，约勒所部，不犯毫芥，诸将以此多之。《江湛传》：湛在选职，颇刻核而公平无私，论者以此称焉。此《南史》之复句也。《魏广阳王建传》：建爱敬人物，时人以此称之。《谷浑传》：浑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唐和传》：和决讼不加楚，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裴骏传》：骏子修居丧以孝闻，二弟一妹，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时人以此称焉。《宇文贵传》：贵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裴伯茂传》：伯茂与兄别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杨素传》：素贪财货，议者以此鄙之。《宇文深传》：深抚从弟神举、神庆，义均同气，世亦以此称焉。《窦毅传》：毅虽任兼出纳，未尝有矜惰之容，时人以此称焉。《阎庆传》：宇文护之母，庆姑也，护虽擅朝，而庆未尝附，武帝以此重之。《韦孝宽传》：孝宽事兄嫂甚瑾，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称焉。《韦传》：帝赐以缣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传》：椿好俭素，不营资产，时论以此称焉。《唐永传》：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唐瑾传》：谨振恤宗族，所留子孙者并硗确之地，朝野以此称之。《张烈传》：烈遇俭岁，为粥以饲饥人，乡党以此称之。《颜之推传》：好饮酒，多狂纵，时论以此少之。《李业兴传》：性躁隘，无儒者之风，时人以此恶之。《柳昂传》：昂谦虚自处，未尝骄物，时论以此重之。《豆卢宁传》：宁未有子，养弟之子绩为嗣，已而生子赞，或请以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仍以绩嗣，时人以此多之。《陆通传》：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周文以此重之。《杨ɡ传》：ɡ军败，遂就掳，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赵肃传》：肃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李彦传》：彦好施爱士，时论以此称之。《宋懔传》：懔博学有才，口未尝誉人，朋友以此少之。《辛术传》：术得法书名画，以遗贵要，物议此少之。《襄城景王传》：襄城颇引文艺之士，当时以此称之。《段孝言传》：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时论复以此多之。《邢晏传》：晏为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己子未从宦，时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复句也。虽卷帙繁多，自不能无重迭，然亦何至累百其词，略无变换？观《史记》、《汉书》随笔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计矣。
○《南史》叙事失检处《南史》叙事亦多失检处。如《江┙传》既云明帝辅改，┙每说以君臣大义，是┙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劝出以示人，是┙又助逆之首也。《庾域传》既云域在巴西，魏军围之，域固守粮尽，将士皆草食土矣。下又云魏军退，域上表赈贷，不待诏辄开仓。夫既有仓，则草食土时何以不济饥军？若谓无诏不敢开，则兵退后又何以不待诏而辄开也？《萧摩诃传》：贺若弼济江，摩诃请于陈后主出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至，摩诃请乘其未列击之，后主又不许。及将战，后主谓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是摩诃之矢志决战可见矣。及下云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后摩诃被擒，又请于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许之，乃入见后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观，摩诃请战之意甚坚，何至临阵中变？由后而观，既以后主通其妻而无战志，何又恋恋于后主而涕泣求见乎？盖延寿好奇，凡有所闻事迹，皆欲胪列传中，遂不觉拉杂如此也。《章昭达传》既云昭达出征，厨传饮食并同群下，士以此附之，是昭达能与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达出征，每饮食必盛设女妓，音律姿容，皆极其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岂妓乐佐食能尽供一军耶？《陈书。武帝纪》：杜僧明等围广州，武帝率兵救广州，贼众大溃，僧明遂降。《南史》则云：贼众大溃，僧明后有功业，遂降。其意不过带叙一语，谓僧明降后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后有功业，遂降”，成何语耶？岂僧明预知后有功业而降耶？此皆叙事之失检也。
○《北史》叙事失检处《赵郡王元谌传》既谓谌与尔朱荣争庄帝迁洛事，荣怒曰：“何关君事？且河阴诛杀大臣，君亦应在其内。”谌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至以河阴之役来恐人！元谌宗室近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是谌亦能执志抗暴者。乃传末何以又云“谌无才识，时人忽之”耶？元遥讨擒妖僧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其党李归伯，戮于都市，《魏书》所载甚明。《北史》则云：斩法庆，传首京师，戮于都市。则似法庆一人既斩首又戮都市矣。《魏书。安同传》：同被诬，太宗释之。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北史》则但云：群臣请治同罪，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则遗却太宗释之，竟似世祖违群议擢用矣。《元嶷传》：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悬门发，断嶷腰而出。诏尉景讨平之，嶷乃复任。腰既断矣，尚能逃出复任耶？《毛修之传》：修之从太武讨和龙，宋故将朱修之亦从驾，谋欲为逆。以告修之，不听，乃止。修之遂奔冯弘。修之以军功迁特进。奔冯弘者，朱修之也；迁特进者，毛修人也。名同则应以姓别之，而《北史》概书修之，使观者何以辨别耶？《陆俟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军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备北而克南耶？《魏书》则备蠕蠕后，太武既还，俟又与颉南讨。《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谬。《刁雍传》，《魏书》谓刘裕微时为刁畅所挞，既得政，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遂奔姚兴。《北史》删“所匿”二字，但云“雍为畅故吏遂奔姚兴”，则似雍本畅之吏矣。且上既云先诛刁氏，是雍之逃，以诛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则似因为畅吏惧株累而逃矣。司马消难尚齐神武女，后叛入魏，其妻亦随行。《北史》本传云：消难与公主不睦，公主尝于文宣帝。是在齐时已不睦矣。下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邺极加礼敬，入关便相弃薄。则又似睦于前而隙于后。《段韶传》：太和谷之战，《北齐书》谓周人以步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马击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则云：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则上山者又是齐人矣。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李延寿作《北史》，自叙其家传，载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飧。衣无常主，易之而出。赵郡李荣来吊，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云云。然《魏书。李冲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则延寿自叙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风著，而魏收诬蔑之耶？○《南史》编次失当处始安王遥光之反也，刘讽、柳叔夜虽甘为之死，终属助逆，乃列之《孝义传》。董僧慧以晋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无之。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呈其事，以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签杀之，特原此囚。夫囚果应死，不听典签可也，即典签欲法出之，亦自有应得之罪，要不至于死。乃转脱重囚而杀签帅，实为轻重两失。乃反以此事列翰于循吏之首，何其谬耶！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皆无志，故沈约《宋书。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南。北史》亦但有纪、传，无表、志，《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然即曰《隋书》，而纪、传专记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实殊不相称。是《南、北史》之无志，既属缺典，而《隋书》之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后，以成完书。然则观《南、北史》者，当参观《隋志》也。
●卷十○《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战氵蚩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于潼关，则又书崔乾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又《旧书》武德元年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此大事也，而《新书》不书。是年李密旧将徐世以黎阳及河南十郡降，赐姓李氏，此为世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降，此为敬德入唐之始。《新书》亦不书。秦王擒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师，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新书》但言建德伏诛，而流世充不书。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新书》但书破突厥，而不书获萧后等事。是年帝与群臣论“隋文帝疑群臣不可信，故事多专决，朕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以一人之虑？惟当选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书》书之，正见太宗致治之本，《新书》亦不书。十六年，诏复隐王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此为惭德之悔。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此为征高丽之由。《新书》皆不书。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葬其妻，令文武宫及外命妇送至便桥，此见武后权宠渐盛，《新书》亦不书。仪凤二年，遣高丽王藏为朝鲜郡王，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各归国安辑余众。此二人本高丽、百济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还，遂世有其国，则亦一大事也，而《新书》不书。圣历二年初为宠臣张易之、昌宗置控鹤府，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幸臣之见于本纪始此，《新书》亦不书。中宗即位在东都，神龙二年正月始获武后灵驾还长安，《新书》亦不书。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此国法所当书者，《新书》不书（《新书。中宗纪》谓帝崩由韦后及安乐公主进鸩，而《安乐公主传》反不明书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置广骑，此为府兵变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诞辰，百僚请以为千秋节，此后世诞日置节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主之，此为侍郎知贡举之始。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号太真，此为纳杨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为宠任禄山之始。天宝九载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载禄山奏立功将士，请超授告身，于是权将军者五百馀人，中将者二千馀人，此见禄山权宠之极。十五载肃宗即位灵武，上皇在蜀，使韦见素、房、崔涣赍册书及传国玺至，此亦肃宗正位大事。《新书》皆不书。至德二载上皇还自蜀，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之状，《旧书》最详，《新书》尽删之。此等事不于本纪详叙，将于何处纪述耶？又《通鉴》：肃宗借回纥兵收京师，与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及收长安，叶护欲如约，元帅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守。愿至东京如约。”叶护即从命，百姓军士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此正见代宗为太子时能屈己为民，有君人之量，宜于《代宗纪》内详叙，而《新书》不载。代宗广德二年，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僭号称王，相连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书》皆不书。此皆《新书》之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旧书》本纪，穆宗以前尚稍存书法，穆宗以后竟似腐烂朝报，凡内而拾遗、补阙，外而刺史、观察，其迁黜生卒亦一一书之，真不成史体。又如李绅、李德裕以吴湘狱坐贬，《宣宗纪》内叙此案几三千字，尤属芜秽。《新书》惩其太烦，乃别为体例，只书宰相之除拜罢免，而方镇惟军乱易帅则书之，其他则否，是以纪载简严，绝无冗沓。然其例亦有时而窒碍者。如《文宗纪》太和元年诏横海节度乌重幸讨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横海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盖重幸卒，以宫授李寰，使讨贼也。《新书》不载生卒，则一横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观者不几瞀乱耶？宰相之除拜罢免，既在所必书矣，会昌元年二月以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书，则并自创之例亦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矣。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书》一一载之，累幅不尽，《新书》尽从删却，一洗繁芜，此则仿《南、北史》体例，又不可以太略议之也。然《旧书》亦有失之略而《新书》补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后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晋阳宫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从。是太宗本谋不可没也，观刘文静等传可见。《旧书》于高祖、太宗本纪绝不叙及，《新书》独详之。《旧书》叙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但云是时群盗蜂起，《新书》则历叙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见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内魁杰者可量为立传，其馀则第见姓名于此而可不必一一立传，是虽繁而实简也。《旧书》但以“群盗蜂起”四字括之，而列传中仍不为一一立传，则诸反者大半不见姓名，成何记载耶？又顺宗嗣位不数月即传位，临御日浅，本无事可纪。而其为太子时，身历危疑，几于废黜，赖李泌调护得免。及沮裴延龄、张渠牟等入相之事，韩愈所谓天下阴受其福者。又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太子，欲谏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间之，谓殿下收群情。”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此亦见其留心时事，并乐听谏言之德。又《朱Г传》：Г围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战，贼乃败。是顺宗为太子时多有可纪，自应总叙以见其为人。乃《旧书》并无一字。穆宗未为太子时，吐突承璀欲立丰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穆宗为太子。宪宗崩，陈弘志杀承璀及恽，穆宗始即位。《旧书》亦不载。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延载元年又以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至令凤阁侍郎李昭德为长史，鸾台侍郎苏味道为司马，此见武后宠幸怀义之极。而《旧书》俱不书。天宝十四载颜真卿起兵河北讨安禄山，张巡起兵与贼战雍丘，及永王反于丹徒，至德三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有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此亦皆当时大事，而《旧书》一概不书，此又《旧书》之疏略也。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旧唐书。武士传》赞云：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是修史时未尝无别择，乃仍有全抄旧文而未加勘订者。如《唐临传》云：临孙绍为给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时今上既怒，乃坐绍于纛下，李邈遽请宣旨斩之。按先天乃睿宗年号，所谓“今上”，据《新唐书》则玄宗事也，盖玄宗时方为太子讲武也。又《徐有功传》云：有功没后，中宗既赠越州刺史，今上践祚，窦希请以己官让有功子忄仑，以报旧恩泽。《王上金传》亦有“今上”字，皆谓玄宗也。《窦威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馀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其所谓“今”，亦谓开元时也。可见此四传皆玄宗时国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陈少游传》：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即位，累加尚书。所谓“上”者，德宗也。《曲环传》：环以战功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环又破之。所谓“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时国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传》云：筑定远城，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五代修史时定远城久属塞外，何云至今赖之？此亦必开元中国史原文也。又《崔元翰传》李公在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按史传例皆书名，岂有称公者？此亦必崔氏志传原文也。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
