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崇师儒以重道

《周礼》曰：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

叶时曰：“大宰系民之九两，司徒安万民之六俗，而皆以师、儒行乎其中，诚以师道不立则天下无善人，儒道不立则天下无正学。”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无师儒之功，然师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后可以立规矩于一时，垂楷范于后世也。彼异端众技亦皆有师，然师不以儒，儒不以道，岂足以系天下之心而联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于三代之英，而徯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为师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陈澔曰：“严师如《孝经》严父之义，谓尊礼严重之也。无北面，不处之以臣位也。”

方悫曰：“严即尊也，严师即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以四海之富而师环堵之贫，此严师所以为难也。严师者，人严之也，人严其师则师道严矣。师所以传道，故师严然后道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以神言之，故为尸则弗臣；以道言之，故为师则弗臣。”

《大戴礼》：武王践阼，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王齐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监不远，视尔所代”。几铭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口戕口。”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事皇天，敬以先时。”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分。”

朱熹曰：“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铭焉。今其遗语尚幸颇见于礼书，愿治之君、志学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于师尚父欲有问焉，则以师礼尊之而不敢处以臣位，而师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轻屈其道，必以师道为尊，忘其身之为臣而君之为君也。君忘其身之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为臣，以道在己也。古之圣君其尊师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则无以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则又惕然恐惧而推演之以为铭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于目、每存乎心而将以施之天下国家，而为子孙千万世之贻谋也。此无他，予之者不轻，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则不轻视之，而兢兢业业，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铭凡十有四，今摘其辞语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辅相世代，君长人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达，通也，盖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说盖以德言之也，今齐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

又曰：“达尊之说，达，通也，三者不相值则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或相值则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圣耆老而祇奉嗣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齿德加焉，至论辅世长民之任，则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为屈伸以致崇极之义不异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齿也，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则不及于乡党，施于乡党者则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心、充于身、行于家、推于乡党而达于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子思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师弟之间意见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类也）德齐莫能相尚（过也），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颐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也，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为之君，大有作为非常之君也。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所教谓听从于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谓己之所从学者也。”又曰：“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辅广曰：“天地交而后万物遂，上下交而后德业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贤，惟知恃势以骄贤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谄时君，上日骄而下日谄，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与业涣散而无成，天下日趋于乱，而世俗犹以孟子为迂阔，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于天，德得于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贵贱少长而有异也，但所禀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后，故齿之长者先得之，禀之厚者全得之，我虽有之然或有所未尽，故于其齿之长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乐之而不敢疏，惟恐彼之不我亲、不我告而我终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则吾拥是虚器于臣民之上，则人将有负乘之讥彼其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业而贻厥子孙之孙谋欤？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乐道，而敬夫黄蒨之老、老成之贤，必先学焉而后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乐道如此，则凡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孰不敬贤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师儒）

《檀弓》：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郑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为之谥也。”

陆佃曰：“据《左传》所录，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修《春秋》之辞也，今记修之如此。”

陈澔曰：“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诔，大圣之行岂容尽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无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伤悼之意而已耳。称孔丘者，君臣之辞。”

臣按：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盖孔子儒教之宗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自哀公诔之之后，后世帝王屡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臣按：高祖不事《诗》《书》之主，得天下之初其于他神不见有所尊敬，而于孔子独以太牢之礼祀焉。盖孔子万世帝王之师，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为之起敬，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汉四百年之治所以几于三代者，盖祀鲁一太牢之效耳。

梅富上书于其君曰：“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以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臣按：此孔子谥宣之始。光武建武五年，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祀于过鲁之日，武帝兴学校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于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时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年祀渐远，灵光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礼。”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师，得无拜之。”即拜奠于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圣，途之人犹知之，岂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异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则配乎天地，如以功则贤于尧舜。斯臣也，当周太祖时以拜孔子为不可，则当石高祖时必以拜契丹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国家所患莫甚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其君不得闻大道，浅俗之论易入，义理之言难进，人主功德高下一系于此，然则学乎学乎，岂非君臣之急务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帝服靴袍，诣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初，有司定仪止肃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谥曰“玄圣文宣王”。先是，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宣圣故事，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图》及《庄子》之言，加以玄圣，其后又以犯圣祖讳改至圣。

臣按：宋真宗幸阙里奠孔子，有司定仪注止肃揖，帝不从，特行再拜礼，可谓知礼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靴袍，况其所以至圣人之居者乃为封禅之故，非诚也，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要皆非礼之礼。心既不诚，名又不正，圣人在天之灵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曰王曰帝有与否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磬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为儒道之宗、万代纲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赖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经则所谓十圣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详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后世知有彝伦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闻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泽，一皆吾圣人作经垂训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于盛德大业者固皆崇重其道，则虽幼冲之君如汉平帝、不学之主如周太祖、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见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间于智愚、贤不肖与古今也，矧夫聪明睿智之君而处夫崇高富贵之位，且又当夫重熙累洽之时，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虽然，与其崇圣人以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唐玄宗谥圣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渎伦，圣道安在？宋真宗加圣谥以至圣，似矣，然伪作天书，圣道如何？臣故曰与其崇圣人之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以上褒崇先圣）

魏齐王正始七年，始以颜回配享孔子。臣按：此后世以颜回配享孔子之始。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

臣按：唐太宗诏以诸儒从祀孔子皆其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卜子夏、毛苌有功于《诗》，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于《春秋》，伏胜、孔安国有功于《尚书》，高堂生、戴圣有功于《礼》，王辅嗣有功于《易》，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通有功于诸经者，何休、杜元凯、范宁则又有功于三传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时七十二子虽列像庙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于《诗》得在从祀之列，至开元七年，七十二子始从李元瓘请得从享祀。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王，乃赠颜子为公、闵子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臣按：此后世追赠孔门弟子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颜回为兖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郕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又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为伯。臣按：此后世从祀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丰七年，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从祀。臣按：此后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徽宗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临川伯王雱从祀。

