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鸐，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内」一段为畿外，「天子之县内」一段为畿内，「凡九州岛」一段总结之。自注疏而下，诸儒所解致为繁多，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畿内一段为夏制，其说固非矣。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亦非也。然诸儒止知驳郑，后儒又止知驳前儒，反不察记文之是非，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而附以鄙见于后，以俟来哲之参稽云。王介甫曰：「九州岛之地今可以见，若皆以为国，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独立一君，孰为之民乎？此盖去古久远，书籍散亡，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况于焚书之后，汉文之世乎？」杨敬仲曰：「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云。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又曰：「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间，皆有血气，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图，斗则伤，伤则杀。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多寡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余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且如九州岛之地，冀州极阔，河东、河北皆属焉；雍州亦阔，陕西五路皆属焉；若青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必不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又曰：「建国必因山川形势，无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县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则奉上几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未必皆实数也。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而吴楚与焉，疑其无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诸儒之说，犹皆未得要领也。记文所言地理之数，颇为错杂不齐，周章无定，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义，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内」为一段，「天子之县内」为一段，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文自释之。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凡四海之内」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岛，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画为百区，区方百里，是为方百里者百。此以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万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十区，尚余七十区，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国，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万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国，开方四百九十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尚余二十里；凡六十国，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国，开方二百五十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凡百二十国，共去三十区，尚余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以是为附庸间田。「天子之县内」一段，言畿内一州之制。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今按：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盖其意谓以「地」言，则禹贡之「九州岛」，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数固不可增减矣。以「禄」言，则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数亦不可增减矣。以「国」言，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然诚有所甚难计数，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为二百一十国，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而可合其说矣。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大国少而小国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然而犹有所不能合，何则假如开方之法，千里而为万里，从横四达尽之矣，此恒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则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国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国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国，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千里而为万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以是参错其间，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减而各足，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至三等所余之地，既于「百里之国」下曰「其余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国云，作者之意如此。虽然试以实数稽之，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国，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国，四国合于百里之内，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大国自多，小国愈少，名存寔亡，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倏而以百倍之数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如是之错杂不齐，周章无定，是其徒事巧于纽合，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诸儒作文为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为无见，然终不知其所以然，犹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页三四—四○)

「百里以供官」则过约，「千里以为御」则过侈，皆非允当。(卷二○，页一)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后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属长」「连帅」「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书而云？故绝不相同。陈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异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连属之法，则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此异名也。」此曲说，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则有之，曲礼「九州岛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长，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诗周南召南及公羊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之说，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郑氏以「州伯」属殷，谓「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属周。其谓「周曰牧」者，据周礼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属周者，据周礼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则以殷之州伯属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为笑资乎？(卷二○，页三)

按：禹贡「五日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于百里荒服」，是谓「五服」。洛诰（按洛诰无「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诰。）有「侯」「甸」「男邦」「采」「卫」，亦谓「五服」。夏周服数之可征信者惟此。周礼职方氏以洛诰「五服」增「蛮」「夷」「镇」「蕃」为「九服」；又大行人易「蛮服」为「要服」，以「夷」「镇」「蕃」为「九州岛之外，世壹见」，其余「六服」每岁壹见，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据。此云「千里内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见于禹贡、洛诰，「流」则未闻。其余服又皆无之，此或出他书，或文有脱误；皆不可知，可置勿论，而诸儒必欲附会牵合之，甚无谓也。其执禹贡以解者，郑氏曰「流」：「谓九州岛之外。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陈用之曰：「『采』则禹贡所谓『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则禹贡所谓『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举其内者，则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远，故举其外者，则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刘原父曰：「此据『绥服居中』而言。『内千里』『外千里』，则五服可知。『采』亦当作『菜』，声误也。」刘孟治曰：「荒服之内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执周礼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谓规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六服所贡物是也。」马彦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贡，有祀、嫔、器、币之异者，有远近之差也。」已上诸说皆于本文毫无交涉，可不辨自明，载之以见牵附之谬耳。又陈可大曰：「尚书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卫』，或言『侯』『甸』『男』『卫』而不及『采』，与此『甸』『采』『流』同。」按：尚书叙事之文，故可略举以为说，记文摭述典故，安得亦尔？此又曲说也。(卷二○，页六)

