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冕服之章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誌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製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羲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袞冕、闇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朱裏（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在上者）、紐（小鼻也，綴於延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以玉為笄）、朱紘（以朱為紘，綴笄兩端結於頷下）。王之皮弁（視朝之服），會五采（結五采玉）玉基（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之）、玉笄。王之弁絰（吊服），弁而加環絰（纏而不糾）。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雲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袞可知矣，大裘與袞同一冕也，此所謂五冕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凶，喪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享食賓客）、射（與諸侯射）則牴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則玄冕。凡兵事，韋（謂革之熟者）弁（冠也）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喪冠）服；凡吊事，弁晙服；大紥、大荒、大災，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凶、吊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絰，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屨），為赤舄（複屨曰舄），黑舄赤曌（縫中紃也），黃曌，青句（當作絇），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屨必言服，服各有屨也。吉服有九舄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其下白舄、黑舄。絇為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喪祭則用素屨、葛屨，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與袞同畫龍於衣）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耇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臣按：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製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湛《三禮圖》雲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製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不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製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製雖不可考，然意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製始備，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誌》：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筒為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隋誌》：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誌》雲：“通天冠本秦製，前有展筒，冠前加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幘，齊加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鐶。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至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製度及所用衣服，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誌》：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為天衣。臣按：此後世袞衣之製。

《宋誌》：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禦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製，其間所謂大裘冕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繪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袞襲之，或者又謂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製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製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製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眾味和，《雲門》《鹹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複先王之製、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仿古製，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嚐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製雖曰華而不為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製，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璽節之製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冶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於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製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並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後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永寧之後為劉石所得，後複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後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後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嚐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為受命璽，得其璽也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於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於其德而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軹道，烏在其為壽且昌哉？繇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有與無何足為國重輕哉？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征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製，後世率遵而用之。《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專以為天子印章之稱。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台。”臣按：漢之符節台，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

漢製，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台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為符璽禦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為劉石所得，尋複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於隋，不知孰為真物也。

唐製，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唐製，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禦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疏內、銓曆任三代狀用之；二曰“禦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為寶。

高宗中興，禦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禦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詔書之寶”。

哲宗元符元年，鹹陽縣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並，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嚐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紿得璽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毀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托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複得之鹹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複製二璽，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曰‘範圍天地，幽讚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二寶與受命寶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責而征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複歸江左，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曆晉暨陳複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證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後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於實迪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鹹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征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尚在為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漢製，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臣按：此漢、唐、宋群臣印章之製。今製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製。（以上印章）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五等諸侯之國）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角”當作“管”）。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飾也）簜（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爾，傳謂所齎操及所適。”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為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修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奸私而輕重為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為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鄭玄曰：“叩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謂有文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為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銅虎符，以金為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為之，是即旌節之屬。

鄭玄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雲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別有一物也。注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為之節焉。”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

孔穎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臣按：以玉為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漢高後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範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說文》：“符，漢製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製蓋始於漢也。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呂祖謙曰：“漢製，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勃曰‘非有漢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臣按：節之為製，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毛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袁盎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隨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複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

卷九一

▲舆卫之仪

《易》：坤，为大舆。吴澂曰：“为大舆，三画虚，所容载者多也。”坎为水，为矫，为弓轮，其为舆也为多眚。

徐几曰：“阳在阴中，抑而能制，故为矫，为弓轮。矫者矫曲而使之直，者直而使之曲也。弓盖二十八，所以蔽其车之上轮；辐三十六，所以载其下弓。舆、轮皆矫之所成也。”

吴澂曰：“其于舆也为多眚者，谓有险难而多阻碍也。盖行于险道，不若坤舆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

臣按：先儒谓《易》取坤象称舆，本之《剥》上九爻。盖《剥》卦五阴，承载上九之一阳，如人之在车上。《坤》六画皆阴，其象为虚，虚则承载为多，故为大舆，而坎之为卦则中虚，虚中而实外，故有矫爇为弓轮之象。是则车舆之作，其所取象者大矣。古人谓天为盖、地为舆，圣人告颜子以四大之礼乐，而于殷独取其辂，则车舆之为用岂小也哉？

《书顾命》：大辂在宾阶（西阶也）面（南向也），缀辂在阼阶（东阶也）面，先辂在左塾（门侧堂也）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蔡沈曰：“大辂，玉辂也；缀辂，金辂也；先辂，木辂也；次辂，象辂、革辂也。王之五辂，玉辂以祀不以封，为最贵；金辂以封同姓，为次之；象辂以封异姓，为又次之；革辂以封四卫，为又次之；木辂以封蕃国，为最贱。其行也，贵者宜自近，贱者宜远也，王乘玉辂，缀之者金辂也，故金辂谓之缀辂，最远者木辂也，故木辂谓之先辂，以木辂为先辂，则革辂、象辂为次辂矣。”

吕祖谦曰：“此非特盛弥文而彰备物，天位峻极，幄座靓深，宝镇烨华，车辂峙列，入其庭肃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投艰之意，不言而已传矣。”

臣按：王朝之辂，不但巡行以驰于道路之间，而于朝会之间亦陈列之于殿廷，以盛弥文而彰备物焉。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掌公共汽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玉饰其末），锡（马面当卢刻金为之），樊（马大带）缨（马鞅也）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饰之，十有二匝），建大常（旗上画日月）十有二斿（旗上缀十二斿），以祀（用祀天地）；金路（金饰之），钩（当马胸，金为之），樊缨九就，建大（画交龙），以宾，同姓以封；象路（用象齿为饰），朱，樊缨七就，建大赤（通帛之旗），以朝（用以视朝），异姓以封；革路（挽之以革而漆），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读为剪，浅黑色）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

刘彝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辂者，欲王之奉祭祀，虽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辂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为用也贱矣；运用震动，任重致远，其为物也劳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为费也广矣。贱物而贵饰之则易坏，费广而又增费之则伤财，此周辂之所以为过欤。”

臣按：周人尚舆，既于冬官设舆人等官掌作车之事，而又设巾车之官属于春官者，盖春官掌邦礼，礼必乘辂，辂必有其饰，巾者设饰之物也。辂而谓之金、玉、象者，用以饰其末尔，非纯用也。

王之丧车五乘，木车（不漆者，始遭丧乘之）、素车（垩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车（垩以苍土，既练乘之）、駹车（边侧有漆，大祥乘之）、漆车（黑漆车，既禫乘之）。

《考工记》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郑玄曰：“轮象日月，以其运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贾公彦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盖弓之数象之。”

王昭禹曰：“盖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体之圆；轸在下以载乎上，故象地体之方。圣人乘焉以位乎其中，则三才之道备矣。”

郑樵曰：“圣人作车，圜而为轮，方而为舆，曲而为辀，皆有制度。轮以运、舆以载、辀以服，三者备然后行。毂以利转，辐以直指，牙以固抱，毂以受轴，大穿为篆，小穿为轵，轴近毂为股，近牙为骹，股入毂中为菑，骹入牙中为蚤，牙之材或谓之渠或谓之，此轮之制也。两出式者较，较下横木者式，之植者轵，式之植者封，舆后横木曰轸，式前横木曰轨，此舆之制也。三马之辀适当伏兔，围在前持衡为颈围，在后承轸为踵围，此辀之制也。轮之中有轴，舆之下有跂，辀之前有衡，轴末有彗，助辐曰辅，舆间横木曰轸，系木乘舆曰复，大车辀端曰籞，小车辀端曰軏，其制虽《考工记》无所见，要之阙一不可。”

臣按：先儒谓《易》言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备三才之道者莫如车，故有六等之数，盖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阴阳，轸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刚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义，车六等之数所以法《易》之三才六画如此。先儒谓一器而工具之，盖以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辀人也。车之为制不止三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盖察车自轮始作车始于舆而造车以辀为难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亶，杂白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郑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绛。”

陈祥道曰：“旗，期也，言也众期于下。”

朱申曰：“大常画日月者取天道之运也，画龙者取君德之用也，亶用通幅绛帛所谓大赤也，物则内幅以绛、外幅以白也，旗画熊虎取其猛毅也，画鸟隼取其挚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之所建，其余则自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谓大常者，非但画日月于其上，则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铭书之焉。

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旗上有弓）枉矢（上画枉矢）以象弧（星也）也。

郑玄曰：“交龙为旗，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九星。鸟隼为，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七星。熊虎为旗，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龟蛇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臣按：疏家谓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谓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与臣下命数相当故也。若臣下则皆依命数，然天子以十二为节，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陈澔曰：“殷世尚质，其祭天所乘之车木质而已，无别雕饰，谓之大路。繁缨在马膺前，染丝而织以为罽，繁与缨皆以此罽为之。车朴素，故马亦少饰也。大路，路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辂也，供卑杂之用，故就数多。”

陈祥道曰：“《礼器》与《郊特牲》言大路繁缨一就则同，其言次路繁缨五就、七就则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杀以两，反此而加多焉。盖亦以两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则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书》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则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岂一车邪？”

臣按：所谓就者言路马之饰也，《周礼》巾车言樊缨，《礼记》《左传》皆作繁缨，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别，《左传》所谓“斿缨昭其数”者，此也。

郑玄曰：“鸾，有鸾和也；钩，有曲舆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孔颖达曰：“此明四代之车，其制各别。”

臣按：车之言路者，先儒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为号，门曰路门、寝曰路寝，故车亦谓之路车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将昭德（昭明善恶）塞违（闭塞恶邪）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大路昭其俭也，斿（旌旗之斿）缨（在马膺前）昭其数也，锡（在马额）鸾（在镳）和（在衡）铃（在旗）昭其声也，三辰（日月星）旗旗昭其明也。”

杜预曰：“大路，祀天车也。”

臣按：路之大者以木为之，则行礼以俭为德于是乎昭矣。周人饰以金玉，岂所以昭其俭朴之德而塞其邪侈之恶也哉？然德固先乎俭也，然亦不可过于固而陋焉，于是乎有繁缨以为之文饰、有鸾和以为之音节焉。

《论语》：子曰：“乘殷之辂。”

朱熹曰：“商辂，木辂也。辂者大车之名，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盖始异其制也。周人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为质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谓商尚质，亦有过于质者，惟商之辂则得乎质之中，此圣人所以斟酌其制以答颜子为邦之问也。为邦之道，大经大法非止一端，此特其制度中之一物耳，举此一物为准以例其余，使其推类以尽之。盖为治之道非发政施令之为难，政以酌古准今之不易也。

秦金根车，用金为饰，谓金根车而为帝轸，又以辇为人君之乘。《宋志》曰：“周则玉路最尊，秦汉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后世人君所乘车谓之辇始于此。盖古以人牵为辇，秦始皇去其轮而舁之，汉代遂为人君之乘。

汉王居黄屋（以黄缯为盖）左纛（毛羽幢也），鸾旗在前，属车在后，翠凤之驾，旌旗车，旄头先驱，骖乘。

汉制，乘舆大驾备车千乘、骑万匹、属车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仆、大将军参，祀天于甘泉用之。

《三辅黄图》：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大驾则公侯奉引、大将军骖乘、大仆御，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为省中，备千乘万骑出长安，祠天于甘泉备之。

叶梦得曰：“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杆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

《后汉志》：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乘车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干谓之《大壮》，言器莫有能上之者也。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臣按：《大壮》之象，乾刚而震动，车之器似之，此《汉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说也。其九四爻又有“壮于大舆之复”之象，先儒谓复与辐同，车之要处也，车之败常在折辐，辐壮则车强矣，壮于复谓壮于进也。盖以车之为器，一器而群工聚焉，所以任重致用，非壮大而刚健不能进，进而不已也。

