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女人的腳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于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么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气，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据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据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２〕，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里發掘出來的泥人儿。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４〕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為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圣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閨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听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族鳥作的《朝野僉載》〔７〕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种玩意儿，不過還不是很极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于腳，尖還不夠，并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范，還竟至于以三寸為度。這么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种，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坏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８〕。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万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痴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后，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确給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离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后，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圣人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并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于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并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盧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并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听了這些議論之后，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与，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么，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么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里，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國〔１１〕，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面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里袋著沉重的面食，坐在車子里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党部及人民團体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１３〕匾額，懸挂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報》〔１５〕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后，關于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体之組織非常熱心。据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K（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稻峙勺□示旨觳櫬觳樵輩榛瘢苯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BB

〔２〕《雜事秘辛》筆記小說，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托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志）選梁瑩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寫梁瑩的腳：“足長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楊慎在該書跋語中說：“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后漢已自有之。”按楊慎是持纏足起源較早一說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記·貨殖列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a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

〔５〕炎漢即漢代。過去陰陽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稱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環變化來說明王朝更替；他們認為漢朝屬火，故稱“炎漢”。

〔６〕“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碧玉原系人名，舊時常以“小家碧玉”稱小康人家的少女。〔７〕《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系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按該書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８〕“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樹德欲滋，除惡務本。”“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姜食”等語，都見《論語·鄉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國孔丘于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開魯國，周游宋、衛、陳、蔡、齊、楚等國，游說諸侯，終不見用。

〔１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党當局為了加強其封建法西斯統治，強令机關團体將它制匾懸挂于禮堂，國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准”。〔１４〕“忘八”封建時代流行的俗語，指忘記了概括封建道德要義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后一個“恥”字，也即“無恥”的意思。

〔１５〕《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張竹平創辦，后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論“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并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几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种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里的必須指出的几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后，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种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种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种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据我所知道，卻并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种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斗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极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种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里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与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么并怎樣會在這里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后，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体，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么積极。中國關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种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么？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种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么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８〕，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么“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么？我以為并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于“第三种人”的討論，還极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种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种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种人”，卻還复雜得很。

所謂“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實上卻并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几句話里，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机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么，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后射來的毒箭！

BB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縣（今余抗）人，詩人。著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他寫的《法國通訊——關于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紀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國小說家。著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于現在及將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態，抱著太深切的關心”，并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泄漏軍事机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并致敬”的群眾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號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著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并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瑪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國“先賢祠”。〔６〕一九三一年國民党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党的暴行。

〔７〕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該書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別人批評“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并將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