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九

▲伸冤抑之情

《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达穷民，凡远近騑（无兄弟）独（无子孙）、老幼之欲有复（犹报也）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郑玄曰：“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后听之，则又恶民之渎其上，则上瞆毛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惸独、老幼，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立于肺石三日者，审究考核得其情实，然后以其辞告于上，罪其长焉。先王之时，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牧长不敢遏，左右不能蔽，尽天下之独、老幼，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

朱申曰：“嘉石设于左，平罢急之民，使之自强于善；肺石设于右，达穷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郑玄曰：“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穷，谓穷冤失职，以达于王。遽，传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无所不达。大寝之门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则欲其闻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达，是以成周盛时，思所以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于是有肺石、路鼓之设焉。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见焉，见之斯知其为穷矣；民之冤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使人人得而闻焉，闻之斯知其为冤矣。肺石设于外朝，大司寇掌之，而听之者朝士也，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司寇以复诸王；路鼓在寝门之外，大仆主之，而守之者御仆也，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大仆以闻诸王。瑀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朝士虽欲不达司寇、司寇虽欲不达诸王，不可也；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仆御虽欲不闻大仆、大仆虽欲不闻天子，不能也。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冤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而泰也欤。

汉明帝时，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系狱者数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对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及公卿相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冤，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诚死无悔。”帝意解，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无后责，与夫公卿相会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非但汉时为然，而后世典狱之吏、执事之臣往往皆然，明主所宜深鉴也。

唐高宗时，唐临为大理卿，帝常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高宗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高宗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

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

武后时，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功赏，窦德妃父孝谌妻庞有奴妄为妖异，恐之，请夜祠祷解，奴因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付法司，法司处有功罪当绞，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邪？”既食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由是庞氏得减死。

臣按：武后虽称好杀，然独容徐有功，后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谓“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可为人主断刑之鉴。又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可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冤抑之情

▲慎眚灾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张子清曰：“雷雨交作则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泽，威中有泽，刑狱之有赦宥也。有过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

臣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盖言《易》卦之象如此尔，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犹《易》之有是象也。然过有小大，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关则大，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亲长之类，其罪有不可释者，原其情则非故也，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若夫大憝极恶之罪，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雷雨作解，岂为如是之人哉？

朱熹曰：“眚灾肆赦，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而适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故直赦之。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概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孔颖达曰：“五刑之疑有赦，赦从罚也；五罚之疑有赦，赦从过也，过则赦之矣。”蔡沈曰：“疑于刑则质于罚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

《周礼》：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臣按：赦有二者之义，程子谓赦释之宥，惟宽之而已，盖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过也。”

胡安国曰：“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

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原盖出于此。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眚而谓之大，意者鲁国向有所肆，皆小眚也，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然于罪恶犹未赦也，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以此为防。后世赦文乃至遍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惠奸宄、贼良民，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仇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马端临曰：“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臣按：赦之为言，始见于《虞书》，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管子》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仅行于其国中，未遍及于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呜呼，是何三代之后，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胤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昏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按：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盖汉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袭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吕后之后，盖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之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数赦如此，何其为良民计也，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恒有余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奏曰：“圣恩所以减死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恩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帝善之，即下诏赦焉。

臣按：赦固非国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不可也。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彼固无辞而甘心焉，苟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能无觖望乎？郭躬之虑可谓远矣。

王符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谨饬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物，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赦以解散之’，此不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荀悦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臣按：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何哉？

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责费諲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諲谢之。初，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时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陈寿曰：“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胡寅曰：“赦之无益于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其间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则又颁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

臣按：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举隐逸、荫子孙、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灾肆赦、赦过宥罪之意矣。臣愚以为，赦令之颁，宥罪之外，蠲逋减税、省刑已责、弛工罢役、宽征招亡，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条件之初拟也，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从公计议，必于律例无碍，必于事体无违，必于人情不拂，断然必可行，的然必无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如宽征也，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既处置其事宜，复讲解其文理，明白切当，然后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含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

臣按：五代晋天福中，张允进《驳赦论》曰：“以水旱降德音，宥过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灾，非也。假有二人讼，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人也。”观于此言，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

五代时，温韬发唐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旬日遣还，郭宗韬曰：“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谓我何？”庄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诛，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将何处？必于未赦之前，揆情法、审轻重而区别之，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被刑者无可恕之人，则一举而两得矣。”

臣按：事几多端，变故不一，人之所为所犯，赦文所条具者，岂能一一该尽之哉？然闾阎之幽、郡邑之远，事出于一时，或有反常殊异者，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若夫干纪乱常之事，关于人伦，入于大恶，昭昭于天下耳目者，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玉，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若是者宜于群臣计议诏条之前，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豫有以处之，使吾诏条颁布天下，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不至犯万世之义、失一时之信，则得之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赦之可也，不幸而为人所害焉，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使天之民冤苦莫伸，岂天意所欲哉？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后世相承既久，不能复古，然旷荡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视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卷一一○

▲明复仇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仇）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玄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约而同也。

郑玄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马希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惟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诉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仇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哀母冢，有司释之，公哀手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诏令给、舍议，杨椿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绞，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哀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哀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

以上明复仇之义

卷一一一

▲简典狱之官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郑玄曰：“猾，乱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万世命官掌刑之始。盖帝世兵刑合而为一，所谓“蛮夷猾夏”，三代以后则属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贼奸宄而已，而后世群行攻劫之寇则亦以属兵焉。

吕祖谦曰：“奸慝隐而难知，故谓之诘。推鞫穷诘而求其情也；暴乱显而易见，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谓之士师，在周谓之司寇，在汉谓之廷尉，唐宋以来刑部尚书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国名）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罚而以苏公敬狱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书以为后世司狱之式也。《左传》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狱，培植基本以长我王国，令于此取法而有谨焉，则能以轻重条列用其中罚而无过差之患矣。”

陈栎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

臣按：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所以为此者，固出于其君之心，而所以广君之虐于天下者则其臣为之也，观诸秦隋以来可见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举苏公敬狱为言，且欲以为式于天下后世，然不谓之治狱而谓之敬狱，而又欲后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虽则以告太史而实以之而告于王也，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陈》：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为生杀，惟当审其轻重之中也。”

陈经曰：“君之喜怒无常情，法之轻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从君可也，非从君，乃从理也；君言苟未是，则从理可也，从理乃所以从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陈，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狱及不误于庶狱之意也。后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其视成王之告君陈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于家庭之传、辅弼之训，然其天质之美亦于是乎见之，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也。

《吕刑》：王曰：“典狱非讫（尽也）于威（权势也），惟讫于富（贿赂也）。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当时典狱之官非惟得尽法于权势之家，亦惟得尽法于贿赂之人，言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也。敬忌之至，无有择言在身，大公至正，纯乎天德，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则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对天之辞，盖推典狱用刑之极功而至于与天为一者如此。”

