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礼仪之节（下）

《春秋传》：周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孟献子曰：“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

孔颖达曰：“干以树本为喻，基以墙屋为喻。”

刘子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并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让，礼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耕农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二十一年）杜预曰：“政须礼而行，政存则身安。”

子贡曰：“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时，去先王之世不远，一时论治者率本于礼，论礼者率本于敬让。敬也者礼之本也，让也者礼之实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让，以此立义，以此为政，本乎恭敬之节，形为逊让之风，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长世也欤？

晋叔向（晋大夫）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鲁昭公二年，叔弓如晋，因晋侯使郊劳而善于说辞，故叔向谓其知礼，且举其所闻者如此，兹二言者盖古语而叔向称之也。

晋女叔齐（即司马侯）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对以“鲁侯焉知礼”，且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盖谓昭公自郊劳至于赠贿无有所失，乃揖逊进退之仪文耳，非礼也。礼之为礼，以能保守其国家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为节，所以然者，用以固结其民心使之无失于我耳。今鲁君政在臣下，有贤人而不能用，祸难且将及于身而不知忧恤其所底止之地，顾惟屑屑于仪文之末，岂所谓礼乎？由是观之，则礼之为礼不在仪文之末可见矣。

孟僖子（鲁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鲁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召其大夫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所谓无礼无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鱼者也。古之圣贤教子必以礼也如此，盖以人之有礼如木之有干也，木而无干则不能生，人而无礼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郑大夫游吉）引子产之言以答赵简子曰：“夫礼，天之经（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利）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实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民实因之），生其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气为五味（酸、咸、辛、苦、甘），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淫则昏乱（滋味、声色用之过度令人昏迷而惑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陈天明、地性之目，与其所以则之、因之之实，然后简子赞之曰‘甚哉，礼之大也’，首尾通贯，节目详备。”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养人，五行之气入人口为五味，发见于目为五色，章彻于耳为五声，味以养口、色以养目、声以养耳，此三者虽复用以养人，人用不得过度，过度则为昏乱使人失其常性，故须为礼以节之。”

臣按：《左传》此章子太叔引子产论礼之言也，而孔子于《孝经》亦以之言孝，盖孝者礼之本也，事亲孝然后可移于君，居家理然后可移于国，疑必古有是言，子产因其旧文而孔子又为推本之论欤？

晏子（名婴，齐大夫）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谏也），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犹事也）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与齐景公言唯礼可以已乱之故，且言：“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商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盖以是时陈氏厚施于国，将有篡国之渐，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乱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后齐之国祚卒移之陈氏。噫，后世人主其尚敦厚人伦以立礼之本，而严立法制以行礼之用，庶乎少祸乱矣乎。

《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子张问自此以后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

胡寅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张问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圣人举已往之礼以明之，盖以见上天下地、往古来今，人之所以为生、君之所以为治、圣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于礼哉？所谓礼者，其大者在纲常，其小者在制度，纲常本于天，亘万世而不易，制度在乎人，随时世而变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来者亦不过如此而已。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范祖禹曰：“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失之奢，丧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礼奢而备，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丧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杨时曰：“礼始诸饮食，故污樽而殽饮，为之簠簋、笾豆、罍爵之饰，所以文之也，则其本俭而已。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为之衰麻、哭踊之数，所以节之也，则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灭质，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鲁人，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为问。孔子以时方逐末而放独有志于本，故大其问，盖得其本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畴。’在丧礼，则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戚则一于哀而文不足耳。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问礼而孔子并以丧告之者，盖以礼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辞先曰“与其”而又继之曰“宁”，则非以俭戚为可尚，特以与其流于文弊则宁如此耳。先儒谓其言之抑扬得其中正如此，所以为无弊也。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臣按：圣人之言礼亦必取证前代之典籍、当代之贤人，苟无证焉亦不敢以作也。后之欲制礼者，乌可无证而妄作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杨时曰：“告朔，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礼之大者。鲁不视朔矣，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实因可举，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礼，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爱犹惜也，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爱礼存羊，可见圣人意思之大，而常人无远见，屑屑惟小费之惜，殊不知礼虽废而羊存，庶几后人因羊以求礼，而礼之废者犹可因是而复举也。虽然，岂特告朔一事为然哉？凡夫古人之礼，今虽不尽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为复兴之绪，切不可惜一时之费而灭千古之迹也。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朱熹曰：“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要也）之以礼，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

臣按：博文、约礼，孔门传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为教，颜子受以为学，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古之圣贤未用则以是礼而为学，既用则以是礼而为治，大哉礼乎，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在是，为生民立命者在是。后世舍礼以为学，故其学流于异端；舍礼以为治，故其治杂于伯道。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畏惧貌），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急切也）。”朱熹曰：“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

张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无礼以主之，则过其节而有弊，反害之也。盖礼者存乎人心，有节而不可过者也。夫恭而无礼则自为罢（音疲）劳，慎而无礼则徒为畏惧，勇而无礼则流于陵犯，直而无礼则伤于讦切，其弊如此，岂所贵于恭、慎、勇、直哉？盖有礼以节之则莫非天理之本然，无礼以节之则亦人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约诸己为贵也。”

子曰：“麻冕（缁布冠），礼也，今也纯（丝也），俭（谓省约），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朱熹曰：“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泰，骄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谓“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其言可谓约而尽矣。大抵义之一言处事之权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损、从违者，一皆准以此例而推其余。

《孟子》：任人（任国名）有问屋庐子（孟子弟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任人复问）？”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难也），不揣其本（谓下）而齐其末（谓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可使高于岑楼（楼之高锐似山岑者，喻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带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戾也）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牵也）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楼至高，喻礼。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则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金本重而带钩小，故轻，喻礼有轻于食、色者；羽本轻而一舆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礼者。礼食、亲迎，礼之轻者也；饥而死以灭其性，不得妻而废人伦，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犹言何但，言其相去悬绝，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紾兄之臂而夺之食，搂处子而得妻，此二者礼与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较则礼为尤重也。此章言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则天理所以防闲人欲者也。礼本重，食、色本轻，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于礼文之微者，又当随时随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也。

真德秀曰：“《荀子》书有《礼论》，其论礼之本末甚备，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岂不缪哉？”

臣按：荀况《礼论》其最纯者止此数言，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礼为伪，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论礼是也。臣恐后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而小人之无忌惮者或因之以进说，故于论礼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献，使知其所谓伪者乃人之伪，非礼之伪也。礼者敬而已矣，敬岂可以伪为哉？

程颐曰：“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又曰：“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

张载曰：“礼者理也，知理则能制礼，礼文残阙，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他日得理以意参校。”又曰：“礼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为之者。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礼亦当有渐。”

朱熹曰：“礼时为大，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耳。孔子从先进，恐亦有此意。或以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尔，曰然。”

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而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

臣按：古礼之不能行于今世，亦犹今礼之不可行于古也。虽然万古此天地，万古此人心，礼出于人心，圣人缘人情而制为礼，何有古今之异哉？盖同而不异者，程氏所谓义也、张氏所谓理也、朱氏所谓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类则有不能以尽同而不得以不异焉者。臣故历采自古以来凡为礼之说类聚以为一处，如张氏所云者，使后世有志于礼学者，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风气，顺其时势，称其情文，斟酌损益以渐行之，立为一代之制云。

以上论礼仪之节。臣按：成周盛时，以礼持世，凡其所以建国而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皆谓之礼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宾射以为礼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然其书不谓之治而谓之礼，其意可见矣。秦汉以来则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谓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庙、朝廷、学校而有节文、仪则者则谓之礼焉。盖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之大纲，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异者以此。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拟三礼，明年再命集议，又明年遍征草泽道德文章之士相与考订之，以为一代之制，今书之存者有《大明集礼》。洪武定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使天下后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后世作史者有所根据云。

卷四一

▲乐律之制（上之上）

程颐曰：“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故为豫也。坤顺震发，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作声乐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取其义。殷，盛也。”吕祖谦曰：“《豫》为《易》中之乐。”

臣按：此六经论乐之始。夫乐本于人心而作于圣人，人皆知之而不知圣人所以作乐，实因天阳之雷出于地阴之中，奋发迅动以成声而有和畅豫悦之象，故既法其声，又取其义，作为一代之乐，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乐之用不止于一，或用于朝觐，或用于燕享，或用于群祀，而其最盛者则惟以用之荐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长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适子也。教胄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专在于乐，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而孔子亦曰‘兴于诗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既形于言则必有长短之节，故曰歌永言。既有长短则必有高下清浊之殊，故曰声依永。声者，宫、商、角、征（音止）、羽也。人声既和，乃以其声被之八音，而为乐则无不谐协，而不相侵乱，失其伦次，可以奏之朝廷、荐之郊庙而神人以和矣。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

臣按：乐之作必谐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无相夺伦，然后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畅协合焉，然推原其本则出于人心、发于人声者也。是则有虞盛时既以此为治本，又专官以之为教，使他日继世出治者皆习熟于乐，养之于心志之初，陶之于节奏之际，和之于声音之间。盖以乐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乐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绝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与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汩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永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咏而乐其生也。董，督也。其勤于是者则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则督责而惩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强者不能久，故复即其前日歌咏之言，协之律吕，播之声音，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劝相之，使其欢欣鼓舞，趋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坏，此《周礼》所谓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谓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者也。”

吴澂曰：“劝以九歌者，民已乐之，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乐事赴功。《周官》有县正趋其稼事、里宰趋其耕耨，龠章吹豳雅、豳颂，与夫为春酒、杀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泽，古之遗制犹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见乐之理无乎不在，而古人作乐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庙、学宫，而凡闾阎之下、田野之间而乐之化无不陶焉。后世此意不存，非但用乐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乐者亦不知乐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劝相鼓舞之方，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蔡沈曰：“六律，阳律也，不言六吕者，阳统阴也。有律而后有声，有声而后八音得以依据，故六律、五声、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诗歌之协于五声者也。自上达下谓之出，自下达上谓之纳。汝听者，言汝当审乐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所谓六律、五声、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吕调则政之得可知，律吕不调则政之失可验，人君欲因律吕声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于诗言出纳之际求之，是故言之成诗者有五，或协于宫，或协于商，或协于角、征、羽。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有作于内者焉，作于外者则采而纳之于上，作于内者则飏而出之于下。在下之言或安以乐、或怨以怒，听之者因其言而观其风俗之所尚，由是而达之于上焉；在上之言或乐而淫、或哀而伤，听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达之于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乐音之乖和，察乐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则从而维持之，失则从而改革之，可见圣世君臣切切图惟治道，君于声律则曰予闻契之以其心也，臣于诗言则曰汝听审之以其耳也。吁，君欲闻于上而俾臣听于下，臣听而有得焉又以闻于君，君以臣为耳，臣以君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独在虞廷而后世不能及也欤。

夔曰：“戛击（孝击也）鸣球（玉磬也）、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丹朱也）在位，群后德让。下（堂下之乐）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合止敔（以合乐、烝以止乐），笙镛（大钟）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蔡沈曰：“乐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则堂上之乐惟取其声之轻清者与人声相比，故曰以咏，盖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合咏歌之声也。丹朱在位与助祭群后以德相让，则人无不和可知矣。上言以咏，下言以间，相对而言，盖与咏歌迭奏也。箫，古文作箾，舞者所执之物。《箫韶》者，舜乐之总名也。九成者，乐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乐以九成。凤凰，羽族之灵者。来仪者，来舞而有容仪也。”

又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者，堂上之乐也；下管鼗鼓，合止敔，笙镛以间者，堂下之乐也。”

林之奇曰：“堂上之乐以歌为主，堂下之乐以管为主，其实相合以成，别而言之则有堂上、堂下之异，合而言之则总名为《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乐，黄帝曰《咸池》、帝尧曰《大章》，然徒有其名，耳未闻其声容节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详载于《虞书》。解者谓韶，绍也，绍尧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鲁观乐，见舞象箾者曰：“德至矣，尽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齐闻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自有虞以至季札、孔子之时几二千年矣，而其声容之盛犹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当时群后德让、庶尹允谐，则虽蠢如鸟兽、灵如凤凰莫不率舞而来仪，自然之应也。是其为乐尽善尽美，如天如地，后虽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盖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乐以象成，而又得后夔为之掌典，故其为乐尽善而尽美，此孔子所以学之而忘肉味，而又举之教其徒以为邦，后之有天下者作为一代之乐以象其成功，尚宜仿佛其万一。立德以为乐本，择人以为乐官，求声气之元、备声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礼》：大司乐（乐官之长）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学名）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不偏）、和（中节）、祗（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友（善兄弟），以乐语教国子兴（托物兴词）、道（直言其事）、讽（微言以动之）、诵（以声节之）、言（发端曰言）、语（答述曰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其出如云）、《大卷》（言能聚物，二者皆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与韶同舞乐）、《大夏》（禹乐）、《大褷》（汤乐）、《大武》（武王乐）。以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同（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五声（宫、商、角、征、羽）、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乐舞）大合乐（律同声音，六舞所以大合乐也）以致鬼神示（奏之郊庙），以和邦国（颁之诸侯）、以谐万民（用之乡射）、以安宾客（用之燕享）、以说远人（四夷之君）、以作动物（索万物而享之）。

臣按：先王作乐以教国子，自虞廷以来已然，盖乐以象成，有国者既赖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以用其子若弟，又将以继续前人之功，冀其异时以辅佑我后人，故于其幼稚之日、未用之先，求道德之士以为其师保，声容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荡涤其邪志。教之德则异时居位足以辅德而长人，教之语则异时莅任足以宣辞而专对，教之舞则异时出入朝着临莅大众，周旋动容足以著表仪而华国体。朝廷之事莫大于礼乐，礼主严而乐主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义理渊微，而声容节奏之间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讲习。其所谓律吕、声音及历代之舞节，大会合以为乐，或用之郊庙，或颁之侯国，或施之乡射，或用之燕享，远而行之于四夷之来朝者，幽而索诸农民之蜡祭者焉。国家政治之施，合内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赖于乐。今日所以用乐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为他日之用，继继承承而不绝焉，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礼乐明备、治教休明、血脉关节常相联络而享有道之长与欤。