蔡邕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各驾四马，是为五时副车。又有戎立车，以征伐。三盖车名耕根车，一名芝车，亲耕籍田乘之。凡乘舆车皆羽盖、金华瓜、黄屋左纛、金鍐、方犵、繁缨、重毂、副牵。”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居而不哗。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仪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一曰供奉仗、二曰亲仗、三曰勋仗、四曰羽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汉制每大朝会必陈乘舆法物于庭，谓之充庭车。唐凡羽葆、华盖、旌旗、毕、车马之类皆备，不止以车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车，曰玉辂者，祭祀、纳后所乘也，青质玉饰末；金路者，飨、射、祀还饮至所乘也，赤质金饰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质象饰末；革路者，临兵、巡守所乘也，白质鞔以革；木路者，綍田所乘也，黑质漆之。五路者重舆，皆有副。耕根车者，耕籍所乘也，青质，三重盖；安车者，临幸所乘也，金饰，重舆；四望车者，拜陵、临吊所乘也。又有属车十乘，一曰指南车、二曰记里鼓车、三曰白鹭车、四曰鸾旗车、五曰辟恶车、六曰皮轩车、七曰羊车，与耕根车、四望车、安车为十乘，行幸陈于卤簿则分前后，大朝会则分左右，后又加黄钺车、豹尾车，通为属车十二乘。

唐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三曰腰舆，大驾卤簿先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车辂皆以马驾之，周有辎车即辇也，古谓人牵为辇，始皇以为人君之乘而以人舁之，至唐其制始大备。

天子将出，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侍中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诸位，以次陈殿庭。既外辨，太仆卿升，执辔，乘舆以出，天子升路，太仆卿授绥，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鸾驾动，警跸，鼓传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车，有指南、记里鼓等十二乘，舆有相风、行漏、腰舆，辇有大辇、方辇、小辇，以旗计者二十有七，有青龙、白虎、辟邪、应龙之类，以队计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钑之目，以兵计者自金吾、果毅、丱飞至衙门左右厢，凡大驾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为二十四队，列为二百十四行。仗则有黄麾仗、细仗、仪刀仗、殳仗，卫则有亲勋、翊卫、散手卫，仪物有曲直华盖、六宝香灯、大伞、雉尾、障扇、花盖、朱画团扇之属，戎器有钑、戟、弓箭、横刀、槊、仪刀、班剑、黄钺、楯、、弩、黑鍪甲之属，服饰有平巾帻、绯裤裆、大口袴、朱绿祼、绶纷、武弁、朱衣、革带、赤綦袄、紫诞带之属，鼓吹有鼓、金钲、大鼓、长鸣、铙鼓、太横吹、笛、箫、觱篥、大角之属，凡五部七十五曲。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旧，其殿廷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受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天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抢攘之后，卤簿踳驳为甚，于是知制诰范质、张昭等正其缪盭，参定典制，已而礼仪使陶谷奉言，金吾诸卫将军暨押仗、导驾等官服皆以紫，于礼未称，请按《开元礼》咸用绣袍，至若执仗之士旧服五色，请以黑为先，而青、赤、黄、白以次分列，用协五行相生之序。凡马步仪仗总万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纻絁绣文代采画之服。稽诸《会要》，始造于乾德四年而告备于开宝三年，越明年谒款圜丘实始用之，想夫槊前驱，五路增副，里以鼓记，车以南指，鸡翘、豹尾夭矫婀娜，公卿、执事前导后陪，细仗、大角壮其容，幰盖、伞扇备其饰，此治世之巨典、华夏之伟观也。”

臣按：此宋朝仪仗之制，其用人之数，大驾卤簿总用二万六千一人，法驾三分减一，鸾驾又减半，黄麾仗又减于鸾驾。

以上舆卫之仪。臣按：昔人谓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书》载弁戈冕刘、虎贲车辂，《周官》旅贲“王出入执盾以夹王车”，朝仪之制固已灿然，降及秦汉，始有周庐陛戟，卤簿金根大驾、千乘万骑之盛，历代因之，虽或损益，然不过为尊大而已。虽然，臣窃以为此岂特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为慎重也。慎重则威严，威严则肃恭，天子之尊肃恭于上，则环列乎左右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于远近者不敢兴干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耸万姓之瞻仰，端有在于此矣。

卷九二

▲历象之法（上）

程颐曰：“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悬于天者也；寒暑阴阳，气之运于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阴阳虽若有常也，然亦有时而不常，虽若齐一也，然亦有时而不一，故圣人既运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随时之变，又创为历象之器以定其变动之时。

程颐曰：“水火相息为革，革，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着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时之变，革之大者。”又曰：“泽中有火，水能灭火，此只是阴盛阳衰；火盛则克水，水盛则克火，此是泽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时改革的意思。君子观这象，便去治历明时。”

欧阳修曰：“《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圣人必以历言者，盖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历。”

臣按：治历明时为治之要务，自昔圣帝明王莫不以此为先焉。盖时行于天而有自然之运，历为于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运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间则有昼夜、一月之间则有朔望、一年之间则有分至，然昼不常昼，昼革而为夜，夜不常夜，夜革而为昼，以至于朔望、分至莫不皆然。治历者随其常而顺其变，即历数以推之，顺时气以察之，则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以明之矣。

《大传》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胡一桂曰：“象谓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于人也有一气感通之理，故其于人君也恒仁爱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岂谆谆命之哉？垂象以示之而已。象之循度则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则有凶之形，圣人者心与天通，目睹乎天所见之象，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修于身敏德而迁善，繇是而形之天下国家，使之趋吉而避凶、去恶而从善，无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设教者也。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历所以纪数之书，象所以观天之器。日，阳精，一日而绕地一周；月，阴精，一月而与日一会；星，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也。人时谓耕获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也。”

臣按：先儒谓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盖为治之道在岁，周于上而天道以明，统正于下而人纪以立，苟天道不明则时序错乱、岁月无纪，官府修为失其先后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于羲和，而羲和之职掌必先于历数，有历以纪其数、有象以观其运，则日月之运行、星辰之次舍，运于天者有常行，验于人者有常法，则官政民庸无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岂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朱熹曰：“期犹周也。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故日与天会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故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有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

臣按：先儒谓岁无定日、闰有定法，期、闰、岁三字为此一节之大要。期者一岁之足日也，岁者一岁之省日也，闰者补三岁之省日凑为三岁之足日也。盖无闰则时不定，时不定则岁不成，三年不闰则差一月而以正月为二月，九年不闰则差三月而以春时为夏时，寒暑反易，岁序不成矣，此治历之法所以以定闰为先也。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谓之璇，玑，机也。以璇饰机，所以象天体之转运也。衡，横也，谓横箫也。以玉为管横而设之，所以窥玑而齐七政之运行，犹今之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摄位，首察玑衡以齐七政，盖历象授时所当先也。”

臣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日月星辰运行于天，所谓天文也，然其行也，有迟有速、有顺有逆，岂非其变乎？然其变之不齐，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则亦不可得而齐也，是以帝世有玑衡之设焉。以璇为机而用以运转，是之谓玑；以玉为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谓衡。运其机轴而使之转动，窥其箫管而用以测度，则天文之齐不齐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轨，五星不失其次，则吾德政之修于此可见矣；日月之或有薄蚀，五星之或有变动，则吾德政之阙于此可见矣。因在器之天而观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则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范》：四曰协用五纪。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孔颖达曰：“五者为天之经纪也。”

蔡沈曰：“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岁者序四时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缠度也，星，经星、纬星也，辰者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历数者占步之法，所以纪岁、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协用五纪，所以钦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岁，月、日、时、星辰，天之所为而人所不能违也；天不人不因历数，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违也，天与人合而五纪可得而用矣，故曰协用五纪。一寒一暑以为岁，春夏秋冬之四时，统乎岁者也；一盈一亏以为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统乎月者也；一昼一夜以为日，朝夕昼夜之四时，统乎日者也；一经一纬以为星辰，寒暑之所繇推迁、日月之所繇交会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数以为历，则圣人之所以治人事也。盖圣人之协用五纪有三义焉，步其数以授时、观其文以察变、法其序以分职，三者备则协用五纪之道尽矣。《尧典》之历象授时之事也，《周官》之冯相实掌之；《舜典》之玑衡察变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实掌之；《洪范》之庶征分职之事也，《周官》之司会实掌之，故曰圣人作则，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五纪之谓也。乾坤之策所当，卦气之所直，五纪之数该于《易》矣。《贲》观天文以察时变，《革》以治历明时，五纪之义，《易》备之矣。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惟大人能之，则协用五纪岂可忽哉？”

吴澂曰：“岁自冬至至来岁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启闭定岁之四时，是为一岁之纪。月自合朔至来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与日一会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为一月之纪。日自日出至来日日出，历十二辰，日绕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没定昼夜长短，是为一日之纪。星谓二十八宿众经星，辰谓天之壤因日月所会分经星之度为十二次，观象测候以验天之体也，是为星辰之纪。历谓日月五纬所历之度数，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七政行度各有盈缩疾徐，立数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为历数之纪。”

臣按：先儒谓五纪即《尧典》羲和所掌者，纪者如纲之有纪，天时所以相维者也。五者之纪，其中四者皆系于天，最后一者乃成乎人，盖所谓历者，岁月日星辰所历者皆于此乎稽，所谓数者岁月日星辰所行者皆于此乎算，使四时以定而岁无不成，晦朔以辩而月无或亏，甲乙以审而日无不正，经纬以彰而星辰无或，紊是历与数又所以纪岁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谓之曰协用五纪者，则天运于上，人为于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诗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会，谓晦朔之间也。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昼一夜则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揜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

臣按：历数之作所以纪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间有差忒无繇知之，惟于日月之食验焉。星官纪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时刻不忒则知其历数之纪无不当矣。苟书之于历者如此，及仰于天而验其象则有不如此者，则可以知其失职矣。今观朱熹解《诗》谓“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食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焉。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其为说深切着明，后世人主所当服膺儆省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修德，虽无变异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尝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适己自文，遇有变异一切委之天数，而于日月薄蚀尤慢忽焉，诿曰此天数一定之常数，于我何预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预奏其期，时刻秒忽必具，既而颁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礼救护，一有不应则御史劾之，坐以旷职之罪，何以见其当食不食哉，当食不食安知非推算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尝窃观日者之推禄命而有取焉，推禄命者谓灾眚之来，人能修德即可变灾为祥，有国者遇日月之薄蚀亦犹有身者遇禄命之弗顺也，因天运必然之数，尽人道当然之理，一遇日食之变则预思所以修德而正事、任贤而去奸，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妇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国，则吾之阳盛而天之阳亦从而盛矣，尚何阴盛阳微之足虑乎？是则先儒之论欲销变于未然，而臣为此说欲应变于将然，销未然之变，非上知不能应将然之变，虽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数，圣人于《春秋》必书者，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者。”其此意欤。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凡日景于地十里而差一寸。”