吕祖谦曰：“典狱不得行其公者，非为威胁则为利诱，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无择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狱之官，民之死生系焉，须是无一毫私意，所言无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复加之命方可。后世多以典狱为法家，贱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学无知之人，和气不召，乖气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罚，天讨有罪，天所以整齐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专敬天理，三德是或当用正直、或当用刚克、或当用柔克各得其当。若不敬天命，为害所逼、为利所诱，用刑必差，须是置祸福于度外，专敬天命，刑无不得其当，则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养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于敬而不敢忽、一于忌而不敢肆，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无一事而不可对人言者不能也，允若兹，则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纯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寿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与天一，则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狱者虽在于下而其所典之职亦以制人之命焉，岂非配享在下乎？典狱之职所系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灵之命者可不择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狱所以不公者，外为权势之嘱托、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上之人诚严申明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贿免戒，饬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执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刚直之人用之，则法不至于私滥、人不死于非命，人心允合于天心，逆气不伤于和气乎。吁，臣之所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于天则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狱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谓推其极至于与天为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讨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与天无间，是即君之所以无间于天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唯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

蔡沈曰：“司政、典狱，诸侯也，为诸侯主刑狱，而言非尔诸侯为天牧养斯民乎？为天牧民则今尔何所监惩？所当监者非伯夷乎？所当惩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启迪斯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论也。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讨有罪，讨有罪所以安无罪之民也。司政、典狱并言者，以诸侯受天子之命以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复典夫刑狱也。政所以安民生，狱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养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则不敢复为恶，而无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至也）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诸侯也。参错讯鞫，极天下之劳者，莫若狱，苟有毫发怠心则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尔所用以自慰者无不以日勤，故职举而刑当也。尔罔或戒不勤者，刑罚之用，一成而不可变者也，苟顷刻之不勤则刑罚失中，虽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岂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其同姓诸侯也。盖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国有一国之刑，天下之刑则天下之有罪者系累于其狱，一国之刑则一国之有罪者禁锢于其狱，人非一人也，五木具其身，百忧婴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为邦国之君典刑狱之政，置其身于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厄之中，则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顷刻之劳而不尽吾心焉，而使斯人无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数人之死命，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然后职举而刑当也。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而无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御人以口给，如周亚夫诣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谓佞折狱也。”

臣按：折狱之官，人命所系，是以自古典狱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以任之，盖以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和颜悦色以询之犹恐畏威惧刑而不敢尽其情，况御之以口给乎？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典狱之官）伯（诸侯）族（同族）姓（异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总告之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惧，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实任责，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谓官伯，官之长。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则狱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轻，人臣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于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钦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书虽曰耄荒，然帝王心法之传千载犹可想见，此《吕刑》之书所以见取于孔子也欤。

《周礼》：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乡士主六乡之狱。”贾公彦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书；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乡士以下，郑注谓主六乡之狱，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是也，自唐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四属，曰宪部、曰比部、曰司门部、曰都官部。国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为十三部，后又加以贵州、交焄为十四，其后弃交焄惟存十三部焉，盖有合于《周官》刑官之属乡士掌六乡之狱之制，可见前圣、后圣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职，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郑玄曰：“登中，上其所断狱讼之数。”贾公彦曰：“群士谓乡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说者谓狱讼之中言事实之书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讨，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书而有谨于用之意。臣窃以为，所谓中者，意者取其所计弊狱讼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为法比，后有罪犯有合于是者则援引以为质也，如此，庶于文法为顺。

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掌其遂之民数，县士掌其县之民数）而纠戒之（遂士、县士亦各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遂士、县士皆同，惟旬，遂士二旬、县士三旬）。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附也）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陈尸）之三日（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县士则协刑杀，各就其县，余并同）。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县士则王命六卿会其期）。

吴澂曰：“掌国中谓国中至百里郊也，凡六乡之狱皆在国中。要之者，谓为其罪法之要辞。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协日刑杀，谓可刑杀之日也。肆之，谓陈尸。期，谓王欲赦之人则乡士职听于朝，司寇听之之日则王以时亲往议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则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谓之士师，布列于外者，在六乡谓之乡士、在六遂谓之遂士、在各县谓之县士，各掌其民之数，其所以纠戒令、听狱讼、察虚实、辩曲直、异死刑而为其要辞以职事而听于朝，而司寇听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数则不同焉，乡士则旬日也、遂士则二旬也、县士则三旬也。及夫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与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于法，合众所丽之法而参议之，士师乃受其成狱，协之于可杀之日，始加以刑杀，而陈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处则不同焉，乡则市朝也、遂则于其遂也、县则于其县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乡则王自会于司寇而自为之期，六遂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各县则王命六乡会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数，其纠戒令、听狱讼则同也，而皆谓之士焉。夫谓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职不皆谓之士而理官独谓之士者，盖以此官民命所系、天讨所寓，国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于此，故非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皋陶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盖以示后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杂以他流也。本朝定制，风宪官不以吏员为之，深得虞、周之意。

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谓依律而断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殽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杨氏曰：“释之论犯跸，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

臣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欲当犯跸者以罪而释之罚金，文帝欲当盗高庙玉环者以族，释之当以弃市，可谓能守职执法而以道事君者矣，其视张汤视上意所欲罪释而为之出入者，不啻鸾凤之与鹰鹯矣。虽然，释之敢言固难，而文帝之能从尤难，后世为法官者固当以释之为法，而文帝之从谏如流，而不饰非拒谏，以私怒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万世人主所当师焉。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起也）邪（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臣按：汉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其原盖出于此。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设正副评事，凡刑部、都察院所问罪狱必俟平允然后法司定罪，若罪名不当，驳回再问。

魏明帝时，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怀天下者当以仁，理天下者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于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于律令之烦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臣按：卫觊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国家弼教辅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经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诚是矣。夫吏胥之不通经，固不可以掌律令，然于律之名例条贯犹其所习也，而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则并法比之不知焉，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辅治也，固非圣人制刑之意，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开选举，或有诈为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事泄，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臣按：胄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其失正与张释之同，其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言者一时喜怒之所发，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则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奖之，真好治纳谏之主也，后主宜法焉。臣尝因是而论之，国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后虽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于祖宗之法则有妨焉，如之何则可？曰为人上者当熟思审处而后发于言，前有所违，后难于继，断然不出诸口也，为人臣者则当遏绝之于发言之初，不待其形见于事为之著，如此，则是能致其君于无过之地矣。

贞观初，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覆按青州谋反狱，仁师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众，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仁师曰：“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

臣按：崔仁师谓“治狱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后世治狱者往往自规免己之罪，不复顾人之死生，皆仁师之罪人也。

太宗时，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间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尔。今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圭奏曰：“但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狱平允，王圭欲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臣窃以为断狱之吏固欲选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则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虽不赏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太宗曰：“此岂惟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臣按：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论狱，魏徵论及隋炀之无道杀人，而太宗责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兴，后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时，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