太师（乐工之贤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六律，阳声；六吕，阴声），阳声（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六吕）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钟）、石（磬）、土（埙）、革（鼗鼓）、丝（琴瑟）、木（敔）、匏（笙）、竹（管箫），教六诗曰风（诸侯国风）、曰赋（直陈其事）、曰比（即物为比）、曰兴（托物兴辞）、曰雅（大小雅）、曰颂（祭祀歌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帅瞽朦升堂而歌），令奏击拊（拊形如鼓），下管播乐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朄（音胤，小鼓也），大飨亦如之（飨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帅瞽而歌射节（用之大射）。大师（大起军旅），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吴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天地自然之理也。盖日月所会，在天为十二舍，在地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阴阳之合，阳道常饶，故其律顺而左旋，阴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转，无非应乎日月之所会而为天地自然之合，所谓合阴阳之声者，本诸此乎？六律属阳，六吕属阴，以阴之同乎阳，故谓之同，所以合阴阳之声。总而言之，则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声，数多而浊者大，少而清者细，大不逾宫，细不逾羽，征之声清于角，角之声清于商，惟五声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声。然五声寓于八音，金、石、土为阴，阴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后土；匏、竹、木为阳，阳顺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后木；革、丝居阴阳之正，是以先革而后丝，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言同以见律）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阳声属天，阴声属地），以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一、二、三、四为数，分、寸、丈、尺为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大小之剂、广狭之量），凡和乐亦如之（调和乐声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阴阳之声，是为十有二声。辨十有二声，杂比而和之，取中声焉以为乐器。”

臣按：太师主于和声，所合者阴阳之声也；典同主于制器，所辨者不止于阴阳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师既合其声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阴阳以制器焉。盖乐非声不成，而所以寓其声者器也。律属阳，吕属阴，阴必同于阳而无所乖异，则乐和矣，故其合声也必本乎阴阳，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阴阳。凡所以为之度数、为之齐量皆不能外乎阴阳之律与声焉，阴阳既合，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诗，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无不和协者矣。

陈澔曰：“五声，宫、商、角、征、羽也。六律，阳声黄钟子、太蔟寅、姑洗辰、蕤宾午、夷则申、无射戌也；阴声谓之六吕，大吕丑、应钟亥、南吕酉、林钟未、仲吕巳、夹钟卯也，六律、六吕皆是候气管名。还相为宫者，宫为君主之义，十二管更迭为主，自黄钟始，当其为宫，五声皆备，黄钟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上生大蔟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余仿此，林钟第二宫、大蔟三、南吕四、姑洗五、应钟六、蕤宾七、大吕八、夷则九、夹钟十、无射十一、仲吕十二也。”

臣按：《书》曰“声依永，律和声”，盖律以五声而辨，声以十二律而和，然五声之中又各有变焉，非变有所不能尽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声，五声之外又有所谓二变者焉，黄钟为宫，则林钟征、大蔟商、南吕羽、姑洗角而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矣，其十一律为宫皆然，旋之为十二宫，折之为八十四声类，皆五位为五音，第之至六为变宫，又第之至七为变征，然后旋转为宫，次第无穷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上之上）

卷四二

▲乐律之制（上之下）

《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生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陈澔曰：“凡乐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人心虚灵不昧，感而遂通，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而为声，声之辞意相应，自然生清浊、高下之变，变而成歌诗之方法则谓之音矣。成方犹言成曲调也。比合其音而播之乐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则谓之乐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乐之本。盖以乐之为乐，人见其备金石丝竹之音、干戚羽旄之舞，以为乐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浊、高下之变而合宫、商、角、征、羽之调者，其本元之所自则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陈澔曰：“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谐，故形于声音者安以乐；乱世政事乖戾，故形于声音者怨以怒；将亡之国其民困苦，故形于声音者哀以思，此声音所以与政通也。”

刘彝曰：“宫属土，弦用八十一丝为最多而声至浊，于五声独尊，故为君象；商属金，弦用七十二丝，声次浊，故次于君而为臣象；角属木，弦用六十四丝，声半清半浊，居五声之中，故次于臣而为民象；征属火，弦用五十六丝，其声清，有民而后有事，故为事象；羽属水，弦用四十八丝，为最少而声至清，有事而后用物，故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声固本于黄钟为宫，然还相为宫则其余十一律皆可为宫，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征事、羽物皆以次降杀，其有臣过君、民过臣、事过民、物过事者，则不用正声而以半声应之，此八音所以克谐而无相夺伦也。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则声音和谐而无怗珣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先王作乐，以一声寓一理，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使之必得其平，协比和谐无相凌夺，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宫音有失则求之于君，商音有失则求之于臣，以至角、征、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则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万宝常、张文收皆能以音乐而知时政之得失，非虚语也。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皆卫地）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马迁曰：“卫灵公适晋，舍濮上，夜闻琴声，召师涓听而写之，至晋命涓为平公奏之，师旷曰：‘此师延靡靡之声，武王伐纣，师延投濮水死，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也。’”

臣按：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国也，政之乖者乱国也，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国之将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则诬罔其上，罔上则民无诚心矣，民流则肆行其私，行私则无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以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诗、顺民之情性，协比以成文，播奏以为乐，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方悫曰：“凡耳有所闻者皆能知声，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若瓠巴鼓瑟游鱼出听、伯牙鼓琴六马仰秣，此禽兽之知声者也；魏文侯好郑卫之音、齐宣王好世俗之乐，此众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齐之所闻、季札聘鲁之所观，此君子之知乐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为治，其政治寓于声乐之中，故审其声乐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从事于簿书、期会，刑罚、兵戎之末，所谓乐者特用以行礼耳，不本于人心、不协于律吕，人之气不复关于天，君之政不复寓于乐，故流为苟简之治而无复文明之化者，此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桑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臣按：圣人作乐必本于人之性情，性之未发者中也，发为情而中节者和也，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数，或长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然乐之作也必与礼俱，而礼则各有所宜，又必裁制于礼之义焉。律阳而吕阴，必使其协比谐和，则生气之在天者，阳之气不至于散泄、阴之气不至于秘密矣；仁、礼、义、智、信在人为常行，必使其道达流通，则常德之在人者，刚之气不至于忿怒、柔之气不至于怯慑。如此，则天地之阴阳、人心之刚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畅焉，交畅于中而发形于外，于是宫君、商臣、角民、征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伦矣。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郑玄曰：“奸声、正声感人是倡也，而逆气、顺气应之是和也。回谓乖违，邪谓邪僻，及曲之与直各归其善恶之分，善归善分，恶归恶分，而万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恶之类自相感动也。”

辅广曰：“由是观之，先王之乐固非一日之积也，而乐之和与淫亦岂一人之所能为哉？自声之感气，气之成象，然后乐兴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写之于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损于其间也，至纣为靡靡之乐，亦其逆气自然之象耳。”

臣按：说者皆谓声乐之作出于人君之心，而此则谓声感人而气应，气应而成象然后乐兴焉。盖以声出人君之心而其声有正有奸，此以声感彼以气应，一倡一和，相为应验，或形于咏歌，或著于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为乐也有淫有和焉。自古圣君建中和之极以为乐本，声之出者必致其谨，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于奸而致逆气之应也。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孔颖达曰：“动发心志以声音，文饰声音以琴瑟，振动形体以干戚，装饰乐具以羽旄，随从音乐以箫管，用以奋动天地至德之光则神明来降，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则风雨顺、寒暑时，以著万物之理则万物得其所也。”

陆佃曰：“奋犹发也，若《大章》所以发尧德之光，《大韶》所以发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必如上所言然后可以作乐，不然则无其本矣。“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夫既修身以为作乐之本，然后从之以声容、备之以器数，在己则奋至德之光，在天则动四气之和，在地则著万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郑玄曰：“八风，八方之风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

张载曰：“正乐既行故人伦之道清，不视听奸乱故耳目聪明，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故血气和平，风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称，易前之恶从今之善。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

方悫曰：“清明者乐之声，故象天；广大者乐之体，故象地；终始者乐之序，故象四时；周旋者乐之节，故象风雨。”

应镛曰：“五声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风，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则百度各得其数。曰不乱、不奸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为经，言其变而不穷也。”

臣按：自古圣人以乐为内外交修之要，始也由修身而后作乐，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终也因乐行而养德，以致夫风俗移易之美，乐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程颐曰：“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

臣按：乐之所以为乐，因乎人情之所乐而已矣。然人情之所乐者则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乐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乐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义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广乐以成其教耳。广吾所乐之道以寓之声容之间，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义之正，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则君子之德从可知矣。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

臣按：乐之为乐，曰声、曰容、曰器三者而已，声寓于歌，容著于舞，歌之所协者金、石、丝、竹，舞之所执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则出于心，具于性而为德，发于志而为诗，由是而协于声则为歌诗之章，见于形则为文、武之舞，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如天地之气盛于内则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测也。此无他，有和顺积于中，斯有英华发于外，有诸中必形于外，夫岂可以声音像貌而伪为之乎？由是观之，则可见为乐之本在于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者又在乎诚也。

陈澔曰：“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君子听之而好善，感发其良心也；小人听之而知过，荡涤其邪秽也。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

臣按：此章诸家皆以为论《大武》之乐，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条，无待于约束，潜销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大哉乐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众也）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众乐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谓鼓），复乱（卒章）以武（铙也），治乱以相（拊也），讯（治也）疾（急也）以雅（乐器）。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行列杂乱），奸声以滥（不正），溺而不止，及优（俳优）侏儒（短小之人），釭（狝猴）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臣按：子夏既别古乐、新乐之异以告文侯，而下又告之，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而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总结之曰：“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所谓好恶者，谓好古乐、恶新乐也。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好其所当恶，恶其所当好，听古乐则思睡，听新声则不知倦，好恶之不谨故也。谨之一言，其人君为治之本，岂但乐之一事乎？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陈澔曰：“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故将舞之时，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乱，乐之卒章也。上章言复乱以武，言武舞将终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陈澔曰：“成者，曲之一终。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象灭商也。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极于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还也。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缀谓南头之初位也，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乐至六成而复初位，象武功成而归镐京，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乐莫盛于《韶》《武》，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后世言文乐者宗《韶》、言武乐者宗《武》，皆所谓至矣尽矣，不可复加者也。《韶》乐之制备于《虞书》，《武》舞之义详于《乐记》，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

《春秋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士有功赐乐，二二四人）。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方之风），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降杀以两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济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气（乐以气动，故居第一）、二体（舞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宫、商、角、征、羽）、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七音（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八风（八方之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冀风）、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后为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济也（合此十者相济后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借乐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后十者备乐之要用，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

《国语》：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司乐官）州鸠（人名），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长短）均（平也）钟，百官轨（道也）仪（法也），纪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吕），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中色）钟（聚也，阳气聚于此），所以宣养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阳气太蔟达子上），所以金奏（太蔟正声为商，故为金奏）赞阳（赞佐阳气）出滞（发出滞伏）也；三曰姑洗（姑洁洗濯），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合致神人，享宴纳宾）也；四曰蕤宾（阴气委蕤于上，阳气盛长于下，有似宾主），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夷，平；则，法），所以咏歌九则（九功之法则）平民无贰（疑贰）也；六曰无射（阳气收藏，万物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六间即六吕，在阳律之间）以扬沉伏（发扬滞伏之气）而黜（去也）散越（扬也）也，元间（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故曰元间）大吕（天气成于黄钟，受之于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助阳钟聚），出四隙之细（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也；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气盛也）钟，和展（审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任职）肃（速也）纯（大也）恪（敬也）也；五间南（任也）吕，赞阳秀也；六间应（台也）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细声谓角、征、羽）钧（调也）有钟（大为钟）无镈（小为镈），昭（明也）其大也；大（大声谓宫、商）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细则用大，以大平细；大则用小，以小平大。至则甚，大则独。鸣其细，细谓丝、竹、革、木）。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钧，如以黄钟为宫，便以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钧，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子母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

臣按：《国语》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居然可见考之。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有曰“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均者钧钟也，以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为钧，法用以度钟之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有之。

《家语》：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臣按：《家语》此章，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南者生育之乡，舜歌《南风》之诗，其兴也勃然，含和而终以帝；北者杀伐之域，纣好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暴乱而终以亡。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然舜非独帝也，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纣非独亡也，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由是观之，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北音自金、元始有之，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极其暴厉。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所以奏中声之节，歌解愠、阜财之诗，一洗亢丽微末之习，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

以上论乐律之制（上之下）

卷四三

▲乐律之制（中）

《论语》：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

朱熹曰：“语，告也。太师，乐官名。时音乐废阙，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愊，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

谢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愊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以告太师之言也。元许谦谓：“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声最高，竹、革之声次之，匏音次之，丝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乐八音皆和，声声俱见，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故曰愊如。既各自要分晓，又恐声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联属，故又曰绎如。玩其本文，始、从、成是作乐始、中、终三节，翕及纯、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

朱熹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谓：“《韶》《武》皆不可考，但《书》称德惟善政，至劝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乐之本，所谓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乐记》便见，盖是象伐纣之事。所谓南者，自南而北伐纣也，气象便不甚和，《韶》乐只是和而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乐之作前无伦而后无继也，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后，一旦闻而学之乃至于忘味，则在当时可知也。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学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又曰：“前汉《礼乐志》云：‘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乐居六经中之一，其为用最为急者。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有成书，而乐独阙焉。其所以为乐者，其书不复可见，幸有此数言载于鲁《论》之中。然不徒曰乐而且谓乐正者，正之一言，盖有以见乐之在当时其错杂无伦、淫邪不正，实有赖于圣人之正定也。

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放郑声。”

张载曰：“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朱熹曰：“取其尽善尽美。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于乐，郑声，乐之淫者，能摇荡人之性情以坏其成，故放绝之。大抵乐之为乐，虽备于声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则起于《诗》之言志。故圣人正乐以为常经，必使雅、颂之得所；取《韶》以立治法，必戒郑声之淫荡。后世有作，本九德之歌为九成之乐，用夫雅、颂之正而戒夫郑、卫之淫，则古乐不难复矣。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朱熹曰：“不与民同乐者，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穷困也；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之矣。”

