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曰：“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乘之车也；阙车，所谓布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

臣按：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有倅车以为之副贰，万一或败，不至仓皇无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舆后横木）四尺，谓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车斜倚也），崇（高也）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八尺曰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戟常（倍寻曰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

郑玄曰：“此所谓兵车也，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句之，句之矣然后殳击之、戈戟刺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车旁，不言弓矢者，乘车之人佩之也。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步兵）我车，惧其侵轶（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试也）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郑大夫）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死也），戎师大奔。

孔颖达曰：“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前谓第一伏，逆其前也；后谓祝聃与后伏，逐其后也；中谓第二伏，击其中也。衷戎帅者，谓戎师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晋大夫）曰：“楚军之戎分为二广（音旷），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十二年）

杜预曰：“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孔颖达曰：“右广鸡鸣初驾，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昼日事也。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若今宿直递持更也。”

臣按：李靖谓：“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陈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滓胺？不用人而主于车。车之于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桓邲之战，楚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后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有厄（险也），以什（更以十人）共车，必克，因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步陈），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即两伍专参偏也）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李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十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骑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盖未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马端临曰：“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于争城争地，然于敌之人，初不迫于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轻进易退，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于徒、我长于车，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后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后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臣按：车战之法，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若夫中国与夷狄战，其地则险阻也，其人则步与骑也，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其动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败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不亦难哉。自车法不行之后，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李陵之类，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故常有疆场之事，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若夫罢侯置守之后，四海一家，不幸而盗贼窃发，制之于早易与耳，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大抵为四夷，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险隘攻夷狄，车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谓车战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车，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则吾之轮有所柅、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马端临曰：“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为艰，一车之费动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独用之战陈为难，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虽不可考，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欹，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尝经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而可修，逢险阻则舁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率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取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镮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镮，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镮，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唐大历中，马燧为河中节度使，造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陈，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敌人之战陈、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陈，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以进，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车制，取常用车接其衡尼，驾以牛，布为方陈，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后李纲又上车制图，王大智造霆电击车，然而卒不见于用，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有则史书之矣。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尚未闻以车战取胜，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浮沙积石也哉？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无轻信人言，耗民财、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

李纲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步以为陈，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陈，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

臣按：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之境，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胜创为如意战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陈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陈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斫，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陈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拔陈追袭，少却入陈间稍憩，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

臣按：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其制焉。后世则人自为之制，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不拘拘于古法，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魏胜所制之车，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战车、曰弩车、曰炮车，今不必尽如其制，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制为人推之车，数人之力可将者，树牌垂毡、列枪驾炮，每两必须蔽数十人，略如胜所制者，每边城制三五百两，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官军俾得耕获，战以为陈，居以为营，收获以为载，不为无益。（以上车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

独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车以按其后，列弛张则一广失，举掎角则四奇皆出。”

臣按：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虽未必然，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或建之为图，或笔之于书，可考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观朱、蔡二子之言，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故载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中秋教治安，如振旅之陈。

臣按：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其布列方位、弥缝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故曰如战之陈。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

《曲礼》：前有水则载（音戴）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鸱属），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郑玄曰：“戴，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

孔颖达曰：“王行宜警备，善恶必先知之，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无喧声，若有非常不能传道，且人众广远，难可周遍，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左传曰‘前茅虑无’是也。青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举示之，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旌从可知也。雁行列与军骑相似，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众之象，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挚兽，猛而能挚，谓虎狼之属，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且简以易知，行军者不可不知也。

郑玄曰：“以四兽为军队，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坚劲军中之威怒。”

孔颖达曰：“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之宿不差。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而摽招摇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众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讨而已，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于其中，以见奉天致讨之义。

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郑玄曰：“度谓伐与步数。局，步分也。”

孔颖达曰：“左右有局者，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滥也。各司其局者，军行须监领，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恒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曰：“《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

李靖曰：“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徒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臣按：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司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为伍，《周礼》司马之文也，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苏洵曰：“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陈之道，益左以为牡，设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强兵在焉，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

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

宣公十有二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茅，明也，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中权（中军制权）后劲（后以劲兵为殿），百官象物而动（象其物类无妄动也），军政不戒而备。

杜预曰：“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盖楚陈以辕为主也。虑无，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皆持以绛及白为幡，备虑有无也。”

孔颖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当预告军中兵众，使知而为之备也。”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

杜预曰：“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

臣按：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其行师有纪律如此，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讨以行天诛，孰能御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曰：“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陈名。”

以上论战陈之法（上）

卷一三四

▲战陈之法（下）

《通典》：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余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余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百七十五，分为八陈，六陈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陈各减一人以为陈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

苏轼曰：“《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陈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是曰八陈，故以正合为奇胜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马之法，其队伍营垒、坐作进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谓之穰苴陈法，陈法者所以训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也。

《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师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

吴起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趣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臣按说者，孙吴兵法主于权谲，非王者之师，然其计谋虽有诡诈，而其行军布陈之法则多有可取。蜀诸葛亮推演八陈图，咸得其要。

杜牧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陈，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环无穷也。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数，今盩厔司竹园乃有旧垒，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陈图自古有之，《周官》所谓如战之陈，盖是此法。《握机》文虽未必风后所作，然由来须远。武侯立石于江边，乃是水之回洑处，所以水不能漂荡，其择地之善、立基之坚如此，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获，使观于营陈之间，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获曰“公天威也”；司马懿按行营垒，叹曰“天下奇材”，由是观之，武侯所置之陈诚非偶然也。至今鱼复平沙上垒石八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厓，晋桓玄见之，谓为常山蛇势，说者谓玄妄言耳。呜呼，“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心已悟，后世徒妄说”，苏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问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靖对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圜，，是成六花，俗所号耳。”太宗曰：“内圜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圜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临敌乎？”