臣按：徐坚谓推按反者即行斩决，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非独于反狱一事为然，凡人君用人纠察人过咎，委任之专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时，刺史李行裒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侍郎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县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臣按：有功当酷吏告密罗织之秋，独能以平恕为心，，可谓特立不倚者矣。武后虽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当死而生之，既废而起之，固辞而受之，可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泯，特人臣立志不坚，见理不明，过于徇人而切于为己耳。后世人主一废其人即不复用、不复问往事之如何，顾反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时，法官竞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当武后酷吏淫虐之时，而徐有功、杜景俭独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虽以暴虐之君，无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执正守法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设官理刑亦犹周官乡士、县士之比，然谓之士者，以刑狱人命所系，不可专委之吏胥。士读书知义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而不忍致人无罪而就死地，名重于利，吏胥虽曰深于法比，然后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狱文具而罪责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冤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欤。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定令。

臣按：宋于法司常员之外，专置官以阅天下所上案牍，及推勘大狱，临遣必谕旨优赐，竣事又召见请问，人君留心狱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尽心者乎？

二年，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命常参官主之，凡官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者即驰传往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解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臣按：后世于藩方设官司刑本此。在宋为提点刑狱司，在元为肃政廉访司，本朝于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处。

是年始制审刑院于禁中，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如命论决。

臣按：宋制即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审刑院于禁中，事虽详审，然不无重复。本朝有狱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问，然后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驳回再问，既允然后问，闻奏取旨，事体归一，可为万世彝典。

真宗景德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对于长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诸路提点刑狱，既而罢之，至是复置。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职虽纠察一道官吏，不专于刑，然以提刑入衔则固重在此也。

司马光曰：“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厚风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为义例，遂致文深而义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晓难犯之意。今后律文宜详备其事、浅易其文，凡其罪名轻重、决杖多寡，皆须明白详载，不厌简帙之繁，不惜文辞之复，使检阅之间粲然于目、灼然在心，不必深于文墨者然后晓之，凡有目者粗知文义无不晓然也。如此，何用说官教训立法，考试设科取用为哉？惟用士人之通经术、知道谊者为之，遇有刑狱按律处罪，律所不载及有可疑者引经断狱，取裁于上可也。

以上简典狱之官

卷一一二

▲存钦恤之心

孔颖达曰：“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宽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宁反复之意也。是敬也，盖自帝尧钦明中来，帝舜居尧之位、体尧之心，于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无有不敬谨者矣。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忧念耳。谓之惟者，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宽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阔，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

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纵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臣按：张蕴古奏请不以实，其情有故误，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况蕴古曾上《大宝箴》，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斯人而能为斯言，犹将十世宥之，乃以轻罪而坐重刑，太宗虽悔之无益也。虽然，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充而广之以遍于天下后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时，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止矣。”太宗悦从之，自是断狱平允。

臣按：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此就人君言之耳，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执德不回、守法不挠，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宽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恶之几，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

胡寅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几于刑措矣，以实论之，玄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树，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马端临曰：“是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名不患其无也，名实如形与影，有形则影随之，无形而强欲为之影，万无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为此奏，承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后世耳。然而数百年之后，马氏尚为此论，则当世之臣民目睹其实者其能欺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胡氏华实之论，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

宪宗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不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宪宗然李绛之言，非于頔之请，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读《虞书》而知近世宪网之密，亦犹唐太宗读《明堂图》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如此，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

太宗在御，尝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隐微，尝亲录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

臣按：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下情不能自达，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高宗绍兴四年，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一断以祖宗成法，无自处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诏可为世法。

以上存钦恤之心

卷一一三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呜呼，《吕刑》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

狱货非宝，惟府（聚也）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狱货，鬻狱而得货也。府，聚也。辜功，犹云罪状也。报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罚之，盖以人之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则犹吏将无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货而杀人，是逆天命也，天岂容我哉？以货杀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讨有罪者以杀无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对曰：“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诛以快其志，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虽无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卫鞅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始皇并吞六国，毁先王之法，减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摽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目程决事，日悬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极于大辟，死一身之外无余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产，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又况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则生女可以不举矣。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则人类不几于绝乎？所谓妖言之令，尤为无可凭据，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无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或至奸宄之生、祸乱之作，必明立禁条，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成夫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坐之，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乱，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其享国至四百余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后，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张汤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故士传言、庶人谤，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周厉王虽监谤，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监之而后隘矣。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其后又有妖言令，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虽然，是犹或发之于口、或笔之于书，得一据证，反是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观其言，明试以功，又考其事，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呜呼，异哉！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从而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指忠臣曰尔欲弑君，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尔虽不言不为吾知，尔之心也。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立法如此，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义不得以自伸，反贻暗昧之诛，喑呜而死，皆汤启之也。汤祸贼不足道，其报亦不旋踵，独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况立法以诏之乎。”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为人臣以事君，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胡寅曰：“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是与之争也。夫民服之则驯，治之则骇，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临以严刑如草者，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何则？寡不胜众也。汉监不远，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抚以德、养以善，居上而宽，如天覆然，何至于为盗哉？”

臣按：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时以盗贼滋起，作为沈命法，非独不能止盗，反由是而盗贼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是一举而二失焉，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吕刑》云“民之乱罔不中”，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合，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不晓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例也），议者咸冤伤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贫耗，穷民犯法，乃使酷吏条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网罗之。呜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终也又用张汤、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则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仓禀实，知礼节”，必也制节谨度，薄税敛，宽力役，使其家给人足，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终有曰：“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且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云‘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十余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然观其疏，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虚美薰心，实祸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继言胥吏惨刻，狱犴冤枉；及其终也，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诏立廷平，然当时杨恽之死，正坐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于定国为廷尉，乃奏以为妖恶言，大逆无道，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而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观诸汉、唐末世之君可见矣，有国家者尚鉴之哉。

章帝时，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着于令。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部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书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言者。窦武、霍谞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及灵帝即位，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侯览怨张俭尤甚，乃命朱并上书，告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时上年十四，问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对曰：“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马端临曰：“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善哉问也。帝时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吕后时虽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于宣帝，始终以诽谤为言，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卒之善良受祸，国祚随之。后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狱虽若惨刻，然失人心、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然杀谏臣犹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杀也，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则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其国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蹠之诛，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至于唐犹盛，不可谓天无意也。

初，魏元丕与陆睿、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赐冲、烈诏曰：“睿反逆，违誓在彼，不关朕也，然犹不忘前言，听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

司马光曰：“杀生予夺，人君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宥则宥，可刑则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臣按：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所以持仁义者信也。不当死而死之非仁，当死而不死之非义，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为国？

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怜民之愚也；梁武泣囚，侥己之福也。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怜愚而泣，终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后，使之化愚为智、变恶为良；侥福而泣，虽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恶日起，卒致白昼杀人、公行摽掠，本欲侥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