范祖禹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

杨时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时虽伶官犹知奸声、淫乐为可耻，而战国之时则时君直以世俗之乐为可好，盖世变于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后，先王之古乐绝响而圣贤之格言犹存，深思而熟玩之，犹可以得其流风遗韵之仿佛也。后世人主诚因孔孟之言求作乐之本，乐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后为之，苟徒肆一已之乐而忘万民之忧，又不若不作之为愈也。当夫制作之后、播奏之时，慨然反思于心，曰吾之享此其与民同乐否乎？民得无闻之而有举疾首蹙沄相告者乎？必也好乐而与民同之，使其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则所作之乐虽不能备《韶》《》之音，而实得《韶》《》之意于千古之上矣。

《汉书志》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西戎之国）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生（治也）其窍（孔也）厚（一有“薄”字）均（孔与肉等也）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合也）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颜师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谓上下相生也。十二管皆生于黄钟之宫，故曰黄钟律吕之本。”

臣按：乐之作，始于黄帝命伶伦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律曰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雌鸣为六吕曰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此十二者皆以铜为管，转而相生。黄钟为首，其长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盆一分、下生者损一分，于是文之以五声曰宫、商、角、征、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而大乐和矣。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上与地平，实以葭灰，覆以缇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气，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而时序正矣。以之审度则以子谷黍中者九十，度黄钟之长而以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以之嘉量则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谨权衡则以黄钟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两之得二十四铢而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此黄钟所以为律吕之本，而天下万事万物皆由是而出焉。

《后汉书志》曰：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大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候气，道之本也。

臣按：声气之元一语，万世作乐者之大根大本也。作乐者不求之气与声而能有所成者，无此理也。

朱熹曰：“律历家最重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蔡邕《铜龠铭》曰：龠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

汉斛铭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规而圜之，其径当四寸有奇），庣（不满之处）旁九厘五毫（径尺四寸有奇之数犹未足也），幂百六十二寸（方尺幂百寸，圜其外每旁方水五寸，庣其旁约五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幂百六十二寸，为容一斗；积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数也。汉斛容十斗，实二千龠，计一百六十二万分，为一千六百二十寸。”又曰：“嘉量之法，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一石积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分者一百六十二万；一斗积一百六十二寸，为分者十六万二千；一升积十六寸二分，为分者一万六千二百；一合积一寸六分二厘，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则黄钟之龠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围八百一十分，则长累九十黍，广容一千二百黍矣。盖十其广之分以为长，十一其长之分以为广，自然之数也。”

臣按：朱熹《律吕新书》序所谓“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积分可考”者此也。《新书》之首章“律吕本原”论黄钟曰：“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盖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元，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德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损益焉。”吁，自汉以来钟律之议纷纷靡定，蔡氏兹书一出而千古之论灼然不疑，所谓“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此数言者真诚作乐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规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

《前汉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谓‘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为黄钟之大数’，即《律书》‘置一而九，三之以为寸法’者，其术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为寸法，则七三之为分法，五三之为厘法，三三之为毫法，一三之为丝法，从可知矣。《律书》独举寸法者，盖已于生钟，分内默具律，寸、分、厘、毫、丝之法而又于此律数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三。三者丝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则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则厘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则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则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丝，以之生十二律，以之生五声二变，上下乘除，参同契合，无所不通，盖数之自然也。”

臣按：此即朱熹所谓“寸以九分为法，淮南、太史、小司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黄钟九寸，以三分为损益，故以三历十二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其十二辰所得之数，在子、寅、辰、午、申、戍六阳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数，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阴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法，其寸、分、厘、毫、丝之法皆用九数，故九丝为毫，九毫为厘，九厘为分，九分为寸，为黄钟。盖黄钟之实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以三约之，为丝者五万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约之，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约之，为厘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约之，为分者八十一；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约之，为寸者九，由是三分损益以生十一律焉。”蔡氏所谓黄钟之实者如此，或者以谓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何所用之？朱熹曰：“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考究其法当如是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钟始，三分损益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此谓十二律长短相生，一终于仲吕之法。又制十二钟以准十二律之正声，又凫氏为钟以律计，自倍半，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但先儒释用倍声有二义，一义云半十二律正律为十二子声之钟，二义云从于仲吕之管寸数，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钟，以所得管之寸数然后半之以为子声之钟。其为变正声之法者，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子声则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吕之管长六寸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黄钟，三分益一，得八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二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以为黄钟，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之半以为子声之律。

蔡元定曰：“此说黄钟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声，所谓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吕上生黄钟，黄钟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声，即所谓变律、变半律也。正、变及半凡四十八声，上下相生，最得《汉志》所谓黄钟不复为他律役之意，与《律书》五声大小次第之法。但变律止于应钟，虽设而无所用，则其实三十六声而已，其间阳律不用变声而黄钟又不用正半声，阴吕不用正半声而应钟又不用变半声，其实又二十八声而已。”

臣按：朱熹所谓“变律半声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吕之数，往而不返，故黄钟不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所引“黄钟不复与他律为役”者，盖以黄钟至尊无与为并，惟于本宫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黄钟之为商、角、征、羽、二变者皆但用其变律，而正律不复与之为役也。

《通典》注曰：按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谓之七声，五声为正，二声为变，变者和也。

蔡元定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皆一律，角与征、羽与宫相去独二律，一律则近而和，二律则远而不相及，故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谓“五声二变之数，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征、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强弱。至变征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又曰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其所谓和缪者，《淮南子》曰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谓和；应仲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

孔颖达《礼疏》曰：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上生太簇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上生太簇为征，下生南吕为商，上生姑洗为羽，下生应钟为角；太簇为第三宫，下生南吕为征，上生姑洗为商，下生应钟为羽，上生蕤宾为角；南吕为第四宫，上生姑洗为征，下生应钟为商，上生蕤宾为羽，上生大吕为角；姑洗为第五宫，下生应钟为征，上生蕤宾为商，上生大吕为羽，下生夷则为角；应钟为第六宫，上生蕤宾为征，上生大吕为商，下生夷则为羽，上生夹钟为角；蕤宾为第七宫，上生大吕为征，下生夷则为商，上生夹钟为羽，下生无射为角；大吕为第八宫，下生夷则为征，上生夹钟为商，下生无射为羽，上生仲吕为角；夷则为第九宫，上生夹钟为征，下生无射为商，上生仲吕为羽，上生黄钟为角；夹钟为第十宫，下生无射为征，上生仲吕为商，上生黄钟为羽，下生林钟为角；无射为第十一宫，上生仲吕为征，上生黄钟为商，下生林钟为羽，上生太簇为角；仲吕为第十二宫，上生黄钟为征，下生林钟为商，上生太簇为羽，下生南吕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

蔡元定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礼运》所谓还相为宫，所以始于黄钟，终于南吕也。后世以变宫、变征参而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臣按：朱熹所谓“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者，此也。盖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止于六十，而后世乃参之以变宫、变征为八十四调，非古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中）

卷四四

▲乐律之制（下）

周敦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声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朱熹曰：“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此所谓淡。盖以今乐形之，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故希简而寂寥耳。废礼败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古今之异，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

程颐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得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张载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成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说，周氏以复古礼为先，程氏以考声音为正，张氏则以人之德性为本，三人者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且生当有宋全盛之时，天子锐意古乐而胡瑗、范镇、司马光辈方讲求钟律，遍访四方草泽以应诏，而三大儒者乃见遗焉。使当时若在讲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观，古乐或有可复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征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声，阳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则属于阴而未畅，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后属于阳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为角、为变征、为征、为羽、为变宫，而皆以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声，在五行为土，在五常为信，在五事为思，盖以其正，当众声和与未和、用与未用、阴阳际会之中，所以为盛。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且以七均论之，又有变征以君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变宫而止耳，自是而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则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及其旋相为宫，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二变之用，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以取诸律半声之管，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黄钟之与余律，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若诸半声以上，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盖黄钟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诸律半声过乎轻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过乎轻清之甚，则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正如子时初四刻属前日、正四刻属后日，其两日之间即所谓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则声自属阴以下，亦当默有十二正变半律之地以为中声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为者，但无声气之可纪耳。由是论之，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盖不以十二律节之，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不得黄钟之正，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则虽有黄帝、大舜之君，伶伦、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又有宫当配仁之说者，则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义耳。夫仁，木行而角声者也，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矣。五行之序木为之始、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居中而应四方，一体而载万类者也，是则宫之统五声、仁之包五常，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夺彼与此哉（以宫配仁，五峰胡氏说）。”

熹又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时，而其为法犹未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浸多说矣，历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马光、刘几、杨时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季、奸谀之会（指蔡京辈）、黥涅之余（魏汉津）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建阳蔡元定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为《律吕新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为牵合附会之谈，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吕散亡，其器不可复见，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则犹可考也。太史公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班固所谓‘黄帝使伶伦取竹，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曰‘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刘昭所谓‘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又曰‘吹以考声，列以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者信，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黍，下至王朴，刚果自用，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若黍则岁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不足则易之以大，有余则易之以小，约九十黍之长、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书》，朱熹为之序曰：“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诸说，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既具于各条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是则朱氏所谓“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谓卓然者也。然此求其声气耳，而所谓均调节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今世无之，岂其后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书》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贤相功成作乐者焉。虽然，此书之作虽由蔡氏，而皆本其师之意也，观朱氏与元定书曰：“但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今即其书以观，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所谓“甚简约而极周尽”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又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凡七条，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征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凡六条，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寸分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法，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数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以为后世作乐者之法则，后世有作者合二书而求之，思过半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臣按：礼乐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乐为甚，非其情义之难明也，而其所谓制度者失其传焉耳。在汉之世，乐家有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论者惜之。然唐宋以来，其精义之存于古典者，通经学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义，或得其情于编简之中，若夫所谓铿锵鼓舞者则知之者盖已鲜矣。论礼者谓其数可知其义难知，盖是时度数详明，人所共习，所难知者其义理玄微者耳，故为是言。若就后世言之，则可学而知者义理耳，若夫名物度数非上智之资，岂能奋乎千载之下而逆探其遗文坠绪于千载之上也哉？且礼之行也文与器而已，然乐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声，习学者既失其传、造作者又失其制盖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简牍之中，以不试之学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礼乐之情之圣、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者，孰能与于斯哉？三代之制不可考已，孔子自卫反鲁之所正，仅云雅、颂而不及于制度，在圣人时，鲁之乐工击磬鼓鼗者逾河蹈海，孔门弟子皆详记于所录师说之中，非无意也。其意以为自是之后乐工散亡，非独无明乐义之圣贤，而并与其习乐器之贱工亦无之矣，后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复古制也哉？汉初古乐犹有存者，文帝资虽近道，而谦让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乐，然所好者世俗之所乐，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郑绎、何妥，宋用和岘、胡瑗、阮逸、范镇辈，非不留心于钟律也，然卒无所得焉，盖用其心于渺茫而无所从入之端故耳。孟子曰“圣人既竭耳力焉，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盖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后及其所难，因其所习而后及其所未达，为之以其渐，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今世古制无复存者，虽是述之其与作者之功何异，吾无圣人之天资而欲任圣人之创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无可因而以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从吾身始。晋人有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渐近自然耳，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者，有由然也。六经之中，论乐之最先者莫先于《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四言，此万世论声乐之祖也。史亦称大禹声为律、身为度，孔子正乐亦以雅、颂得所为先，古之乐器无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诗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也，无所欠阙。《大戴礼》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晋志》亦云：“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戴《记》颇有阙误，篇数不可考，汉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曲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不得闻矣。宋时有赵彦肃者，传此十二诗之谱，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即开元遗声也。朱子既以载之《仪礼经传》中以为诗乐，且谓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以俟后之知乐者。噫，朱子非知乐者哉，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人人皆为是言，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永无可复之期矣。虽然，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犹贤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犹胜于全无而不有也。汉、唐以来，郊庙、燕享未尝不用乐，而乐之用或至于用郑卫之音，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仿古人之乐，虽不全于古而犹仿佛于古，岂不愈于郑卫之音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诗其音调不复可知已，而今之歌曲虽出时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袭，如向所谓十二诗，于《鹿鸣》等六诗云“黄钟清宫”，注云“俗呼正宫”；《关雎》等六诗云“无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调”。所谓黄钟清宫、无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为声，而正宫越调之类，宋世所谓诗余、金元以来所传南北曲者，虽非古之遗音，而犹有此名目也。夫人能为之而闻之者亦能辨别其是否，诚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于雅，以求古人之所仿佛者万，一天生妙解音乐之人如师旷、州鸠、信都芳、万宝常、王令言、张文收之辈，必能因其仿佛而得其纯全者焉。因声以考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乐亦可复矣，然如此之人岂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后作乐，必待师旷而后听音，斯人不世出而乐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而音岂可不听哉？世无后夔、师旷，而后夔之心、师旷之耳则人人有也，万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后卒无所成如复言，房庶亦言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以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易之以筝笛，笙匏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敔木也贯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变也，亦犹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尔。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盘，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案，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盘、榻案而复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岂异此哉？孔子曰“郑声淫”，岂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淫声哉？庶之此言虽非穷本之论，而不谓之知变不可也。《乐记》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乐之本同而其变则异，同者其精者也，异者其粗者也，推其异而合之同，举其粗而归之精，则其体凝一矣。臣请明诏天下求知音律者，内而朝着、外而州郡，隐而草泽之士、贱而技艺之流，许其自陈及臣僚荐举，聚于一处，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处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乐、今日所歌之辞，度其腔调，按其节拍，先求世之所谓正宫、越调之类，以究古人清宫、清商之调，依俗法之所移换，寻古调之所抑扬，然后被之于丝、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之即合，作于一堂之间而有和应之美，不徒协夫奏者之心而且谐之听者之耳，无间贤愚、贵贱一是同和，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吕新书》、朱文公之《通解》“钟律”，依其说、按其法而讲究其所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筑室布灰如其候气之法，截竹为管以求黄钟之声，如所谓“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此则蔡氏截管候气之法也，若夫所谓度其围径者则未有定准焉。夫所列之管既已应气，可豫寻黍中者分为三等，先以一等实于是管之中，必须千二百粒适满其中无欠无余然后用之，有余欠者则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别用之，必同而后已，所实既同，然后因之以定尺、审度量、谨权衡焉。由是以制律吕、均声音、制乐器，先试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声高者则抑而下之，声下者则引而上之，过于厉者平之，过于醲者淡之，逐器而调之，使其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而无有参错，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而无相夺伦，无一器之不谐，无一音之不应。如此虽不能尽善尽美如古人之纯全，然通其变以穷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仿佛者矣，方之《章》《韶》《》《武》虽不可企及，然视后世之因循苟且者则有间矣。臣于钟律非所通晓，姑述所闻以俟当代之圣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卷四五

