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章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法也）。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谢枋得曰：“汉唐而下，缙绅介胄分为两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说，不知三代将帅必文武全才，可以为万邦之法则者也。”

臣按：所谓文者附众安民之谓，非辞章藻绘也；武者戡定祸乱之谓，非膂力技能也。有抚御之才足以附众，有制胜之术足以威敌，国家得如是之人以为将帅，尚何国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为一时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设施，端可以示法于四方而贻范于来世矣。

胡安国曰：“按左氏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三军作舍皆自三家，公不与焉，公室益卑而鲁公之兵权悉归于季氏矣。兵权有国之司命，三纲兵政之本原，书其作舍而公孙于齐、薨于干侯，定公无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军之制，国家兵权所系，承之天子，传之祖宗者也。今鲁国之军，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为其君者无与焉，国非其国矣。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防微杜渐，毋使兵权为人所持哉。

唐制，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专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入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威仪郊导。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专掌兵戎之政，其属有四，宋以来因之，然皆为宰相之属。至我朝罢中书省及枢密院，而兵部始得以专达于上，盖专前代枢府之权，而尚书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枢密院佐天子执兵政，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曰：“枢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开元，官设于永泰，权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详。以东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佥书、有同佥书、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颐言枢密乃虚设一大事，既三省同议，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书之职。说者谓密院与中书对立，止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佥书，又有所谓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其属皆与宰属等，兵民本一而强分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谓虚设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枢府而专以兵政归兵部，官简而职专，事权归一而体统不紊，百年以来戎政举而武备修，有以也夫。

仁宗至和中年，知谏院范镇言：“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欲乞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

臣按：今制与宋异，宋以三司主财、枢密主兵，今制兵部主兵而财赋钱粮则户部所掌也，兵以御寇制乱，固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为兵者，士必食粟、马必食刍，亦岂可一日无哉？是故户、兵二部必相通融以为政，掌兵者遇有调发军马必先行文户部，会计边储之有无，储蓄既备然后师旅出焉，如是，则足食足兵而军威无有不振、武备无有不修者矣。

神宗熙宁中，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言：“近命赵为安南招讨使，李宪为之副，外议皆云不自二府。”又曰：“宪所陈请多不经由二府，径批圣语下招讨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谨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后遂为故事，乐便疾于一时，忘几微于后日，一启其渐寝难改，更况于边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系休戚者也，至烦莫如边镇，至重莫若将臣，而二府有不预焉，则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处矣，既不敢安其处，则同心同德之义亏矣。大臣之罢软者必曰势位已极矣，上已为之而又以力争，则获专权之咎也；大臣之不胜其任者必曰此出于圣旨，我何预哉？是与其能者为自疑之端，不才者为容身之地，积此以往，岂国家之利耶？臣欲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论或有异同，陛下总揽其成，断其可否而后行，庶尽帝王容下之美，大臣无诿上之咎。”

臣按：命将，国家之大事，必责成于本兵柄之大臣，使之广询博访，必得其人果可当大事者然后用之，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意、用其私人，矧出师命将，人之生死所系、国之安危所关，而可以轻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语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将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可专制，此所以无兵变也。”

臣按：我朝革去枢密院，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则兵权散主而无自专之患，而凡宋元以来枢密之任一归于兵部焉，所谓上下相维，文武相制，处置之善，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朱熹曰：“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吴澂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远，为长兵。威天下者，示有儆备而使之畏也。”

臣按：人君为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为用以器为威，而其所以为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独以威天下之器而归之弧矢之利，何哉？盖男子生而有悬弧之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威远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过丈尺之间，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锋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势于未至，挫其锐于尚远，兵戎之利诚莫有先之者也。窃惟今日队伍之制以长短兵相夹持以为威，盖我朝战胜中国而得天下，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战中国而不可战夷狄，是何也？短兵无长用、长兵无短用故也。臣愚以为，凡今日队伍之法，宜如科举取士式，每军各执一器，如士之专一经而各经皆兼习四书，其枪刀之类乃其本经，弓矢则其四书也。孟子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中非力而能，乃由巧所致，巧者得于心而应之于手，是盖可学而能也。学斯巧，巧斯中，一人学射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则是全队之中无非善射之士，敌在远则用弓矢之利，敌在近则用刀枪之锋，国家有十万善射之兵，内可以制盗贼、外可以制夷狄，祸乱不作而国势尊矣。

《说卦》：离为火，为甲胄，为戈兵。张栻曰：“甲胄外坚所以象离之画，戈兵上锐所以象离之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而不本于阴阳者，甲胄、戈兵虽曰战陈之用，然皆有所本焉。战陈之用甲胄服于身，惟恐人之伤己，戈兵施于人，惟恐己之不伤人，其用虽有仁暴之殊，而皆取象于离明之火也。先儒谓离有甲胃戈兵之象，而《周官》司马之职列于夏官，夏者离之时也。

蔡沈曰：“杶木似樗而可为弓干。砮者，中矢镞之用。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为矢。”

臣按：《鲁语》“肃慎贡楛矢、石砮”，注：“砮，镞也。盖肃慎氏之矢以楛木为笴、以石为镞也。”由是以观，则木亦可以为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为镞，不但铁也。

《说命》曰：惟甲胄起戎。朱熹曰：“甲胄本所以御戎，而出谋不当则反足以起戎。”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也，轻动则有起戎之忧。”

臣按：五兵皆伤人之器也，惟甲胄乃卫人之服焉，孟子曰“函人惟恐伤人”，则是甲胄之用在人为仁欤。

《费誓》曰：鄯（缝完也）乃甲胄，敽（系之也）乃干（盾也），无敢不吊（音的，精至也）。备（具也）乃弓矢，锻（淬也）乃戈矛，砺（磨也）乃锋刃，无敢不善。

孔颖达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汉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也。谓穿彻之，甲绳有断绝，当使理穿治之。楯纷如绶而小，系纷于楯以为饰。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数备足。五十矢为束，临战则用五十矢为束。凡金为兵器，皆须锻砺，有刃之兵非但戈矛，其文互相通也。”

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敌。先自卫而后攻人，亦其序也。”《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献兵器受而藏之。朱申曰：“兵则兑之戈、和之弓之类。”

臣按：此天官玉府既掌王之兵器，内府又受良兵兵器入焉，则是兵器之府备于天官矣，而秋官又曰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盖玉府、内府所藏兵器之府也，职金入金锡于槁人，为兵器之府也。谓之为者，制作之谓也。

《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郑玄曰：“甲，金之铠也。”

臣按：先儒谓《书》之《费誓》言“谷乃甲胄敽乃干，无敢不吊”，而后言“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盖甲胄与干所以自保，弓矢与矛所以讨敌，先自保而后讨敌，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后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丧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

吴澂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橹之属有五等。辨其物则其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则其制有长短、大小也。兵输谓师旋而纳兵器也，用兵谓出给卫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五兵，谓陈明器之五兵。车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

吕祖谦曰：“古者藏兵于庙，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庙，归而饮至，以见不敢轻举之意，如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如郑庄公将伐许授兵于大宫、鲁公治兵、楚武王授师孑之类，此见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臣按：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与其等者，常类其聚以待授也。司戈盾（官名）掌戈盾之物而颁之。郑玄曰：“戈今之句孑戟也。”

王昭禹曰：“掌戈盾之物而颁之，谓祭祀、军旅、会同之时颁之以给用也。”

臣按：古者甸出革车一乘，凡甲、戈、盾、弓矢与夫旗物、鼓铎之属悉备焉，乡遂之官以时简其兵器，及有调发则各具之而行，官府不与知也。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从军旅、会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兵亦如之，是卿、大夫毕事则归之也，若民兵则自藏之民间耳。秦人销锋镝，元人禁汉人持弓矢，其与周人藏兵于农，意大不侔矣。

朱申曰：“六弓，谓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谓夹、庾、唐、大也。八矢，谓枉矢、絜矢、杀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谓曲直、长短之数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则有人，藏之则有府，出则颁之，入则授之。｛服｝，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弓弩成之于阳气方和之时，故仲春献之；矢与｛服｝成之于阴气将坚之时，故仲秋献之。”

臣按：先儒谓中春阳气方和之时，故献弓弩；中秋阴气方坚之时，故献矢祇。盖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不违乎时之序、物之理，与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

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飨工。乘其事，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诛赏，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

郑玄曰：“箭干谓之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谓之槁人。”

吴澂曰：“赍其工者，给市财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强约分为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服｝亦如之。弓、弩、矢、｛服｝春作而秋成，故春献其胎素，及秋方献其成，书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簿也。乘其事，谓计其事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谓考之而善则上其食，尤善则又赏之，其否反此。”

臣按：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可见周之弓、弩、矢、祇皆造于官，其费用之工本皆受于职金，不取于民也。及其献成则书其工拙等第，为酒食以劳之，不徒劳之，而又试之，试之而良则上其禄，甚则赏之，不良则下其禄，甚则诛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颁赐、入之于缮人以供王用也。

郑玄曰：“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贾公彦曰：“入兵器之府，言为者攻金之工须造作也。”

臣按：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则入槁人也。若夫受士之金罚、货罚于司兵者，所谓金罚者赎罪之金也，货罚者司关所谓“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是也。夫兵器之作当属于兵工而此属于刑官者，盖明犯法之人所当罚之金货以为制造兵器之用故也。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官也。”

贾公彦曰：“入于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刀，所盗财货虽非金刃亦入司兵，给治兵刃之用。”

臣按：此可见古者造兵器不取于民而取之于盗贼之任器、赃物，后世举而行之，是亦宽民力、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记》曰：函（包容）人为甲。犀甲七属（谓上旅、下旅相属之数），兕甲（兕皮为之）六属，合甲五属。犀（犀皮为之）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削革里肉取其表合之）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请服者之形容），然后制（裁制）革（皮也）权（知其轻重）其上（腰以上）旅（札叶也，一叶为一札）与其下（腰以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谓围之一匝）。凡甲，锻（锻革也）不挚（谓至熟）则不坚，已敝（谓革太熟）则挠（曲也）。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惋（小孔貌）也；视其里，欲其易（无败蔑）也；视其朕（谓革至），欲其直也；櫜（衣藏甲）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齘（谓如齿断）也。视其钻空而惋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櫜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光耀也）也，衣之无齘则变（随人身之变利）也。

臣按：戎事以甲胄为主，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为先，盖甲所以卫身，身必得其卫然后可以制人，苟无甲焉，则一身且无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谓之函人焉。属为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续之数，一叶为一札，上古以革为甲，坚者札长故其属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属多，此其所以有七属、六属、五属之异也。革坚者历久而后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故甲亦以寿言。先为容者，欲制为甲必因人之形长短小大而为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称，不过之而有余，不不及而不足也，既因人之身而为容，然后以之制革则无赘亏之患。上旅，腰以上为衣也；下旅，腰以下为裳也。权以知其轻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则无偏重之患。以其长为之围，从横欲周其身而已。挚之言至也凡甲必锻革为之，不挚则锻之不熟，不熟则革不坚，不坚则易坏，锻之太熟则革过耎而易曲也。若夫察视之际，其钻孔以受线缝小而不宽缓，则其革坚实而难坏可知矣；其革之里和易而不败秽，则其材历久而难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条直而不挠曲，则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櫜而藏则约束而易收，举而视之丰厚而宽大，衣之于身则方正周全而无参错不齐之患，周旋而无不齐、举动而无不便，则是甲也虽极天下之铦锋利镝皆莫能伤之矣。孟子称函人为仁术，臣亦窃以谓甲胄为仁器也，盖五兵皆主于杀伤，而甲胄独专于蔽卫，谓之为仁不亦宜乎？古人于一甲之制而详悉周全如此，其慎重于战陈之际可知矣。后世之甲多用铜铁而少用革札，盖日趋简便也，金质重而易于涩绣，若用革为甲而制之、视之诚如函人之详且周焉，则其轻而坚，视铜铁之重而易于绽裂，岂不优哉？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

凡为弓，冬折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胶、丝、漆也），寒奠（读为定）体，冰析灂（漆灂也）。冬折干则易，春液角则合（读为合），夏治筋则不烦（乱也）秋合三材则合（坚密也），寒奠体则张不流（犹移也），冰析灂则审（犹定也）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谓期年乃可用）。

郑玄曰：“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远者其力在干，弓所以疾发者其势在角，角干资筋以为坚韧，以射则中深。三者得胶然后相合以为和，结而固之在丝，饰而坚之在漆。六材虽取以其时，苟其质不美则不足相资以为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也。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时则不可心为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时也，是故干欲坚而正固，故冬折之，于干坚之时而折之则其势和易也；角欲和而温柔，故春液之，于角和之时而渍液之则其气浃洽也；筋欲散而解缓，故夏治之，于筋散之时而治之则其理不烦乱也；胶、漆、丝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实，故秋合之，于成材之时而合之则其质不相离而相合也。至冬寒时胶坚，纳之檠中，檠弓匣也，以定其往来之体，故体已完，张之不复有流移也。又于大寒冰坚时下于檠中，析其漆灂后复纳之，则漆灂欲其不动故也。其漆之灂已环则审定，后不复鼓动也，被弦于春，俟一期之久而后可用。”