郑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举成数也。」按：郑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谓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谓之殷，而独谓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犹曰「举成数」，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注独引明堂位谓『夏官百』，非也。」按：尚书周官乃伪书，不足据。且郑未见，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见于老子，「九卿」之名见于考工记。周礼不列「三公」正职，惟散见之文中。尚书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则周礼、周官皆无之，而「六卿」则王制又无之，是「九卿」者，或当为周制也。以周礼、周官皆伪，而考工记乃周时之书也。后儒皆不识「九卿」主何官？或谓合「三少」「六卿」为九。「三少」「六卿」见于周礼、周官，皆不足据。又「司徒」「司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说详下节及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七—八)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是小国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国二卿」，与前抵牾。后章云「小国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与后抵牾。盖博士泛乘礼文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郑氏曰：「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脱误耳。」郑之意则不因与前后抵牾而云，盖执周礼言之也。「太宰职：设其参，傅其伍」，「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小国亦同，故曰「小国亦三卿」也。「大司马……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国」字，原误作「卿」，今径改。）一军，皆命卿为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则据周礼以改礼记，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处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郑意，反从更之以为夏制。盖以上段「天子三公」，郑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亦不合周礼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与此同。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观孔此说则又不能坚其为夏制之说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郑孔过信周礼，即此以观两人周章回惑之状，亦可想见矣。又郑云：「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此则无聊迁就之辞耳，而宋儒乃以为实然。李氏曰：「畿外举大国、次国以见小国，畿内举上卿以见大夫。」陆农师曰：「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脱误，着畿内之国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内，亦互相挟。」此二说殆又扬郑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国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传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皆卿官也。」其说是第不能通其说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注襄十一年，又有此说，而崔氏从而附会之，悉臆说也。盖「天子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乐正」「司寇」，及曲礼所言「六大」「五官」之类。若冢宰则三公兼之，诸侯三卿亦「司徒」「司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国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属二卿，余一司亦大夫为之，不然三司当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数」，「司徒」等是「官」，爵数自是爵数，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大国诸侯有之，小国诸侯亦有之，不若是，诸侯无以为国矣。第其爵数则有异耳。自周礼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平列为「六官」，而古文尚书周官因袭其说，至今遂不可动摇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安得又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马」「司空」，即诸侯三卿，后人第见侯国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诸侯无「冢宰」「宗伯」「司寇」之说，皆是以？传？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经传间有可考者，而自伪周礼、周官一切浠乱之，古义沦亡，世人之耳目蔽锢久矣。其说并详古文尚书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谓『小（「小」字，原作「二」，今径改。）国：二卿』与上『小国之上卿』一段，谓小国有三卿者，原自抵牾。有谓大国三卿皆命；次国二命一不命；小国二卿皆不命。」夫诸侯之臣皆王臣，合则皆命，何独以小国而不命？又何独以次国而一命一不命？尤不无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谓：「受命于天子为隆，受命于其君为杀。」不知所谓「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诸侯乎？自必曰：「隆诸侯也，以其大国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则天子得以操其权，掣其肘，反不若小国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择其人，然用其人则必请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国不得黜陟自由。岂可谓之隆乎？因此又有谓「控制大邦，优假小国」者，然圣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机权待下如此也，皆非确义。(卷二○，页八—一二)

据「方伯」者，天子选于二百一十国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监之何与？按：书序大诰有「三监」之说，旧以为管蔡霍监武庚，此得无取而附会为说耶。(卷二○，页一四)

「县内诸侯」世禄而不嗣位，「外诸侯」得嗣位。郑氏分「县内诸侯」为「贤」，「外诸侯」为「有功」，其说是。但「县内诸侯」止属「卿大夫」言，复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单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谓「畿内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勋劳者不得为，如周召为公，虽皋相王室，自有封国，子岂不嗣乎？但记文内外诸侯之称义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舆疑之曰：「畿内诸侯不得赐爵，畿外诸侯享国继世，是使内臣不如外臣也。如谓内诸侯不皆贤，外诸侯岂尽贤乎？」苟不得斯旨，鲜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内官世禄，外官世爵，先王不过揆天下之理与势使之，初不能尽计其后之流弊也。而后儒于内诸侯不得世爵，必举春秋「讥尹氏、武氏仍叔」为说，谓「卿既世袭，权移于下，驯至三家专鲁，六卿分晋，则内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渐之意深矣」。不知此仅见得一边，若春秋以后，外诸侯侵却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礼全务肤辞蔓衍，而不归于理，率此类也。(卷三○，页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音「●」，古本反。