贾公彦曰：“案土人职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以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土之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以正日景，专以求地中也，而冯相氏致日以辨四时之叙始，专以考天象焉。大抵天道运行如环无端，治历者苟不即其阴消阳息之际以为立法之始，则何从而见其消息之机乎？惟于其日晷进退之际而候之，则其机将有不可遁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测景，以究其气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算，两无差异则历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于阳城，汉人造历必先定东西立晷仪，唐诏太史测天下之晷凡十三处，宋测景则于浚仪之岳台，元人测景之所二十有七。旧说表八尺长，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尝驳议八尺之表表痹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谓表五倍其旧，悬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窍夹测横梁之景，折取中数，又随所至之处而立表测景，考北极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长短、昼夜刻数多寡，然后用之以推验，其法可谓精密矣。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序。

郑玄曰：“冯，乘也；相，视也。言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也。”

吴澂曰：“岁谓岁星所在，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辰曰执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协洽、申曰滩、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渊献、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岁星左行于地，凡历十二舍而为一纪，则有十二岁之位。月谓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历十二朔而为一岁，则有十二月之位。辰谓日月所会，子曰玄枵、亥曰梱訾、戌曰降娄、酉曰大梁、申曰实沈、未曰鹑首、午曰鹑火、巳曰鹑尾、辰曰寿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纪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日之位。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奎、娄、胃、卯、毕、觜、参，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为二十八宿之位。盖天象有定位则人事有定序，辨其叙事而会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东作，厥民析，则知月之建卯、日月会于降娄而为奎娄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讹，厥民因，则知其月之建午、日月会于鹑首而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则知其月之建酉、日月会于寿星而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则知其月之建子、日月会于星纪而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岁、十有二月所会天位皆仿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盖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丈有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长尺有五寸，此长短之极，极则气至，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娄，月上弦于东井，下弦于牵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牵牛、下弦于东井，此长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于冬夏，致月必于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时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经，正在分至为天度之中，分至之气正则四时之序亦正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记也）星（谓五星）、辰（谓二十八宿为十二次也）、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谓变动），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色也）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郑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变。”

吴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经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见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纬天右转而日有薄（蚀不朔望）蚀（蚀在朔望）晕（日旁气）珥（形点黑也）之变、月有亏盈朓（晦而月见西方）肭（朔而月见东方）之变、五星有赢（早出为赢）缩（晚出为缩）圜（有围绕者）角（生芒角）之变，故总言日、月、星、辰之变动。变动即所谓迁也，顺则为吉、逆则为凶，以天象言则为变动，以人事言则为迁，二者相参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变动“至”辨其吉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书虽亡所考者，十二国之分载诸传记，灾祥所应亦皆可证。昭十年，有星出于嫠女，郑谿灶曰‘今兹岁在颛顼之墟，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此玄枵为齐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吴伐越，晋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释者曰岁在星纪，此星纪为越之分星而扬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郑子产曰‘成王灭唐而封弟叔焉，故参为晋星、实沈为参神’，此实沈为晋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晋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汉，申须曰‘汉，水祥也。卫颛顼之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此梱訾为卫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郑语》周史曰‘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此鹑尾为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尔雅》曰‘析木为之津’，释者谓天汉之津梁为燕，此析木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鹑火、秦之鹑首、赵之大梁、鲁之降娄，无非以其州之星土而为其国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灾祥，其应有可征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至”以观妖祥“）。岁星在木则水为相之类，五星顺度为祥，流逆失度为妖。襄二十八年，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是谓蛇乘龙，梓慎以为宋、郑必饥，则言其所属；谿灶以为周楚所恶，则言其所冲。其岁星乖次之应乎？昭三十二年，岁在星纪而吴伐越，史墨谓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以岁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数不过三纪，非岁星顺次之应乎？以类求之则岁星、太岁皆可参决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与视祲十辉同义，左氏所谓凡至分启闭必书云物。占法，青为虫，赤为兵荒，白为丧，黄为丰，黑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丰荒之祲象，则亦视祲叙降之意。盖水旱之降为荒年，荒年之降为丰年，其叙如此（以上解”以五云“至”丰荒之祲象“）。十二风者，艮为条风，从大吕、太蔟之律；震为明庶风，从夹钟之律；巽为清明风，从姑洗、仲吕之律；离为景风，从蕤宾之律；坤为凉风，从林钟、夷则之律；兑为阊阖风，从南吕之律；干为不周风，从无射、应钟之律；坎为广莫风，从黄钟之律，传所谓八风从律是也。又法于缇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浅深，月气至则葭灰飞，以此察天地之和气。然左氏载师旷歌北风又歌南风，而知晋楚之胜负，妖祥之应可决于此。乖则异，别则离，此天地之不和而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趋避（以上解”以十二风“至”乖别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从出也，政者国之本，诏救政于上则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职，访叙事于下则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举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叙事“）。”

臣按：所谓五物者，日、月、星、辰之变动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岁也，五云之物也，十有二风也。保章氏之职，用此五物以测阴阳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顺，上以诏之人君，使其因灾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别，下以访之臣下，使其叙宜事而知其缓急之次第，吴氏论之详矣。凡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验者，皆具于是焉。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忒），毋失经纪，以初为常。郑玄曰：“经纪，谓天文进退度数。”

方悫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书》，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进退者也，月应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于此，离言离于彼。日、月、星、辰之宿离有定数，不可忒，忒则司天者之过矣。”

吴澂曰：“宿谓所居，离谓所丽。日月所居所丽在何辰何星之第几度，推算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经纪。初谓初始，常谓不变，当依初始以求算历之法而不改变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也。历象有一定之法，当夫国家创业之初已为之定制常法，然每岁日、月、星、辰之行则不能无变动焉，然其变动也，或宿或离，其躔次亦不甚相远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以先王之世每遇岁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考其行之宿离，或进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合于初焉。后世惟听司历者之所自为，而孟春乃命之制不复讲矣，此亦一阙典也。

胡安国曰：“经书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余岁而精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书，示后世治历明时之法也。有常度则灾而非异矣，每食必书，示后世遇灾而惧之意也。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灾，咎之来必矣。凡经所书者，或妾妇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权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国，皆阳微阴盛之证也。是故《十月之交》，诗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书，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谓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阳，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则天下之君亦将有以灾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变也则反诸己，乃自咎曰：“吾德毋乃有失欤？吾行毋乃有亏欤？吾之左右毋乃有窃威柄者欤？吾之臣子毋乃有背君父者欤？或者盗贼无乃将于此而窃发欤？夷狄无乃将于此而侵陵欤？”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顺于道，寻其绪而折其萌，究其归而闭其途，使之必不至于如此也。夫然，则其过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复明矣。

胡安国曰：“穀梁曰：‘既，尽也。’言日言朔，日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则其为变大矣。”

《左传》文公元年曰：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杜预曰：“于历法，闰当在僖公末年，误于今年三月置闰，故曰非礼也。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迟速而必分为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有余日则归之于终，积而为闰，故言归余于终。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无疑惑，四时得所则事无悖礼。”

孔颖达曰：“闰后之月中气在朔，则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闰前之月中气在晦，则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于中气，则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杜预曰：“四时渐差则置闰以正之，顺时命事，事不失时则年丰。”

臣按：四时渐差则置闰以正之，斯言也治历明时之要。闰正则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艺之候而有有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则生养，遂而祸乱不作矣。生民之道，岂外是哉？

昭公七年，晋平公曰：“何谓六物？”伯瑕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孔颖达曰：“《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周曰年’，李巡曰：‘载，一岁莫不覆载也。’孙炎曰：‘四时一终曰岁，取岁星行一次也，年取年谷一熟。’是年、岁即年也。时谓四时，春、夏、秋、冬也。日谓十日，从甲至癸也。月，从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谓日月所会，一岁十二会，从子至亥也。配日，言辰无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干配之，明非一所也。”

以上历象之法（上）

卷九三

▲历象之法（下）

《扬子》：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几（近也）乎莫之能违也。”请问盖天，曰：“盖哉盖哉，应难未几也。”

李轨曰：“几，近也。落下闳为武帝经营之，鲜于妄人为武帝算度之，耿寿昌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谈天者无能违也。再言盖哉者应难，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浑天仪，古必有其法，遭秦而灭，至汉武帝时落下闳始经营之，鲜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时耿寿昌始铸铜而为之象。宋钱乐又铸铜作浑天仪，衡长八尺，孔径一寸，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转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璇玑玉衡之遗法也。历代以来其法渐密，宋朝因之为仪三重，其在外曰六合仪，平置黑单环，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准地面而定四方，侧立黑双环，背刻去极度数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使其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子午以为天经，斜倚赤单环，背刻赤道度数以平分天腹、横绕天经，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卯酉以为天纬三环，表里相结不动，其天经之环则南北二极皆为圆轴，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环，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仪，侧立黑双环，亦刻去极度数，外贯天经之轴，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则为赤单环，外依天纬，亦刻宿度而结于黑双环之卯酉，其黄道则为黄单环，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结于卯酉，而半入其内以为春分后之日轨，半出其外以为秋分后之日轨，又为白单环以承其交，使不倾垫，下设机轮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随天东西运转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仪，亦为黑双环如三辰仪之制，以贯天经之轴，其环之内则两面当中各施直距外指两轴而当其要（平声），中之内面又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轴使衡，既得随环东西运转，又可随处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窥焉，以其东西南北无不周遍，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

沈括曰：“旧法规环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银钉，盖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则以手切之也。古人有璇饰玑，疑亦为此。今太史局秘书省铜仪制极精致，亦以铜钉为之。”

臣按：自落下闳造浑天之后，魏晋以来率因之以为仪，至宋朝熙宁沈括之仪、宣和玑衡之制始详密精致，有出于淳风、令瓒之表者。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人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创为简仪、仰仪及诸仪表，其说以谓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而又当时四海测宾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皆古人所未及为者，其法俱载《元史》，而其仪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尧历象之后而有舜之玑衡，所谓玑衡盖尧之象也，舜玑衡之后而有汉之浑天仪象，所谓仪象盖舜之玑衡也，后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历代相因、千载相承，未尝有改也，而改之始自于此。盖天欲启中国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于数千载之前，而创为一代观天之器，以待圣人之生，夫岂偶然之故哉？

《史记》：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嘉谷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依也）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世世相传为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音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孝文时，鲁人公孙臣言：‘汉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今上（谓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当作校仇之仇）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五行也），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夏当作冬），黄钟为宫、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岁在甲）摄提格（在寅），月名毕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历之始，谓神农以前尚矣，黄帝始考定星历，盖是时始有历也。且引尧禅舜之言曰“天之历数在尔躬”，盖见人君继天而为之子，则必推明上天所悬之象、所行之度，其责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己，既以中道自待，又必齐七政、建五行、立四时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气候之早晚、时序之先后，顺时以兴作寝息焉。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违天之时，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而天禄有永矣。自尧舜以后以至于三代，历数相传，莫不明时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纪序，是则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纪序，史不纪时，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诸侯不遵其轨，是以其君不克终而祸乱作矣。繇是观之，则知治历明时其有关于治乱之大如此，承上天之历数而受其任于躬者，其可忽诸，其可忽诸！

《汉志》云：汉兴，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之。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族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元始造设，合乐用焉。

臣按：汉、晋、隋书志皆兼律历，律者作乐之法，历者测候之书，其事若无关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历而后世宗之，何以见其然哉？朱子曰：“今治历家用律吕候气，其法最精，气之至也分寸不差。盖此气都在地中透上来，如十一月冬至黄钟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实其中，至之日气至灰去，晷刻不差。繇是推之，可见古人作乐必推历以生律，而其测候也亦必协律以定历，二者相资以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

