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予闻吏部自江陵擅权后，诸司仰政府鼻息，即冢宰无能自行其志者。迨乎湖陆五台负其权智，始一振拔，而孙清简、陈恭介继之。于是，阁不得挠部权，而统之体以肃，盖称国家三太宰云。若赵高邑之为考功，则尤异矣。高邑主计，大约先邪佞而次贪鄙，严要津而宽散秩，清夜篝灯，精心衡量，有虫巢于耳而不制。遇一权势姓名，则奋腕抑之，而所斥都给事中则其姻家、所斥吏部主事即冢宰甥也。嗟夫！国家二百余年，有此铨司哉！而使有贤辅臣焉，所当委巳任之昌言论荐，俾蒙不次之擢，奈何以丧其所私，反肆之螫，而一时大寮列署以论救罢斥者至十数君子焉，政府可谓肆志愉快矣。于国家何，于万世何！然则太仓也，新建也，兰溪也，岂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后，高邑白者林居，而诸子以高邑废者，虽死不悔。于是而曰党也，真所谓君子亦有党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后，其为察也可知矣，贤者率数十年而不胜。辛亥则门户分焉，至举国聚讼不决，三案兴而东林大败。要之，不三案何以知东林！今亦幸有三案为泾渭矣。而邪者尤呶呶焉，此亦何与？夫人而邪也，吾无责焉耳。而依附门户者，实亦有人，见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岂独不能与政府抗，实呈身焉。岂独不能弃官以争，且卖友矣。呜呼！此乌睹所谓东林哉，闻高邑诸君子之风，其亦可反而愧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