○《旧唐书》编订之失《旧书》列传七十二卷既有杨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礼，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考其事迹，实系一人两见，并非两人偶同姓名者。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而传中竟无况。《韦安石传》末谓其兄叔夏另有传，然列传中竟无《韦叔夏传》。编订如此，则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张士贵，唐初功臣，乃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传内。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乃编在贵妃后。此皆《旧书》之失当者。《新书》李渤、裴、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长庆时人，乃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书》之失。○《新唐书》改订之善《旧唐书》无《兵志》，则有唐一代府兵、广骑等制于何纪载？无《选举志》，则明经、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传内无“公主”一门，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于何纪载？无“奸臣”一门，则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诫？《新唐书》增其类，一一传之，较为详备也。《旧书》有志无表，《新书》增《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致重出。不知本纪专载改朔易号、用人行政诸大事，而淫秽琐屑之迹，本纪中既不便书，又不可全没其实，是以纪、传两存。观传中所叙皆本纪所不书者，是不得谓欧、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也。《新书》又增立《藩镇传》，使各镇传袭杀夺，展卷了如，尤为明晰。诸传中又有各从其类、较为允当者。杜伏威、李子和，《旧书》皆列群雄中，子和附《梁师都传》后。然伏威降唐，终于长安，子和虽僭号，及归唐后，能以臣节终，至高宗时始致仕，则何得尚列群雄内乎？《新书》改入唐臣列传，当矣。武士，《旧书》列功臣内。按士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并未与谋，又无战功可纪，何得入功臣传？《新书》改入外戚。杨国忠，《旧书》在列传，《新书》亦改入外戚。李湛为李义府之子，义府谄附武后，而湛与敬晖等诛二张，复中宗，可谓能干盅者。《旧书》乃附于《义府传》后，未免皂白不分。《新书》既列义府于《奸臣传》，而湛另附《李多祚传》后。《旧书》以狄仁杰、王方庆、姚同传。仁杰、方庆皆忠于唐，合传固宜；不过醇谨，始终为武后信任，何得并书？杨再思最谄武后，《旧书》乃与朱敬则等正人同传，《新书》则改狄仁杰、朱敬则、郝处俊等同传，而杨再思与窦怀贞、祝钦明等附武、韦者同传。豆卢钦望，《旧书》亦与李敬则同传，《新书》以其依阿取容，改与苏味道同传。《旧书》张说、郭元振同传，《新书》以说与苏同传，以当日燕、许并称故也。陈希列旧附《张说传》后，以说子均、俱降贼，希烈亦降贼，故连类书之。然此等奸徒与燕公名臣同传，可乎？《新书》则以其附李林甫，乃与林甫同入《奸臣传》。《旧书》张、王琚、王毛仲与李林甫、杨国忠同传。按等三人皆尽心于玄宗危难时者，何至与林甫等奸权同传？《新书》改与刘幽求、陈元礼等同传。王钅共本王方庆之孙，若依《新书》之孙附其祖后之例，则应附于方庆传后。《新书》以其侮权致败，另与杨慎矜等同传，则又各以类相从，且钅共与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旧书》在《酷吏传》，《新书》以其能定来俊臣之死，及奏称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日数千人，又说张易之劝后召庐陵王，故改入列传，与魏玄同等同卷。孔颖达、颜师古、啖助、马怀素，皆有功经史，《旧书》在列传，《新书》改入“儒学”。李淳风精于术数，《新书》改入“方伎”。刘太真、邵说、于劭、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等，皆以词藻称，别无事迹可纪，《新书》改入“文艺”。符令奇为田悦将，密谕其子归朝，而身自被害，临死骂悦不绝口，此忠节最著者，《旧书》仅附其子传后，《新书》改入“忠节”。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浮沈玩世，《旧书》附见《高士廉传》，《新书》则另入“隐逸”。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等，显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カ，《旧书》俱在列传，《新书》俱改入《叛臣传》。李绮，《旧书》附《李国贞传》后，《新书》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传》。《旧书》姚令言、张光景、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七人皆入列传。按此七人皆臣于朱Г者，Г以反逆，既传于末卷，此等从逆之徒反入列传，可乎？《新书》尽削之，而附于《Г传》后。此皆《新书》之改正旧失，斟酌尽善，更无可议者。又有《旧书》有传而《新书》删之者。乐彦玮、赵仁本、赵德兴、张光辅、刘从一、顾况、张敬则等，本无事实可纪也。祖考孙事具《乐志》中；傅仁均事具《历法》中，故亦不立传也。有《旧书》无传而《新书》增之者。如姜宝谊为刘武周所执，逃归，又从裴寂讨宋金刚，被执不屈死。此岂得无传？《旧书》乃不立，《新书》增之。昭宗母王氏，虽听出甚微，然帝母也，岂得无传？《新书》增之，并记其弟瑰除黔南节度，为杨复恭沈于桔柏江之事。萧颖士一代文儒，海内称萧夫子，外夷亦愿请萧夫子为师，《旧书》乃无传，仅于《韦述传》后附数语，《新书》增入《文艺传》。嗣襄王カ为朱玫所立，僭伪凡九月，始伏诛，此岂得不记载？乃《旧书》无传。《新书》则附于嗣襄王亻黄之后，此尤子京亦之考订精博，固未可轻议也。
○《新唐书》编订之失《新唐书》编订亦有可议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属，固属灿然，然列传中既有《诸王传》，则其子孙已附于其祖之后，虽无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门数相，如萧氏、崔氏等，为之疏其支派，尚属有说，其一姓仅一相，而必为之详叙家世，不几于代作族谱乎？若欲以见谱学之博，则又非可仅谱宰相而已，此欧公好博之过也。子京又别立“蕃将”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属无谓。既立“蕃将”一门，则不论时代，凡蕃将皆入卷内，如尚可孤乃代宗、德宗时人，而与太宗、高宗时蕃将同卷，转使观者时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后，否则于其祖传内书明某另有传，而以其人别传于各朝宰相内，自觉明晰，今乃并为一卷，果何所取义耶？又“卓行”一门尤属蛇足。阳城为谏议，裂麻一事，足为名臣，则入于列传可矣。司空图生逢末造，隐居却聘，列之“隐逸”可矣。《旧书》以城入“隐逸”，图入“文苑”，固非，《新书》别以“卓行”处之，亦甚无谓也。马三宝，《旧书》在《柴绍传》末，《新书》改传裴寂等功臣传内。然三宝本绍家奴，自应附《绍传》为是。苑君璋，《旧书》在群雄内，附于《刘武周传》后，《新书》以其降唐，改入列传，与罗艺等同卷，是矣。然高开道亦尝降唐，封北平郡王，《新书》又列之群雄内，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罗艺降唐后仍以反诛，《新书》又编入列传，亦不画一。贺知章以诗名，老始致仕，《旧书》列于“文苑”，当矣，《新书》乃入之“隐逸”。欧阳询父子品虽正，然于经义无所发明，王绍宗亦但工书，孔若思亦只多识古今，乃俱列之“儒学”。李百药、令孤德、李延寿等皆精史学者，而不入《文艺传》。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旧书》俱入“文苑”，《新书》则专列商隐，而以廷筠附《温彦博传》后，以廷筠乃彦博裔孙也。然《新书。商隐传》又云商隐本李裔孙，则又何以不附《传》后耶？（按《旧唐书》子孙因敬业之乱，诛杀殆尽，贞观中有土蕃将徐舍人，自言五世孙，武后时其祖逃于蕃，族属已多不能归，然则子孙已无有在中国者，《新书》谓商隐是其后，亦恐未确。）且《新书》体例，凡祖孙父子相继有官者，皆于其祖传后牵连书之。如《萧传》直至萧遘等，《杜如晦传》直至杜让能等，《刘政传》直至刘崇龟等，《于志宁传》直至于琮等，《温彦博传》直至温廷筠等，《韩休传》直至韩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杨于陵及子嗣复，何以又不连传而各分卷耶？李齐运亦宗室之后，《新书》以其因言利进，故不附于祖传后？不几自乱其例耶？王乃王方庆之裔孙，《新书》以其工谄媚，故亦不附于《方庆传》，而与杨再思等同传。然再恩及武后、中宗时人，则肃宗时为相，以之同传可乎？张易之、昌宗自应另立《嬖幸传》，乃《新书》以之附《张行成传》后。行成为唐名臣，易之兄弟非其子，不过子族了耳，猥以相附，尤属不伦。刘全谅本无可纪，本传内不过数语，而其父客奴当安禄反时，为国立功，其事迹见于《全谅传》者数百言不止，则应立《客奴传》，而以全谅附于后。乃《新书》反附客奴于《全谅传》内，亦轻重倒置。既立《藩镇传》矣，则不必更为区别，但相次为传，据事直书，而其人之贤否自见。乃田弘正、李洧尽忠王室，特摘出另编列传，则其馀岂皆叛臣乎？刘济恭顺不失臣节，且出兵助讨王承宗。刘总以卢龙归朝，请天子置吏，欲革藩镇世袭之弊。张仲武始终一节，为国立功。王士真岁贡常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恭顺。王元逵出兵助讨刘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讨庞勋、黄巢，皆有功。弘正既另入列传，此等何以仍在藩镇内乎？然犹曰身未离本镇也；李载义归朝后又为山南西道节度，何以仍列卢龙藩镇内乎？程怀信之子权入朝后，又移宁节度，何以仍列横海藩镇内乎？李维简斩关赴难，为国纯臣，何以仍附于《李宝臣传》乎？此又《新书》之自乱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传而《新书》传之者。裴矩功绩俱在隋朝，入唐则已老，无事可纪。《隋书》已有传矣，《新书》何以又传之？赵光逢为朱梁相，光嗣为后唐相，于唐室无事可系，此听其入《五代史》可矣，《新书》何以传于赵隐之后？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来监于朝者，故欧公入之《五代史。梁臣传》中，《新书》何以传于《柳璨传》后耶？又有应立传而《新书》反不立者。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殇皇帝重茂，当韦庶人被诛，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废之，睿宗始立，此岂得无传？《新书》缺之。《旧书。方技传》有僧玄奘及神秀、惠能生等，《新书》以其非“艺术”，遂删之，竟使此数人不列于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独不可入“方技”乎？况《晋书》佛图澄、鸩摩罗什、昙霍等皆入《艺术传》，岂非前史成例，而必去玄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之末造，李茂贞称兵犯阙，韩建邀驾临幸，杀十六宅诸王几尽，其事在王室最有关系者，岂得无传？乃《新书》惟李克用叙入《沙陀传》内，余皆无之。岂以时涉五代，应入《五代史》耶？然同时杨行密、刘仁恭、罗绍威等，《新书》又传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传，茂贞等本唐臣，反不立传乎？立《叛臣传》是矣，然唐帅臣之叛者不少，如刘辟以反诛，仅附于《韦皋传》后，刘展亦以反诛，亦不入《叛臣传》。而陈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没后尚赠太尉；董秦始终讨贼立功，晚年始失身于朱Г，似亦可少逭其罪，乃俱编入叛臣内，亦颇失当。黄巢未入仕即起兵反，与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别立《流贼传》，乃与安禄山、朱Г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类。《明史》以李自成、张献忠别为《流贼传》，觉斟酌尽善也。又庞勋之反，骚动半天下，凡二岁而灭。其后高仙芝、黄巢等继之。唐之亡实始于此，宣与黄巢等同立一传。乃仅附见于《康承训传》中，此亦《新书》之失检也。●卷十一○《新唐书》得史裁之正吴缜《纠缪》谓《新书》多采唐人小说，但期博取，故所载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新书。泌传》虽采用之，而传赞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实者著于传。是《新书》未尝不严于别择。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而《新书》初不滥收者。如《王播传》不载其“黎饭后钟”之事，《杜牧传》不载其扬州狎游，牛奇章遣人潜护，及湖州水嬉、绿树成阴之事，《温廷筠传》不载其令孤问故事，答以出在《南华》，遂遭摈抑之事。《李商隐传》不载其见摈于，因作诗谓“郎君官贵，东阁难窥”之事。此皆载诗话及《北梦琐言》等书，脍炙人口，而《新书》一概不收，则其谨严可知。然此犹稗官也。刘秩为房所器，出兵，尝曰：“贼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郭暧尚升平公主，夫妻有违言，为公主所诉，代宗慰郭子仪，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之语。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通鉴》，则非讠叟闻可知。而《新书》《秩传》、《暧传》、《公主传》俱不载。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杨绾四岁时，坐客各举一物，以四声呼之，绾指铁灯树呼曰“灯盏柄曲”。钱起客湖湘间，遇鬼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后入试，用以押官韵，遂登第。傅孝忠善占星，姜师度喜穿漕渠，时人语曰“孝忠两眼看天，师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为地道，突出擒贼，贼惊呼为“地藏菩萨”。此皆《旧书》所载，《新书》以其稍涉于纤且俚，遂削而不书。则其立言有体，较之《晋书》、《南、北史》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其卓识固不同矣。《段秀实传》则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状》以增之。《鱼朝恩传》则采苏鹗《杜阳杂编》以增之。《旧书。良吏传》无韦丹、何易于，则采杜牧《樊川集》以补丹，采《孙樵集》以补易于。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亦有琐言碎事，《旧书》所无，而《新书》反增之者。如《韦皋传》：李白为《蜀道难》以讥严武，陆畅为《蜀道易》以美皋，此亦见皋之能好士。《李贺传》：韩愈、皇甫至其家，贺即赋《高轩过》，及出游得句，即投古锦囊事。《陈谏传》：尝览染署簿，悉能记其尺寸。贺与谏本文人，无他事迹可纪，此正见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旧唐书。张柬之传》有柬之驳王元感三年丧当三十六月之论，全载其文。《新书》尽删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论非所重也。而其论终不可废，则反载于《元感传》内。《旧书。李宝臣传》有田承嗣被讨，私使人说李正己一段文字。按此事应详于承嗣、正己传内，《宝臣传》何必详叙？《新书。宝臣传》但云承嗣以甘言绐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不敢进。又天子使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赆以百缣，希倩怒投之地，宝臣惭，于是部将王武俊说宝臣私与承嗣通谋。此事自应载《宝臣传》，乃《旧书》反详于《武俊传》，《新书》则《宝世传》详之，而略于《武俊传》。又武俊后为李惟岳部将，时为惟岳所忌，乃自贬损，出入不过三四人。此事自应入《武俊传》，《旧书。武俊传》乃不叙，反叙于其子《士真传》内，更觉无谓，《新书》改入《武俊传》。此皆《新书》隶事之详略得宜也。又韩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谓宪宗即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杨惠琳伏诛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则应是元和二年矣。然《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纲目》皆书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伏诛，十月刘辟伏诛，则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为误。《新书。吴元济传》全载此碑，却删去“明年平夏”句，并删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谓即登极之明年也，尤可见其不苟下笔如此。