隋文帝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令斩之。高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殿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又为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竟于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无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之，欲人莫测吾之所为而知所畏惧，将以得其情而摄其心也。呜呼，圣人所谓智者岂若是耶？彼盖自智其智，非吾圣人之智也。智与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则本于诚焉，诚以用智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谋诡诈以为智，天之未定则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则因之以灭宗祀，后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鉴哉。

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米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轻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随其多少、大小而权之也。盗一钱者则坐以死，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为盗者不为盗则已，如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谨，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擢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索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及凤凰晒开、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等名，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于佛氏所说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至阎立本图《地狱变相》形于绘画则人之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为恶，后世为恶者乃以刑为行恶之具，其惨酷有如武后时酷吏之所为者，盍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还，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贵，人虽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虽尊贵，彼虽卑贱，同一知识蠢动也，我与彼均禀性赋形于天地间，天生我亦犹生彼也，不畏于人，独不畏于天乎？

武后长寿元年，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谋反。先是，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仁杰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即承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令其子上冤状，武后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綝视之，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綝奏之。乐思晦男数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武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武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

臣按：路温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刑具之轻者也，人之肌肤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后世人主观武后时来俊臣治狄仁杰谋反之狱，及详乐思晦幼男之言，与仁杰召见之对，则酷吏害人之情状、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见矣。

武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中间疑有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悦，曰：“烝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臣按：武后虽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尝无也，虽以一时酷吏逢其恶用淫刑以逞，彼虽昧于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卒亦未尝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无不坐诛，而当时宰臣顺成之者亦咎其陷己于淫刑焉。后世人主观仁杰之对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狱必须自引所犯者于前，躬自诘问而毋为所蔽，为刑官者毋逢君之恶，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诛戮之及、咎怨之归也。

武后时，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恶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贵者往往假是诬人以求爵赏，人主不之察而听之，其致人于死地辄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绝人之宗祀，其为仁政之累、和气之盭也大矣。遇有斯狱必须隔别而问，证佐既明，必须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为诘问，许其面辩，不付其狱于所执之人，必察其详于外廷之讯。如此，则奸状无不明，刑狱无不当矣。

玄宗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奭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煆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置为刑狱，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孙当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汉唐以来，乃有诏狱之名，及有起大狱者，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后世人臣有请于祖宗常狱之外别起狱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肃宗时，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贾至上疏曰：“《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能亦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下其事令百官议，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乎？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臣按：肃宗之于一王去荣杀县令而不正其罪，贾至既言之，韦见素等又言之，谆复明切如此，而肃宗竟不悟焉，其后卒至法令废弛，士卒桀骜，终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杀医官韩宗卲等二十余人，收捕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平章事刘瞻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卲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

臣按：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杀医者二十余人，而收捕亲族至三百余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独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爱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爱其父与子，人有贵贱而痛戚之情则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于误亦在所宥，况医所能生者不死者尔，数之尽者，医岂能延哉？刘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独不仁，盖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吴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绝人之世也。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疾与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且以祖宗近事较之，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伏望浚发德音，详为条，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圣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莫先于此。”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四刑惟残人之肌体，宫刑则绝人之种类，故虽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惨，大辟虽曰身首异处，然止于一身一时，而宫刑则上阏先传、下绝后继，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无古宫刑，亦无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为嗣之例，祖宗以来，凡人侍掖庭者多取军旅中不得已所系累之幼稚，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

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程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程颐曰：“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

吕祖谦曰：“《师》以二为主，二将帅也，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比》以五为主，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比》所以次《师》者，言众虽听命于将帅，而心当亲辅于君也。”

《杂卦》曰：《比》乐《师》忧。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程颐曰：“富者众之所归，惟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谦逊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奔驰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杨万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尔。舜征苗，不得已也。汉武征匈奴，岂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程颐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酺》之彖曰：酺，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酺，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边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伏惟圣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断断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几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德，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闇闇（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卷一一五

▲總論威武之道（中）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令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強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裏，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複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複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幹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鹹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奸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僥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鑒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範寧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眾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乃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嚐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眾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鬥，戰鬥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製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征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杜預曰：“不征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征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鬥。”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眾，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桓公十一年，鬥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複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偏、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曈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雲戰所畜也。士曈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瞆者之誤評宮角，遂欲並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嚐有毫發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跡，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剿（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製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曆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指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屍以為京觀（積屍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眾（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眾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奸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雲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範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範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遊（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遊、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製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製小，由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製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虻雍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台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嚐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禦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修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強兵之要，孰有先於修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鬥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於商牧（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誌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覿、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複有誌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誌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葉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誌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穀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嚐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讚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朱熹曰：“先王之製，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幹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幹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幹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鹹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卷一一六

▲总论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治也）耨（耘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则谁与我为敌哉？仁者无敌，盖古语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阔，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之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问孟子，意欲强兵以报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为天下莫敌之策。徐观其策，不过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梃而挞秦楚之兵，夫车徒之众、兵刃之利不足以当秦楚之强，乃欲制梃以挞之，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哉？然观战国之时其国有六，其后皆亡于秦，固以秦之强而有坚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过起于折竿斩木之匹夫，当是时也，天下一家、万国一君，岂无坚甲利兵哉？然而无救于秦之亡，由是观之，坚甲利兵虽可以张国威于一时，而孝弟忠信终可以结民心于悠久也，孰谓孟子之言迂阔哉？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怒目而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怒貌）斯怒，爰（于也）整其旅（众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以笃（厚也）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谓作乱也）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诗》，《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书》，《周书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为，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张栻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礼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与喜对，圣人之情发皆中节，其喜也则为庆赏，天下莫不仰其泽，其怒也则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国之人涂炭极矣，文王一怒而二国之人得其安；商辛横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则当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汉武帝之出师塞北，隋炀帝之渡海征辽，元世祖之兴师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间，大业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后世人君尚知所鉴戒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记》，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齐因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运，转也。言齐若更为暴虐，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

赵岐曰：“征伐之道当顺民心，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商书仲虺之诰》，下同）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言何为不先来伐我）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虹也）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动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来其苏（复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救也）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絷缚也）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宝玉之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儿），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尚也）可及止（及其未发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齐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为暴也。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齐之取燕，若能如汤之征葛则燕人悦之，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吕大临曰：“奉行天命谓之天吏。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若汤武是也。”

