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征榷之课

《周礼》：太宰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关以征其货之出入，市以征其货之所在）。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王安石曰：“关市，商旅所会。共王膳服者，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丧，关市无征，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

陈傅良曰：“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古者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税入视他至薄也、不常获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严为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妇过市之法，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王之膳服，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关（关谓境上之门）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征谓税而正之，廛谓舍而禁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设入）、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国凶（荒年）札（疾疫死亡）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察也）。

臣按：关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课司，州县各立为局，设官以征商税，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是即《周礼》节傅之遗制也。盖节以验其物，傅以书其数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如今质赁铺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货之物。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关市讥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张载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朱熹曰：“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治之，谓治其争讼。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为士人之所贱，彼读圣贤书、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鉴诸。

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叶梦得曰：“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也）、操兵乘骑马，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后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

马廷鸾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臣按：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

陈傅良曰：“太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取旨行下。”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苏轼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废，窃为圣世病之。”

臣按：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其所关系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征商）

《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戒谨）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贰）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则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为大祭祀而已。”

文王诰教小子（少子之称）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职业者），无（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蔡沈曰：“小子血气未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毋常于酒，其饮惟于祭祀之时，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昏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宁不谓之太甚，已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莫由斯，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噫，兹言也，凡酒之为酒，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未定辞）杀。”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可不谨于酒乎？故曰矧汝刚制于酒，刚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饮者，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予其杀者，未必杀也，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苏轼有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苏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

酒人掌为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皆有五齐三酒。

臣按：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即《酒诰》所谓“德将无醉”，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即《酒诰》所谓“越庶国，饮惟祀”者，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呜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为物，起风波于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礼》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而并付之以几酒、谨酒之权，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又作诰以示戒乎人，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以底于乱亡，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臣按：司虣，市官之属；萍氏，刑官之属。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严，乃至于搏而戮之。呜呼，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噫，此圣狂之所以分欤。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文帝即位，赐民愊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愊。后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谷。”

臣按：愊之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自古以来皆有酒禁，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民之得饮也盖鲜矣，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之愊所以为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汉时去古未远，犹有古意存焉。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因而取利非义也。

臣按：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是亦赈荒之一策也。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吕祖谦曰：“周公作《酒诰》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渍、伤德败性，不过导迪民彝、防闲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恶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变，比之《酒诰》所谓非惟不敢，亦不暇，已无此意，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变，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设心大不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专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谷为之，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则是一物而再税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丧德、靡费以乏食耳，本无所利之也。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谓之榷者，禁民酝酿，官自开置，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呜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谓隐度其实）租，卖酒升四钱。

刘攽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然犹听民自酿以卖，而官定其价，每升四钱，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后世税民酒始此。我朝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罢肆即已，姑为之禁而已，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

唐初无酒禁，肃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圣王者，后世鲜克遵之；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后世多不肯改。德宗尽罢酒税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臣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宴宾，亦如笾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仪狄始造酒，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杀之之刑，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犹然者，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纵民自造而自饮，呜呼，所得几何，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乱、德以之败、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夫妇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结怨，甚至家以之破、国以之亡，国家有所兴作，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不禁尚有可诿者，况祖宗以仁义立国，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如存其名，实无其利。臣愚以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严则不可行，法太宽则不能禁，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额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宴会不许过三巡、饮嗜不许至甚醉，开店以卖者有重刑，载酒以出者有严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不送者有罚，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烧甄之窑户，定为限制，违者治罪。如此，则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贫者无从以得酒，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若此者，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时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设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岁费二十七万石。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犹恐其纵，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可乎？伦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废，词讼奸盗以之而兴，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兴祸起乱之端。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毅然禁之，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岂不韪欤。虽然，千年之事、万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顿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每城各为五槽，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礼会，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官为之券，券用花栏，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临时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过一斗以下，价直必倍其本价，贵则酤者少矣，酤酒者执券为照，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以上榷酤）

宋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请罢榷醋。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调度之余悉归常平。元太宗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

臣按：谷麦既已纳税，用谷以为酒又税之，造麦为曲以酝酒又税之，用米与糟以为醋又税之，是则谷麦一类，农耕以为食，官既取之，商籴于农以为酒、为曲、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税也。呜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时所无有也，是岂上天生物养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而醋则自来无禁，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夫天生五谷以为民食，民无食则死，少食则不饱，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饱，而可以终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设务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为酒之曲亦司之焉，殊不思所以为醉之具即所以为饱之物也，去此以为彼，彼多则此少，必然之理也。太平无事之时，恐其败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岁，必至损民之食，乌可不严为之禁哉？禁酒之策，臣已具于前矣，若夫曲蘖之禁，民家自造不过斗者，请听民自为之，但不许其以交易货买。今天下造曲之处惟淮安一府靡麦为多，计其一年以石计者毋虑百万，且此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呜呼，费民生日用之资以为醺酣荒亡之具，前代以国计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纵之可矣，而今日无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请敕所司严加禁约，于凡民间造曲器具悉令拆毁，与凡为之佣作者一切勒以归农，有犯以与私盐、伪钱同科。如此，则一年之间亦可存麦百余万石以资民食，民之所有即国之所有，是即古者所谓藏富于民者也。（以上曲醋）

《周礼》：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以烹者）刍（草）凡疏材（菜蔬之类）木材（可为宫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为宫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饪；刍以饲畜类。四者皆出于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后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税，其原盖出于此。

臣按：后世竹木之税始此，然唐时所税者取其利以为常平本，今世则用之以为宫宇什器耳。我朝于凡天下关津去处，设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按月给与禁军孤老等烧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场，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数，遇有用度，以凭计料、拣定度量支拨，在外场局则用各给所在之用。近年于太平之芜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径遣工部属官亲临其地抽分变卖，取其价直银两解京以供工部缮造之费，免以科征于民，是诚良策。然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一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乞量为中制，因地定额，多者不以为优、不及数者不以为劣，庶几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汉宣帝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萧望之言：“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

臣按：后世鱼课其原出于此。我朝凡有河泊之处皆立官以司鱼课，岁有定额，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广最多，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余处而沔阳一州乃至有三十一处，岁纳课钞有定数，使钞法果行，所得亦不赀矣。今日非但鱼课，凡征商等课皆然，苟钞法通行则诸课皆得以资国之用，不然则是虚费官吏之俸，徒为下人之扰，而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此言鱼课）

《元史》：额外之课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

臣按：《元史食货志》有所谓岁课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碱、竹木之类，其利最广者盐法、茶法、商税、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谓额外课凡三十二，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呜呼，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课额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当时之民其苦可知也。我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一二，亦不闻国用之不足。臣意当时亦徒有此名目以为奸人之资而已，国家未必赖其用也，史书之以垂戒后世，以见其国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呜呼，其尚永鉴之哉！

以上论征榷之课

卷三一

▲傅算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朱熹曰：“征赋之法，岁有常数，力役取之于冬。”

臣按：孟子此章举布缕、粟米与力役并言而皆谓之征，征也者上取于下之名也。布缕粟米专取其物，而力役之征盖兼乎人力也。

小司徒之职，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冢宰职出九赋者之人数），以辨（别也）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读为弛）舍。

贾公彦曰：“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辨其贵贱、老幼、废疾者，谓别其贵贱、老幼、废疾，合科役者科役之。征谓税之，役谓繇役。施舍者，贵与老幼废疾者不科役，故言弛也。”

吴澂曰：“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别其目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

吴澂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后为家也。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余则为老弱也。”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给公上也），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作文书入于司徒）。

