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关，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击蜀，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德怀远之道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玄曰：“怀，来也。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德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是也。远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远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达之以节，达民以旌节，达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卷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远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如此，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宾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协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郑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岁，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
方悫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远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远哉。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
孔颖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面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远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盖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面，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关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卷一四六
▲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卷一四七
▲征讨绥和之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贵货易（轻也）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习也）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坏也），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
臣按：此后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列也）及其枿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
臣按：魏绛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国者也，而后世所和之戎则是化外之人，处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汉高祖八年，匈奴数苦北边，帝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与疲同）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以适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岁时问遗，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司马光曰：“刘敬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帝王之御外国，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昏姻也。”
臣按：齐景公，一列国之诸侯也，畏吴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吴。吴，泰伯之后，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犹且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广、甲兵之强、人士之众，乃至无策以御外侮而与之通昏姻。呜呼，景公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则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策而必割所爱以遗所恶哉？盖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说，后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闱门窈窕之姿为殊族异乡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文帝遣陆贾使南越，赐其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与无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胡寅曰：“贤哉，文帝之不欺也，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说而诚服矣。或者夸大其辞，侈耀其事，假于符谶，托于怪神，欲以慑厌肃众而不知虚诞之可愧也。《易》曰：‘谦尊而光卑，不可逾。’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诚而已，是诚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鱼，南越亦人也，孰谓不可以诚感乎？诚之谓言，真实无妄之谓也。真则无伪，实则无虚，无妄则诚矣。观汉文帝赐尉佗书，自言其为侧室子，而又言高后自临事，诸吕为变，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国家不幸之变故亦并及之，千载之下读之，犹使人心悦而诚服，况同时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闻之，宁能不感动其心乎？后世帝王，惟我圣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则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谓“惟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区区小丑，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颜师古曰：“爱人之壮，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臣按：或问朱子曰：“五饵之说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彼分明是遭饵，但恐金帛尽则复来。”观此说，则昔人谓谊为迂，谊岂迂者哉？盖用兵则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则利归其主，此所以乐从也。宋富弼说契丹以岁币，亦是此意，虽然金帛出于民，国家既竭民力以养兵，而又使出财以为赂，金帛有时而竭，而彼之贪饕无已，一旦无以应其求，则兵端起矣，宋人之于契丹、女真可见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贵乎谋始而必思为可继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王恢，燕人，习胡事，曰：“匈奴和亲，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疲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许之。
臣按：匈奴求和亲，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则是待之不以诚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则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则正辞以拒之，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或反因之以成衅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如此复之，非独善为之辞，理亦当如是也。
宣帝时，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称臣朝贺，无有二心，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使之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后世边夷来贡而降，有与此事相同者，宜准此以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则亦未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所适。”
臣按：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之为贤。”班彪之处北匈奴，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可为后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母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御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断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
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将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盖经事多耳。”
臣按：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须择其人，不得其人，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难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体，惟顾目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假上旨以许予，教敌人以请求，启其所未知，逄其所欲，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启衅端、开边隙者，皆此辈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苟逭一时者，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如范陵者。曹公为此言，自谓其经事多，岂不信哉？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遣之，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朝，德裕为相，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人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计陷之，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急攻数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将吏对臣无不陨涕，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人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可见矣。”
胡寅曰：“司马公之言过矣，使维州本非唐地，既与之和，弃而不取，姑守信约可耳。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乃欲守区区之信，举险要而弃之，可乎？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实也。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谓之信也。取我故地，乃义所当为，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又斥德裕为利、僧孺为义，是皆无所据矣。故以维州归吐蕃，弃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下维州遣兵据之，洗数十年之耻，追奖悉怛谋，赠以官秩，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维州悉怛谋之事，司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论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即密以其事闻之，朝廷且致书宰执，俟报下而行焉，报可则行，不可则姑已之，以待机会之来，如此，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且亦不起边衅矣。不然，若其人既归其地，已为吾所据，业已如此，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归其地而不予其人，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由是观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呜呼，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计得矣，如公义何？
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犹屈于突厥，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废朝三日，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其屈礼之之甚也。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不从，此盛王之谋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谓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臣按：昔以谓战、守、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战则为唐太宗，欲守则为汉光武，欲和则为汉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后内，执一而废二，以鏖兵为战，以画地为守，以解弛为和，则以战乃秦氏、隋氏之战，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由是观之，则知战、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
卷一四八
▲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
臣按：或处乎内，或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
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孙觉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惠养万物，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遣使劳还，恩意愈笃，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夫以夷狄之患虽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
臣按：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推而言之，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而《诗》之为《诗》，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无非和平正大之音，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自《小雅》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渐微，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俨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复其旧焉。夫以帝王为治，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言：“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音完）苇竹萧（蒿也），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鋋延（铁把）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谏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击，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安，北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不知其所谓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然后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策，臣窃以为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策，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策，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候利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曰：“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候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诚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绝昏仆碑之失，盖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德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边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小则蹂藉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协、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捍寇仇、护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赏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候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卷一四九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轮掌部事，每岁遣一员行边，锡以玺书，俾起自辽东，历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抵平凉等边地，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敌人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蓄，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如此则可以遏其冲突，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归奏阙下，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岁岁以为常，其四川、湖北、两广、云贵则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边备，边方无复废事，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议兵屯者，自来北边分为三路，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挪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阁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今不必尽如其言，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不问有官无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胆气，某人善骑射，因而试之，用为选锋，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量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战者，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应敌无穷。”
臣按：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炮紧缓，以为进退、疾徐、分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也先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实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外国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寇，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市牛酒燕犒将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趣其所，药师导之也。
臣按：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金人犯汴京，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藉其刍豆饲其马，以为久驻之计，此往事之明鉴也。矧今国都去边伊迩，己巳之变，仓卒用言者计，焚弃刍豆何啻千万，当时见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无复有以为言者。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伏惟圣明决其可否。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下）
卷一五○
▲守边固圉之略（上）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将），往城于方（朔方）。出车彭彭，旗（交龙为旗）央央（鲜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显）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胜之）。
程颐曰：“城朔方而狁之难除，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敌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乃帝王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补其阙薄）城郭，戒门闾，修键（锁须）闭（锁筒），慎管龠（锁匙），固封疆，备边竟（境同），完要塞，谨关（境上门）梁（桥也），塞徯径。