臣按：《考工记》于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时，而凡折干、液角、合胶与筋用漆与丝，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呜呼，古者于一器之小而委曲详尽也如此，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无不效、功无不成也欤。况五兵之用，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为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无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悬于穹苍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独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臣于前既言凡军伍人欲各执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盖以人之始生必悬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于军旅，敌王之忾以卫国家，委质之义、尽忠之节诚莫大焉。必有所事于此，然后尽其为男子之事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况战陈乃国家安危、人命生死所系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县，然地势燥湿异气、人力巧拙异能、官吏勤怠异心，往往备物以塞责，取之不以其时，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进于内帑，苟具其数，不求其良，积以岁月，质损而体变，一旦有事出以为用，多用不堪，因而误事也多矣。臣请自今以后，凡造弓州县，计其岁所当造之数，俾其具物料、工费解官，朝委有巧计臣僚专督制造，仍行下出产弓材之处，俾其取材必以时、择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顺天之时、随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则弓无不良矣。虽然，人力有不齐，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为量，用漆书其上，自二石以下至于六斗凡数等，仍行教阅将官，于凡军士皆较量其力之所胜著为石斗之数，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数给之，如此，则不徒费民财而所造之弓皆有实用，器良而与人力相称，所向无有不成功者矣。

矢人为矢。鍭矢参分（谓三分之）、茀矢（“茀”当作“杀”）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谓分之为五），二在前、三在后；杀（当作“茀”）矢七分（分之为七）、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矢干）厚为之羽深，水之以辨（犹正也）其阴阳（浮之于水以浮沈辨之也），夹其阴阳以设其比（箭括抵弦处），夹（夹之使轻重均）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刃若羽三分之一），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刃长寸、围寸，铤（谓箭之足入橐中者）十之，重三垸（量名）。前弱则梱（低也）后弱则翔（回顾），中弱则纡（曲也），中强则扬（飞也）。羽丰则迟，羽杀则趮（旁掉也）。是故夹（以指夹矢）而摇（动也）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挠（搦其干也）之以视其鸿（鸿即强也）杀之称也。凡相（择也）笴，欲生（谓无瑕蠹）而抟（谓图也），同抟欲重（同抟欲其材之重）同重节欲疏（同重欲其节之疏），同疏欲（同疏欲其缜栗而坚）。

吴澂曰：“鍭矢三分，言参订之而平者，前有铁重也。茀矢，‘茀’当为‘杀’。一在前，谓箭槁中铁茎居参分，杀一之前也。兵矢，谓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谓矰矢，二在前、三在后，铁差短小也。杀矢，‘杀’当为‘茀’。三在前、四在后，铁又差短小也。杀其一者，谓矢槁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笴读为槁，谓矢干也。阴沈而阳浮，夹其阴阳者，弓矢比在槁两旁，弩矢比在上下。设羽于四角也，参分其羽以设其刃，谓刃二寸也。‘前弱则梱’以下，言干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

臣按：古人之为矢其慎重周密如此，此所以射无不中也。五兵之用，弓矢为长，弓良而矢不合度，虽其人巧力俱全而亦不能以命中矣。观《考工记》于矢人为矢，则可见古人之学无所不该，而小物之不遗也如此，此三代盛时文事武备后世皆所不能及也。大抵矢之为矢，不出乎干羽二者而已，干之强弱则欲适其中，羽之丰杀则欲适其节，前弱则矢行而低，后弱则矢行而旋，中弱则矢行而曲，中强则矢行而起，此强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则矢重，其行必失于缓，羽太少则矢轻，其行必失于急，此丰杀之失节也。欲视其丰杀之节，宜以指夹矢而摇之，以约其轻重；欲视其鸿（强也）杀之称，宜以指挠其干而曲之，以审其强弱。其制矢既有其量，其视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之所以无不宜也。

贾公彦曰：“腊谓两刃，两面各有刃也。剑脊中高，两面趋锷，锷即锋也。茎（纳于夹中者）在夹（人所握处为夹）中者，围二寸半、长五寸。”

臣按：《释名》：“剑者，捡也，所以防检非常。”是盖防身之器，项羽学之以为一人之敌者也。司剑之官而谓之桃氏，剑所以御暴除恶，以桃之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庐人为庐器。戈（二刃）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无刃）长寻（八尺）有四尺，车戟（三刃）常（倍寻曰常），酋（酋之为言就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夷之为言伤也）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

吴澂曰：“兵无过三其身者，人长八尺，与寻齐，进退之度三寻，用兵力之极也。而无已，犹曰不徒止言其大长也。夫兵莫短于戈、殳，故攻国者用之；莫长于矛、戟，故守国者用之，大要欲便于人也。”

臣按：戈、戟皆剌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击兵也，如杖而无刃。矛，句兵也，上锐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长短而取名尔。矛用以句则宜，长于戟然后有及，故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长为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伤也，以夷矛极长，句则有及而伤物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见于《周礼》者，司兵注“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说者谓此车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剑、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殳用以击、矛用以句。其矛之谓夷者，意即《诗小戎》之庌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义，然则又不专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车战之时，敌远则用弓矢，稍近则以矛句之，句之至则施击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剑，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后世无车战，惟用骑与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为主。今制五十军为一队，有枪、有刀、有弓矢、有盾而无古之所谓戈、戟、殳、矛与弩者，弩仅见用于广右之徭綍，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遗制也。臣惟我圣祖之得天下，其经营惟在于中国，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国为法。然而承平之后，中国无事，故为民害者往往在于外患，边陲之地多险阻崎岖，而吾之队伍不可以尽施，且吾器械长短相制，卒然遇敌，长兵无短用、短兵无长用，故士卒虽多而得用仅半。请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讲求其故，加用弩与矛二器以为兵用，而仍下湖广二藩选其精于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习。若夫殳之为殳，略如今俗所谓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备此一器，以击虏马之足，盖亦不减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殳长丈二而无刃，礼书作八觚形，盖八棱也。古人用于车上，故宜长，今用于步军手执以击马足，宜与人相称；古作八棱，今宜于人手所执处为圆形，而于其半至末为四棱或加铁于棱中云。

贾公彦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张糸参幅。枉矢者，就旌旗张栻弓上亦画枉焉，以象弧星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絪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郑氏所谓枉矢，取名变星，飞行有光，今之飞矛是也，或谓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结火以射敌，考史，陈球守零陵，制为飞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欤。今火药有火箭，若仿汉人飞矛之法而傅以今之火药，使之射远而流行，是亦惊敌之一具也。

以上器械之利（上）

卷一二二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由（与胄同）带剑，嬴（负担）三日之粮。如淳曰：“上身一、髀禅一、胫缴一，凡三属。”

《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又曰：弓矢御（句），殳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臣按：所谓“兵不杂则不利”与夫“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古今制队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数言。

注曰：“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影，青茎白羽，以铜为首。”

臣按：《周礼》六射之目，其二曰参连。参连云者，谓前放一矢，后放三矢，连续而去也。考《吴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后汉书》亦云“弩射以参连为奇”。夫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已学射艺，而教以参连之法，自幼及长习熟其事，故仕而为将、不仕而为卒，无不能射者。今世古法尽废，有能射疏及远者已为奇矣，若夫参连之法，少有知者，诚能以古参连法教士卒，使当矢石之间一射而连放三矢，则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广以二千骑当胡骑四万之围，所谓大黄即《六韬》所谓大黄、参连乎？

臣按：此汉以后赋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谓“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则前此边郡各有库、库有令以掌兵器，旧矣。然《地理志》于南阳郡宛下注“有工官、铁官”，则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

臣按：《汉志》中尉属中有武库令，则是时既立武库以藏兵器，而设令以司之，属之中尉。其后光武置武库令主兵器，则以属执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属成，则传金吾入武库。魏晋一遵其制，盖始于此也。

《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丞，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臣按：《汉书》注：“若卢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时，毋将隆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边吏职在御寇，赐武库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汉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农为一之时，汉之在官以兵农已分之后。”

臣按：汉自郡国至于京师皆有武备，在郡国则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于产铁之郡；在京师则有武库令，掌于中郡而天子又有若卢、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库则以大司农钱为之也。汉制财用有二，供天子杂用以少府之钱，若大司农钱非军国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为军国之备，故亦用大司农钱欤。

晁错言于文帝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匈奴之军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臣按：自昔谈兵者皆以弩为中国之长技，故汉兵器以弩为尚，将军有强弩、积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张之目。平城之围，陈平请强弩傅两矢外向，夏侯婴徐行，弩皆因满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临江而守，卜式亦愿与临菑习弩者请行死之，与夫弓弩持满、抱弩负渼（盛弩箭祇）见于周亚夫、韩延寿之传。自古用弩以取胜，见于史传者不可胜纪，今世则惟用弓矢，而所谓弩者，队伍之间不复用矣，意者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故不复置欤？然以臣观之，二者皆不可偏废也。敌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枪而又复用古人之弩，则是敌之长兵一而我之长兵三，以一制三，敌骑欲来冲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毙之于百步之外矣。

武帝元狩二年，李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矢下如雨，汉矢且尽，广令持满毋发，而广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

服虔曰：“黄肩弩也，晋灼曰：‘黄肩即黄间也，大黄其大者也。’”《汉志》有《远望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张弩、二角弓弩、三木单弩、四大木单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远弩。擘张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骑兵所用；木单、竹竿、伏远等，其力益大，所及渐远。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闻有用者，惟广右徭綍用之，然其弩不可施于骑，殆古所谓擘张者欤？《炙毂子》曰“夷牟制角弩，马上用之”，则是角弓弩乃可用于骑者，今不得其制，然朝家万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无人以意会而为之者欤？

《李陵传》：发连弩射单于。张晏曰：“三十绻共一臂。”《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夫弩而谓之连，则非一弩也，意必数者相连，谓之损益者，前盖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损益于其间耳。考史，魏司马懿征公孙渊，军至辽东，为发石连弩射城中；唐李元谅节度陇西，筑连弩台；卢耽节度四川，为大旝连弩，南诏惮之，则古人攻战以连弩取胜者多矣。今连弩之制不可考，说者谓古时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谓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万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想其意度，以复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于弓弩，而自汉以来而弩之取胜者比弓为多。虞诩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谓攒射也。宜申谕军中习为攒射法，临战之际，寇中有骁勇出掠陈者，攒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步。臣按：此大木弓后世无有，可依其法制之以为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为戊己校尉，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创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匈奴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胡卢。元末因用其人为兵，立毛胡卢万户府，耿恭所用毒药傅矢盖此类也。又闻广西徭綍所用弩矢皆傅以药，中人濡缕即死，比唐邓者尤毒，宜取其方付边城以为毒箭，是亦御敌之一技也。说者多谓西北地寒而药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蒲城，岂非冱寒之地耶？

唐初，置军器监，后并入少府监。开元初，以军器使为监领，领弩、甲二坊。臣按：此唐人造军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于库，有所征行则给之，番上宿卫者给弓矢、横刀而已。

臣按：此唐人府兵所执之器械也。我朝制兵，每一百户辖百军，分为二队，每队铳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枪手二十名。臣愚以为，今每队之中短兵太多、长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则长短兼用也。或曰国家承平于今百年，内外慑伏，何用变更？为臣非敢变乱成法也，亦惟循而用之，特于定制队伍中执短兵者加以长兵、执长兵者加以短兵尔，于旧制固无所更变也。

玄宗开元中，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弛张，纵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谓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后世亦有参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盖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

马燧为河南节度，使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便于进趋。臣按：马燧所造之甲可以为后世法则。宋太祖开宝二年，冯义升、岳义方上火箭法，试之，赐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马军都头石归宋进木羽弩箭，以木为为翎，长尺余，入铠甲则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发火球、火箭。