吴澂曰：“国中，城郭中也。晚赋税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复多役少也；野则早赋税而晚免之，以其复少役多也。征之者，给公上之事也。舍者，谓有复除而不收役事也。”

章氏（失其名）曰：“三代役法莫详于周，《周礼》伍两、军师之法，此兵役也；师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闾、族、党之相保，此乡役也。有司徒焉则因地之美恶而均役，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有乡大夫焉则辨民之老少以从役，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

臣按：凡有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役有轻重、繁简、远迩、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强弱、富贫、贵贱之异，不可以一概论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别其宽狭硗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虚实，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强弱老少，必验其畜产以知其贫富有无，必有夫有妇然后谓之一家，必年富力强然后谓之可任，彼夫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事于公与衰耄之老、笃废之疾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所以任夫繇役者皆必少壮之夫，平日习劳、丁多而家给者也。夫民食三土而赖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产，则服力役以为国卫，足国用、成国事，亦其职分之所当为者也。用所当用之人，为所当为之事，虽曰为国，亦所以为民，而又明以察之、公以处之、仁以悯之，是以国家有所经营则咸如子趋父事，有所征伐则莫不敌王所忾，而上无不成之事，下有卫上之忠，而天位永安、国祚延长矣。

张载曰：“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余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谓之家。”

吴澂曰：“民无职事谓游惰者也，游惰则罚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谓出士徒车辇以给繇役者也。”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

马端临曰：“古人于游惰不耕及商贾末作之人，皆于常法之外别立法以抑之，间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当如横渠之说，郑注谓‘令出一夫百亩之税’，则无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不几于太酷乎？”

臣按：民之无职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彼将何从而得乎？圣人为此制所以抑游惰而使之趋南亩也。当是之时，民之无田者盖鲜矣，间有无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赋，但比之有田者为轻尔。后世口赋之算，不问有田无田皆出赋，与古异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读为征），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均也）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

郑玄曰：“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车辇则转运委积之属。”

臣按：力征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力役之征，有专用人力为者，造作修治之属也；有兼资物力成者，辇运挽输之类也。均人掌均力征，必先审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其家之牛马车辇或有或无，因其材而任以事，随所宜而加之役，用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此民之役所以易供，而国之事所以易成也。然用民之力，丰年不过三日、歉年仅用一日而已，而不丰不歉之年则又惟用二日焉，一岁之间三百有六旬，上之人仅用其民三日之力，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民安得不安富，国安得不清泰哉。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

徐干曰：“民数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之也如此，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也，是以先王致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小则窃滥，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所谓版者，即前代之黄籍，今世之黄册也。周时惟书男女之姓名、年齿，后世则凡民家之所有丁口、事产皆书焉，非但民之数而已也。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册，首著户籍（若军、民、匠、灶之属），次书其丁口（成丁不成丁），次田地（分官民等则例）、房屋、牛只。凡例有四，曰旧管、曰开除、曰新收、曰实在，今日之旧管即前造之实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户，十户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长，辖民户十，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周则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贯，官按此以为科差，诚有如徐氏所谓庶事之所从出而取正焉者也。版籍既定，户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无，披阅之顷，一目可尽，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无不当而均矣。然民伪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攒造之初立法详尽、委任得人，则不能禁革其脱漏、诡寄、飞走、那移之弊，请当大造之年，户部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凡所造之册，必须县册详于府、府册详于布政司、司册详于进呈者，其县册当如《诸司职掌》所载，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于实在下则书曰坐落某里，于新收下则书曰某年买某里某人户下田，明开亩段价值、界至，其开除者则止书曰某年卖与某里某人），府册止书地名，司册及进呈者则否。如此，则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验其贫富，民间争讼有所质证得以知其虚实，遇有旱潦有所优免，不至于混而无别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臣按：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

马端临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岁而除；二十而傅给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税之且役之也。”

臣按：后世户口之赋始此。盖古者有田则有税，有身则有役，税出财、役出力，惟游惰无职事者则抑之，俾视夫家出征税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汉计口出算之后，则凡为民者有身则有庸、力役之外计口出财，遂为后世定制。

臣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给公家繇役也。汉制，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为异制，令男二十始傅，则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赋凡三十有六年也。

齐高祖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民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去隶役，身强而称有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臣按：册籍之弊古今一律，国初洪武五年，户部发下户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来每十年一攒造，民年十五为成丁，未及十五为未成丁，官府按册以定科差，脱漏户口者有禁，变乱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征差役，率验其户口、田产，立为等第，敷役者不得差贫卖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轻，其制度可谓详尽矣，然岁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尽，亦非一二人智虑所能周也。请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户部移文天下司府州县，俾其详询博采，积年病弊何在，各处事宜何如，一一条上户部，户部臣僚将所条具者讲究处置以闻，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如齐高祖诏所谓各献嘉谋，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则宿弊既革，版籍顿清，非独官府之科差适均，而民间之词讼亦息矣。

唐令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正一人掌案此户口，课植农桑，捡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在田野居者为村，别置村正。

臣按：《周礼》六乡有比长、闾胥之属，六遂有里宰、酂长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设盖本诸此。今制每一里百户，立十长，长辖十户，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当年者谓之见役，轮当者谓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内，所有追征钱粮、句摄公事与夫祭祀鬼神、接应宾旅，官府有所征求、民间有所争斗，皆在见役者所司，惟清理军匠、质证争讼、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焉。此外又分为区以督赋税，谓之粮长，盖签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之处有之，必须精择其人，不然非惟有亏于国课，而又有扰于生民也。

凡里有手实法，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宣宗时，诏州县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捡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人有死生、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直有低昂，盖不能以一一齐也。唐人户籍三年一造，广德之诏且欲守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不得依旧帐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贫者富、富者贫，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业，岂能以一律齐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员督府州县官造明年当应赋役之册，先期行县，俾令各里开具本里人民军、民、匠、灶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户各若干，其余民户当应役者总有若干，量其人丁事产，分为九等，一以黄册为主。册中原报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沉斥买卖（必须买者卖者两户相照，典当者不具），审实造册，州县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亲临其地，据其见在实有以田丁相配，参错斟酌定为九等则例，随据州县一年该应之役几何、当费之财几何，某户当某役，各填注其下，轻而易者则一力独当，重而难者则合众并力，贫者任其力，富者资其财，必尽一年之用而无欠无余。造成三册，一留司、二发府州县，俾其前期开示以晓民，使知备豫，至期据册以召集，使供繇役，有不均者许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时需之物，则责之见役里甲云。然州县所在，或在冲要、或在迂僻，冲要之所官物之运载、使客之供应盖无虚日，而迂僻之乡固有经年累月而无一人过往者也，民之劳逸不均，莫此为甚，请立为均一之法，亦据此册，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计算，不分有无役占，但见一丁出钱一文或二三文，多不过五文，通收在官，随其县分剧易、道路远近定为雇钱则例，冲要县分所收之钱留县应用，有所不足申文关领，其迂僻去处量留足用之外，具数报官，年终类送上司，以凭均敷，其两京之间、运河之侧州县人民尤为劳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余者用以补之。虽然，人烟辏集去处固易于佣雇矣，若夫偏乡下邑无人可雇，何如？曰召农而役之与之佣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颇便之，若用此法，则均徭不可行欤？曰均徭之法，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江北，可行于大县不可行于小县，可行于大户不可行于贫民，何也？江北州县民少而役多，大县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县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户产广丁多，产广则出财易，丁多则出力省，若夫贫下之户，以十年之役并用于一时，岂易当哉？窃尝以九等之法与均徭之法计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负一石，十日而尽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负十石之粟，日负一石者虽有往返之劳，然轻而易举也。一日而负十石，往返虽不烦，然以一人一日而为十日十人之事，虽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单弱者哉（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其间有九年之歇，且足以辈里长、吏胥放富差贫之弊，固为一时良法，行之江南大县固为民便，但民多役少之处往往多有余剩户，编次者每用中下户而留上户，俾出钱以为公用，因而入已。若夫小县地阔民稀，多设驿铺去处，不待十年已有遍二三次者矣。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县分及里分虽不多而差役颇少之处行之，其余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罢。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罢，若皂隶、膳夫之类可也，如仓斗必须支尽所收，库子数易则有抵换官物之弊，铺兵不居铺舍则易于损坏，此类可令当役之民出钱贴雇为宜）？