臣按：宣圣庙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岂容一毫私意于其间？而奸党之徒乃敢欺天罔圣，以扶翼其恶党以为自己奸利之地，时君可欺而圣人在天之灵其可欺乎？徽宗烛理不明而为奸党所蔽，虽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适所以彰其莫大之恶而增其极恶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又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世罪人，岂宜从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诚有功于圣门。三臣者俱尝被诏追褒，兼准御笔，秩熹于从祀，如栻、如祖谦宜升从祀。”诏从之。

元文宗加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郕国宗圣公、孔愊沂国述圣公、孟轲邹国亚圣公，是岁始以董仲舒从祀。

臣按：自礼经有释奠于先圣先师之说，唐贞观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圣经以为先师从祀先圣庙庭，至宋神宗进荀况、扬雄、韩愈于从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专于一经，其后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虽是群奸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经义》之功，理宗崇尚理学，列周惇颐等七大儒于从祀，后又兼秩司马光、邵雍，盖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诸儒，如荀况之性恶、扬雄之诎身、王弼之虚无、贾逵之谶纬、戴圣之贪残、马融之荒鄙、杜预之短丧，多得罪圣门者，其间纯正如董仲舒者顾不得侑食，至于元天历中始秩祀焉。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去扬雄之祀，正统改元，用言者从祀吴澂，后又以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列在从祀，此数儒者皆于经有发明之功，故特祀之。夫从祀于孔子之庙堂者，必其人于孔子之道有所合而无所愧，然后可以与焉，不轻与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举也）秩（常也），节（礼也）祭先师先圣焉。

陈澔曰：“天子视学之日，初明之时，学中击鼓以征召学士，盖警动众听使早至也。有司，教《诗》《书》、礼、乐之官也。”

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亲行其礼。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袒割辟雍之上，尊养老更飨射礼。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

太宗召天下纯儒耆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帛，广学舍千二百区。

太宗端拱元年，幸国子监。将出，顾见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诏觉讲《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国子监，召孙奭讲《尧典》《说命》。

臣按：哲宗视国学，或谓吕大防曰：“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今皆无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帛之赏后日何可继也？政恐惜费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谓至论，盖天子视学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为美观而已也。盖学校礼义之所在，圣贤道德之所宗，万乘所以必亲临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师，作兴人才以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赏、金帛之赐，何所见之小哉？盖君子之所重者道义也，小人之所嗜者则在于禄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师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称厥职为惧，赖主上之宠灵，以光贲我学宫、崇重乎师道，而吾之所感荷者虽九锡之荣、万镒之富，不足以仿佛之矣，一阶半级、匹帛铢金焉能为有亡哉？万一君恩以吾教训之有方、讲论之明切而有锡焉，受之可也。我圣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学，车驾屡临幸焉，列圣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赐茶，兼有衣币之赐，锡以玺书以勉励我师生者，谆切详悉，往往勉以圣人为学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锓于梓，士子入学之初俾之庄诵佩服。士习丕变，人才汇兴，有由然哉。（以上视学）

以上崇师儒以重道

卷八一

▲谨好尚以率民

《尚书君陈》篇：王若曰：“尔惟风，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君陈克由周公之训，则商民亦由君陈之训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陈代周公尹东郊策命之辞，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其言本诸此。风譬则君也，草譬则民也，风之为气劲而力，草之为物柔而弱，以劲而有力之风而加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转移之势岂止于风，而民之处下也其随顺之形则甚于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其感孚之妙、转移之易、顺从之速，其犹风之于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浇薄者以诱于习俗而为物所迁耳。然厚者既可迁而薄，则薄者岂不可反而厚乎？反薄归厚，特非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尔。民之于上，固不从其令而从其好，《大学》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盖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则典与我犹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则所敬之典无非实有诸已，实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时乃罔不变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无恶，有善故其有生之初无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后蔽于外物、诱于习俗，于是乎其厚者始变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则固淳如也，在上者诚能敬典而在德，于凡所谓人伦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实而有诸已，凡吾所令于民以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为典常者也，则吾之一身周旋动履于大道之中，由是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莫不迁善而改过，变恶以为美、化顽为仁、反薄归厚，荡荡平平皆升进于大道之中无反无侧矣。

《君牙》篇：王若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小曰羔）羊（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为裘），素（白也）丝五紽（以丝饰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于家）自公（从公门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谓此诗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风和气，所在生辉，故人才之所成就，验诸在野则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观诸在朝则委蛇之大夫节俭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浅深远近论者也，然则人君一身为风化之本，乌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植，綍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于《关雎》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则其薰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驺虞》为鹊巢之应，而见王道之成其必有所传矣。”

陈鹏飞曰：始于《鹊巢》之夫妇而人伦正，中于《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伦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驺虞之仁心，则王道成矣。

《礼记坊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已，则民作孝。”

吴澂曰：“言人子善称亲、过称已则民化之，皆兴起而孝于亲。”子曰：“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郑玄曰：“长民，谓天子诸侯也。”

叶梦得曰：“老近于亲也，近者犹敬于上，则亲者民必知孝于下。”

《缁衣》：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吕大临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机心待民，则民亦以机心待其上，奸生诈起，欲刑之不烦不可得矣。”

刘彝曰：“上难事则下难知，上易事则下易知，好恶悖于上，喜怒失其常，于是有匿其诚信以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为阿谀者、包其祸心以为诈伪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罚者，奚所弗至哉？为下如是，可谓难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虽殊而人心之理则一，上之人有偏心难事也、有褊心难事也、有私心难事也、有忌心难事也、有疑心难事也、有欲心难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难知也、厚貌者难知也、巧言者难知也、令色者难知也、阴私者难知也、隐忍者难知也、藏机者难知也、蓄奸者难知也。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权重，人敬惮畏避之不暇，必和颜悦色以待人，开心见诚以示人，倾心输意以用人，平心易气以与人，宽仁大度以容人，至诚恻怛以恕人，则在我者易于事矣。知人之难知也，推诚以待之，因事以试之，如孔子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则人之难知者亦易于知矣。大抵知人则哲，虽尧犹以为难，下之人诚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诚而不藏机蓄智以为牢笼驾驭之术，则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难于知矣，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诗》作”邦“）作孚。’”