臣按：燕、齐皆列国也，燕虽不道，齐非天子而擅兴师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当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说也。况燕之与齐，地丑德齐，无甚相远，然燕之君不当以先君之位而予诸人，而其臣亦不当受其君之位而不辞，是时周室微弱，不能执九伐之权，燕齐接壤而邻国有变乱为之救正，亦不为过。然是时燕民无罪而为乱者在子哙、子之，齐人既胜燕之后，即当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国之宝器，诛其君臣之作乱者，然后谋于燕之世臣耆旧，别立君而去，其于燕之土地、人民无所利之，如此，则是为邻国定乱非取而有之也。齐王虽非天吏，然存兴灭继绝之心、诛乱安人之意，亦庶几乎汤武之师矣。先儒谓汤十一征不是全灭其国取之，则是蹊田而夺之牛，齐王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则是灭绝其国矣，安能逆止诸侯之兵哉？此孟子为齐人画为区处取燕之策，可以为后世用兵定乱之法。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坚利也，米粟（谷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朱熹曰：“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环，围也。言四面攻围，旷日持久，必有值天时之善者。委，弃也。言不得民心，民不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张栻曰：“得道者顺乎理而已，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顺之，其王也孰能御之？失道则违拂人心，心之所暌，虽亲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虽有高城深池，谁与为守？”

臣按：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言者，万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权其轻重而言，则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争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虽得天时、地利，犹无得也。先儒谓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则地利之险有人以为之守，天时之善有人以为之乘，先王之守国家用天下，本末具举，如此，则固以得道得人心为本，而亦不废天时、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举，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临时可致者也，则又在乎平日省刑罚、薄税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则无敌于天下而为天吏矣，则虽地利不固而天时未顺，亦足以自守矣，况兼得天时、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孟子曰：“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舂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朱熹曰：“制行伍曰陈，交兵曰战。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

张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胜，则天下孰非吾敌？胜与负均为残民而逆行耳。”

许谦曰：“孟子之时，皆尚攻战，能者为贤臣，而孟子乃以为大罪。盖国君苟能行仁政以爱其民，使之饱暖安佚，则下民亲戴其上矣，其他国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归于此，人既乐归于我，我以亲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则其民岂肯与我为敌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时无义战之兵，二章言武王仁义之师无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汤武仁义之师必不用我善为战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灾。”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乃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为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宝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己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己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微，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读为袒，露袒谓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间滑（乱也）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搅也）沸（汤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而齐用王子（子成父），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法也），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摄伏，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则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御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纪纲、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幸，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

已上总论威武之道（下）

卷一一七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盗捕贼），以令贡赋（施政令以贡赋之事）。

郑玄曰：“用，谓使民事之也。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有夫有妇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唯田与追胥竭（尽也）作（行也）。

贾公彦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唯田与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羡卒尽行也。”

吴澂曰：“以田赋出军，古法也，今则难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近止数十里，远则数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惮，室家无怨恩。秦汉以来，万里长戍，民之惮行如往弃市，于斯之时，乃假《周官》之说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农既分，制虽非古，然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若夫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斯尽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赋而出军，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阶级相承以为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盖有事则随时起调，无事则依旧输纳，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随阙而随补。军伍无有空也，多用则多起，分数无不足也。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非无兵也，用之则布满于行陈，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复，可慨也夫。

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曰：“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余。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小国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人，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王纲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吴澂曰：“伍一比也，两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党也，师一州也，军一乡也，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其师史者也。成周寓兵于农，方其无事为农，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乡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为兵，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皆命卿，即乡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则属之大司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则皆前日之农也，士不待迁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旅、党，出则联其人以为伍、两、卒、旅，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有事则驱之于行陈，事已则归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继，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自耕而自食，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兵无屯戍之劳，将无握兵之患。先王之时，所以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夷，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刘敞曰：“鲁不务德而务广，力不务益义而务益，兵以王者之制论之，则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必乱之道也，是以圣人禁之。”

臣按：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乘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历千载，永不可复。《春秋》作丘甲之书，其垂戒后世，意深切矣。

班固《汉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税为田租）有赋（赋谓发赋敛之财），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故有乘马之法，后世骑战不复用车，姑备其制于此。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时，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固未尝好战，亦未尝忘战，制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给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国语》：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同）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福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匹也），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犹横也）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苏轼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李觏曰：“管仲相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福祸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军之法固尝试之矣。”

臣按：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莫能敌。后世之兵动以十百万计，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此无他，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内政之作，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汉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官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

林駉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侯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如八校、胡骑则是募兵而卫，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见于《周官》者可考也。自迁、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如《虞书》“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掌于皋陶之刑之意。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岂其伦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即汉南军卫宫之意；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即汉北军卫京之意。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过更者亦以钱雇直，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臣按：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为方镇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既而复之，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杜牧曰：“为国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则叛，韩、黥、七国、禄山、仆固是也；居内则篡，卓、莽、曹、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

欧阳修曰：“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趋利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蓄财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源也。呜呼，太宗远矣，而子孙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而于兵尤当加慎重焉。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明年更号曰“广骑”。

臣按：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以唐之子孙骄弱，不能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屡变其制，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以为措置之势使然。呜呼，兹岂独势之使哉，盖亦人谋之不臧也。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渐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为之。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戍卒还者十无一二，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广骑，李林甫为相，又奏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所顾惜者，然后不敢恣肆，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废，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思欲复之，然终不能复，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两河略定，萧俯、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兵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炼，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且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间。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剌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神宗更制，联比其民以为保甲，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群盗，其初兵不满万，光、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军制具于此。臣尝因汉、唐、宋之军制而论之，汉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然亦多因其旧，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为法故也。我祖宗得国之初，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内外卫凡若干处，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卫分军数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领钤束以成队伍，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窃考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加减，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或临时制宜，或因时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臣子之建请，惟我圣祖久历戎行，洞烛古今之利病，断自宸衷，制为画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开国至今百有余年矣，圣子神孙恪守成规，以为宗社不拔之基，其间固有军伍悬空之处、将领积多之患，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

苏轼应诏作策，别其一曰定军制：“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是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且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