唐租庸调法，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调法皆论丁，一年之间、纳租之外，一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日。今制，赋税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分其人户为上中下三等，各具军、民、灶、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轮当之外，其大小杂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于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调、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

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各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各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元祐初元，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元年以前旧法。章惇驳司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邵伯温曰：“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吕中曰：“司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盖尝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分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纲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敛，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按：吕中谓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窃以谓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盖实相资以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因其有余而用之，不足者不强也。各随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强也。彼有力者而无财，吾则俾之出力，财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财者而无力，吾则俾之出财，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巨而物重，费多而道远，则必集众力、裒众财，使之运用而不至于顿踬，资给而不至于困乏，则民无或病、事无不举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户长、耆长也，有所谓弓兵、民壮者即宋弓手、壮丁也，有所谓皂隶、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谓称子、铺户者即宋人拣掐也，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诸役衙前最重，今之杂役亦惟纳户、解户、斗级为难，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行检者充之，然后上不亏于官、下不破其家也。若夫皂隶之设，除监狱守库外，凡直厅、守门、跟随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两京尤为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皂隶解京者，于民间应役人户选其驯谨强健耐劳者以身供监狱守库之役，其余跟随导从者，每户俾其日出银三分以雇人代，当岁该银十两八钱，闰加其数，岁前类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须于按日当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与之直）则彼不至逃负。如此，则农夫遂耕获之愿，官府得使令之给，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举而三得也。

以上论傅算之籍。臣按：制国用者，取民财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国用之后者，孟子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继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汉人傅民丁算口赋之籍，就后世以为言，以见计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赀，是亦制国用之一法也。

卷三二

▲鬻算之失

臣按：此后世纳粟拜爵之始。呜呼，爵禄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所以驭其臣民而富贵之者也，上持富贵之柄以驭下之人，使其委身尽命以为吾用，以成天下之务、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财，上以承天意、下以莫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为君者顾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为贵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为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驭贵之柄，而并与其禄以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万世之下咸归咎焉。

汉孝文时，晁错说上曰：“欲人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观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人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所之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晁错之言有所见于利而无见于义，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害，何也？盖为治必立纪纲，立纪纲在明赏罚，明赏罚在爵与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纪纲不立，纪纲不立则国非其国，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或曰错之意在贵粟以劝农夫。农人勤生而务本，无所俟于爵，自不犯于刑，其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财而易粟，输之县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无罪以为奸，塞下之粟虽多而国中之奸愈肆。是则错之此议专于利而背义，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边之策，岂无它道而必用此哉？

后汉灵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于西园立库以贮之。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自晁错建议之后，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皆卖爵，然多以岁有荒旱、边有警急，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至灵帝则卖爵以为私藏，书之史册贻讥千古。

臣按：自秦汉以来卖官已非令典，至唐肃宗乃至卖私第焉。呜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谨之。盖以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传曰“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记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论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设科取士虽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进身，是即古论秀之法，必须论定而后官之者也。今不论其所业而论其所输，名曰明经而实则输钱，彼粗知文墨者犹之可也，而不识文字者亦与焉，其取用无艺一至于此哉！

宋孝宗诏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财有道，均节财用足矣，妄轻官爵以益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见在绫纸告身缴赴尚书省毁抹。”

臣按：孝宗此诏谓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则是非歉岁不行，非民愿不强，临时取旨不为定例。今则著为定例，不问岁之歉否、不顾民之愿否，遇有意外兴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赋，又不敢请之内帑，首以鬻官为上策。呜呼，以古人驭世治民之器而为博易钱谷之举，识治体者不为也。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与冠带，犯赃私者除名为民，当是之时，民以官爵为贵、冠带为荣，其所以荣贵之者，以有钱不能买故也。近世司国计者取具目前而建为纳粟赐冠带之令，后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卖见任官耳。且国家无甚警急，虽少有亏欠，然犹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营造兴举财未匮而逆计之，荒未至而豫备之，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义，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计科率之，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时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将行何策而卖与何人哉？小人苟顾目前不为远虑，凡有建，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万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与也，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是则上下交为利矣，又何责彼为哉。（以上鬻官）

唐玄宗天宝未，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臣按：此后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时，李德裕言：“初，徐德兴为坛泗洲，募人为僧以资上福，人输钱三千，淮右小民规影徭赋，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

臣按：民之为僧何预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德，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辅始卖度牒。臣按：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

神宗问王安石曰：“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货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边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盖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

高宗绍兴七年，有言欲多卖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数年，其徒当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至熙宁中始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诚反而思之，曰此辈可终去乎？若有可去之几，禁而绝之上也；若度不能禁，与其纵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伏读律文有曰：“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远近、俗尚缓急，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阙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无所损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劳、道途之费，彼亦乐为之矣。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然势至于此，无如之何，与其任彼所为，不若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犹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田廾｝之。

臣按：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呜呼！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臣按：算商之车已为无名，而又算民之车与船，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出一算，商贾则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呜呼，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呜呼！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民何以为生哉。（以上告缗）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决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

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送也）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输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谓春人出耕也），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与谯同楼也）校联不绝（用木相联实），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沴棚，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怨，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余，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破黄巾，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且佃且守，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不克。”懿从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音脂）水，四百余里置一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农官兵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陈尧叟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水田惟扬州最贱，陆田惟颍、寿为轻，且地在两京之间，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虽无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赖以少宽民力，省岁漕，其于国用不为无助。臣请于淮南一带，湖荡之间、沮洳之地、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势高下，测泥涂浅深，召江南无田之民，先度地势，因宜制便，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为堤以限水，或为堰以蓄水，或为斗门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无力者给以食，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计其庸，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六七年间，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国，有外敌之患，犹能兼淮、颍而尽田之，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尽四海以为疆，而此地介两京间，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有鱼盐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仅百里许，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夫若此者，岂其所欲哉？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无定见，傥朝廷颁方尺之诏，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之，无不成者。既成之后，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亦随地势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于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俱在此地，遗迹可考也。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余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积。平吴之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垦之田，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河南之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观之，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陆，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募北人种之。成熟之后按亩分租，随地储积，遇有急用，由汉入江，由江而达于金陵，稍省岁漕之数，多留郡县之储，或遇河洛、关陕荒歉，亦可用以救济。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商于陆挽之故，万一三边有缺，亦或赖以济焉。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臣窃以为，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请如唐人，较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公私两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臣按：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今国家烟火万里，卫所列峙，又值边圉安靖之时，虽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冱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余，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节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间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东，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求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之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巳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逮于我朝，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瞻，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时，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胜惓惓。

卷三六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朱熹曰：“律谓十二律，黄钟、太蔟（千候反）、姑洗（苏典反）、蕤宾、夷则、无射（音亦）、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也，六为律、六为吕。以之审度而度（入声）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去声）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十龠之十当作合）。”