臣按：古所谓火攻者，因风纵火也，而无有今世所谓火药者。宋太祖时始有火箭，真宗时始有火球之名，然或假木箭以发，未知是今之火药否也。今之火药用硝石、硫黄、柳炭为之，硝之名见于《本草》，汉张仲景方论中已用为剂，则是汉时已有矣，然陶隐居、日华子及宋《图经衍义》等注未尝言其可为兵用也；硫黄自舶上来，唐以前海岛诸夷未通中国，则唐以前无此也。自古中国所谓炮者，机石也，用机运石而飞之致远尔。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铳字韵书无之，盖俗字也，其以纸为之者俗谓之爆，爆者如以火烧竹而有声如竹爆然也。今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其石子之所及者，无问人物皆糜烂，然惟用之攻与守也，战则资其声以为号令焉。近有神机火枪者，用铁为矢镞，以火发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声闻而矢即至矣。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内臣如其法监造，在内命大将总神机营，在边命内官监神机枪，盖慎之也。历考史册皆所不载，不知此药始于何时、昉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后始自西域，与俗所谓烟火者同至中国欤？天祚国家，锡以自古所无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号，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呜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来，中国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借此，然用久而人玩，敌人习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为之避就者，亦不能无也，何也？盖士卒执此枪而用之也，人持一具，临时自实以药，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敌知其然，凡临战陈必伏其身，俟我火发声闻之后，即冲突而来。请自今以后，凡火枪手必五人为伍，就其中择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专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为实药，番递以进，专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应机迁就，则发无不中者矣，其视一发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无准者有间矣。又宜用纸为爆，其声与火枪等者，每发一枪必连放三五纸爆，或前或后，以混乱之，使敌不知所避，如此，则其用不测无敌于天下矣。书生不经战陈，以意消息而为此说，乞下曾经战陈者议其可否以闻。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诸将攻讨李继迁，以方略授诸将，先阅兵崇政殿，引陈著为攻击之状、刺射之法，且令多设强弩，及贼布陈，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

臣按：宋澶渊之役所以退敌而成和者，达兰一矢之功也。由是观之，则弩之为用，其于守尤不可无焉。城寨之守，环之万弩，张其机而驾以矢，动辄发焉，其视炮铳必待点火、弓矢必待开张，其用为速矣。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诸路州军分造器械，工作之际已劳民力，辇用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执钝折不堪之器，百战百败，理在不疑，临事而悔，何可及乎？”

臣按：修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今世管工监造兵器者，得无有近似之者乎？宜严加戒饬，庶不虚费民财、物料、工力、官俸而无益于兵用也。

熙宁中，内副都知张若水进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弓，其实弩也，以檿为身，檀为槊，铁瞪枪头，铜为马面牙，麻解索札丝为弦，弩身通长三尺二寸，两弭各长九寸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巴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时于玉津园校验，射二百四十余步，穿榆木没长，有司并箭奏御，诏依式制造。

大观中，吴择仁奏神臂弓，实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笔谓“射远攻坚，所向无前，可谓利器，使敌人习而能之，非中国利”，令民间不得习制。

臣按：自古弓弩之制，其最善者汉称大黄、唐称伏远，宋之神臂克敌其最也。其制略见于史，谨录于此，使后世留心边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遗法，想像而造之，以为中国之长技，是亦御边卫民之一助也。

神宗时，有臣僚上言曰：“方今外御两边之患，内虞盗贼之变，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以为武备者。臣尝观诸州作院，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具而已矣，武库吏亦惟计其多寡之数藏之，未有贵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慑夷狄之强犷，内沮奸凶之窃发，未见其可。臣私计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而聚以为一处，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于其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又，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军器监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是岁又置内弓箭南库，而军器监奏遣使以利器颁诸路作为式。

臣按：设官以造军器，是诚严武备之要务，我祖宗以来以其事属之工部，凡军器专设军器局、军装设针工局、鞍辔设鞍辔局掌管，时常整点，若有缺少，随即行下本局计料委官监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进纳内帑，内帑遇有关支奏闻支给，其外藩府州县呈禀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拨，若各处有司岁造之数，起解到部辨验，堪中送库交收，有不堪者坐监造者以罪。其所边军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焄弓，枪有二等曰鱼肚枪、曰芦叶枪，刀之制有马军雁翎刀、步军腰刀、将军刀凡三等，又有马军叉、黑漆锴子箭、红油团牌等器械，若夫甲胄则有水磨头盔、水磨镴子、护项头盔、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钢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挲长身甲并枪马赤甲之类，此皆国初所造之制，其后内兵仗局各以巧计加添新样者又不止是。臣考汉之史臣称颂宣帝综核名实，至谓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虽有司之事，然亦上系朝廷之政，盖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有是政治，政治之大者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焉。文事有一物之或遗则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亏则是其武之未备，是故经武之有五兵，犹修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五兵未具岂非武之失策乎？汉宣帝于技巧工匠犹且留心，况此兵戎之器，所以修武备、立战功，以卫国家、安生灵，而保国祚于亿万年者哉？

宋高宗绍兴中，诏有司造克敌弓，弓乃韩世忠所献者。命殿前司阅习，诏能贯甲逾三石弓、施二十矢者进秩一等，帝谓宰执曰：“此弓最为强劲，虽被重甲亦须洞彻，若得万人习熟，何可当也？”其后杨存中以为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乃增损旧制，造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发三矢矣。

臣按：观其所谓施二十矢及病蹶张之难之语，则克敌虽以弓名，其实弩也。窃惟自古论兵者莫不以弩为中国长技，臣故备载之以贻后世。

元西域人伊斯玛音善造炮，世祖时与阿尔威丹同至京师，从攻襄阳未下，伊斯玛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元人于北岸陈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炮以攻破襄阳，世因目曰襄阳炮。考唐史，李光弼作驳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疑即此炮。盖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伊斯玛音仿而为之也。自有此驳，用以攻城城无不破，用以击舟舟无不沈，今民间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间有传其式样者，许具其图本赴官投献给赏，有私藏习制者罪之，而赏其首者，仍将其式样给与边将收藏，非警急不许辄造，亦犹宋徽宗禁民不许习制神臂弓然。

以上器械之利（下）

卷一二三

▲牧马之政（上）

胡一桂曰：“乾为天而贯四时，纯阳而健为马，在春为良、夏为老、秋为瘠、冬为驳。干取象无所不包，不可与诸卦例论。”

吴澂曰：“马加良、老、瘠、驳四字，以见纯阳无阴异于震坎阴阳相杂之马也。良谓纯阳，健之最善者也；老谓老阳，健之最久者也；瘠谓多骨少肉，健之最坚强者也；驳马锯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蔡渊曰：“阳动于下故为雷，气始亨故于马为善鸣，阳在下故又为足、为作足，阴在上故为的颡。的，白也，而颡在上也，《诗》所谓‘白颠’，传所谓‘的颅’是也。”

徐几曰：“三画之卦，上画为马颡，下画为马足，其中画阳故为美脊、为亟心，上柔故又为下首，下柔故又为薄蹄、为曳。”

臣按：《易》之为书以明阴阳，其取诸物也无所不有，而于马独详焉。孔子于《坤》既以利牝马之贞以取象，而于《大畜》又取干之象以称马。盖以天地间动物莫健如龙而马次之，龙非可畜之兽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论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马也，故于《大畜》之马则谓之良，良者禀纯阳之气而有刚健之才者也，其间坤之牝者虽曰其阴之质，而其所以为性者则从一而不变，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马之健者属干，而牝则属坤，坤者干之对，言马于坤，明其为干之配也。是以《杂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见，独于马凡三取之，于物惟取其一体，至于马则其质之良、齿之老、形之瘠、色之异、性之偏，无所不具，以见马之为物，于畜类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无，而有天下国家者必畜之以为治具者也。

《周书》：司马掌邦政。蔡沈曰：“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为名，而独于夏官卿以马名焉者，盖以见国之大事虽在于戎，而戎之大用则在于马，所谓五官者皆主于文事，而此一官独用于武备。武备之说所以平诸侯、正天下，无马则无以驾车辂而以为礼，无马则无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军赋，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也，有马一匹；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一同百里，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

林駉曰：“马政之说，古今凡几变，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岁取马四匹之类，平时则官给刍牧，有警则民供调发，然而在天子之都、诸侯之国、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畜马，此盖在官养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礼》以天子十有二闲，先儒论数谓不过三千余匹，卫文公承夷狄所灭，新造之后，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论之，卫以诸侯之国，又当残乱之余，其他固不及论，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于官者，卫之騋牝三千，举官民通数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国即古之中国，万古此天地则万古此山川，万古此山川则万古此人物。成周之世于天子畿内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万匹，诸侯国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视古者一国、一邑之地视古者一家，成周盛时不闻其乏马之用，而马之在民者亦未闻其为害，后世则不然，岂今古土地生牧相辽绝哉？虽然，不特成周盛时为然也，若夫古之卫地即今怀庆、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鲁地即今兖州、宁海、高密等处之境，卫乃有牝之者至于三千，牡而小者不计焉，鲁乃有牡之纯者至于十六色，牝而驳者不与焉，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又曰“为政在人”，则是马政之兴举实在乎人，今无其人耳，岂其地之牧畜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也？

《诗鄘风定之方中》序曰：美卫文公也。其卒章曰：灵（善也）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驾者也），星（见星）言夙驾，说（舍止）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实也）渊（深也）騋牝三千。

朱熹曰：“马七尺以上为騋。言方春时雨既降而农桑之务作，文公于是命主驾者晨起驾车，亟往而劳劝之。然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也，盖其所畜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矣。盖人操心诚实而渊深则无所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记》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今言騋牝之众如此，则生息之蕃可见，而卫国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臣按：苏轼有言：“富强之业必深厚者为之，非轻扬浅露者之所能致也。”谢枋得亦言：“秉心也实，故事事朴实，不尚高虚之谈；秉必也渊，故事事深长，不为浅近之计。富国强兵岂谈高虚务浅近者之所能办哉？”是知为国者固欲其富强，然而富强之业实繇乎人，必得人以尽地力则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产则强可期，然地生物虽各有所宜而无不生物之地，惟畜产则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问国之富数马以对，而设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马名其官，则富强尤在于兹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诚实渊深之心，乃能致牝马三千之盛，王安石创为保马之法，国家未必得马之用，而生民先受马之害，此无他，其心不诚而虑不远也。与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张万岁而用之哉？二人者高谈虽不足，而犹忠实而近厚也。

孔颖达曰：“伯者长也，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马祖、天驷’，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常祭在春，将用马力则又备礼祷之。”

朱熹曰：“戊，刚日也。伯，马祖也，谓天驷，房星之神也。言田猎将用马力，故以吉日祭马祖而祷之。”

臣按：晋《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本朝每岁春秋遣太仆寺官祭马神，而于州县皆立马神庙，本诸此。

《鲁颂》：《駉》，颂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纮肥张貌）牡马，在冏（林外曰冏）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骊白跨）有皇（黄白曰皇），有骊（纯黑）有黄（黄而微赤），以车彭彭（盛貌），思无疆（深广无穷），思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驒（苍白杂色）有駓（黄白杂色）有辛（赤黄）有骐（青黑），以车伾伾（有力也）。思无期，思马斯才（材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骊磷曰驒，今连钱），有骆（白马黑鬛）有骝（赤身黑鬛）有雒（黑身白鬛）以车绎绎（不绝貌）“。思无斁（厌也）思马斯作（奋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骃（阴白杂毛）有騢（彤白杂毛），有驔（毫在骭而白）”有鱼（二目白似鱼），以车祛祛（强健也）。思无邪，思马斯徂（行也）。

朱熹曰：“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繇其立心之远，故美之曰思无疆，则思马斯臧矣。卫文公秉心塞渊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吕大临曰：“僖公修政以诚心行之，故言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与《卫风》‘秉心塞渊，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贤君诚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独牧马而已。”

臣按：先儒谓诗人美文公之马则言其而牝者有三千匹之众多，美僖公之马则言其芃而牡者有十六种之毛色，盖各极其盛而言，皆以见其国之殷富也。盖马有牝牡而形质有高下、腹干有肥瘠，马之牝者取其形质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骐骥之种；马之牡者取其腹干必肥而张，使所驾者皆骠骑之良。卫之马，诗人咏其牝之；鲁之马，诗人颂其牡之芃。意者，说于桑田者不分牝牡，举牝最高者以见其余之皆然，牧于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与焉，各随其毛色而分别之，以见其成群如此也。虽然，牧马者将以资军马之用，固必以牡为贵，然非其牝之良，则亦不能以致其马之强而盛也，卫诗之特言牝而不及牡，岂无意哉？

《周礼》：马质（质，平也，主买马平其价直）掌质马，马量三物（量其材质之高下而知其价），一曰戎马（供武事马）、二曰田马（供田猎马）、三曰驽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贾（材有美恶，价有高下），纲恶马（驾不驯者以索维之，禁其奔踶）。凡受马于有司者（谓校人之属，受马谓国事当用马者），书其齿毛与其贾（书其年齿、毛色及价直），马死则旬之内更（受马在十日之内死者偿之。更，偿也），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马死者，割其马耳入官，见其实死，就以其皮肉筋骨来偿，不计价），其外否（十日之外则不偿，虽皮肉不取）。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若马之行则以所任载之轻重、道里之远近别识之，以齐其劳逸而后行）。若有马讼则听之（有争马之讼则听其曲直），禁原蚕者（原，再也。一年不许两次养蚕）。

郑玄曰：“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欤。”