又云：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遂下诏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人名）、大典星（官名）射姓（人姓名）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晦朔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臣按：先儒谓深于律历之术而作为律历之书志，自汉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盖司马氏世为太史，故其于历法也非徒能言之，盖有所授受也。说者谓司马氏《律》《历书》即《太初历》法也，司马氏尝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故《太初历》法皆本于律。先儒谓落下闳算法，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是知黄钟之律容一龠，长九寸，九九八十一则为八十一分，汉历统母日法则本诸此也。《唐志》亦曰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其法一本于律。所谓本于律者，盖谓以律之数起历，司马氏分律、历为二书，刘歆合而为一，而班固因之以为志，岂无意哉？今观班固述司马氏之言以为志，其间有曰“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解者谓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则知星历之学必须世业明矣；又曰“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与博士共议”，则知治历明时必须儒者，不宜专任技术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则知明历之官必须通算术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为后世治历者之节度。

《后汉志》曰：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居以列宿，终于四七，受以甲乙，终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谓之合朔。舒先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月。日月之术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是故日以实之，月以闰之，时以分之，岁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纪以记之，元以原之。然后虽有变化万殊，赢肭无方，莫不结系于此而禀正焉。

臣按：自古造历者必先立元，自黄帝调历起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秦用乙卯，汉《太初》用丁丑，《三统》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谓四分历元上得庚申，有近于纬、同于纬，则或不得于天。历之废兴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也。夫孟子谓“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子谓“必言日至者，造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也”，欧阳氏亦谓历家之说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史谓历之废兴以疏密课，盖以历之终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于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黄帝以来立元虽若不同，而皆准度于甲子也。然则历乌可无元乎？但其假托以同于纤纬则不可耳。先儒有言，历元止据目前考验，无证其术，失之浅；上推开辟，冥测鸿蒙，其术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纪大备之法。范史纪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余年，则其时不远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说，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象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数其术兼之，故曰宣夜。但绝无师说，不知其状如何。周髀之术以为天似覆盆，盖以斗极为中，中高而四边下，日月旁行绕之，日近而见之为昼，日远而不见为夜。浑天者，以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昼则日在地上，夜则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状似鸟卵，天包地外，地犹卵之裹，黄圆如弹丸，故曰浑天，言其形体浑浑然也。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极持其两端，其天与日月、星宿斜而回转。”

臣按：玑衡之象或谓起于宓羲，或为作于帝喾，或者又云乃羲和旧器，非舜创为也。马融谓上天之体不可测知天之事者惟有玑衡一事，玑衡即今之浑天仪也。王蕃之论亦谓浑仪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体，为四游以缀赤道者，此谓玑也；置望筒、横箫于仪中，以窥七曜之行而知其躔离之次者，此谓衡也。若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并列为三重者，李淳风所作，而黄道仪者一行所增也。始张衡祖落下闳、耿寿昌之法，别为浑象，置轮密室以漏水转之，以合璇玑所加星度，则浑、象本别为一器。唐李淳风、梁令瓒祖之始与浑仪并用，宋沈括所上浑天之仪载在《宋史》者，其为论精密，有志于衍古仪象者可考也。

《唐志》曰：历法尚矣，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述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然四时寒暑无形而运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见于上，二者常动而不息，一有一无，出入升降，或迟或疾，不相为谋，其久而不能无差忒者，势使之然也。故为历者其始未尝不精密，而其后多疏而不合，亦理之自然也。不合则屡变其法以求之，自尧、舜、三代以来历未尝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历》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亦依仿而已。

朱熹曰：“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愈密而逾越多也，其差则一而古今历法疏密不同，故尔看来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来辏合天之运行，所以当年合得不差，明后年便差，元不会推得天运定，只是旋将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则添些、过则减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历》，当时最谓精密，只一二年后便差。”

臣按：熹又谓古之历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历者纷纷莫有定议，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繇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嗟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见矣，得见推移增减以合天运如一行者，亦可以随时救失，而不至于界限密而逾越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岁、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为历，而谨察其变者以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验吉凶，以求天意，以觉人事，其术藏于有司。历者有常之数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于天下，术有时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厘则乱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时，盖有国之所重也。后世其学一出于阴阳之家，其事则重，其学则末。夫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盖自汉而后其说始详见于世，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尧、舜、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历家之术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

臣按：欧阳修谓差之毫厘则乱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时，有国者所重在乎历，是以尧、舜之治莫不以是为先务，命官治历恒先事而为之备，惟恐其或至于差也。

《宋志》：宋兴百余年，司天数改历，其说曰：“历者岁之积，岁者月之积，月者日之积，日者分之积，又推余分置闰以定四时，非博学妙思弗能考也。夫天体之运、星辰之动未始有穷，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则差，差则敝而不可用。历之所以数改造也，物铢铢而较之至石必差，况于无形之数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历象，将以前民用、授人时也。夫圣人之治，其于天地之理、阴阳五行之运、日月星辰之纪，考验推测无有不尽，立法倚数固宜历万世而无忒，往往传之稍久其应辄差，何哉？盖天地之数其妙有不可测者，常在于秒忽毫厘之际，而其象与气推移赢缩亦有时而不齐，故虽圣智不能尽穷焉，积之岁月则历之不能无差，理固然也。圣人不能使历之无差，然尝因其差而正之，谨按先儒程氏有言：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则其他皆可推，落下闳之作历，言数百年后当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岁差法，其差后亦不定，独邵尧夫立差法冠绝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际以阴阳亏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历不能无差。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不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闳等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国家承用胜国之历，乃许衡、郭守敬等所订定者也，今历年逾二百矣，不能以不差，方今以经术取士，岂无能通历学如衡与守敬者乎？请于历官畴人之外，别加询访委注，必有能明历理之扬子云、善立差法之邵尧夫者出焉，以为圣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时治历，自黄帝、尧、舜与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去古既远，其法不详，然原其要不过随时考验以合于天而已。汉刘歆作《三统历》，始立积年日法以为推步之准，后世因之。历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数十家，岂故相为乖异哉？盖天有不齐之运，而历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则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诏许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历，乃与南北日官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十七年历成，赐名曰“授时历”。寻诏李谦为历议，发明新历顺天求合之微，考证前代人为附会之失，诚可以贻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

臣按：古今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谓度越千古矣，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所谓类其同而知其中，辨其异而知其变，其《授时历》虽汉《太初》、唐《大衍》皆莫有过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虚言也，盖以今历与古历相较比而其疏密自见也，其说曰：“上能合于数百载之前，则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说，古称善治历者若宋何承天、隋刘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为杰出，今以其历与至元庚辰冬至气应相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历上推往古无不吻合。”又曰：“自春秋献公以来凡二千一百六十余年，用《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授时》六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纪元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统天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时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诸历校之，《授时》为密。”嗟乎，数往所以知来，考古所以验今，今《授时历》上而求之千载之前既无不合，则下而推之千载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虽然天时不齐，不齐则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随时考验以合于天，不能无望于今日之许平仲、郭守敬焉。然则更元立法、随时考验，果何从而致力耶？杜预曰“治历者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蔡邕曰“以筹算为本，以天文为验，算之既积，验之皆合，则在人之天审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历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统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历，随时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运以来，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授时》历法以元至元辛巳为历元，至今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岁前冬至为《大统》历元，推演得《授时历》辛巳闰准分二十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闰准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巳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当元统上言时岁在甲子也，已云“年远数盈，渐差天度”，矧今又历一甲子而过其半，其年愈远，其数愈多，其所差者当益甚也。臣愚以为，历者国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数、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时者，端有在于此。臣请诏求天下通星历之学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验之，责明天人之理如许衡者以任讲究之，方失今不为后愈差舛，伏惟圣明留神听察。臣于历数之学素无师传，谨述经史所载言及历象之理者以为明时献，若夫推步占验之法，具见诸书，兹不复赘。

以上历象之法（下）

卷九四

▲图籍之储

朱熹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天下事有古未之为而后人为之，固不可无者，此类是也。”

徐几曰：“上古民淳事简，事之小大惟结绳以识之亦足以为治，至后世风俗俞薄，欺诈日生，而书契不容不作矣。书，文字也；契，合约也。言有不能记者书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验之。”

程龙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为民生利用安身、养生送死之道已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之《愊》之书契，何也？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忧患作，圣人忧之，故终之以书契之取象，其视网罟等象虽非一时之利，实万世之大利也。故结绳初易为网罟，终易为书契，圣人以定大业、断大疑悉于书契乎，观百官、治万民察诚非书契不可也。十三卦终以《愊》卦之取象，圣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书之祖，万世书契之所自出、文学之所繇宗者也，岂特一时治百官、察万民而已哉？然万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皆永赖焉，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圣人作为书契以垂万世之用为此而已，后世乃至用之以驾虚诞之说、纪浮夸之辞、载怪僻之事、写淫荡之情，岂圣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东西为广）轮（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

郑玄曰：“土地之图，若今郡国舆地图。”

臣按：此即后世地志、图经之所始也。《周礼》大司徒之职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图为任，可见地官为职所以佐王安扰邦国者，虽无所不统而其最当切而先者，万民之数、九州之域、五土之名也，后世图经、地志盖原于此。国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志》。永乐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然未成书。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旧修成一书，命曰《大明一统志》，然所辑者皆沿前代之旧，载古今事迹，纪形胜、备风俗、考沿革、广见闻，前古所未有也。揆之于大司徒所掌之图则倍之矣，然所谓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数则未备焉。臣请于地图之外，依《周礼》别为一籍，凡天下两畿十三藩及府州县皆各为一图，县合于州、州合于郡、郡合于藩，总为天下图，掌于户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产、里数、户口、钱谷应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敛散，按图而考其实，粲然如指诸掌也。此成周盛时，大司徒佐王安扰邦国之首务。

郑玄曰：“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则帝系，《世本》之属也。”

王昭禹曰：“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父子相代谓之世，世之所出谓之系。奠系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书，小史则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国者亦各有其国之私书，所谓志者是也。志虽作于侯国而籍则掌于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系世、辨昭穆焉。后世封建之制废，仕者无世官、无分地，然魏晋以来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繇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繇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其书散佚不传，非独无官秘阁、左户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谱牒之学者盖亦鲜矣。今制，惟勋臣、武胄有世官者，袭替之际具其宗图，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应举入官者亦一具家状，既仕之后不复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记也），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郑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坟五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则下以知风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书则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国曰：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皆聚此书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类也；三皇五帝之书，即所谓三坟五典也。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书也。今世天下郡县皆有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藏于内阁，朝廷又颁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遗意也。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之图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则其所掌者特图而已。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则其所掌典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邦国，诸侯之国也；都鄙，邦国之采邑也。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数则列而计之也，要则总而计之也，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谨之也。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亦云《太史公书》有地形厄塞，不宜在诸侯王，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也。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浸以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程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则是书之来也久矣。《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书之传于学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舜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荒诞不经，其后宋毛渐所得之《三坟》则又伪妄显然，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孔子删《书》始于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

《史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曰：“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皆传先王之旧。”

臣按：万世儒道宗于孔子，天下书籍本于六经，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谓崇尚之者，非谓加其封号、优其祀典、复其子孙也，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

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

《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杂也）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与集同）略”（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汉藏书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书至于孔子而备，历春秋战国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景时谦让未遑，武帝者出，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书之使，命校书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辑其略焉。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繇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