▲王朝之礼（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门，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视政；三曰内朝，亦谓路寝之朝，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四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臣按：天子路寝，门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门，二曰库门（一作雉门），三曰雉门（一作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一作毕门）。皋门之内（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库门有三府、九寺，库门内有宗庙、社稷，雉门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间，雉门内有百官宿卫之廨。应门内曰中朝，中朝东有九卿室为理事之处，所谓中朝即中门也，然不谓之朝而谓之门，意者堂宇深邃难于听对，每日常朝则御其门欤。今制，天子大朝贺、朔望行礼御正殿，常朝御门，与此合。

《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门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谓止其非法，令谓使之有为）叙群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宾客之令（令谓宾客未至而先为之具）、诸侯之复（报也，谓奏事者）、万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谓上言者）。

郑玄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叙群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职事，三者之来则应使辨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贰则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灊朝则冢宰赞听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谓叙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宾客之令，即今鸿胪引见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诸侯之复、万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群吏之位，正之为言，疏谓察其不如仪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职，今轮御史纠仪也。古今委任之职不同，而朝廷之间所当为之令、所当禁之法则一而已。

《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向明），三公北面东上（对上以东为尊），孤东面北上（位于右），卿大夫西面北上（位于左），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为士而留宿卫者）、虎士（虎贲之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分立于右，面向外），大仆（侍御之长）、大右（即司右，勇士为军右者）、大仆从者（小臣祭仆之类）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分立于左，面向外）。司士摈（掌摈相之礼），孤卿特揖（逐人而揖），大夫以其等旅（免也）揖（卿大夫有上、中、下等，各随其等合众而揖），士旁三揖（士立于孤、卿、大夫之两旁，待其特揖、旅揖已讫，后即其处而揖之），王还（视朝毕将还也）揖门左，揖门右（王将还，用手揖退立路门左、右者）。大仆前（大仆向王前立而奏，复逆），王入，内朝皆退（王入路门，内朝者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谓治朝也。乡明以听天下者王，故王南乡；乡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东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则从王者也，顺王所乡，故南面。”

臣按：此即《通典》所谓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门者也。盖在路门之外，人君与群臣常朝之所，若今奉天门日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鸿胪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参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仆、大右、大仆从者，侍卫执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职任者也。虎士，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者也。大仆，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诸侯复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群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属焉。大仆从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复逆，有御仆掌群吏、庶民之复逆。当人君视朝之时，司士正其位以正朝仪，辨其等以定班次，王族故士以肺腑之亲而错居侍卫之间，虎贲士以武勇之选而趋走前后之列，掌服位者大仆也而兼司出入之大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实统勇力之士。朝廷之间，明明在朝，穆穆在位，所以乡明而听天下者，肃肃乎其严也，而左右前后之人所以环列而侍卫者，又皆亲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威众者，又无所不备焉。当是时也，视是朝也，论道经邦，二公弘化者，固各尽其道，分职率属，敬官乱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诸侯与在朝卿士及内外之群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复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则有大仆与其属之小臣、御仆以为之通达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时常朝之仪位也。然当天子视朝之际，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则逐位而拜，群臣则逐列而拜，小臣则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从之臣则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于大臣则答以特揖之礼，于群臣则答以旅揖之礼，于小臣则于再揖之后向其旁而答之焉。听政既毕，王将还内而侍卫于门之左右者始行拜礼，王于是随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见隆古盛时以礼为治，位有尊卑而礼无不答也。秦不师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礼废矣。

太仆（侍御之官，太仆其长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立有位，太仆正之使当其理），出入王之大命（出大命则宣之于外，入大命则纳之于内），掌诸侯之复逆（复有报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王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王燕朝则正位（王与族人燕处则正其位）掌摈相（摈以助宾，相以助主），王不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王有故不朝则以告于大臣）。

臣按：太仆之官在周为侍御之长，所掌者灊朝之事也，后世则专以典牧马之政，失古意矣。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特作命书，所谓“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犹后世行某礼当具冕服、某礼当具皮弁服是也，正王之位如后世行某礼当御正衙、某礼当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诏敕也、入之命臣之奏报也，复者何事之已行者报之于上也、逆者何事之未行者言之于上也，凡此皆太仆之所掌。当王灊朝之初出，则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正其位次，有不当其位者正之，既正而退于侍卫之列，及王灊朝之将毕，又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见朝事之毕。凡夫灊朝之时有出入之大命、有复逆之奏报，在其位者则自掌之，在公、孤、卿及群吏、庶民者则其属分掌之而总之于己，使有所稽考而不至于遗忘，时以达之于上而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如正典则付之夏官、宪典则付之秋官之类也，然犹恐困穷者不能以自达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暂缓，而又设四面之鼓于寝门之外，俾大仆掌其政焉。由是观之，则人君之灊朝非但以严上下之分，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然灊朝之政若后世付之鸿胪而属之礼部可也，今乃以属之司马，何耶？昔秦章邯使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见，邯遂降楚；赵充国戊申上奏，甲寅玺书报下，往还才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贵速而忌壅蔽，盖司马掌兵政而以其属司传奏则无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欤？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聚也）万民而询焉（谋也），一曰询国危（有兵寇之难，谋所以安也），二曰询国迁（徙郡改邑），三曰询立君（君无适子，谋所以嗣）。其位（君臣与民所立之位），王南乡（天子南面），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三公，乡老也），群臣西面（卿、大夫、士也），群吏东面（府史之类）。小司寇摈（揖之使前）以叙进而问焉（以次序而进之），以众辅志而弊谋（弊，断也。以众之谋辅王之志，又断之于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位，内朝则退居之处也，外朝不常御，惟国家有非常之事然后御于此，致万民而询谋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则在治朝与群臣按古典而施行之也。《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诗》曰“询于刍荛”，此所谓“致万民而询焉”询及万民则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国危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安国之策，国迁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徙国之方，立君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嗣国之人，三者皆国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众论以为可然后行之。苟非遍访于人，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几希。然其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以民之众且微，治朝之严与狭，非独不可使之亵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库门之外），左九棘（朝之下其左树以棘，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群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府吏也）在其后；面三槐（朝之前有三槐，木槐取其黄中也），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疲急）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趋焉，又为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错立（参错不齐）族谈（相聚而语）者。

臣按：外朝在库门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国家有大礼典则于此朝会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难则于此询问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经常之制，政者权宜之事也。朝着之间有上下之位、有前后之次，入者必循序渐进而不可参差，立者必肃容守次而不可错乱，非奏对不言无，故不可聚而喧哗。故当人臣朝见之时，小司寇则摈而相之使之次第而进，朝士则帅其属而用鞭号呼以肃之，使之各趋其位而知所避焉，后世人君出警入跸而鸣鞭以肃众，其原盖出于此。

《礼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

陈祥道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视之，所以优尊。《诗》曰”夜乡晨言，观其旗臣“，辨色始入之时也；又曰”东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视之之时也。盖尊者体盘，卑者体蹙，体蹙者常先，体盘者常后，朝以先为勤、以后为逸，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后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视大夫，大夫退而后适小寝、释服也。”

臣按：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内朝，亦谓之燕朝即路寝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日出视治朝，见群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适路寝，听政治以决可否之计。盖视朝之时，百官班次以列、趋跄以进，漏下无几刻尔，奏对之际，机务杂遝未易一一以详悉也，故于退朝之后再御燕寝，取其事务之急且切者重听之，与夫左右臣工所谓股肱心膂者委曲讲究，必罄竭其本末终始，如此行之则便，不如此则弊，俾上心晓然于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后行下。如此，则朝廷所行之事皆所当行、所禁之事皆所不当行，行之万世而无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汉唐以来或五日一视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祖宗以勤为治无日不朝，而每日之间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方是之时国家多事，几务丛委，事事取自上裁，今则治定功成，百事具有成宪，每日早朝百司奏对只是按行故事，于午、晚二朝似若可省，然自古祸乱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见，然徒接见而不相亲款，见犹不见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创制，于君臣之分最严，然犹恐其严而或过于亢，故御制《大诰》首篇以“君臣同游”为开卷第一义，所以示万世圣子神孙者至矣尽矣。臣愿参酌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后，遇有急切重务，成宪所不载或行之久而弊者，许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请御便殿具其本末源委，会集大臣面究利害，然后施行，事毕之后或从容顾问以泛及天下之事，灾异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皆许以闻，如此，则上下之情通而为泰矣。此最今日求治之要务，惟圣明注意则天下不胜幸甚。

汉有天子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宜有后殿，大会殿为外朝，宫中有后殿为治朝。臣按：七年，诸侯群臣朝长乐宫，盖大朝会之所。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入合，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

叶梦得曰：“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则于此询万民；治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或谓之燕寝。汉去周未远，犹仿佛其意。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大常博士每日常参，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若雨沾失容及泥潦并停，周丧未练、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卫官皆听不趋。

臣按：此唐朝朝参之仪制令也。汉朝参仪史不载，所载朝会之仪耳，惟《宣帝纪》中兴始五日二视事。观此，则唐之朝比汉为勤，然勤之中又有节焉，若雨沾失容、泥潦停朝，常参官周丧未练、大功未葬皆听不趋是也。臣乞于今日亦准此制，雨潦之免临时取旨，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丧许其告假，下礼官定为限期，若事未讫亦许展限。如此，庶使群臣注门籍者不致虚饰，本遭丧者不托以疾。一事之举，上足以见人君体臣之仁、下足以表臣下事君之诚。

臣按：唐人于每日常参皆有廊餐，及朔望皆赐食，其为国费亦伙，我朝废之良是。其三大朝贺礼宴祖宗所以礼答臣下者，必须举行。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合”。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合。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合门而入，故谓之“入合”。

李琪曰：“衙，朝也，其礼尊；合，燕见也，其事杀。”琪又言：“入合有待制，次对官论事，而内殿起居一见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陈，非所以数见群臣之意也。”

叶梦得曰：“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合，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问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其后惟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

臣按：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盖以一月之间朔望为重，而见君必备服以尽礼。唐人制礼，于常日则隆而于朔望反杀，失所轻重矣。虽曰是日荐食陵寝，有思慕之心，盍于鸡初鸣时先行荐食之礼，昧爽乃御殿受朝乎？我祖宗以来每日先于奉先殿行礼，东朝问安然后御朝，其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两尽，可以为万世帝王之法。

宋朝因唐与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长春二殿，中书门下为班首，其长春殿常朝则内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丰中，官制始行，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望参官”，遂为定制。

臣按：前代朝仪无一定之制，时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来至于今日率循旧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无也。每日晨兴，上便服御奉天门，文东武西，侍鸣鞭毕，鸿胪卿唱入班，百官行叩头礼，分班侍立，翰林学士侍御座左，锦衣卫官侠陛西，立六科给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鸿胪官属立其后，先日谢恩见辞者于鸿胪寺报名，至日先赴午门外，俟百官叩头毕，鸿胪卿对御宣奏姓名员数，于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无则已，次礼科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奏旨意题本，守卫揭贴，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镇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既而两京堂上官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见，叩头毕，鸿胪卿唱奏事毕，群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乘辇，往御武英殿或文华阅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头毕分班侍，鸿胪卿宣奏谢恩见辞员数毕，上出奉天门视朝如常仪。臣窃考前代之制，有所谓卷班、放仗、入合等名目，或失于粗略或失于烦琐，惟今日朝仪酌古准今，实为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谕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体统多未得宜，尔等宜著礼仪以为定式。”礼部尚书李原名等会官著为《礼仪定式》一书，凡三十七条，所谓朝参之礼有八焉，颁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时之便遂袭以为故事，旁观者虽知其非而不敢以为言，后来者因以为当然者亦或有之。窃观前代朝会，班次、仪注皆著成图式，载在《文献通考》诸书者可考也，乞敕大臣及翰林院、鸿胪寺官将累朝实录及《礼仪定式》等书并稽洪武、永乐年间以来事例，详加讲究，隐括节润，画为图式，悬于两长安门，用以表正百官，观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趋避，世世得以遵守，永为定制云。（以上朝仪）

以上论王朝之礼（上）

卷四六

▲王朝之礼（中）

《汉书》：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汉初以十月为正）。仪（叙下仪注）：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帜。传曰“趋”（传声教入者急走也），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胪（上传告下）句（下告上）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传声而唱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尽伏。

臣按：此后世岁首行朝贺礼之始。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为岁首，然朝贺之礼则仍其旧用十月焉，至后汉始命行朝会礼于正月。此礼三代以前虽未有其制，然岁序更端之始，万物维新，而凡为臣子者毕来朝会以致其履端之庆，亦义之当然也。

臣按：此后世冬至行朝贺礼之始。蔡邕《独断》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宋人于五月朔亦贺，非是。《唐书》：玄宗以帝生日为千秋节。

臣按：此后世人君以始生日为节而表贺之始。此前代每一君为一节，如宋太祖为长春节、太宗为乾明节之类，在我朝列圣一以万寿圣节为名，未有易也。窃惟今日承前代故事为三大节，元旦、冬至、圣诞是也。前代惟至日行礼，未有先期习仪者，有之始自我朝。盖以此礼虽非唐虞三代之制，然臣子所以致敬君上而敦其水木本源之心，以致其祝颂补报之愿者于是乎在，苟群聚于一时而不豫习于先日，则不免临期参差失误。故凡遇三大朝，若内若外先期二日于寺观演习者，谨之至也，谨之至以其礼之大。（以上朝贺礼）

朱熹曰：“五载之内，天子巡狩者一、诸侯来朝者四，盖巡狩之明年则东方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又明年则南方之诸侯来朝，又明年则西方之诸侯来朝，又明年则北方之诸侯来朝，又明年则天子复巡狩。”