陈澔曰：“城郭欲其厚实，故言坏；门闾备御非崇，故言戒；键闭或有破坏，故云修；管龠不可妄开，故云慎。要塞，边城要害处也。徯径，野兽往来之路也。陆氏佃曰：‘坏城郭而门闾不戒无益也，修键闭而管龠不慎无益也，固封疆而边境不备无益也，完要塞、谨关梁而徯径不塞无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龠者，此盖兼中外而言也，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焉。然边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龠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阙薄使其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龠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边境之备，则其所防者内恐盗贼之窃发、外恐敌国之侵陵，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于要塞也则完之以扼其要冲，于关梁也则谨之以严其出入，然非但人马可行之地而致其备也，凡野兽往来之径，苟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谨焉，可见古人于封疆之守、边防之备，其严且密也如此。后世为政苟且目前，而于边塞之地无事则一切置之不问，一有事焉则急遽之际，仓惶无措者多矣，甚者以槱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营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废其险隘，殊不思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无其险尚百计以营为之，况其有险而自去之以为敌除道邪？智者不为也，后之君子尚思所以为先事备而毋贻临时噬脐无及之悔。臣窃以为，今京师切近边塞，所恃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重冈连阜，外而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以限驰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径日通、险隘日夷设，使国家常如今日之无事固无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风尘之警，将何以扼其来而拒其入乎？失今不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请下工部稽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数，与夫爱惜减省之节目，一一以闻，必须无损于边关、无亏于国用，定为经久之计，其事虽小，所系实大。考《诸司职掌》，其工部抽分条止云“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项，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夺奏闻，给价收买，或差人砍办”，则是祖宗之时遇有营造不敷，方行买办，然亦止言营造而不知当时大庖之爨、内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芦苇自足以供时之用也。芦苇易生之物，刈去复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非若木植，非历十数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须有尽时，生之必待积久，况今近甸别无大山茂林，不取之边关，将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厂于易州以来，恒聚山东西北直隶数州民夫数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国用，又役顺天之民以为挑柴夫，府县添设佐贰官以专管之，又特敕侍郎或尚书一员以总督之，此事非特今朝无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闻也。然则前代皆不举火耶？古之人必有善处之法，然而史籍不载，无从稽考，意者以此为非要之务，随时制宜，固取足用正，不必颛颛设官、拘拘督责，因吾口食之奉以夺民衣食之资也。为今之计，宜移置易州柴厂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还原籍，量其州县大小、人民多寡，定为薪炭之数，分派输纳，内外衙门每岁定为限期，俾其依期运纳，一如户部粮草例，取纳足通关以凭稽考，又必痛为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与收贮，不必问所从来、限以式样，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纹、鸬鹚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独可以为边关之固，而京畿及山东西之民亦可以少苏矣。虽然，木生山林，岁岁取之无有已时，苟生之者不继，则取之者尽矣，窃恐数十年之后，其物日少，其价日增，吾民之采办者愈不堪矣。臣又窃有一见，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地，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蔽，于以限敌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平衍之地，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系是民产，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递减，照依缮工司运水和炭事例，就俾专业种植之人当官领价，认种某树若干，长短大小皆为之度，以必成为效，有枯损者仍责其赔。其所种之木必相去丈许，列行破缝，参错蔽亏，使马足不得直驰，官军可以设伏，仍行委所在军卫有司设法看守，委官巡视，岁遣御史一员督察之，不许作践砍伐，违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后，岁一遣官采其支条以为薪炭之用，如此，则国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边徼亦因之以壮固矣。又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当给薪者不过数千人之烟爨，无京民百分一，独不可用石煤乎？傥以为便，乞下办纳、挑运州县，计其买办、雇觅工价所费几何，俾其办价送官，量给与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安习）其野，三务（春、夏、秋三时之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边境垒壁），亲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为候望），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强也），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郢者楚之国都也，不能远抚边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近者未备，何以服远？内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为险隘，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敌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然王气之降，正有在乎今日。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而以为鉴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铁蒺藜），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铁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御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部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部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置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辗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正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胜之不足以为武，不幸而败焉，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敌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敌来寇既自御之，又通报于朝廷，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敌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阵，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亦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儆，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以为声援，使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开小道），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也。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民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
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晁错所谓蔺石、渠、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余，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恨，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径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敌骑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上）
卷一五一
▲守边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王，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募民徒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启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金、元又无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惟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北敌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部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彼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堧，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赀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非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今筑城彼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五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焉，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今顺天地）、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今昌黎等县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界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中国，籍寇兵而赍盗粮，自此中国胥为患矣。”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
▲列屯遣戍之製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複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同）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
秦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也）毛，其性能（耐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複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嚐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複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並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吾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複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晁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複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裏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複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裏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裏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襜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晁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製，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人為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製伏奸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係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遊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係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占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之儆眾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饋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乃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製，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製國用”下嚐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複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鬥，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複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嚐見，身所未嚐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身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鬥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寇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敵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敵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誌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製，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複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製，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製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誌、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裏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睹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鹹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誌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複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製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誌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誌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製，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製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製，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采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製，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缺）謂：“禦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製
卷一五三
▲四方夷落之情（上）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知禹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东方曰夷其种有四，南方曰蛮其种有八，东南曰闽其种有七，西北曰貉其种有九，西方曰戎其种有五，北方曰狄其种有六，自邦国、都鄙至于夷、蛮、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不可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为贵，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有处外者焉。中者混而同，其性禀习俗虽有少异而其大略则同也；外者环而绕之，有接续之际而无混同之势，故其性禀习俗也，始而近也则大同而小异，终而远也乃至于背戾而悬绝焉。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也。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也。”
吴澂曰：“皆有性谓其生禀各不同，不可推移谓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东方曰夷’以下言四夷异俗。文身与雕题同，衣皮与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缅惟古之中华，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训诰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臣按：自古驭四夷之要法，不出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二言而已。（以上总论四夷）《舜典》：窜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恃险为乱者也。窜则驱逐禁锢之。”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谓苗之凶顽，六师征之犹且逆命，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然后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
《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蔡沈曰：“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
吕祖谦曰：“三苗有罪自当窜逐，发政施仁自当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非圣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总名，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所谓苗民者《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皆具焉。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盖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炽，所虑者南方之蛮耳，故舜命皋陶为士，首举“蛮夷猾夏”为言。所谓蛮者盖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是则圣人之微权也。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其间最轻捷者曰猫，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习不常，无有伦纪礼义，观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也。国初于湖北、川东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顺、曰保靖、曰贵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及招讨司、长官司之设，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随其地而设其官，因其俗而为之治，善者授以职，恶者分其势，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禹贡》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谓賨布。臣按：汉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击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臣按：秦并百粤，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大抵蛮性阴柔，倚山为势，军来则入山远避，军去则外出虏掠，如蝇蚋然，挥扇则飞散，收扇则复集，剿灭之甚难，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虽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闭其涂，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谓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无深谋远虑，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不为宫室之奉，不为妻妾之用，不为子孙之计，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与之交通，则彼所得财无所用，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为今之计，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帅阃及守令、将领，严束所部军民，不许与贼交通，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许其赴官告知，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官司给与印帖为照，无帖者不许，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惟许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违者枷号示众，没入其财物，亲属，邻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则彼得物无所售，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又闻近年以来，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闻，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无备也，宜令守镇、都宪、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行下军卫有司，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夜间失于觉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盖非内无粮饷、外无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后凡有城池去处，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责其与城相为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轻恕，则彼知罪责深重，不敢轻忽，则贼不能盗入矣。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每城必为内垣，荐棘树栅总为一门，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复下，必至黎明然后开门，彼知无可生路，则寝不安席矣，又预蓄乳犬驯伏之，每五垛间用木为匮，悬一吠犬，微有风声，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东、西、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与居民相杂，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边之寇，其来有时，其侵有处，其行有程，先时可以为备，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
臣按：蕃落之兵以骑射名天下，南夷闻之自然胆落，然臣以为用之于有事之时，不若无事之时遇有羌胡内附者，即优加养给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赖其用，亦可以销异时内地之祸。