臣按：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于律则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于礼则修之，修之恐其有废坠。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修礼之举，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此治所以不及古欤。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诈伪）而教之中（无过不及），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谓欲之动者）而教之和（无所乖戾）。

郑玄曰：“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五礼谓吉、凶、军、宾、嘉也。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六乐谓《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也。”

吴澂曰：“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流于不和。惟以礼乐防之，则其教易入，礼乐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义在《周礼》为最难通者也。先郑氏以阴、阳德为男女之情，既未适当，而康成则曰：‘天产者动物，谓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谓九谷之属。阴德，阴气在人者，阴气虚，纯之则劣，故食动物作之使动，过则伤性，制中礼以节之；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如此，然后阴阳平、性情和而能育其类。’郑氏之说如此，亦未见其必然（先郑氏谓兴也，以别康成）。”

臣按：天产、地产即下所谓百物之产也，阴德、阳德即下所谓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产，阴阳各有其德，先王作礼乐以事鬼神，阳之德为神，阴之德为鬼。用天所产者以作阴之德，礼由阴作者也，礼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实必得其中而不过于奢俭焉，是以地制之礼而节天阳之所生也；用地所产者以作阳之德，乐由阳来者也，乐以防之，使其笾豆之实必得其和而不至于乖戾焉，是以天作之乐而节地阴之所成也。夫天本阳也，以天产而作阴德；地本阴也，以地产而作阳德，如此，则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合为一矣。由是而事鬼神，则阴阳之气交、动植之物备、礼乐之用节，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万民以之而谐闺门、族党，无不和协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鸟兽草木无不顺成者矣。

《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陈澔曰：“万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礼主于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后作乐，以文德定天下者乐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乐武功之成，非泛然为之也。节事为人事之仪则也，道志宣其湮郁也，世治则礼序而乐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故观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为治之大本惟在于礼乐，礼之大者在郊天享庙，乐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为一代之礼以节天下之事，使其所行者咸有节而无大过不及之差，修为一代之乐以道万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无郁结不平之患。是以自古善观人国者惟于其礼乐观之，而于其政刑则略焉，此无他，求其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臣按：圣人本天地之阴阳以作礼乐，故乐由阳而来，礼由阴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发舒天道之阳、敛肃地道之阴。然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必礼备乐和、兼施并行，然后天之阳、地之阴气交而形和，而絪缊之气通、生成之道备，而万物无有不得其所者矣。

臣按：《乐记》此章上文有曰：“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说者谓以玄酒、腥鱼、大羹非极口腹之欲也，以朱弦、疏越非极耳目之欲也，盖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好恶得其平，则是人道之正也。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如此，则莫不好质而恶奢；观其乐而知上之作乐而不专尚乎耳目也，如是，则莫不好和而恶淫。如此，则民之好恶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于是复其初矣。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臣按：礼乐之制皆是以人为之节，度于人之死而兴哀也，则为之衰麻之服、哭泣之数以节其丧纪；于人之生而好乐也，则为之钟鼓之音、干戚之舞以和其安乐；因人之生而有男女，则为之婚姻、冠笄之礼以别之，使其不混；因人之生而相交接，则为之射乡、燕食之礼以正之，使其不流。礼以节之则民之行也无不中，乐以和之则民之言也无不和，是则丧纪也、安乐也、男女也、交际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为之，不失之太过则失之不及，是以先王为之衰麻、哭泣，为之钟鼓、干戚，为之婚姻、冠笄，为之射乡、食飨，皆是因其所当为而为之节也，岂以私意巧智为之哉？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辅广曰：“乐者所以合人之和，礼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则相亲，分辨则相敬，有以合其情而无以饰其貌则乐胜而流矣，有以饰其貌而无以合其情则礼胜而离矣。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二者阙一则不可。”

臣按：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此二言者非但以论礼乐，凡人之行己处事，接物、交朋友，处族姻、乡党，无不皆然者。故礼以饰貌必有其义，其义既立则检于外者各得其宜，宜则人心安而不乖；乐以合情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则存于中者各有其理，理则人心定而不乱，此合情饰貌所以为礼乐之事而救其流离之失。然又必有义与文焉互相为用，然后贵贱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礼乐所以四达而为王道之备欤。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郑玄曰：“乐由中出，和在中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

臣按：礼乐之所以为大者，以其简易也。乐由天作而其大者与天地同和，如干以易知；礼以地制而其大者与天地同节，如坤以简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为天下之极，若其文为度数则付之有司，亦犹乾坤之简易也。是以恭己五位之尊，揖让庙堂之上，而化行于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简而不烦，所守者至易而不难也。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郑玄曰：“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不失者，不失其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报焉。”

朱熹曰：“礼主减，乐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义。礼乐、鬼神一理，在圣人制作处便是礼乐，在造化功用处便是鬼神。”

臣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形而下者也，鬼神形而上者也。上下无异形，幽明无二理，是以自古圣人之制作礼乐于昭昭之表，所以妙契鬼神于冥冥之中，无愧于此即无愧于彼也。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朱熹曰：“礼有经礼、曲礼之事殊而敬，一乐有五声、六律之文异而爱，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者，皆大乐、大礼之所感化也。礼乐之制，在明王虽有损益，而情之同者则相因述也。唯其如此，是以王者作兴，事与时并，如唐虞之时则有揖让之事，夏殷之时则有放伐之事，名与功偕者功成作乐，故历代乐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臣按：先儒曰有是时则有是事，有是事则有是功。圣人观其会通以行典礼，固未尝执一以废百，亦未尝循末以忘本。

辅广曰：“礼乐之情存乎中，礼乐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圣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圣可兼明，圣诚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诚则圣矣。”

臣按：理之深者谓之情，知则洞达其本原精蕴者也；理之显者谓之文，识则通晓其源委节目者也。知之悉故能创新开始，识之详故能袭旧成终。创物之始，非圣人不能成物之终，虽明哲之士亦可能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孔颖达曰：“此一节申明礼乐从天地而来，王者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乐者调畅阴阳，是天地之和也。礼明贵贱，是天地之序也。乐主于阳，是法天而作；礼主于阴，是法地而制。”

朱熹曰：“乐由天作属阳，故有运动意；礼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臣按：乐以象功者也，礼以饰治者也。功成而作乐，功大然后所作之乐备，治定而制礼治辩，然后所制之礼具。苟功不成、治不定，或功与治未至于大与辩而强为之声容，制度无其本根而徒事其枝节，终归于废弃也已矣。

臣按：三王而专言礼，五帝而专言乐，互文以见义也。夫礼乐之不可沿袭者，其声容、制度耳，若夫和敬之本原，根于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虽百世不易也。

真德秀曰：“《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礼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此乐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万类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圣人因之制为之礼，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妇、师友、宾主下及于舆台、皂隶，等级分明，不相混乱，即万物散殊之象，此礼制之所自行也。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未尝止息，相摩相荡，若雷霆之鼓动、风雨之散润，二气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穷。圣人因之作为之乐，有五声、有十二律。角、征，阳也，商、羽，阴也；六律阳也，六吕阴也。混合无间而乐成焉，故能与天地之和相应，此乐之所由兴也。知乎此，然后识礼乐之原矣。”

臣按：朱熹叹《乐记》此数句意思极好，可见圣人之制作礼乐，皆是自然合当如此。真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后识礼乐之原。”后之有志于礼乐之制作者，请玩心于此二十有五言云。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臣按：《乐记》此章与《易系辞》大同小异，记者引之言圣人制礼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易》象言，此以礼制言耳。

地气上齐（音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真德秀曰：“详悉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贵贱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义也，自‘动静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万物散殊之义也，‘地气上齐’至‘百化兴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义也。合二章而观，其理焕然矣。”