郑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记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谓公本八命，加一命，则服衮也。故周礼司服袭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郑因信以为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盖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径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删。）皆以九为节」，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为「九章」以合之，其说最为乖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详赘。

按：记文前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今又以侯为次国，亦参差。(卷二○，页一九—二○)

郑孔以上「三公」「次国之君（「君」字，原作「命」，今径改。）」「小国君」合于典命，以为周制，又以此「小国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谓虽童稚亦不信之矣。陆农师谓：「周礼『小国再命』，此云『一命』，盖言『畿内小国之卿』如此，与上『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郑氏谓『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是也。」李氏谓：「大国所谓诸侯之国，小国则所谓庶方小侯之国。」此二说又欲牵合周礼而强同之，盖亦巧言之俦也。(卷二○，页二一)

「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其实自「任事」以后即「爵之」，「爵之」斯「禄之」矣。「然后」欴辞以见「慎重」之义，不必油定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禄者」，引此「位定然后禄之」之文为证，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禄」者，如所谓「宾师之位」，若平常之仕，无禄何以劝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陈可大第谓：「爵以一命之位。」其说浅陋拘狭，亦误油其辞而云然耳。(卷二○，页二二)

爵人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义，即孟子「国人皆曰贤，……皆曰可杀」之意，士亦当为众，此特变文耳，实作「士」字解便滞。「示弗故生也」，疑有脱误字，似谓「不欲其生也」。郑氏谓「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书五流，五宅。周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者使守积」。按：「公家不畜刑人」与公羊传「君子不近刑人」之说同，自是正论，此谓周制无疑，周礼则以刑余戮邕之人，分属五者之守，最为乖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为，岂可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尽如周礼云也。至谓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涂弗与言，且屏之远方，不欲其生」，其严绝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宫苑关津积贮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与前代之制大相剌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则爵人特假祖庙而拜授之」，举洛诰为说。「有爵者，刑于甸师氏」，举周礼为说。夫册命周公，此系大事，自应特祭文武之庙，若授一卑爵，定不必尔，且「朝庙」一体，云「庙」亦自该「庙」也。又谓「诸侯爵人因尝祭之日」，引祭统「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云云。按：祭统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说，恐又以「古者」为夏殷矣。周礼甸师氏之言必不可据，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岂必定此有爵者而举此为证耶？尤可笑也。(卷二○，页二三—二四)

此取左传之文而小异之也。按：昭三年左传：「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又昭十三年左传：「叔向云：明王之制，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后晋文、襄欲不烦诸侯，故简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语无「比年一小聘」句，「三岁而聘」亦无「大」字，此必春秋后人据晋文、襄之制为说，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汉博士采之以为周制耳。然则此是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为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诸侯使大夫相问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无诸侯聘者，况以为诸侯聘天子乎？诸侯有朝天子无聘天子也。郑氏曰：「此大聘与朝，晋文、襄霸时所制。」此说是。又曰：「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此说非也。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是谓巡狩之年，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各一朝，非谓四方诸侯每岁朝？也。若其周礼六年六服递一朝之说，不足据也。(卷二○，页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假」音「格」。「祢」，乃礼反。

此取虞书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书云「格于艺祖（「艺祖」，原误作「祖艺」，今径改。），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祢，用特」。观洛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正合，则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伪周礼周官之说，不足据。详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三四—三五)

「上帝」，天也。郑氏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卷二○，页三五)

此取谷梁传文也。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传曰：「天子无事与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页三六)