宋初言于仁宗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发兵则粮乏，少则事不集，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缓则复来扰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闻发北兵逾万人戍岭外，下湿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蛮势不久屯，击之必散，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岁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处，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之数，统以部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与相追逐，率百人给北兵三十以劲弩利兵佐之，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要之食尽必出虏掠，若其来也，大大斩获则终身创矣，威已立后可议招来，与之盟则固，许之臣则久，远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无事矣。”
臣按：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盖以其地炎燠卑湿，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为，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示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
张栻知静江府，奏：“本部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治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各以戍兵百余为溪峒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远方久远之计哉。”
臣按：唐分岭南地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属广东而广西实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宁府，其地控制左右两江，实为安南咽喉之地，国初因前代之旧，设太平、田州、思明、镇安四府，龙州等七州，正统初，又升思恩州为府，用其土人为守长，佐贰幕职则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属州仍其旧俗，凡此羁縻州郡面内岁久，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发亦赖其用，但今控制之戍仅有南宁驯象二卫、太平一所，似乎单弱，请如张栻所言，及今无事时，于此地屯兵以为重镇，遴选守将，谨护其土，以为久远之计，用以销变于未然。
安南，古交也。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之，汉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为交地，后女子征侧反，遣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管官南隶焉。五代刘隐并其地以为交阯节度使，其后管内大乱，有丁部领者定之，其子琏内附，宋封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传子璇，为黎桓所夺，淳化四年封桓为王，桓卒，子龙钺立，其弟龙廷杀钺而代之，龙廷欲修贡，安抚使邵晔以闻，真宗曰：“遐荒异俗，不晓事体，何可怪也。”仍封为王，赐名至忠，为其下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旵，闽人陈日煚为其婿，遂有其国。
臣按：交阯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篸，诈称陈氏绝嗣，奆为甥，求权署国事，我太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以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祇，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承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后有黎利者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顽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为侏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礼乐以为声明文物之乡，一何不幸哉！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元人虽再入其国都，而终不能有。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太祖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陈氏为贼犛所戕，太宗皇帝体高皇之意，不绝陈氏之嗣，遣使送还其国，贼犛乃杀之，并及使者，不得已兴师平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用汉、唐故事，复立郡县。而守臣不谨，遂至夷獠复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宣宗皇帝体文皇之心，俾复继陈氏之绝，不逆黎利之诈，遂为所蔽，群臣屡请兴兵讨之，章皇帝念圣祖之垂训，因置不问，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汉以来之遗民，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今其地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乃南宁府界，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亦与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卷一五四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鬻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与骡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铁杷小矛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汉史谓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造为字书，今所谓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至于幽王用周姬褒氏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杀幽王于丽（与骊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虏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
匈奴之先自淳维，在殷时奔北方，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赵、秦三国为边邻。秦灭六国，始皇遣蒙恬北击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阴山为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匈奴单于曰头曼，不胜秦北徙，至秦乱，稍度河与中国界于故塞。后为其子冒顿射杀之而自立为单于，遂东袭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侵燕、代，悉复秦所夺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姓世官号可得而记，曰单于，姓孪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今犹谓为腾乞里，即撑犁也），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汉者。
汉高祖七年，帝自将讨韩王信，信亡走，帝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高帝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高帝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高帝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骑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围，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去声），从解角直出。高帝出围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高帝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
臣按：汉高祖以百战之余，所统皆奇才良将，且为匈奴所围者七日，不有陈平秘计，不几于危乎？然是时敌骑乃至四十万，则是北部之强自汉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围之后，至于我朝一千四百余年，中间历魏晋、隋、唐、宋，而北部之兴亡盛衰、起灭分合不知凡几变，而至于元极矣。盖天下理势相为乘除，物极则反，盛极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部之为害者非以其地之广也，亦非以其人之众也，徒以其生长沙漠之外，逐水草以为居，捕野兽以为食而衣其皮，耐饥寒、习劳苦而不畏死，而中国之人好逸而不禁劳，不能忍饥而受寒，而又惜身爱命，以故往往为彼所胜耳。至于元人崛起，奄南北而有之，宫居而室处，衣锦而食粟，其黠慧者雅言而士行，阔步而宽衣，凡其自昔猛鸷之态皆变而为柔，耐苦之性皆变而为骄，其肢体筋骨无复如前日之耐饥寒、甘劳苦矣。一旦大兵南来，其主开建德门夜遁，仓卒随行者惟宫禁宿卫、京辇屯营者耳，若夫远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尽从也，败亡之余归其故域者，盖亦无几，游魂残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间，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方且自相鱼肉、自相攘夺，救死扶伤之不暇，以故不能为我边防之害，虽有小警，不过鼠窃狗偷，非有深谋宿计、处心积虑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为者。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师，凡六出塞，历数千里之远，穷其巢穴，彼皆雉窜鼠伏，无有敢张螳臂以当雷霆之威者，自洪武、永乐以来，其酋如布尼雅锡哩、玛哈穆特、阿噜多尔、济巴勒皆驽才下乘，非有冒顿之猛鸷、尚结赞之狡猾，虽或侵央随即破灭，惟托欢者挟托克托布哈以肆毒，其子额森继之，已已之变，非彼之能，乃吾谋臣之误也，使当时听大臣言，遣一裨将御之，不过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统幕之还，分为数营，使彼不知所攻，不终日入怀来城矣，设使不分而我军中尚存前代之长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围，令其强弩傅二矢外向，数万之弩次第齐发，彼安能薄我哉？然当是时彼悉其部落并胁乌梁海、海西诸部皆来，大众不满四五万，其视平城之四十万骑，何其多寡之悬绝也。自是以后，托欢为哈喇所杀，哈喇为博飖所杀，博飖之后，摩飖欢、奇木嘉色棱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衅生于党与，祸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继世者，是其无能为亦可见矣。虽然，蜂虿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固达之起于辽末，特穆津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视之也，为国者防微杜渐，恒恐祸生于所忽，譬则近山之居，虑有虎狼之害，则必高其垣墉、深其陷阱、塞其蹊隧而迂其往来之道径，则虎狼不能为吾畜产之害矣。我国家都燕，边防尤宜加慎，则夫关隘之修、兵备之饬、将师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临深渊，一食息之顷、一寐之余，念兹在兹，无一念而不在兹，是惟宗社无疆之休。
晁错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而各有所长，用兵者知其长短之所在，以其所长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长，则可以取胜而不败矣。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万。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与连和。
宋祁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者往从之，共为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子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霆扫风除，其国遂墟。”
臣按：汉之冒顿控弦三十万，唐之颉利控弦几百万，宋之契丹、女真、鞑靼未必如汉、唐之盛，然而汉唐之世虽受其害而终不若宋朝之甚焉，盖汉、唐有边关以为之厄塞，宋则失其险隘而以内地为边故也。
回纥，其先匈奴也，元魏时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至隋曰韦讫。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喜盗钞，臣于突厥，突厥资其才力雄北荒，后韦纥叛突厥，自为俟斤，称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其后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天宝中，有裴罗者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其后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
臣按：有唐一代前曰突厥、后曰回鹘，期其最强者，突厥控弦多几百万，回纥悉有九姓之众，然皆居其境内而不得中国地，故其为害止于边地。宋之契丹、拓跋，其地与众未必过此二部，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尽有兴夏之境，据中国地，用中国人，为中国害，此宋边患所以比唐为甚。今当以之为戒而防之于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据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宫卫谓之鄂尔多，出有行营谓之巴纳，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秋冬则违寒，春夏则避暑，随水草以就弋猎。
《大明一统志》曰：北部种落不一，历代名称各异，夏曰獯鬻，周曰猃狁，秦汉皆曰匈奴。自汉以来，匈奴颇盛，后稍弱而乌桓兴，汉末鲜卑灭乌桓，尽有其地。后魏时，蠕蠕独强，与魏为敌，蠕蠕灭而突厥起，尽有西北地，唐灭之。五代及宋，契丹复盛，别部小者曰蒙古、曰泰楚特、曰塔塔尔，各据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国，传十四世遁于沙漠，传子阿裕尔实哩达喇，传托果斯特穆尔，为伊苏岱尔所杀，其部属皆奔散来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将周兴往讨其罪，追至察察尔山，大败之，自是不敢近边者十余年。永乐间，有布尼雅锡哩者及其下玛哈穆特、阿噜台奉贡惟谨，因封玛哈穆特为顺宁王、阿噜台为和宁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谕之不悛，车驾屡亲征，布尼雅锡哩妻率其部属来朝，愿居京师。宣德中，玛哈穆特杀阿噜台，欲领部落，人心不服，乃求托克托布哈立为王，居沙漠北，玛哈穆特子托欢，托欢子额森，居沙漠之西北卫喇特地。
臣按：秦汉以来建都于关中、洛阳、汴梁，其边圉皆付之将臣，惟我朝都于幽燕，盖天子自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则居中国之尽处而北临边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来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预为之防者，比汉唐元宜倍加意焉。当夫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虑，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讲究，预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须尽善尽美，万全无弊，彼虽欲来也无可通行之径，彼虽欲攻也无可容足之地，彼虽欲变也无可乘起之隙，兢兢焉无事之时，恒以有事处之业业焉，彼虽不来，而吾切切焉如其祸患常在旦夕间焉，此无他，切而近也，宁过备而弃之，不后时而生悔。万一公卿相将及左右之臣有假镇静之术以掩其无能之迹，为必无事之言，以宽主上之忧，此皆奸邪小人，李期、赵高之流也。吕祖谦有言：“何能为之一言，实亡国败家之本，古人所谓一言而丧邦者也。”又曰：“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伏惟圣明留神省察。
《大明一统志》曰：乌梁海本春秋时山戎地，秦为辽西郡北境，汉为奚酋所据，东汉征败之，走匿松漠间，后魏之先复居于此，号库莫奚，后服属契丹，元为大宁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诏以乌梁海之地置泰宁、诺延、福余三卫以处之，为东北外藩，命其长为指挥使、指挥同知，各领其部。
臣按：三卫有以福余名者，古有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遗种，不可晓也。永乐初，弃大宁地与之，今其地密迩京师，岁岁朝贡不绝，用为藩屏。夫彼虽内附日久，然所以区处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赐予之者不可不以其节。窃闻景泰初三卫为北部所驱，窜名其中，随之来贡，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优数倍，彼乃愤然，谓我畏强而慢弱，遂坚从彼之心。噫，此乃陈平用草具间楚使之计，我偶袭而用之，不自觉也。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中）
卷一五五
▲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於闐，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裏。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裏，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裏。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於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於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複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於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於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於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裏、於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複識別也，惟所謂於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裏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期為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概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宀卒｝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強，為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誌》：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穀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複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曆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複生梗。惟所謂鬆潘者，其地險隘，饋寔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裏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誌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誌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裏，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裏下一陡澗，複上三十裏至山巔，夷人立柵為寨，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入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裏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誌》：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五代唐時，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鬆嶽，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並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雲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鸑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裏，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製，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注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複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卷一五六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無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未嚐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複》：上六，迷複，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複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複之終，終迷不複者也。迷而不複，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複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過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複，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為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複，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複》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製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複，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複，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複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複，如漢武帝末年有輪台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左傳》：隱公四年，眾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籲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禦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強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複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裏，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製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於台，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裏，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製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四夷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矣。