陈澔曰：“《缁衣》，郑国风，美郑武公之诗。《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诗。《大雅》，《文王》之篇。”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不必爵命之数劝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矣，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陈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浅，故不从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从其所行。好恶出于正则彼皆从而正，好恶出于非则彼皆从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谓民之表。”

马耇孟曰：“令者令之于民，行者行之于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从其若彼之令而从若此之行，则是上之好恶下之所取以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于君也。林林之众、蠢蠢之民无所知识，见上之所好者在此则从而趋赴之、仿效之，始虽一二而终至于千万，始虽涓滴而终至于滔天，所谓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于一念之偏私、顷刻之顺适，而不知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遂因之而成风俗，或以之而致乱亡，然则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谨哉？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

陈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恶之所在也，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为爱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爱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悦其上如子从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悫曰：“民以君为心者言好恶从于君也，君以民为体者言休戚同于民也。体虽致用于外然由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虽为主于内然资乎体之所保，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

陈祥道曰：“体从心者也，民从君者也，故上临之以庄则下亦舒矣，上临之以肃则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则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岂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谓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则下莫不仁，君好义则下莫不义，苟君不为之则民无从焉。体卫心者也，体全则心与之全，体伤则心与之伤，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民卫君者也，民归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则亦不能以独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缁衣》此篇即心体相须以喻君民相资之意，以见肢体之运动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犹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恶也。然肢体之运动，心神固资之以为荣卫，然而运动之极至于疲废而痿痹焉，则人心之神亦因之而伤损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资之以为奉养，然而役使之过至于贫苦而怨叛焉，则人君之国亦因之而丧亡矣。所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为人上者宜常书于座右以为朝夕之儆，以比丹书之戒焉。

《春秋左氏传》：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

孔颖达曰：“所好必善，所恶必恶，在上者所好所恶不有过愆，则下民知所适归，言皆知归于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陆贽曰：“凡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上所不为而下或为之，然后可以设峻防、置明辟；若上为之而下亦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虽为季武子而发，然万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诸己然后为之，夫然则所令无不行、所禁无不止矣。苟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是岂《大学》絜矩之道哉？

《论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朱熹曰：“庄谓容貌端严也。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张栻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谓之使者是有意于殴使其民也。圣人答之以庄、孝慈及举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则之一辞，盖谓在上者能如此临之以庄而孝而慈而举善、教不能，则民自有如此感应，初非有所使亦不待于使而然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书》曰“表正万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则影正矣。先儒谓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诚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则近而群臣、远而万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盗也，非独谓货财，凡吾之所不当有者而有之皆是盗之事。康子患人盗他人所有之货物而欲弭之，圣人告之以不欲。所谓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为、义之不当为、分之不得为而恃吾之势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为之，皆是盗也。吾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为小盗，岂理也哉？所谓虽赏之不窃，乃假设之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

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张栻曰：“在上者志存于杀，则固已失长人之本矣，乌能禁止其恶乎？欲善之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则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然则民之所以未之从者，则吾欲善之诚不笃而已。”

臣按：人君之于民，如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阏其生生之理而或至于伤其生。君之于民，当体天地、父母之心，庶几尽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于民，贤者则保恤之，不肖者则哀怜之，养之教之、惩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后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于逆天理、败人伦不加之以极刑也。康子乃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吾居人之上，所谓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责下之人无道而杀之，又何以知其为无道也？圣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诸身而自尽其道也。所谓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纯粹而无恶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为则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发而兴起矣。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负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臣按：在己者皆尽其道则在下者各以类而应之，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谢良佐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辅广曰：“上好礼则品节分明而诚意退逊，故观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听上之命而易使。”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恶知民之好恶，又能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也。夫好其所好而与之聚之，恶其所恶而不以施焉，则上之爱下真犹父母之爱其子矣，彼民之亲其上岂不亦犹子之爱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谓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则爱民之道也。虽然上下之分虽殊，好恶之情则一，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能若是乎？苟为不然，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独用人为然。

《诗》云：“节（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俱也）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则为天下翙矣。

朱熹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

臣按：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赖以平之，民有不公赖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是谓拂人之性、逆人之情，虽其位高势重，一时无如之何，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噫，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可不谨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朱熹曰：“张氏谓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盖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民，有桀、纣之君则有桀、纣之民，苟所行者桀、纣之事而求尧、舜之治，无此理也。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沦败，自古及今无不然者，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与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行令乎？”

臣按：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是诚识治化之体、风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于成王命君陈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大学》所谓“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礼记》谓“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皆此意也。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礼义之是程，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制造之工，不但己也。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岂不信哉？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是即《大学》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节俭，以身示教为天下先，复立为制度、严为禁令，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左右侍御之臣，内而朝着、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礼逾制，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责人而不责己，限疏而不限亲，禁远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而于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卷八二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吕祖谦曰：“周公之训大矣，犹欲弘之者，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惟奋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盖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宽，苟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然宽不可一于宽，必宽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奖拔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宁，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历三十六年之久，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宁、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宁，君身安得宁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德，悖乱天道，敝坏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凭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已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所收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拔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德惟义是已。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德惟义而已。德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德义人所同有也，惟德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已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说，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余，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系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德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已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说，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往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运祚之不灵长，万无此理也。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无同）维楫（维以系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风雨时，五谷蕃熟，民不夭厉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眩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升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遍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历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远，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赐金、征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微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阋、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苟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转颍川太守，肃宗巡幸再幸颍川，辄赏赐恩宠甚厚。