天小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

赐「弓矢」「铁钺」，然后淂「征」「杀」，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记文王囚羑里，纣释之，赐弓矢鈇钺使得征伐，此必当时有此（此处原重「当时有此」四字，误衍，今删。）说，而史记采之以为说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圣人，必不以美女文马逢君之恶，自求苟免。即云其臣为之，文王岂不知而听之耳？且所求者释罪耳，既释之矣，又赐之弓矢鈇钺使得专征，揆之情理，亦所必无也。骎骎乎三分有二之势，纣岂不知之？以纣为荒淫则可，以纣为愚騃则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见之于诗。当时以邻国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请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赐专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专征，而终恪守臣节者，能有几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预立其制曰：「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乎？」今以周之赐臣者证之：平王赐晋文公秬鬯一卣，彤弓卢弓一，彤矢卢矢百，马四匹；襄王赐晋文公大辂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渐而侈矣。其弓矢之赐，则皆以诸侯强大，征伐有功而赐，非赐而后得征也，非可并论。则夫「赐鈇钺」则从未有闻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诸侯尚无之，而谓殷纣之世已有乎？谓周世立其制乎？吁！自当时好事者为「西伯得专征」之说，而因之贻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汉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胜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当时止为搂诸侯以伐诸侯张本夸大其辞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经，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暂假事权，事毕则已，非常法也。后儒误信记文，又为之拘牵比儗，尤属失礼。疏引崔氏谓晋文。「虽受弓矢，不受鈇钺，不得专杀，故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夫卫侯无大罪恶，即使晋文受鈇钺，安得杀之乎？公谷以晋文所为，春秋恶之，而况杀耶？孔氏曰：「鲁无弓矢之赐，陈恒弒君，孔子请讨之者，春秋之时，见邻国篡逆，亦得与征伐。」按：孔子请讨，自是正义，即不必春秋之时亦宜然也。然则「赐弓矢然后征」之说，又未为确论矣。又曰：惟「赐圭瓒然后为鬯」，此是周时之制。盖本江汉诗「厘尔圭瓒，秬鬯一卣」为说。又以文侯之命云「赐秬鬯一卣」，则圭瓒自在其中可知。礼器云「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此后来之僣用者。(卷二○，页三七—三九)

郑氏曰：「此大学、小学，殷之制。」孔氏曰：「郑知然者，以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此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说皆凿谬。夫以「在公宫南之左」即为「左学」，何知「在郊」者即为「右学」乎？则「右学在公宫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宫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测而无所稽也。且「辟廱」「頖宫」皆为周制，岂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别以时代者？又此所言乃「诸侯之学」，下文殷人「右学」「左学」乃「天子之学」也，以是为证，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镐京辟廱」为说也。「诸侯頖宫」取鲁颂「既作泮宫」为说也。昔人谓「辟廱」「頖宫」皆非学名，极论其妄，甚是。详见诗大雅、鲁颂。(卷二○，页四一—四二)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类」「禡」取诗「是类是禡」。「执以罪，反」以下取诗「执讯获丑」及「在頖献馘」为说也。然此节疑非一处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祢」。「执有罪，反」以下第取诗说，又不及「祖」「祢」与「社」，解者必为之处处补衬，无谓。(卷二○，页四四)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此取谷梁传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传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岁三田」。郑氏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郑据周礼以周为四时田，故取纬书之说，以三时田属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时田也。考之公、谷与王制皆合，则周礼谓「四时田」者妄可知矣。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此列三时，谷梁列四时者，古有是说故左传亦云，然而谷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语，公羊无「用三」之语，而止列三时，一也。孔氏曰：「又郑释『废疾』云：岁三田，谓以三事为田，即下一曰（此处误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删。）干豆之等。休之言当以证为正云。」观此孔巳将郑之别说不用为正，而后儒反全遵郑何耶？谷梁之文犹可强解作「三事」，若公羊则明列「三时」而无夏，而王制「岁三田」，自谓「一岁三田」，果如郑之别说以「三田」为「以三事为田」，则「岁」字不为闲文乎。(卷二一，页一—二)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时田猎皆围，但不合耳。若诸侯虽春田不围，夏秋冬皆得围，亦不合耳。故曲礼云『国君春田不围泽』。此诸侯是畿内诸侯，为天子大夫者，故曲礼云『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说，本文「天子」下当有「四时」二字，又「诸侯」上当有「内」字，且无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当有「诸侯」一句，岂一一皆漏乎？执礼解礼，其弊如此。余说详曲礼。「下大绥」「下小绥」，周礼大司马取以为「旗弊」之说，「佐车」大司马（「马」字，原误作「司」，今径改。）取以为「乃设驱逆车」之说，故田仆又云「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是也。郑执周礼解此不误，但不知周礼袭此耳。然「旗弊」「弊」字用意过深，「驱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见其为伪也。(卷二一，页三—四)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本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云「天子岁三田」，此云「豺祭兽，然后田猎」。曲礼云「士不取麋卵」，内则云「秋宜犊麛」，下云「韭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页六)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注疏皆平列说，非。盖用平地小大校之，则所入之多寡可以观年之丰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说见下。(卷二一，页六)