臣按：周人之马买于民间，故立官以为马质。质之为言平也，专以质平马之价直。盖马之材质有高下、气力有强弱、年齿有老壮、毛色有纯驳，故其价直不无多少之异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猎之用，下焉者以供冗杂之用。马生于民间而用之于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概取之也，空取之则民不复私畜矣，概取之则民不加刍秣矣，是以三代盛时其于马也，于民常赋之外有余畜者，则官以价直易之焉，养之闲厩之中以备不时之用，卒有国事，民之无马者则于是领给焉。其给之也，必书其马之年齿、毛色与原所买之价，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则不敢以驽易良、有常齿则不敢以老易壮、有原价则不敢以贱易贵。所受马在十日内死者则责其陪偿，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诈伪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则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后世兵民既分，马养之民而收之于官，然后散之于军，官府无复有质买之政，而马之死者一切责军之偿，在官者未必实得马之用，而军民俱受其弊矣。近时马政亦有科钱买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给之于军，遇有倒死陪偿如故，而西北之边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偿者。吁，可叹也已。臣请自今以后朝廷酌为中制，定为马价，马之价公私交易皆不许过二十缗，违者马与价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违制罪。说者若谓物之不齐物之情，大屦小屦同价，孰肯为其大者？臣窃谓天生之物与人为之物不同，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与焉，官府既为定价，则民间有马者不过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则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马之倒死，不责之偿则彼蔑视其马而死者愈多，若责之偿则士卒贫窘何由得钱？臣愚以为，待其死而责其偿，不若先其生而为之备，凡有受马者请如周制，书其年齿、毛色及其原价，而又量其材质之高下、肥瘠并书之册，其马有死者，诚瘠且老则不责其偿，若其马实壮肥而齿未老，驯致瘦损而死者，则责其同伍者合力偿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责之实状则免其人，而惟责偿所受者，与夫其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调息而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偿数，此外又立为马病及瘦损豫告医治之法，其马实病而死非由人致，医证明白亦不偿。

校人（马官之长）掌王马之政（谓差择乘养之数），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四匹曰乘）一师四圉（养马曰圉）；三乘为皂（马十二匹），皂一趣马（下士一人主之）；三皂为系（马三十六匹），系一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系为厩（马二百十六匹），厩一仆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厩成校（六马各一厩，共成一校，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六马其五皆良，惟驽马物独三倍良马之数也）。

郑玄曰：“校人者，马官之长。校之为言校也，主马者必仍校视之。”

吴澂曰：“良马，谓五路之马皆良善者也。六厩成校，六马各一厩，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后王马大备也。”

臣按：校人之职，郑氏解校为比校之校，或者又谓用木相交为圈槛以制禽兽之出入谓之校，因谓主马者为校人。观校人所掌者，始于乘积而为皂、为系、为厩，而成于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马之属，注谓“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臣窃以为不然。谨考马质量马三物，一曰戎马即此戎马也，二曰田马即此田马也，三曰驽马即此驽马也，其所谓齐马者以驾齐车者也，齐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自整齐之车，所谓道马者以驾道车者也，道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行道德之车，意者，马之足力齐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齐、马之范驱驰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道欤？且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六者之马皆谓之物，先儒谓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谓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类而相从，可为育种者为一类、可供戎事者为一类、毛足齐一者为一类、善于驰走者为一类、可供田猎者为一类、材下而供杂役者为一类，校人用其材质高下毛色纯驳辨之各为一类而共有六类焉，况所掌者王马之政，谓之政则非但分类以驾车一事可知也。六马之用以种马为先，后世乘舆惟牡是用，汉人乘牝者为世所摈，况以驾天子之辂乎？郑氏解种马谓马之上善似母者，贾公彦谓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窃以谓古人质朴，所谓种马者安知非谓牝哉？吴澂谓马之至良可为种者，丘葵亦谓马之善育者，所谓为种、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质之良、色之纯而力足以任者尔，又何牝牡之拘哉？盖马之性牡者多有不驯，而牝则多驯焉，故用之以驾天子之辂，虑其或有奔踶而致倾轶耳。后世马惟用牡，所以驾乘而征战者未尝用牝，而其所谓牡者又往往去其势而绝其生道，马之所以不藩硕者，坐此故也。盍观卫诗所谓“騋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见矣。臣请今日除战马外，凡公私所乘之马皆许以牝，有牡者官以价售之以为内厩及官府营伍边方之用，如此，则习以成风，人皆仿效，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国家马致修举，生息日多，武备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马之害矣。

郑玄曰：“此降杀之差也。凡马，每厩一闲，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大夫有田马各一闲，其弩马则皆分为三焉。”

贾公彦曰：“天子十二闲，分为左右，每马各分为两厩；诸侯与大夫每马直一厩，不分左右。”

吴澂曰：“闲犹阑也，以木距门防马者也。六厩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闲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众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马之牧于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则是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后世在官之马惟有牡而无牝，而民间所畜者虽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马政所以不举、武备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则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户口蕃息，难矣。臣愿朝廷复古昔王马之政，特敕有司修举废典，凡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于牡，则刍豆不徒费而国马日以蕃息矣。

春，祭马祖，执（拘也）驹（马二岁曰驹）；夏，祭先牧（始养马者），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善也）仆；冬，祭马步（神为马灾害者），献马（见成马于王），（简习）驭夫（驭车者）。

郑玄曰：“马祖，天驷也，房为龙马。执驹无令近母，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四，恐伤之也。先牧，谓始养马者。夏通淫之后，攻其特，为其蹄啮不可乘用，故騬之。马社，始乘马者。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于马不惟养于人，而又祷之于神，盖国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马，然马之为物所以遂其性者，虽系乎人之养，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壮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时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执简习焉。不徒责之人而又求之神，不专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虽畜类之贱亦无不然，此治古之政后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国家每岁春秋太仆寺有马神之祭，而各州县皆立马神庙，亦周人意也，但所谓执驹、攻特、臧仆、讲驭夫之政尚缺焉，诚随其时举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则马得其养、国赖其用矣。或曰春之执驹、秋之臧仆、冬之讲驭夫，无非马政也，而独于夏之攻特谓之颁何也？盖特之为言牡也，攻之为言治也，郑司农所谓沴之是也，韵书“騬，犗也（俗谓之骟）”。马之驹者春则拘执之使其体全而不伤其血气，马之特者夏则攻治之使其性驯而不至于蹄啮，是以所牧之马神全而力健、性驯而质良，然后简择其饲养之人，练习其驾驭之卒，此所以独谓之颁也。意者六马之中惟种与驽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欤，不然，所谓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如此，将置之何所也？

趣马（趣，养马者）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掌驾说（音税）之颁，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

吴澂曰：“简其六节，谓差择良马以为六等也。驾以行，说以止，有劳逸之节，故叙而颁之也。居谓牧膰所处之宜，治谓执驹攻特之属。”

臣按：此可见古人养马适饥渴之宜、顺劳逸之节、辨寒温之时。先儒谓辨四时之居者，二月之后盛阳处外则在牧而有膰，八月之后阳在地中则在厩而有闲也。

巫马下士二人、医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贾（主买卖者）二人、徒二十人。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助也）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以资医马之费）于校人。马死则使其贾粥（卖也）之，入其布（泉也，泉即钱也）于校人。

贾公彦曰：“巫知马祟，医知马病，故连类在此。”

吴澂曰：“巫马，知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者，马疾若有犯焉则知之，是以使与医同职。乘治之者，谓驱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臣按：先儒谓巫所以通鬼神，医所以寄生死，非但于人为然，而于畜类亦莫不然也。《周官》设巫马之官，专掌疾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盖以马之疾难知，必驱步之以发其疾，而后验而疗之也。其职虽主于乘治，然以其药而攻马之疾者则有医四人焉，巫马不过祷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专主于巫祷也。本朝设马神庙，太仆寺及州县皆设兽医，盖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骥集》等书，专主马病，乞下大医院校正刻板颁布有司，俾专其业者讲而用之，则马无有不得其死者矣。

郑玄曰：“颁之者，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陈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阴阳交合之时合马之牝牡也。”

贾公彦曰：“言厉禁者，谓可牧马之处，亦使其地之民遮护禁止，不得使人辄牧牛马。”

臣按：古人养马处处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场也，可耕则授之于农，不可耕者则留以养马，盖耕垦之地草莱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养马，养马所以备武事，备武事所以安边方、壮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谓农事弗扰则马政自修，故诗人称马政必归之农，《鲁颂》美僖公亦曰务农重谷，牧于野，岂不以农政既修则马政自举乎？我祖宗于畿甸之间、民耕之外，辄择有水草处以为草场，近日尽为权贵所有，民间之马无地可牧，请一切复之，立为厉禁政令，异日欲行周人牧师之政，举而措之云耳。

以上论牧马之政（上）

▲牧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句）、佚特（句）、教駣（句）、攻驹（句），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句），及执驹（句）、散马耳（句）、圉马（句），正校人员选（句）。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

郑玄曰：“阜，盛壮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劳，安其血气也。三岁曰駣，始教乘习之也。二岁曰驹，攻騬之也。散马耳，以竹栝押马耳，其头动摇则括中物，后遂串习，不复惊也。正员选者，选择可备员者平之也。”

臣按：古人之养马必顺其四时，冬之寒也则藉之以蓐，春之暖也则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厩积粪秽之久而或足以致马疾，故杀牲以血涂之而后以居焉。冬之寒也则燠之以厩，夏之炎也则凉之以膰，其养也殆无异于人，则其马安得而不壮盛哉？

臣按：刍以食马，牧以放马，皆所以养之也。《周官》设官以掌王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养马，政以正之、教以导之而养以安之也，养之则生息多而壮健，教之则性习驯而调和，是故马质、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马、巫马、牧师、圉师、圉人则以养之，而庾人则又所以教之者焉。

陈澔曰：“春阳既盛，物皆产育，故合其累系之牛、腾跃之马而游纵之，使牡者就牝者于刍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养其中牺牲之用者及马之驹、牛之犊皆书其数者，以备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谓游牝则牡虽在牧不得游也，盖嗜欲不制则虽有龙牡犹将耗矣，游虽牛马之真性，若牡则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亦岂可少哉？于此可见先王于牛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之得以纵其欲而损其真，如此，则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时，牡者气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诚圣人尽物之性之一事也。

陈澔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群。拘絷腾跃之驹者，止其踶啮也。班马政，布养马之政令也。”

方悫曰：“马政者，若《周官》趣马之简其节、巫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属、庾人之掌其闲，以至圉师之所教、圉人之所养，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则制而分之之谓欤？”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养为主，季秋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御为主，养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调习，各因其时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马政，命仆（戎仆也）及七驺咸驾，载旌（羽曰旌）（龟蛇曰），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郑玄曰：“马政谓齐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驺，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音税）者也。”

孔颖达曰：“七驺者，天子马有六种，种别有驺，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并六驺为七。既班马政，乃命戎仆及七驺等皆以马驾车，又载旌旗既毕，授此七戎之车，以其尊卑等级正其行列，设于军门屏之外东西厢，以为行陈。”

臣按：《月令》虽吕氏所作，然其所载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马政而命戎仆驾车载旌以设行陈，盖以操习天子之六种马也。先王之练兵不惟习其人而又习其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职。吁，三代之兵人与马相习，三代之政文与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无不成，而武不至黩也欤。

魏武侯问吴起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鬛，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鲜有不济。周穆王因非子善养马而使之主马于汧渭之间，而马大蕃息，是知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汉制，太仆掌舆马，属官有太厩、未央、家马三令，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駼、承华五监长丞。

臣按：太仆，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仆，而专命以司马政则始于汉焉。本朝初于南京设太仆寺专掌马政，及于北平、山西、陕西、辽东各设行太仆寺以司一方之马政，其后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设太仆寺以总司天下马政。

景帝时，造苑马以广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孝武时，众庶街巷有马，仟伯（即阡陌）之间成群，乘孛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元朔五年以后，大将军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后与霍去病两将军之出塞，塞阅官马及私马凡十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边县（得畜牧于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明年，车骑乏马，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着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壮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林駉曰：“汉初稍复古制，劝民养马，有一匹者复卒三人，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边塞，则纵民畜牧而官不禁，乌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于时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群，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单于入塞，见马布野而与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既数出师，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又令民得畜边者，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什一，则边郡之欲蓄牧者难矣；又匿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有以民或匿马，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故内郡不足则藉民马以补车骑，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驴驼负出玉门关，轮台之悔，始修马令，此汉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臣按：唐人牧马置八坊四十八监，其牧地在岐、豳、泾、宁间，即今陕西凤翔府及西安之泆州、平凉之泾州、庆阳之宁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为刍秣者，其地止于一千二百三十顷，而用其地出以饲七十万六千匹马，而马之直至以一缣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闲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顷而已，本朝于此地立行太仆寺一及苑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马之所辖者凡三十监，监皆有马。然监之立百年于兹矣，而其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岂无其故欤？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其后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肄之，由此以观，则其所牧之地又若不专在岐、豳、泾、宁也，盖跨数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马蕃盛至七十万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齐民耕种纳租之地，一旦夺之以为耕牧刍秣之所，其势有不可者，然当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纳租乎，何养马如此之多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陇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夺之民，必不亏于官，然后行唐人监牧之政，万一有可行者，其于马政不为无助。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