臣按：汉以来遣使求书始此。夫自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亡多矣。汉兴，始收之开献书路，置写书官、兴藏书府，稍稍复集。至成帝世，又颇散失，乃遣谒者求遗书于天下。呜呼，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难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谨而购访之勤，安能免于丧失哉？不幸而有所丧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兴丧为念，设法招求，遣使搜采，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长留天地间永为世鉴，以毋贻后时之悔，岂不韪欤？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监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臣按：此后汉书籍之始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繇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繇于民也。呜呼，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烧之祸哉？迨夫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古书次第复出，藏之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荡泯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之世靡有孑遗，东晋鸠聚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书目凡万五千七百四卷，齐之书目凡万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臣按：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谓：“经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后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国，坟籍扫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从焚烬，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燔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师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隋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至，观阁斯积。”文帝纳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臣窃以为自隋之后，唐有禄山、黄巢之乱，极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而至于至正之末，其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万事万物，祸乱之时虽或荡废，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复旧，惟所谓书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同而其所以为言者则未必同，其间阐义理、著世变、纪事迹莫不各极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则不可复，虽复之亦非其真与全矣。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爱护之，惟恐其捐失也，讲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讹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虽以偏安尚武衰乱之世，莫不知所爱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愿治之君哉？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玄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比。寻置修书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麻纸五千番、季给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

欧阳修曰：“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呜呼，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文华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臣尝谓，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既失之皆可复得也，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旦无焉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储，所赖石渠、延阁之中储积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藏贮者有掌固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烂散落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多历年所，在内者未闻有所稽考，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其所关系非止一代一时之事而已也。伏望圣明为千万年之远图，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斯文之幸。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胡寅曰：“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不意五季干戈扰攘之时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刊焉，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于此哉？”

叶梦得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读诵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

臣按：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来，学者易于得书，不必假借购求、钞写传录而得以诵习考阅，诚莫大之利也，然书肆刻本往往承讹袭舛，有误学者。乞命翰林儒臣将九经、十九史及诸儒先所著述有补于正道名教者，严加校正，字画行款必须正当归一，命工锓梓藏于国子监，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义咸来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于此又有一见，今世学校所诵读、人家所收积者皆宋以后之五经，唐以前之注疏讲学者不复习、好书者不复藏，尚幸《十三经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好学之士犹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之说，臣愿特敕福建提学宪臣时加整葺，使无损失，亦存古之一事也。余如《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刻板在南监者，亦宜时为备补。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臣按：周世宗当五代扰攘之际，尚留心文事如此，况当承平之世而经籍图书乃其祖宗所贻留者，手泽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轶不全乎？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仇刊正，俾于每卷之末署其名衔，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龙图阁及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更《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葺，至是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两朝，至仁、哲、徽、钦四朝，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盛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自南渡之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蛙裂大道、疣赘圣模，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者，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命，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臣按：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然犹虑其或有非常之变，每卷皆有副本，分贮各所，是以真宗之时崇文秘阁之灾而犹存太清楼之储，徽宗设官提举，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其寓意深矣。我朝不专设馆阁官，凡前代所谓省、监皆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设官以司经籍图书，名曰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载籍皆在所掌，又于国子监设典籍一员，司凡大学所有经籍及板本之属。臣考唐人谓人之博学者曰“行秘书”，而宋人之评诗者亦曰“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而书史之有讹舛者必校正之以监本，则此二者乃自古藏贮经籍之所，我朝馆阁之职，凡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皆不复置官，惟于翰林、太学置此官二员，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渊阁，其典籍固有所职掌，惟两京太学典籍几于虚设。臣闻永乐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夫天下书籍尽归内府，其人家所有者盖亦无多，其间多有人家所无者，今幸其犹存于此，万一有所疏失则永绝矣，可不惜哉！今幸国家无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时，忍使古昔圣贤垂世立教之言、载道为治之具传之数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变，乃至于今而泯尽，岂不贻千古之永叹哉？臣请敕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所藏书籍，凡有副本，于南京内阁及两监各分贮一本，其无者将本书发下两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钞录，给与人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付本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神宗元丰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集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侍制以上官毕赴。

臣按：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秘书郎职掌收贮葺理，校书郎、正字职在编辑校定。今制不设馆阁，并其职于翰林院，夫以专官则无专任。臣请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编修、检讨皆以编辑校定之任专委其人而责其成功，每岁三伏会官曝书如宋制，因阅其数，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

徽宗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奏：“庆历间尝命儒臣集四库秘藏叙次为籍，名之曰《崇文总目》，其书之总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馆所藏善否相揉，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阙逸之数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从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盖欲将馆阁中书目录出示中外，凡目中所无有者，借传以广其藏也。此事关系甚大，非惟一时事，盖万世之事也。

以上图籍之储。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盖以前人所以敷遗乎后者，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繇，岂不归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圣帝明王所以继天而子民者，任万世世道之责于己，莫不以是为先务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而首先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时犹未登宝位也。呜呼，大圣人所见所为自与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为圣子神孙之诒谋者至矣，践其阼而承其统者，可不思所以体其心而继述其事者乎？

卷九五

▲权量之谨

孔颖达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取法于律。”

蔡沈曰：“律谓十二律，六为律、六为吕，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空围九分，而黄钟之长九寸。既以之制乐而节声音，又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当作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克赔偿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遗也）厥子孙。关（通也）石和（平也）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臣按：圣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器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器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岁同度量、同数器。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以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岁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郑玄曰：“羡者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尔雅》‘肉倍好谓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两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为璧也，裁其两旁以益上下所以为羡也，袤十寸、广八寸所以为度尺也。以为度者，以为长短之度也，则周家十寸、八寸皆为尺矣。陈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礼则起于璧羡，在乐则起于黄钟之长，先王以为度之不存则礼乐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旗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准、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长、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参黍、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远矣。

氏为量。改煎（炼也）金锡则不耗（不复减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水平）之，准之然后量（量以黍）之，量之以为（容六斗四升）。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釜；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四寸为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两龠为合，四合为升）；重一钧（三十斤），其声中黄钟之宫。概（所以为平）而不税（不征其税），其铭曰：“时（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王昭禹曰：“量之为器，内方而外圜，则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则阴阳奇耦之义也；其重一钧，则权衡之法寓焉；其声中黄钟，则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钟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量之所制，其本起于黄钟之龠，其成也，声又复中于黄钟之宫，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非特此也，宫于五行为土、于五常为信，则以量为法则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也，惟其立信于天下，故与天下为公平而不敢私焉。”

郑敬仲曰：“量之为物，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微，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观四国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所谓‘永启厥后，兹器维则’者也。”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干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熔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余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即《诗》言“南东其亩”也）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陈澔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步其远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步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惟《王制》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平也）衡（称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权（称锤）概（执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三十斤）石、角斗甬。郑玄曰：“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吴澂曰：“衡下但言石，于五者之中举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总言其器，后言其名也。权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无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圣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验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饶鲁曰：“谨权量，是平其在官之权衡、斗斛，使无过取于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当纣之时必是取民过制，所以武王于此不容不谨。”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往往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坏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宁慎重、反复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纮（音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因度以生量审其中所容多少），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音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篾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满之处）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略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器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器则兼衡与准而参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准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吕祖谦曰：“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其制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

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悬钩于架、植环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于是更铸新式，悉繇参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秤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准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惧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朱熹曰：“所谓文章者，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读法平价之类耳。”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緌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

卷九六

▲宝玉之器

朱熹曰：“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执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验其信否也。”

臣按：物质之美而贵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执之，盖以至贵之人而执至美之物，天子则以是而致敬于天，诸侯则用是而尽诚于天子也。

蔡沈曰：“瑶琨，玉石名，《诗》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琨’，《说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器。’纮，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为物，自古中国所在有之，观诸《山海经》可见矣。在尧舜之世已用为圭璧，《禹贡》之时扬、梁、雍三州所贡已有玉石，在战国时卞和所献之玉出于荆山，汉之时关中之蓝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时西域未通于中国也。今中国未闻有出玉之处，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阗国来，于阗之玉有白、玄、绿三种，皆出于河，亦与古人所谓玉蕴石而山辉者异，是则中国之玉出于石而必用斫，外夷之玉生于水而必用捞也，岂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欤，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尽耶？况古人以玉比德，无故不去其身，用以为器用、杂佩之类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琼瑶、瑄璟之类逾二百，则玉在古多而为用伙可知矣，今世闾阎小民有不识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汉之金以斤计而每以万为言，唐则以两计而比于汉者少，而宋又少于唐，今日又少于宋，无乃数千年之后，中国之金殆将与玉同耶？为世道远虑者不可不为之限节也。

臣按：先儒谓副，祭服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两旁当耳，其下以紞悬瑱。衡笄以玉为之，今之簪也。紞织如条，上属于衡。瑱以玉为之，以纩缚之而属于紞，悬之当耳，似今之珥也。

朱熹曰：“充耳，瑱也。琇莹，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郑风》之《女曰鸡鸣》曰：杂佩以赠之。

朱熹曰：“杂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系三组，贯以蠙珠，中组之半贯一大珠曰瑀，末悬一玉两端皆锐曰冲牙，两旁组半各悬一玉长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悬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两组贯珠，上系珩两端、下交贯于瑀而下系两璜，行则冲牙触璜而有声也。”

朱熹曰：“琼华，美石似玉者，即所以为瑱也。琼莹、琼英，亦皆美石似玉者。”《秦风》之《渭阳》曰：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孔颖达曰：“琼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

朱熹曰：“玱，玉声。葱，苍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礼，三命赤芾、葱珩。”《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朱熹曰：“半圭曰璋。”

《大东》曰：鞙鞙（长貌）佩殽。郑玄曰：“佩殽者，以瑞玉为佩。”

朱熹曰：“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瓒，诸臣助之；亚祼以璋瓒，左右奉之。其判在内，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壮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朱熹曰：“玉瓒，圭瓒也，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郁鬯也。酿黍为酒，筑郁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条鬯，以瓒酌而礼之也。”

《韩奕》曰：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朱熹曰：“介圭，封圭，执之为贽，以合瑞于王也。”《江汉》曰：厘尔圭瓒，鬯一卣。朱熹曰：“厘，赐；卣，尊也。”

郑玄曰：“小球，镇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执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诗》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为首饰、佩服、祭器、贡贽者皆玉也，后世乃舍中国比德之玉而宝远夷无用之石以为用，甚至倾帑藏以易之，此何见也？

《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若合诸侯则共珠剟、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受而藏之。

吴澂曰：“金玉，人所宝者。服玉，大圭之类。佩玉，珩璜之类。珠玉则琢玉为珠，以饰冠冕也。食玉，所以养至阳之气。含玉，所以为死者口实。合诸侯，谓诸侯会同则为坛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剟，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为玉，古先帝王必以之为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黄、白、黑、苍之辨，其声有角、征、宫、羽之应，其象有仁义礼乐、道德忠信之备。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犹齐等也）邦国，王执镇（安镇四方）圭，公执桓（柱也）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薄璧。

刘彝曰：“舜受尧禅，执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则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班瑞于群后，是玉作六瑞古已有矣。”