许荆为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民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歌，征拜谏议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争讼为教化不行，而任咎于己，且至上书言状，乞诣廷尉，然非其平昔设为丧纪、昏姻制度使民知礼禁，而遽然而为此举，则是矫激好名非真实也，君子所不贵。

仇览为遂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以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览一亭长耳，视今乡老、里长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于闾里之间，凡为民之长者皆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奔驰者哉？

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合自责，然后科行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吏民为立祠。后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学宫，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齐苏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同住。

清河王励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无处无之，民之祀神虽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见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赀产以备牲牢耳，宜为明禁，惟许以鸡鹜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师巫。盖民愚而惑，苟有疾厄必事祈祷，虽冒禁犯罪不顾也，惟禁其惑诱之人则自然止息。

隋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耽，妄起风谣，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祖送郊外，资以财物，于是人皆劝励，风俗大改。

唐高士廉为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异财，罕通假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岁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着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岁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苟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德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余仲宽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剑尤甚。仲宽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遍达，人非一类而疏远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宁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

卷八三

▲严旌别以示劝

《周书毕命》曰：旌别淑（善也）慝（恶也），表厥宅里，彰善瘅（病也）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别恶，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异善人之居里，如后世旌表门闾之类，显其为善者而病其为不善者，以树立为善者风声，使显于当时而传于后世，所谓旌淑也。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礼记》曰‘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为恶之祸而慕为善之福，所谓所别慝也。”

吕祖谦曰：“荣辱不止于一时而流芳，遗臭将传百世而未泯，所谓树之风声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风声所传则可以鼓动千百年之远，虽事往迹陈而兴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岂真欲绝之而置之人类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归于善而已，此旌别之本心也。”

陈栎曰：“旌别淑慝一句，纲也；表厥至风声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别慝也。东郊之政以保为厘，旌别淑慝者厘也，义之尽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归于善者，以保为厘也，仁之至也。又树立为善者之风声，见其善善之长，俾为恶者畏慕，见其恶恶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爱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为治在乎明好恶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向方，趋于善而不流于恶，则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也。苟混混然而无所旌别，则为善者不知其可为而自怠，为恶者不知其不可为而日肆矣，此康王命毕公以保厘东郊而必告之以旌别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则表厥宅里，使过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为善乎？”其别之也则殊其井疆，使经其所者曰：“此恶人之居，君上所以瘅而异之也如此，吾何可为不善乎？”远近之人闻其风而兴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于一时而其风声流传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而其大要归于使民为善而不为恶，著之训典者，感之以言、树之风声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则有时而已，示之以形，形则终古常存，欲其每视于目，常儆于心，无时而或已也。感化转移之机括，此其一乎。

《礼记王制》曰：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孔颖达曰：“尊上贤人所以崇奖有德，简去不肖所以黜退恶人。”

陈澔曰：“命乡简不帅教以下，言简不肖以绌恶之事。乡，畿内六乡也。庠则乡之学也。耆老，乡中致仕之卿、大夫。元日，所择之善日。期日定则耆老皆来会聚于是，行射礼与乡饮之礼，射以中为上，故曰上功；乡饮则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齿。大司徒，教官之长也。率其俊秀者与执礼事，盖欲使不帅教之人得于观感而改过以从善也，而又左右对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师友讲切之方，庶几其变也。四郊在乡界之外，遂又在远郊之外，盖示之以渐远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礼教而犹不悛焉，则其人终不可以入德矣，于是乃屏弃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趋于善而不为恶，则必有崇尚简别之法焉。盖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恶，上之人有以表别之，则善者益进于善而恶者皆舍其恶而归于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无恶，则人无不成之才，世无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之官所以上贤而简不肖也。然其所谓贤不肖者乃学校所养之士，盖以舆地之大、生齿之众，无由人人以表别之也，于是择其年少而质美者以渐而进之于学，及其壮而成矣，则于其中贤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为秀、士俊士焉，由是而进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恶者简而绌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则吾之所用者既得以为致治之具，而吾之所弃者又因之以为董戒之方。如此，则既在于学者知所戒惧，而未入于学者知所感发，而国家得人之用无穷矣。我朝于凡学校生员，登第者即进之于上而有司为表其门，其屡试无成者即黜退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遗意。

《缁衣》：子曰：“有国家者章（明也）善瘅（病也）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

陈祥道曰：“惟民生厚则性之本未尝不善也，因物有迁而习于恶则恶者其伪也，有国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习然后为恶，故为善则章之使民知善之可为，为恶则瘅之使民知恶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则民致一于善而归厚矣。”

臣按：章善瘅恶之言出于《毕命》，善善而章之则表厥宅里，恶恶而病之则殊厥井疆。先儒谓善居其厚、恶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恶恶则民一归于义理，民情所以不贰也。

马耇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迁善以成俗；慎恶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晓然于吾之所恶在恶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为，故民不惑矣。”

臣按：后世凡有孝子、烈妇则旌表其门，而为盗窃屡犯不悛者则异其门而以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恶之意也。

汉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贺有殊政，明帝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幨，惟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于郭贺赐之所不当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时官联见而闻之，宁不惕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沛刘长卿妻桓氏夫卒，防远嫌疑，子又夭殁，桓氏虑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节妇不止一桓嫠，见于史传者此其始也。载之以见帝王旌表节妇之实，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柔顺，然立节行义必在于贞烈焉。柔顺，仁也；贞烈，义也。于夫众人委顺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者咸知违理之可羞，而一惟礼义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复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玺书褒之曰：“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诏表其门闾。