玄宗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臣按：此后世以官爵易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领内外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左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给钱以市也。至府兵渐坏，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民无与焉，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伐之余，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肇自贞观讫于麟德，四十年间至七十万余匹，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垂拱以后，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云锦成群，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

臣按：议者谓秦汉以来唐之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盖以监牧之置得其地，而监牧之官得其人，而牧养之有其法也。唐都关中，其地宜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马所生之地，然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岂与其地与其人欤？盖袭用宋人保马之法，牧马于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则未尝举焉。必欲举其政，请下户部查究永乐以来牧马草场为官民所耕佃者，尽以还官，及所在闲田未经开垦者，亦俾报官，遣官经量，创为牧马之所，而俾谙练民事臣僚讲求其利害以闻，必上有益于国、下无害于民，真有利而无害，然后立为一代经久之制，以为国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马政，凡御马之等三，给用之等十有五，群号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规，则太祖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二使领之，后改为天厩坊，又改为骐骥院，以天驷监隶焉。真宗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弩、平其直以分给诸监。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在外之监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监、判官，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

林駉曰：“宋朝马政蓄于监牧者曰官马，散于编户者曰户马，市于边郡者曰戎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从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可资军用，自是诸牧马颇蕃息。

臣按：马以资军用，诚国家之急务，然用军欲何为哉？卫民而已。本欲卫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虑牧马侵民田，遣使检视，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国家之有，在民犹在官也，而在官者则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诚不可不为画定也，疆界不定则官田日广、民田日削，马虽蕃而民日耗，而用马以谁卫哉？

国子博士李觉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敌以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而市其马，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驰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马，至于中国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裛因而减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赋出马，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之于戎，今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今宜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后纳马则止焉，是则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夫牝又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臣按：觉疏引猗顿畜牸之事，尤为切于事情，由是以观牧马之政以畜牝为先，牝得其养则生育多矣，积以岁年，牝又生牝、驹又生驹，不出十年，马大蕃息矣。觉又言中国之马食枯刍、处华厩，故多生息而无耗，今官散马于编民户丁，分日而饲，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芜杂，处之以污秽，而欲其生息之蕃多、体力之壮健、性习之调伏，难矣。

仁宗庆历中，知谏院余靖言：“谨按《诗》《书》以来，中国养马蕃息故事，不独出于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犬丘今之兴平、汧渭今之秦陇州界也；卫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国，而诗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则牝为蕃息之本也，卫则今之卫州也；诗人又颂鲁僖公能遵伯禽之业，亦云‘駉駉牡马’，鲁今属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今镇、定、并、代其地也；汉之太原有家马厩，一厩万匹，又楼烦、胡北皆出名马，即今之并、岚、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为宜马，即今之同州也，开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监，半在秦、陇、绥、银，则知古来牧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臣切见今之同州及太原以东，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其余州军牧地七百余所，乞于群牧使、副、都监、判官等内差一员往监牧旧地，相度水草丰茂去处，选择孳生堪牧养马，专差人员牧于四远，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务令蕃息，别立赏罚以明劝沮，庶几数年之后，马畜蕃盛。”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叶以后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宁夏之地，其后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时未尝去兵而用兵也未尝乏马。今天下无事，所谓马政者特以为操习豫备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马为忧，掌国计者切切以扰民为虑，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袭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无事之时且尔，一旦事出仓卒，又将何以济哉？臣闻天下无难处之事，君子怀先事之忧，当闲暇之时而豫为之处置，稽之于古，验之于今，广询访于众谋，不拘泥于陈迹，其间必有一不亏官不损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无害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夫哄然聚、忽然散，云奔飙驰，钞后掠前，此马之良也；强弩巨梃，长枪利刀，什什相联，伍伍相缝，大呼薄战，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臣请损马而益步，故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我惟用步所长，契丹马多无所用之。”

臣按：中国之马不如敌马之良，非徒无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无事之秋，欲为武备，内疲齐民，外苦边卒，皆以马之故。马之弊极矣而讫无善政，宋祁谓“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马而步可用，请损马益步，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祁之言盖有得于周人薄伐之意，其策诚莫有过焉者也。臣请于西北沿边一带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为重，扼要害为主，惟限敌使不得入，不必穷追，惟制敌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骑二，骑以为奇而驱驰必精健之足，步以为正而什伍皆健斗之卒，如此，则马虽不多而皆得其用，内可以宽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骑士之倍备。

英宗治平中，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甘草软，最宜牧养，乃唐楼烦监地，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兴制监牧。”

臣按：今日马政，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陕西、辽东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无实，在民者有损而无益。国家承平逾百年于兹矣，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举废之时，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祖宗立法养马之意，寺监之养必循名而责实，民间之畜必无损而有益，立为通融之法，两京畿及山东、河南于民养之外择地以立监牧，山西、陕西、辽东于官养之外设法以为俵散，制畜养之规，修厩牧之所，勘牧地之数，广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宽追陪之限，如此，则名称其实，有益而无损矣。

神宗熙宁中，王安石因曾孝宽言“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备非时官买，乞参考申行之”，而户马法始此。

文彦博言：“汉唐之盛，苑监实繁，祖宗以来，修举甚至七八十年，搜补取用，源源不绝。近时议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详利害，乃欲赋牧地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租赋丰凶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则后将可继乎？”

臣按：彦博兹言虽言当时户马之弊，殆有若为今日设也。但宋时户马是散官马于民，今日乃令民自买马养耳；宋时赋牧地与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养耳。其中所谓“维之絷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为有见。盖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资，腾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絷一马，而欲其生息固难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论牧马之政（中）

卷一二五

▲牧马之政（下）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王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帝诏开封府界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道路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马端临曰：“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皆是以官马责之于民，令其字养。户马则是蠲其科赋，保马则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宁保马之法，大类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之法，但宋人保甲养马自愿者听及以官马给之，且免其体量草束及折变缘纳钱，今日则论丁养马，丁及数者与之，不及数者足诸他户，不问其愿与否也，粮草、户役、征输如故。况宋人所谓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则科赋征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设以官，里社之外别立群长，民以一身而当二役，既为人而差，复为马而役，既供刍粮以给公家之用，复备刍秣以为官马之养，其害比宋为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产以饲养马匹，官得其用，虽曰有损于民而实有益于官，今所养之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无，驱逐数十里固已困惫矣，况用以出塞御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养马之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一马之毙未偿而一马又毙，前岁之生未俵而嗣岁又生，生者岁增而供给愈难，死者日继而陪偿无已，民何以为生乎？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之弊政莫此为甚，朝廷建国于北，借此数郡以为根本，而当无事之时首先困之而不为之拯恤，可乎？知治体忧深思远者，所当为之轸念也。伏惟圣明明见万里之外，仁同一视之中，况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万乞留神听察，则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哲宗嗣位，议者争言保马之不便，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元祐初，议兴复废监，于是诏陕西、河东相视所当置监，又下河北、陕西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右司谏王岩叟言：“兵所恃在马，而能蕃息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鞁州之广平监以及于瀛、定之间栅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监以牧马，是牧之于官，至其中世改以为户马保甲马之法，则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虽不能无害而犹得马之用，牧之于民非独有害而又不得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为户马之制，文彦博言于神宗不见用，至元丰时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叹曰：“朕于是有愧于文彦博矣。”虽然，神宗虽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罢之而复废监，百姓如释重负而出于水火之中。今日养马之政不幸驯致于熙宁之弊，诚能如元祐之改辕易辙，则此数郡之民感戴圣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又置熙河路买马坊、六岷州通远军等场。熙宁七年，诏知成都府秦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未几罢之。元丰中，复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

林駉曰：“监牧之置，圉师以蓄之，校人以视之，秣饲以时，部辖有方，则以渥洼之种耳，否则贵市于夷狄而贱弃于中国，此李觉之所以虑也。”

臣按：自唐以来，中国马不足往往与戎狄互市，然多费财用而实无益于用。宋南渡以后，失中原宜马之地，而所资以为战骑者求于西南夷，盖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马之地皆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养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无马乎？患无其人耳。

神宗元丰四年，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奏可，仍诏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至是蕃马至者愈众。六年，买马司复置，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司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亦济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马，多是交互市于境外之夷，我朝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以茶易马，设官掌之，盖取之我羁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与蕃戎交易也。

高宗时，广西进出格马，上曰：“此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马皆取于中国而已，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则是虽吴亦自有马，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则马政不修故也。

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其后又废买马司，以帅臣领其事。然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

洪迈曰：“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因读五代旧史，唐明宗问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六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兵之不至也。’延光对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畜止于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骑士为无所施，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臣按：古今马政，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至于宋朝始则牧之在官、后则蓄之于民，又其后则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则兼用前代之制，在内地则散之于民，即宋人户马之令也；在边地则牧之于官，即唐人监牧之制也；而于川陕又有茶马之设，岂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请以今日国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马监掌天子十二闲之政，以供乘舆之用，凡立仗而驾辂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则有郑村等草场，其饲秣之卒则有腾骧等四卫。国初都金陵，设太仆寺于滁州，其后定都于北，又设太仆寺于京师，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其顺天等府暨山东、河南马政则属于北。其后又用言者，每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专管马政，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陕西、辽东凡三处，苑马寺亦三处，陕西、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辽东仅一监二苑焉。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又于四川、陕西立茶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马，亦用以为边也。本朝国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无大征伐，遇有征行随用随足，虽不至于大乏绝，然求其如前代之云锦成群则未焉。所谓官牧者，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监、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内地，而今日则用之于边方焉。其蕃育生息虽不能尽如国初之盛，然惟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举其废弛之政，则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讲求本朝故事及参究唐、宋之典，以济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马政者勘实牧地，其有旧有而今为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复其旧，或有山林原隰可以开垦以为牧地者开垦之，或附近州县有空闲地可以增置监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则为之勾补，厩膰有未备者则为之修葺，所畜之马若牡多而牝少则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种有不良则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顺其时，腾放调养各有其法，俵散关换咸定其规，皆一一讲求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立为一定之法，使之永远遵守，岁时遣官巡视，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择其官而优宽士卒，必务臻实效而不为虚文，如此，则边圉得马之用矣。若夫所谓民牧者，是盖宋王安石新法之遗绪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极言其不可而不见听，其后大为民害，神宗有见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误，而亟罢之，是以在当时虽为民害犹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详之于前矣，而所以为之处置者亦已具于“制军伍”之条之下焉。然所处置者特议以行于畿甸五郡耳，万一可以通行，请下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数，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县若干，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及没官空闲田地并可以为草场、马厩者，假如某县旧额民若干里、户若干、丁若干，某县原额马若干匹、群长若干人，既具其数，遣官亲临州县勘实以闻，然后因其已然之法而立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额，必不拂乎民情，务使官得其用而民无其害，然后行之。请即一县言之，其县旧有里五十、群长千人、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择其乡村相依附处，或十村、五村为一大厩，村落相去远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为一小厩，每厩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厩长，年老者一人为厩老，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每厩各设马房、仓囷及长槽、大镬，每岁春耕之候厩长遍谕马户，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料豆若干亩，履亩验之，有不种者闻官责罚，毋使失时，无田者许其分耕于多田之家，或出钱以租耕，收获之际，厩长及老计亩而收之仓囷之中，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萁即以为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岁终具数以闻于官，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若其种非良许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偿之马五分蠲其三，征其二以市马种，凡马始生则书其月日、别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晓马事者定为养马之式，镂板以示之，凡一岁游牝、腾驹、去特皆有其时，越其时者有罪，凡一日龁草、饲料、饮水皆有其节，违其节者有罚，其房膰必冬暖而夏凉，其牧养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为马之利者无不为，凡可以为马之害者无不去，如此，则牧养有其道，其视各家人自为养者大不同矣。旧例，凡群头管领骒马一百匹为一群，每年孳生驹一百匹，不及数者坐以罪，请酌为中制，每骒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逾数者除以补他年欠阙之数，今年不足明年补之，其有种马倒死者即以驹足其数，本厩生牝多，许他厩闻官以牡来易，每厩兼畜驴骡，以马为准，牝马二十畜牡驴一、牝驴四，所生或驴或骡具数报官，官为造车，遇有搬运官物许于各厩起倩，无事之日本厩马户借用者听，按日计佣，收以为秣饲之用，每季本县管马官一行巡视，府官则岁一行，太仆寺官因事而行无定时，凡其马之壮老肥瘠逐月开具点视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刍豆有不及数、驰走有不如式皆为修葺、处置，违者治以置，是就民养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宽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虽然其间之委曲纤悉又在临时之因事制宜、补偏救弊也，若夫俵散、关换之法具有成规，官军领马骑操，遇有倒死责以追偿，是固足以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马之给于官军者多系饿损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给草料多不以时，或马有不时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损数目并不准除，然一军之产不满十百而一马之直多逾数千，倾家之所有不足以偿，甚至卖三子不足以偿一马，兴言及此，可伤也。请自今以后，给马与军必具其年齿、毛色、体质，或肥或瘠、或有疾或无疾，明具于帐，如齿逾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偿，惟以皮尾入官，若虽少壮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众所共知者亦在不偿之数（详见前卷马质条下），申明旧制，凡马军皆要攒槽共喂，如居隔远，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攒喂，半夜以后本管头目亲行点视，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数者罪之，其关领草料则严为立法，不许变卖及将换易他物，买者、换者罪同，凡马倒死必责同伍互偿，若同伍之人知其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弃纵不理雇倩与人、削减草料者，预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偿，如此，则人人爱惜其马，有不惜者人共责之而预得以调治之，则马无横死而人免陪偿矣，是非独以足乎马而亦有以宽乎军也。虽然，此内地官军骑操之马尔，至于边方之马所系尤大，与其得驽马而乘之以御敌，又不若不乘之之为愈也。盖骑战非中国所长，而中国之马比胡马为劣，以非长之技而骑下劣之马以角敌人之所长，非计之得也，请自今给马于军士，非良不与，而所与者必良，与之骑操而不倚之饲秣，宜于边城中择空闲地为厩，置长槽或十或五，随其广狭，不为定数，不分卫所队伍，因其近便而为饲养之所，选其老弱之卒、不堪战陈者专一喂养，置大囤以贮草，支大镬以煮料，每日遣官点视，晡时则检其所储，夜半则视其所饲，操练之日军士持鞍就彼鞁骑，无事之时轮番收放，逐名调习，或有瘦损疾病告官调治，如此，则马得所养而无损失之患，军得其用而免陪偿之苦矣。或曰今边城非一处，处处皆屯重兵，所骑之马安能皆得其良？窃考五代时，唐明宗与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马上立国制胜，所畜不过七千，今东起自辽东、西尽岷洮，其间历宣府、大同、延绥、兴庆、甘肃之境，边城万里，其马不翅数十倍矣，然牧马之数虽多，未尝以之临敌出陈，往往老死皂枥之间而责吾士卒之陪偿，人不幸而生于边界，天苦寒而地硗燥，物不生殖而人无蓄积，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资其出力以为国防寇，又责其出财以为官偿马，以每岁所赐予之衣粮犹不足以偿其递年倒死之马匹，况望饱暖其妻子哉？则是无事之时无故以是不战之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离心，盖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中国之所以取胜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战。臣愚以为，自今以后边境一以高城深池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径，来则拒之，去则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为正，以骑兵为奇，大率步十而骑二，步军一万骑兵二千，马非壮健不以给军，军非骁勇不以为骑，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来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则步兵无非良而马亦易于办矣。或者若谓马者兵之大用，兵非马决不能以制胜。吁，此论战兵非所以论兵之守也。所谓守者，我静而彼动，我逸而彼劳，我大而彼小，我众而彼寡，彼用其所长，我舍我之短而用我之长以制之焉，则彼进不得战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臣愚无知识，辄敢肆其胸臆而妄为异议，伏望天地大量，悯其区区一念忧边爱民之诚。