臣按：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大率礼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乐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气，气得其顺则天亦应之以顺，形得其常则地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非乐之乐，是天之有盲风怪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气之应、异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其为治道累，夫岂小哉？

乐着（直略反）大始而礼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臣按：乾元之气运行之初而无以加，所谓大始也，而乐之为乐则根著乎是焉；坤元之形凝定之后而有所成，所谓成物也，而礼之为礼则居处乎是焉。是乐也由阳而来，昭著于声气而流行不息者，在天之气运也；是礼也由阴而作，昭著于形体而安静不动者，在地之形峙也。不息则动矣，不动则静矣，乐之动在于天，礼之静在于地，而礼与乐则动而又静、静而又动，而并在乎天地之间焉。是以圣人分而言之，在天之动者则谓之乐、在地之静者则谓之礼；圣人合而言之，在天地之间兼动与静者则通谓之礼乐云。谓之云者，言其所以为礼乐者如此也。

臣按：《正义》谓乐无反报之意但主于恩施而已，故曰施。礼尚往来，受人礼事必当报之也，故曰报。所以施之者何？乐其所自生也，于其所自生之初而乐之，故其作乐必本其所以生者而为之恩施也。所以报之者何？反其所自始也，于其所自始之处而反之，故其制礼必本其所以始者而为之酬报也。然其所以乐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盖作乐以祀其先，所以章显先王之德于歌颂舞列之间也；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报其情而已，盖制礼以祀其神，所以报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

臣按：人情多变而乐则一定而不可变，事理无常而礼则一定而不可易。何也？乐以统同，而凡人情之应感而动者或听之而和顺、或听之而和亲，莫不一统之以和也；礼以辨异，凡事理之随物赋形者亲疏各有其序、尊卑各有其等，莫不各辨之以序也。如此，则礼乐之作不徒有是言说，而凡天下之人情、事理皆管摄乎其中矣。

陈澔曰：“大人举礼乐，言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也。天地将为昭焉，言将以礼乐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臣按：此章下文所谓“天地合，阴阳相得”以至于“胎生者不岩而卵生者不血”，皆天地将为昭焉之事也。嗟夫，大人兴举礼乐，则效至于天地阴阳之化气、化形生之物无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夫岂无故而然哉？盖礼得其序而乐得其和，序则物各得其理而不杂，和则物各顺其性而不乖，既序且和则建极于上者有其德，燮理于下者尽其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矣。天地之间，何者而非礼乐昭宣之功哉？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臣按：圣人与斯民均备是礼乐于一性之中，圣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圣人备礼乐以身，内和而外顺，故一举而措之天下，则此以心感、彼以心应，宜其易易而无难。

朱熹曰：“礼如凡事俭约、如收敛恭敬便是减，须当着力向前去做便是进，故以进为文。乐以歌咏和乐便是盈，须当有个节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为文。礼减而却进前去，乐盈而却反归来，便是得情性之正。”

臣按：礼以谦逊、退贬为尚，故主减，然礼之体虽主于减杀而其用则在乎进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进为其文；乐以发扬、蹈厉为上，故主盈，然乐之体虽主于充盈而其用则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为其文。主减者当进，须力行将去；主盈者当反，须回顾身心。程颐所谓礼乐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

臣按：礼得其理则有序而不乱，乐得其节则虽和而不流。无理不动，防其乱也；无节不作，防其流也。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素，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偏。

臣按：素谓无文，偏谓不全。子张问政，子曰：“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臣按：举而错之，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也。

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舞之行位相连缀）兆（位外营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以上总论礼乐之道（上）

卷三七

▲总论礼乐之道（下）

《孝经》：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于礼与乐。礼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乐之移风易俗，人多疑焉。何也？盖礼之为用，民生日用彝伦不能一日无者，无礼则乱矣。乐以声音为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资礼以用之，有非田里闾巷间所得常闻也，而欲以之移风易俗不亦难哉？夫乐有本、有文，出于人心而形于人声，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圣人之论，论其本耳。礼之本在敬，乐之本在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经》此章首以“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为言而继之以此，然不先礼而先乐，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礼者敬而已矣”，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下文所谓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礼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乐之和也，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由是观之，礼乐二者交相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器数之末，岂知要者哉？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程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

朱熹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又曰：“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而程氏始用《乐记》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和便是乐之意。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和而节是乐中有礼，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臣故列之于礼乐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程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李郁曰：“礼乐待人而后行。”

臣按：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是礼乐皆为我用。苟心不仁，则无敬与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而和敬又以仁为本。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程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

朱熹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用之谓用礼乐。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

或问朱熹曰：“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曰：“也不止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胜，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必有王者兴焉，于是损文以就质，使之复得其中；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以复其先进之旧，则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盖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又曰：“礼乐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乐，一家有一家之礼乐，一邑有一邑之礼乐，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

臣按：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然本文只说弦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相须而成，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后世急于刑罚事功，失古人为治之意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程颐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

朱熹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臣按：周末文灭其质、礼废乐坏之时，人但知以玉帛、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故圣人以是为言。云云者，谓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辞也。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不在于玉帛、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

臣按：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礼乐，故必有德、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虽然，此言创始者耳，若夫承天践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选用贤能，发挥盛制，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以贻后时之悔。

臣按：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汉以来功利之私，则古治不难复矣。

欧阳修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臣按：修之言曰：“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因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岂非万世之幸哉？

周敦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朱熹曰：“礼，阴也；乐，阳也。此《太极图》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于慢者。”

陈淳曰：“礼乐不是判然两物不相干涉，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才有序便顺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所以相戕相贼、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缘先无个父子、君臣、兄弟、夫妇之礼，无亲义序别便如此。”

臣按：敦颐此言推原礼乐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后备其仪文、度数、声容、节奏之制，不然其如礼乐何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为礼；所安皆乐，故可以为乐。此礼乐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论，后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为文饰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凡其所以纷然杂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乐而姑为，是使天下后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礼好乐之名耳，政昔人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吁，内多欲者固不能有仁义，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

以上总论礼乐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于其君谓：“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前此犹有三礼等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王安石弃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不过习为虚文以供应举。若乃乐之为教，则又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其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但私家无书检阅、无人钞写，迄不能就。而钟律之制，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而亦未能具也。”臣睹朱氏此疏，所谓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及诸书为传者，虽不见用于时，而其徒黄干、杨复盖已私辑之以为《仪礼经传通解》；所谓士友间有得钟律遗意者，则指蔡元定《律吕新书》也。今《仪礼经传通解》南雍有刻本，已行于世，而《律吕新书》永乐中已载之《性理大全书》中，则朱氏之言虽不见行于当时，而实得表章于圣世。臣窃闻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今承六圣太平之治百有余年于兹，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者，兹其时欤？

卷三八

▲礼仪之节（上）

程颐曰：“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朱熹曰：“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故曰‘履德之基’。”吕祖谦曰：“《履》为《易》中之礼。”

臣按：此六经言礼之始，然经但言履而已，而说者乃以之为礼，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是礼的意思。盖莫高于天而地最卑之处为泽，泽下而天上，上下之分如此悬绝，苟无辨焉，则泽上于天矣，泽上于天则是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则反常而僭分，而民志不知所向而无定守矣。是以君子为治莫先于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于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见于践履之间，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为品级、制为节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仪而不可紊。”此履所以为礼欤？

程颐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君子观《大壮》之象以行其壮，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矫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则威严果决以去其恶，而必为善须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