臣按：前代表孝子门闾非一，而特纪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玺书褒之也。传有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纲纪也。行之一身则一身正，行之一家则一家正，行之一郡则一郡理，行之四海则四海翕然归化。”是岂无故而然哉？盖父子既定则长幼有序、族属以和，家齐而国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见于此，虽匹夫匹妇，以孝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门闾，复赋税，俾州县以时存问，盖欲砥砺斯世斯民，使之厚人伦、移风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宋莱州民徐承圭幼失父母，与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让，历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乡木连理、瓜异蔓同实。有司以闻，太祖诏改乡名义感、里名和顺。

江州民陈兢，其先世仕唐有为江州长史者，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尝诏旌其门，南唐为立义门，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时，以其家食不足，每岁贷与之粟。真宗时，官其主家者为州助教。

臣按：天下之大，起于一家之积，无一家之不理，然后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鸟兽必相与群于林薮，鱼鳖必相与群于川泽，惟能群然后可以生育，物且然而况于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亲属、有姻諴，必有恩以相亲，有礼以相接，有诚以相孚，然后可以久处而至于远且大也。苟连肢体而分尔汝，同井宅而割门户，相争相夺，甚而相斗讼、相戕贼，不思吾有身体即吾祖考之遗体，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与为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异之、推而远之虽若疏异，然原其始初皆出于一人之所生，其气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见于斯，于凡民之有孝义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虽曰为厚人伦、移风俗之计，而实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圣祖承元人礼废法弛之余，尤嫉兼并之俗，豪家巨族往往以失道逾制获戾，独于浦江郑氏加以恩数，或有诬蔑之者辄赦不问，既旌其门，又屡擢其子弟为显官，每指以风切当世，登极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覆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列圣相承，率循旧章，凡下诏天下辄载其事以申饬有司，又于律文，凡盗贼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别慝之良法深意也。

以上严旌别以示劝

卷八四

▲举赠谥以劝忠

《礼记表记》：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专也）惠（善也），耻名之浮于行也。”

郑玄曰：“谥者行之迹也，名谓声誉也。言先王论行以为谥以尊名者，使声誉可得而尊言也。壹读为一，惠犹善也。言声誉虽有众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为谥耳。”

陈澔曰：“善行虽多，难以枚举，但节取其大者以专其善，故曰节以壹惠也。”

方悫曰：“生则有名，死则有谥，谥则讳其名矣，故曰谥以尊名。夫谥以诔行而为之，然行不一也，谥有所不胜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为之节尔，故曰节以壹惠。若文王之为文、武王之为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虽多而节之以惠，则名不浮于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讳，将讳而谥，是谥三代以来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谥则节其一德以为称而讳其名也。

郑樵曰：“古无谥，谥起于周。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盖名不可名己，则后王之语前王、后代之及前代，所以为昭穆之次者，将何以别哉？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

周谞曰：“古者生有爵则死乃请谥于天子，而天子命之谥。后世但死则皆有谥，盖未尝请谥于天子，特其自谥耳，故曰‘死而谥，今也’。”

陈澔曰：“死而有谥，今之变礼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为爵，死则有谥，周制虽爵及命士，死不谥也。”《曲礼》：己孤暴贵，不为父作谥。

吕大临曰：“父之爵不当谥，以己爵当谥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陈澔曰：“文王虽为西伯，不为古公公季作谥；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谥也。”

臣按：元人于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谥，是一时臣僚不学之过也。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郑玄曰：“类犹象也。”

孔颖达曰：“言谥，就君请谥也。谥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将葬之前使人请于天子，若公叔文子之子戍请于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类者，言此类聘问之礼而行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陈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时犹言有数也。死则讳其名，故谓之谥，所以代其名也。贞、惠、文此三字为谥而惟称文子者，郑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谥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大臣有功德于世者，其谥皆自上赐云。

《论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孔圉得谥为文以此而已。”

苏轼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吉，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臣按：《谥法》所谓文者非一，有所谓经天纬地者、道德博闻者、勤学好问者、慈惠爱民者、湣民惠礼者、锡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为文以勤学好问为谥，公叔文子之得为文以锡民爵位为谥。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朱熹曰：“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请谥，卫君谥以贞惠文子，见于《礼记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故得为文，初不以荐臣同升而得此谥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事君之美而称之，谓其所以得文之谥不但若其君之所称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谥法》所谓“锡民爵位”者焉，无愧于文之谥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言不仁之祸必至于此，可惧之甚也。”

尹焞曰：“《谥法》最公以成周之时，其子孙自以幽、厉、赧为谥，此孝子慈孙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谥法》，岂使子议父、臣议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爱不亦深乎？所以训后世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则身立、家齐、国治、天下平，不知本则纵欲恣暴，恶闻其过，入于灭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则为子议父、臣议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当陈善闭邪，引之当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党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谓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笔写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则非吾父，不肖吾君则非吾君，奈何以谥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谥，忠臣孝子不忍为也。”

臣按：《谥法》捐位乱常曰幽、杀戮无辜曰厉，二君者周之天子，继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恶谥而加之于君父，岂《春秋》为尊者、亲者讳之谓哉？盖君之谥则称天以诔之，臣之谥则请君以赐之，君之臣子虽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孙虽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谥法最公，秦人以为臣议君、子议父而除去之，郑樵谓以谥易名。名尚不敢称，况可加之以恶乎？失古意矣。

程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无他术，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劝得其道而天下乐为善，惩得其道而天下惧为恶，二者为政之大权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故历代圣君贤相莫不持此以励世风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励世以为劝惩者，非徒有一时之赏罚，而又有百世之荣辱焉。百世之荣辱，谥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后世之人不必考其履历、究其始末，一闻其谥即知其人，其所以劝化人心，使之为善以持己、尽忠以事君，其激发之机、转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记正义谥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臣按：谥法不见于五经，其书见于世者，有《周公谥法》、有《春秋谥法》、有《广谥》、有《今文尚书》、有《大戴记》、有《世本》、有《独断》、有刘熙之书、有来奥之书、有沈约之书、有贺琛之书、有王彦威之书、有苏冕之书、有扈蒙之书、有苏洵之书，皆汉魏以来儒者取古谥法而释以己说，而各为之法也。其说不一，有一谥而取义数端。臣愚以为，古今异宜，请自今节惠定谥者本于古法而参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于古而于今人之听闻不惑云。