以上论牧马之政（下）

卷一二六

▲简阅之教（上）

《周礼》：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田之礼，简众也。郑玄曰：“军礼之别有五，同谓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进退不讲则不知，刺伐擒纵不习则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阅，此所以简其能也。”

臣按：礼有六礼，军其一也。军礼有五，王安石谓以用其命为主、以合其志为终，臣窃以为有大师之礼以用其众、有大均之礼以恤其终，然无大田之礼以简择之，则亦无以别其材力之强弱、技艺之能否、心志之离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礼以简其能然后知其力而任之而以兴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礼皆不可无而大田之礼尤为其切要者也。

大司马，中（音仲）春教振旅（谓振整其众），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平其列以为陈），如战之陈（音阵），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

吴澂曰：“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时之田以教民战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义以收其众而使之就农也。以旗致民，谓植旗而期民于其下也。铎、镯、铙皆似磬而大小异，铎其至大者，铎以通鼓，镯以节鼓，铙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国之备，苟非素教之，一旦驱之以临敌，是弃之而已。然兵凶战危，以杀戮为事，不可以人试，于是因蒐狩而习之，因祭以行猎，用兽以试术，使其目熟于旌旗、耳熟于号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进而之前，退而之后，疾而趋走，徐而缓行，分疏而散开，急数而屡进，皆于是时闻鼓而兴、听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猎者而施之行陈，用其所以杀兽者而施之敌人，不至仓皇失措、纷乱无统也。

中夏教茇舍（箪止之也），如振旅之陈，群吏撰（数择之也）车（兵车）徒（步卒），读书（述事为书）契（合验为契），辨号名之用，帅（谓军将以下）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吴澂曰：“茇舍，草止之也，军有草止之法防寇敌也。读书契，以簿书校录军实也。”

丘葵曰：“帅，六军之帅也。门，所居之门。公邑间田谓之县，小都谓之鄙，大夫谓之家，乡谓六乡，野谓六遂。茇舍之教乃寨法，专以辨军之夜事，盖休兵偃师之时，宿火而寝，目固无见，衔枚而处，耳固无闻也，将以鼓铎而声之则所闻必乱，将以旗物而挥之则所见必昧，于是专以号名为尚，而号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细及间谍等事。”

臣按：所谓撰车徒、读书契，如今人按簿籍以点名也。观其所谓辨军之夜事，可见古人教战不徒教其昼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举无废事而兵无败陈也欤。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日月为常），诸侯载（交龙为旗），军吏载旗（熊虎为旗），师都（谓孤卿之位）载亶（通帛为亶），乡遂载物（杂帛为物），郊野载（龟蛇为），百官载（乌隼为壒），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狝田，如蒐田之法。

吴澂曰：“于中秋言治兵者，礼，春、夏不兴师，秋乃出兵之时也。陈旗物所以作战也，辨其用者，有所将者有所画，无所将者无所画。”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陈，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见四时教阅之法皆同，各随时举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见义也。后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阅者，宜详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阅（大阅兵而习战），前期（先大阅之期），群吏（谓乡师以下）戒众庶修战法，虞人（山泽之虞）莱所田之野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马），质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诛后至者（仆旗而后至者诛之）。乃陈（陈列）车（兵车）徒（步卒），如战之陈，皆坐（使坐听誓），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车徒皆作（起也），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铎，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聚足而进）徒趋，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决围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阕（鼓以三为节），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吴澂曰：“仲冬农暇，故教大阅以简车马、习战陈，尤详于三时。莱所田之野，谓芟除田野以便驰驱也。表，所以正行列者，于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则三百步，又五十步为一表，则四表总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广当容三军，其步数随军多少可矣。建旗后表之中，谓第四表之中央也。质明弊旗，谓期众之至须早，故明以仆旗，后至者诛，皆坐以当听誓也。陈前，谓南面乡表也。中军，谓中军将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气也。鼓人，师帅、旅帅也。司马谓两司马，振铎以作众也。及表乃止，谓自后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铎摝者，掩铎之口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气也。又二鼓而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谓自第二表前第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车驰徒走，及表乃止，谓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谓戒攻敌也。每鼓一阕则车一转、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敌服矣。鸣铙且却，谓军退则卒长鸣铙以和众鼓。及表乃止，谓自前表至后表而止也。”

臣按：《周礼》四时皆教阅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为言收也，以冬方大阅，春则农务方殷，故收其众也；夏气炎燠，万物告成，故以茇止为名而教之以夜战之事；秋气肃杀，故以治兵为教而教之以昼战之法；冬则农事已隙则通以三时之教而并举焉，故谓之大阅也。国家大事在戎，而国之安危、下之生死所系，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冒锋镝，将可以全胜，卒可以全生，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不待言语告诏，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凡士卒坐作、进退、迟速、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如此，是惟不战，战无不胜矣。《周礼》振旅所辨者在鼓、铎、镯、铙，茇舍所辨者在号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于大阅则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师布陈缺一不可，三时则各专习其一，冬阅则兼用其三，专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贯通，是知先王教战之法虽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战非一人可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则难齐，必欲齐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声，声有不同则事亦随异，有旗物之节，节有异形则事亦随别，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尽记也；日多则难防，必欲防之，昼有昼之事，夜有夜之事，昼则为旗物之号，使之视龙、虎、鸟、龟之像而知所向，夜则为名号之别，使之闻门名、县鄙之名而契于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晓也。夫三时各辨一物，则习之熟而谕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并阅焉，又安能通融而尽其用哉？此岁终所以必有大阅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战之法，月凡三次，操练非严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阅止于四时尤为数矣，但所以立为之法者未必详尽，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尽心，臣愿特敕有司集会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为定制，颁之将领，俾其按此教习，每岁仲冬车驾亲临大阅之而施赏罚之典焉，如此，则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无敌矣。

《诗序》：《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朱熹曰：“先王之田，因此见车马之盛、纪律之严，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其所谓田者异乎寻常之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猎以讲武事，其所以为田者非荒于禽也。是时周室中微，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兴之功，《诗序》所谓“复文武之境土”者此也，东都之会久缺，田猎之礼不讲，于是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因田猎以选车徒，盖借蒐狩以讲武事，以益严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非专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诗。”

吕祖谦曰：“《车攻》《吉日》所以为复古者何也？盖蒐狩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矣。”

臣按：先儒谓宣王所以复文武功业者，固不止于二诗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诗而观之，则其车马徒御之所出可见王赋之复也，旌旄车旆之备、决拾弓矢之精可见军实之盛也，选徒则嚣嚣、徒御则不惊，行者有闻而无声，又可见师律之严也，会同有绎而助我举｛此手｝（积禽也），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见上下之情也，将用马力而既伯既祷，颁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见其综细之周密，盖一事之间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则其余可知矣。

胡安国曰：“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用兵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狝，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谨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猎以讲武事，所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时，不伤乎农，不害乎物，所以习驰驱之节、试击射之艺，盖非所谓外作禽荒从兽无厌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类，每岁仲冬以后，车驾亲临校猎，即古人遗制也。

何休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颐曰：“为国之道，武备不可废，必于农隙讲肄，保民守国之道也。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有警而为之则教之不素，岂所以保其国乎？”

臣按：大阅之礼，天子之礼也，而鲁以诸侯行之，故《春秋》书以见其僭礼，行之诸侯则为僭，行之天子则保民守国之道也。后世虽有教阅之事而其礼不备，在汉、唐亦间有行者，乞敕礼官会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汉、唐以来典故，著为大阅之礼，除逐月将帅自行教战外，每岁仲冬请车驾幸教场行大阅礼，以考校将领及军士技能，以赏罚升黜之，使天下四夷闻之知圣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乱之心。

《穀梁传》曰：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香草）以为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为辕门（车以其辕表门也），以葛（或作“褐”）覆质（质，椹也，以褐覆其椹）以为｛木｝（门中闑也），流旁握（谓两车彗头各去门边空握四寸），御幰（挂也）者不得入，车轨尘（谓车不得入门，车轨之尘不出辙），马候蹄（发足相应），揜禽旅（揜取众禽），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亦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习用武事，非徒以习战以行礼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义也。假艾兰之草以为防，置通帛之旃以为门，以毛布覆门闑恐伤其马足也，车之入门则碍之以车轴，以验其能御也，车辙之尘则欲其不远，马行之蹄则欲其相应，禽之群队则欲其不遗，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驰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驰则射者关弓命中矣，兽之过防者不许逐是则战之不逐奔走也，兽之面伤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杀迎降也，兽之不成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戮幼稚也。田虽以得禽为上，而战则以能射为先，故于颁禽之际又以射为去取焉。古昔盛时因蒐狩以习用武事，是以三军之众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运动，见闻贯熟，心意流通，一旦临于战陈之间，进退取舍咸中其节，是以军旅所至无不成功，由教阅之有素也。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杜预曰：“蒐，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狝，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四时讲武，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谓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谓礼毕整容而还也，归而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