朱熹曰：“八陈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数各为一陈，有专于战斗者，有专于冲突者，又有缠绕之者。”

又曰：“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陈，地方则须布方陈，亦岂容概论也？”

臣按：史称靖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非斯人而谁？”其后仕唐为大将，平萧铣于江陵，获辅公槊于丹阳，禽颉利，平吐谷浑，太宗谓古韩、白、卫、霍无以加，则是靖自用其法有实效矣。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岂其然哉？

宋仁宗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此即九军陈法也。后至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帅通达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方陈也；六花陈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陈以圆为体，方陈者内圆而外方，圆陈则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陈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军，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陈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陈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陈，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陈为奇也。”

臣按：自古出师必有营有陈，止而无营则无以自守，行而无陈则无以制敌。《周礼》大司马四时之教，中春振旅，执鼓、铎、镯、铙以教坐作、进退、徐疾、疏数之节；中秋治兵，所载旗物若太常旗、昚、、壒之属；中冬大阅，所以立表陈车徒，坐作、驰行，三时之教皆所以习为陈法也。若夫中夏之茇舍，谓之茇舍者，茇如召伯所茇之茇，茇之为言草止也，其所以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而凡门名县鄙各以其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施事，盖三时之教教以行陈之法也，夏时之教教以止营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详，惟今世兵家所传陈法，虽未必如武侯、卫公之旧，然亦未尝无所本者也。夫时势不同，面势不一，地之险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复有不齐，而又敌有强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概而论者，所谓陈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虽在乎应机，然习之则在乎有素，譬之学奕然，局面虽不可豫料，而行动机变则不可不预知也。知之固未必尽皆可行，然非熟之于目、得之于手，则亦岂能应之以心哉？臣请命知兵事大臣将古人陈法详加审定，隐括以为图，条陈以为说，使人人易晓，然后诏武臣俾其按图布陈，使六军之士皆习熟于耳目见闻之间，晓了于心口意虑之际，一旦有事，大将有所谋为处置，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难矣。

宋吴昵立垒陈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陈如之。凡陈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陈成而骑退，谓之叠陈。

朱熹曰：“大要临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陈，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张柔直守南剑退范汝为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陈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刘信叔顺昌之胜，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敌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于是下令军中依次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故能大败敌人。盖方我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敌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击之，是以胜也。”

臣按：朱子所论张觷、刘锜所以破敌者，皆是更休之法，昵之叠陈法亦是更代，但昵是俟其伤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为定法，预分其人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昵以鼓为节，则敌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计，宜于未战之先，某队以某人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别为暗号，使其潜自更替之，为无患也。吴昵谓其叠陈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见兵法《尉缭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据而云然。（以上陈法）

《史记》：武王即位九年，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

马融曰：“苍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师之始。考《齐世家》，太公会舟楫于盟津，则舟师自武王时已有之，盖以济河也。其后春秋时孟明济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暂以济尔，非若吴楚之人用之则专以战焉。昔人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江海为平道，是其所长，吴人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走舸者当轻走骠骑。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楫之具，谓之钩拒，退而钩之，进则拒之。又以历代史考之，舟师可以进战之处，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止，刘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头是也，舍舟登陆尚得半利；趋关中者自河而入，径至长安，王镇恶以蒙冲小舰至渭桥是也，水陆并进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师进者也。若夫舟师可以守之处，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此王浚伐吴、杨素伐陈之路也；据武昌之要，使自汉水者不得进，此何尚之所谓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盖韩擒虎尝因以灭陈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胎者不得至，盖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进，此皆以舟师守者也。

昭公十七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而获其乘舟余皇（或作艎，舟名）。臣按：此南国用舟师见于史者始此。哀公十年，吴徐承（吴大夫）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汉武帝时，朱买臣言：“东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岁余，买臣受诏，与韩说俱击破东越。

臣按：西汉会稽郡治在今苏州，则吴之海舟可通闽久矣。臣尝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观秦运负海粟以给北边，及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道入齐，汉武伐东越亦自会稽以舟师入闽，则燕可至齐、齐可至吴、吴可至闽，盖自秦以前则已通行矣。然吴既可至闽，闽之至广尤易易然，臣于“制国用”条尝请复元人海运，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战，则东可以制朝鲜，南可以制交阯。噫，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则张士诚、方国珍岂敢称乱哉？惜乎当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

武帝时有楼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横海。江、淮、青、齐皆有楼船军，击南粤、救东瓯则用江淮、会稽楼船，灭朝鲜则用齐楼船，又开昆明池以习水战。

臣按：汉人之造舟以为战具，于凡边江海之处皆为楼船。臣窃以为，船谓之楼，其质必大，所费盖不赀也，有事而造之则缓不及事，无事而造之则贮之无用之地，岁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则劳民费财多矣。臣请凡为运舟者必备战具，无事则用以漕，有事则用以战，岂不一举而两得哉？今沿海卫所造为备倭船只，岁岁督造而无一日之用，劳费无已，况操海舟与河舟不同，军不素练，一旦驱之登舟以战，彼方眩晕呕吐之不暇，又岂能御敌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仓卒岂能猝办，贼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敌之决矣。臣请革罢此舟，备倭官军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遗孙权书，欲治水军与之会猎于吴，张昭等曰：“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浮以沿江，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周瑜曰：“操舍鞍马，仗舟楫，远涉江湖，不习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与先主进，与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将黄盖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曹操军败退。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上得驰马往来，又画筜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无有。吴为铁锁横截江险，又作铁椎暗置江中，浚知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椎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断，于是顺风鼓棹，径造三山。