臣按：《易》卦言礼始于《干》，备于《履》，而所以履而为礼则在于《大壮》。盖以嘉会所合者本于乾道之亨，乾，天也，天行以健，震以动之，壮莫大焉。既壮而大，是以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立非礼弗履，而所履者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嘉其所会而合于乾道之亨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也）朕三礼？”佥曰：“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序也）宗（祖庙也）。夙（早也）夜惟寅（敬畏也），直（心无私曲之谓）哉惟清（洁也）。”

朱熹曰：“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礼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专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庙为主也。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则其心洁清而无物欲之污，可以交于神明矣。”

臣按：礼之大者莫大于祭祀，祭祀之礼凡有三焉，所谓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官，惟于百揆、秩宗咨于四岳，盖百揆后世宰相之职，而秩宗则后世礼部尚书、太常寺卿之职也。礼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轻授，轻其官守则是轻神明矣。是以帝舜于他官皆直命之，独于秩宗之职必咨访于四岳而后任焉，其重之亚于百揆，意可见矣。后世人主往往重治人之职而轻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类，失古意矣。

皋陶曰：“天叙有典，敕（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常也）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蔡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序也，秩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即所谓典礼也。典礼虽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伦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则在我而已。故君臣当同其寅畏，协其恭敬，诚一无间，融会流通，而民彝物则各得其正，所谓和衷也。”

臣按：所谓五典，即所谓“慎徽五典”之典也；所谓五礼，即“巡守修五礼”之礼也。天之伦序有不易之典而正之在我者，必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之伦而各有义、有亲与夫有序、有别、有信，咸惇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之自我者，必使吉、凶、军、宾、嘉五者之礼而各有尊卑、贵贱等级，隆杀咸有常而不变焉。而是之典礼固自天子出，而所以辅相而推行之者，则不能无待于其臣焉，此所以必待于君臣上下同寅协恭而后民彝物则各得其正，而典礼出于上天之所降者无过不及而罔有乖戾焉，是则所谓和衷也。

郑玄曰：“宗伯，主礼之官。宗伯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也。”

吕祖谦曰：“治，理也。坛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节，贯本末而等文质，所谓礼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礼，则僭乱谄妄而渎乎神陵，犯乖争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礼，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

吕祖谦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有自然条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灿然有经，便是和。若无礼则乖争陵犯，上陵下替，岂能一日和？”

臣按：《周书》宗伯掌邦礼固曰和上下，而《周礼》礼典亦以和邦国为言，盖以礼之用，和为贵，成周合乐于礼官谓之和者，盖以乐言也。吁，虞廷分礼乐为二，周室合礼乐为一，时世所尚，轻重可见。若夫后世所以为治者，专意于簿书、期会之末，所谓礼乐者皆非古之所谓礼乐，间有一二仅存，亦名同而已，实则非焉，可慨也夫！

王昭禹曰：“谓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则礼当自王出也。”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烝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槱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详见“秩祭祀”）

臣按：大宗伯所掌之礼有五，曰吉、凶、军、宾、嘉，而《周官春官》首言大宗伯之职以佐王建保邦国者，则专以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为言，盖礼莫重于祭也。

以凶礼哀（谓救患分灾）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谓岁歉）札（谓民病），以吊礼哀祸灾，以褵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吴澂曰：“哀谓救患分灾也。丧礼谓亲者为之服、疏者有含襚。荒者，人物有害也。凶以天灾言，札以民病言。吊者，慰吊之也。祸灾如水、火之类。褵者，会财货以补其亡失也。围谓国被围，败谓师败绩。恤，相为忧之也。兵于外为寇，于内为乱。”

臣按：凶礼凡六条，《曲礼》曰：“岁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祀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观古人于荒礼如此，则其他可知矣。可见成周盛时，于国有凶荒，其君臣上下相与哀恤如此，盖其与民同患，故虽遇凶而不凶也欤。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众也）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吴澂曰：“亲谓使之亲附也，朝如日出于寅之朝而朝于天，宗如万物相见于南方而其类皆有所宗，觐谓物成之时各勤其实以报乎上，遇谓闭藏之时其相见若邂逅之遇，会谓非时会集以谋征伐之时，同谓王不巡狩而众见诸侯以命政，问谓诸侯遣卿非时致问于天子，视谓诸侯遣卿以大礼而众见于天子。”

臣按：宾礼凡八条，朝、觐、遇、宗之名以别一时耳，其礼一也。《书》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参之，诸侯六年之内惟一朝耳，来以春则曰朝、以夏则曰宗，秋、冬亦然，初无四方之别，犹汉春曰朝、秋曰请也。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吴澂曰：“同谓威其不协及僭差者也。大师谓天子六军，用众者出师之法也。大均谓因地以令赋、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硗而赋有轻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是所以优恤其众也。大田谓四时之田而因以习兵，简阅其众之能与否也。大役谓徒役，若筑作之类，所以任用众力也。大封谓正封疆、沟涂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于此见圣人公平广大之心矣。”

臣按：王安石谓用众者用其命，恤众者恤其事，简众者简其能，任众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简其能，简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谓军礼。军礼以用其命为主，以合其志为终。嗟乎，古人用兵而必为之礼如此，后人惟知用法而已，驱之如牛羊，视之如艾蒿，岂复有所谓礼也哉？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吴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为之制也。饮食谓族食族宴也。昏兼姻言，冠兼笄言。宾射谓王与宾友射也。飨以训共俭，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宾客皆一飨而燕则无数。脤膰谓祭祀之肉。兄弟之国，同姓诸侯也。赞其喜曰庆，加物曰贺。异姓之国，王之昏姻甥舅也。”

臣按：先儒有言，观乎《大雅》《小雅》正变之所存，则周之所以兴莫不由于五礼也，周家之所以亡亦莫不由于五礼也。邦国之根本安危之所系，其有大于此乎？臣观周人设官，大宗伯所以佐王建保邦国者，首以五礼为事，非徒有其典，凡其所以咏于《诗》与夫散见于传记者莫不备见其事。吁，此成周所以为有道之长而异于后世也欤？

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辨庙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

吴澂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数，小宗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其所得用。用等者，器币尊卑之差也。庙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远庙之主迁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则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则斩衰也、齐衰也、锡衰也、缌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孙，人属之正名也。辨亲疏者，重服则亲，轻服则疏。正室，适子将代父当门者也，疏曰：‘据九族之内，凡适子正体皆为正室，皆谓之门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臣按：礼之大者有五，而五者之中其所用者各有等则焉。大宗伯既总其纲，而小宗伯又掌其禁令与其用等。所谓等者，尊卑、贵贱、亲疏三者而已。辨昭穆与其章服则尊卑之等严，禁车旗与其宫室则贵贱之等别，别三族与其衰服则亲疏之等明。然又于等则之间特申明宗子之制而总结之曰掌其政令，以见凡行礼者皆以是为重焉。由是观之，古人重宗之意可见矣。

《礼记曲礼》曰：毋不敬。范祖禹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臣按：治国平天下之本在乎修身，而修身必以礼，礼者敬而已矣。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吕大临曰：“为祖父母齐衰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五月，此所以定亲疏也。嫂叔不通问，嫂叔无服，燕不以公卿为宾以大夫为宾，此所以决嫌疑也。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众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则不降，所以别同异也。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其文是也其义非也，君子不行也；其义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此所以明是非也。”

臣按：天下之事各有两端，混然而不可辨别者，君子必以礼辨之，亲疏以礼而定、嫌疑以礼而决、同异以礼而别、是非以礼而明。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吕大临曰：“礼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礼之实也；礼，节文乎仁义者也，君子撙节所以明礼之文也；辞逊之心，礼之端也，君子退让所以明礼之用也。”