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丧，三年不祭」，或谓「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或谓「亦不宜越绋行事」，致辨纷纷。郝仲舆曰：「按：丧、祭皆大，礼皆至祭；礼则祭为重，情则丧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礼，郊社越绋未为不可，而说者疑之？尝观周书顾命成王初丧，嗣君冕服受命，见诸侯于内朝，受圭币乘黄，而后释冕，反丧服。此非周公之礼与？则祭天地越绋于何不可？」此说可谓通达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丧，百事皆如礼，虽废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废之，则不若无废为愈也。」按：儒者论古各主一说，固自无妨，第谓今人居丧百事皆如常，其立说则有弊，不可为训。人子于亲丧，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饰，圣人又制为丧礼，使之百事皆变易其常，而后情文备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谓不若无废祭祀为愈，是以礼分今古，预料丧礼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并丧礼而废之？吁！古礼具在也，后世皆有君师之教也，固可晏然而听世之居丧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废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则是坚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礼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这之以祭祀，又安贵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传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尝、蒸、禘于庙。」「尝」「蒸」「禘」，四时吉祭也，与此「三年不祭」之说异。据葬后亦可祭，左传说似长。

「暴」，急也；即下「无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俭」，虽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杂记「以下牲」之语，恐未然，二处语意不同，不必强合也。(卷二一，页七—九)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此取谷梁传文也。庄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传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处原作「一年年」误衍一「年」字，今删。）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个式样，必须「以三十年之通」而计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盖天道虽不可知，然其间或一二年一见；或五六年一见；通计之者：三年内外必有一年之灾，故三年当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当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当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举成数也。苟一二年一灾，则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灾则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计有九年之灾，则亦通计有九年之蓄，于是随时取给灾多者，虽尽用之，不患不足。灾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余。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干水溢，民无菜也。」上节所谓「以三十之通制国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页一一)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

此取左传之文而增益以为说也。隐元年传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为「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殡日」同其「葬月」之数，而为「天子七日殡，诸侯五日殡，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误作「三日人」，今径改。）三日殡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殡」者，又因士丧礼、虞礼本是「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则大夫与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与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传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实大夫三月者，除死月为三月；士三月者，数死月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说陈氏集说巳驳之，不复赘。大抵左传之说，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与丧礼抵牾，而其言「天子、诸侯葬期」，亦不无可疑。何则？葬后为虞，虞后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迟？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岂哭有隆杀与？所以杂记又（此处原误衍一「又」字，今删。）有「卒哭之期」，亦难通，说见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殡，不独夏时必不可行，即余三时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页一一—一三)

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此节分为四段，共详于下。

陈用之曰：「县封，县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误作「土」，今径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虽一，然有所谓『掩坎之封』，有所谓『积土之封』。若檀弓言『县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礼器言『邱封之大』，即『积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积土』而巳。」按：此二说为两「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终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树」，周世日趋天文，何独庶人犹掩坎而不得积土？不使数世后之子孙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为雨止」，亦因春秋书「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传以为「礼」，故以为庶人则当不为雨止，而与诸侯异也。