臣按：王浚造巨舟沿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今长江故在，舟行往来者虽百斛之舟尚有胶于浅者，今晋舟如许之大，转动为难，要非良法也。

宋太祖开宝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发江陵，水陆并进，克池州，败唐兵于铜陵，遂次采石矶。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举进士不第，遂谋归宋，乃渔钓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寻诣汴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宋主然之，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以大舰载大竹自荆渚而下，命丁匠营之，三日桥成。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听。师南下，以若水为向导，既克池州，即用为知州。若水请试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师因之济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献量江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据江为国者必得上流，敌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无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于江，除大海外凡据水以为险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潜遣人量其广狭以为浮筏，蔑不济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乌珠入寇，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绠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乌珠既为世忠所厄，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或教以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敌终不得济。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浚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飞，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以火箭射海舟蒻蓬，世忠军乱，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

绍兴五年，岳飞破杨太（一名幺）于洞庭。太时与刘豫通，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童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塞车轮，碍不得行，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太计穷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风不行，而行风必以帆，帆之制非蒻叶与竹筏则布为之，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杨幺之舟以轮激水，虽无风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则虽无风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师）

以上论战陈之法（下）

卷一三五

▲察军之情

《诗邶风击鼓》之首章曰击鼓其镗（击鼓声），踊跃（坐作击刺之状）用兵（戈戟之属）。土（土功）国（国中）城漕（卫邑名），我独南行。

朱熹曰：“《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兵端）镝（矢锋）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役土功于国者此民也，筑城于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陈与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则必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未闻众役并兴，罢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谓忍矣，其卒至于败亡也宜哉。”吁，国风之诗皆出于闾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诗以观民风，民之言见于诗，为治者诚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乌可咈民之情而必从己狸驹？

《王风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妇人目其夫之辞）于役，不知其期，昌至哉？鸡栖于埘（凿墙而栖曰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还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鸡则栖于埘矣，日则夕矣，牛羊则下来矣，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君子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谢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预言归期也；卉木萋萋，劳还率而详言归期也。四牡之使，宁几何时，劳之曰我心伤悲，吉甫在镐，不过千里，劳之曰我行永久，吾观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劳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体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发而为序情闵劳之仁，岂有无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暂时之役、近地之行犹不可以无期，矧以中土之人而为边鄙之戍，沙漠冱寒之塞、炎蒸瘴厉之乡，一籍边关，永无可归之期，则人之愁怨无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时，其归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闵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赏，则彼虽艰苦万状，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祸起于庞勋桂林之戍不更，后世人主尚鉴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晚也）止。靡（无也）室靡家，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启（跪也）居，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杨柳（蒲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迟迟（长远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详见真氏前书）。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诗，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曰采薇采薇，则薇亦作止矣，曰归曰归，则岁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非上之人故为是以苦我也，直以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设为役人预自道其归时之事，以见其勤劳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矣。’范氏曰：‘予于《采薇》见先王以人道使人，后世则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诗，真氏已载其全篇于“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条，其言谓此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文王乃先其未发，歌咏以劳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于此不复详载，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备详程、朱之言。程氏所谓“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上察民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诚知军旅为毒民之具，凡有兴举皆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劳苦之状，恤其饥寒之苦，怜其室家之离，旷念其生业之废坠，有所用心则为上所知，有所效力则不为人所掩，如此，则彼虽劳也而忘其为劳，虽忧也而忘其为忧，而一于敌君王之忾而功无不成矣。

《诗序》：《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朱熹曰：“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虽荣不久，故以为比而自言其心之忧伤也。”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兵革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无妻曰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将（亦行也），以经营于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无不得其所矣，而犹视之如伤，此周之所以兴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视民如禽兽，此周之所以亡也。兴亡之鉴，岂远乎哉？”

谢枋得曰：“《东山》《采薇》《出车》《杕杜》诸诗序情闵劳皆，以室家之望者为说，同为天民，血气嗜欲岂有异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马耳，故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臣按：先儒谓《苕之华》言国家之衰微时，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运穷矣。《何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烦数，征行之劳苦，上之人视之与禽兽无异，人事极矣，周室至是无可为矣，此《黍离》所以降为国风也。噫，人君当四方无虞之时，九重清燕之时，试以二诗与先儒所论者而讽味焉，其尚日思所以爱惜民力而培养元气，凡有兴师动众，揆之于天道人情、物理事势，苟可以已者无不已之，非甚至于不得已无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马待其民，必毋使天运至此而穷，人事至此而极，如二诗所云者，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其二章曰：四牡谷谷，旐有翩。乱生不夷（平也），靡国不泯（灭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祸以烬（灰烬）。於乎有哀，国步（运也）斯频（急蹙也）。

朱熹曰：“厉王之乱，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辞也。”辅广曰：“王者岂能无所征役，但出于不得已，则民将悦而从之，以忘其劳。今也使人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若是则民不可得而用矣，乱生不夷，乱日生而无平定之期也，无国不灭，无民不烬，则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则哀其国家运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国步蔑（灭也）资（咨也），天不我将（养也）。靡所止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争也）。谁生厉（怨也）阶，至今为梗（病也）。