臣按：此即《舜典》所谓辑五瑞者，盖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谓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锐、璧之圆以象天之体用，其名有镇、桓、信、躬、谷、蒲以别君德之隆杀，信、躬之名则取诸身而象之也，镇、桓、谷、蒲之名则取诸物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于诸侯者乎？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吴澂曰：“礼神者，始告神时荐于神坐也，荐之在于作乐迎神之后，郑氏云‘先奏是乐以致其神，礼之以玉而祼焉’是也。苍璧礼天，苍象天之色，圆象天之形。黄琮礼地，黄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出一寸，长六寸、厚八寸。青圭礼东方，圭制上左右各半寸其锐，以象春物初生，长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礼东方以立春。赤璋礼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阴阳各居其半，故用璋，礼南方以立夏。白琥礼西方，以玉长九寸、广五寸刻状虎形，高三寸，礼西方以立秋。玄璜礼北方，半璧曰璜，冬者阴阳亦居其半，故用璜，礼北方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币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谓玉者纯阳之精气而圣人之至宝也，将礼于天地四方而无以归其诚，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拟其形以琢之，而柴禋烝燎埋瘗之，所以答神之降飨也。后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于其他之祭则无焉，岂非缺典乎？

郑玄曰：“祖庙，始祖之庙，其宝物世传守之，若鲁宝玉、大弓者。玉镇、大宝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昭禹曰：“《左传》曰‘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则所谓玉镇者美玉之可以为镇者也。《记》曰‘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所谓大宝器者亦类此。郑景望曰‘大丧、大祭则出而陈之’，胡安定曰‘告终易代，陈列先王所宝，非直为美观也，以见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也’，夫以一器一物传于先王者犹谨如此，况神器之大者乎？汤有《典宝》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当常宝，而无德则失，亦不可常乎，是义也于周《顾命》尤详。”

臣按：《周礼》天府所藏即《顾命》之所陈者也，《中庸》所谓“陈其宗器”即此所谓国之玉镇、大宝器，即《书》所谓“越玉五重”也。是五重者即先世所传之重宝，曰弘璧、曰琬琰、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之谓五玉。弘璧，大璧也；琬琰，圭也；大玉，华山之玉；夷玉，东夷之玉；天球，鸣球也。是皆国之重镇、大宝，而为子孙者所当谨守以为传世之宝，以镇国家，以贻云仍，不可失坠焉者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名以命之）物（物以色之）与其用事（朝日祭祀之时），设其服饰（彩藉之类）。王晋（插也）大圭（朴素无文），执镇圭（彖四镇之山），缫（织组为藻）藉（饰以藉玉）五采（五色）五就（一半为一就）以朝日（春分半日）；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彖（刻上）圭（剡上）、璋（半圭）、璧（璧圆）、琮（半璧）缫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圭出于四旁），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出于两旁），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圭其邸为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邸托于琮，贯而射之），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珍（当为镇）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彖为齿牙），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

郑玄曰：“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

臣按：先儒谓璧羡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乐则起于黄钟，在礼则起于璧羡。璧之圆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羡其上下，则横径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后世因璧羡而可考，则王者之五度信矣。由是观之，则先王命典瑞之职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备物以为当世之用，而又制器以垂后世之则。三代盛时，礼乐之用备于上，礼乐之化孚于下，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制之者亦有其则，《诗》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亦此类欤。

玉人之事。镇圭（取镇安四方之义）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取强直有立之义），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伸也）圭（取尊而不屈之义），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取卑而不伸之义），伯守之。天子执冒（取覆冒之义）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丝色），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以玉饰其柄），继子男执皮帛。天子圭中必（与乂同）。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长三尺，杼（杀也）上终葵（椎也）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璧羡度尺（用以起度）、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

郑玄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全，纯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即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间亦有详略、多寡、同异者，互相备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简欤？抑观成周之世所以为玉瑞、玉器者，无非为祭神、行礼、致四时、赠宾客、恤凶荒、起军旅而作，后世所以造作者多以为服饰、玩好，甚者以为戏具，求其为礼而作者盖鲜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为亵玩于床第之间，其不恭甚矣。

《礼记曲礼》：玉曰嘉玉。陈澔曰：“无瑕之玉也。”

臣按：礼神以玉，取其清洁无瑕也。玉之为玉，或以为璧、或以为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为虎形、或玄而为半璧，或两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纯则非全矣，故必纯而全然后谓之嘉焉。嘉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焚焉或藏焉，考《周礼》郑氏注谓烝祀“烝，烟也，为玉币祭祀，焚之作烟以报阳也”，此焚玉之证也；天府若当祭祀讫事而藏之，此收玉之证也。是何也？盖用玉于神，有礼神者有祀神者，礼神者讫事即收，祀神者与牲俱燎也，若夫《郊特牲》所谓圭璋则用圭璋以盛鬯，用其气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插也），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

陈澔曰：“亦笏也，即玉人所谓大圭长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无所诎，故谓之，盖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荼者舒迟之义，前有所畏则其进舒迟。诸侯之笏，前诎者圆杀其首也，后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让于天子，故杀其上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笏之下角亦杀而圜，示无所不让也。”

郑玄曰：“球，美玉也。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以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

孔颖达曰：“鱼须文竹，谓以鲛须文饰其竹也。士以竹为本质，以象牙饰其边缘。可者，通许之辞。”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诸侯则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鱼须及象文饰之。今制则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简。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

陈澔曰：“征、角、宫、羽，以玉声所中言也。征为事、角为民，故在右，右为动作之方也。宫为君、羽为物，君道宜静，物道宜积，故在左，左乃无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肃杀之音，故遗之欤？”

方悫曰：“征、角为阳，宫、羽为阴，阳主动、阴主静，右佩阴也而声中征、角之动，左佩阳也而声中宫、羽之静，何哉？盖佩所以为行止之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此设备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见于《诗》“杂佩”，其制有琚、瑀、珩、璜、冲牙五者。其所以为声者，在两璜与冲牙相触击，行动之际锵然以鸣，在右者必中征、角，在左者必中宫、羽。古之玉人所以制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后能使声之所中协于角、征、宫、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后世之无传也。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药玉，近乃有铸铜为之者，殊失古制。盖玉之中商声者，以其有肃杀之声，尚不可用，况用金声乎？切宜禁革。

凡带必用佩玉，惟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贾公彦曰：“所触之玉其形似牙，故曰冲牙。”

《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绖攵也）密以栗（坚貌），知也；廉而不刿（伤也），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犹扬也）以长，其终诎（绝止貌）然，乐也；瑕（玉病也）不掩瑜（玉中美者），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贾公彦曰：“圭璋特达，谓行聘之时惟执圭璋特得通达，不加饰弊也。”

马耇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镇圭以召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齐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军旅，用其义也；国君相见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礼也；乐有鸣球，服有佩玉，用其乐也；邦国玉节，用其信也；琬以结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两圭祀地，黄琮礼地，用其能达于地也；四圭祀天，苍璧礼天，用其能达于天也；圭璋特达，用其能达于德也，已聘而还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于玉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曰‘玉振终条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此古人比君子于玉者也。”

臣按：玉者天下莫不贵，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右征角、左宫羽，于玉比德，盖求所以称夫仁、义、知、礼、乐、忠、信之德而比之于玉也。

胡安国曰：“穀梁子曰：‘宝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赐藏之鲁。’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孙世守罔敢失坠，以昭先祖之德，存肃敬之心耳。古者告终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陈列，非直为美观也，先王所宝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则可以免矣。鲁失其政，陪臣擅权，虽先公分器犹不能守而盗得窃诸公宫，其能国乎？故失之书、得之书，所以讥公与执政之臣，见不恭之大也。此义行，则有天下国家者各知所守之职，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于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泽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于宗庙则陈之以示其能守，临终而顾命则列之以见其全归，非细故小事也。《中庸》以此表继述之能孝，《周书》以此见传守之不失，为人子孙践祖宗之位、守祖宗之业而不能守祖宗之遗物，岂得为孝乎？

唐玄宗天宝十载，诏曰：“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瑉。自今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肃宗宝应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贺表。

范祖禹曰：“尧命重黎绝地天通，盖恶巫觋矫妄而诬天罔民也，后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黩乱天地，无所不有。肃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兴，故奸伪得以惑之，获宝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验亦可睹矣。”

臣按：妖人假物以售其奸伪，明理之君必不为所惑，何也？盖宝玉之物皆生于地，何由而上于天？所以琢磨而雕刻成器者，非人力不能为也，天者气而已矣，所能生者浑然之质而不能成奇巧之形，以是折之，则妖人无所容其伪矣。

臣按：自古中国所谓宝者必可以为礼神之器，必可以为佩服之用，必可以为器用之饰，上可以镇国家，下可以诒后胤，非徒用以为观玩戏弄而已也。元人之所谓宝者则异于是，史传之所不载、前代之所无，有形不如珠之圆莹，色不如玉之温润，质不如金之从革，盖与砂砾无异焉，乌足以为宝哉？

以上宝玉之器

卷九七

▲工作之用

徐几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于圣人，是虽一耒耜之末、一门户之微，凡所以为利于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朱熹曰：“此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圣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盖之一字，疑取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臣按：圣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录其三卦者，工作之器尔。

《书》：帝曰：“畴（谁也）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顺其理而治之也，帝问谁能顺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谓之若，若者顺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谓守法信度，因圣人创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谓若，所谓因万物自然之理而为之行其所无事之智焉耳。后世之工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岂所谓若哉？

郑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而必谨于百工饬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谓之百，不止一工也。饬者修治以为器，化者变转以为用。

《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郑玄曰：“审曲面势，谓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向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曰：“饬五材，若饬木而为舟车、弓庐之属，饬金而为鼎量、剑削之属，饬土而蜗甑、簋豆之属，饬水火而运用之以成乎众材之属。”

臣按：国有六职者，即所谓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也。所谓职者，通上下言，犹所谓职业云，非专言官职之职也。作记者述百工之事，因举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盖无是五者则百工所饬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无所用之也。

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吴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为体者以火为用，故于金言；烁器之以土为体者以水为用，故于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济不通，陆行乘车以任重致远，则木之为用无往不利。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考工者举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圣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穷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数而道之迹显于其外。君子上达则其智足以穷理而能创，小人下达则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氏之子常为量、凫氏之子常为钟、桃氏之子常为剑、函人之子常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谓之工。虽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轮扁之斫轮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是则天下之器用无一而非圣人之所造始也，智者于其间特因其类而创为之，而巧者又从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有一器之作则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则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无用、有用而无利，耗材物于无用，费民力于无益，圣人所不作者，则智者必不创、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于用器常度之外，此圣王之法所必诛而无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为轮为盖）、舆（为车舆）、弓（为弓）、庐（为庐器戈柲之类）、匠（营宫室为沟洫）、车（为车为耒）、梓（为笋虡为饮器）；攻金之工，筑（为削）、冶（为戈戟）、凫（为钟）、（为量）、段（为镈）、桃（为剑）；攻皮之工，函（为甲）、鲍（治韦革）、（为鼓）、韦（熟皮）、裘（为裘）；设色之工，画、缋（维五色）、钟（染羽）、筐（阙）、荒（练丝）；刮摩之工，玉（治为圭璧）、咺、雕（阙）、矢（为矢）、磬（为磬）；抟埴之工，陶（为瓦）、膋（为簋）。

郑玄曰：“事官之属六十，此三十工略记其事尔。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贾公彦曰：“此言工之多少总数。”

臣按：先儒谓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设色则为八材、九职，所谓百工饬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则运用此六者而成之。

郑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舜至质，贵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圣人立成器为天下利者亦审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时而已。夏后氏继舜犹以质为尚，卑宫室而尽力沟洫，而尚匠人之职焉。商王兴礼乐而尚文，以梓人为侯、为笋虡、为饮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备矣，以舆人为车，其材至备，其工至多，故尚舆。”