元光二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裏，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於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於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穀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於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於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裏，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於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墶，墶言於太後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後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於不可得，恢所部擊單於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王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雲。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複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心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名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以羌雖暫降，當複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穀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禦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後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複征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豈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啟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裏，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鬥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穀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誌，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卻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奇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強並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嚐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懾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傑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複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範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湣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製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製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範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讚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與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讚請以渾瑊主盟，盟於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裏，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裏。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逾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讚，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噪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鬛入其銜，馳十裏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讚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範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才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幹戈省厥躬’，又曰‘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征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幹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鑒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非為生人安眾，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裏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彼心忿恨，遂求報複，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之蓄，左帑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讲，将帅乏人，士卒骄惰，上下姑息，有如儿戏，教阅稍严，则愠怼怨望，给赐小稽，则扬言不逊，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北，此乃众人所共知，非臣敢为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卷一五七
△成功化
▲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贞。
程颐曰：“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干为《干》。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干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干。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干。干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唯《干》《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臣按：干之三画，万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贞四字，万世义理之宗。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流行于天地间则为元会运世。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程颐曰：“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彖者言一卦之义。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万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矣。”
朱熹曰：“此专以天道明《干》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此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干，干即天也，干之所以为干者，以其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干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必能贯天德于始终，时乘六阳以行天道，斯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万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为乾德之利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
程颐曰：“它卦彖象而已，独《干》《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干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干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之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任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臣按：朱熹谓“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干》之《文言》虽通上下而言，然其于人君之身尤切，《干》有四德以元为众善之首，人君必体元之德以君长乎人，然后合乾德而尽君道焉，有此众善于身而嘉其所会，利宜于物正而又固焉，故其于礼也无所悖，于义也无所乖，于事也有其干。何者而不出于众善之元乎，是则礼也、义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则为善之长焉。夫人必备众善之长，然后能为众人之长，上体夫天德之元，中体夫人心之仁，四端万善皆在乎所体之中，万姓兆民皆在乎所长之下，则干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程颐曰：“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而人皆见之。”
臣按：《干》之六爻皆以龙为象，盖龙之为物，禀至阳之精，神灵莫测，变化无穷，故以象乾道之变化、阳气之消息焉。然是龙也，始而潜，继而见跃，又进而为飞则当五位，则是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过于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称颂人君者必曰飞龙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是言圣人有德有位，制礼作乐可以有为，此其时也。《文言》曰“飞龙在天，上治也”，是言圣人居上临下，得时行道，统治万民，此其象也。又曰“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圣人体元长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干》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干之德，干之德即圣人之德，故又赞之曰：“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朱熹曰：“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干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由是以观，干之为德大矣、备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当全备而无亏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刚健中正四者尤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则刚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则刚之为德乃阳之本体、《干》之大用，而于君德尤为至要者焉。臣愿九五飞天之大人，本乎刚以为德，有刚以为体，则其为用也无不健矣，以刚为体、以健为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则七德备乎己，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发之而为德业，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程颐曰：“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朱熹曰：“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以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会，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鬼神之显微，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所谓合者，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盖圣人居天位，备天德，心与天通，道与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济，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四时为天地之运动，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则其他无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运动，天人合同，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先天之意而有所为，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承天之意与时偕行，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无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后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圣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谓“蔽于有我之私，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则非公矣。天者公而已，圣人无私，亦天也，此其所以与天合与，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而与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勤之谓也。
《观》之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颐曰：“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顺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为观于天下也。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所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谓“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神而莫可名言尔。后世虚诞之君、谀佞之臣，故为怪诞虚幻之事，托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乃至假河图、洛书以文其奸。呜呼，臣之诞将以求富贵，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君之诞将以求福寿，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诬乎！
《贲》之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颐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人文，天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胡允曰：“圣人南面而立，视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风以《诗》《书》，彰以车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夫人君之为治，期于化成天下，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由？亦惟用乎人文而已。盖盈天地间皆人也，人人皆有彝伦次序、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等级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灿然文采有可观者，是谓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为之制度焉，为之威仪焉，为之采章焉，为之典礼焉，为之车服焉，为之经籍焉，为之声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圣人用《贲》之道如此，岂非为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程颐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极言常理，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静为主也。”
臣按：为治之道贵乎能恒，恒则能久，久则可大，彼朝令而夕改、岁异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备，仁恩之洽浃也。
《大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易简理得，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尽人道，非圣人不能也。”
臣按：干知大始，坤作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简而已，圣人中立两间，以其一心之易简而合乎天地之易简，行其所无事而顺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国，由一国而之天下，凡有所修为举措莫非易知易从之事、可久可大之业，而所谓暗昧倾险、劳扰繁杂者无有焉，如此，则与天地同体而天下之理皆得于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简，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简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贤人虽得是理而不能尽，得天下之理而尽之者，其圣人乎！惟其尽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欤。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程颐曰：“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诸用也。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不宰，圣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天地圣人之盛德大业可谓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穷也。”
朱熹曰：“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臣按：真德秀谓此章虽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圣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穷，天地之大业也；运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万世，圣人之大业也；终始日新，圣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业，使凡天地之间有一物之或遗、有一处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谓之非业，固不可谓之大，业则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间、有一隙之暂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谓之非德，固不可谓之盛，德则未也。有志于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当体有心之圣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业也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卷一五八
▲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尧典》：曰若（发语辞）稽（考也）古，帝尧曰放（至也）勋（功也），钦（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意思）安安（无所勉强），允（信也）恭克（能也）让，光（显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勋，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常人有强为恭而不实，欲为让而不能，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上天，下地也，尧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远如此也。《书》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且又首以‘钦’之一字为言，此《书》中开卷第一义也。”
金履祥曰：“放勋二字本史官称尧之语，后世因以为尧称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亲九族（高祖至玄孙）。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协和万邦（天下诸侯之国），黎（黑也）民于（叹美辞）变（变恶为善）时（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尧之大德，上文所称是也。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所谓放勋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纪圣德之盛，此章纪治化之序。圣人治天下其机有二，一则盛德发越，自然成化；一则布德施化，推而广之也。”
臣按：真氏谓《尧典》为《大学》之宗祖，既载此于《衍义》之首篇矣，而臣于此又载之于“治国平天下”之末者，盖载之于前以见帝王为治之序，载之于后以见帝王治化之成。盖盛德发越而至于光四表、格上下，圣德推行而至于黎民于变时雍，治化至此可谓成矣。吁，尧之为帝，万世帝王之宗，虞之为《书》，万世经典之首。论君德而至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论治道而至于唐之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圣神功化之极，兹其标准与。
《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顾也）命，奄（尽也）有四海为天下君。”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自古称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删《书》特始《尧典》者，盖帝尧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广运之德焉。推原其所自，盖自钦明中来也，盖钦则敬主乎中而万变莫能逾，明则光烛乎外而万物莫能蔽，是故修己以安百姓，继照以临四方，四表之大无处而不通，万世之远无时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广运，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统人群而为万代之盛帝也欤。
《伊训》：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
蔡沈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监者莫近于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陈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万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谓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谓致中和也。于是天道顺、山川宁而鬼神安，所谓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鳞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谓万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太甲者也。太甲，汤之孙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汤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诗》所谓“殷监不远”是也。盖人君为治，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苟不得天则天灾时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无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宁，鸟兽鱼鳖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此人君之为治所以必贵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则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则进，进而不已，允若是则，阴阳顺序，灾害不生，物无疵厉，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陆产之鸟兽、水产之鱼鳖，无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于此，岂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范》：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次三曰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次四曰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霁、蒙、驿、克、贞、悔），次八曰念用庶征（雨、霁、燠、寒、风时），次九曰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威用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蔡沈曰：“此九畴之纲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极者，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也。五事曰敬，所以诚身也；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皇极曰建，所以立极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征曰念，所以省验也；五福曰向，所以劝也；六极曰威，所以惩也。五行不言用，无适而非用也；皇极不言数，非可以数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劝惩之以福极，皇极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