朱熹曰：“言国将危亡，天不我养，居无所定，徂无所往，然非君子之有争心也，谁实为此祸阶使至今为病乎？盖曰祸有根原，其所从来也远矣。”

辅广曰：“居无所定则无以自安也，徂无所往则无以避患也，凡为君子则其心无所争耳，然不知谁为此厉阶而使至今为病乎？”

其四章曰：忧心殷殷，念我土（乡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时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见也）痻（病也），孔棘（急也）我圉（边也）。

辅广曰：“土宇谓乡里与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东。前三章虽皆是征役者怨辞，然二章则言乱生不已而要其祸乱之终，三章则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祸乱之始，四章则言多矣我之见病也，急矣我之在边也，情益切而辞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诗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乱离而厌苦自伤之辞，人君当承平无事之时而讽之于口、察之于心，必先有以调息而消弭之，使其厉阶不生，国步不频，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于多矣其见病也，急矣其在边也。则夫横目而黎首者见其车马之盛、旌旗之美，则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

六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臣按：复谓除其赋役也。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间，目见军士之劳苦，故其于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则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于犬马之死犹必葬之以帷，盖况兵士有功于我乎。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旷岁持久，师老费财，加算不止于舟车，征卒殆穷于闽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闾，送父别夫，号呼道路，杼轴已甚，兴发已殚，而将帅犹曰财不足、兵不多。”又曰：“兴师四方，无远不暨，父子诀别，夫妇分离，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有馈送之苦，行者有锋刃之忧，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

贽又言曰：“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则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不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

又曰：“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惟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丰约相形，隔绝斯甚。”

臣按：陆贽之言灼见人情事弊，而于征行之劳扰、边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军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亲履其地而目亲见其人辛苦劳顿、悲啼怨恨，阽于死亡，欲求须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为之处置者，则又如亲见其人、亲理其事，必如此而后可，不如此则决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虚为之言也。后世圣君贤辅，凡贽所言，皆当恒写一通置之座隅，使边塞寒苦之状、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动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复三年。三年，又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

臣按：创业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虽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时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天下，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传于子孙，世世享其富贵而无穷，其一时攀鳞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孙亦与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则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继世之君坐享富贵者，尚体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贵之所自哉。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朱熹曰：“巡三军拊（抚也）而勉（慰也）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悦以忘寒，此语出《左传》），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解者曰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于士卒，虽曰势分悬绝，然其好恶则初无以异，人君诚能设以其九重之身而处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恶之情，切切然形之于言，孜孜然念之于心，恒使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边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无不达，有功而无不知，有屈而无不伸，则凡为吾御边而敌忾者，岂有不尽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谓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义固当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尽下，而惟责下之尽义，非所谓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谓“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非但为将者少不得也，而为君者亦岂可少哉？

以上论察军之情

卷一三六

▲遏盗之机（上）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搏盗贼）之事，以施刑罚庆赏。郑玄曰：“乡合者，乡所合也。”

贾公彦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军令之类。五家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郑玄曰：“邦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邦贼，为逆乱。邦谍，为异国反间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挢邦令，称诈以有为者。为邦盗，窃取国之宝藏者。”

王昭禹曰：“为邦朋，为私党以乱民也。为邦诬，造讹言以惑众也。”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蘖者，岂不豫哉？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也。”吴澂曰：“贾而揭之，定其所直之价而识之也。”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犹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庐之属）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与柝同）之，有相翔者诛之。

郑玄曰：“庐，客行道所舍。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相翔犹昌翔，观伺者也。聚之，聚击以宿卫之也。有奸人相翔于宾客之侧则诛之，不得令寇盗宾客。”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实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慑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军，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郑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御晨行者，御使须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修闾氏掌比国中（城内）宿（谓宿卫）互者与其国粥（养也，谓羡卒）而比其追（逐寇）胥（读为偦）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察也）。

郑玄曰：“禁径逾者、兵革趋行者、驰骋于国中者，皆为其惑众也。”

贾公彦曰：“邦有故，谓有寇戎、大丧札，皆恐有奸非，则令各守闾巷门，有执节公使者不几察也。”

刘彝曰：“掌比国中宿互柝者，谓检国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谓行马以断夜行者也，谓击柝以守门闾而传更者也。国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偦擒捕寇贼，获多者赏之，否则罚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谷以传更，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盖卫有所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余，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余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苏辙曰：“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士唯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自行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官署）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内官也）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余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余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及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余，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余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宏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中）

卷一三八

▲遏盗之机（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

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为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是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大小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

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文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地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盖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既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卷一三九

▲赏功之格（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颐曰：“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夫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象所谓必乱邦，圣人之戒深矣。”

又曰：“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他不与焉。”

丘富国曰：“初言师之出，上言师之还，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大君必有赏功之命，开国，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诡道，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则挟功以逞，必生僭窃乱邦之祸，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乱邦也，其意严矣。”

臣按：人臣有功于国家，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次者则列爵以授之，与之以土田、锡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赏，固不可分别之也，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若夫资禀庸下、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职名以世延其赏，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而《本义》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臣窃以为小人难养，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如朱氏言优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临民，给禄而不莅职，如此，则得正功之典，而亦无乱邦之祸矣。

程颐曰：“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

臣按：程传以“有嘉”属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为句，考《汉书》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亦以“有嘉折首”为句，盖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歼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其为功大矣，岂不可嘉尚之乎？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岂得无过咎哉？王用将以出征，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实，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