臣按：疏谓此一段论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专据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终。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有车人、又有辀人，是车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历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后之所尚者乃所以矫前代之失也。然矫其失而或过于专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无偏焉，此圣人为制所以必因时制宜、损过以就中，非但施于礼乐政事者为然，则虽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于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无过举欤。

郑玄曰：“六工于周皆属司空，土工，陶、膋也；金工，筑、治、凫、、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韗、韦、裘也；惟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

臣按：《曲礼》所记六工与《考工记》大同小异，先儒谓此为殷制，然所称之名虽异而所治之事则同，土工即抟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兽工攻皮之工也，草工盖设色之工欤。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达。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闳。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闳以奄。

方悫曰：“春主发散，故其器疏以达，疏则散、达则发故也。夏主长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则长、粗则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则制、深则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闳以奄，闳则收、奄则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闳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闳若物由是以出入，万物周旋于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于四时所用之器各有不同，盖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体之所居处、被服、食用一一皆顺天时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时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随时而为之制，所以范一身于礼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饮啖、目所盼视、手所执持，无一事而非顺天时合天理也，彼虽欲作淫巧以荡上心，乌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陈澔曰：“工师，百工之长也。五库者，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视诸物之善恶皆有旧法谓之量，一说多寡之数也，审而察之，故云审五库之量也。此时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师监临之，每日号令必以二事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时序，如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体之类是也；二是不得为淫过奇巧之器以摇动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绖攵同）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孔颖达曰：“于是之时命此工官之长效实百工所造之物，陈列祭器，善恶按此器旧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过制之巧，以摇动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须靡丽华侈，必功力密致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罚以穷其诈伪之情也。”

方悫曰：“工固有巧也，然过乎巧则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荡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前则因其作而戒之，后则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则工师之官所掌之事虽若轻而小，而其所以关系者君心之收敛、放荡存焉。呜呼，国家之患孰有大于君心之荡者哉？人君一心万化之本，天下安危、生灵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间耳，使其常囿于礼法之中则必不肯轻费民财、轻劳民力，财不费则敛于民也薄，力不劳则役于民也轻，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荡焉出于礼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壮丽，服饰之奉必欲其华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致，则必费财而劳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敛之则难，荡之则易，其始也未尝不起于细微，其终也乃至于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于纣之用象箸知其必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后乃至于琼宫、瑶台而无已焉。由是以观，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谨于其微，其意深矣，其虑远矣。

《汉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续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

宣帝时，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宜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爇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时，樊准上言：“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四方，人劳省息。”

臣按：《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盖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为民生日用之具，并有五材以修六府，有不备者又因其材而饬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于阙乏，无非有益于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为六官而专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后世乃于官常之外别以禁御之内立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制珍异之器。呜呼，器之为器取适用而已，苟制一器而费百器之材，当用一工而费百工之力，耗货财于无用，用工力于无益，何为也哉？夫人之所以为奇巧精致之物者，欲以夸耀于人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无对，其富无伦，欲谁夸哉？况宫闱邃密，门禁深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于观视之间者宦官、官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亦何用夸彼为哉？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夺生民之衣食、劳生民之筋力，以为此无益之事哉？张蕴古云：“琼其宫而瑶其台，所居不过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过适口。”臣愚谓于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臣按：人君之于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几何，一生能著几两屐邪？天下无事，府库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过于自奉，况兵外用而财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继，而吾乃多为器用而置之于无用之地，何为也哉？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岂其伦哉？毋乃近于亵乎。

宋太祖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臣按：金银器皿之属虽极精巧，然其质犹不费损也，一旦毁之本质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裒工于无益，毁坏则无用，上好之则贵，一旦废之与瓦砾等耳。太宗于金银器之精巧者且毁之，况肯聚工以为宝石奇玩也哉？所谓“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大哉王言，可为百世师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几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万殊博而通之，虽有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臣按：太宗于油衣帟幕之损者尚不忍弃遗，则其于物之成用者其肯弃遗之乎？仁明之君，其爱惜微物如此，其视裂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于水者，其寿命短长、国祚久近皆分于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卷九八

▲章服之辨

孔颖达曰：“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是也。”

程颐曰：“言之善者，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臣按：赐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国曰：“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谓天命有德之人，则以五等之服以彰显之，盖爵予之以名、服锡之以器，皆所以彰显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于天人，君承天命以彰显之，命之以爵而必与服俱，不过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诸无德之人，岂不逆天意哉？

《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郑玄曰：“同犹齐也。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贾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谓之同者，各随其等而为之服，士与士同、庶人与庶人同，不得自为异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诸侯之服各视其命之数，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则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则其服无章数，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则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谓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闇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闇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时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数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谓朝祭之服无复有章数矣。

弁师，诸侯（后既有诸侯比当作诸公）之缫（藻同，杂文之名）斿九就（成也）、昏（恶玉也）玉三采（朱白苍也），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谓皆三采也），玉瑱（以玉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为之，所以贯者）。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逾越）。

刘彝曰：“尊卑、贵贱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逾于尊，贱不可逾于贵，弁师掌其禁令则礼行于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屦，以王命赐之者也；功屦，冬之皮屦，服功裘者；散屦，卑者之素屦也。

《后汉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皆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铜印黄绶。

臣按：此汉朝印绶之制。然所谓金紫者，印与绶也，非服色也。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圣人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纱幞一事论之，此后世巾帻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为治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冠必欲尽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胡寅曰：“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乱由此而生矣。隋文俭约，施之宫阃之中、燕私之用可也，与庶人同而坐乎庙朝，俭不中礼，不足以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则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则混而无别，何以耸下人之观视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五品服绯，金带；六品、七品绿，银带；八品、九品青，■■石带。庶人黄铜、铁带。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武后时督、刺史亦准京官带鱼袋，又改赐佩鱼，皆为龟，寻复旧。开元以后，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谓金紫者，金谓鱼袋之饰、紫谓衣也，与汉所谓金紫名同而实异矣。

臣按：唐自中叶以后品服太滥，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当时视金紫如韦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为荣。盖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趋赴之者，求名与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贵然后人贵之，人人可得则不足贵矣。

《宋志》：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进贤，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三梁冠，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两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无中单，无剑佩绶，御史则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途金银花额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导五梁则毒瑁、三梁两梁则犀也；其服并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皂缥褵、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银革带、白绫袜、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则玉剑佩、晕锦绶、二玉环，冠三梁者则剑佩以银、绶以狮子锦、环以银，冠两梁者则剑佩以铜、绶以练鹊锦、环以铜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驸马、伯有立笔而加以笼巾、貂蝉，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领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无焉，其余皆同，惟不佩剑。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则与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准《周礼》服冕有旒，今制皆与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领耳。臣尝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虽曰有三然皆进贤冠也，加以貂蝉、豸角因异其名尔，其制作始于汉，即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晋加为五梁，唐之梁数如汉，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而无一梁，其后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则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驸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别贵贱之等级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后二十四梁以应冕旒前后之数，人臣之数则自八而下以至于一而不及于九者，九者阳数之极也，至是不可复加矣。

宋因唐制，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领大袖，下施横，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炀帝令百官以戎服从，一品赐紫、次朱、次绿，后世遂为朝服。”

马端临曰：“用紫、绿、青为命服，昉于隋炀帝而其制遂定于唐，然汉夏侯胜谓士明经取青紫如拾芥、扬子云亦言纡青拖紫，西汉服章无所考见，史言祭服用衤勺（绀色）玄，东汉则百官之服皆衤勺玄，而青紫乃其时贵官燕居之服，非微贱者所可服欤。”

臣按：孔子曰“红紫不以为亵服”，朱子谓“红紫间色不正，亵服私、居服也”，言此则不为朝祭之服可知。呜呼，五胡乱华以来，极于元魏之世，凡中国之衣冠、礼服皆为所变，一切趋于苟简，是虽华夏之域，其所以为身之章者无复上衣下裳之制，岂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来以紫为大臣之服，我朝始复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谓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复用，一洗唐宋以来之旧习。

太宗雍熙元年，出鱼袋以赐近臣，由是内外通朝文武官佩鱼，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后俱以入衔。

黄履翁曰：“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古人所以重报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诗人所以讥其无德焉。尝观唐初之所辞受、宋朝之所予夺，其意犹古也。温璋为大理丞赐以绯衣以审狱得情也，牛丛为睦州刺史力辞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阳城以处士而赐绯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赐金紫所以表异能也，夫受之者不以为亵、辞之者不以为矫，正唐人别功过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赐杨安国，以五品服赐赵师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赐王素，以五品服赐余靖、欧阳修、蔡襄，宠谏臣也；曾致尧之浮躁不可赐以章绂则夺之，王文度之伎术不可加以佩鱼则抑之，夫予之者不以为徇情、夺之者不以为少恩，此劝惩之微权也。”

臣按：鱼袋之制始于唐，盖用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衔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鱼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盖无复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鱼袋不复设，凡常朝参官则制牙为牌，刻其官衔于上，凡勋、亲、文、武四字号，俾其悬于带上以出入禁门，无者则不得阑入焉。其制虽与唐之鱼符不同，其所以为出入之防则一也，其诸异乎宋人用以为美饰荣观者欤？

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

太祖建隆三年，给中书门下、枢密、宣徽、节度使及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黄狮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副使翠毛细锦，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审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校亦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应给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给赐锦袍之制。锦凡数样，皆为鸟兽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定为常制，颁之天下，俾其随品从以自造，非若宋朝官为制之，岁时因其官职大小而为等第以给赐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以下至于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几于绝焉，伏请申明旧制，违者治之如律，盖本朝无金紫之赐，所以辨章服者实有在于斯。

臣按：元朝服色虽禁不许服龙凤文，然所谓龙者五爪一角者尔，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逮我圣朝立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杂色皞丝、绫罗彩绣，庶民止用绢纱布，及凡官员、军民、僧道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于耳目之所见闻、身体之所被服，自其显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潜消其非分之望、密遏其过求之心于隐微之中，此先王制礼之深意、杜乱之微权也。

以上论章服之辨

▲胥隶之役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上所召）令（下所禀），辨其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

吴澂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官契谓要书，藏谓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辞而述事者，官书谓史所述者，赞治若今文书起草也。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谓应所治之先后也。徒趋走以应呼召者，官令谓官府之令，征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职，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库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谓一胥则十徒才智为什长者也，徒若今隶卒之属。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分或为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郑玄曰：“农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胥、徒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

贾公彦曰：“《王制》‘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觏曰：“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盖以农夫而制禄，则治于人者必思所以养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无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谓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责其廉也。”

方悫曰：“以食九人者为上农夫、食五人者为下农夫，则食八人至于食六人者为中农夫可知矣，其详有五等之别，其大略不过三等而已。言其禄以农为差，则多者不得过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禄。”

臣按：先儒谓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众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员者至矣，吏省则其禄易给，吏有禄则人知自爱，故当时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无非贤德之人，而汉犹仿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长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张敞为胶东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辅尤异，自是以后，百石吏皆差自重，贤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间，有得于先王遗意。后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夫官之不胜吏奸也明矣，天下何从而治哉？由是言之，则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禄之易给也。吏之所以必给其禄者，直欲人人知自爱也，虽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禄之易给而人知自爱，然亦所以省事也。盖为治之道当委任责成，而岁终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校、文不烦悉，然后易以考校而无纷更蒙蔽之患。苟一事而数人主之，则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聪明有限，众人之错杂难防，是岂御简举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则事体归，一而上之人得所据而不烦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方悫曰：“《王制》言百亩之分，孟子言百亩之粪，盖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粪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备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之说与《王制》不同，然皆是说庶人在官之禄必视农夫之上下以为多寡也。《王制》谓“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孟子谓“小国之下士与庶人之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则《王制》所谓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谓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盖亦与王制之意同也。但《周礼》所谓府、史、胥、徒，胥虽列于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后一胥，胥乃众人之中有材智为什长者，则其禄当比三者稍加优，而贾氏特序而顺推之，以为多于徒而少于史，恐未必然也。（以上言吏胥）