臣按：苏轼此策于汉、唐、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论之，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复，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以省国费，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虽曰寓兵于农，暇则耕稼，然军府杂郡县之中，士卒混编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时，非法征求分外驱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补其罅、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虽至今存可也。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由牧此言观之，则今日京畿之形胜、物力，天下莫敌焉可知已。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况居万乘之尊、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余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备不无少弛，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朝廷非不时加整饬，岁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臣愚过为远虑，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失今不图，恐后愈难于今矣。请于国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不识可乎，请试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若见丁尽以为兵，可得四五十万，使今日京辅之间有此劲兵，则国势自尊、国威自壮，视彼列屯坐食之众、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间矣，万一臣言有可采者，请敕大臣集议，若于旧制无碍、治体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讲求利害，的然有利而无害，然后见之施行。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一以所居就产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数，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视军卫总旗），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视军卫小旗），又合十队为一都甲（视军卫千百户）而属之州县，州县属之府，其十年轮当之，里甲咸仍旧焉。凡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切蠲除之，岁惟养焉、纳粮二事，他赋役皆无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不以户而以丁，丁以二为一，单丁则合诸他，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有司岁时阅视，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笃废者除其名，秋粮量减其额，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调运，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谓顺天等五府）之兵分属五军，州县各为教场，月一点操之，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孟冬农隙，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场操练，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马政，工部遣官阅兵器，事竣各具实开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调（又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之政，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不及数者合诸其邻，每三丁备一种马（俗所谓骡马），并力养之，昼则分牧，夜则合饲，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种豆取料，至秋成时按亩以收，预为仓场，积草料于近厩之地，以为牧养之费，民无地者官给之，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分给于民，非但养马兼蓄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孳生之马有壮健者，印烙毕即俵散壮丁，俾其骑操，官时点视，有疲损者罪其人。如此，则国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马矣（详见“牧马之政”条）。或曰五郡切近京师，应内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罢免，从何措注？请下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计该费若干，然后行下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项名色之数，岁入凡几何，旧积凡几何，经费之外、预备之余，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其有羡余者别为收贮，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买物之费。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为计工定直，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钱于民，今取于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当过，然后逐月予直，如当过正月于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岁各办物料，官为先事计算，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官吏不多科扰民矣。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余，则如之何？曰设法措置，随时通融，损有余以补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土宇之广、民物之众，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其他盐粮、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以复古人府兵之制，以壮国势，以张国威，内以固京师、外以慑夷狄，其于国计亦无大损。或曰昔宋韩琦剌民兵于陕西，亦谓得唐府兵法，而司马光六上章以为不便，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皆如光所言，窃恐既籍民为兵之后，而州县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为此议，惟仍州县之旧，而不属之军卫，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农隙教战，朝委将帅，惟于冬月一行，必与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调运，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筑堤引水以备旱涝，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或干运京储以实近边之阙，除此之外不许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优闲，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国恩沦肌彻髓，其欢欣鼓舞、铭刻思报为何如哉？此法傥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费，内可以壮中国之势、外可以慑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随时制宜、补偏起废，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

以上军伍之制

卷一一八

▲宫禁之卫

《周书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长）、常任（任事公卿）、准人（守法有司）、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谓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盖侍御仆从中近臣之长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与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并称为官职之美，而叹夫知忧其得人为鲜，何也？先儒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观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辅弼、侍从之臣不可不得其人，则虽扈从、侍卫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则知治体、赞王化者必深以为忧焉。

《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四时也）比（校也）宫中之官府（谓官府之在宫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以两木为机以警夜）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察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祭祀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

吴澂曰：“宫正，宫中长也。戒令纠禁者，戒其怠忽，纠其缓散，令之使有为，禁之使勿为也。宫正时比之法者，为之版以待，则籍其名之多少，夕击柝而比则计其人之在否，国有祭祀、兵戎、丧纪之故则其比亦然。王宫有内外，内外严密不可不辨，启闭之际以时而禁，然后为之稽其功之见于绪者，纠其德之见于行者，几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邪淫怠之人则斥而去之，然后会其人使之什伍相联，则勉于道艺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时，以木铎警众，使修夫火政。跸，止人清道之具。出称警，入言跸，跸止行者，宫正则执烛以为明。”

又曰：“宫庭内事固非执政大臣所当与，而属之天官何耶？自古国家危亡之患，多生于房闼，否则生于阉寺，夏商之亡、汉唐之衰，其祸以此。夫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敢肆其奸以败人之国者，以其无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一旦祸变，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汉之窦武、何进，唐之李训、郑注、元载之徒是也。果丽于冢宰，则小大受制于执政大臣，常有所忌惮而不敢肆其恶，诚可以销患于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来，王政先内治，当时侍卫、仆从罔匪正人，虽缀衣虎贲趣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临之，宫壸朝廷均为一体，非若后世之疏外廷而亲内竖也。夫宫正则属于冢宰，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纠禁行乎其间，养成君德。”如此，王业岂有不盛也哉？

宫伯（亦长也）掌王宫之士（卫士也）庶子（国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廪禄）叙（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

郑玄曰：“王宫之士，卿大夫之适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

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则功臣之世，则贤者之类，王以自近而卫焉。故君臣国家安危一体，休戚一心，上下亲而内外察也。”

吕祖谦曰：“古者执戈戟以宿卫王宫皆士大夫之职，无事而奉燕私，则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有事而司御侮，则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下至秦汉，陛楯执戟尚余一二，此制既废，人主接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而周庐陛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盖亦此意。臣窃以为，今日宜广此意，凡公、侯、驸马、伯及凡有功德于国家者之子若孙，皆授此职，使之番上宿卫，如此，则不徒宿直宫禁得肺腑之臣，而勋戚子孙亦得俸禄之养，盖一举而两得焉。

阍人（主晨昏之启闭者）掌守王宫之中门（雉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内人（王内之臣）、公器（公家之器）、宾客（诸侯之臣为宾客者）、无帅（导其出入者）则几（察也）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辟开左右行者）。掌埽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

贾公彦曰：“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妇，总卿大夫之妻也；内命妇，三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潜服，则衷甲之类。贼器，器之可以贼人者。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宦者掌门禁，其严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不许入皇城门，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处）则守王闲（陛楯也），王在国则守王宫（为周卫也），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丧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征役之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

郑玄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选勇力者，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后。”

臣按：此虎贲之名见于《周书立政》，盖天子之亲兵也。今制，锦衣以下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军都督府，所隶专以扈从、宿卫为职，即此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甲胄之属）而趋。

王安石曰：“王吉服则亦吉服，王凶服则亦凶服，王戎服则亦戎服。”

吴澂曰：“旅者，主膂力而卫王者。夹王车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为之帅。服而趋，亦谓夹王车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贲，又愤怒也。《周官》既有虎贲，又有旅贲，旅贲者主膂力而言，亦犹今制，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将军、力士也。《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赐晋文公虎贲三百人。

臣按：先儒谓虎贲八百人乃天子亲兵也，六军之外，禁卫惟此而已。王不出则虎贲不出，及其弊也以之从军旅、赐诸侯，非旧法也。由是观之，则虎贲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赐之者尤非也。

易祓曰：“郎卫、兵卫均为宿卫之职，而郎中令、卫尉所掌皆宫门内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为光禄勋，《前表》光禄勋掌宫门户，卫尉掌宫殿门，又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其职实有相关者，特有内外之别耳。此正《周官》所谓宫正、宫伯之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其后又以期门、羽林皆属焉，是皆亲近天子之宫。”

臣按：古者环卫有二等，汉有卫郎、卫兵，是郎《周官》宫正、宫伯之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者也。武帝时置期门、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与侍中等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先儒谓汉期门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贲之遗意，盖王出与王出也。

后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谢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中郎、侍郎、郎中、节从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皆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林駉曰：“东汉以来，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分属之后，政令不行于其间，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奈何禁之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后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其祸流至是也。”