《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召（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与也）之。钟鼓既设，一朝飨（大饮宾曰飨）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繇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臣按：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之诗，以明报功宴乐。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王者于赏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犹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礼》：司勋（掌功赏之官）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勋（辅成王业），国功曰功（保全国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劳（勤劳），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战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日月为常），祭于太烝（冬祭曰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功之大小不可预知），轻重氏（视同）功（功大者重其赏，功小者轻其赏）。凡颁（授也）赏地，参之一食（三分计税，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无国正（既赏以田，又加赐之，免其征税）。

王昭禹曰：“先王于有功之臣，铭书于王之太常，使与日月同其光，识之于不忘也；祭于太烝，使与先王同其荣，报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勋所掌之六功，不止于战也，乃以属于司马，何也？盖军赏不逾时，与之速则人心劝，报之缓则人心疑，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徒有壅蔽之害、增减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故其行赏也，又必审察考验，以视其勤劳、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多少、难易以为之轻重、高下焉。

杜预曰：“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臣按：军赏不逾月，欲民速睹为善之利，故饮至之礼，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臣按：《易》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弃绝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谨其始，苟失之于初，则必善为之处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厌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公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又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晋文公为五伯之盛，伯者虽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盖去古未远，圣人之泽犹存，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

战国韩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而颦，笑有为而笑，今袴岂特颦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昭侯一国之君，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况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

臣按：《司马法》虽作于战国，然多成周之遗制也，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有功者以罪减功，有罪者以功折罪。又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臣按：赏贵乎速，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况乎军功之赏，尤不可迟，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盖赏之为赏，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后世遇有当赏，文移核实，动经岁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呜呼，其弊也久矣。夫赏有两端，曰官曰财而已，功之小者赏之以财，功之大者赏之以官，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赏以官，官非人臣所得专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师命将，许以便宜行事者，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执以照，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如此，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

《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臣按：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可乎？虽然，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

臣按：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呜呼，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卫，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伪滋，人与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是岂人道当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级，后世袭用之，以为当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后世忍心贪功之人，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皆秦作俑之遗祸也。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何也？盖兴师动众，人至多也，临陈对敌，机无穷也，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载之《诗》《礼》者可考也，非但秦也，盖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然而勇者怯者同赏，孰肯效死而争先？若依旧以首级为功，方其战酣乘胜之际，其势有进而无退，既斩敌首，何暇转而持之，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然则果何如而可？臣窃以为，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贵，财以利而致富，是名与利、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体者人之所甚爱，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卫生灵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官爵以报之焉，报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将来之志，非但为其人，盖为乎国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例观也，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然而战陈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轻重、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臣窃以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则己不为私，明则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使其随时制宜，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即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如科试揭晓然者，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赃者计赃论，无赃者削去其功次，如此，虽未尽善，亦庶几乎。大凡天下万事，莫外于一实，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取旨，盖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为国出力，盖藉父兄势力乘机欲得进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将帅遇有征差辄将子弟、亲识奏请从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辈，其实不曾临陈，往往叙作军功，不次升赏，夫以出师取胜，非一人智力所能独成，其临陈奋勇者固为有功，然左右将领为之参谋运智以助其所不及、协力干济以辅期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无者，乌可全谓其无功哉？但不可以斩馘论耳。为今之计，宜多立名件，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各于本类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实绩，若是随从之人明书曰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智，或协力干济有功，合准作首级几功，不许混报斩首功次，如此，则事得其实而士卒效力者不起争愤之心矣。又有陈亡士卒，以其既死，无人开报，遂至泯灭，今后但有临陈战亡者，必须同伍开报，不报者有罪，死者一功当生者二功，其有不曾临陈而亡者，虽无御敌之功，亦为王事而死，亦须同伍开报，量加优赉其子孙。

汉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数百，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多，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论功行赏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萧何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猎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创业之功臣，凡后世有出师取胜而还，其功次亦当以是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二子赏、建俱侍中，与上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设为武爵专以报功，非有军功不可得也，如此，则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争先奋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则，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趋易进之路，孰肯捐躯舍命以求其所难者哉？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与都护甘廷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传首至京，悬于槁街。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刘向上疏辨其功，于是诏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衡、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帝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荀悦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寿、陈汤、奉世矫制以成功一也，萧望之、匡衡以为不可封者，《春秋》讥遂事之法也，刘向以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悦之论，功则有大小矣，矫有大小乎哉？如甘、陈之材气，别加任使而厚报之未晚也。”

张耒曰：“夫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独一陈汤得单于耳，若裂地封汤而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汤者无罪’而封汤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虽数十年未有继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

陈瓘曰：“莎车之事，望之据所见而言，若衡于郅支则不能无阿石显之嫌。”

臣按：《春秋》书遂事，公羊以为生事之词而胡氏以为继事之辞，又曰专事之辞，盖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出境而遇事之系国家安危者专之可也，夷狄处化外，古之帝王固以术羁縻之而不与之较，苟乘其败亡而取之，虽奉天子命亦非是也。盖王者体天以行事，彼未尝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愤，因其败乱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于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于天也哉？陈汤郅支之事，说者不一，揆之天理、协之时事，彼诚于吾之国体有损，于吾之生民有害，反之于心吾理无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质之于事吾辞无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汤等杀之虽有矫制之罪，亦有安边之功，则如胡氏所云，别加任使而厚报，如此不启后来之边衅，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于他日焉。张耒之议，岂可闻于外夷，独不虑彼亦将悖而入乎？陈瓘谓衡阿石显，固中其病，然国家处事、人臣建议，顾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议，乌用避嫌为哉？但朝廷之上议功封爵，而使房闼之人与焉，其时可知也，其士夫可耻也。