林尧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车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贵贱，谓田猎之制，贵者先杀，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贵贱。辨等列，谓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进退皆是也。顺少长，出则少者在前，趋敌之义；还则少者在后，殿师之义，皆所谓顺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猎之礼每年而四举，三年而大举，出而谓之治兵，入而谓之振旅，归而饮至于庙以数军实，然不谓之治田而谓之治兵，不谓之田实而谓之军实，以见蒐、苗、狝、狩之行虽曰以田，实以习战也。若其所谓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而总结之曰习威仪，则又以见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顺，无非以肄习武事之威仪，使其有威而可畏，有仪而可象焉。后世田猎之礼惟以从禽纵欲为乐而已，无复古人讲武之制，所谓教阅者徒应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击、刃之所刺皆无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虚文而无实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周王也），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见用之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以货物易资财）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明定其辞不贰价也），公曰：“可已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敬之心）。”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谷）、释宋围（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战而霸（明年战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晋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晋文公欲用其民以战，而子犯以民未知义与信与礼，故未可用也。文公于是示之义、示之信、示之礼，然后用之，故一战而能成伯功，盖有合乎孔子答樊迟之问，所谓上之所好，礼、义、信之三事也。然圣人所谓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则欲民之用而故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虽然，文公伯者，尔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后用之焉，后世则驱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恤民之从违。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地名），且抚其民，分贫（贫乏者分与之）振穷（穷用者救振之），长孤幼（孤而幼者长育之），养老疾（老而贫者赡养之），收介特（单身者收录之），救（恤也）灾（天灾）患（人患），宥（宽也）孤寡，赦罪（重罪）戾（轻戾），诘奸慝，举淹滞（有才德而淹滞），礼新（羁旅方新者）叙旧，（勋故）禄勋（有功）合亲（九族之亲），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结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孔颖达曰：“兵者战器之名，战必令人执兵，即名人以为兵也。简兵，谓料简其强弱，集而简之，且慰抚其人民也。分贫振穷以下，皆抚民之事也。”

臣按：简兵而且抚其民，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为民而设兵，兵备而民失其所，孰与养其兵哉？本朝于边地命大臣守备而兼巡抚之任，即此意也。《王制》：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

郑玄曰：“有发，谓有军师发卒。”

孔颖达曰：“国有军旅以发士卒，是司马之事，王则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车及衣甲之仪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众又主教，故与司马相参也。”

臣按：先儒谓司徒教士则使司马论其材，故出任之为比长、乡大夫、伍长、军将，其材无不宜；司马治军则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为比闾族党州乡、伍两卒旅军帅，其事无不治。

郑玄曰：“教于田猎，因田猎之礼教民以战法也。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谓教田猎继以习五戎，与《车攻》因田猎而选车徒同意，上言教下言习者，我教之故彼习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为伍故也。田猎所以得利，军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恶莫甚于死，以所恶寓所欲而习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马秋狝教治兵，其以是欤。

以上论简阅之教（上）

卷一二七

▲简阅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谓善人有忠爱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尽本末兼该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务农亦本也，讲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该且必七年而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呜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后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犹未可也，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后世召募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盗贼、衽金革之戎夷，其败也宜哉，其克有济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张栻曰：“所谓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长幼之义，使皆有亲其上、死其长之心，而又教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驱之战，是弃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圣人所谓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亲上之义，然后使之执干戈、擐甲胄、习弓矢以敌王所忾而卫社稷，如此，则心专于内而坚、气奋乎外而果，有不战，战则无敌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礼义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也。用之，使之战也。”

辅广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敌忾御侮，临陈之际皆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矣，不然，则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谓之殃民，在尧舜之仁政，岂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为言，由是观之，非独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虽二而教则一，要归于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后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谓为弃其民，孟子谓为殃其民，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驱之以临锋镝，则虽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实与弃之、殃之也何异？呜呼，为民父母不能生养之、福祐之而弃之、殃之，矧又所争者乃以土地名称之细故，是则孟子所谓民贼者也，尧舜之世岂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尧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尧舜之位、临尧舜之民者，乃欲自为尧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为哉？

东汉制，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鬛，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陈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陈，名曰乘之。

臣按：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而东汉所肄者乃六十四陈，盖六十四陈即八陈演之为八八六十四也。所谓纁刘，即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也。媵音刘，刘杀也，盖欲习战陈之法，先斩牲以为礼也。

灵帝中平五年，诏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胄介马，行陈三匝而还。

盖勋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秪黩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除地为场，四出立五表，又别巉地于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于巉所，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巉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仪悉备，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战队之法。凡教为陈，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反之，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楯在前行，持槊者次之，弓箭为后行，旗卧即跪、旗举即起，声鼓即进、鸣金即止。讲武之日，皇帝乘革辂至巉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入自都巉北和门，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谒者引诸州使人、鸿胪引蕃客立于大次，四方观者立于都巉，骑士仗外四周，然后讲武。吹大角三通，中军将各以鞞令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其南、北面，以听大将誓，左右三军各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誓词告其所部，遂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从皆行，及表击钲，骑从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陈，西军亦鼓举白旗为方陈以应之，次南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陈，东军亦鼓举黑旗为曲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圜陈，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陈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陈，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陈，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圜陈以应之。凡军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陈以应之，每变陈，二军各选刀楯士五十人挑战，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陈，先鼓而为直陈，然后变从余陈之法。五陈毕，两军俱为直陈，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其初。侍中跪奏，请观骑军，骑军皆如步军之法，每军各八骑挑战，五陈毕，大击鼓而前，盘马相拟击而罢，遂投旅，侍中奏礼毕，乃还。

臣按：教阅之法备于《周礼》，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阅之制，中春振旅王执路鼓，中秋治兵王载太常，盖一岁四时之教，天子再临焉。文武无二道，六礼之中军居其一，我国家凡百礼制皆循古典，独于军礼所谓简众讲武者缺焉，岁时虽有教阅，然止是命将肄习坐作进退之节而车驾不亲临焉。请下礼官讲究《周礼》及汉、唐、宋遗制，本《开元礼》仪注而增损之，以为一代讲武之礼，每岁冬月一行焉，以复古礼以讲武事，以作士气以备一代之制。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槊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列大陈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帝亲擐戎服，持大枪立于陈前。以亏失军容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宰臣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虽违军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草军仪有失，斩之。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诸节度颇亦失序，惟左军节度薛纳及解琬军不动，上令轻骑召纳等，至军门不得入，礼毕，特加慰劳。

开元八年八月，敕：“四方虽安不可忘战，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蒐狩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简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团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车徒，习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保大定功，协于师贞，以弘武备。”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讲武于近郊，六军之容甚盛。帝每御讲武殿亲临教阅，其法刻木为箭镞，裹以毡罽，命强者两两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为马楇，施诸韦槊，俾驰骑相击，取其尤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自是师旅皆精锐。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筑讲武堂于西郊。九月，大阅，上与从官登而观焉。是冬，又观飞山兵射连弩、发机石于台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于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艰于引满者别为一等，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迁隶之。至道元年，又阅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连三十发而有余力，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陈，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庭间数百人耳，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陈、数万成列者乎？”

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皆能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赐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辈袒裼鼓噪，挺刃而入，各献其技，霜锋雪锷飞跃满空。及亲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观者神耸。

臣按：秦人以讲武为角抵之戏，则太宗此举不为无所本也。是虽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慑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国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鸷而轻我中国也。后世所谓角抵之戏日巧一日，其间有妙捷如神者，非积以岁月之久、演试之勤，不能造其极如此也，习成之后止以资人笑乐，顾于训练军伍之法苟应故事，有同儿戏，是以真为假而以假为真也。今日操练军士，诚使驰马击刺者皆能如优人之角抵，每遇外夷朝贡燕享之际，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耸，是亦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一计。

真宗咸平二年，大阅诸军，诏有司择地于含晖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凭高为台，台上设屋、构行宫。其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分出诸门，诘旦，帝乘马从官并戎服至行宫，诸军陈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亘二十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有司奏成列，帝升台东向御戎帐，召从臣坐观之，殿前都指挥使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陈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如台上之数以相应。初举黄旗，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骇士噪，声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举白旗，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陈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诏止之，遂举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陈法，言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陈毕，令解镫以弩弓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诏行之陕西、河东、河北路。是岁，诏教士不衽金甲，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勿辄禁止。

臣按：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临敌难用，可谓切中教阅之弊。夫战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于弓矢，故操练以弓矢为大用，请凡军士各执一器如枪刀之类，然皆必兼以弓矢焉，是则长短之兵各具于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际而以一日专习长兵，校其能否高下以为赏罚，必全军皆善射之人，则可以无敌于天下矣。又人情由难及易易，由轻入重难，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轻衣，而所执之兵又用轻物代之，一日遇敌骤加以厚甲、重器，必至于颠踬矣，此亦操兵者之所当知。

种世衡知环州，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予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自是数年敌不近环境。

仁宗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沈括言：“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惟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

吴玠论所以制胜金人之策，谓：“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为中国之长技，古之名将所以守边御敌者往往以是取胜，载之史册可考也。沈括谓“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吴玠谓“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使其冲突不能相及”，观二人言，则知中国技之所长者诚在于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劝之有方，则亦不能使之射远入坚而洞重甲也，请以常时教阅之外，许边将用种世衡课吏民射法，于过失之轻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为赏罚操纵，则人人自励，皆精于射而中国之兵无敌于天下矣。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之，须令自负以劳役之。今则异矣，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把肚、白绫蒨、丝鞋、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寒？此军情所以易动也。”

臣按：军情所以易动者由其无恒心也，何也？盖上之所以给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赀，用度不赀则衣食不给，衣食不给则无恒心矣，用无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测之变，欲保其临事不变，难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军情，所以训齐之者其严如此，然不得衣红紫可也，而亦不许衣皂及葱韭不得入营门则甚矣，无故不许群饮可也。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数年以来，点兵不绝，然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才，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

神宗元丰三年，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又官号、物名、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枢密院检详官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

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又曰：“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滚作一团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部伍行陈各有条理方得。”

臣按：行军不可无陈，而陈法必有据依，自昔以来所传者虽多，然皆以八陈图为得其法。说者谓八陈始于黄帝用之以破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桓温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陈法，隋韩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为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六陈也，宋蔡元定为《八陈图说》，朱子谓其分开方图陈法不相混杂，亦有取，而又尝与之论陈法，元定曰：“譬如一个十分雄壮人与一个四五分人厮打，雄壮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的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由此言观之，则训练之间不可不知古人陈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谏苏辙言：“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兵，其余止一教。”朝请郎任公裕言：“军中诵习新法，愚懵者颇以为苦，夫射志于中而击刺格斗期于胜，岂必尽能如法？”

臣按：军士之所以善战，非但熟于技亦必养其力，非但养其力亦必得其心，苟于无事之时未战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驱之以御敌，心不在焉而气力不足以继之，彼虽熟于技而精于艺，而不为吾用用之而不尽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于极寒极暑之候皆停焉，其为法也可谓得中矣。

苏辙进策于其君，有所谓安万民者，其别曰教战守；有所谓训兵旅者，其别曰倡勇敢。教战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毛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于用兵，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与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苏氏之策，欲无事之时士大夫皆尚武勇、习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以击刺之术，岁终试之，较其胜负以为赏罚，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臣窃以谓，今天下州郡，凡要害处皆设卫，所以养列屯坐食之官军以为民卫，民既出赋税以衣食之，而又使之执干戈以从事乎军旅，则民有辞矣，然则今日官军之外，民兵不可用欤？曰有事之秋，祸变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于此教而用之非但为国，亦以为民也，彼又将何辞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协助官军，事已即休可也。

苏轼倡勇敢之策曰：“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盾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

臣按：苏轼此言真得夫激劝用人之道，但其所谓视其勇者而阴厚之，阴之为言，岂王道荡荡、光明正大之谓哉？臣窃以为其言虽不能无偏，而其策则为甚善，请如宋人厢禁军之制，分军为二等，择其一等强壮精锐者以为正军，以备征战之用，其次者以为副军，以应工作之役。军士每月支粮一石，其正军全支，副军每名减其二斗，有役则否，积其减下之数以为赏费。军士有材力过人试合式者定为赏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为上、五矢以上者为中则赏之，三四矢者为平不赏，不及二矢者有罚，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为准。用苏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赏以倡之，得赏者既以自负，惟恐一旦不得赏，不徒失利而且为人所訾而益致其操习之功，彼不得赏者遇有缓急则责之曰“尔平日受厚赏，今日正尔报效之秋”，虽欲随众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则军士之中有才者为上所用，有勇者为上所私，缓急之际必有为众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减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在所，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酋人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军虚实非但一时事也，人君以诚为治，凡事皆然，而于治军旅尤不可务虚文而不崇实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枢密同知赵雄奏：“昨日大阅，车甲鲜明，纪律严整，十万之众一一少壮。”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拣汰之法，其初谤议纷然，今诸军皆无老弱，乃见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于群议乃能成事，况军旅之事尤难于逆料遥度，往往有意外之变、报复之祸，人臣非真有为国之心者不敢建议，自非上人持志之坚、见理之的、临事之断，而不为群议所移动者鲜矣。赵雄谓“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岂但拣汰一事然哉？

以上论简阅之教（下）

卷一二八

▲將帥之任（上之上）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為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製其事者也。居下而專製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製之，在師專製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複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製之，雖製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無專製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於再至於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為君命將必錫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製之失，而師無有不利、功無有不成者矣。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屍，眾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或以眾屍之也，眾屍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眾陰，輿屍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屍之凶可知。”