《周礼》：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

王昭禹曰：“五隶，罪隶与四夷之隶也。掌五隶之法，则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数存焉。辨其物，则衣服、兵器之属也。掌其政令，正之则有政、使之则有令也。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民谓五隶之民也，盗贼之未获者则司隶帅而搏之，国中污辱之事则司隶帅而役之，以五隶之属各有百二十人则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为积之也，凡囚执罪人之事亦使为之也，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亦役之也。掌帅四翟之隶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盖以四夷之民内守王宫、外守厉禁皆司隶帅之也。”

臣按：隶谓给劳辱之役者，设官以掌之谓之司隶，而司隶又统其属有五焉，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先王之世设为百官、百执事，各有其职，所以奉上而临下者，礼节事为举其大者而已，若夫劳苦之役、卑琐之务、污辱之事必有卑贱者以代之，此司隶之官所由设也。所谓帅其民者，役常民而为之也。罪隶者，有罪而役之也，蛮、闽、夷貉则俘虏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卫王宫、守厉禁、搏盗贼、养鸟兽、牧牛马、助牵傍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门各设直厅皂隶，于凡职官自一品至九品又皆给以皂隶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数随其品级以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该徒者，法司又计其岁月俾其给役于诸司，即周人罪隶之余意。

吴澂曰：“条，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趋谓疾行，辟谓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谓条狼氏掌执鞭以辟道路之秽恶及车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职官出而隶人引路以传呼者也。

《左传》：昭公七年，芊尹无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

孔颖达曰：“《环齐要略》云‘自营为厶，八厶为公’，言正无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皂，造也，造成事也。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隶，隶属于吏也。僚，劳也，共劳事也。仆，仆竖主藏者也。台，给台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数而至于台极矣，谚所谓一阶服事一阶，即此意也。（以上言徒隶）

以上论胥隶之役

卷九九

▲邮传之置

贾公彦曰：“国有大事故，恐有奸寇，故使民征令，出入往来皆须得旌节辅此征令，文书乃得通达，无节则不得通。”

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郑玄曰：“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少曰委、多曰积。庐若今野候徙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馆，楼可以观望者也。一市之间有三庐一宿。”

贾公彦曰：“郊野之委积以待宾客者，其宾客至郊与主国使者交接，因即与之廪饩也。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者，旅，客也，谓客有羁絷在此未得去者，则于此惠之。郑注谓‘庐今野候徙有庌’者，此举汉法以况义，汉时野路候迎宾客之处皆有庌舍，与庐相似。注谓‘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者，汉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宫室，故引以为况也。”

郑玄曰：“野谓远郊以外也，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

贾公彦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羁旅过客之等。”臣按：遗人所掌者饩廪之资，而委人所敛者凡薪刍、果菜之属。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宾客所宿之庐）息（所止之舍）、井树（井以供饮食，树以为蕃蔽）。

王昭禹曰：“掌达道路至于四畿，则遂人所谓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是也。谓之四畿，则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达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盖是时周礼尽废，而野庐氏之职不修，而所谓达国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井树者不复有矣。

郑玄曰：“行夫，邦国使之小礼者也。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臣按：后世乘传骑驿其原盖出于此。

环人（取周圜保护之义）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授馆令聚（与柝同），有任器则令环之。凡门关无几，送逆及疆。

王昭禹曰：“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馆，则环人授之于宾客者也。令聚，令野庐氏也。宾客有任用之器，则亦令环卫之也。凡门关无几者，谓宾客出入，环人以路节达之，故门关无几也。疆谓王畿四方之界也，宾客来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环之为言围也，主宾客往来为之守卫宾客，有随行之任器则周围保护，若环之无隙焉。可见先王之于宾旅，非徒饩廪以给之，而又有兵仗以卫之，此所以来通四方之情而怀柔之者至矣。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土高曰台）榭（有木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涂也）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代客役），巾车（主车之官）脂辖，隶人、牧圉各瞻（视也）其事，百官之属各展（陈也）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宁也）菑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

臣按：子产之言可见古人所以设馆以舍宾客者，其备预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虽列国相待之礼，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大皆不可不加之意可见矣。

《国语》：单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吏也）以节（瑞节）逆（迎也）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扫也）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役也），司空视涂（视险易也），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庭燎），水师监濯，膳夫致餐（熟食），廪人献饩（生曰饩），司马陈刍（饣末马），工人展车（展省客车，补其伤败），百官官以物至，宾入如归。’”

臣按：古人所以待宾之礼如此其至，所以宾至如归也。《国语》所述者虽敌国之礼，而大之于小亦可以类推矣。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朱熹曰：“置，驿也；邮驲也，所以传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许谦曰：“字书，马递曰置、步递曰邮。汉《西域传》‘因骑置以闻’，师古曰：‘即今驿马也。’《黄霸传》‘邮亭’，师古曰：‘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如今驿馆。’”

臣按：置即汉时之骑置，今之驿传也；邮即汉时之邮亭，今之铺舍也。骑置以飞报机务，邮亭以递送文书。汉高祖五年，田横乘传诣雒阳。

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

颜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

臣按：今制驿设三等马匹，有上中下之别，即汉所谓高足、中足、下足也。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复置关，用传出入（传信也，若今过所也）。

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今除去关，出入无禁，不用传也。”臣按：汉人所谓传，即今符验文引之类。平帝时，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者，所在为驾，一封轺传。

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颜师古曰：“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

颜师古曰：“邮亭，书舍也。言为书以付邮亭，令送至宗伯也。”臣按：邮亭即今之铺舍，因邮亭书言宗伯，即今官文书入递也。《汉旧仪》曰：玺书使者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

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二尺半、长五寸，面隶五字曰“敕走马银牌”。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太平兴国中，因有诈乘驿者，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置银牌。端拱中，又罢之，复给券。

臣按：此宋朝驿券之制。窃惟今制，凡天下水马驿递运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之类，沿途设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要冲、偏僻量宜设置，其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次或二十匹、十匹、五匹，大率上马一匹该粮一百石、中马八十、下马六十，其佥点人夫先尽驿所近民，如不及数取于邻郡民户，粮不及数者众户辏数，当之民于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务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罢弊，乞如宋仁宗命张方平总驿券，俾所司将事务之当给驿者定有等第，编次为一书，颁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许擅起发下天下驿递，非此例也不许应付。

以上邮传之置

▲道涂之备

张栻曰：“川涂之险则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兴，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拭目观化，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虚，剡其楫而末锐，舟所以载物而楫所以进舟。致远以利天下而取诸《涣》者，盖《涣》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涣》之卦有乘木济川之象，水在天地间为利最大，为性最险，故圣人于《易》屡以利涉与不为言，而又制器以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则地之势尽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断矣而人行也不绝，由是极天所覆、地所载处，无不可至焉，所以来远人于无外、广王化于无穷也。

《诗大明》篇曰：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张载曰：“造舟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为天子之礼。”

《周礼》：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

郑玄曰：“达道路者，山川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也。树之林，作藩落也。国有故，丧灾及兵也，闭绝要害之道备奸寇也。”

王昭禹曰：“所谓九州之图、山林川泽之阻，若职方氏所谓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类是也。所谓国之五沟五涂，则是遂人所谓遂、沟、洫、浍、川之谓五沟也，行、畛、涂、道、路之谓五涂也。”

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郑玄曰：“达天下之道路，津桥相辏不得陷绝也。”臣按：官而谓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庐（客行道所舍）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凡道路之舟车幰互者叙而行之。郑玄曰：“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

贾公彦曰：“舟车幰互，谓于迫隘处也。水陆之道，舟车往来狭隘之所，使以次叙过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为治不但详于朝廷之上、国都之中，则虽天下之道路、舟车所至之处，无一之或遗焉者，可见圣人为治无间于大小、迩遐也。匠人营国。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王昭禹曰：“国中曰经涂，绕城曰环涂，郊外曰野涂。轨广八尺，经涂所由者众，故九轨；环涂所由者少，故七轨；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轨。此内外、广狭之制异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于王朝国都之内，则虽道涂往来之所无一而不合于辙迹之度，然后为天下一统焉。苟有一之或窒阂闭隔焉，则有所不行者矣，岂所谓车同轨哉？

《史记》：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孔颖达曰：“通九州之道路。”臣按：《左传》“禹经启九道”即此。《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爇奔晋，造舟于河。

《礼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郑玄曰：“沟渎与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沟上有路。”

方悫曰：“修利则修而利之使无害，道达则道而达之使无壅，开通则开而通之使无穷，皆欲其无有障塞而已。障言蔽显以为隐，塞言窒虚以为实，凡此皆豫备水灾之术也。”

臣按：先王当季春之月，恐自时厥后大雨时行，水潦将至，或至于淹没道路而成淖泞，有妨车马行旅之往来，故先时而为之备水患也如此。

《尔雅》：路、旅，途也。路、场、猷、行，道也（博说道之异名）。一达谓之道路（长道），二达谓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达谓之剧旁（数道交错谓之剧），四达谓之衢（交道四出），五达谓之康（康庄之衢），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一道交复有一岐出者），八达谓之崇期（四道交出），九达谓之逵（四道交出复有旁通）。

郭璞曰：“造舟，比船为桥。维者，维连四船。方者，并两船。特，单船也。，并木以渡。”

《国语》：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心星也）朝觌（谓晨见也）矣，道（路也）茀（秽塞也）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单子曰：“夫辰角（大辰苍龙之角，星名也）见而雨毕，天根（亢氐之间）见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方桥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舆梁（桥可通车舆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工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冱，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又曰：“先王之政，细大具举，而无事不合人心、顺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体、纪纲法度之施，虽纤悉之间亦无遗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独其大纲大法无有偏而不举之处，则虽一道径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经行之处亦必委曲而为之处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龃龉、足径之瘒瘃也。圣人仁民之政无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况其关系之大者哉？

臣按：郑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轲氏讥其不知为政；陈国道茀不可行而川不梁，单襄公知其必亡。盖道路、桥梁虽于政治无大干系，然王道至大而全备，一有所阙，虽若无甚害者，然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当其理、一物不得其济，亦足以为大段之累、全体之亏也。故大人行政，虽受一命、居一邑，亦无不尽其心焉者。薛宣于见其子之为邑，桥梁不修而知其无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觇人之国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则知其国之不振也，岂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尽力于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亏也，良以此夫。

晋杜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谓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武帝从百寮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敢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阳浮桥，架黄河为之，以船为脚，竹褷互之。初，预造桥时，议者多谓殷周无有作桥于河者，预引《诗大明》“造舟为梁”为证，然《诗》不言其所造之处，《史记》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桥，盖桥作于河也。然是时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桥不在此尔。唐开元九年，复作于蒲津。

张说曰：“河有三桥，蒲津居其一。旧制，横百丈，连船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开元十二载，俾铁代竹，取坚易脆，结为连锁，熔以为伏牛，偶立于两岸，禁连于河中，潬锁以持航，牛以系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

以上道涂之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