成帝时，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久未省录，杜邺说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近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非所以示后劝化也，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上纳其言，封萧何六世孙喜为侯。

臣按：我圣祖开国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后列侯又有进封为公者，今其子孙存者盖寡，其在前朝以罪废者固难复其爵位，惟今从享太庙及列祀功臣庙者，宜如成帝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举其尤功录用后人，俾不绝其祀，亦所以示后劝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吴汉平蜀还，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邓禹为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余各有差；已没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特进奉朝请。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大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李靖对太宗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羽，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张栻曰：“光武天资虽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时从诸生讲儒学，谨行义，故天下既定则知兵之不可不戢，闭玉关以谢西域，安定南北以为单于久远之计，处置功臣全其始终，此皆思虑缜密，要自儒学中来。”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曹丕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臣按：天下所最难清者报军功之数也，史谓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盖自汉以来则然矣，岂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则下所为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则假其虚数以威敌耳，盖是时天下分裂各相为敌故也，今则天下一家矣，非列国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赏功之格（上）

卷一四○

▲赏功之格（下）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遣归乡里，终身不得复用。”

臣按：虚张首级，此古今之通弊也，然后世人主能如晋武帝以义责其纪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终身除名，虽有功能亦不复用，则下人皆知所警矣。

武帝平吴，王浚入建业受吴主降，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意甚愧忿，将攻浚，浚送吴主与浑，繇是事得解。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浑子济尚公主，宗党强盛，有司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之。浚上书曰：“臣前被诏书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浑在北岸，遣书邀臣，水军风发，无缘回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明日还围石头，又索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亦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顾嫌避咎则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不许。浑、浚争功不已，命廷尉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浚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乃诏增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浚为辅国大将军，封县侯。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镇国大将军。

臣按：浑、浚争功，朝廷当俱下廷尉，一以诏书月日为断，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浚所，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浚，浚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军受节制，则浑、浚二人各有当坐之罪；若浚军犹未抵石头，吴主犹未出降而浚得浑符而不少待，则惟罪浚可也，然亦当以功而折罪；若夫浑符实未到，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则浑有迟滞之罪，非浚不受诏旨；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符未到而浚受吴主降矣，则彼此皆无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则两人者皆无辞矣，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请征浚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何也？无亦以浑子尚主，宗党强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顾不韪欤。

北魏孝文时，定州刺史陆睿等谋反，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初，丕及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孝文赐冲、烈诏曰：“睿之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听自死，免其孥戮。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司马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按：命德、讨罪皆天也，人君当奉天意，不可违天理，而擅予夺。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事关宗社，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贲作乱，杀张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识者知魏之将乱矣。高欢至洛阳，叹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无二道，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听朝命可也，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何以为国哉？用是建议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建置，盖惧祸之及也，盖此叔季之世、衰乱之时。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宪，敢有蹈魏人覆辙者，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以启奸雄轻蔑之心，则祸乱无从而兴矣。

唐太宗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等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臣按：唐太宗之论房、杜，亦如汉高之论萧何，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见于史，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夫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当先社稷而后己私，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岂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论房、杜而不较无忌，意者有所回护而不敢言欤。

太宗时，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肃宗至德元载，帝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以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固为国家用人之计，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将何官以报之？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开元四年，宋璟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受郎将。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进瓜果者，上欲与散试官，陆贽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惟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谨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弊必大。所献瓜果量以钱帛为赐，馈献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彼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试官赏献瓜果之人，固为非宜，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故陆贽得以进谏，其视夫任情直行，不复询访于人者，德宗犹为贤乎已。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无摄管之柄、无见敬之贵、无免役之优，惟假空名以笼浮俗，犹不可以与人，况有俸禄之给、名位之荣，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

贽又言于德宗曰：“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顷以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竟攘凶逆，实赖武人，遂旌定难之勋、特赐功臣之目，名颇符实，事亦会时，所沾虽多，谁曰非允，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奔走恪居，各循厥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臣忝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科，窃自校量，犹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陛下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泛讯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谤，怨不在大，衅皆自微，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结勋臣愤恨之气，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与者虚名，所失者实事。且名者众之所评也，是曰公器，亦为争端，当功而奖尚恐未孚，奖又非功，固宜见诮，傥有节效尤著，理当褒崇，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盖战伐之功，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则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上之视我性命轻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将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上之所为如此，后将何以用人乎？

贽又言曰：“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聪明可炫，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有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体体也。”

臣按：赏罚国家之大柄，所谓纪纲是也。为国不可无赏罚，至于出军命将，所以置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盖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

贽又曰：“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勋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以叙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

臣按：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所谓爵号者如今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勋者如今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则分为四类，而今日则惟三类焉。盖在今之勋阶、散官随职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岁锡以禄而无唐、宋食邑之虚名。盖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无不掌务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世世不绝，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在内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我祖宗盖得此意矣，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呜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军功不授以武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则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则维持之者既固，奋起者又继之，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事之所举无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维立矣。伏惟圣神留意，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而轻以授之嬖幸、技艺之流，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临时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复以官爵收散率。繇是官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

臣按：陆贽谓：“天宝季年，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天下荡然，纪纲如紊，安、史乘衅，遂乱中原，遣戍岁增，策勋曰广，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银青杂遝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薰莸无辨，泾渭不分，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繇是观之，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轻以与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故人视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赏功，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书之于册，足以为万世戒，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毋蹈其故辙。