臣按：《曲礼》此言则天下之事无一而不本于礼者，而后世为治者顾以礼为虚文，而一以法令从事，岂知本者哉？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吕大临曰：“人之血气、嗜欲、视听、食息与禽兽异者几希，特禽兽之言与人异耳，然猩猩、鹦鹉亦或能之，是则所以贵于物者，盖有理义存焉。圣人因理义之同然而制为之礼，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人道所以立而与天地参也。纵欲怠敖，灭天理而穷人欲，将与马牛犬彘之无辨，是果于自弃而不欲齿于人类者乎？”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刘彝曰：“太上者至极之称，犹言全德也。”

臣按：礼者称而已矣。礼固以德为贵，而施与于人与报人之赐乃人道之不能无者，是以位虽有贵贱、尊卑之殊，而往来、来往之礼，所以相为施报者断然不可阙也。

吕祖谦曰：“人生天地之间，强足以陵弱，众足以暴寡，然其群而不乱或守死而不变者，畏礼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违者，恃有礼以为治也。一人有礼，众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无礼，众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系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学者。”

臣按：人道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此礼也，苟无礼焉，则强将恃其力以陵弱、众将恃其势以暴寡、富将恃其财以吞贫、智将恃其能以欺愚，则是天下之人皆将惟其势力财能之是恃而不复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圣人知其然，故制为秩然之礼以立为当然之法，颁之学宫之中，设为师儒之教，讲明其理，推行其道，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而平康也。然则天下其可以一日无礼而斯人其可以一日不学礼乎？

戴溪曰：“礼以卑为主，以恭为本，故礼者所以柔伏，伏其侈大之意而习为退逊谦下之道。故有礼之人，其容肃然以正，其气粹然以和，望其颜色而知其人之可亲也。其容狠，其气暴，望其颜色而生易慢之心者，必其无礼之人也。富贵之失礼以骄，贫贱之失礼以谄，骄者失于亢，谄者失于卑，其为失礼一也。”

臣按：礼之为礼，大中至正之界限也。富贵者不可过于是，贫贱者必求至于是，过于是则气盈，气盈则骄而淫，不至于是则气，歉气歉则惧而屈。是何也？不知礼之为礼也。诚以礼之为礼，是乃吾心大中至正之界限，人有礼则中有定见、外有定守而不为外物所动矣。

吕大临曰：“君子之于礼，不责人之所不能备，贫不以货财为礼是也；不责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为礼是也。”

臣按：无财不可以为礼，非强有力不可以行礼，是以操有余之势力者恒以是而恕诸不足之人，不恃吾之富与强而强人之所不能备，而求其如吾志焉。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臣按：子思此言虽为丧礼而言，然凡为礼者莫不皆然。

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吴澂曰：“哀敬言其心，礼之本也；礼言其物，礼之文也。礼有本、有文，本固为重，然谓之与其、谓之不若，此矫世救弊之辞尔，盖本与文两相称者为尽善也。”

以上礼仪之节（上）

卷三九

▲礼仪之节（中）

《礼运》：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方悫曰：“礼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礼所以承乎天之道；礼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礼还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礼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为急欤？”

臣按：《礼运》此言因言偃问“礼如此乎急”而孔子答之如此，以见礼之为礼，上以承天道、下以治人情，其得失为人生死所系，人而无礼乃不如鼠之有体，此其虽生不如死也。呜呼，人之所急孰有过于死生哉？礼之所系如此，其急可知也。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以黍加诸烧石之上）捭豚（擘析豚肉烧食之），污尊（掘地为污坎以盛水）而殽饮（以手掬水而饮），蒉桴（抟土块为鼓椎）而土鼓（筑土为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郑玄曰：“言其物虽质，略有齐敬之心，则可以荐羞于鬼神，鬼神飨德不飨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饮食，饮食之初乃礼之所由起也。其初未有釜甑、刀匕以及罍爵、鼓乐之类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是以弥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质朴之意于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礼之初意。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接宾以礼曰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违上行私）、小臣窃（盗也），刑肃（峻急）而俗敝（败也）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上下之私），礼无列则士不事（不修职也）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吴澂曰：“别谓剖判之，嫌谓似同而不同者，明谓著察之，微谓可见而难见者。凡祀祭享，皆傧鬼神也。布帛长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礼稽考之，仁义所施轻重不一以礼辨别之。君之执礼以为柄者，决人事于显，感鬼神于幽，粗而考长短、广狭之器数，精而别亲疏、尊卑之等杀，并须用礼。礼所以治其国之政使不乱，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乱之祸。礼可以正天下国家，政不正谓为政不以礼也，政不正之所致有二，一则君位危，二则法无常。君位危则失其尊，高下无忌惮则大臣为奸、小臣为盗，君务严刑胜之而上下睽乖，习俗敝坏矣。法无常谓渝其律令，下无遵守，而天秩之仪亦紊其次矣。士之所事者礼也，有国而无礼则士无所服习矣；民之所归者德也，有刑而无德则民无所怀向矣，此疵病之国也。

臣按：礼为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后世人君皆知以政为治，而不知本之礼以为政，失其本矣。虽然，盖亦日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而暗用之，今既知之，盍反其本而明明执之以持世乎？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势莫患乎上下无以相别而分守无以相安也。若夫主势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从于畏爱则象之中，甘心于服役事养之际，求其为自安自适之不暇，安有欺背替陵之事哉？故曰礼达而分定，则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恶死，人心之所同，然圣人有礼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大哉，礼乎！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礼教既达，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安也。

臣按：《礼运》此章上文有曰”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而继之以此以见礼之为礼，乃圣人治情修义之本，兴利除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为治者也。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孔穴）也，故惟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陈澔曰：“肌肤之总会、筋骸之联束非不固也，然无礼以维饬之则惰慢倾侧之容见矣，故必礼以固之也。窦，孔穴之可出入者，由于礼义则通达，不由礼义则窒塞，故以窦譬之。圣人之能达天道、顺人情者以其知礼之不可以已也，彼败国之君、丧家之主、亡身之夫皆先去其礼之故也。”

臣按：礼必有义，礼而不合于义则为非礼之礼，故古人言礼必兼义言之，盖以人之为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而其所以为人者其大端在礼之义而已。有此礼义，则外焉而信实以讲、和睦以修而与人也诚，内焉而肌肤有所会、筋骸有所束而在己也固，明焉而养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享庙，此其大端绪也；上焉而通达天道，下焉而和顺人情，此其大窦穴也。是礼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唯圣人则知此礼为人大端、为人大窦，虽欲已之而不可以已也，于不可已而已之则国必坏、家必丧、人必亡。

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张载曰：“人情所安即礼也，故礼所以由义起。”

臣按：礼之为礼皆义之所当为者也，义不当为则礼不可行，则是礼之用皆是义之实也。古昔圣人所制之礼皆是合为之事，苟有事焉，考之先王虽未为之礼，然以之协合于义而于义无所悖，则是当为之事也，吾则以义起之而为之节文仪则焉，是亦圣人之所许也。

吴澂曰：“大顺之应如此，亦无他故而使之然，盖由古先圣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以教天下之人，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身之顺，充而为家国天下之顺故也。”

臣按：《礼运》于篇终论礼之义而至于体信、达顺，盖言礼之极功也。论礼之功用而至于此，盖不可复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于修礼，而礼之所以修者则又在乎敬而已矣。

臣按：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以之为礼之本固矣。若夫义者合宜之谓，理者有条理之谓，苟仪文度数之间、登降上下之际不合于宜而无条理焉，则亦不文矣，此礼所以贵乎有本、有文。无忠信则礼不能立，无义理则礼不可行。