臣按：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说者归咎于光武之不任三公，诚是也。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何也？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间，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诚能如周人以内宰、小臣、阍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职皆属之大宰，以受其节制焉，则彼虽欲逞其不轨之心，亦且有所忌惮而不敢为矣。矧夫后世，宿直执戟之臣实有兵权以寓其间，苟无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岂不贻国家之祸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睿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后有左右神策军。

十六卫曰左右卫、曰左右骁卫、曰左右武卫、曰左右威卫、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领军、曰左右监门、曰左右千牛，每卫有上将军、有大将军、有将军，自左右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

林駉曰：“唐之十六卫已备汉人南北军之制，汉以卫尉护南军、以金吾巡北军，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是北军已寓其间，观白乐天羽林将军之制，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其知之矣。”又曰：“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其选始轻，禄山、吐蕃之变，神策禁军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势益横，北衙既横之后，外庭诸臣莫之谁何，萧复言之而不见听，高元裕谏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预禁军，专归宦者，为患至是也。”

臣按：本朝十二卫即唐人十六卫之遗制，凡诸卫之亲军皆以番直宿卫，执戈戟严巡儆监门禁，而锦衣所掌者乃卤簿、仪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诸卫皆统军卒，而锦衣独领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贲、旅贲也，诸军皆世卒而府军独签幼军，即汉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设亲军也仅十有二，后又稍有加焉，诸卫正倅一惟其世，独锦衣之任则不以世而以能，盖天子御座则夹陛而立，天子御辇则扶辕以行，出警而入跸，承旨而传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诏狱，所寄人之死生系焉，是尤不可不慎择其人也。

太宗时，诏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兼右卫率，又兼工部尚书，身两职，宿卫两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劳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卫虽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无有所谓腹心股肱之臣，请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则既有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又有勋德世臣总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宫之中得以安寝无虞矣。

肃宗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德宗时，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其规模宏远矣。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于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亲从官数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与副同主判之；殿前始于周之显德，宋循其旧，有马军、步军，独殿前得统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内庭宿卫无不预者，而独宿直诸班禁卫无所统摄，至亲从之官复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专出于宦者之手；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关，亦汉南北军相统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军不独内卫京师，而往往使之屯泊于外，失其所以命名之义矣。盖太祖惩唐末以来援镇兵强之患，故聚精锐于京师，时出之以守国，盖欲以内而制外也。其谋虽深而其势则不顺，史臣谓其规模宏远，臣不敢以为然也。夫立国规模在笃近而举远，居重以驭轻，使天下之大，四面环绕以为吾屏蔽也，既为禁兵，岂可远出而卫郡县，使之就粮于外，禁士独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呜呼，宋人制军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说者谓其声容盛而武备弱也，观于此尤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宫，左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候。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共汽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禁中，略无讥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勘劾，诏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等九人并远小处监当。”

六年，同知谏院司马光言：“式律，夜开宫殿门及城门者皆须有墨敕、鱼符，其受敕人具录所开门并出入人帐于中书门下，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俱诣合覆奏，御注听郎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符虽合不勘而开，若勘符不合而为开及不承敕而擅开闭出入者，其刑名轻者徒流、重者处绞。伏望陛下深虑安危，防微杜渐，自今宫殿门城门并须依时开闭，非急切大事勿复夜开，必不得已须至夜开者，即必亲降手敕加以御宝，受敕之人仍写出入人帐，委宿卫当上之官众共验敕文真的，然后覆奏，候再见御批，方请门钥，与监门官亲自监开，依帐点阅人数，放令出入，即时下锁，进纳门钥。”

臣按：宋王陶、司马光所言二事，可见古人严谨宫门之禁。我圣祖于此一事尤加严切，所以防微杜渐之意无所不至，每夜将军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队、一虫鸟之落，诘旦早朝即令给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开城门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严谨门禁，一切外人不许阑入，以敦圣朝之家教，以立礼义之大防，非但以备奸宄杜祸乱而已也。

至和元年，有幞被入直内藏剑者，御史马遵言：“律于御用舟船饮食之类，有不如法皆不称误，所以许世子止躬不尝药，《春秋》加以大恶之名，唐长孙无忌入朝不解刀，校尉被诛死之议，所责者重、所虑者深。法令于皇城门禁尤为谨严，今麦昭吉幞被入直，中有剑器，历诸门抵便殿曾无捡察，略不觉悟，若奸盗包藏而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虽已具狱，而诸门监官、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谨大防，庶弭来患。”

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言：“风闻内苑作工匠盗所结真珠事败，有旨更不得治监官，医官院人力怀刃为盗捕获，有旨不复推经由门户，中外闻之莫不抚髀而叹、顿足寒心，皆谓陛下误以此为小事。窃以监官之设，本为监临主守，司门之设本为讥察出入，今珠玑至贵之物失之数万，匹夫挟刃入数重门如涉无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后来更有犯者，不赦之则罪同罚异，人人皆怨，又赦之则事事废法，纪纲遂坏，虽有监官、司阍，将何用也？且宫禁之门法最严密，盖圣人防虑几微，谨备不测，以严卫一人，若左右恃恩废弛，积日累月，事体陵迟，忽有不测之虞，谁复知所职守，陛下岂不为宗庙社稷自重乎？”

臣按：祖宗于门禁出入其法最严，每四孟享太庙，夜间出钥于门隙，早朝亦于御前奏知，各门监守门官及各卫官军遇有出入者，必须有牌面方许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检之，其入也不许携寸铁，其出也不许带一物也，况敢有幞被藏剑、盗出真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渐，为圣子神孙计者，其严其密如此，继体守成者勿徇一时之欲，勿听小人之言，奖将卒之守法，受台谏之进言，如此，则永无意外之变，而宗社奠安矣，臣不胜惓惓。

胡安国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贲者犹今侍卫诸军也；康王新立，太保俾齐侯吕酺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吕酺者太公望之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深远矣，今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卑少，岂尊君强本、消患豫防之计也？”

以上宫禁之卫

卷一一九

▲京辅之屯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臣按：传谓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则是方千里矣。

《汉志》：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

章氏（失其名）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属三万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积六乡为千乘，而余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国皆如乡之法，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千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六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大司徒递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志，更劳均逸，不欲穷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诸侯入耳，或遣上公帅王赋，亦不过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也。”

臣按：古者兵出于农，天子之兵出于六军，六军之兵出于六乡，其出而为士、卒、旅、军、师者即其居而为比、闾、党、旅、州、乡者也。甸服千里之间，其所赋之兵而所出之税自足以给之，无劳远餫，内足以卫王室，而外足以镇压天下之大、四夷之远，非若后世签军于远方则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列军以长屯则人无别业而难于供亿。后世有志于三代之盛者，壮根本、安国家以为千万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于斯。

易祓曰：“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三辅，抑何轻重远近之不伦欤？盖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坟墓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