穆宗长庆二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诏：“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未有不尽善尽美者，但事久而弊生，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无故而加以奖擢，补官升朝，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呜呼，爵赏所以待有功令，无功而加以爵赏，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为如此，宜乎唐之不复振也。

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之矣，使吾惭见之。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遂以为刺史，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臣按：陆贽有言，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苟非四者，虽公卿之世、华夏之胄，犹不可轻亵，况优伶乎？庄宗之不以令终，国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时，庞籍言：“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伏见近年恩及侥幸，而典宪稍纵，夫赏所以劝功也，无功之人坐获殊宠，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将何赏以塞其望乎？顾陛下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务也。”

臣按：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以为此最切务，臣于今日亦云然。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令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或罚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皆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赏必足劝，罚必足惧，然后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并置之法。”

臣按：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其所为，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未必得其虚的也。臣愚以为，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俾其专掌功赏，随军纪功，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勋劳。”从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当别甄叙。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虽与列卫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而严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技艺进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俾专司其业，岂不名称其实哉？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彼得之而人讥之，固不足以为荣，彼何足惜，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其失岂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袭，可乎？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异能且不可，况实无异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孙乎？

高宗论诸军使臣猥多，岁增俸廪，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蠹国。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赵鼎曰：“圣虑高远，岂诸将所及。”

臣按：宋高宗谓“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诗亦云“死是军人死，功是将军功”，其弊之来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遇有纪录功次者必加详审，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异时复兴师旅，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赏功之格。臣按：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孙，世其职而不迁，不计满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继，兄亡而弟及，官职简而阶级明，非若宋人遥授迁转，无定职且无定员也。今制，十军立一小旗，五十军一总旗，两总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事，此皆世袭之官也，至于都指挥、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美，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奈何积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积者未销，后之来者日至，遂至军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国计不屈，难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论之曰“同立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请论功定罪，谕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一何义之尽也。仁之至所以报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庆；义之尽所以励其节，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万世所当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伏读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又曰“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意，则武臣益知所惧，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递降之，消之以渐，日减月削，去者去而来者来，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则人与官互相称矣，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臣于此又有见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注云：“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六世则亲属竭矣。”夫以大贤君子，功业见乎一世，德泽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乘时崛起，因人而成事，随众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之智、搴旗斩将之勇、定难拓土之功，锡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终其身已为多矣，况及其子若孙乎，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今存者无几，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久废，骤而用之，可骇物听，臣请敕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繇，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遗下家属若干，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以闻，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者居其次三焉。启运、征讨之功，已经五世之后，若不系从军人的派者，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免杂差；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派子孙者，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降，不在赦原之数，无犯者照旧；其不系启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派者革职，的派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则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以上皆优免其子孙。如此，则礼与律皆协，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臣愚见如此，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以取张仲瑀之祸，念此乃国家大事，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

卷一四一

▲经武之要（上）

《易》：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胤征》）。

李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则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谋于始也。”臣按：靖言虽非经意，然亦有理。

蔡沈曰：“诸侯之贤德者佑之辅之，忠良者显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乱者取之，亡者伤之，所以恶恶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辅显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国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辅显遂为善者必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为不善者必为人所侵也，圣人因其常理以应世，有亡之道则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则辅而固之。”

臣按：昧者乱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驯致于丧亡，乃兼之侮之，岂天道哉，岂圣人之心哉？意所谓弱者亡者乃不为不善所致而非为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礼，覆昏暴”，盖所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则上天之道也，故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义，宜也，制事达时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意古者兵志之词，武王举以明伐商之克。”

林之奇曰：“凡胜负之理，力同则有德者胜，德同则废义者胜。度德，校善恶也；度义，校胜负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孔安国曰：“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呜呼，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蔡沈曰：“武王因古人之言，谓抚我则我之君也，虐我则我之仇也。”

臣按：人君常诵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诸心，口诵而心惟之则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驭六马矣。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同上）。

蔡沈曰：“务，专力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意亦古语也。”《礼记》：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少仪》）。

程颐曰：“军行舍止，行繇之处必思为险阻之防，又当隐密己情以虞度人之情计也。”

辅广曰：“行军之道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为上。思险谓临事而惧，虑败不虑胜也。隐情以虞谓好谋而成，且兵事露则不神也。”武车不式，介者不拜。

郑玄曰：“兵车不以容礼下人也，军中之拜肃拜。”子曰：“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仲尼闲居》）

胡安国曰：“三纲，军政之本。古者春浚、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而所主者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则皆纳民于轨物，而非驰射击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传》：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庄十九年）臣按：此言虽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师。

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宣二十年）臣按：此语《左传》亦引之。《穀梁传》：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隐三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穀梁传》凡两见，虽为会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师旅。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音田）服。（隐五年）陆德明曰：“不填服者，来服者不复填厌之。”

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僖二十二年）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襄二十五年）怀恶而讨，虽死不服。（昭四年）君不为匹夫兴师。（定四年）

《左传》：众仲曰：“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并隐四年）

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

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隐九年）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十年）

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明征其辞以审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韪（是也）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并隐十一年）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回也）行，饮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勋（书勋劳于策），礼也。（桓二年）师克在和，不在众。（桓十一年）

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桓十七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庄三年）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并庄十年）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庄十二年）

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庄二十七年）辅车（辅，颊；牙，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

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病也。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并僖七年）弊重而言甘，诱我也。（僖十年）

古者大事必乘其产（谓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重怒难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并僖十五年）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僖十九年）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

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并僖二十二年）君命无贰，古之制也。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僖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并僖二十五年）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