孔子曰：“礼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丰、不杀，此之谓也，盖言称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太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簋有雕镂之饰）朱纮（冕系）、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

臣按：礼之等不同而各有当然之则，过于丰则逾，降而杀则不及，一惟称而已矣。是以天子太牢而祭，称也，则谓之礼；匹士太牢而祭，不称也，则谓之攘焉。攘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滥，丰而不称者也；晏平仲之隘，杀而不称者也。先王之制礼，或称其内，或称其外，寡者不可多，多者不可寡，一惟归之于称。君子之行礼者，其可不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损哉？

臣按：礼所以防范人心，纲维世变，如纲之有纪然，纪散则纲之目无所维，礼散则人之心无所守。前篇言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者，此也。

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陈澔曰：“体，人身也。先王经制大备，如人身体之全具矣，若行礼者设施或有不当，亦与不备同也。大者损之、小者益之，揜其显、著其微，是不当也。”

臣按：礼之在天也有自然之节文，其在人也有当然之仪则，故先王制之以为度数亦有一定之理，如人身之有四肢、百体，在上者不可移之下，在外者不可纳之内，左不可迁之右，大不可减为小，礼之为礼亦若是而已矣。故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谓之不成人。

朱熹曰：“礼仪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诸侯冠、天子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经礼谓礼之经常者，如冠、昏、丧、祭、朝聘、会同之类；曲礼谓礼之委曲者，如进退、升降、俯仰、揖逊之类。礼虽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极致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户，行礼必由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岂有行礼而不由敬者乎？

臣按：本谓人心之初，古谓礼制之初。礼之行也必反其本，求之于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修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为。反思其本，修举夫古，则是不忘其初矣。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

臣按：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质也。甘则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则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犹味之甘、色之白也，有是忠信之质而后可以学礼。忠信者何？诚实之理也。人无诚实则虚伪矣，礼其可以虚伪为乎？是以人之欲行礼者必以诚实为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礼亦必用诚实之人也。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盖秦火之前典籍备具之时之语，固为至论，然非得其数，则其义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余，数之存者不能什一，则尤不可以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礼有数有义，数其事物之粗者，义则其精微之理也。先王盛时，仪文具备，而凡一时掌文书、司赞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节、俎豆牲醴之数，特于礼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有所不知耳。自秦废礼之后，汉兴不能复古，凡三代之仪文、器数一切扫地，所幸者经典尚存，古昔先王制作之义犹见于简册之中耳。是以秦以前数易陈而义则难知，汉以后义犹可以讨论而数则有不能以尽考者矣。虽然，后有作者之圣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义，凡仪文有所阙略一皆以义起之，因时制宜以为一代之礼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罚之末，本乎礼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礼，而又立为定制以贻子孙，使之世守而不替，其于三代之治殆庶矣乎。

《经解》曰：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诚县（音玄）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

臣按：《经解》此言则知礼之为礼，非独以之辨上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审事理。于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轻或重、或曲或直，或方而常、或圜而变，一以礼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当然之道，虽有奸欺诈伪之术，无所施矣。

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吴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践行之迹。方犹法也。礼者，敬让之道也。人皆隆礼、由礼，则凡奉宗庙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贵，处室家者皆让父兄，处乡里者皆让长老。敬让之道达于宗庙、朝廷、室家、乡里，故上为下之所敬让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则安矣；民知君之当敬让而为民者不乱，不乱则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礼而然，故曰莫善于礼，记者推言礼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结之也。”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臣按：古昔圣王之为治不必拘拘于禁令、刑罚，一惟以礼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国、下而里闾族党，莫不制为当行之礼，以明其当行之道，使之知所以慕向而兴起也。

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臣按：《坊记》有曰“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先王制为此礼，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举之，莫敢废也。是何也？创业垂统之君烛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为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来，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为之。后者不推究其本末、轻重，有所更革焉不可也，况又去之乎？礼经坏坊之譬切矣。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难而坏之甚易，幸而时之旱无水患也，率意坏之，一旦秋雨时至，坏山陵、冲城郭、荡庐舍，仓卒欲为之坊，得乎？继世之君轻去祖宗之礼法者，何以异此。

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无之，盖逸文也。所谓君子慎始一言，诚万世人君为治之要焉。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也皆起于细微眇末之间，故圣人制礼以为慎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于淫辟也，故于其匹配之始而制为昏姻之礼；因人有饮食之欲而易至于争斗也，故于其会合之始而制为乡饮之礼；以至丧祭、朝觐之初，莫不皆为之礼，使不至于恩薄而败起，则是止邪于未形而使民日迁徙于善、远离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于其始而慎之，则其差也始于毫厘之间，而其终也得失成败之分乃有至于千里之遥焉。呜呼，君子之作事也其可不慎于始乎？欲慎其始，舍礼不可也，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

《哀公问》：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

臣按：民之所由生者，以礼为大，则失此礼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君子以之为尊敬如此，夫岂徒然哉？后世乃以法持世而弃礼，盖不知其民之所由生者，其大在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吴澂曰：“中者，无过不及制者裁也。子贡见夫子言师、商之过、不及，遂问夫子何以得为过、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礼也。盖礼有节，以礼裁制之使中其节，则无过亦无不及矣。先云礼乎者设为问辞，后云礼者设为答辞也。”

臣按：理之出于人心，事之行于天下，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正道、当然得宜之定则，然人禀赋各殊而其学力有至有不至，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于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则？人之生也，刚克者多失之太过，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刚者则过于刚而不足于柔，柔者则过于柔而不足于刚，是以其行事也宽则失于太纵而无制，猛则失于太苛而无恩，或优容于此而操切于彼，或慢令于前而致期于后，不失之有余则失于不足。是何也？无礼以为之裁制也。用礼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体以为之衣，随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余亦不使其不足，既无太过亦无不及。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辨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始也）洽（合也）于众也。”

吴澂曰：“治者使之不乱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礼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礼，治国而无礼则其事必乱而不能治，如无目之人，无相者前导旁扶则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时、在黑暗之地，无烛以照则不能有所见。无礼则手足皆妄动，故曰无所错耳目；皆妄听妄视，故曰无所加进退揖让，无以裁制而使之中节。别即辨也。策谓讲武教战之谋策，制谓全师克敌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见礼之无乎不在，一日不可以无礼，一事不可以无礼。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与凡天下之大、万几之众，一事之行皆必有所以治之者，所以治之者何？礼而已矣。唐虞三代之君率本此礼以为治，后世人主生死乎节文、仪则之中，而不自知其皆圣人所制之礼，一惟以事视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节者即礼之所以为礼也。古人创之于前，祖宗述之于后，凡吾今日之所餔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者皆祖宗之余裔，若瞽而无相助之人与冥行于昏暗之夜，然而未至于亡者，有此礼以为之治也。然则有志于三代之治者，可不以礼而为之本乎？

《坊记》：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臣按：《坊记》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则坊（与防同）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继之以此。坊之义见前《经解》中，所谓君子之道即礼也，国之有礼犹水之有坊，坊以止水因水之势，礼以坊民因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恶贫、好贵而恶贱，富与贵者必骄，骄必至于为乱，贫与贱者必约，约必至于为盗，此圣人既以礼为之大坊，节其过不及之情，俾其归于中正之德。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惮而不至于淫；心无穷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极其欲。所以然者，无非因人之情而为节文之礼也。

陈澔曰：“体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时以为往来，则阴阳以殊吉凶，顺人情以为隆杀，先王制礼皆本于此，不独丧礼为然。”

以上论礼仪之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