程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陈其为治之说。言之善者则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其言不善则亦有以告饬之也。”

臣按：有虞之世，巡守之年四方诸侯随地各朝于方岳，巡守之后四方诸侯分年各朝于京师，盖是时封建之制行，诸侯世守其国，恐其岁月易流、人心易懈、上下易隔，故其为制如此。若夫罢侯置守之后，任用不久，迁补无常，因时制宜，惟可行三年朝觐之典、三考黜陟之法焉。本朝虽无虞朝群后四朝之制，然三年朝觐、三考黜陟盖得有虞之意于千载之下也。

《周礼》：大行人（主宾客之官）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图其可否），秋觐以比邦国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陈天下之谟（谋有是非），冬遇以协诸侯之虑（虑有异同），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无常时相见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众见曰同），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时聘曰问，结其恩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殷覜曰视，除其恶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问岁一问），归脉以交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有喜庆事则庆贺之），致禬以补诸侯之灾（禬，祈禳也。有灾则补助之）。

臣按：先儒有言，君臣之礼不可以不接，不接则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达，嫌疑易以生，毁誉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则否，柔进而上行则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诸侯之朝，以之图事比功、陈谟协虑、发禁施政，则言何以不见纳，行何以不见知，奸邪何以介其间，左右何以塞其路，汉刺史奏事京师，其亦知此意欤？粤自秦罢侯置守，此礼不复讲，然后世所谓部使者、监司、守令即古者诸侯也，其制虽不可卒复，其意则不可以不存。盖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之民，所以致天子之命而施之民者，监司、守令也。分虽悬绝而心则不可以不亲，亲之为言亲昵恩爱之谓也。古者天子制为是礼以亲当世之诸侯，世异势殊，其礼虽不能一一行之于今，然能即前日所以亲诸侯之心以为今日所以亲监司、守令之礼，千古犹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觐、宗、遇、会、同六者，诸侯致觐于王者也；间问、归赈、贺庆、致禬四者，天子致爱于诸侯者也。诸侯以礼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爱，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诚达，尚何猜疑间二之为患哉？先王所以亲诸侯也如此，后世人主其尚体古人亲诸侯之心以亲今日监司、守令乎？

《礼记》：天子当依（上声）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

郑玄曰：“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亦曰‘斧’。天子见诸侯则依而立，负之而南面以对诸侯也。宁者，门屏之间谓之宁，人君视朝所宁立处，盖伫立以待诸侯之至。”

游桂曰：“礼不可一端尽也，不有君臣相临之礼则无以见大君之尊，不有宾主相与之礼则无以见同姓异姓亲亲之恩。夫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为天下者不独恃其形势也，天子以亲亲之恩而临诸侯，诸侯亦以亲亲之恩而报天子，上下相睦，同奖一姓，所以数百年长久安宁而无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统于一，圣人固以为不可，天子之尊、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远而久不相见，于其来朝忘亲亲之恩，专以分临之，圣人之心无乃有所不安于此，此亲亲之恩、宾主之礼所以行于春朝而异于觐礼之受于庙，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圣人待诸侯之礼备矣。”

臣按：三代之时，封建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土而为诸侯者，非王室懿亲则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后也。自秦罢侯置守，列为郡县之制，历代分封宗室及有勋庸之臣多无分地，其间亲王固有之国者，然亦有不出国门者焉。我太祖分封亲藩以大国，虽有分地而无分民，其制虽不尽合于周，然斟酌汉唐之制最得其中。制为礼仪，凡亲王来朝，在外廷则行君臣礼，于便殿则行家人礼，既有以尚亲亲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义，盖得三代所以待诸侯之礼。若前代专用君臣礼则过于无恩，专用亲亲礼则过于无义，皆非中道也。（以上诸侯来朝礼）

郑玄曰：“亲者使之相亲，人君有食宗族饮食之礼，所以亲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传曰：‘系之以姓而分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王安石曰：“宗族兄弟饮食之而已，致其爱故也；四方宾客则有飨燕之礼，致其敬故也。”

大行人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侯之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上公之礼，飨礼九献、食礼九举；诸侯之礼，飨礼七献、食礼七举，诸伯如诸侯之礼；子、男，飨礼五献、食礼五举。

郑玄曰：“九仪，谓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吴澂曰：“飨礼者设盛礼以饮宾也，公九献、侯伯七献、子男五献。食礼者以饮为主也，举者一曰举牲体也、一曰举乐也，公九举、侯伯七举、子男五举。”

掌客掌四方宾客之牢礼、饩献、饮食之等数，与其政治。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诸侯长（谓上公九命作伯者）十有再献。

贾公彦曰：“鲁哀公七年，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上公以九为节，则十二者是王礼之数。”

臣按：古者天子之于宾客有飨、有燕，飨在朝、燕在寝，飨重而燕轻，飨则君亲献、燕则不亲献。

《诗序》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

朱熹曰：“雅者，正也。正小雅，燕享之乐也，欢忻和悦以尽群下之情。《鹿鸣》，燕飨宾客之诗也。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记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盖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则必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矣。呜呼，此其所以和乐而不淫也与。”

范祖禹曰：“食之以礼，乐之以乐，将之以实，求之以诚，此所以得其心也。贤者岂以饮食、币帛为悦哉？夫昏姻不备则贞女不行也，礼乐不备则贤者不处也，贤者不处则岂得乐而尽其心乎？”

真德秀曰：“鹿食苹则相呼呦呦焉而乐，君臣宾主之相乐亦犹是也。”

臣按：《易》言天地交而为泰，观《鹿鸣》诸诗，天子所以燕飨其臣者如此，此泰和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欤。《四牡》，劳使臣之来也。

朱熹曰：“此劳使臣之诗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礼也。故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尽其职分之所当为而已，何敢自以为劳哉？然君之心则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飨之际叙其情而闵其劳，言驾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远如此，当是时岂不思归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坚固，不敢徇私以废公，是以内顾而伤悲也。臣劳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间可谓各尽其道矣。”

范祖禹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后私；君之劳臣也，必先恩而后义。”《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诗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常棣》，燕兄弟也。毛苌曰：“常棣之木，众华俱发，实靴靴而光明，故兴兄弟。”

朱熹曰：“此燕兄弟之乐歌。故言常棣之华则其鄂然而外见者，岂不靴靴华乎？凡今之人，则岂有如兄弟者乎？”

吕祖谦曰：“疏其所亲而亲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诗反复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盖示之以亲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其末章曰：伐木于阪，酾酒（以茅愊去其糟）有衍（多也）。笾豆有践（陈列貌），兄弟无远（言皆在也）。民之失德，干糇（食之薄者）以愆（过也）。有酒湑（亦酾也）我，无酒酤（买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末章言人之所以至于失朋友之义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干糇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耳。故我于朋友不计有无，但及闲暇则饮酒以相乐也。”

臣按：此诗可见人君之于其臣下，非但有大燕享，若夫闲暇之时，其于诸侯诸舅、朋友故旧亦必有燕饮以笃其恩义云。《天保》，下报上也。

古注曰：“《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

朱熹曰：“人君以《鹿鸣》以下五诗燕其臣，臣受赐者歌此诗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获福也。”

王安石曰：“君恩至重，臣虽有犬马之劳不足以上答，故惟称其福禄以报之，此出于欢心而不强以为者也。”

朱熹曰：“当是时，君以《鹿鸣》《四牡》《皇华》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业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与。”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礼宾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旧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礼之行也有飨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馂、有因劳而劳、有因闲暇而会。所谓飨者，烹太牢以饮宾，几设而不倚，爵盈而不饮，以训恭俭也。食者，是于飨礼之中举乐以荐牲体焉。燕则异于飨食之礼，示以慈惠，其乐无算也取其而已，其爵无算也取其醉而已。至若《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齿”、《坊记》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则是祭毕而燕，《四牡》《皇皇者华》所歌则是因劳而劳，《伐木》之乱所谓“迨我暇矣，饮此湑矣”则是因闲暇而时会也。噫，三代盛时上下之情相亲相爱有如此者，后世人主之于臣下以势临之而已，以利啖之而已，以法驱之而已，无复三代和合亲比气象，凡其所以岁时燕飨之者，一惟按故事而姑为之礼焉耳，若夫朝夕所以相与燕好而饮食者，不出乎宫闱永巷之中、左右便辟使令之人，治欲复古，得乎？

《蓼萧》诗之首章曰：蓼（长大貌）彼萧（艾也）斯，零露湑（湑湑然萧上露貌）兮。既见君子（指诸侯言），我心写（输写）兮。燕（谓燕饮）笑语兮，是以有誉（善誉也）处（安乐也）兮。

朱熹曰：“诸侯朝于天子，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诗。言蓼彼萧斯则零露湑然矣，既见君子，则我心输写而无留恨矣，是以燕笑语而有誉处也。其曰既见，盖于其初燕而歌之也。”

臣按：先儒谓诸侯来朝天子，天子见之而得以输写其心而无所留隐，相与燕饮，笑语和悦，则上下可以保有声誉与和乐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尽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则是上下不交，否之时也。祸端乱萌皆由于此，尚何保有其安乐于长久乎？

《湛露》，天子燕诸侯也。其诗曰：湛湛（露盛貌）露斯，匪阳不晞（干也）。厌厌（安久足也）夜饮（和燕），不醉无归。湛湛露斯，在彼丰（茂也）草。厌厌夜饮，在宗（宗室路寝之属）载考（成也，在宗室而成燕礼）。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明）允（信）君子（指诸侯为宾者），莫不令（善也）德。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垂也）。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朱熹曰：“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言湛湛露斯非日则不晞，以兴厌厌夜饮不醉则不归，盖于其夜饮之终而歌之也。令德，谓其饮多而不乱，德足以将之也。令仪，言醉而不丧其威仪也。”

臣按：先儒谓此诗前两章厌厌夜饮所以道其情之相亲也，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又美其德将而无醉也，是诗盖于褒美之中而寓规戒之意。

《左传》：昭公五年，楚■启强曰：“圣王务行礼，朝聘有圭，享（飨也）覜（见也）有璋，小有述职（诸侯适天子），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言务行礼），宴有好货，飧有陪（加也）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

臣按：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即《聘仪》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宴有好货，即《诗序》所谓《鹿鸣》燕群臣嘉宾，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也。古者人君之于臣下有享礼以严其分，有燕礼以通其情，此上下所以交而为泰也欤。

汉高祖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礼毕置法酒（犹言礼酌不饮至醉），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

臣按：此后世大朝贺宴会之礼所由起。自汉行岁首庆贺礼，魏晋以后又有贺冬至礼，唐中叶又有所谓贺生日礼，皆于是日行礼毕设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礼仪视前代为备，文臣四品以上及诸学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经筵官及翰林讲读官、尚宝卿、六科都给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挥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门，翰林院、中书舍人、左右春坊、御史、钦天监、太医院、鸿胪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礼毕，该宴官更衣立殿外，俟上至升座乐作，入拜进花进酒，跪俟上饮讫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进，汤五进，群臣则杀其二。每岁三大朝贺及郊祀礼成，行庆成礼凡四举焉，遇有故则赐钞以代宴，惟庆成则否。臣窃以谓正旦、长至遇故免宴可也，惟万寿圣节天下藩服重臣亲赍表贺有自万里而来者，无不望一沾醉酒饱德之恩，请命礼官举行之。

《宋志》：宴飨之设，所以训恭俭、示惠慈也。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诞圣节、郊祀、藉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群臣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宰相率百官入，宣徽、合门通唱，致辞谢，宰相升殿进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或五行）。每上举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举酒，或传旨命釂，即皆搢笏起饮，再拜（曲宴多不拜）。或上寿、更衣，赐花有差。其郊祀、藉田礼毕皆设大宴。上元观灯及苑囿、池籞、观稼、较猎，游幸所至，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其或两府使相赴镇还朝，咸赐宴。

臣按：此宋朝赐宴之仪。臣闻国朝洪武、永乐、宣德中时有赐宴，近年以来，虽三大朝贺盖久不举，而所谓曲宴者益稀阔矣。窃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终岁勤劬职业，幸而得一日醉饱之欢，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泽。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尽力，以至于殉国以身，此亦其一机也，但不可施诸非其人而流于亵耳。

宋太宗时，直史馆陈靖言：“古之宴飨者所以省祸福而观威仪也，故宴以礼成，宾以贤序，《风》《雅》之作，兹为盛焉。伏见内殿赐宴，群臣拜舞方毕，趋驰就席，品列之序纠纷无别，及至尊举爵，群臣起立先后不整，俯仰失节。欲望令有司预依品位告谕，其有逾越班次、拜起失节、喧哗者并令纠举。”

至道中，御史中丞李昌龄言：“广宴之设以均饫赐，供事禁庭，当定员数，籍姓名以谨其出入。酒殽之司或亏精洁，望分命中使巡察。”从之。

臣按：人君赐宴于臣，人臣受宴于君，非徒饮之食之而已也，内则以广恩惠，外则以观威仪，施恩者固当以礼，受赐者尤当以敬，苟进退拜起之无节，固臣之罪矣。若夫酒瑽之或亏精洁，礼度之或至简略，亦岂人君礼待其下之道哉？李昌龄请命中使巡察，梁颢请以所宴为图，在今日亦所宜行焉。（以上燕飨）

《虞书》：岁二月（当巡守之年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柴祀天），望（望祭山川）秩（牲币祝号次第）于山川，肆觐东后（东方诸侯），协时（四时）月（月之大小）正日（日之甲乙），同律（十二律）度（分、寸、尺、丈）量（龠、合、升、斗、斛）衡（铢、两、斤、钧、石），修五礼（吉、凶、军、宾、嘉）、五玉（三圭二璧）、三帛（纁、玄、黄）、二生（羔、雁）、一死（雉）贽（贽所执以相见者），如（同也）五器（五礼之器），卒（毕也）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华山），如初。十月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礼。归，格（至于）于艺祖（即文祖），用特（一牛）。五载一巡守。

朱熹曰：“卒乃复者，举祀礼、觐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礼、如五器数事皆毕，则不从东行而遂南向且转而南行，故曰卒乃复。二月东、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时也。古者君将出必告于祖祢，归又至其庙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亲，出告反面之义也。”