楊萬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複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屍為師徒撓敗輿屍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屍輿為眾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屍，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屍”，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複使其餘者眾屍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屍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眾，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為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係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鮮明貌），駟厓（騮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群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輔廣曰：“其誌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於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製，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閥閱允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製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誌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製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閱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吳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鬥之事，乃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眾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非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以《春秋》為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複治兵於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蒍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烝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矰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於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烝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皋陶讚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鬥、曉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愨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傑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俊者以練習之，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係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嚐經戰陳而屢著功濆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製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鹹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好惡而幹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製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眾、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上）

卷一二九

▲将帅之任（上之下）

《庄子》曰：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征者庄周以为孔子之言，引之以为泛观人之法，而《六韬》之论选将亦以八征为太公之言。所谓八征者，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其言与周盖相出入，虽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选将参以二家之说而验之，则其人之贤、不肖亦可得而仿佛矣。

《尉缭子》曰：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狱之官也。夫掌刑狱之官必无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后可以为理官，为将之道亦犹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枹（音桴），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与凶反、顺与逆反、生与死反。所谓吉、顺、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恶也。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乌可以用之哉？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暂而不可常，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岂真无哉？甚言国之用将不可有制于中，而士之为将亦不可有所制于外耳。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六韬》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强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

臣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然后用之，既用之后，付以便宜之权，俾其随机制胜可也。苟进退皆从内制，非独将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劳矣。

臣按：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车非辅则无蔽，国非将则无威。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谋猷密而无罅隙，然后其国强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威不立则势不振，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

汉高祖为汉王时，初得韩信，欲以为大将，呼信拜之，萧何曰：“王素酺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臣按：古者豪杰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苟待之以常调，则彼亦以常人自居，虽有奇才异能，曷以自见哉？

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先料彼之将与己之将相当否，然后遣之，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按：错言“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而择之、教而练之、作而起之，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虽多亦奚以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后可以成千万之胜。然千万人之中群居而混处，未易以识之也，然欲识而拔之，其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是故管仲射钩，齐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败，秦穆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韩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邓艾以参军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杰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

错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错谓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臣愚以为，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强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冯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若。”

臣按：光武所谓“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所以除盗而安民也，然盗岂自外至哉？即民之为也，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盗则除矣，而民亦从而损焉。光武之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献帝时，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若但任勇，一匹夫敌耳。”

臣按：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奋发而刚强，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则是智而已矣。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贵有制，将贵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不能者决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将既无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观之，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盖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进退、分合、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状万变，自非素所更尝，虽使良、平处之，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古者创业中兴之君，天下虽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不但耳闻目见而已，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迨至后世承平，武事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尝闻金鼓、目未尝见旌旗，兵之利害、成败何从知之？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是犹访织于奴、问耕于婢，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国家不可无老臣，而于将臣尤不可无，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语有之，“智如禹、汤，不如更尝”，又曰“百闻不如一见”，老将更尝军士多矣，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非无征者。故赵充国既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尝与参兵谋、问筹策，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亦召陈汤问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夫德可以感义夫、恩可以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

臣按：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然后世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騃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臣按：秦筑长城以备虏，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其过于长城远矣。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杰、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杰、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勋，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昧于责成，以指麾顺旨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高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被），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仇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岂下于相哉？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将帅）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下）

卷一三○

▲将帅之任（中）

《左传》：襄公三年，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陈之次）于曲梁（晋地），魏绛戮其仆，公必杀魏绛。魏绛至，授仆人书，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使臣为此司马之官）。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会盟）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臣按：将兵者一夫之能，将将者万乘之智，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人君必能将将，然后将效其力，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为不然，君之于将也，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将之于兵也，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驾驭之道奈何？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性明达而好谋能听，知人善任使，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较之《易》所谓“神武不杀”，虽不及，然亦无庶几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相见甚欢。

臣按：昔人谓光武善将将，关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斗而独遣冯异，荆州之事以吴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权、结之以心。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及贾复之于寇恂有部将诛戮之耻，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其御将亦多术矣。

光武时，冯异专制关中，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罪，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臣按：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而于武将尤不可，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则君臣有不终者矣。光武于冯异，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

唐德宗时，以朱乱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颇恚恨，屯兵不出战，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晟惧为所并，乃移屯，陆贽上状言：“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借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御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

臣按：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后数日李怀光果并李建徽、杨惠元兵，惠元死之，贽之料敌可谓明矣。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离合疾徐之势，所谓得其要、契其时者，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

陆贽言于德宗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养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

臣按：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驭，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以强毅为任，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虽然，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谓将臣者，非求之于文臣之外，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人君待之当如一，诚心以信之，直道以临之，任之云耳，何名为驭哉？

贽又曰：“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辩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躬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所，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陈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

臣按：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过，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隐忍，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无伤也，然渐不可长，微所当防，功过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审。是非审而功过明，如是，则万里之远如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蕴，诬罔者不能行其私，将见将无不竭其才、卒无不尽其力矣。

宋太祖尝命有司为鞁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听堂悉用＜同瓦＞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邪？”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大哉言乎！帝王无间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属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视其国，非人也。

太祖时，内臣有逮事后唐者，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驭，诚为儿戏。联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

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忧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臣按：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真知所轻重缓急，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

太祖时，郭进御军严，部下整肃，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妄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廷。”军校果立功而还。

臣按：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却又责之，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然则奈何？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师征蜀。十二月，京师大雪，帝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全斌拜赐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

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臣按：王者兴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广吾仁也，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岂仁者之师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许彬以为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

吕中曰：“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臣按：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而不可无意外之虑，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后又有功，将何以加之哉？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还，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祀，以为武宁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赐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臣按：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大抵人君为事，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

苏洵作《衡论》，其《御将》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杰，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食，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将之才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

臣按：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是已，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所谓智者结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呜呼，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是则所谓信也，而能先觉，岂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仁以保爱之、义以节制之、礼以优待之，是则所谓天之道、君之德、国之政也，术云乎哉？

洵又曰：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

臣按：暐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以上言驾驭）

汉兴，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

北魏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请重将镇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嘱，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非但在当时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臣窃以为，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若夫兵家胜败无常，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果昏愚而谓之智，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宜加研审核实，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不然，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曰：“唐《选举志》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故不复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臣按：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而亦于文吏中求焉，今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比其原资超三级，不如此，则人不肯应，何则？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复扰边，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諴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以臣观之，非其才之难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

宋太祖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但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六年，策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臣按：武事与文艺异，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资世用，贵乎得识义理、知机变之人，无间文武皆然也，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彼诚识义理、知机变，一旦临事料敌、出奇应变，举诸此而措之耳。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臣于武举亦云。

真宗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臣按：真宗谓“将帅才难，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经战陈无由知之”，然战不可试，苏轼谓试之于治兵，盖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边上将帅尝患少人，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分将校长行，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

臣按：就军伍阶级中求将，拔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则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然遇有非常之变，则又在乎变通焉。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

臣按：修谓“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人君之选将才，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升赏者，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臣按：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盖祖宗以来，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难遽更改，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较等而上之，试以军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固不敢望得异士。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敻相远也。”

臣按：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不责罪过，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况求将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亦令杂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佐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当杂用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臣按：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为武也。然此三代之学也，后世事事不如古，生于世者皆今之人，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是务虚名而无实效，武学之设虽非古，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专为一事之学，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韩愈谓事业有专攻，亦未必无益也。

苏洵言于宋仁宗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裛，安即转而危矣。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贤才汇进之际，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给，使令用之理政务、莅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难，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圉、息祸乱者谁欤？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试以繁难，宽其约束，养其威望，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神宗熙宁五年，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

张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如必欲战而取胜，则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兴叹，侧席而为忧。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此岂皆战之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岂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养乃可至此。今敌人未殄疆场，楼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传云‘内无良将，外有敌国’，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窃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干栝柏何时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云，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几有备之实，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斯人也岂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浇灌之，壅其根而条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则奸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谋自销矣。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促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

臣按：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闲时求而收之，急时出而用之，则无缺绝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随取而随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须多方以求之，诸路以来之，积之于无用之地，以俟夫一时之需，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浅深，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臣按：开武举以试将才，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试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学识，亦可仿佛其一二焉，武科之于将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于武举谓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臣按：债帅之说起于晚唐，至宋南渡后亦有之，方国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委曲亲切，如躬临其事，亲见其人，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牍具备、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卷一三一

▲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

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盖古有此礼也。后世此礼不行久矣，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告庙任将而许便宜，无以异于致斋、推毂，不须参定，况其他乎？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安定国家，付人以斩杀之权，俾其司三军之命，夫岂细事，而轻易苟简，略无礼仪，何以激劝士心、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异宜，不能尽制，请命礼官斟酌古制，参之时宜，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

汉文帝谓冯唐曰：“吾居代时，闻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得尽其智能。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臣按：文帝叹不得颇、牧之为将，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末以魏尚事实之，此非但当时之弊，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其弊至今犹然。明主之任将帅，专其委任，责其成功，惟以兵政修举、寇盗息灭为效，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材，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其赏者不以为滥，当其罚者无得而辞，付受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勣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

贽又曰：“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夫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逗遛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啬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按：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

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

臣按：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以畀赵衰，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貂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任阃寄乎？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触类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

臣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一言，诚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则天下无难为之事，人主无不成之功矣。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非独唐之征淮西也，有国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时，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悟不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穆宗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卿更思其次。”度请流之。

臣按：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为彼所囚，裴度请罪之是也，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欲以此收藩镇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无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窃以谓，承偕果有罪，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明正其罪，如此，则得之矣。虽然，承偕，太后之养子也，诛之则伤母后意，奈何？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为宗社忧，言之至再至三，必从之而后已。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武宗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岂但当时之弊哉？德裕此举善矣，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枢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为国而不为其党，吁，贤矣哉！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贬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唐末时，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弱者就战，故每战多败。

臣按：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疑之也，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监军以中使，适使之挠将权、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将帅也。将帅不能肃其下，则有仁而不能施，有义而不能振，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赐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才能奋，久其任则事体熟，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欤。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虽然，将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岂不益长恶哉？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谓微劳尽甄、下情必达，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况微劳乎？

孙何言于真宗曰：“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推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但授尺一之诏，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后世命将之礼久废，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其仪注之详，具载于有司可考也，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侬智高，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

臣按：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然后世人心不古，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义多而仁少，勇有余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参之以文，行义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资其武艺，似不为过。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将帅之任，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间言轻有移易，又不与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今则不然，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士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愿陛下鉴祖宗故事，重爵赏以待功劳，责久任以观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最可为后世法。夫汉唐以来，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虽汉高祖有所不及，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又闻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

臣按：将士御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苟当出战之时，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

刘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将也，必为之设介贰参佐，非独司纪纲、广谋策而已，亦所以谨大事、备不然也。今拥数万人之众，连四路之广，节制万里，吉凶所系，而自行车临之、孤拱独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无所仗托、莫相维持，非计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臣以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而亦不可以独专也。盖人资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无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

神宗元丰中，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舜举退诣执政，执政王圭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

臣按：李舜举之言盖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谓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则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为此言，岂但贤于其类而已哉？

王岩叟言於哲宗曰：“朝廷进退大帅，固当重谨，不可轻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于爱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议，岂不损主上之明、误国家之事？果若可疑，自当令本路监司公共体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长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则其爱憎之情自已可见，夫有显效则不录而阴言则亟行，四方闻之，又谁为陛下尽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帅，元帅将人人畏惮，此曹有不自保之忧，此曹将人人侵侮其帅，有骄横之势，此风浸长，非朝廷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尝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罢，布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以一人毁罢臣，臣恐天下闻之，有以窥陛下浅深也。”夫文帝之于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犹可以达，后世上下悬绝，殿陛之间如在万里，况边将真在万里者哉？人君进退将臣，当以岩叟此言为鉴。

胡寅言于高宗曰：“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驽不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此任将之虚文也。”

臣按：寅进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务实效去虚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实有虚，务其实则有其功，骛乎虚则无其效，非但用将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论将帅之任（下）

卷一三二

▲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庙，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远、由亲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信能之，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论出师之律

▲战陈之法（上）

《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以鸱为义，其波煽始大）。”

司马迁曰：“神农世衰，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杀之。”

蔡沈曰：“言鸿荒之世，浑厚敦厖，蚩尤始开暴乱之端，驱扇熏炙，延及平民，无不为寇为贼。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矫虔者矫诈虔刘也。”臣按：此后世战争之始。

蔡沈曰：“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二车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

陈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韩婴曰：“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

朱熹曰：“戎，戎车也，军之前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

《秦风小戎》曰：小戎（兵车）筼（浅也）收（轸也），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梁辀（上曲，钩衡者），游环（靷环也）胁驱（亦以皮为之），阴（揜轨也）靷（以皮二条为之）鋈续（消白金以沃灌靷环，作环以相接续），文茵（车中所坐虎皮褥）畅（长也）毂，驾我骐（骐文）？（马左足白）。

朱熹曰：“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读为条）缨五就（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