○《新唐书》文笔《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如《郭子仪传》本裴所撰是也。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概阑入，绝不检点者。今略摘数条于此。如《王武俊传》：武俊与朱Г、田悦、李纳一同僭号。《高尚传》：安禄山至东都，见官军四集，惧而责尚曰：“汝元向我道万全，今四边若此，向西至关，一步不通，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史思明传》：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岂可施于文字？子京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其有仿古逼肖者，如《刘济传》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绝似《战国策》，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又似《左传》。至其用古语处，如叙战功，则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礼》战功曰多及《国语》董安于多是也。《齐映传》：上令前马传诏旨。不曰马前，而曰前马，亦本之《国语》勾践为夫差前马是也。《奸臣传赞》：三宰啸凶牝夺晨，皇甫将蕃黄屋奔，思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张表臣《珊瑚诗话》谓七字韵语，非史载所宜。不知此正用《汉书。蒯、伍、息、夫、躬传》赞之体。盖蒯、伍诸人皆奸佞，故子京于《奸臣传》亦仿之。《藩镇传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仿史迁《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之例。可见前辈学有原本，下笔不苟，宜欧阳公服其用功深也。《旧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惟《顺宗纪》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且论后有赞，虽仿范史，究亦繁复。《新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张巡、许远同功共事，叙巡功则远在其中。《新书》于《巡传》既详叙战功，故《远传》不复复叙，但辨其身后被诬，而引昌黎之说以明之，更见代裁之妙。《朝野佥载》记李畲母事，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新书。列女传》记畲母事，则改脚钱曰车庸，《王钅共传》又曰脚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鉴》裴度讨蔡，临行谓宪宗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新书》则云：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较《通鉴》语更为简劲。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者。《旧唐书》武后阅骆宾王檄，至“一А之土”二句，叹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书》则述后语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旧书》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新书》改为师道妻异姓子，虽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书。长孙稚传》“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则未为无典也，而“异姓子”三字转不典。《通鉴》董昌将僭号，谓人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新书》改云：“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语虽稍文，然不是武人语，且又遗却卯时矣。又《通鉴》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吾披荆榛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新书》改云“奈负心门生何”，则更颓弱无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传》，《旧书》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乃唐时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翻译者。《薛登传》，《旧书》载其谏选举一疏，《新书》既欲存之，则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为代作，如“陈篇希恩，奏记誓报”等语，原本所无，戛戛独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传》，《旧书》为中丞，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不避道。绛上疏论之，事下两省。两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绛所论，于礼甚当。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新书》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于左。《太子瑛传》：李林甫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揠谓迎合也。时武惠妃擅宠，寿王其子也。林甫欲倾太子而立寿王，故云揠也）。《诸公主传》：懿宗女卫国公主卒，许群臣祭以金贝火之，民取煨以汰宝（谓取灰炼出金宝也。《通鉴》谓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绍传》：唐兵与桑显和战，绍缭其背，败之（谓绕出贼后也）。《苑君璋传》：衿肘变生（谓变起肘腋也）。《李回秀传》：挠意谐媚（谓曲意阿附也）。《裴矩传》：池酒休（即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传》：通淳勤（即通殷勤也）。《萧传》：亡不旋跬（即不旋踵也）。《萧廪传》：厉止夜行（即禁示夜行也）。《李峤传》：无所嫁非（谓无所委罪也）。《苏传》：朝鼎夕玷（谓迅速伏诛也）。《张说传》：逭暑（谓避暑之），祈陈哀到（谓陈情切至也）。《李甘传》：啮疽刳┩“（谓孝子吮痈割股也）。《李朝传》：胖然无避屈（谓泰然无所顾也）。《裴胄传》：蔓劾峭诋（谓株蔓以劾且丑诋也）。《王传》：良金厚革（谓坚甲利兵也）。《康承训传》：痍痕士（谓创残之兵也）。《孔巢父传》：铲迹民伍（谓晦迹于编氓内也）。《藩镇传序》：肱髀相依。《李正己传》：辅牙相依（皆谓互为唇齿也）。《李宝臣传》：嫁急热为表里（言急难相救也）。《李载义传》：扌失＜疒只＞邮人（谓鞭责邮人成疮也）。《李正己传》：矢液流离（谓溲溺俱下也）。《藩镇传赞》：引妖就螟（即谓即聋从昧也）《吴兢传》：不殊如带（谓不绝如带也）。《李光弼传》：揠贼本根（谓拔其本根也）。《李嗣业传》：以长柯斧堵进（谓军士列如堵竞进也。《通鉴》云军士执长刀如墙而进）。《马传》：漂血丹渠（谓血流满沟皆赤也）。《房传》：十年不谐际人事（谓不交涉世务也）。《史思明传》：筑城未冥（谓以泥涂衅也）。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然尚多新辟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传》福寿叵涯，《薛颐传》卒叵之测，《张巡传》时人叵知，《贾饣束传》叵耐何，《安禄山传》叵可忍，又《承天皇帝传》以没奈何为末耐何，《李泌传》以率尔为帅尔，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子京于《郑余庆传》谓其奏议好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语，时人讥其不适时。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旧唐书》亦有涩语，如《韦渠牟传》：朝士皆元刂蹄甘乱以附渠牟。○《新唐书》多回护《新书》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而于本传多削之，盖亦为贤者讳之意。如褚遂良恶刘洎，遂诬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乃本传中绝不及，仅于传赞中略见之，而详其事于《洎传》。遂良又于江夏王道宗有隙，诬其与房遗爱谋反，流象州。又尝构卢承庆、李乾，皆坐贬。及贱买中书译语人地，为韦思谦所劾。此皆遂良短处，《新书》各见于道宗、承庆、思谦等传，而本传不载。马周初为御史，韦挺为大夫，不之礼。及周为中书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运粮辽东，事见《挺传》，而《周传》不载。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证，将廷辨。说惶遽欲从，宋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测，吾将与子俱死。“说乃以实对，元忠得免死。此事见吴兢、宋传及《通鉴》，而说本传但云张易之诬魏元忠，援说为证，说廷对谓元忠无不顺语，忤后旨，流钦州，而绝不及宋邀说之事。张嘉贞与说同相，说恶之，因其弟嘉犯罪，怵嘉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为幽州刺史，说代其处，事见《嘉贞传》而《说传》亦不载。张嘉贞为定州刺史，立颂恒岳，庙中有祈赛钱数十万，嘉贞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事见《旧书》，而《新书。嘉贞传》亦不载。姚崇荐李由黄门为侍郎，外托引重，实去其纠驳之权。崇又以韩思复沮捕蝗事，出思复为德州刺史，事见及思复传，而《崇传》不载。玄宗欲相韩休，李林甫知之，遂荐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为相，事见《林甫传》而《休传》不载。《通鉴》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谓其轻己，听吴曜之谮，奏诛之。田承嗣既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去。而《新书。崔光远传》子仪与贼战汲县，光远援之不力，及光远守魏，与贼战，子仪亦不救，故败。此数事皆子仪短处，而子仪本传不载。赵景与陆贽同相，贽恃久在禁庭，以国政为己任，乃徒景门下侍郎。姜公辅奏德宗云：”窦参尝语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杀参。时谓公辅所奏窦参语，得之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贽素恶于公异、于劭等，既辅政，乃逐之，事见景及公辅、公异等传，《旧书。贽传》亦载之，而《新书》本传不载。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如《王维传》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弹《郁轮袍》求及第之事。郑虔污伪命六等，定罪谪台州司户，而《虔传》末尝云”终不臣贼“。邵说奏德宗，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盖以雪其陷贼之丑。刘禹锡自作《子刘子传》，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误。柳宗元遗萧亻免、许孟容二书，亦以辨其被罪之由。《旧书》皆不载，《新书》一一补之，全载其文，正所以代为昭雪。《旧书。韩愈传》谓愈文之不当者，如柳宗元罗池神碑，李贺不应进士《讳辨》，及《毛颖传》近于讥戏，又当时以史笔推愈，及撰《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为当代所非。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愈婿李汉、蒋系方在显位，诸公难之，韦处厚独别撰以进。《新书》于此段议论尽删之，但云”愈文奥衍宏深，沛然有余，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不及远甚，“而略无一语稍贬。盖子京本文人，故有气类之感，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书》多周旋《新唐书》著其人之美于本传，而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与者。此虽善善欲长，究非信史也。吴缜《纠缪》己摘数条，如颉利之被擒也，《李靖传》则以为张宝相所擒，《江夏王道宗传》则以为道宗所执。一张昕之死也，《高固传》则以为固伺间斩之，《杨朝晟传》则以为朝晟父海宾所斩。一刘辟之叛也，《杜黄裳传》则云惟黄裳固劝不赦，《严绶传》又云绶以天子新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李吉甫传》又谓吉甫独请无赦。缜所纠レ，已略见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苏传》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在太极殿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是玄宗诛韦后时，惟一人执笔也。而《刘幽求传》又云：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幽求手。《李传》又云：韦氏之变，诏令严促，多草定。则一事也而系之三人，究未知何者为是耶。按《旧唐书。幽求传》玄宗讨韦庶人，是夜所下制书皆出幽求，而《传》并无诛韦时执笔之事，但云神龙中文诰皆出其手而已。然则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时，而诛韦之夕，实未当直，子京强以此事隶之耳。又《通鉴》：穆宗得风疾，裴度力请入见，并上疏请立太子。李逢吉进言曰：“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度与逢吉及两省官共成之也，亦见《敬宗本纪》。而《裴度传》则云：穆宗风眩，度独到内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为嗣。则全以此事归功于度矣。《李逢吉传》又独以此事归于逢吉，而略不及度，则立敬宗谁之力耶？朱Г之乱，德宗欲幸凤翔而中止，《萧复传》则云：复谓上曰：“凤翔乃Г旧部曲，恐有同恶者。”遂不往。未几，其将李楚琳果乱。而《姜公辅传》又谓：帝欲赴凤翔，公辅谓凤帅张镒乃文吏，军且有变，乃之奉天。则德宗之舍凤翔，究何人劝止耶？敬宗之崩也，为苏佐明所弑，刘克明矫诏立绛王悟，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讨克明等斩之，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门外庑。是文宗之立，全属守澄等功，度初不与知。《新书》于《文宗纪》叙之，略不及度。而度本传则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则并与李本纪自相牾矣。盖欧公作纪，据事直书，子京作传，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归之。其实非当时实事，则转不免阿好矣。○《旧唐书》叙事疏误处《刘之传》既叙其在武后时为相，骞味道每归过于上，之则引为己咎，以此获后倚待矣。下又云：仪凤中，土番为边患，高宗问计侍臣，之独劝持重养威，以纾百姓之急。是高宗时事反叙在后，武后时事反叙在前，不免倒置。《韦安石传》既详叙先世，其子陟即附于《安石传》后，则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一传中两述先世，何其不惮烦耶？《张九龄传》：玄宗在东宫，九龄拜校书郎，时帝未亲郊，九龄乃上疏请郊。按既云在东宫，何以云帝未亲郊？则所谓帝者，睿宗耶，玄宗耶？《新书》云玄宗即位，未亲郊，始明晰。
《李巽传》既云郎官来问疾，巽不言疾，但与校书程课，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复。
《李嗣业传》既云禄山反，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至凤翔谒见，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矣；下又云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亦太复。
《元载传》既云收载时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以载之故皆处极法。
《李光弼传》中氵单之战，既云擒其大将徐璜玉、李援、周挚矣，其下杯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则周挚一人不几两次被擒乎？《李正己传》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则正己与希逸为外兄弟可知；下又云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下又云正己卒，纳秘丧总父改，仍为乱。