吕祖谦曰：“巡守而归，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见祖庙有愧必矣。想舜归格之时，此心无愧对越，在庙慰惬可知也。”

臣按：先儒有言，巡守所以维持封建。后世罢封建以为郡县之制，万方一国，四海一家，如肢体之分布，如心手之相应，万里如在殿廷，州县如在辇毂，挈其领而裘随，举其纲而纲顺，政不必屈九重之尊、千乘万骑禁卫、百司庶府之扈从以劳民而伤财也。苟虑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诏，玺书所至，如帝亲行，天威不违，天颜咫尺，孰敢懈怠哉？然则帝舜巡守非欤？臣故曰巡守所以维持封建也。

王安石曰：“王巡守则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则会诸侯而殷见，或巡守或殷国，其出而省焉一也。”

吕祖谦曰：“巡守之礼，此乃维持治具，提摄人心，圣人运天下妙处。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阙，一次巡守又提摄整顿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载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盖周时文治渐成，礼文渐备，所以十二年方举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时变、识会通处。”

臣按：吕氏谓舜五载巡守，周十二年巡守，为成王知时变、识会通，臣窃以谓在虞时则可五载，在周时则可十二年，在后世罢封建立州郡之时，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宪，虽屡世可也。在今日时变会通之要，所以提摄整顿之者，诚能择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汉、唐故事，虽非古典，亦古意也。

《孟子》：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肙肙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朱熹曰：“巡所守，巡行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职，陈其所受之职也，皆无有无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补助之，故夏谚以为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诸侯皆取法焉，不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也。”

臣按：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游豫为诸侯度天理也，流连为诸侯忧人欲也。孟子言古之帝王与今之诸侯，其游豫虽同而其所以游豫者，一则为诸侯之法，一则为诸侯之忧，天理、人欲之异也。

臣按：有虞之时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时巡，所以省方观民，非为游乐也，然又必以四岳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频年出行游荡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陇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邹峄，继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门，至云梦，上会稽，直至沙丘崩而后已。其后汉武、隋炀亦效尤焉，汉武幸而不败，然海内虚耗，所损亦多矣，炀帝南游竟死于江都。说者谓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连荒亡之举，千乘万骑无岁不出，遐方下国无地不到，至于民怨盗起，覆祚殒身曾不旋踵。虽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傥非游荡无度，则河决鱼烂之势亦未应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废而民不劳，何也？”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

臣按：时异世殊，上古之时风气淳朴，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于华靡，故其巡行兵卫可以不备，而征求不至于过多。后则不然，虽时君有仁爱之心、恭俭之德，然兵卫少则不足以防奸，征求寡则不足以备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贤审官，内委任大臣以帅其属，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则垂拱仰成，不出国门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以上论王朝之礼（中）

卷四七

▲王朝之禮（下）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讚者（讚，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臣按：宰，塚宰，天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為讚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塚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溉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宮焉。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玄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愨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飭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狸首》為節，所謂飭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製，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葉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麵，孤東麵，卿、大夫西麵，諸侯在朝則皆北麵，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玄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麵，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麵，答君也；孤東麵，佑王也；卿、大夫西麵，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射人所掌乃賓射，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為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執旌而告獲者）、三容（三人容設之以蔽待獲者），樂以《騶虞》（以歌為節），九節（以九為數）五正（以五采為正鵠）；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今詩亡），七節三正（朱、白、蒼三色）；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射（麋侯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袴》，五節二正（朱、綠）；士以三耦，射（胡犬）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節二正（與孤、卿同）。

陳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唯《狸首》亡。”

臣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詳見《儀禮》本文。（以上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郤、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以祭）貉（師祭也，與祃同）之祝號，舍奠於祖廟（告祖廟而後田也），禰（父廟）亦如之。師甸（用師以田），致禽於虞中（所表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及郊，饁（饋也）獸，舍奠於祖禰，乃斂（頒也）禽。絺（禱也）牲、絺馬（禱牲與馬之祭），皆掌其祝號。

臣按：四時之田，春郤、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人君將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祭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槊於神座之後，告將師田也。既田，虞人植旗所祃之地，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用以饁饋於郊，薦於四方群兆，入以釋奠於祖禰，告至也。斂禽者，擇其三十入於臘人以為幹豆，備祀享祭焉，既而又以所斂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腯，祭禱於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由是以觀，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非專為遊畋也。

跡人（主跡知鳥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鹿子）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鄭玄曰：“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

田仆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也）、以鄙（巡行郡縣），掌佐車（田車副貳）之政，設驅（謂驅禽使前）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次其大小之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舉其馬），諸侯晉（使人扣而仰其馬），大夫馳（放而不扣）。

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蓋因之以修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騁之娛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為之，故必擇仆禦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提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嚐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借楚為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仁者不為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言尤切直。（詳見前《衍義》）

《詩序》：《車攻》，宣王複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複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複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禦不驚，大庖不盈。

朱熹曰：“古者田獵獲禽，麵傷（謂當麵射之）不獻，踐（音剪）毛（謂在傍逆射）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細小）。擇取三等，自左膘（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於右腢（肩前）為上殺，以為幹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右髀（股外）達於右祇（音，遝脅也）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為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為流連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綍，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主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為宗廟之祭，非以從禽而為樂也，然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而於農隙之時行之，蓋恐妨農事、傷民業也。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魯臧僖伯曰：“春綍（郤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苗（為苗除害）、秋獮（順秋氣殺也）、冬狩（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製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菱芡、魚鱉之類）、器用之資（所資取以為器用者），皂隸之事（微賤小臣所掌之事）、官司之守（百官有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孔穎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謂幹豆以下三事也。一為幹豆，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幹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己。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蓋厚所養而薄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以為夏不田，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麵圍之也），諸侯不掩群（掩襲而舉之也）。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玄曰：“合圍、掩群為盡物。”

馬耇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蓋田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尚，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群而不掩群，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綱者四麵皆離其綱，乃解其三麵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湯猶為諸侯，其解三麵之綱，非但不掩群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獺祭魚（孟春之月）然後虞人入澤梁（絕水取魚者），豺祭獸（季秋之月）然後田獵，鳩化為鷹（仲秋之月）然後設罻羅（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之通稱），不卵，不殺胎，不夭（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不覆巢。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也。臣竊以為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所以然者，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為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綍、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取大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綍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綍、狩之義也。故苗、獮、綍、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綍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摶、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蓋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以捕禽獸，所以共奉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嚐焉。後世人主乃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知古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裏，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

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蓋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固不為過，但不可多奪民田、嚴為厲禁耳。（以上田獵）

鄭玄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曆，上以因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於官府，或頒於都鄙，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於邦國，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匝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禦。日官居卿以底（平也）日，禮也。日禦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杜預曰：“日官、日禦，典曆數者。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曆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鄭玄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杜預曰：“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月日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匝則為年，《周禮》注所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匝則為歲，《周禮》注所謂“中數曰歲”是也。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曆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獲豐穰，家有蓋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何以為民哉？民者國之所恃以為國者也，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之朔於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所自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

朱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自為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複此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嚐廢也。我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曆禮，是日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於禦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跪受曆，複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曆頒布民間。（以上進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胤後承王命徂征，告於眾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亂其所治之職）離次，（舍其所居之位）（始也）擾（亂也）天紀（日月星辰曆數），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會次之名）弗集於房（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幹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孔穎達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之所以責羲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曆算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修省，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候其至期行禮，由朝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己之天，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

鄭玄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太仆所掌，凡軍旅、田役讚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太仆讚之，而日月薄蝕則亦然也。鼓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其一而太仆擊其餘以讚佐之。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於社何以書？譏不鼓於朝而鼓於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於正陽之月，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而《胤征》日食乃在季秋之月，說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正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穀梁》：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旌幡也）、陳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算其時刻秒忽奏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孔穎達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雲是月者，謂十二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穎達曰：“其時月建醜，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愨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

劉昭曰：“是月之會建醜，醜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說，然夏、秋、冬三孟之月皆有之，不止春也。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幹為之色，複以草為句芒神。國朝禮製，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早朝，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京尹行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玉陛前，進所塑土牛訖，複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日賜百官春宴。（以上進春）

以上論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群祀則具於祭祀，藉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學則具於學校，鄉飲酒禮則具於“郡國之禮”，大閱之禮則具於“嚴武備”。

卷四八

▲郡国之礼

《周礼》：州长（二十五百家为一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则也）。正月（建子之月）之吉，各属（合也）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正岁（建寅之月）则读教法如初。

党正（五百家为一党）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春秋祭絪（谓祭水旱之类），亦如之。

族师（百家为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闾胥（二十五家为闾）各掌其闾之征令，聚众庶既比则读法。

朱熹曰：“《周礼》属民读法，今有司能一岁三四举行之，其于风化不为无助。”

臣按：成周盛时制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于朝廷、国都，而又推之于州、党、族、闾焉。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五百家为党，党有正；百家为族，族有师；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皆以岁时属其民而读邦法。每岁之常，州长则以正月及正岁，是一岁而再读也；党正则以四时之孟月，是一岁而四读也；族师则每月而一举行焉，是一岁而十二读也。他如州长之祭祀州社，党正之春秋祭騑，族师之春秋祭酺，其非时而读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当时之民耳目之所闻见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是其出作入息皆在乎礼法之中，出口入耳无非劝戒之语，欲为善而知所劝，欲为恶而有所惩，此所以比屋可封而乡无不善之俗，而世多良材也欤。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御制《大诰》三编颁布天下学校，盖即《周官》所谓教治、政令之法也。

乡师之职，正岁稽其乡器（考其良窳），比（五家为比）共（平声，下同）吉凶二服，闾（二十五家）共祭器，族（百家）共丧器，党（五百家）共射器，州（二千五百家）共宾器，乡（万二千五百家）共吉凶礼乐之器。

郑玄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长主集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属，闾胥主集为之；丧器者素俎、揭豆之属，族师主集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福中之属，党正主集为之；宾器者尊俎、笙瑟之属，州长主集为之；吉器若闾之祭器也、凶器若族之丧器也、礼乐之器若州长宾射之器。乡大夫集此四者，为州、党、族、闾有故而不共也。此乡器者旁使相共，则民无废事，上下相补，则礼行而教成矣。”

臣按：成周盛时以礼乐为治，而行礼乐者必有器具，非特朝廷之上为然，而凡比、闾、族、党之间皆有其器以为行礼之具。当世之民，耳闻而目见无非礼乐之事，此所以比屋可封而成粹美之俗也。后世非独民不识礼乐，而名为士大夫者亦惟口诵其言而不知其所以为礼乐之器具何如也，风俗之不如古，又何怪哉？（以上读法供器）

《礼记》曰：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

吕大临曰：“乡饮酒者，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也。因饮酒而射，则谓之乡射。郑氏谓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率其吏与其众以礼宾之，则是礼也三年乃一行，诸侯之卿大夫贡士于其君盖亦如此。党正每岁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则党正因蜡饮酒亦此礼。”

臣按：先儒谓乡饮有四，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四则党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尔，他如所谓州长习射、党正蜡祭世不复讲，而三年宾兴贤能，其宴会虽谓为鹿鸣，而亦不以乡饮为名焉。夫乡饮之名始于成周，汉、唐以来亦间行之，然无定制。我太祖皇帝得国之初，即诏天下府、州、县每岁再行，永为定制。伏读御制《大诰》有云：“乡饮酒礼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坐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呜呼！斯礼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大哉，王言所谓“从者昌，否者亡”，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传曰“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其此意欤。

故圣人制之以道，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尊有玄酒（以水为之），贵其质也；羞出自东房，主人共之也；洗当东荣，主人之所以自洁而以事宾也。

郑玄曰：“乡人谓乡大夫也，士谓州长、党正也，君子谓乡大夫也。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者，设酒尊于东房之西、室户之东，在宾主之间。酒虽主人之设而宾亦以之酢主人，故云共之也。地道尊右，设玄酒在西者，贵其质素故也。”

臣按：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一，贾公彦所谓又有乡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者，此也。由是观之，则是礼非独尚齿，又所以尚贤也。而我圣祖之诰所谓“序长幼”，尚齿也；“论贤良”，尚贤也。然非特如此而已，又因之以“别奸顽，异罪人”，一礼之举众义备焉，呜呼盛哉！

《周礼》：乡大夫之职，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以乡饮之礼礼而宾之）。

吴澂曰：“古者乡大夫行乡饮酒于乡学，以宾礼兴贤者能者，而升其书于天府，择其最贤者为宾，其次为介，此以德选不以齿论。”

臣按：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二也。本朝三年大比，一开科两京十三藩皆有乡试，撤棘之日，有司设席以待考试官及中式举子，谓之鹿鸣宴。今宜斟酌古制，以解首为宾，以次为介、为三宾、为众宾，而以考试官为，提调官为主，监试官为司正，执事官及藩臬官僚皆以陪位，其中执事人员有营私作弊者列于外坐，一如朝廷颁降礼制而行，以复古人宾兴贤能之礼（或别设席以劳试官亦可）。

郑玄曰：“国索鬼神而祭祀，谓岁十二月大蜡之时也。正齿位者，《乡饮酒义》所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为民三时务农，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见孝弟之道也。”

臣按：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三也。窃惟今制一岁凡再行乡饮酒礼，既行之于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岁首之礼宜如常制，合养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齿位，若夫孟冬之月，百谷告成，农夫终岁勤苦始得少息，请略仿周人蜡祭之礼，备牲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饮以劳之，遂礼其年高有德者以为大宾，而以其能帅子弟耕稼者为众宾，庶合古礼意。

贾公彦曰：“州长因春秋二时以礼会聚其民，而行礼于州之序学中，先行乡饮酒为礼而射。”

臣按：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四，是即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也。臣请于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行礼之后，即率宾以下依朝廷原降射礼仪注，行射礼于学中，庶古礼复行于今日。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吕大临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其文则摈相习之，其义则君子知之，修其文达其义，然后可以化民成俗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皆见于饮酒之礼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谓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