晋贾充老病，自忧谥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孙为嗣。太常议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殽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殽’，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帝不从，更谥曰“武”。

臣按：充奸回弑逆，谥之以荒固为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谥，然后世不因武帝之谥遂以充为善人，贾模谓“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赠谯王承、戴渊、周涘等官，周札故吏为札讼冤，尚书卞壸议以为札开门延寇，不当赠谥。王导以为往年敦奸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宜与周、戴同例。郗鉴以为周、戴死节，周札延寇事异赏均，何以劝沮？

臣按：周札始虽延寇，终则死职，其于赠典在于可否之间，虽以明帝寇乱之余偏安一隅，而于一臣之赠典而群臣犹执议如此，后世则顾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显晦有无而已，虽有赠谥不足以为劝沮。

北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及卒，尚书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加谥文灵。”

唐许敬宗卒，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王福畤议以为：“谥者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

臣按：许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然此犹非其罪之大者，若论其赞高宗立嬖后、杀忠良之罪，谥之以缪犹为幸矣。当时戴至德谓王福畤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曰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不负许氏矣。”当咸亨中昏主临朝而臣下犹斤斤执法持论如此，虽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谥，虽终于改易，然载其事于史，千载犹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谨哉。

唐杨绾卒，太常谥文贞，或谓其与元载交游，尝为载荐，太常谥不当。梁肃议曰：“谨按《谥法》，贞之例有三，清白守节曰贞、大宪克就曰贞、忧国忘死曰贞；文之义有六，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湣民接礼曰文、不耻下问曰文、慈惠爱人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名既不备，事亦殊贯，又安可以并责于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则士文伯、孔文子且无经纬天地之文，孟武伯、宁武子又非克定祸乱之武，若以废礼不称其名，则臧孙辰纵逆祀不得谥文，管夷吾台门反坫不得谥敬。是知议名之道取其所长则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则遗其小节，使善恶决于一字，褒贬垂于将来，盖先王制谥之方也。且人无全才，能不必备，魏徵立言正色，其节大矣而昧于知人，苏瑰封诏沮邪，其志明矣，终不能守，故《春秋》为贤者讳过，传称‘不以一眚掩大德’，语曰‘无求备于一人’，此魏、苏二公所以为文贞也。谨上参典礼，近考故事，杨公之名请如前议。”

故相吕卒，独孤及议谥曰肃，严郢驳，益加以忠肃，及重议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周公杀三监、诛淮夷，晋重耳一战而霸诸侯，武功盛矣而皆谥曰文；以冀缺之恪德临事，宁俞之忠于其国，其文德岂不优乎而并谥曰武，固知书法者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战国之君，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事业不一，谓一名不足以纪其善，于是乎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谥，虽渎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直言极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谓萧瑀端直鲠亮近贞，性多猜贰近褊，言褊则失其謇正，称贞则遗其吝狭，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贞褊，其余举凡推类大抵准此，皆有为叠为之也。若迹无殊途、事归一贯则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谥成、王圭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其流不可悉数。此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其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

故将郭知运卒已五十年，其子英乂请谥，太常谥曰威，左司员外郎崔厦驳，以知运卒时赗赠已加，今已逾时，不宜谥，独孤及重议曰：“赠、谥一也，赠者一时之宠，谥者不刊之令，以岁久而废易名，是王泽浃于天下而独隔于一人也。当开元时，吐蕃以举国之师入五原塞，知运讨平之以张王室，今朝廷方将命将帅以征不服、讨不庭，宜褒之以劝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废大典。况夫谥法者考其言行事业之邪正，必以一字褒贬之，使生者闻美谥而慕、睹恶谥而惧，不待赏罚而贤不肖皆劝，是一字之谥贤于三千之刑，本非为殁者之子孙以为哀荣宠赠之具。”

臣按：说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臣于赠谥之典亦云。盖爵禄所以荣生者，使之兴起以建立事功，至于赠谥非但以荣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权者乃怀生前忌克之私，当予而不予，徇死者子孙之请，不当予而予，其得罪于名教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赠太师、中书令，特赐谥文正，司马光言：“谥者行之迹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所以劝善沮恶，不可私也。谨按令文，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皆录行状，申省议定奏闻，所以重名实、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概以公议定谥于中而后宣示于外，臣谓宜择中流之谥，使与行实粗相应者赐之，亦非群臣所敢议也。今乃谥以至美无以复加之谥，如竦者岂易克当？所谓名与实爽、谥与行违，传之永久，何以为法？”光又言：“竦得此谥，不知复以何谥待天下之正士、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为大邪，虽谥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恶而适足以伤国家之至公耳。且谥法所以信于后世者，为其善善恶恶无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败之，使忠良隽杰之士蒙美谥者后世皆疑之，则谥法将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无谥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贞，宋人避讳易贞为正，盖谥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东宫旧臣，特赐以此谥，光上疏以为竦不足以当此谥，因改谥文庄，《诗》所谓“好是正直”，光盖有之，仁宗其《书》所谓“从谏弗咈”者与。其后光薨，卒得是谥，其真无忝矣。

仁宗朝陈执中卒，知太常礼院韩维上谥议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后宫之丧问所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为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以承答天问而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遂使圣朝大典著非礼之举，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当秉道率礼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仪百官，执中不务出此，而方杜门深居谢绝宾客，曰我无私也、我不党也，岂不陋哉？谨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执中出入将相，以一品就第，可谓宠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为不逢，死之日贤士大夫无述焉，可谓不勤成名矣，请合二法谥曰荣灵。”