《吕传》：庞承鼎为申泰芝所诬，令严郢鞫之，上疏论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书》帝：不听郢言，赐承鼎死，后泰芝以赃败，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诬死而波及郢也。《旧书》乃不载承鼎之赐死，竟似承鼎脱然无事，而郢独被其累者。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王雄诞传》，雄诞本杜伏威部将，雄诞擒李子通，降江华，并以国家威德谕降闻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后，故擒子通即送京师，其谕闻人遂安以国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则《雄诞传》应先叙明伏威降唐一语，乃见雄诞之尽力于唐。《新书》并不叙明，则所谓以国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于擒子通处，亦不言送京师，则似雄诞战功全为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传》，《新书》既从神符后增记其五世孙从晦矣，又从从晦追溯其祖模，殊颠倒失序。
《徐圆朗传》，圆朗通刘世彻，时盛彦师方被擒，在圆朗所，恐圆朗与世彻合则势益张，乃以李密杀翟让事阻圆朗。此正见彦师之忠于唐。《新书》既为彦师立传，则此事应入《彦师传》，乃反叙于《圆朗传》中，而《彦师传》不载。《狄仁杰传》，《新书》既叙其对武后曰：“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则此乃迎庐陵王后事也。乃传内此事反叙在前，而迎还庐陵王反叙在后，《高适传》，适在哥舒翰所，因翰败而逃。《新书》谓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极言翰之忠义。是适未尝在长安见帝也。乃上文先言翰败，帝问“策将安出”，适以“竭禁藏募兵”为对。则似翰败后适已先见帝于朝矣。下文又何以云“走间道，及帝于河池”也？
《王传》，《新书》增出兵助李克用讨李存孝，存孝数出兵攻，沟垒不成。袁奉纟舀诳之曰：“堑成，晋王当反，诸将非公敌也。”乃不出攻。及堑成，而存孝困，遂被缚。按此事本与无涉，何必于《传》详之？
《新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为张守裨将，以战败，守执送京师。九龄谓禄山有反相，请玄宗诛之。玄宗不听，曰：“君毋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禄山被罪时曾执送京师也。而《禄山传》则但云禄山盗羊被获，张守欲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番耶？何杀我？”守壮其语，乃释之。《旧唐书。安禄山传》亦同。则禄山之免死，即在守帐下，并无执送京师事也。而《九龄传》何以云？按九龄进《千秋金镜录》表有云：“开元二十四年，幽州节度使张守执败军将安禄山送京师，龄批张守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争，谓禄山有反相。上责臣勿以王夷甫识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禄山反后，玄宗思九龄先见，遣中使祭之。则其先执送京师，九龄请诛，自是实事，而《禄山传》误也。
《新书》于《仆固怀恩传》全叙其功，而不见悖逆之迹，竟似辛云京、骆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鉴》等书，当怀恩破史朝义后，贼将田承嗣等皆捧马足乞降。怀恩恐贼平宠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统兵柄，由是河朔诸镇终唐世为患。《纲目分注》：是时薛嵩以相、卫、、邢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降于辛云京。抱玉等入其营，嵩等皆已受代。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于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又《旧书。马燧传》：怀恩送回纥归国时，私与太原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辛云京觉之，乃斩竭诚，固城自守。然则怀恩之异心早已有之，不待云京等之激变也。
《新书。高仙芝传》：讨小勃律，会于土番之边云堡。堡之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城下据娑勒川，川涨不得渡。仙芝杀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业传》云：土番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郛。仙芝夜挤，及午破之。按《仙芝传》所云因山为栅，城下据娑勒川，即《嗣业传》所云娑勒城联木作郛者也。而《仙芝传》则云兵九千，《嗣业传》则云兵十万。
《萧铣传赞》：唐初群雄，惟铣最无罪。当赵郡王孝恭等围城时，城尚未破，铣即出降，以免生民涂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杀之？此最失刑。乃《新书。铣传赞》谓铣诡辨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此论亦甚不公矣。
《李淳风传》：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已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对曰：“天命不可违也。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更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按是时武后已在宫中，而淳风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宫者，太宗岂不觉悟而尚肯留之？若谓因淳风之言而不杀，太宗以李君羡小名五娘，封武连郡公，其属邑皆有武字，恐其应谣言女武王之语，遂因事诛之，是未尝不欲除祸根者。何其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奇其术而附会之。《旧书》既载其详，《新书》亦全载之，何以无识若此！
●卷十二○《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甚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杨贵妃传》，《旧书》不载其先为寿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后庭无当意者，或言杨元琰女有色，乃召见。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帝大悦云云。《新书》补之，谓帝令自出妃意，丐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旧书》盖国史旧文，故有隐讳也）。
宪宗郭皇后，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郑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礼稍薄。后郁郁不自聊，登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乃免。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终也。《通鉴》载之甚详。而《旧书》则谓宣宗继统，恩礼愈隆于前朝，较为得实。又后崩后，太常王请合葬于宪宗陵。宣宗不悦，今宰相白敏中让之。曰：“后乃宪宗东宫时元妃，顺宗子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事遂定。此亦当时一大事，乃《旧书》亦不载。
武宗王贤妃，《旧书》谓其事阙，故不载。然贤妃当武宗饵药求长生而肤泽消槁，妃独忧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经。常时妃妒者，亦皆义其所为。事见《通鉴》，则宋时尚有记述于世。此虽小事，然《旧书》既立传，何其毫无事实耶？《新书》补之，亦见考据。
《韩王元嘉传》，《新书》增武后诏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诸王，谓大享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于是琅牙王冲即发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旧书》不载。
《苏良嗣传》：良嗣为相时，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闻之，戒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毋犯之。”此亦见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旧书》乃不载，《新书》补之。
《曹王明传》：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为后，魏徵谏而止。此见太宗开国之初内行有缺，其后唐家累以色荒，未必不由此。《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懿德太子重润传》：高宗立重润为皇太孙，裴敬彝、王方庆以为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孙，于古无例。此议足为后世法，《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狄仁杰传》：武后欲以武三思为皇太子，仁杰力言人心未厌唐，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逾月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后怒罢议。后又与王方庆因论双陆力言姑侄不如母子之亲，以悟后，遂迎庐陵。此见仁杰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王传》：李德裕称王方庆（即）为相时，其子为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子，今尚在远，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见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桓彦范传》：敬晖、桓彦范等斩张易之后，后令太子还宫。彦范曰：“太子不可再归，陛下应传位。”太后乃卧不复言，中宗由是复位。此庐陵复位时一大事，《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姚崇传》：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说。此乃相业之始，后来功勋俱自此立。《旧书》竟不载，《新书》补之。
《宋传》，《新书》增郝灵出使斩默啜首以献，恐天子喜边功，抑之不擢。此见之识大体。《旧书》不载，《新书》补之，良有意也。又增后来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危言切论，未尝不失声太息。此尤见之生平。《李林甫传》：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构陷人，即入而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则其家碎矣。又谕诸言事者曰：“立仗马终日无声，饫三品料，一鸣即斥矣。”由是谏疏绝。此皆老奸稔恶之迹。《旧书》不载，《新书》增之。按《旧书》谓林甫无文学，尝读大杜为杖杜，写弄璋为弄獐，此等碎事既详之，而偃月堂、立仗马等事反不载，何也？《新书》于丈杜、弄璋反删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谓得要矣。
《刘晏传》，《新书》增其辞永王之官，反时，晏守余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后，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此有关晏之品行，《旧书》不载。
《田神功传》：神功初受禄山伪官，后率众归朝。又以兵败，降于史思明，既又自拔归。《旧书》全不载，竟似未尝失身于贼者，《新书》补之。
《段秀实传》，《新书》增郭军士纵暴，秀实斩十七人；及大将焦令谌责农租，秀实卖马代偿，令谌愧死。二事皆《旧书》所无。按此出柳宗元所记《段太尉逸事状》，谓之逸事，必是国史所本无者，宗元盖尝见国史本传，故另作状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见《旧书》全抄国史原本，《新书》则参考他书成之，亦见子京用功之深也。
《卢杞传》：杞以私憾陷颜真卿，使于李希烈，被害。又崔宁以播迁咎杞，杞即巫宁反，帝杀之。此等事正见杞之奸恶，《旧书》不载，《新书》补之。《郑注传》：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愿入护丧，实欲俟群阉送丧以镇兵悉擒诛之。李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遂有甘露之变。此等大事，乃《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夔王滋传》：昭宗命滋领侍卫诸军，帝将幸太原，韩建邀次华州，恶诸王将兵，诬以他语，遂罢其兵柄，使归十六宅，矫诏以兵围而杀之，凡十三王。此何等事，《旧书》竟不载，《新书》书于此。
《朱玫传》：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玫趋凤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カ。此何等事，《旧书》不著其详，《新书》补之。
《仇士良传》：甘露变后，士良恣横益甚，刘从谏以李训所移诛宦官书腾于朝，请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侧，累指士良等罪恶。文宗倚其言差自强。士良愤文宗与训、注同谋，夜半命直学士崔慎由草废立诏，引至帝所，面数帝过失，帝俯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祸及尔族！”慎由记其事藏箧中，将殁，以授其子缁郎，故缁郎终与朱全忠尽诛宦官也。士良请老还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闲暇观书史、见儒臣，但以声色狗马惑其心而已。”此数事皆当时阉祸可垂戒后世者，《旧书》不载，《新书》增之。
《田令孜传》：令孜擅权，所为不法。拾遗侯昌蒙劾之，反赐死。黄巢之乱，令孜导帝幸蜀，赏劳不及黄头军，军将变，帝与令孜保车城自守。拾遗孟昭图上疏：宜与宰相群臣共安危。令孜矫诏贬昭图，使人沉之于江。杨复光之党曹知悫遣人入长安，攻贼营。帝将还，知悫拥众散关，欲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袭杀其众。令孜又募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此皆令孜罪，《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来俊臣传》：俊臣子诬樊戬以谋反诛，戬子诉阙下，不得奏，因自刳腹死。上巳日，俊臣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卫遂忠发其奸，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卫谋反。方俊臣用事，托天官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武后诘之，对曰：“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见俊臣之恶，《旧书》不载，《新书》补。《颜泉明传》：颜杲卿之子泉明，先从杲卿讨贼，杲卿败，泉明客寿阳。史思明获之，械送幽州。间关得免，后为郫令，迁彭州司马，皆有善政。孤藐相从百口，饣千粥不给，无悔叹。此忠臣之后之能世其家者，《旧书》不载，《新书》补之○《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和思赵皇后传》，《旧书》载其死后莫知瘗所，将招魂葬之，于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衣葬。按此可备变礼之用，宜存，《新书》不载。
《顺宗王皇后传》，《旧书》载后崩后，公卿进谥议，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故天子谥成于郊，皇后谥成于庙。”诏从之。又初称谥曰庄宪王太后，礼仪使郑引开元中昭成皇太后谥号之议，谓：“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义系于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庙，始当去之。”此亦议礼故事，《新书》不载。
《封常清传》，《旧书》载其临刑时遗表全文，盖以明其心迹，且著其枉也。《新书》节之，不过一二语，虽觉简净，殊少意味。
《李嗣业传》：香积寺之战，嗣业以长刀陷阵，固为战功第一。及收长安后，进取东都，新店之战，王师又败，郭子仪已为贼兵所包，赖嗣业与回纥夹击，贼始遁去。此亦嗣业大功也，《旧书》详之，《新书》乃不录。
《浑传》、《旧书》载为会盟使，与土番盟梨树园，为土番所劫之事甚详。《新书》但云为结赞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得免。按梨树园劫盟乃当时一大事，为会盟使，则此事不详于《传》而详于何处耶？《新书》盖恐形之失策，故略其词耳。
《李吉甫传》，《旧书》吉甫监修国史，上问《时政记》记何事，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即今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即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此于朝制有关第，《新书》删之。
《张传》建议讨李克用，《旧书》全载克用诉表，正见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负气不恭，《新书》尽删之，岂为讳耶，抑为克用讳耶？