臣按：真氏谓《洪范》九畴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所以为万世蓍龟也。臣窃以为，非独可以为万世蓍龟，其实万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经大法不出此矣，为学而究乎此，则能通贯天人之理，为治而原乎此，则能和同天人之际。《洪范》者，天人之学也，学而至于贯通天人，在学者则为学问之极功，治而至于和同天人，在人君则为圣神之能事。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使人人观感而化，所谓敷锡也。”
金履祥曰：“其有极指人君所有之标准也。”
臣按：皇建一畴，《洪范》九畴之枢纽也。人君尽五伦之道而立为天下之标准，使四方万姓皆于此而取则焉，所谓极也。然其所以建立之于上者，岂人君之所独有哉？盖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协五纪，端五事于上而威仪言辞皆可以为民之标表，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为民之准的，则民所有之极于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尽五伦之至，而为斯民之极，则在君者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于己，而又敷布之以锡于天下之众民，使之皆富、皆寿、皆康宁、皆考终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则在民所有之极莫不于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于是而皆得以享受。呜呼，为治而至于万方亿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极始哉。圣祖条成《大诰》有曰“为民造福”，盖有得于《洪范》敛福锡民之意于数千载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寿、考、康宁，惇德好义，家家有盖藏之积，人人遂首丘之愿，有以也。夫圣子神孙所当承家学，衍世泽，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则斯世斯民其受福也无穷尽矣。
无偏（不中也）无陂（不平也），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不公也），王道荡荡（广远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易也）；无反（倍常也）无侧（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蔡沈曰：“偏陂、好恶，己私之生于心也；偏党、反侧，己私之见于事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皇极之所由行也，荡荡、平平、正直，皇极正大之体也。遵义、遵道、遵路，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归其极也。会者合而来也，归者来而至也。”
朱熹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谓好所当好、恶所当恶，不可作为也。”
臣按：先儒谓二有极字与章首“皇建其有极”之“有极”相应，盖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会而归之者，虽君所建，亦己之所有者也。可见天理人伦原于帝降之衷，具于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为标准，俾天下之人皆于是乎取则，然君于此岂求之于外哉？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极，民亦有是极，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会而归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尽其人伦之常，无太过焉无不及焉，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当建极之任者，要必正身修德，惇典庸礼，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为之标准，使夫四方万国咸会而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焉。
《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曰：何广州站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曰：“统，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统者，所以统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统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讼狱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车必同轨，书必同文，是则所谓大一统之治也。《春秋》每年必书“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统也”，何氏谓“自公侯以至于庶人，自山川以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谨始，然后有终，《春秋》所书，所以谨始，而此载公羊氏之说于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终也。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与鳏同）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颖达曰：“此先明五帝时也。”
陈澔曰：“天下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当时之人，所讲习者诚信，所修为者和睦，是以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壮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穷之民无不有以养之，男则各有士、农、工、商之职分，女则得归于良奥之家；财货民生所资以为用者，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贮则废坏而无用，所以恶其弃于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贮以资世用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于己也；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诈，共事则欲逸己以劳人，不肯尽力，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独营己事也。风俗如此，是以奸邪之谋闭塞而不兴，盗窃乱贼之事绝灭而不起，暮夜无虞，外户可以不闭，岂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礼运》载孔子之言，说者不以为然，然其所谓“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时为然，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则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矣，为治而至于使天下之人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于上古大道之行而期于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为之势、辅明君有可为之时，而不思所以复古乎？
四体（四肢也）既正，肤（革外薄皮）革（肤内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吴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两间之顺，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说，然后广言家国天下之顺以实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顺、国之顺、天下之顺而曰家之肥、国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顺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亲，夫义妇听而其情不暌乖，此一家之顺；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设官以治职分职以居官，不相紊乱，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为赐，此一国之顺；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车之承载，有乐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调适，诸侯邦交互相施报，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顺各无欺伪，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顺。”
臣按：先儒谓此乃是圣学之极功，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大学》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谓之大顺。人君为治，使夫内而一家、外而一国，又远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体顺正，肤革充盈，九窍百骸，肢节筋骨，气充于中、体全于外，然有温润之泽，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于此，岂非大顺之世乎？世而至于大顺，则生有所养而不至于冻馁，死有所送而不至于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于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露之泽浓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车（山木自成车材），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当作“薮”），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程颐曰：“君子修己以敬，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
朱熹曰：“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吴澂曰：“大顺之应如此，亦无他故而使之然，盖由先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以教天下之人，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家之顺，充而为国家、天下之顺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顺焉。夫顺理渊微，初无形像，今两间嘉瑞昭然显著，此顺之实迹可见者，故曰此顺之实也。”
臣按：天人之际微矣，人君修德所以尽乎人道也，而天道往往应之，盖天以是理赋之人，人受是理于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人尽人之道则天道即此而在，人道尽而天道亦尽矣。理尽于下则气应于上，随其所感而证应随之，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者也。是以人君为治，所以贵乎能修礼以达义，礼者敬而已矣，主敬以修礼，达之于天下，使其皆知其所当为者而为之，则义达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礼，则虚伪之气不作而惟信实之道是体而是行，由是协气嘉生，熏为太和，而至顺之气充塞于两间矣。动物者得气之最先，故古人以四灵物至为善治之应，夫人君致治而得四灵之毕至，岂非体信达顺之极功而何哉？
《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刘彝曰：“节其心，使之行而无过不及；和其声，使之言而无乖戾；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礼乐之教行；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礼乐无敢废。然后礼、乐、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无悖违之者，则王天下者之治道备矣。”
臣按：礼、乐、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谓之四达者，东西南北无往而不通也。王者之为治，能使礼修而乐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辅之，则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敢有越礼弃乐、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岂非完具大备乎。人君以此四者以为治于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为治之具，不徒有为治之具而又有为治之法，本末兼该，始终相成，此所以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万世而无弊也欤。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朱熹曰：“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
尹焞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臣按：自开辟以来之君，以尧为称首，其功业、文章巍然其高大，焕然其光明，万世帝王所当法则者也。盖帝尧继天之统，故准天以为治，帝王承尧之后，当准尧以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朱熹曰：“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即其效也。’”
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张栻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养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则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恻隐慈爱之心，然为利欲所昏蔽而丧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争相夺、相弃相杀而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圣人者出，以仁心煦妪之、以仁政率诱之而不仁者又为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亲爱、相赒恤而兴夫仁慈忠恕之风，以至于沦肌肤、入骨髓，若大若小、若远若近、若亲若疏，生者相卫护，死者相怜惜，无一地之无仁，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仁，若是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积久而至于数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于前，斯有述者于后，无作者以兴之则其本不立，无述者以续之则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后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尧而无舜不能也，有文、武而无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须有继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庙号皆必以孝为称，而以善继述为孝道之达者，此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朱熹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无他道也。人者对己之称，百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诸近也。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
臣按：己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对己之称，则与我为二矣。至于百姓则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间具人形骸者皆是也。君子所修者一己耳，以一己而杂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己之修而致天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己之欲而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为百姓故孜孜然以修身，而其所以修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尧舜之治，至于黎民时雍，万邦咸宁，而其心犹以为病，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辇毂之下率多丐夫，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哆然以张大，欣然以庆幸，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盖圣不自圣，愚者不自知其愚也。是故人君为治必须至于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百世之远，无一人一物一处之不得其安，然后可以为功化之极。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或问恭己为圣人敬德之容，以《书》传考之，舜之为治朝觐巡狩、封山浚川，举元凯、诛四凶，非无事也，此其曰无为而治者，何也？朱熹曰：“即《书》而考之，舜之所以为治之迹皆在摄政二十八载之间，及践天子之位则《书》之所载不过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后无他事也，因其时之无事而又恭己以临之，是以其治益久长而不替。若后世之君，当无事之时而不知恭己之道，则必怠惰肆放，宴安冘毒，其所谓无事者乃所以为祸乱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谓无为者亦是简忽，圣人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这是什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哉？”
臣按：自古称帝王之盛者必曰尧舜，尧之德不可名，所可见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无所为，所可见者恭己南面而已。尧授舜以天下，非徒传之以位而实传之以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于容，是之谓恭。舜之恭己即尧之允恭也，舜受尧之传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尧之成功已巍然矣，尧之文章已焕然矣，尚何事作为哉？于是而更有所为，则是作聪明也，舜岂为是哉？后世人主不务恭己而但欲无为，则是怠惰恣肆而已矣，岂其无事可为哉？事有可为而不肯为，以致废弛败坏而不可救药，隳祖宗之成功，坏国家之善治，贻生民之隐祸，是徇虚名而自诒伊戚也。呜呼，可不戒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卷一五九
▲圣神功化之极（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或问于朱熹曰：“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复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其本然一定之则。程子所谓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传所谓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礼虽粗复而有不纯，己虽粗克而有不尽，且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必指是而言为明德、新民之标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大抵《大学》一篇之指，总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总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断然以为《大学》之纲领而无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
臣按：《大学》经之全章，真德秀既已备载于前编矣，而臣复节其辞载于“崇教化”条，而此于“成功化”下又载焉，所以原始而要终也。盖明明德而不止于至善则是安于小成，新民不止于至善则是狃于近利，明德、新民皆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大学之道尽善尽美，全体以立，大用以行，圣神功化于是乎极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或问于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国，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其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强勉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谓，如丧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尽也；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余，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此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然其言极于正心诚意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则是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议荀、杨哉？”
或又问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于治国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不至陷于所偏而无不修，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
或又问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为对，则固专以自明为言矣，后段于平天下者复以明明德言之，则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学之纲领也，而以其宾主对待、先后次第言之，则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纲领也，至此后段然后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以见夫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为《大学章句》，又设为或人之问而发明旨趣，书成录以进于其君，且曰：“《大学》经文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巨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增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朱熹以此进于其君，期于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见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谓之效者用之而验也。臣谨录其言而缀于其所著书之末，盖期世之为治者必推其效至于天下之平而后已，允若兹，斯为圣神功化之极，伏惟圣明深加之意，则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在当时则为虚文，在今日则有实用矣，臣不胜惓惓。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没世而不能忘，如尧、舜、文、武之德，万世尊仰之，岂不是贤其贤？如周后稷之德，子孙宗之以为先祖之所自出，岂不是亲其亲？”