臣按：韩维上陈执中谥议而责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礼之失，以为其不忠之罪而谥以荣灵。呜呼，使此议行，则凡为臣子者生前所为虽或侥幸以免王庭之诛，然身殁之后公义凛然终不可掩。人生不满百，宠荣富贵之日不过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谥播于人口、录之史册殆至千万年而无穷，是则谥法之行，其为世教之助盖亦非浅浅也，世主往往昵于所好而自败其彝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时，太子太师致仕殴阳修卒，尚书省移太常请谥，李清臣为谥议曰：“公惟圣宋贤臣，一世学者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述作数十百万言以傅先王之遗意，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真可谓文矣。考按《谥法》，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逖、宋杨亿皆谥文，太师宜以文谥。然公常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于文而传之以忠，议者之尽也，请谥文忠。”

宁宗庆元六年，京镗卒，赐谥文穆，既而其子请避家讳改文忠，言者以为杨亿巨儒，既谥曰文，议欲加一忠字竟不之与，夫欲加以一字犹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极美乎？望敕有司，自今谥议务当其实，其或不然，当推以法以选举不实论，若定谥以下其子孙请再更易者，以违制论。从之。

臣按：先正有言，国家所以驭臣下者不过祸福荣辱而已，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荣，不善者生遇其祸、死蒙其辱，天下虽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善者不知所劝，恶者不知所惧，臧否颠倒，不可复振，其为害可胜道哉？臣惟生者之祸福出于一时之蒙蔽、众论之不公，人众者胜天，固可以侥幸而苟免，然而事久则论定，天定则胜人，至于盖棺事则定矣，然犹以偏爱之心持不公之论，以愚而为贤，当辱而反荣，是终无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为《谥法》以为死后荣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谥，恶者予之以恶谥，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世教，而实得罪于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谥则请命于天，臣之谥则请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负君之托、逆天之理、违国之法，虽一时逭于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议谥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应得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虽设太常博士而不掌谥议，洪武初惟武臣有谥，至永乐中文臣始得谥，盖自姚广孝、胡广始也，自后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谥皆出恩赐。然臣窃以谓，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贤否未易尽知，请自今以后，有应得谥者未赐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订以闻，然后从中赐下，如此，则得之者以为荣，不当得者不因其亲故之嘱托，其当得者不为朋党之掩蔽，国家激劝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为世教之助夫岂细哉？

以上举赠谥以劝忠

卷八五

△備規製

▲都邑之建（上）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麵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並、營，幽與並、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麵距河處是為平陽、蒲阪，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亙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於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麵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於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於此，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於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於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裏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偝之而不麵焉者。。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為“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麵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眾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麵之所向則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向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麵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音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複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裏，所以兵嚐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腄、琅邪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通於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於此焉。元之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巨海以為國家餫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偝幽以建武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雲乎，“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自昔都燕者始於召公而極於金元，皆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利，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是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地不敢興窺伺之心，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六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鎬京），則至於豐（豐、鎬至洛邑俱三百裏）。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古語辭）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殷之眾庶）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役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裏，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卜宅者，用龜卜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則遍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度高曰揣）高低，度厚薄，仞（度深曰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幹食）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誌，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曆年之久近，反複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頠小民之本，一篇之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始也）生魄（十六日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鹹勤，乃洪大誥治（此條本《洛誥》文，誤在《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台，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如逆複之複）子明辟（辟，君也）。”

“予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朝至於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卜水東，亦惟洛食。伻（使也）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辭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複命於王也。澗水東、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之間，下都在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雲‘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衝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遊以製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於豐鎬，成王繼其誌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於吳而太宗繼之而又建都於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台，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徙都也）於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考（稽也）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作邑居也）之。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誌、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後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於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裏製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益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強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於平王而東遷則淪於衰微矣。竊嚐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複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裏，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裏也，千裏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複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鹹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敕貌）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盛）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複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卷八六

▲都邑之建（下）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营邑于土中，是为雒邑。”

吴澂曰：“周公居摄，营邑于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而立国都焉。辨，别也，别东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体犹分也，经犹画也。体国者，分营其国之宫城、门涂，犹人身之有四体；经野者，画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织之有经纬也。设官者谓设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职者谓分辨掌治、掌教之职。为民极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叶时曰：“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则于上，而施政教于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环拱之，如众星之于北极焉。君建皇极于上，所以为民极于下也。所以为民极者，其本在于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于地大人众之处、四方道里适均之中而建其国都焉。国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于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于此而定制也；国焉而体之，何者为内朝、何者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所设之官，自六卿至于百执事；所分之职，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虽若以奉君，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极者何？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极立于此，是以近而乡遂、远而侯国，又远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献艺，为政教者于焉而质正，有讼狱者于焉而取决，所以然者，极建于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召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获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获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郑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音玄），置爇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之道为经）九纬（东西之道为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玄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爇、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爇必先水地以悬，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爇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爇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穀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余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余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余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齐、魏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民家居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余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

胡安国曰：“费，季氏邑也。书城费，乃履霜坚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岂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坚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惧齐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预曰：“鲁西郛，备晋也。”

臣按：先儒谓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为惧齐，后城杜氏以为备晋，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无所于考，然以今地势观之，则齐境在鲁之东、晋境在鲁之西，杜氏之说似为是焉。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疲民以为城，避难而城其国之郛，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若夫守国之要，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近者耳目所及且尔，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远乎？信如说者之论，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猎（孙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筑城者）虑事（谋虑计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数），分财用（筑用之具），平板（在两旁障土者）（两头立木），称（量轻重）畚（盛土器）筑（实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为作程限），议远迩（议远察迩均其劳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干食）粮，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预曰：“不愆于素，不过素所虑之期也，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孔颖达曰：“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谓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先谋虑于其前，其所谋虑之事，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既谋虑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