黄干曰：“请宾介、陈器馔、献宾介、献、旅酬、燕，此六者礼之大节也。登降、辞受，礼之文也；鼎俎、笾豆，礼之器也；脯醢、脊胁，礼之用也，此观礼者所共知也。其数易知，其义难知也。乡饮，教亲睦也，乡闾亲睦，陵犯争讼之风息矣。一饮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无非教也，通于义者，又非但可以亲睦乡闾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无所施而不可也。圣人著为礼以教人，凡为乡人者皆知此义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礼废乐坠，乡人之群饮者未尝废，丰饮食、侈供张，悦声妓、恣欢嗷，教侈也，诲淫也，恣欲也，无非所以败人心者也，后世之士夫曾古之服勤于畎亩者之不若也。然则是礼也，今世学士大夫有志于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讲明而肄习之欤？”

臣按：孔子此言与所谓圣人制之以道，及我圣诰之文，是知是礼之在天下，诚行王道之要，万世帝王所当举行，而凡有民社之寄者不可徒应故事而不知所以敬慎之也。（以上乡饮酒礼）

《周礼》：乡大夫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犹事也）询众庶，一曰和（发而中节），二曰容（动皆合礼），三曰主皮（不失正鹄），四曰和容（容比于和），五曰兴舞（节比于乐）。

吴澂曰：“询众庶者问于众庶而求其人也。”

臣按：此乡大夫宾兴贤能既退而行乡射之礼以询众庶也。我圣祖于洪武三年初，诏天下开科第三场，面试四事，其一曰射，以观其中数多寡，即此制也。

丘葵曰：“序者，州之学。孟子曰‘序者射也’，盖射以序进且以别其贤否也。”

臣按：三代之后射礼不行也久矣，惟晋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圣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县学训诲生员，每日讲读经书罢，于学后设一射圃教学生习射，朔望要试过，其有司官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命礼部定图式仪注凡八则，一射式、二树射鹄、三置射位、四主射、五赏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职、九射位、十仪注，所谓射器者凡九，射职者凡七，至今天下皆立射圃，朔望有司躬谒先师及听诸生讲读后诣圃行射礼，是即州长会民射于州序之遗意也。

《射义》曰：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吕大临曰：“礼，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执弓而挟矢；其进也，当阶及阶、当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后，其射皆拾发；其取矢于楅也，始进揖，当楅揖，取矢揖，既搢挟揖，退与将进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却手、兼付、顺羽，拾取之节焉；卒射而饮，胜者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袭，脱决拾，加弛弓，升，饮，相揖如初，则进退周旋必中礼可见矣。夫先王制礼，岂苟为繁文末节使人难行哉？亦曰以善养人而已。盖君子之于天下，必无所不中节然后成德，必力行而后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胜则怠惰傲慢之气生，动容周旋不能中乎节，体虽佚而心亦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则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逾分犯上将无所不至，天下之乱自此始矣。圣人忧之，故常谨于繁文末节以养人于无所事之时，使其习之而不惮烦，则不逊之行亦无自而作，至于久而安之，则非礼不行，无所往而非义矣。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存乎内者敬，则所以形乎外者庄矣。内外交修，则发乎事者中矣。射一艺也，容比于礼，节比于乐，发而不失正鹄，是必有乐于义理、久于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后可以得之，则其所以得之者，其为德可知矣。”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朱熹曰：“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熹曰：“射不主皮，《乡射礼》文。为力不同科，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所谓鹄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

杨时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

臣按：《仪礼》射有三，大射、宾射、燕射，天子、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无大射而有宾射、燕射。后世礼废之后，而所谓射者惟用之战陈，而用之以为礼节者盖微矣。我圣祖欲以之取士，以复古人择士泽宫之制而不果，既而颁其图式仪注于天下，非但以是而教士子，而必俾学官与有司习射焉。噫，方其无事而教之于学校，以习其礼逊之容，一旦有事也则以用之于战陈，而无敌于天下矣。（以上乡射礼）

《周礼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问其安否），三岁遍覜（视其治效），五岁遍省（察其风俗）。

《国语》曰：周之《秩官》（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官名）以告行理（吏也）以节（以节为信）逆（迎也）之，候人为导（导引），卿出郊劳，门尹除（扫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执役者），司空视涂（道路），司寇诘奸（禁诘奸盗），虞人入材（材木），甸人积薪（用以爨爇），火师监燎（火燎），水师监濯（涤濯），膳宰致餐（熟食），廪人献饩（生食），司马陈刍（养马），工人展车（补伤败），百官各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则皆官正（长也）莅（临也）事，上卿监（视也）之。”

臣按：《周礼》一书，其于诸侯聘问之礼详备，而于王朝遣使之礼略焉。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无岁无之，而不闻其有节送供奉之礼，独于《国语》定王使单襄公聘宋、楚而道陈，道茀而不可行，归告于王而引周之《秩官》之语，所言皆侯国之礼，其末一语云“至于王使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则在当时必有其礼。《周礼》立制以训诸侯，惟载其所以相待之礼而其所以奉上者不载焉，非不载也，敌国之礼尚如此，而贵国宾至且以班加一等益虔，则天子之使至所加不止于一等，而其所以虔敬者益之又益可知也。自罢侯置守之后，无复邦交之礼，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尔，考历代之礼制，惟有王朝之礼，所谓郡邑之礼泯如也。本朝开国之初，定为《洪武礼制》，出使礼仪凡六条；二十年又命礼部官著为《礼仪定式》，出使礼仪凡三条；二十七年又命礼官参用二书为《出使礼仪》，总二十条，开读遣使一、奉使王国二、奉使诸司十四、蕃国三，颁降行人司永为定制，又诏颁迎诏仪注于天下。凡朝遣使各处开读，将至所在，官僚朝服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郊迎，使者下马以诏置于龙亭，使者立亭东，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头礼，众官及鼓乐前导，使者随行至所司，众官先入东西序立，龙亭至，使者立其东西向（如有出使，廷臣先赞日出，使官行礼引赞，引出，使官于露台行五拜三叩头礼），赞唱排班，班齐之后四拜，使者捧诏授展读官，跪受之开读，众官跪听（出使官于露台东跪听），宣读讫，展读官捧诏授使者，复置亭中，众官俯伏，兴，四拜，山呼舞蹈，又四拜。礼毕，众官诣龙亭前跪，长官致辞曰：“圣躬万福。”使者鞠躬，答曰：“圣躬万福。”众官乃退，易服见使者，行再拜礼。臣窃以谓自古礼文之详莫备于《周礼》一书，而其间所载朝觐、聘问之礼虽详，而于出使一节独阙，而我圣祖创为之制其详有如此者，盖王朝之于郡国，以地言之则疆域阻远，以分言之则名分悬绝，所以达上下之情、一远近之势，以其有使臣之往来、诏令之颁布耳。其所以迎接而授受者苟简而粗率，非独无以严九重之威命、重皇华之使节，而下之人亦轻忽而不知所重，而播告之修、申谕之意或不足以耸动乎奉承之人，而事体或至于隳，机会或至于失，亦或有之矣。（以上出使及迎诏礼）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与亻那同）。旁磔（披磔牲体，攘除阴气），出土牛以送寒气。

陈澔曰：“月建丑，丑为牛，土能生水，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

陈祥道曰：“土胜水、牛善耕，胜水故可以胜寒气，善耕故可以示农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难、旁磔，然后出土牛，则出土牛驱除之终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则出土牛又农耕之始事也。”

《宋志》：立春前五日，并造土牛、耕夫、犁具于大门之外。是日黎明，有司为坛以祭先农，官吏各具彩杖，环击牛者三，所以示劝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颁《土牛经》，其作土牛以岁之干色为首、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以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元至元所颁经式，牛色则以立春日为法，日干为头、角、耳色，支为身色，纳音为蹄、尾、肚色。国初袭用元制，正统中始用言者制土牛色复用岁之支干、纳音，如宋法。今制，每岁立春日，内而京兆、外而藩府州县，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东郊，具鼓乐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礼，众官各执彩鞭环牛者三，众共击碎之。（以上迎春礼）

马端临曰：“秦汉之后，礼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

臣按：古今异宜，礼经有可以义起之文，天下之事揆之于义而与义无悖，则是礼虽自古先王未之有制，而后世之人以义起之而创为一代之礼不为过也。马氏著《文献通考》，独为王朝之礼，所谓郡国之礼无有焉，其言曰：“今礼则虽不能无失，然而议礼制度非书生可得与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夫书生而与闻议礼制度而为之措辞固不可，若夫述前人之旧、详一代之制，亦何不可之有。夫所谓圣节上寿及汉以来贺岁首、魏晋以来贺冬至，此虽三代以前所未有，然古者列国之于王朝，朝觐、会同、殷覜之类岁无虚月，而今世所行者此三礼而已。三礼也在朝，文武百官至日具表拜贺，而天下亲藩、边将、藩宪、府州、卫所五品以上官司先期遣官奉表称贺，至期前一日习仪于寺观，至日于所在官厅行庆贺礼，其仪注大略如朝仪，但祝赞之辞不同，及正至不用传制耳。兹三礼者今日朝仪以为大礼，是非独以寓臣子忠爱之诚，亦以昭示华夷，使人心之趋向者益以恭，万方之尊戴者益以固，是虽古无而今有，礼所谓义起者政此类也，圣人复起，臣知其决不易之矣。今其礼仪具见《洪武礼制》，但今天下进表衙门先期进表已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礼，至日惟行五拜三叩头礼，而五品以下衙门则行全礼，臣窃以臣子奉上之礼宜隆而不宜杀，当三大朝贺之日，阖郡官吏、儒生、军民人等毕至，必先演习其仪而后行礼，至日其礼乃简略如此，似乎不称，请一体俱行全礼为宜。（以上遥贺之礼）

朱熹曰：“礼之施于朝廷者，州县士民无以与知为也，而尽颁之，则传者苦其多、习者患其博而莫能穷也，故莫若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次，号曰‘臣民礼略’，锓板模印而颁行之，州县各为三通，一通于守令厅事，一通于学，一通于名山寺观，皆椟藏之，守视司察，体如诏书，而民庶所用则又使州县自锓之板，正岁则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则可以永久矣。”又曰：“礼书既颁，则又当使州县择士人之笃厚好礼者讲诵其说、习其颁礼，州县各为若干人廪之于学，名曰治礼，每将举事则使教焉，又诏监司如提学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举惩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于今，请令礼官将洪武年间颁降《孝慈录》《诸司职掌》《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及永乐中颁降《文公家礼》等书逐一参考，凡系天下郡县家乡臣民所当行之礼，敕翰林儒臣简节删润，著为一书，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如朱熹所议者。又于学校村社选人习学演行，而命州县正官、学校教职专一管领，而提督学校宪臣敕书中以此加载，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为劝惩，是诚化民成俗之要务，为治之道莫先于此。伏惟圣明留意，则朱熹之议不行于昔而行于今矣，天下臣民不胜幸幸。

《周礼小行人》：若国札（病疾为札）丧（札而死曰丧）则令赙（以礼傅之谓之赙）补（助其不足）之，若国凶（谷不熟）荒（凶甚为荒）则令赒（以利周之）委（以聚与之）之，若国师（军旅）役（工役）则令槁（犒也）褵（会众财与之）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臣按：天子之于侯国，有札丧则令赙补，有凶荒则令赒委，是即大宗伯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也；有师役则令犒禬，是即大宗伯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也；福事则令庆贺，祸灾则令哀吊，岂非大宗伯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吊礼哀祸灾者乎？臣于“明礼乐”下著“郡国之礼”，前此皆郡国奉行于上之礼，此则朝廷所以施行于下之礼也。成周盛王所以周恤保爱其臣民者，不以势而以理，不以分而以礼，如此视后世以牛羊草芥待其民者有间矣，呜呼，仁矣哉！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安亲、和平为一书，凡此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吴澂曰：“万民之利害，谓若禁革则某事为民便、某事为民害也。逆顺者，遵王法为顺，背王法为逆也。悖逆至犯令，谓人之为恶者也。札丧、凶荒、厄贫，谓人之不幸而遇灾者也。康乐、和亲、安平，谓人之为善而又有福庆者也。以此五者询问诸国，别而书之，使王得以周知若民利兴政俗美恶、人少灾祸弭福庆集则治可知也，反是则不治矣。”

郑鄂曰：“职方掌天下之图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图此则载之以书，按书所以知其事也。礼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顺从违，不为一书无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乱也、作慝也、犯令也，过恶之已著也，不为一书无以知其罪恶之轻重，犹是曾犯令矣犹不改而犹犯令焉；札丧也、凶荒也、厄贫也，诸侯所遭之故，不为一书无以知远民之忧；康乐谓民之安乐、和亲谓僚蛙之交欢、安平谓其国之宁静，不为一书无以知侯国之治。”

臣按：三代封建之制行而天子所以相与为治者侯国也，罢侯置守之后，则藩服州郡实视古诸侯焉。然古之侯国不过数十，今之郡县多至千百，其土宇之分割、疆域之辽隔、官吏之繁多，其势未易以合，其情未易以通，视古为尤难也。在成周之时，设为小行人之职巡行而辨异之，有不能遍究而悉举，故为之书以述其事，凡有五焉。盖先王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则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每国而辨异之各为一书，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则人君居九重之上，不下几席而一闇阅之顷，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万民之礼俗皆在乎心目之间矣。臣愿乞敕两畿十三藩巡抚大臣及方面府州各为一书，备载郡邑礼俗、政事、教治、刑禁当行切要之务，以备乙夜之览，遇有急切之事，按书以求其故，其于国政未必无补。

以上郡国之礼。臣按：郡国之礼不止于此而所载止此者，祀典则具“秩祭祀”下、学校则具“崇教化”下。

卷四九

▲家乡之礼（上之上）

吴澂曰：“冠、昏、丧、祭四者家之礼也，乡、相见二者乡之礼也。《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之祭有《特牲馈食礼》，乡有《乡饮酒礼》，相见有《士相见礼》。”

《论语》：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朱熹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

苏说曰：“忽略于丧、祭则背死忘生者众而俗薄矣。”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朱熹曰：“生事、葬祭事，亲之始终具矣。礼即理之节文也。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