陈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则丧不贰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丧不贰事」句本不连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误也。且自「天子」句更不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何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此礼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则可，若继世为天子及创业而王者，丧祭皆用天子之礼，岂得犹云「丧从死者，祭从生者」乎？故以「丧不贰事」句连上「庶人」句既误，以「自天子」句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亦误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页一四)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今以此节分为三项：一庙制，一昭穆之亲，一昭穆之位，逐项详之。如左所谓「庙制」者，郑氏谓「此为周制」，是也。记礼者皆周末秦汉间人，凡其所言自属周制，鲜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则必冠以时代，故以此谓「周制」为是。凡礼器、曾子问、谷梁、家语、荀卿所言「七庙」皆同。若夏殷「庙制」，经传既无明文，不可考也。郑又谓「殷则六庙，夏则五（「五」字，原作「六」，今径改。）庙」，此据礼纬稽命征？命决诸说，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为异说以排之，谓「凡七庙者皆不称周室」，意谓夏殷皆然，故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殷亦俨然七庙。此出萧手改易吕览中所引商书「五世之庙」语。说详古文尚书本篇。是其谓夏、殷七庙者，亦不可信也。所谓「昭穆之亲」者，王子雍谓：「文、武不在常庙之数。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亲庙四，是也。」郑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此说非。朱仲晦述郑意而阐明之，其言曰：「谓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径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时，后稷为大祖，而祖绀居昭之北庙，太王居穆之北庙，王季居昭之南庙，文王居穆之南庙，犹为五庙而已。至成王时，则祖绀祧，王季迁，而武王祔。至得王时，则大王祧，文王迁，而成王祔。至昭王时，则王季祧，武王迁，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为五庙，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径改。）者藏于太祖之庙。至穆王时，则文王亲尽当祧，而别以有功当宗，则别立一庙于西北，而谓之文世室。于是成王迁，昭王祔，而为六庙矣。至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而亦以有功当宗，故别立一庙于东北，谓之武世室。于是得王迁，昭王祔，而为七庙矣。自是以后，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复藏于大庙矣。」按：如此凭臆说，礼则亦何难？但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谓定于文武，未有预立其制，诏子孙曰：「勿祧吾庙也。」如谓定于周公，则文、武方在祖祢四亲庙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闻其有制礼之名，而为此七庙之制也。且谓「文武当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设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将易其制为八庙乎？抑去其四亲之一，而仍为七庙乎？则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顺下之词，不当有文武在内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经之言，不足为据，说详本篇。又谓「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谓「昭穆之位」者，从来有两说：一为张氏璪。郑氏未详何名。何氏洵直。之说；一为陆氏佃之说。今先节录各说于前，其后则申以鄙论焉。张氏曰：「周制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则所谓父昭子穆也。然则王季亲尽，其庙既迁，武王自右而上，从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盖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为昭矣，则其位在左，自为尊卑而无与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此其所以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庙，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而世次虽远，不可谓无尊卑之序矣。盖礼有三本，而祖者类之本。故孙常从祖而不从父，武王常从王季而为昭，成王常从文王而为穆，所以『庙制』『世次』并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亲尽毁庙，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飨之祭（「祭」字，原作「际」，今径改。），而文王复为穆，武王更为昭，则是一身既为昭矣，又有时而为穆；既为穆矣，复有时而为昭，不惟乱昭穆之名，又考之经传无所据矣。且生而居处，没而殡葬，以至祔祭入庙，为尸赐爵，皆孙从祖而不从（「不从父」，原作「不居父」，今径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庙次独不然乎？」郑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径改。）之时，以大王为穆，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穆；文王之时，以王季为昭，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庙次』『世次』为穆，故谓（「谓」字，原作「为」，今径改。）其子为昭；王季于『庙次』『世次』为昭，故谓其子为穆。武王时，庙次以文王为穆，得王时，庙次以武王为昭，至襄王之世，亦谓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误作「论」，今径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时，无虑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远，定四年，卫大夫（「夫」字，原敓，今径补。）祝驼之言犹曰：『曹，文之昭；晋，武之穆。』由此论之，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无易也。」何氏曰：「说者谓『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谓『庙次与世次不同，故昭穆迁徙无常位』。不知庙次（「次」字，原误作「又」，今径改。）与世次一也。说者引鲁语曰：『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知庙次昭穆与世次异。』臣以为不然。工史所书者，帝系世本之属；宗祝所书者，几筵表着之位；自其谱牒则谓之世，据其班秩则谓之昭穆，此离而言之者也。又楚语曰『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则庙次昭穆果与世次不同乎？」此一说也。