《王处存传》，《旧书》黄巢据京师，处存选骁卒五千，以白为号，夜入京，贼已遁。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劫掠。贼侦知之，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杀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书》不载。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阝国公薨，《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书》在八月。按《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阝国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与《新书》同。
突厥杀刘武周，《旧书》在武德三年秋，《新书》在武德五年秋。按《纲目》书秦王世民击宋金刚，破之，刘武周及金刚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谓是时武周闻金刚败，惧而走突厥，久之谋亡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其曰久之，则原非一时之事。盖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杀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刘黑闼，《旧书》在武德五年冬，《新书》在六年春。按《纲目》武德五年冬淮阳王道玄击黑闼，败没。十一月始遣建成击之。十二月兵至昌乐，黑闼亡走。六年正月，诸葛德威擒黑闼以献，斩之。是破黑闼在五年冬，斩黑闼在六年春，《旧书》并为一时，误。
《旧书》元和四年十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太赦。《新书》立太子在是年闰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纲目》是年闰三月制降系囚、蠲租税，此即大赦也。是月又书立邓王宁为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闰三月，与《新书》同。然《纲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后，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书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书唐公，欲自为盟主，及唐公答书，伪相推奉之事，《旧书》叙在杀翟让之后，《新书》叙在杀翟让之前。按密自杀让后，声势益盛，败致书高祖应在此时。然《通鉴》、《纲目》俱书此事在杀翟让之前，益密自取兴洛仓，让推密称魏公，则已为群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时方起兵，胜败未可知，故密以势相凌，有自为盟主之意。唐祖亦伪相推奉以骄之，及密杀让时，唐祖已取长安，密岂复敢以势相凌也？阅《纲目》所书，先后次第自见，《旧书》应误。
《旧书。江夏王道宗传》：征高丽时，道宗与李靖同为先锋。《新书》则云与李同为先锋。按《靖传》征辽时靖己老，太宗虽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实在行，则道宗所同李非李靖也，《旧书》误。
《旧书。魏元忠传》：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其平敬业功免死，流配贵州。方临刑时，则天先令传声，监刑者遽欲释之，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宜敕，然后起谢。寻诏还为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岭南。《新书》则以此临刑传赦事谓为来俊臣所陷，而俊臣狱之前，先为周兴所陷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俊臣狱之后，又为侯思止所陷，仍贬于岭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兴狱一也，来俊臣狱二也，侯思止狱三也。《旧书》则仅周兴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两被流而已。然《旧书》又云：前后三被流，则天问曰：“卿何以累被得谤？”然则元忠在武后时被流者凡三，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敬晖等诛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等，晖与张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韦后得柄，柬之叹曰：“主上昔称勇烈，吾留诸武，冀上自诛耳。”是不诛诸武由晖及柬之之误也。《新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谓，季昶劝时，晖亦苦谏，而彦范不从，是晖亦欲诛诸武者，其误乃由彦范也。又以“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为彦范之言。今按《通鉴》，二张之诛也，季昶谓柬之、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耳。”是晖及柬之皆不肯诛诸武，与《旧书》所记同。其“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亦以为柬之所言。然则当以《旧书》为是。
《旧书》王同皎谋诛武三思，为同谋冉祖雍所告，乃被杀。《新书》谓宋之逊兄之问尝同舍问谋张仲家，知其事，令之逊之子昙密告三思。按《通鉴》宋之问及弟之逊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据此，则告同皎者出于之逊兄弟，况冉祖雍本党于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岂肯与之同谋耶？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谓王钅共权盛时，虽李林甫亦畏之。《新书》谓钅共虽得君，然畏林甫，谨事之。按《旧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来谒，不甚磬折。林甫召钅共，钅共至，趋拜甚谨，禄山乃悚息。是钅共之事林甫固甚谨，《旧书》既详其事于《禄山传》，而《钅共传》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旧书。韦见素传》：禄山、国忠争宠时，见素无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顺，不措一言。《新书。见素传》则谓：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见素力言于帝，谓禄山反状甚明。按《纲目分注》，是时见素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耶？”见素极言反已有迹，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上令辅ギ琳觇之，得其厚赂，还，盛称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载，谒于华清宫，遂以为左仆射，遣回。《新书》：十三载禄山来谒华清宫，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辅ギ琳赐大柑，因察之。缪琳得厚赂，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据《旧书》则ギ琳之遣在十二年，据《新书》则在十四年。今按《通鉴》、《纲目》二书：十三载禄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国忠谓禄山目不知书，乃以为左仆射。十四载，国忠又请除禄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贾循等分领禄山所部。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曰：“禄山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勿忧也。”乃止。正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书》本纪谓钦绪以游瑰子特赦之，《新书》本纪则云韩钦绪伏诛。按《旧书。游瑰传》谓李广宏谋反事发，德宗命内官捕其党与斩之，而不明言钦绪之或杀或赦。《新书。游瑰传》：钦绪奔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环，游环惧，并执钦绪二子送京师，帝赦之。既曰捕斩以状示游环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
●卷十三○《五代史》宋、金时，《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诏削薛史，专用欧史，事见《章宗太纪》。今欧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书法严洁，固为诸史之最。然韩通忠义，不为立传，前人已议之。此犹或为本朝讳也。《宋史。张昭传》：后唐张宪为北京留守，当庄宗遇难，明宗将入，或劝宪作表奉迎。宪不肯，遂死之。是张宪乃唐庄宗完节之臣，欧史既不列于《唐臣传》，又不入于《死节传》，亦属疏漏。朱温之篡也，唐相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持天子玺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累日。此事《唐书》虽不载，而《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又袁文《瓮牖闲评》云：南唐李后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违命侯。欧史凡说后主处，皆书违命侯。按陈寿《三国志》于孙权直称名，至蜀则必曰先主、后主，盖寿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欧公吉州人，正属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违命侯乎？则《五代史》亦多有可议者。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皆列脱脱衔，以脱脱乃都总裁也。其馀则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皆总裁三史。吕思诚则第总裁《辽史》，而二史不与；揭斯则总裁辽、金二史，而《宋史》不与；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总裁宋、金二史，而《辽史》不与。今三史卷首具载，可考也。《续纲目》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思诚、好文等不载，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修三史，皆为总裁官。则阿鲁图亦总裁也。今《宋史》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而另列为领三史，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至纂修诸人，三史各有专官，不相搀越。《辽史》四人，则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则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也〔按：张翥：之前应补谭忄造一人〕。卷帙繁多，时日亦极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间，宜其疏漏芜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不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经勘对，辄见牾。今始摘数条于后，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明臣柯维骐以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甚严，阅二十年始成书，名曰《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之，正统中请于朝，诏许自撰，数年未及成而卒。）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辽景宗乾亨元年，是时宋征北汉，辽救之。《宋史》是岁三月郭进大破契丹兵于关南，《辽史》是岁三月耶律绪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原漏“黄”字〕详稳唐皆死之。此即郭进关南战胜之事。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乘胜自将伐契丹。《宋史》谓帝次幽州城南，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七月，帝率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辽史》谓六月宋主来侵，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原漏“合”字〕战于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击走契丹军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战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梁败绩之事）。《辽史》是岁十月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宋史》十一月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级（此盖即匡嗣败绩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兴国五年，诸军与契丹战于莫州，败绩。《辽史》休哥败宋兵于瓦桥关，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击败之。宋兵又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此即《宋史》莫州败绩之事）。《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萧继远攻狼山镇石寨，破之。次瀛州，擒其将康昭裔。次遂城，杀宋兵殆尽。《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日月稍差）。《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以上数事，二史皆相合。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败契丹兵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关南与契丹战，大败之。此事《辽史》俱不载，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袭营，萧干等战退之。《辽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将南伐，至满城，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漏“瓦”字〕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敌军所围，斜轸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载此事，但有五月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潘美败契丹于雁门。《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十二月，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馀人。契丹又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此事《辽史》皆不载。《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十一月，王显奏破契丹兵，杀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是岁辽统和十九年，并不载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关来侵，招古击败之。《辽史》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萧挞凛破宋兵于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无交兵之事，但在契丹大林寨王昭敏来降。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至和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则有威虏军大破契丹；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于唐河击其游骑；石普、高继祖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契丹攻瀛州，李延渥败之，杀伤十馀万；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中伏弩死。而《辽史》是年则云：与宋兵战于唐兴，大败之；萧挞凛与宋兵战遂城，大败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败之，萧排押获宋田逢吉、郭守荣等；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二史所记一时之事，惟挞凛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谓杀伤十馀万，《辽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馀则各言胜而不言败。此皆修史者仅据国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参订故也。又如遣使议和一事，《宋史》谓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辽史》谓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来讲和。