或问于朱熹曰：“引《烈文》之诗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曰：“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余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没世而不能忘之如此，是则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当世而已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者，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问于朱熹曰：“上章论齐家治国之道，既以孝弟慈为言矣，此论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复以是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众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国，自国以及天下，虽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过如此而已，但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也。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其未尝不同，然贵贱殊势、贤愚异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蹈，有以倡之，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叹，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为度也？”曰：“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前此诸儒盖莫之省，而强训以挈，殊无意谓，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均平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亦曰格物致知，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间，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虽欲絜矩，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处之二者而已，盖人君以一人之身而临天下之大，地非一方不能处处而亲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亲谕之也，必欲治而平之，岂能一一周而遍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尽我本然之性，使之观感兴起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则所谓化之也；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之当然者焉，是则所谓处之也。盖化之以吾身，处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于心而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愿矣，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傍不相侵越，前后左右不相违背，面面得其所处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概而视之、累而观之，皆截然方正，无高低、广狭、长短不均之处，是则所谓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不得其分、无一事不得其理、无一地之不从其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由家而国，国无不然，由国而天下，天下无不然，所谓王道平平、王道荡荡、王道正直，端有在于斯矣。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傍、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学》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广也，天下之人至众也，孰为经制之本，孰为统驭之略，传不一言焉，而惟谆谆以絜矩之义反复言之，盖天下虽大，亿兆虽众，然皆一人之积耳。夫乾始坤生，塞体帅性，而为人人情固不相远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体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为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概而取之，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为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传之十章反复推明，固不一节，要其旨意不过一纲二目而已，一纲即絜矩也，二目即财、利也，君子、小人也。目虽有二，其因一耳，盖所谓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恶，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财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利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恶也。是故十章之传，第一节以起絜矩之道，第二节以解絜矩之义，第三节明絜矩之得也，第四节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节则总得失之说以结之，第六节承得众之说以明有财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节因有财之说以明内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节并论财民聚散之效，第九节独指货悖出入之应皆絜矩与否之类感也，第十节则总善不善以结之，此皆就货利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节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实，十二节承上文宝字以明仁亲之实此善絜矩者也，十三节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节绝小人之决、絜人心之所恶而仁人得好恶之正也，十五节以戒用君子之缓、退小人之不能远，知絜人心之所好恶而未能尽好恶之道者也，十六节感君子小人进退之失，言好恶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恶者也，十七节则又总得失之说以终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节即财利一目以指国家生财之有道，十九节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论仁不仁者之于财，二十节明仁义之说以总之，二十一节明君子之不专其利，絜矩之正也，二十二节明小人之必专其利，絜矩之反也，两结之以义为利之语，即上文以善为宝之意也。此传十章之大略也，节段虽多其纲则一，纲目虽异其归则同，参而伍之，经而纬之，反复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语者大，其辞详而所持者约，诚平天下之要道，大学之极功也。为人君者诚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绝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惬其所恶，亲贤乐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臣谨详履祥此说，推明治国平天下章之旨，义无余蕴矣。朱熹所谓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谓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详载之以为愿治之圣君告。呜呼，为学而至于平天下学之道尽矣，为治而至于天下奔驰之道极矣，曾子亲受《大学》于孔子，其传真切明实，故其为书凿凿乎皆布帛菽粟，确确乎皆参苓芝术，无有玄妙高虚之谈，无有宏阔夸大之见，此真孔门传授心法，儒者当世守之以为辅世长民之术，人君当世传之以为化民成俗之本。
圣神功化之极（中）
卷一六○
▲圣神功化之极（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兵乱凶荒，胎卖卵血，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凡若此者，岂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诬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为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而又总一言以结之，曰圣神功化之极。至于《或问》又曰：“万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圣人之能事，学问之极功。”是则古今为学为治之道皆莫有大于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万物群生于其中，人为物之灵，人君又为人之最灵而至贵者也，以最灵至贵之人，立乎天地之间，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测，参赞两间而为三才之主，首出万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气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万物之养以成而能致万物之育，是岂无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体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惧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发之大本而天命之性于是乎养矣；心之用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独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节之达道而率性之道于是乎全矣。先儒谓前后只是性道两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处只在戒慎恐惧慎致六字而已，孰谓圣神功化之极而有外于人之一心哉？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经之效也。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祖资，故财用足。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经，朱子于《或问》其言详尽，真氏既已具载于前编矣。夫九经始于家、中于国、终于天下，至于柔远人、怀诸侯极矣，柔远人而四方有归服之诚，怀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则是内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蛮，德泽之所及者化强梗而为柔顺，威声之所震者变疑贰而为畏服矣。推原所自，何莫不本于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内外一于诚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朱熹曰：“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谓此乃有德有位圣人之事，惟尧舜足以当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矧受上天之付托而为万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无德，德者天所赋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于心斯有之矣，然则若何而致其力耶？下章曰其次致曲，谓善端发见之一偏。自其发见之厚处而推致之以造其极，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与天下至诚之圣人无以异矣，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朱熹曰：“既无虚假，自无间断。久，常于中也；征，验于外也。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而言之，郑氏所谓‘至诚之德，著于四方’者是也。存于中者既久，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悠远，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博厚，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诚而又不息，然后能久，久故征验于外，悠远而无穷，悠远则自博厚，博厚则自高明，非有至诚之德而又有无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盖至诚之久于中，故其征验之发于外者，气势自然如此，从容不迫，宽缓自在，所以积而至于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远也又且至于久而无疆焉。彼夫虚伪妄诞，作辍无常，急迫而浅近，汲汲焉殚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于博厚、高明之域哉？观夫三代盛时积功累仁，功业盛大，而有道之长如此，秦、隋之君驾虚作伪，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给，而功业如彼之卑，运祚不延可验也矣。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朱熹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
或问于朱熹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轨者车之辙迹也，周人尚舆，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其舆之广六尺六寸，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近莫不齐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周礼》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则其制度之详如此，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尔，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苟有兴起者，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朱熹曰：“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出，发见也。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舟车所至’以下，盖极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见闻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肫肫，恳至貌，以经纶而言也。渊渊，静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广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固，犹实也。郑氏曰：‘唯圣人能知圣人也。’”
臣按：朱嘉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不显，犹言岂不显也，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
胡仲虎曰：“笃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后致其和，此之谓笃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为己之功愈密则德愈深而效愈远如此。”
臣按：四书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学》经文与《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学》经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传，然《大学》有八条目，必自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可以至于天下，而《中庸》则惟一笃乎恭则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难易悬绝如此哉？盖《大学》圣人教人为学之道，《中庸》圣人教人守约之方。先儒谓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诚能存乎一敬字之约而用以尽夫八条目之详，则夫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谓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朱熹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张栻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义本之躬而达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系乎此，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国之积也，一国者一家之积也，一家者一人之积也，人人有亲有长，一人有一人之亲长，各人有各人之亲长，各人亲各人之亲、长各人之长则一家之中无有不亲其亲、不长其长者矣，各家之亲之长皆有以亲之长之则一国之中为人亲者皆有以亲之、为人长者皆有以长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统乎国，国统乎家，家统乎人，人人皆亲其亲、长其长，天下之人不异乎国，国之人不异乎家，天下无一人不然，无一家不然，则天下岂有不平者哉？虽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众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晓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齐家以为之表率，而又设官分职立教设政以劝化之，而不从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于天下之大无一人一家之为人亲、为人长者不得人亲之长之，亦无一人一家之为人子、为人少者之不亲其亲、长其长也，有子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先儒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则天下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张载曰：“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颐曰：“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则知帝王之德莫盛于此者，后世言治者必曰法尧舜，非徒法其为治之迹，必先法其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圣人之德生知安行，岂易至哉？一惟以之为标准，其积渐以至之而已，积渐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实有诸己焉，由是充实而美，而至于英华发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于不可测度，则圣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朱熹曰：“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
张栻曰：“修身则本立，由是而家齐、国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修吾身于深宫之中，何预于天下，而天下平哉？盖天下之大，藩服都邑非止一处，百官庶尹非止一职，士农工商非止一民，蛮夷戎狄非止一类，有身者赖我以生，有家者赖我以养，我发一念之仁则彼无不得其所者矣，我兴一念之不仁则彼有不得其所者矣。人情不能无喜也，喜而省刑罚、薄税敛，是以一人之喜发而为千万人之喜也，喜而兴土木之功、求珍异之物，吾心则喜矣，如民忧何？人情不能无怒也，怒而除盗贼、去贪残，是以一人之怒形而为千万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兴穷黩之兵，吾心则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贵乎守也。然事几纷遝日至，果将何所守乎？亦曰修吾身而已。《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是知修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修身，则不好声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饰、不事异端之教、不为田猎之举、不作无益之事、不好珍异之物、不兴出境之师、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当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当为者皆不之为，如此，则不尽民之力、不尽民之财、不尽民之情，则无一人之不得其所、无一物之不遂其性、无一处之不得其安矣，孰谓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为治所以贵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颐曰：“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朱熹曰：“圣人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也。天地、圣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义。”
臣按：天有五行而总之者曰阴阳，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义，是仁义者人君修己治人之正道要术也。人君体天之阳以育万物，使万物皆遂其自然之仁，体天之阴以正万民，使万民皆由乎当然之义，天下之大，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义，天下于是乎平矣。
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开之于万世者即其所以平之于一时者也。盖天地有形而无心，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圣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则有待于圣人焉。吁，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历汉魏、隋唐而不能振起，至于有宋，两程兄弟始表章之于《礼记》之中，朱熹又为之《章句》《或问》，真德秀又汇经传子史以填实之以为《衍义》，所以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使天下后世知《大学》之书无一理不该、无一事不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读此书，偶有所见，晚辑成帙，上尘圣聪，傥见施行，则臣虽死而生矣，无任恳悃愿效之至。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大学衍义补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着録濬以宋真徳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焉虽所着读书一记采録史事称为此书之下编然多録名臣事迹无与政典又草创未完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附以己见分为十有二目于孝宗初奏上之有诏嘉奬命録副本付书坊刋行濬又自言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亦报可至神宗复合梓行亲为制序葢皆甚重其书也然濬闻见虽富议论乃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该洽尤熟于国家掌故议论髙竒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评隲皆乖正理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余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着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又明之中叶正阉竪恣肆之时濬既欲陈诲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防乃独无一语及宦寺张志淳南园漫録诋其有所避而不书殆亦深窥其隠以视真氏原书殊未免瑕瑜互见然治平之道其理虽具于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谷不登谷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真氏原本实属阙遗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原原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大学衍义补原序