臣按：史谓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军而谓之北，对南言也。南军卫宫取之郡国，北军卫京取之三辅，说者有防微杜渐之意，臣窃以为卫京之兵取之近辅极是，臣于“军旅之制”条已节约汉唐遗意，妄为朝廷处置矣。若夫卫宫而取郡国之兵，恐未为得策，夫以疏外之兵、无乡土亲属之顾恋，而使之番上执戟以卫王宫，无事则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无外顾之心乎？我朝宿卫之兵用世将以统士卒，其虑深而远矣。

易祓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夫中尉乃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风，右即冯翊，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于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国，错列畿甸，其势为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也。”

唐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汉之畿兵始为番上，至其后也番上变为长屯，长屯变而远征，而畿兵之制坏矣。唐之畿兵始为府卫，至其后也府卫变为长从，长从变为禁军，而畿兵之制坏矣。此汉、唐内兵三变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为近古，臣既略仿其制一、制二具于“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间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熙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颖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盖有待也。臣按，汉、唐、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皆去边地辽远，非若我朝都燕，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北最近而东次之、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请如汉、唐、宋故事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俾守国之北门；其东也以永平为辅，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其西也以易州为辅，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带关隘；其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量其轻重缓急以多寡其数，罢两直隶、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班军，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驭轻，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墙壁，然后堂室坚固，内呼而外应，若设关捩然，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尊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以上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湿卤也）、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州牧之遗意。

易祓曰：“汉不特置材官而已，《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本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余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余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偏天下，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浸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余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儆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下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隋，缓急恐不可用，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储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则人之身，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惫，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论郡国之守

卷一二○

▲本兵之柄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详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详于政而略于化，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成周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故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帝舜命皋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蛮夷猾夏为言，是则后世兵官所掌之事也，岂不以兵乃刑罚之大者乎？班固作《汉书》，志刑罚而不志兵，乃杂兵于刑罚之中言之，所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来者尚矣。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工之陈，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固有以见于此也。由是观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蔡沈曰：“命掌六师，命为大司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盖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时已能收其兵权，故羲和之征犹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其兵权，如汉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之类。”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于刑官，未有专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师，然则兵司之设其在有夏之世欤。前代掌兵之官无定制，五代以来虽设枢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建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其后废中书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为五军，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二员，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与爵并入衔，其后止书其衔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旧制也。

吕祖谦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师，举政典以誓，则邦政掌于司马旧矣。国之大事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何也？天下无事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从出也，天下有事，举兵讨乱，邦之存亡安危系焉，其为政之大固不待论矣，此戎政所以独谓之政也。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

臣按：此条已载“正百官”下，然此复载之者，威武之道必本于兵，兵政之大者实掌于此官。窃惟唐虞之世设为九官，而独无所谓兵官者，盖是时风气初开，人心纯朴，虽有蛮夷猾夏、盗贼奸宄，特小小为害而已，然犹未至如后世之昌炽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讨随时命官，故三苗逆命则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尝特设官以掌兵政专征伐也。及得三苗，不过分比之，而其首恶亦止于窜逐之而已，非若后世犁庭扫穴而诛绝之也。夏之时始有掌六师、举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马居其一，为治之事无非政者，而独以统六师、平邦国为政典，则时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为政莫急于兵可见矣。噫，于此可以观世变矣，然在周之世，兵犹出于农，秦汉以来兵农遂分，不可复合，世变愈趋而愈下，为治者当随时以制宜，则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资文武、通达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随机应变之智，不足以当司马之任，毋徒循资取以充位，以贻误国之祸也。

郑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

吕祖谦曰：“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济贪忿而夸武功也，所谓天讨也。”

臣按：《周礼》六官之设，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国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扰、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则曰平焉。《大学》之道，其大用归于平天下，谓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齐方正，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则不平矣，故凡设官分职所以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间有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而犹有不平焉者，然后属之于司马焉。先儒谓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马所掌者邦政，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诸侯、边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干吾之刑宪，则声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舆，众也。行，谓军行列也。晋作六军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贾公彦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与诸官异者，以大司马总六军，故独多也。”

臣按：《周礼》五官之卿，所谓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联未有以徒、寇为名者，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与夫都司马、家司马焉，意者大司马与其贰掌邦政以平邦国，在天子之左右，总其大纲以佐天子，所谓国司马、公司马者也，若其用以主军赋者则谓之军，主车马者则谓之舆，主征行者则谓之行，曰两、曰都、曰家则各司其两及都、家者，其职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军赋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异其事，此其所以不嫌于同名也欤。

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乘陵也）弱犯寡则眚（削其四旁）之，贼贤害民则伐（声其罪以讨之）之，暴内（内暴其国）陵外（外陵诸侯）则坛（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则削（削其地）之，负固（恃其险阻）不服则侵（兵加其地）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逐也）弑其君则残之，犯令（违弃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时，其所封建以为诸侯者莫非贤也，邦国之君又安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盖先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为九伐之法，其法虽具，岂尝试之哉？设之使知惧而已。是以当时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严如此，世禄承袭者保其富厚而无苟且之意，修职述守者务善其礼不为进取之计，故信义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风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马，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谓王自出征伐）则掌其戒令，莅（临也）大卜（卜出军吉凶），帅执事莅衅（杀牲以血涂之）主（谓迁庙之主）及军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听军声者）、右秉钺（致杀伐者）以先恺（兵乐曰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无功）则厌（厌，冠丧服也）而奉主车。

郑玄曰：“师，所谓王巡守若会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贾公彦曰：“大师，王亲御六军，故司马用王之太常致众，若王不亲，则司马自用大旗致之。司马当战对陈之时巡军陈，视其战功之事，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赏罚也。”

臣按：王者之师非救无辜、伐有罪不轻出，盖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人，义者循理，故恶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奉一人以为君，所以安我也，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后君人之道尽，是以人之无罪而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为人上者必命将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众、势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后亲出师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会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郑玄曰：“此下脱灭，汉兴求之不得。”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

王次点曰：“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军、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藏于司马，号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之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此。”

臣按：先儒谓《周礼》六官之中惟小司马一官职掌不悉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徒有其官名而阙其职掌，其令贡赋则为之丘、甸、县、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数，其会卒伍则为之伍、两、军、师之名而以五起其数，其调车徒则立通、成、终、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数，同此民而易其名、异其数，何其不惮烦也？夫军旅一事也，习战谓之田，军政谓之礼，大阅谓之教，设其财于九式，离其书于《仪礼》，特阙其兵马之职，屡易其军伍之名，变化出入，使民不知，盖先王以为明民以凶器危事适以成其乖争之习，所以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为虑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马之数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团营之设，何居？

《诗六月》之三章曰：有严（威也）有翼（敬也），共（与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朱熹曰：“言将帅皆严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谓兵事莫尚于严，莫先于敬，为将必严，不严则军心不齐，为帅必敬，不敬则军事不整。严敬二字乃用师之要，夫惟将帅皆严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国之所以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