则未知孰先遣使也。又《辽史》圣宗统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无遣使讲和之事至澶渊之盟，《辽史》谓宋遣使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圣宗诏继忠与使者会，许和，宋乃遣曹利用来，即遣韩巳持书报聘。而《宋史》则谓契丹驻阳城，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继忠又驰奏谓契丹请和，乃使曹利用往议，契丹即遣韩巳来。则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战请则讳言败，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其列传内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继伦传》：契丹入寇，李继隆以兵万余护辎重赴威虏军，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数万骑将邀于路，遇继伦，不顾而去。继伦曰：“寇以我兵少，蔑视我耳。彼若捷，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无遗类矣。今当卷甲疾趋，出其不意。”乃命衔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与继隆对阵未战，继伦从后急击，杀其皮室一人，众惊溃，于越方食，乘善马先遁，众大溃。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号，其时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言徐河败绩之事。《宋史。富弼传》：弼在契丹议岁币，辽主欲用献字，否则用纳字。弼执不可。辽使刘六符等来，宋竟以纳字与之。是宋之输岁币仅言纳也。《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则谓六符等至宋，定岁币进贡名，宋从之，岁币称贡。则宋竟用贡字矣。此又其各自讳败称雄著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一萧挞凛也，《辽史》作萧挞凛，《宋史》则曰挞览。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继伦传》则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军四五里，则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传闻之讹，而不暇审订者也。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辽天祚帝与金人交兵及议和等事，辽、金二史所载尚多相合。如辽之天庆五年，为金收国元年，黄龙府及护步答冈之战，六年蒺藜山之战，八年、九年与金议和，往还封册之事，保大元年余睹叛降金，二年辽主出奔，邪律淳僭位于燕，病死，其妻赴天德军，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辽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概具相合。惟《辽史》天庆四年本纪云：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服，遣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阿疏。辽遣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旧，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宁江州。辽使高仙寿、萧奉先讨之，为所败。又以萧嗣先、挞不也发契丹奚军及禁兵讨之，女直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大溃。《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习古乃、银术可等往辽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王骄肆废弛之状。太祖遂起意伐辽，备冲要，建城堡。辽遣阿息保来诘，太祖曰：“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乃号令诸部，行二千五百人，进次宁江州，大败辽师。十一月，辽萧纠里及挞不野将步骑十万至鸭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即《辽史》天庆四年事也。然《辽史》谓天祚帝乾统元年阿骨打袭节度使，则至是时已阅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系于阿骨打袭位之二年，竟抹却中间一十二年。盖《金史》世纪尚未编年，但总叙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岁，致有此误也。又《辽史》天祚帝天庆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遇头鱼宴，酒酣，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将为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且容之。”阿骨打疑惧，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掳赵三等家属。赵三诉之，奉先仍作常事以闻。后数召，阿骨打称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骑至咸州，与赵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咸州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而《金史》世纪内不载此事，盖金源修国史时已自为讳耳。又《金史》：宁江州战胜后，群臣皆劝进。明年正月，太祖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则辽天庆五年事也。而《辽史》是年不书，直至天庆七年本纪内始称：是岁，阿骨打用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则竟将金主建国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辅七年，为辽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泺。而《辽史》是年不书，乃于保大四年八月书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岂编订者误算年分耶，至如《辽史》张据平州。《金史》作张觉，盖与觉音相近之故。《辽史》保大二年迁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庆六年据东京，已为金将挞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时又降？《辽史》误也，当以《金史》为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两朝本纪参考，大概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以两国年号核算，是年为金天辅二年。乃《金史》天辅无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二年正月使散睹如宋报聘。则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马政反在后矣。宋宣和元年为金天辅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庆来，而《金史》是年使人无李善庆，但有孛堇辞列、曷鲁等，《宋史》则孛堇等来聘又系之于宣和二年。历观此数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后一年，即《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按《宋史》是年为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长，高宗在扬州，即赴杭州，金人遂焚扬州。三月高宗遭苗、刘之乱，四月反正，五月复幸建康。若五月拔离速来袭扬州，高宗岂敢冒险前进乎？当以《宋史》为正，《金史》盖误以三月之事为五月也。王伦为宋使，被杀于金，则《宋史》宜立传，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虚中使金被留，既而仕于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内郡公。则《金史》宜立传，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则传伦而并传虚中，《金史》则传虚中而并传伦，均失之矣。韩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谓宗弼与张浚战富平，宗弼陷重围，韩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创力战，宗弼得溃围出，则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吴传》则系之于仙人关之战，谓与弟力战败金兵，射韩常中目，则又属绍兴四年事矣。至如黄天荡之战，《金史》谓挞懒在潍州遣移刺古来援，而《宋史。韩世忠传》则谓挞辣使孛堇太一来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帅窝里け陷潍州，《金史》则云母克潍州。则南北传闻之误，又不必深论矣。
○宋、辽、金史旧本脱脱等修史时，原有旧日史稿，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按《元史》伯颜既克临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馀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乃悉收之，及诸记注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中统三年，又诏史天泽同铸监修。而《宋史。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此可见三史旧本也。按阿鲁图等《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辑金事于后。脱脱等《进辽史表》云：国既丘墟，史亦芜。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因循有待。益见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两朝，元世祖时已尝修辑。惟辽代国史已失其本，故所记载最为简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则世祖时盖亦有成绪也。惟三史皆有旧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金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按此乃总叙岳飞之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末，故于《皋传》末复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乃以《皋传》另为一卷，而《皋传》末却仍旧文，又未将此总叙移在《飞传》后，竟似此功出乎皋矣。《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时原本凝与重贵二人亦不另立传，故附见于《保裔传》后也。今凝与重贵既各有专传，则《保裔传》后自无庸赘叙此二人之历官，乃并不删却，而仍其旧。又《陈隆之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双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时原本，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隆之传》后也。今锐、汝向既各有专传，则《隆之传》后亦不必赘叙，乃亦不删却，可见当时纂修诸人徒以意为割裂，不暇参订，实难逃卤莽草率之议也。
○《辽史》《辽史》最为简略。以二百馀年事迹，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维骐谓辽代事实，经金、元两朝，岁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论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记述本自寥寥。圣宗时始命刘晟、马保忠监修国史，而先世事迹直至兴宗、道宗时始裒辑成书。《耶律孟简传》云：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兴宗命置局编修。《萧韩家奴传》云：擢翰林监修国史，乃录遥辇以来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时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与萧韩家奴共事，编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盖又即萧韩家奴本而审订成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国史，则不惟诸帝有实录，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纪》：皇统八年，《辽史》成，熙宗尝于宫中阅五代及辽史。可见《辽史》原有全书，而多出于兴宗以后之追述，故记载极为简略。又金时党怀英与郝俣充辽史刊修官，移刺益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文集，或记忆辽时旧事，悉送官。此章宗即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辽史》。泰和元年，又增修辽史官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又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之。则熙宗时《辽史》已有成书，章宗时又修之，元末修史时，不过仍其旧文，稍为编次耳。然修史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见者。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又萧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时人，耶律敌禄乃世宗、穆宗时人，不应编在道宗诸臣萧陶隗等之下，此亦编次之失检也。凡叙事，本纪宜略，列传宜详。《耶律斜轸传》：宋将杨继业出代州，斜轸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详于《斜轸传》，则本纪但云“斜轸败宋兵，擒其将杨继业”可矣，乃本纪又缕缕叙之，较本传更为详悉，此岂史家体例耶？○《宋史》一《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如侯益、张从恩、扈彦珂、药元福、赵昂、李、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皆历仕五代，宋初不过仍其旧官，毫无功绩，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为《五代史》既不载，不得不于《宋史》存之也。然如李、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其馀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册乎？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传》既叙其拒卢多逊倾害赵普之谋，又以百口保符彦卿无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后必昌等事，则其子《王旦传》不必复叙矣，而《旦传》又缕缕述之。神宗时新法行，尽斥卖坊渡、祠庙。张方平为南京留守，管内有阏伯、微子庙，亦在所卖中。方平使刘挚草奏，谓：“阏伯迁商丘，主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凭；微之，宋始封之君，本朝开国建号于此，乞存其祀。”神宗惊骇，亟批纸尾谓“慢神辱国，莫大于此。”此事既载之《方平传》，则《刘挚传》可只用一二语括之，乃又一一详叙，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荐授御史，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皆力争之，则详载其事于一人传中，其馀各传但云“语在某人传”足矣。乃既详载于《颂传》，而《大临传》又详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挟宿憾，诬以为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验《吕居简传》则云：中使来按甚急，居简曰：“发棺而空，则北走无疑。不然，则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为训？”使曰：“然则奈何？”居简曰：“介死必有会葬之亲族及棺敛之人，召问无异，可即令具军状以应。”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龚鼎臣传》则云：郡守杜衍既奉诏会问。椽属皆莫对鼎臣独曰：“介宁有是！愿以阖门百日保证其死。”衍出怀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则一事而出两人之保证，固不妨各书，乃二传既详载之，而《石介传》又一一铺述，不损一字，何其不惮烦也！至《王旦传》则全取《王文正公遗事》一书抄撮成篇，略无删订。《李纲传》至二万余言，分上、下二卷，尚有奏议裁入也，李全剧贼，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宋史》之病，往往有数人共一事，而立传时则以其事分系之，若各为其事而不相同者。贝州王则之乱，讨平之者，明镐、文彦博也，而《郑骧传》则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杨燧传》谓燧攻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刘＜门贝＞传》又谓＜门贝＞从攻贝州，穿地道穴城，＜门贝＞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而上。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则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赐谥文正也，司马光、刘敞俱驳之，乃《光传》则曰：光谓“谥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当之？”乃改谥文庄。略不及敝，则似光一人所驳矣。而《敞传》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谥文庄。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驳矣。高宗以邢后父焕除徽猷阁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显谟阁学士，卫肤敏、刘珏皆力言非制。乃《肤敏传》不及珏，《珏传》亦不及肤敏，亦似两人各争一事。盖作传者欲人人各记其功，逐不自知其错杂如此。