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自仲尼作大学一经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十其纲明徳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尧舜禹汤文武之正立万世帝王天徳王道之标凖宋儒真徳秀因为大学衍义掇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实之顾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阙逮我孝宗敬皇帝时大学士丘濬乃继续引伸广取未备为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徳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异有功于大学不浅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特命刋而播之朕践祚防来稽古正学经史诸书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义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肃宗聴讲之余赋翊学诗以纪之朕爰命儒臣日以进讲更数寒暑至于终篇然欲因体究用而此书尤补衍义之阙朕将防绎玩味见诸施行上遡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徳新民图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广其而为之叙如此云万厯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制
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葢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心经世之遗法也孔子承帝王之以开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万年所以为学为教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亲受其教既总述其言又分释其义以为大学一篇汉儒襍之礼记中至宋河南程颢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为之章句或问建安真徳秀又剟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填实之各因其言以推广其义名曰大学衍义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脩身齐家葢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举此而措之于国天下耳臣窃以谓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是以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复列其条目之详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其序不可乱其功不可阙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为大者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积也譬则网焉网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则网有不张譬则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然一榱或亏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其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国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礼乐【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备规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宪【其目十有四】曰严武备【其目十有六】曰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后末繇乎内以及外而终归于圣神功化之极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也真氏前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臣为此编则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诚正修齐之功因其所余而推广之补其畧以成其全故题其书曰大学衍义补云非敢并驾先贤以犯不韪之罪也臣尝读真氏之序有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而继之以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是葢就其本体而言尔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当知者则固有在也粤自古昔圣贤为学之道帝王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后行知之必明其义行之必举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义茍不知其义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编始而学之则为格物致知之方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宫阙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艸泽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非独举其要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亦所以明其义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譬之毉书其前编则黄帝之素问越人之难经后编则张仲景金匮之论孙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己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书主于理而此则主乎事真氏所述者虽皆前言徃事而实专主于启发当代之君亦犹孔孟告鲁卫齐梁之君而因以垂后世之训臣之此编较之前书文虽不类意则贯通第文兼雅俗事杂儒吏其意葢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类多重复所修之辞不能雅驯弗暇计也臣远方下士叨官禁近当先皇帝在御之日开经筵即缀班行之末亲覩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陛下毓徳青宫又见宫臣之执经者日以是书进焉臣于是时葢已有志于是既而出教大学暇日因采六经诸史百氏之阙也缮写适完而陛下嗣登大宝葢若有待言者臣学不足以适用文不足以达意偶因所见而妄有所陈区区一得之愚固无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傥为圣明所不弃焉未必无少补于初政之万一臣濬谨序
进大学衍义补表
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濬诚惶诚惧稽首顿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徳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徳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圣蕴衍义又所以上格君心书虽成于前朝道则行于今代惟太祖之建极尝大书于殿壁之间暨列圣之绍基屡听讲于经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熈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余善推所为者固无俟乎尽言欲全其功者亦须补其阙畧窃观衍义之四要尚遗治平之二条虽曰举而措之为无难不若成而全之为尽善况有其体则有其用既成乎已当成乎人理固无一之可遗功岂有一之可阙善法不能以徒举本末则贵乎兼该毎当繙阅之时辄起编劘之念顾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天下之事体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据己私而折衷乎众务亦固知其不可犹强为其所难是葢一念区区报国之忠抑亦平生孜孜为学之志是以顿忘下贱僣效前脩岂不知妄儗非伦窃亦欲薄陈所见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于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于万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于身所以处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须人人不拂所欲伊欲处之适当其可必先讲之务尽其详攷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钜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収格致诚正脩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凖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附以管中之所见觊于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尘之微仰禆海岳之大兹葢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临刚明不惑学古训而获大道慎俭徳以懐永图蚤毓徳于青宫服膺大训时潜心于黄卷玩味圣经开导尽忠益之言体騐极扩充之力每躬行而实践恒日就以月将仁孝之徳孚于宫闱元良之声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践阼万邦仰徳以归心大志夙成适符汉宣登极之歳小毖求助肇周成访落之心首深究于大猷亟恢于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旧学之素所讲明广充格致诚正之功用臻脩齐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计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质荒陬孤生生世无寸长颇留心于扶世读书有一得輙妄意以著书固非虞卿之穷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惭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余龄之无几一年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徒懐爱君忧国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恐无用之陈言终将覆瓿幸际朝廷更化中外肃清总揽权纲一新政务傥得彻九重之听取以备乙夜之观采于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无补于当世亦或有取于后人民物于是乎一新世道兹焉乎复古好所好恶所恶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贤其贤亲其亲四海咸尊戴于万世臣干冒天威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臣所撰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并目録三卷共成四十帙谨奉表随进以闻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濬谨上表
钦定四库全书
太学衍义补卷首
明 丘濬 撰
诚意正心之要
审几防【补】
臣按宋儒真徳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于诚意正心之事盖云备矣然臣读朱熹诚意章解窃有见于审几之一言葢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然用功于事为之着不若审察于几防之初尤易为力焉臣不揆愚陋窃原朱氏之意补审几防一节于二目之后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谨剟诸书之言有及于几微者于左
谨理欲之初分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谦读为慊】
朱熹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谦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茍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臣按诚意一章乃大学一书自修之首而慎独一言又诚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谓谨之于此以审其几所谓此者指独而言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葢以学者用功于致知之际则固己知其心之所发有善有恶矣亦固己知其善之当为而恶之当去矣然其一念始发于心须臾之顷端绪之初有实焉有不实焉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独知者是则所谓独也是乃人心念虑初萌动之端善恶诚伪所由分之始甚细微而幽隠也学者必审察于斯以实为善而去恶譬如人之行路于其分岐之处举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则差毫厘而缪千里矣大学释诚意指出慎独一言示万世学者以诚意之方章句论慎独指出几之一言示万世学者以慎独之要人能于此几微之初致审察之力体认真的发端不差则大学一书所谓八条目者皆将为己有矣不然头绪茫茫竟无下手之处各随所至而用功待其既着而致力则亦泛而不切劳而少效矣臣谨补入审几防一节以为九重献伏惟宫闱深邃之中心气清明之际澄神定虑反已静观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扩充遏絶之力则敬畏于是乎崇逸欲于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泰和之治不在于古矣臣不胜惓惓
中庸曰莫见乎隠莫显乎防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细防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隠防之中以至离道之逺也
臣按大学中庸二书皆以慎独为言朱氏章句于大学慎独曰审其几中庸慎独曰几则已动先儒谓一几字是吃为人处也夫所谓独者岂出于隠微之外哉隠微是人之所不睹不闻而我所独睹独闻之处也向也戒惧乎己之所不睹不闻是时犹未有其几也虽有其几未动也今则人虽不睹不闻而己则有所睹有所闻矣己所独睹独闻者岂非其几乎几己动矣而人犹未之知人虽未知而我已知之则固己甚见而甚显矣此正善恶之几也于其几动之处而致其谨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惧乎其所初闻方其欲动不动之间已萌始萌之际审而别之去其恶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间念虑之际絶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则道不须臾离于我矣
易曰几者动之防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今从之】程頥曰所谓几者始动之防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几者动之防一言乃万世训几字之始葢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静则未形也动则已形也几则是动而未形在乎有无之间最防细而难见故曰动之防虽动而未离于静防而未至于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吉凶先见之兆先儒所谓万事根源日用第一亲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顔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皆于此着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恶之几知其为善也善者吉之兆断乎可为则为之必果知其为恶也恶者凶之兆断乎不可为则去之不疑则其所存所行皆善而无恶而推之天下国家成事务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恻隠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恻隠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发处端训始字尤切如发端履端开端之类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达始然便是火之端始达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动处便有善恶之分然人心本善终是善念先生少涉于情然后方有恶念耳是以见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见人防不洁者即有憎恶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实由乎其中有仁义之性故其始初端绪发见于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随处发见人能因其发念之始几防才见端绪畧露即加研审体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义此念是礼或是智于是扩而充之由恻隠之端而充之以为不忍人之仁由羞恶之端而充之以为不胜用之义与夫辞让是非皆然则凡所为者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孟子所谓端与大易所谓几皆是念虑初生之处但易兼言善恶孟子就性善处言尔是故几在乎审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扩而充之知而不充则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于先又曷以知其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贵乎穷理也
通书曰几善恶又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又曰不思则不能通防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防通防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
朱熹曰几者动之防善恶之所由分也葢动于人心之防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或问几如何是动静之间曰似有而未有之时在人识之尔
又曰一念起处万事根源尤更切
又曰几有善恶之分于此之时宜常穷察识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防至其穷察之久渐见充越之大天然有个道理开裂在这里此几防之决善恶之分也若于此分明则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几是动之防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须就这处理防若至于发着之甚则亦不济事矣所以圣贤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又説慎其独都是要就这几防处理防几防之际大是切要又曰防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
又曰几防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存其善去其恶可也
又曰周子极力説个几字尽有警发人处近则公私邪正逺则废兴存亡只于此处看破便斡转了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精粗隠显一时穿透尧舜所谓惟精惟一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献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这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説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颐因易几者动之防一言而着之通书者为详朱熹因周氏之言而发明之者尤为透彻即此数説观之则几之义无余蕴矣至其用功之要则惇颐所谓思张载所谓豫熹于大学章句所谓审者尤为着力处也诚能于其独知之地察其端绪之防而分别之扩充其善而遏絶其恶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作圣之功于是乎在矣
以上谨理欲之初分
审几防
察事几之萌动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研犹审也】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臣按周易此言虽为易书而发然于人君图治之道实切要焉葢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间其多乃盈于万是所以研审其几防之兆以成天下之务者岂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谓深就心上説几就事上説深在心甚奥几在事半防半显请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渊奥静深诚有不可测者然其中事事皆备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发也必有其端人君诚能于其方动未形之初察于有无之间审于隠显之际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审察之力由是以厘天下之务御天下之人应天下之变审察于其先图谋于其易天下之务岂有难成也哉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程颐曰见事之几防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葢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防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防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臣按先儒朱熹谓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见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亦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防处此最难见噫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君子交于上则不谄所以不谄者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交于下则不渎所以不渎者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则知上交者不可谄下交者不可渎也在人君者虽无上交然人臣有谄谀之态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絶之不待其着见也至于交接臣下之际尤当严重稍有一毫狎渎之意则己毅然戒絶之是亦知几者矣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防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程颐曰君子明哲见事之几防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坚则不惑而明见几而动岂俟终日也断别也其判别可见矣防与彰柔与刚相对者也君子见防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知几如是众所仰也故曰万夫之望
胡寅曰隂阳之运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终皆自茫忽毫厘至于不可御故修德者矜细行图治者忧未然尧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尝不以几为戒故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忽蚁穴则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贵于见几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几惟其知之豫也然后能戒之于早而不至于暴着而不可遏茍在己者见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坚临事而不暇致思虽思而不能审处故几未至也则暗昧而不知几既见也则迟疑而不决是以君子贵乎明哲而定静明哲则中心无所惑而灼有所见于善恶未分之初定静则外物不能动而确有所守于是非初分之际见防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见柔而知其刚不待其坚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静静而安安而虑虑而至于能得如此则无不知之几不俟终日而判断矣然此非特可为万夫之望则虽如神之圣殆亦可几也乎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程颐曰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
朱熹曰作事谋始讼端絶矣
项安世曰干阳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干坎本同气而生者也一动之后相背而行遂有天渊之隔由是观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细防而不谨也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祸乱之端夫岂在大曹刘共饭地分于七箸之间苏史灭宗忿起于笑谈之顷谋始之诲岂不深切着明乎
都洁曰天为三才之始水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谋始
臣按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违行也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则无及矣是故君子体易之象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何则理在天地间大中至正无有偏枉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一行之将动也一事功之将施行也则反之于己体之于人揆之于心绎之于理顺乎逆乎顺则徐为之逆则亟止之不待发于声徴于色见于施为以作过取愆啓争搆讼而贻异时之悔是则所谓谋始也谋之又谋必事于理不相悖人与我不相妨前与后不相衡决上与下不相龃龉然后作之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事无违行则凡所云为举错者皆合于天理顺于人心又安有纷纷之口语狺狺之讼言乎或曰兴讼搆狱官府之事也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彼将谁讼乎吁上之于下势不同而理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仁智之君诚畏天谴畏民怒凡有兴作恶可不谋于始乎