臣按：凡《左传》所引《军志》之说，必古有是书，今亡矣。夫幸其言犹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为法。师直为庄，曲为老。（并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僖三十年）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僖三十二年）

轻则寡谋，无礼则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敌不可纵，纵敌患生。又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并僖三十三年）诸侯敌王所忾（恨怒）而献其功。（文四年）

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文六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兵作于内而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并文七年）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

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并文十二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乎天也。（文十五年）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

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宣四年）杜预曰：“责公不先以礼治之而行伐。”

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人之牛，罚已重矣。（宣十一年）

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叛则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

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臣按：此武之七德。

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绵也，并宣十二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四年）

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又曰：善钧从众。（成六年）

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并成十六年）“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

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并成十七年）”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三年）谋之多族（家也），民之多违，事滋无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掎其足也），与晋踣（僵也）之。（襄十四年）臣按：掎角之言出诸此。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预曰：“族，类也。取其族，还自害也。”久将垫隘（虑雨水），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襄二十五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并襄二十七年）

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字。（昭四年）五大（谓五官）不在边，五细。（谓五官之属）不在庭。

杜预曰：“言五官之长，专盛过节则不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末大必折，尾大必掉。（并昭十一年）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昭二十三年）乘乱不祥。（昭二十七年）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劳也）以罢（与疲同）之，多方以误之。（昭二十年）

唐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不让则不和，不和则不可以远征。（定五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定十年）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哀元年）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哀七年）

臣按：《左传》中论战伐之语颇多，其间多是引其所闻及古志，往往切于用兵之实，前代名将若关羽、岳飞辈皆喜观《左传》，有繇然也。臣故掇其要语载之，以为经武之要，使后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犹有存者如此，非但后世颛颛然用权谋变诈也。

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论语》：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臣按：万世经武之要，不出乎圣人此二语。子曰：“不以教民战，是谓弃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谨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圣人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革不击，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战如所，行如战，有功如幸。《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祸莫大于轻敌。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管子》曰：攻坚者瑕，攻瑕则瑕者坚。《庄子》曰：圣人以必不必，故多功；众以不必必，故无功。

《淮南子》曰：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动如一体。五指之更弹不若拳手之一恎，万人之更进不如一人之独至。

《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缓不过三舍（此以明礼），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争义不争利（此以明义），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终知始（此以明智）。

臣按：此所谓礼、仁、信、义、勇、智之六德也，盖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教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从命为上上赏，犯命为上上戮。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

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舍谨兵甲，行谨行列，战谨进止。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以上《司马法》）

臣按：此皆《司马法》中之要语也，宋人集兵书为七以教习武者，此其一也。七书之中，惟此得古盛时之遗意，何者？以其不专尚权谋也。此书乃齐威王时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之说于其中，然今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意者今世所传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者乃穰苴所说，而所谓古者司马之法则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说耳。太史公谓其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不能竟其义，意其谓全书也。今其全书不可复见，而三篇之中，其要语者仅仅若此，故摘而出之著于篇。

柔能制强。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廉此四者而制其宜。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

臣按：汉光武引此语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而此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强”，盖有阙文也，况此下文继之以柔、强、弱，四者与汉诏同，其间阙“刚弱能制”四字无疑也，宜如汉诏补之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斯二语也，非但以之自况，亦当用此以备敌也。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

臣按：尊礼重禄则士之报礼重，盖用人而重之以禄，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事君之义当然也。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劝以义则士死之。

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

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

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闲，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仙相讪，是谓乱源。（以上《上略》）

无使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以上《中略》）臣按：此所谓仁者，盖慈顺而无执守之谓，非孔孟之所谓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

臣按：此等言语，皆非战国以后人所能道，汉光武尝引此语为诏以报臧宫，继之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若光武者，可谓善读书矣。读书而能用之，斯为善读，不然徒资口耳而无实用，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圣人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后汉书》注谓此即张良于下邳圯所见老人出一编书者也，今虽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时已引其言以为诏，即以《黄石公记》为言，其非魏晋以后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义而不用阴谋秘计，《上略》所引古语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无所引，盖上、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语意，而《下略》则已自为言也欤？且其言曰《三略》为衰世作，意谓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时世衰而战争起，诚能择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独可以用之于兵，推而广之，则兵亦可以繇是而不用，而归于德化之世矣。

以上经武之要（上）

卷一四二

▲经武之要（下）

《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臣按：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此一语凡为将者尤所当知者也。

臣按：《六韬》者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其辞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决非太公语也。晁说之谓其为兵家权谋之书，陈埴谓为后世依托，得之矣。惟叶适谓：“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豫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而不可测，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征，《庄子》亦有之，其作此书者取庄言而附益之耳。”适谓岂《庄子》不知其非伪，岂其然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谓顺天时而制征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部曲，队伍曲折）、制（金鼓、旌旗节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经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岳飞曰：“用兵之术，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戴溪曰：“《孙子》之书十三篇，其说备矣，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然后世之人苟达《孙子》权谋之用，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

臣按：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亦有国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是亦为将之一助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孙武生战国时，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故欲速战，恐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中国与外夷战、朝廷与盗贼战，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用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

苏辙曰：“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既为之正又为之奇，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则虽承平无事之时，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皆所当然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盖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节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说，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德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其为妓则一也，听者取其音可也，其为人姑勿论。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盖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熙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主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穴｝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盖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赵屠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娄敬曰：“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晁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宽而抚之）远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主听眩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宾主之阶），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盖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德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遍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宾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服，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德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谓之慎者，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盖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怀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宝也），元（大也）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诗，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盖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纯专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