陆氏曰：「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方其为子则称穆，岂不胶哉？张璪、何洵直是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左不可迁于右，右不可迁于左；既为昭矣，有又时而为穆，是乱昭穆之名，此说非也。苟为昭者不复为穆，为穆者不复为昭，则是昔常事父为之者；今虽有子不得为父，苟复为父，则巳为是乱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得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或以左传：『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晋、应、韩，武之穆也。』又以书称『穆考文王』，乃谓『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亲尽而迁（「迁」字，原误作「亲」，今径改。），则武王入王季之庙为昭，文王仍为穆，得王入武王之庙为昭，成王仍为穆，穆王入康王之庙为昭，昭王仍为穆』。即是观之，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乱昭穆，非礼意。窃以为世次与庙制不同，世次无迁法，而庙制亲尽则移。盖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为昭，鞠陶为穆，推迁而下至季当昭次，文王当穆次。故左传以世次推之，则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仲、管、蔡、郕、霍，于周为昭；虢仲、虢叔、？、晋、应、韩，于周为穆。杜预所谓以世次计，是也。王者世次虽历无穷，而庙祀七世礼有迭毁，如王季亲尽而迁，则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与王季对而对武王，则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庙。岂可不即七庙分定昭穆，而欲仿先儒远攀世次，令文王庙常为穆，武王庙常为昭乎？至于酒诰所谓『穆考文王』，则如诗之『昭考』『烈考』云尔。且孙从王父之说，本施于祔。故礼曰「从祖●食」。●庙与迁庙异，迁则不得谓之从也。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庙，则昭穆咸在而不失其伦。」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子或压父，尊卑失序，岂所谓「不失其伦也」？此一说也。今以愚按之，二说皆未然也。若从张、郑、何三氏之说，则谓「昭常从昭，穆常从穆」，如祖绀、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则祧祖绀，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庙穆不动；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则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庙昭不动。所谓「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诚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从陆氏之说，从来祖考相承，庙次应同世次，不当庙次自庙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传所称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语，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庙次与世次无别者，不然所谓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径改。），以文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时而为昭。武之穆者，以武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时而为穆。然则历久而犹称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谓「庙次」与「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庙次与世次不同也。」称「世次」者，何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了然矣，则其说仍有难通也。然则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庙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径补。）而定，世次依庙次而称。」「庙次」「世次」自当合一，必无有二之理，其谓不同者，妄也。盖三昭三穆之制，定于周公，行于成王，当时祖绀为昭，大王为穆，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迨成王崩而为穆，其时适当六庙整齐，制度已毕，不复更益，故后之称「世次」者，一准乎成王时。周公初定昭穆之称，与夫得王时方六庙整齐，所以有昭穆之称耳。其后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庙，祧祖维，而昭穆一变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时而昭又不变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迁六庙已尽于是所藏祧主之庙若文武自别立庙。与合食太祖之如祖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时之庙次，而世次自同。则所谓「庙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谓「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后世昭穆之称，既本于成得时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庙，永永不变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庙递迁之，或变，或不变者，不与焉，以其为暂而非常法也。故曰：「庙次与世次合一也。」若国语云：「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纪世者，本史职；纪昭穆者，本祝职，此一事而两用者。又云：「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则单以庙中而言，前儒各见一隅不能通达。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岂可为训？主「昭复为穆，穆复为昭」者，固得之矣，举以左传诸说则不能达；而始以「庙次」「世次」不同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适士二庙』，而此云『士一庙』，取左传『降杀以两』为说，故不云『二庙』，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会郑氏曰「谓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上士二庙」，是则然矣。然举上可知中下，未有举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与曰：「大夫祭不得越祢祖，士庶人则并王父母不得祭。」岂人情乎？此说非也。大夫以下庙制虽递减，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适寝群主合享，与后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说虽为不经（「经」字，原误作「轻」，今径改。），然亦云「官师一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可见矣。但郑氏于「官师一庙」注云「祖祢同庙」，则又谬。庙无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庙制之数，若数主可合一庙，则又如后世祠堂之制，虽千百主一庙足矣，何必为之定其庙数哉？(卷二一，页一七—二五)