虞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蔡沈曰几防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葢祸乱之几藏于细防而非常人之所豫见及其着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浅万几者言其几事之至多也葢一日二日之间事几之来且至万焉是可一日而纵欲乎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则甚细防而难见焉是之谓几非但祸乱有其几也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于其几防之始致其审察之功果善欤则推而大之果恶欤则遏而絶之则善端于是而扩充恶念于是乎消殄逸欲无自而生祸乱无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修国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茍不先审其防待其暴着而后致力焉则亦无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致审于万事几防之初也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蔡沈曰天位惟艰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几者动之防动者几之着方其静而未动也未有几也几既动而后事始萌由是渐见于形象而事成焉茍于几防之初不知所审而欲其事为之着得其安妥难矣臣愚以为惟几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审于事几发动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时惟几
蔡沈曰勑戒勑也几事之防也惟时者无时而不戒勑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勑也葢天命无常理乱安危相为倚伏今虽治定功成礼备乐和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毫髪几防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谨时几时以天时言几以人事言无一时而不戒勑以无一时而非天命之所寓也无一事而不戒勑以无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谓之事可也而谓之几者何哉先儒谓几者事之防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方是之时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联兆是非之情未着也而豫审其几防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萌芽始茁己致防范之意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勑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祸乱不兴而永保天命也欤后世人主不知戒勑天命故虽事几暴着犹不知省及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几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诚万世人君勑天命保至治之枢要也惟明主留意
周书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防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厯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谨其习犹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敎葢习于上则智习于下则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时敬德则哲则吉则厯年不敬则愚则凶则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谓继其能敬德而厯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乎又叹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无不在于初生习为善则善矣自贻其哲命为政之道亦犹是也
陈栎曰明哲之性与生俱生初生之时习于善则明可作哲习于恶则靡哲不愚哲则为天所命愚则天不命焉是自贻哲命如所谓自求多福此所谓无不在其初生时自贻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犹是也王乃初服之时天命之或吉或凶判于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于此敬则能祈天永命不敬则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机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机而速勉之有今防后之谓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敎在子生之初国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葢事必有所从起之处于所从起之处而豫为之区处则本原正而支顺矣所从起之处即所谓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为服行敎化之初也虽然岂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于其所服行之始而审其所发动之几当其端绪肇啓之时豫为终竟据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终即其防而究其着即其近以虑其逺即其易以图其难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则所以自贻厥命者于德为明哲于事为吉祥在身有夀考之徴在国有过厯之祚孰谓人君为治不本于一初而其所以谨于其初者又岂外于一敬哉
诗鹤鸣首章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又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朱熹曰鹤之鸣髙亮闻八九里皋泽中水溢出所为坎从外数至九喻深逺也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知诚之不可揜则知念虑方萌而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见所以不可无诚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诚者何实理也实有是形则实有是影实有是器则实有是声如此诗言鹤之鸣也在乎九折之泽至深至逺之处而其声也乃闻于郊野虚空至髙至大之间如人之有为也在乎幽深隠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其发昭著于外者乃无逺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实事于中则有是实声于外诚之不可揜也世之人主每于深宫之中有所施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胜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闻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讽谏申之以切戒禁之以严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葢实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鹤鸣而声自闻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可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为也可为而不可言则非可为者矣人君于此凡其一念之兴几防方动则必反思于心曰吾之为此事可以对人言否乎可以与人言则为之不可与人言则不为则所为者无非可言之事若然则吾所为者惟恐人传播之不逺矣尚何事于箝人口而罪人之议已也哉
礼记曰礼之敎化也防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逺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引易今经文无之】
叶梦得曰防者形而未大也敎以使人效化以使人迁故从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于将兆则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逺罪而不自知
吴澂曰礼之导人为善每在善几方动之初其禁人为恶亦在恶几未见之时非若其他法令刑罚之属待其显见而后劝率惩遏之也又引易以证之始谓其初未显未见之时慎谓宜及此时以礼导其善防其恶不可失此几也傥或不然不于其始而敎之止之其差虽若毫发之近至于既显既见而后敎之止之则难为力其缪乃有千里之逺言其缪甚大也臣按先王为治而必隆重于礼者葢以礼为敎化之本所以遏民恶念而啓其善端约之于仁义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荡于规制法度之外以至于犯戒令罹刑宪焉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则其为敎化也不亦防乎防者几之初动未大者也君子于其几防方动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礼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则制婚礼以止其淫辟之行于情窦未开之先知饮食之易争也则制乡饮以止其争鬭之狱于朶颐未动之始制丧祭之礼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于哭临奠献之际制聘觐之礼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于玊帛俎豆之间是皆不待欲动情胜之时而自有潜销速化之妙纵有过差不逺而复尚何差缪而至于千里之辽絶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审处之辞也不如是而妄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防而已矣谨防之道在于能思是以欲兴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于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于心反覆防绎至再至三虑其有意外之变恐其有必至之忧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尽善如何而处之则可以无弊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善后而久逺皆于念虑初萌之先事几未着之始思之必极其熟处之必极其审然后行之如此则不至于倒行逆施而收万全之功矣茍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时之快而不为异日之图一旦驯致于覆败祸乱无可奈何之地虽圣人亦将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防而杜渐必熟思而审处
司马光曰书曰一日二日万几何谓万几几之为言防也言戒惧万事之防也夫水之防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防也勺水可灭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于防则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是故圣帝明王皆销患于未萌弭祸于未形天下隂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见弃忽及其已然又无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词啓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防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臣按宋仁宗时司马光上五规其四曰重防其中引孔子告鲁君之语谓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葢人君惟不知忧也故不知所虑当夫安逸之时知有乱亡之祸则必忧之矣忧之则虑之虑之于无事之时而寻其端绪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触类而长之随机而应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逺探其将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逺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须防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茍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毅然而必致其决凛然而深惧其危如此则修之于庙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万世诚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难之有哉
以上察事几之萌动
审几防
防奸萌之渐长
坤初六履霜坚氷至象曰履霜坚氷隂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葢言顺也【顺当作慎】
程颐曰隂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隂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防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义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辩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坚冰之戒也
臣按辩之于早即所谓审防也坤卦此爻隂始生于下其端甚防而其势必至于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则知其为隂气之凝夫隂气之始凝也但结为防薄之霜耳驯而至于极盛且将为坚厚之冰焉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辩之于早慎之于防防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絶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圣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阳抑隂之意葢阳为君子隂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然其质本隂柔用之之久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为小人也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防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见亲用则未萌之祸消矣夫然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佞幸蛊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称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者也】六五豮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豮所以去其势也】
程颐曰初居最下阳之防者防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葢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莫若止之于初也又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诚人君制恶之要术也人君之于小人诚能察之于其防知其不可用制之于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则天下国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祸览节之患哉君子所以贵乎炳几先也不然则无以知其为小人将驯致于权不可收势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姤初六系于金柅【柅止车之物止之以坚强之金柅】贞吉【静正则吉】有攸徃见凶【徃而进见之则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诚在乎蹢躅跳踯也】程颐曰姤隂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隂生则长而渐盛隂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防而未盛之时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防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防则无能为矣
又曰如李德裕处置近幸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于蹢躅得伸则伸矣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几防之间所当深察虽然易之言又不持为君子小人设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几亦若是焉人欲之萌葢有甚于羸豕之可畏者能于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长则善矣臣愚以为吾心私欲窃伏之几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诗小弁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朱熹曰山极髙矣而或陟其巅泉极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属于垣者有所观望左右而生谗谮也
吕祖谦曰唐德宗将废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谏之且曰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之谓也臣按李泌諌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谓此意之露即是几防初动之处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诗所谓无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如命官讨罪之类皆当谨之于几防之先不可轻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窥测之茍或一露其几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私假上权以张己威树功于人收恩于已者矣不独如李泌所谓建储一事也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防为诸侯
司马光曰事未有不始于防而成于着圣人之虑逺故能谨其防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着而后救之治其防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着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防而已矣卑宫恶服虑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栗栗危惧戒骄溢也动守宪度虞祸乱也不为嗜欲则娱乐之言无自进不好功利则兴作之计无自生嚬笑不茍谁敢矫假八柄在己谁擅威福诚如是虽使六卿复起三家辈作操【曹操】懿【司马懿】莽【王莽】温【朱温】接踵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是故韩赵魏之为诸侯孔子所谓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监此亦谨于微而已矣臣按三晋欲剖分宗国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赵籍韩防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虽不命其能禁其自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谓始自悼公委盟会于大夫平公受货赂于崔杼荀跞出会三臣内叛隂凝冰坚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
以上防奸萌之渐长
审几微
炳治乱之几先
五子之歌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臣按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徴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于防防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如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臣按大猷谓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乱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乱既危而后制之保之则已无及矣然则其道何由亦曰审几而已矣葢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逺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谓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审几为言者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未危之前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则永无危乱之祸矣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为切要惟圣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思之于后】患而豫【为之于前】防之
唐书宗天寳末安禄山反入关帝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帝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诉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邨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县民皆走驿中无灯火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明皇享国几五十年一旦失国出奔不四十里而已无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过京师作乱帝召禁兵御贼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贼登含元殿争入府库运金帛时朱泚闲居贼迎入宫僭号称大秦皇帝帝时在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帝为求之不获竟悯黙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师乃传位钦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趋汴屯于城下京师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钦宗乃代其徃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金人逼钦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且以内侍所具诸王皇孙妃主名尽取之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八寳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臣按程颐有言时当既济惟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葢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葢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虑其末流之祸展转于心胸之间图谋于思虑之际审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长曲尽其防闲之术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无可奈何之地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成王之閟毖皆思患豫防之谓也后世人主若唐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防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谨剟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则不载云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防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防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熈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着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尚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乱之几先
大学衍义补卷首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