○《宋史》三《宋史。杨延昭传》：延昭卒，帝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人多望柩而泣。按无尸曰榇，有尸曰柩，中使护归者即柩也。乃既曰榇，又曰柩，意在稍变一字以避重复，而不知已失其字义矣。《韩世忠传》：世忠屯焦山，谓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兀术也。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复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乃《宋史》于此等处亦略不订正。《岳飞传》言：绍兴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慕义来归。其后又云：先是绍兴五年，飞造梁兴等招结两河豪杰。梁兴既于六年始来归，何得于五年先奉命去？一撒离喝也，《吴传》作撒离喝，《李显忠传》又作撒里曷。一兀术也，韩世忠、岳飞等传作兀术，宋汝为、叶梦得、向子韶传又作完颜宗弼。史嵩之即弥远从子也，乃传但云庆元府鄞人，似与弥远另族不相涉矣。其于宋与元交兵之处，余、谢枋得等传称大元兵，《忠义传》则曰北兵，亦多不划一。叶梦得既列于《文苑传》，则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亦应叙入，乃本传移言政绩，绝不及文学，则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云云。按《伦传》建炎元年伦即为通问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伦不从，乃被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使金之事？又《曹友闻传》：元兵攻我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卒于乾道中，距友闻与元兵战时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统军耶？或另一李显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陈宜中传》：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援常州，玉、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文天详传》亦谓：朱华、尹玉等战五牧败，兵流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全不发一矢走归。是张全并未尝战也。而《尹玉传》乃云：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则张全又在力战之内矣。功罪混淆，莫此为甚。又刘师勇与姚守常州，受围数月，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去，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是师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则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使安节在常拒守，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此皆文之失检者也。
○《宋史》四《宋史》卷帙虽繁，而事迹又多有遗漏者。太宗雍熙元年，为辽景宗乾亨四年，是岁景宗崩，圣宗即位。乃《宋史》本纪竟不载。《东轩笔录》：王曾为三元，刘子仪语以“一生吃著不尽”，曾以“志不在温饱”对。此可见其人品素定，而曾传无之。范文正遣其子纯仁南归，纯仁见石曼卿之丧未葬，遂以所载麦四十斛连舟与之，助其葬费。此亦可见其高谊，而《纯仁传》无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云龙团茶进上，欧阳修闻之，曰：“君谟士人，亦复为此耶！”《襄传》亦不载。《朱子语类》：苏过为梁师成妻持服，《过传》亦不载。《名臣言行录》：狄青讨侬智高，至宾州，夜宴将吏，青忽起更衣，命亲吏传令劝酒，青已潜出昆仑关破贼。此事《青传》亦不载。俞文豹《清夜录》：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曹勋《北狩录》：四太子求王婉容为粘罕子妇，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载者，而列传皆无之。蜀贼王均之乱，讨平之者，杨怀忠之功居多，乃不为立传，仅于《雷有终传》附见。《张р之传》谓其父泌自有传，而列传并无张泌。《涌幢小品》谓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寿辰为十月十日，而本纪亦不载。《钱氏私志》：泰州徐神翁有道术，蔡京常问以国运，神翁曰：“天方遣许多魔君作坏世界，太师亦是一个。”又哲宗遣使以后嗣为问，神翁书“吉人”二字以达。后徽宗登极，乃知即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传》，而“方技”亦不载。
○《宋史》五《宗史》又有是非失当者。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死守寿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谏谋出降，仁赡斩之以徇。及仁赡病垂死，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是日仁赡死。则仁赡实未降也，欧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于《死节传》中。乃《宋史。袁彦传》有刘仁赡降之语，《张保续传》亦曰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何其厚诬古人若此！蔡确《车盖亭》诗引唐郝处俊事，以武后比宜仁太后，事发，将谪岭表。《苏轼传》谓轼奏请哲宗降手诏，欲深治确，而太后降手诏贷之，则仁孝两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按宣仁谓大臣曰：“帝即位，乃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规为异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以逐之耳。”此正见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之明决，而《轼传》谓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轼之言为是而太后不听者，其是非不亦谬乎！○《宋史》六王明清《挥麈录》及王钅至《默记》，皆言滁州之战，太祖兵已败，访村民知有赵学究，教授乡塾，多奇计乃叩之，即赵普也。普为画计，太祖即用普乡导，乘夜取道清流关侧芦子｛山孔｝，浮西涧入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治军书，闻变即跃马奔东郊，太祖追及，一剑挥之，人马俱坠，遂就擒，姚凤即以其众降。令本纪云：晖、凤兵十五万塞滁州，太祖击走之，追至城下。晖曰：“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擒凤。与《挥麈录》等所记不同。《独醒杂志》：方腊既败，独与千馀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安者，诱之以官。既出，遂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伏诛。而《宋史。韩世忠传》谓：腊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独入，擒之以出。盖据《清溪志》所记也，而与《独醒志》互异。又《绍熙行礼记》：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过宫成服，中外汹汹。宰相留正久去位，枢密赵汝愚计无所出，宗室赵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汝愚曰：奈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无益也。“乃为画计，请于太皇太后，以嘉王扩即位（宁宗），而尊光宗为太上皇，使韩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谋乃彦逾也。今《宋史》彦逾及汝愚传谓：汝愚谋立嘉王即位，欲倚殿帅郭杲为用，以告彦逾。彦逾尝有德于杲，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是此谋本出汝愚，与《绍熙行礼记》又不同。按《叶适传》：时中外汹汹，赵汝愚计无所出，适责知阁门事蔡必胜以不得坐视，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胄三人定议。适亟白汝愚，汝愚乃遣胄、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礻覃祭立嘉王即位。是此谋本非始于汝愚，亦可见也。又《尤延之传》：朝廷定高宗庙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而杨万里亦言张浚当配食。按《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常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配享者。而史则云迈请以浚配享，何又抵牾若是耶？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据此，则景卢本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传》所云或系张俊也。又《文天祥传》：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黄冠侍樽俎可也。“此乃袭野史之讹。按郑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汉人欲挟文丞相，拥德嗣君为主。元主召天祥面诘。天祥怒骂，但求刀下死。元主犹欲释之，俾为僧或为道士，又欲纵之还乡。天祥痛骂不止，元主始杀之。是黄冠归故乡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语，岂不厚诬耶？
○《宋史》七《宋史》芜杂最甚，即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内禅一事，《李纲传》云：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灵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而《吴敏传》则谓：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敏遂并荐纲入见。则又似内禅本出于徽宗意也。按张端义《贵耳录》谓徽宗闻金我人燕，夜诏当真学士黄中令诏草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罪己诏下，渊圣登极。并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劳。”《宋史。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而《李熙靖传》亦载：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是则内禅本出自徽宗，而《李纲传》所云，但据《靖康传信录》诠次成篇，恐未为得实也。或纲议适与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传》谓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是劫营之计，李纲实与闻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则又似纲初未与知者。又《纲传》：绍兴二年，出知潭州，荆湖群盗不可胜计，纲悉荡平之。按是时尚有曹成等据湖湘道、贺等州，而杨幺在洞庭，直至五年始灭，皆岳飞平之，何得尽归功于纲知潭州之岁也？韩世忠固称名将，然其始亦多可议。刘光世部将王德杀世忠部将，会诏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宗府廨。事见赵鼎及季陵传。而《滕康传》又谓世忠兵夺御器械，逼谏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骄狠无忌惮。《魏工传》又谓内侍李е饮世忠于家，刃伤弓匠。是皆世忠之过，而本传绝不载。张浚因李纲诛宋齐愈，劾其以私意杀侍从，纲遂罢相。见于《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遂怒，飞因解兵奔丧归，浚犹谓其不得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于《高宗纪》。汪伯彦既贬，帝念之。浚以伯彦旧尝引己，与秦桧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见《汪伯彦传》。陈东伏阙上书，黄潜善辈已杀之，浚又奏胡呈笔削东书，欲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潜善客，而呈则李纲客也。事见戴埴《鼠璞》。乃《浚传》于此等处并无一语，惟杀曲端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之狱。其于郦琼之叛，又谓遣间持蜡书遗琼，金人疑，遂废刘豫，又几欲以金人废豫归功于浚矣。至杨幺之擒，皆岳飞力也，而《浚传》中全归功于浚，谓贼二十馀万相继降，湖寇尽平，绝不及飞一字，何也？何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汝楫传》。铸又尝为奏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鼎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相为朋比，见《廖刚传》。是铸之奸邪，不一而足，乃《铸传》并无一字，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彦博以灯笼锦媚张贵妃，见《唐介传》，而本传不载。建炎元年，叶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本纪》。叶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而本传不载。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上章留之。见《秦桧传》，而《安国传》不载。李显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与邵宏渊忿争，遂致溃归，见《胡铨传》，而本传亦不载。岳珂守当涂，横敛百出，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见《徐庆卿传》，而本传亦不载。辛弃疾附和韩胄开兵端，见《胄传》，而本传亦不载。又《虞允文传》：金主亮南侵，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李显忠代权，令允文趣显忠赴权军。允文军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杨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显忠实未尝与也。而《显忠传》则云：金主将济江，诏以显忠代王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则以此捷分功于显忠矣。《显忠传》又云：是时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则并以海陵之弑由于显忠之复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不过数日，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而必谓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说也。史弥远之诛韩胄也，本因杨皇后与胄有隙，密使其兄杨次山与朝臣谋之，弥远遂命结参知政事钱象相、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伺胄早朝，拥至玉津园捶杀之。弥远、象祖赴延和殿以闻，帝犹未言。越数日，始下诏暴胄罪（见《杨皇后传》）。此事应详载于《弥远传》，乃《弥远传》并不书，且云：弥远因用兵，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亦具奏，乃罢胄、陈自强。而台谏犹论不已，胄始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则竟抹却弥远擅杀一节，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矣。理宗之立也，宁宗早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太子，赐名。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弥远惧，乃阴谋立沂王子昀，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皇子，非万岁巷皇子也。”昀至，则引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封为济王。见《济王传》。此则弥远废立之罪，上通于天，本传中自应一一详载，乃但云“宁宗崩，拥立理宗”，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类，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谬如此也。