按：四时祭名，诸经传于「秋」「冬」皆无异，惟「春」「夏」则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统同此，一说也。郊特牲及祭义皆云「春禘」，此一说也。天保诗云「禴祠烝尝」，桓八年公羊传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礼同，皆无「禘」名，此一说也。礼言不同盖如此，然人亦未有异说也。自周礼为「春祠，夏礿」之说，而异说乃起矣。如郑氏以王制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为误，当为「礿」；又以祭义「春禘」为夏、殷礼。陈用之以郊特牲、祭义为夏礼。马彦醇以王制为虞、夏礼。虙氏以王制、祭统为殷礼，郊特牲、祭义夏礼。陆农师谓：「春可以谓之礿，亦可以谓之禘；夏可以谓之禘，亦可以谓之礿。」吴幼清谓：「春、夏祭名皆记者之误，礿当为祠，禘当为禴。」凡此诸说，或以礼记诸篇所言为前代礼；或以为误；或改其字以从周礼，则皆溺于周礼之故也。

愚按：「礿」「禘」「尝」「烝」当是周礼，其周礼「祠」「礿」「尝」「烝」乃殷礼也，何也？「禴」「祠」「烝」「尝」之诗在于文武初，其时或尚未行「禘礼」，故举前代之礼为言耳。若「禘」则始于周，祭法谓「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后儒因诗与周礼无「禘」，遂谓「禘」非时祭，亦未然。

诸侯不当用禘，此以天子诸侯连言，非是。说俱详于「天子犆禘」节。(卷二二，页二—三)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来已久。月令谓：「户、？、中溜、门、行。」又曲礼「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礼之「五祀」。盖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厉」为七祀，属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说皆不经。郑氏独信为周礼，而以曲礼所言为殷礼，又欲以此之所言为周礼，故谓此「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以合于祭法「诸侯之五祀」。又谓：「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诸侯之五祀」，强合于此处「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无地之大夫」而属之，其诪张惑乱可胜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见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误。）公羊传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卷二二，页四—五)

「因国」本左传「晏子曰：爽鸠氏始居此地，而后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页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径改。）；尝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称。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传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尔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见于曾子问「祫祭于祖」「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诸侯三时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经云：「大事于太庙。」杜预以「大事」为「禘」，是也。惟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记之称「禘」，谓「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配之也。故韩诗外传云「禘取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则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时鲁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变文以起例尔。是知「袷」即「禘」之别名也。贾逵、刘歆谓「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传无『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叙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诸说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谓之「禘」。诸侯不得行「禘」，则以「袷」属诸侯为宜。然曾子问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虚主为说，故以「七庙」「五庙」连言，不得油也。总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诸侯如鲁与晋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经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别名为「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则俨若「禘」与「祫」为二者，于是后之言「禘」与「祫」者，始皆以为二矣。

自有公羊传文而以「禘」与「祫」为二者。纬书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为祫」之说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说也。于是韦玄成议礼谓「一禘一祫」，张纯陈奏直据纬书，以及郑氏作注，且？之又？矣。赵伯循谓「以其祖配之」，仅是始祖，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则使子孙不得见祖宗之源远，祖宗不得见子孙之流长，于祖宗之精神隔绝不通，殊非所宜。而庙堂之上，寥寥两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称大祭乎？后儒信公羊之说，谓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为「禘」大于「祫」者，此马融、王肃、孔晁据逸礼而云也。有以为「祫」大于「禘」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有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杜预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丧毕之所有事，何也？以丧三年不祭也。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左传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谷梁云：「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义。诸儒不达，遂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此误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别为一禘」者；又有谓「新君即位，新主入庙审谛昭穆，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说也。禘应于太庙，而云「庄公」者，此春秋沿袭之失。有以「祫」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礼云「哀荐祫事」，此言「三虞」之礼，分「祫事」「虞事」「成事」以为辞耳，不足之为据。即曰：「丧毕而祫，岂葬毕而祫耶？凡此诸说皆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