吕祖谦曰：“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心量之广狭、世祚之长短，于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众寡，皆不可无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复发里中民城长安，三十日而罢。

吕祖谦曰：“萧何建都长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乱既平，始板筑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后间一岁乃兴役，凡三调发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地近则赍送弗后，人众则大事易集，罢速则农事不违，虽当曹参为相，实何之规模。”

臣按：国家凡有大役，皆如汉人此法为之，用近地之民，不劳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凡事皆然，非但筑城一事也，而于筑城尤为切要。

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春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臣按：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盖为之以渐，立之以准，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无以示威，必长其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二议皆是也。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则亦虚声而已，无益实事也。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随时而增补之，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备寇盗也，亦以为障蔽焉耳。夫然，则己既得以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和、战、守、攻四策，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谏官余靖言：“大臣建议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京城，所谓远图无过此也，余靖言于仁宗，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其后靖康之祸，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直抵京师，宋遂不支，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卷八八

▲宫阙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

司马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建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鬼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仿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冱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郑玄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冱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启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谿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并用之而后民赖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瑽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僭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睹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僭天子也。鲁僭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卫民、墙堑以御寇，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苟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臣按：尧时去洪濛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合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弦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期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岁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启之也。”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说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则足以尽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蜂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圈，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柏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诸己，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惭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策诏答谢，敕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嗬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廉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绝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苟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

卷八九

▲囿游之设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々（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刃（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苟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己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恿，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于民心之乐趣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玄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绝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堤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宾客、丧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丧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丧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穀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远而不缘占候，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岁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穀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厩之急无遗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

臣按：先儒谓《春秋》前此未有书筑囿者，是后昭九年筑郎囿、定十有二年筑蛇渊囿，人君之示子孙也，可不谨哉。

《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谓收敛之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杜预曰：“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晰而居近泽门，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无益之事也，而皇国父以无益妨有益，子罕谏之而不听，此所以来筑者之讴也。人君有所兴作，虽有益之事固不可妨农，况无益乎？筑者口中之讴乃其心中之事，为人上者宜慎兴作，毋使下之人诅之于心而讴之于口，子罕谓“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岂但宋哉？则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民，其以剿（劳也）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臣按：叔孙昭子谓“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为紧切。有民者将欲举事，恒以其所作为者与民相比并权，其有无可与不可，则知所轻重缓急，而不轻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谓丹楹）镂（谓刻桷）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嚣（华也）庶（众也）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先君庄王为匏居（台名）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财用不出府藏），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同）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也）之，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于德则不），缩（取也）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谓私欲弘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畔离也），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处也）不夺穑地，其为（作也）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末（谓余木）于是乎用之。”

臣按：伍举谏其君之为台，而必举其先君之所为者以告之，且谓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其君之为台则民罢而财尽、谷败而官烦，举国治之，数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呜呼，伍举之言，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后世所当鉴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又引《汤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

杨时曰：“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唯孟子之言，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张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则足以遏人欲矣；常怀与民偕乐之心，则足以扩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问，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使其自择焉。与民偕乐者，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何乐如之？若夫独乐己之乐者，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己则乐矣，乐而及于鸟兽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则怨，怨之不已则叛，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而我之所以乐者将为他人有矣。为人上者盍鉴文王之所以兴，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鸟兽之所。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礼，入国而问禁，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阱，坎地以陷兽者，言陷民于死也。”

张栻曰：“意齐王欲广其囿，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岂崇囿如此？盖其蒐田所及，民以为文王之囿耳，以刍、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设而公私、义利于是乎在，天理、人欲于是乎分，为人上者，于凡举措可不谨哉。

汉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时东方朔在旁，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旗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瑀（古仰字）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即蛙字）、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武帝乃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寿王辟地为上林苑，东方朔谏，帝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夫听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与之爵与金，是买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辞而不复言，譬则狗焉嗥于主人之侧，投以一脔，俯首帖耳逝矣。

灵帝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采刍牧皆悉往焉。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今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若保赤子之义，宜惟卑宫、露台之意以慰民劳。”帝欲止，侍中任芝、乐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四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里共之，无害于政也。”帝说，遂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经、《语》《孟》亦可谓正矣，邪说之害，至五经、《语》《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见在乎人，小智奸识谓圣人之心与我何异哉？则五经、《语》《孟》虽存乎世，而窾言横议亦傍缘而作，非人君明哲，心与正会，则不能昭其诬罔，设或主意违道，则窾言横议入之犹水赴谷矣。尧舜为天下得人而夺国者用以为名，汤武顺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借口，胤侯征羲和而讨不附己者资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夺其主者托焉，五就汤五就桀非为利也而求富贵利达者以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为己也而手刃同气者以为圣人与我同志也，曰公刘好货则掊克聚敛不知纪极，曰召公辟国则穷兵远讨无有休息，曰省耕敛助不足则出钱贷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兴滞用则置官畜货而自为市，依倚外患、胁制人主以饕富贵而自比于惠、连之降志辱身，废法任情、肆行无道以专宠利而自比于仲尼之无可无不可，遂使诋訾儒术者举是以为笑，曰五经、《语》《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乐松、任芝所以欺灵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诮也，或曰然则何以正之？曰奸人之假托经义以文其说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乱，正心诚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亲贤、问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笃志励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难守，则郑自郑、雅自雅，杲日中天，万象毕照，辨言安得而乱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托经义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听其言而从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岂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则得罪于天、得罪于圣经、得罪于师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炀帝大业元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海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以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炀帝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臣按：炀帝于元年始即位即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于江都，一时恣情游乐之地，今则荡为荒烟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书之史册者昭昭在人目睫间，秽污简牍、遗臭万世者恒如在然。呜呼，人生几何，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苦为此不道之事以劳生民之力、费天下之财而贻后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