○《宋史》八《宋史》卷帙又有当更定者。张宪、杨再兴、牛皋，皆岳飞部将，何以不附于《飞传》后？况《皋传》末历叙飞分遣诸将恢复东西京州郡之事，非皋所遣而叙于皋传，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后，及编次时，忽离而二之也。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亦何以不附《世忠传》后？至刘子羽、胡世将与吴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与、相次？郭浩、杨政又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何以不附于、之后？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已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延起义，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何不汇列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怜所桧，则次翁应附《桧传》之后。陈自强之附韩胄，与次翁之附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胄传》之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其奸党，何也？权邦彦乃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乃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乃厕于德未造李庭芝诸臣之后，不几颠倒时代乎？徐清叟、徐荣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连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缯、邹应龙、别之杰、金渊、张、饶虎臣、戴庆珂诸传，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宋史》补之，诚是矣。彭义斌自山东起义，随李全来归，即与赵范、赵葵等破金兵，义斌独击至下湾渡，掩金人于淮（见《贾涉传》）。后因全擅戕杀制置使许国，即斩全使，大骂曰：“逆贼受国厚恩，擅杀制使，我必报此仇！”会全攻恩州，义斌即出战败全。全求制使徐戕稷书与义斌连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不诛逆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断其南路，必可灭贼。贼平之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战河南，神州可复也。”范亦谓善湘曰：“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尊朝廷也。”（见《赵范传》）义斌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拓地而北，与元兵战于内黄之五马山，兵败不屈死（见《李全传》）。则此人何得不立传，而《宋史》竟遗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清，常州晋陵人，靖康之变，以拒张邦昌伪命，忧愤不食，索笔书王维“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晋陵人，张邦昌使直学士院忧愤不食，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无审订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南唐完节之臣，何以又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之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皆仕于宋，既入之宋臣列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不入宋臣列传，而以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此皆自乱其例者也。
●卷十四○《金史》《金史》原有成书，修史时又参以刘祁《归潜志》、元好问《野史》，故文笔最简洁。然亦有过于简略者。《卫绍王本纪》赞云：卫绍王被弑后，记注亡失。元中统三年，王鹗采当时诏令。又金有令史窦详，年九十余，询之得二十余条。又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余条，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又有金女官所纪资明夫人授玺事。因此数种编成。是《卫绍王纪》本属事后追述，宜其疏略。其他则各有原文，应亦详备，乃本纪天会三年宋徽宗内禅，钦宗即位，七年宋高宗为苗、刘所废，传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邻国大事，而《金史》竟不书，岂授《春秋》列国不赴告则不书之例耶？十年，刘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国之大事。十一月〔年〕，宋潘致尧南还，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韩肖胄等使金。此为两国议和之始，亦皆不书。刘豫僭位后，与宋交兵，此于金无涉，不书可也。天会十二年，金、齐合兵入宋，韩世忠击败之于大仪镇，论者以此举为宋中兴武功第一，《金史》亦不书。十五年，王伦还宋，言金许还梓宫及太后。天眷二年，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及陕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国大事，徒以不逾时即悔前议，拘执王伦，遂并此事亦不书，则王伦又何为被执乎？归地之后，复兴兵取故地，命兀术趋汴，撒离喝趋陕。据《宋史》则有刘顺昌之捷，岳飞郾城、蔡州、颍昌、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淮阳军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吴、李师颜等扶风之捷，王德青溪之捷，诸将以奉诏班师，遂复失故地。而《金史》皆不书，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陕西捷。其明年，兀术复兴兵，则有杨沂中、刘等柘皋之捷，王德昭关之捷，李显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书，但云：兀术遣使奏捷，秋，和议成，兀术以便宜画淮为界。而其时所定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亦国中一大事也，亦皆不书，无乃太简乎？庆山奴，即承立也。乃传中忽云庆山奴，忽云承立，竟似两人。又张觉既列于《逆臣传》矣，其子张仅言，在世宗朝终始一节，恩礼兼至，何妨另入列传？乃次于《觉传》之后，竟似逆党附入者。又韩庆民尽节于辽，其妻又尽节于庆民，则应编入《辽史》，乃反载入《金史》。此编次之失检也。又按《宋史》岳飞、刘、吴等传，兀术用兵皆与韩常俱。如富平之败，韩常拔兀术于重围中；仙人关之战，兀术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枷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军于昭关。《金史》宗弼等传内亦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惧法，乃尽杀之以灭口。则韩常者，固金朝一大将，历有战功，自应专立一传，乃《金史》并无其人。此又编辑之疏漏也。至其书法之直笔，则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与本朝交涉事必多回护。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颜陈和尚传》叙太昌原之战，陈和尚以骑四百破元兵八千，《杨沃衍传》野猪岭德安寨之战，力破元兵，《禹显传》扼龙猪谷，攻元兵，获元帅韩光国等，皆直叙不讳，此犹存古法也。
○《元史》《元史》列传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盖《元史》本两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后又以顺帝无实录，再遣使行天下搜采史事，至明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今三十二卷以前，当是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期日迫促，疏误尤多。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顾宁人已尝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脱儿传》既详载其从子忽刺出矣，乃后又有《忽刺出传》。《杭忽思传》既详叙其子阿塔赤矣，乃后又有《阿答赤传》。可见其匆遽不暇复校也。又如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事太祖，当时号为掇里班曲律，华言四杰也。其后子孙为四怯薛，世领宿卫，则四人之勋勤相等可知。乃木华黎等三人皆有传，而赤老温独无。按《太宗本纪》元年赤老温帅师围庆阳，金移刺蒲阿来救，围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将伐宋，赤老温请行，许之。由此以推，则赤老温亦非无事迹可纪者，乃独遗之，何也？孟珙《蒙达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也。又《辽史。挞不也传》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只阻卜酋长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可见建国号之由，而本纪亦不载。《续通鉴纲目》：严实据青崖崮，其将李信乘实出，杀其家属降宋。而《严实传》但云有王义深者尝害实族属，而不载李信其人。贾良伯《死节记》谓余阙妻蒋氏从阙死，而《阙传》作耶律卜氏。按张毅所记，耶律卜氏乃阙妾也，今以当其妻，而反遗蒋氏，亦属疏漏。按《扎儿传》谓木华黎家所出玉玺，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杨桓传》则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床兀儿传》：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纪》则以此事系于至大三年，而《仁宗纪》延三年复载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复若此？又如一乃蛮酋长也，《太祖本纪》作太阳可汗，《塔塔统阿传》又作太攵可汗。一博尔忽也，本纪作博罗浑，本传作博尔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纪作班珠尼河，《速哥传》又作班术居河。一笃列河也，《雪不台传》作笃列河，《速不台传》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称，即今国语所谓巴图鲁也，乃史天泽、赵阿哥潘等传则曰拔都，《拜延传》则曰八都鲁，阿术鲁及苫彻传则又曰拔都儿，亦何其不划一也。诏令有用蒙古字者，当时译以汉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订，乃泰定帝登极一诏，最为村俗（另载“史传俗语”条内），独不可稍加润色乎？顺帝本宋德帝遗体。德降元，封瀛国公，后学佛于土番，娶迈来的，有娠。适明宗（和世疏）。逃于漠北，与瀛国善，索迈来的为妻，遂生顺帝。见陈克勤《宋遗民录》及权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记》、余应所撰《合尊大师》诗、袁忠彻所撰《符台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见闻者。即《元史》本纪亦载：文宗至顺元年，以顺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长子非己子，命翰林书其事于史馆。明年，复召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诏，播告中外。顺帝登极，因此事彻去文宗庙主，诏曰：“文宗私图传子，乃构邪言，谓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传》亦见此事。是则顺帝之非明宗子，当时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后，卜答失里后宁立明宗次子宁宗（名懿质班），而不立顺帝。迨宁宗夭而顺帝始立，则《庚申帝记》所云未必无因。作史者纵不便确指其故，而于《明宗后迈来的传》（史作迈来迪）亦何妨略见其由瀛国公归于明宗之源委，所谓疑以传疑也。乃并不书，岂以其不经耶？然《南史》梁武帝纳东昏妃，八月生豫章王综，亦未尝不书也。又泰定帝后为燕铁木儿娶作夫人，《燕铁木儿传》既载之，而《八不罕后传》不言其事。虽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静后再嫁杨为妻，亦未尝不书也。（按元制，宫中称皇后者甚多，泰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怜真八刺皇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卜颜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儿皇后，俱见表内。作史时当是不知燕铁木儿所娶者何后，故不便书耳。）
《庚申帝大事记》：瀛国公降附后，为僧白塔寺中，后徙甘州。有赵王者怜之，赠以回回女。延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适过其地，见寺上有龙文五采，访知其故，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
《宋遗民录》：瀛国公降后，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梦金龙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正立所梦柱下。世祖阴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国，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余应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桂，化为龙爪惊天容。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馀》：虞集在文宗时草诏，有曰：“明宗在北之时，自谓非其子。”及顺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绳缚腰，马尾缝眼。既至，集以文宗亲改诏稿呈上，遂得释。
《庚申外史》：顺帝时，尚书高保哥奏：“文宗在时，谓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当时作诏者，欲杀虞集、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笔，脱脱在旁曰：“彼负天下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乃舍之。按：至元十三年瀛国公降，年六岁。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学佛土番，年十八岁。延七年，顺帝生之岁，瀛国公年五十。野史所云，或未必无因也。
◎《明史》○《明史》多附书《明史》事多而文省，最为简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书之例。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书者辄数十人，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故各从其类，一一附书，既不没其人，又不伤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陈友定传》后附以元末死事诸臣，凡《元史》所不载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则类叙于《赵普胜传》后。正统中死土木之难者，惟张辅等另有专传外，其他则类叙于曹鼐等传后。正德中谏南巡被杖者百馀人，则类叙于舒芬、夏良胜、何遵等传后。嘉靖中议大礼被杖之数百人，则类叙于何孟春等传后。李福达之狱坐罪者四十馀人，则类叙于《马寻传》后。皆此法也。又建文从亡诸臣，如台州樵夫、乐清樵夫、河西佣、补锅匠、马二子、云门僧、若耶僧、玉山樵、云庵和尚之类，皆据《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撰）、《革除录》（宋瑞仪撰）、《忠贤奇秘录》（王诏撰）诸书采入。此等野史，其真伪虽不可知，然皆附于殉节诸贤传后，所谓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又见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传《南、北史》、《新唐书》体例，凡一人有传，则其子孙应传皆附于此人之后。《明史》则不然，如周与其子金，耿九畴与其子裕，李遂与其子材，陈以勤与其子于陛，郑晓与其子履仁，王忄予与其子世贞、世懋，刘显与其子纟廷，皆父子也，而各自为传。盖分传则时代清楚，使阅者一览了然，此亦作史旧法。又如马思聪有传，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邓继曾传》后，以明衡与继曾同谏昭圣太后传免朝贺一事同获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说，附《景淳传》后，而汝说子式耜又另立传，与何腾蛟同卷，则以式耜与腾蛟皆明末一大关系之人也。而《张居正传》后乃又附其曾孙同敝，《马芳传》亦附其子林及孙广，似乎自变其例，然此盖有意附之，以见居正之有贤子孙，而马氏则三世皆死国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