胡寅曰：“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

《文中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臣按：《礼》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是则礼之在天下，非徒有是仪章度数以为观美而已也，风俗之隆污、世道之理乱、人家之成败皆系于是礼焉。礼无乎而不在，要必人人行是礼，家家行是礼，积家以为郡国，积郡国以为天下，无一处而无是礼，无一事而不由是礼，是则所谓三代比屋可封之俗矣。

又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用，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趋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慎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臣按：宋儒朱熹本《仪礼》及程、张、司马氏诸家礼书，作为《家礼》一书，酌古准今，实为简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书》，已备载其书，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举行者，乞敕礼部详定颁行天下，俾诸道督学宪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县，教官每旬一次帅师生演习其仪，并令乡村社学教读者专习其事，遇民间有吉凶等事按仪而行，如此，则天下之人家有其书、人习其礼。朱熹谓修身齐家之道、慎终追远之心可以复见，然不见于熹之时而见于今世；又谓国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所补然，不补于宋朝而补于今朝矣。臣尝将《家礼》隐括以为仪节，颇简易可行，今士夫亦有依而行者，傥有可采，乞发下天下郡县，不为无补。以上总论人家当行之礼。

吕祖谦曰：“《内则》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盖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论政事，不复以人家事为问矣。”

吴澂曰：“天子为天下之君师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长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谓以人所同得于天之理立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于众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谓德教，如下文所载是也。”

臣按：三代帝王本乎德以为教，非但行之于宫闱、朝廷、官府，而又制为礼法，命大臣以降下于天下，使凡亿兆之众莫不知所以法则而遵行焉。盖天下者家之积也，积亿万人家以成天下，必家家齐然后天下之治成。盖人君之奔驰天下譬如构万间之广厦焉，苟其间阙其一榱一桷，则其规制亦非全者矣。

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洗颒）、漱（漱口）、栉（梳也）、縰（结发）、笄（簪也）、总（裂缯以束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疥也）痒而敬抑（按也）搔（摩也）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饘（厚粥）、（薄粥）、酒、醴、芼、羹（以米杂肉）、菽、麦、蕡（大麻）、稻、黍、粱、秫唯所欲，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榆、免（音问，新鲜者）薧、滫（久泔）、氵随（滑也）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

司马光曰：“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具晨羞，尊长举箸，子妇乃各退就食。”

臣按：人子事亲固当尽其孝，尤当致其敬，不徒以下气怡色、柔声为孝也，而凡其抑搔也、扶持也、问所欲也皆必以敬焉。孝而不敬，非孝矣。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呕逆出声）噫（气塞出声）、嚏咳（嗽声）、欠（气乏则欠）伸（体疲则伸）、跛（偏任为跛）倚（依物为倚）、睇视（顺视也），不敢唾（口津也）纁（鼻液也），寒不敢袭（重衣），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谓涉水）不撅（揭裳），亵衣衾不见里。

方悫曰：“哕噫、嚏咳则声为不恭，欠伸、跛倚则形为不恭，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敢适己之便也。”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陈澔曰：“子而孝，父母必爱之；妇而敬，舅姑必爱之。然犹恐其恃爱而于命或有所违也，故以勿逆、勿怠为戒。”

子（谓为人子者）妇（子之妻）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郑玄曰：“家事统于尊也。”

吴澂曰：“货谓所储资财之物，畜谓所养畜牲之物，器谓饮食等所用之物，假谓以物借人，与谓以物遗人也。”（以上兼言子妇事父母舅姑之礼）《曲礼》曰：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烝、昏定而晨省。

司马光曰：“父母舅姑将寝则安置而退。”

吕祖谦曰：“一岁冬夏有寒暑之变，一日晨昏有晦明之变，冬温如古人置密室之类，夏凊如古人扇枕之类。”

陈澔曰：“出则告违，反则告归。游有常，身不他往也；习有业，心不他用也。平常言语之间自以老称，则尊同于父母，而父母为过于老矣。”食飨不为概。

陈澔曰：“食飨，如奉亲、延客及祭祀之类皆是。不为概量，顺亲之心而不敢自为限节也。”听于无声，视于无形。

郑玄曰：“虽听不闻父母之声，虽视不见父母之形，然心常想像似见形、闻声，谓将有教使已然。”父母存，不有私财。戴溪曰：“粒粟缕丝以上皆亲之物，岂敢私有？”

吴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处而坐，虽止一人必各坐一席，盖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齿本也），怒不至詈，疾止复故。

司马光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以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以求药为务。”

子于父母则自名也。吕大临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亲之命不敢有他称也。”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颜之推曰：“父母有疾，子拜医以求药，盖以医者亲之存亡所系，岂可傲忽哉？”子之事亲也，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孔颖达曰：“父子天性，理不可逃，虽不从当号泣而随之，冀有悟而改。”

《内则》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颖达曰：“谏而使父母不悦，其罪轻；畏惧不谏，使父母得罪于乡党、州闾，其罪重。二者之间宁用熟谏，谓纯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吴澂曰：“复谏，再谏也。熟谏者，至三至四而犹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变化生物之坚硬者至于软熟也。”

臣按：《内则》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论语》事父母几谏章，谓二章之言相表里。解几为微，微谏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渐渐细密，不须峻暴强加阑截也。臣窃以谓朱子之意固是，但于几字之训似不甚亲切，若以为几微之几，则孝子之于亲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方其几微萌露之初即探其情志、意向之所在，随事而致其察，先事而为之防，消之于未然，遏之于将然，则用力比于熟谏为省矣。噫，孝子之于亲，过未形则几谏，过已形则熟谏，致其亲于无过之地，则非徒养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由是言之，二章之意非但相表里，盖相始终焉。

吴澂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有尊者在上，故子之年虽老亦不敢坐。”《玉藻》曰：亲在，行礼于人称父，人或赐之则称父拜之。方悫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方悫曰：“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呼之以来也。唯、诺皆应也，而唯之应速于诺；走、趋皆步也，而走之步速于趋。”

亲老，出不易方，复不过时。亲瘠（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节（谓常行疏略之礼非大节也）也。

方悫曰：“孝子之事亲，岂必老而后如是耶？盖以亲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陈澔曰：“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过时则恐失期而贻亲之忧。”

臣按：为人子者当父母生存之日，兢兢爱日而尽其当然之理，是则所谓孝也。《易》曰“有父子而后有君臣”，传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人人尽为子之道，则治平之基在此矣。

朱熹曰：“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

范祖禹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臣按：先儒谓朱子十四岁丧父，事母尽孝，所以发明此章曲尽孝子之心，盖非身历心验之不能精微曲折如此，人子之事亲者宜身体之。（以上人子生事父母之礼）

《内则》曰：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郑玄曰：“妇，侍舅姑者也。”方悫曰：“私室，妇室也，其视舅姑之室若公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

郑玄曰：“家事统于尊也。”

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藏以待之。

吴澂曰：“为人妇者或有私亲兄弟赐之饮食、衣服、布帛等物，既受之后持以献之舅姑，舅姑肯受所献则喜，若舅姑不受而以所献还赐其妇，则必辞而不敢受，若不许辞，亦不敢用，藏之以待舅姑乏用之时与之用也。”

刘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妇，则冢妇当自任其劳，不可惮其劳而怨介妇不助己，遂不爱敬之也。”

方悫曰：“两相抗为敌，两相合为耦。言使之劳逸不敢与冢妇均也，不敢并行、并坐亦毋敢敌耦之事。”冢妇所祭祀宾客，每事必请于姑，介妇请于冢妇。

辅广曰：“妇傅家事矣，礼之大者亦必请于姑。”

臣按：子于父母天性也，而妇于舅姑虽非天性之亲，然缘夫而以父母之道事之，所以助成其孝，亦天性之自然也。故《内则》后王降教于民，往往以子妇并言，子于父母、妇于舅姑其称谓虽有异名，而其所以事之之道则一而已。故臣于“家乡之礼”既兼载子妇事父母舅姑之礼，又分载子事父母、妇事舅姑，而于妇礼牵连及其所以处娣姒者。（以上言妇事舅姑及处姒娣之礼）

《曲礼》曰：见父之执（父之友也），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方悫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见父之执，于进退之节有所不敢则一举足不敢忘亲可知，于对问之际有所不敢则一出言不敢忘亲可知。”

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并行而差退）之，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陈澔曰：“此泛言长幼之序，非谓亲者。”

邵渊曰：“年倍于我事以父礼，长我十年事以兄礼，长我五年差肩随之，至于群居五人则又异长者之席，其于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亲爱敬之道尽矣。”

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陈澔曰：“辞而后受，宾主平交之礼，非少贱事尊贵之道。”

《少仪》曰：尊长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燕见不将命。遇于道，见则面，不请所之。不画地，手无容，不翣（扇也）也。寝，则坐（跪也）而将命。

陈澔曰：“逾等，祖与父之行也。不敢问年，嫌若序齿也。燕见不将命，谓燕私来见不使摈者传命，非宾主之礼也。遇尊长于道，见己则面见之，不见则隐避不欲烦动之也。不请所之，不问其所往也。无故而画地，亦为不敬。手容恭，若举手以为容亦为不恭。时虽暑热，不得挥扇。当尊者寝卧之时而传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临之也。”

《王制》曰：父之齿（年与父等）随行（从其后），兄之齿（年与兄等）雁行（并行差退），朋友不相逾（并行而齐）。轻任并（己独任之），重任分（析而二之），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无乘而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无羞而食）。

刘彝曰：“帝王之为治也不出人伦，天下之人入于五品尔，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齿随行，父子之教著于道路矣；兄之齿雁行，兄弟之教著于道路矣；朋友不相逾，礼义之教著于道路矣；轻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着于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着于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养老。”

孟子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

臣按：此古者少事长之礼。所谓长者，非但吾之同气，凡年齿加于己者皆长也。孟子有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为治者诚能立为教条，布之民间，使其必遵之而行，否则治其罪，积之以岁月，而治平之绪可成矣。（以上少事长之礼）

程颐曰：“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

臣按：程氏所谓闲之之法度，是即礼也。先儒谓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闲有家也，所以谨始也。吁，谨其始于男女心志未变动之初，则岂复有伤恩败伦之事哉。

《曲礼》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音移）枷（置衣服之具），不同巾涚洁者）栉（理发者），不亲受。郑玄曰：“皆为重别防淫。”陈澔曰：“此四者所以远私亵之嫌。”

孔颖达曰：“男职在官政，女职在织纴，各有限域，不得滥预。”

陈澔曰：“许嫁则系以缨，示有所系属也，此与幼所佩香缨不同。”

刘彝曰：“家人内政不严以防之于细微之初、不刚以正之于未然之始，则其悔咎不可逭矣。《易》曰：‘闲有家，志未变也。’男女之志既为情邪之所变，闲禁虽严，求其无咎而咎可无哉？故夫妇未七十，虽同藏未有可嫌也。圣人制礼必尔者，以无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难正无情之易也，而况于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许嫁缨，所以系属其心，以著诚于夫氏，起其孝义也，既许嫁则有姆教之，处于梱门之别室，男子非有疾忧之故不入其门也。”

男女异长。郑玄曰：“男女各自为伯季也。”

《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跪也）奠之而后取之。

陈澔曰：“男正位乎外，不当于外而言内庭之事；女正位乎内，不当于内而言梱外之事。惟丧、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为严肃之地，丧当急遽之时，乃无他嫌也。非此二者则女必执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授者跪而置诸地，则受者亦就地而跪以取之也。”

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室）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犹障也）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刘彝曰：“外内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亵也。不通寝席，嫌相亲也。不通乞假，嫌往来也。不通衣裳，嫌淆杂也。内言不出，恶交于外也。外言不入，恶交于内也。礼当入内，啸则涉乎异也，指则涉乎觇也。有烛则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无烛则止行，则涉于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男不入、女不出。陈澔曰：“夫妇为人伦之始，不谨则乱其伦类。”

方悫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礼始于谨夫妇。谨夫妇故为宫室以居之，辨外内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内，阴阳之分也。深宫则外人不得而入，固门则强者不得而启。”

《春秋左传》：君子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

臣按：《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盖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之气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阳而女阴，男阳而配合女之阴则为夫妇，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叙为尊卑、上下、亲疏之分，此礼义所由以错也。是以人君为治，必以正家为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统系明、内外辨，秩然有其礼也。礼始于谨夫妇，夫妇之谨在于正男女之位而分别之，人君既正身修德以闲其有家，又必命官惇典庸礼以敷德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大防之所在，男尽男之礼，女尽女之礼，各夫其夫，各妇其妇，以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则治平之基于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汉、唐以来治杂于霸，陋习相承而不知其非，宋世虽称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营妓，而名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时或出以娱宾，而人家所谓养娘者又皆立契典雇。逮于我朝，痛革前弊，立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终身不齿，宋朝视我有愧多矣。昔汉承秦人苛刻之后，一切反其所为，然路温舒犹谓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今元之弊政污习固已泛扫无余矣，然犹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无别也。今燕、赵、齐、晋之域，古所谓中州也，自古圣帝明王、大贤君子过化存神之地，礼义廉耻所自出也，而今闾阎之下、贫下之家，内外尚无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寝，夫妇以名相呼，翁妇嫂叔之不相回避，继父继母之子女相为昏配，诸如此类者尚或有之，乞敕令有司痛加禁约，一洗前朝之陋习，以昭盛代之文明，毋使片翳寸絺以为大朝之玷。（以上人家男女有别之礼）

《斯干》之诗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半圭也），其泣喤喤（大声也）。

朱熹曰：“寝之于床，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

又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褓也），载弄之瓦（纺砖），无非无仪（善也），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忧也）。

朱熹曰：“寝之于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无加也。弄之以瓦，习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妇人也；有善，非妇人也。盖女子以顺为正，无非足矣，有善则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唯酒食是议而无遗父母之忧，则可矣。”

《内则》曰：子生男子，设弧（弓也）于门左；女子，设帨（佩巾也）于门右。三日始负（抱也）子，男射，女否。

方悫曰：“设弧于门左，左者天道所尊；设帨于门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设者，方男女之生，其于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实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别，非特见于弧、帨而已，男则寝于床之尊、女则寝于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昼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凡接子择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郑玄曰：“凡接子，虽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选其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