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

●藤州书院

在藤县。清嘉庆九年，知县陈廷璠费银两，倡建于学岭。为进，坐西向东。前为头门，有惜字炉座。中为讲堂，悬学使祁■手书“问津堂”及知府王友莲手书“陶熔义俊”匾，左有聘山长定规碑、书院户口田业碑。后为文帝殿，上有奎星阁。再后为三代祠，两边有学舍间。凡捐银两以上者，可列其祖先姓名于三代祠内。订《规约》条，砥砺学子。

陈廷藩：藤州书院规约

清嘉庆九年

夫《易》著盍簪，《书》明教胄，《礼》详鼓箧，《诗》咏求声，良以师生有教学之资，朋友获观摩之益。况以南北国所悬之声气联而治于文章，上下庠所育之英才合而聚之党塾。洵推挽之足乐，实切琢之宜勤。兹惟藤邑感义故封永平旧治，龙骧南峙，翠涌文峰；绣水东溁，碧涵灵沼。李进士首举于唐，科名渐盛；冯三元扬芬于宋，朴学堪师。由来称钟秀之奇，自此著人文之焕。久宜追踪曩哲，腾其虎气龙文；所当继武前修，储此春华秋实者也。仆，学荒不殖，质窳无长。鞅掌频劳，有愧词坛于邺下；师资可就，得借讲习于河汾。如桴鼓相从，无虑挝而不应；既悬钟待发，须知叩则斯鸣。擅文囿之峦龙，愿借才子；拾骚经之香草，尤望童蒙。用列规条，共期砥砺。

一、气质之宜变化也

夫毗阴毗阳，喜怒多失宜之候；刚克柔克，血气有受治之功。必蔼吉流辉，始得合交游之谊；况和平养福，更足消暴戾之灾。倘凌竞未捐，学校何殊于市井；或恣睢时露，衣冠即类如屠沽。积三年而去一矜，正需学力；澄千顷而不偶浊，乃见儒修。各宜虚湛其怀，慎毋嚣凌其习。

一、言动之宜谨饰也

夫出好兴戎，启口即关衅咎；监渊集木，出门尽属危途。思吉人之寡辞，守瓶宜谨；法君子之慎动，执玉宁忘。倘谑浪相高，不顾摩兜之戒；跅驰自肆，罔知灭火之修。即属败群遑言，我党欲诡薄无讥于世，宜尤悔早寡于身。

一、诵读之宜勤奋也

闻之《易》张十翼，《书》标七观，《礼》备五经，《诗》昭四始，《三传》列于太学，《三礼》缉有成编，是皆经国之大猷，莫非淑身之要道。分年有例，讵属难行；继晷加勤，自能详读。若夫《国策》为文章之祖，《国语》备经传之遗。旁及《庄》、《骚》，下通《史》、《汉》。八家之选，肇始鹿门；五子之书，会归皇极。并取携之至要，皆阐发之先资。化日舒长，何待三冬而始足；韶年荏苒，正宜万卷之俱开。别有山经海录，咸可撷其英华；逸乘稗编，均有资于考证。耻金根之贻诮，宜马勃之兼收。削温公之枕，时儆酣眠；引苏季之锥，频须刺血。

一、问辨之宜详察也

夫典籍有微言，非阐扬而莫析；诗书含奥旨，舍思悟而奚通？倘口诵而心勿维，讵芳腴之我饷；或貌合而神勿浃，亦糟粕之空存。故学问思辨，用力而兼博审。慎明操修，必备折衷归于一致。问难不厌于多端，虽导窾新硎，有断中紫，而临歧老马，尚或知途，各宜操几而前，勿待巡筵以儆。

一、文体之宜醇正也

原帖括之始，用以阐经；而科举之程，因之取士；发圣贤之奥蕴，择理宜纯；扬道德之光华，吐辞须雅。若使风云月露，徒夸浮靡之观；牛鬼蛇神，甘入诡奇之路。有乖正体，便属邪魔。况黼座崇文，以雅正清。真久悬功，令而文衡报绩，以磨勘校对，特别旌惩。是以轧茁累词，既勒红以著丑；魄骏怪语，复利榜以明羞。良可惕也，奚容忽诸？今每月以六日为期，每课则诗文两艺。循阡数陌，勿为越畔之思；寝矩枕绳，毋败先民之检。

一、诗学之宜讲求也

原夫四始（四始：《诗·序》称，《诗经》有四始。但何谓四始，史有多说。《诗·疏》据郑玄说，以《风》、《小雅》、《大雅》、《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故称四始。）彪炳，六义（六义：《诗·大序》说《诗经》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为各国民歌，雅是周王都之歌，颂是庙堂祭祀乐章，以上名诗的三种体制。赋为铺叙其事，比则指物譬喻，兴是借物以起兴，皆为诗歌之艺术表现手法。）环深。刘舍人明诗之什，能读即见渊源；严沧浪《诗话》一篇，详推亦知正变。自迂士偷安，训诂视声韵为外篇；且学究墨守，儒先等咏陶为玩物。管弦草莽，雅颂沦胥。自宸扆赓歌，艺林复古。三年乡会，例用五言；两度岁科，定为八韵。乃锁闱未闭，争辨音声；督学将临，先愁比偶。甚有黉官夙望，乞只韵于觿年；白首耆儒，假数联于邻铺。吁，可怪矣，不亦恧乎！夫八叉立就（八叉立就：两手相拱为叉。唐温庭筠才思敏捷，考试作赋，叉手构思，叉八次即赋成八韵，人称“温八叉”。后来“八叉”即成“才思敏捷”的典故。），漫云脱手如丸；七步能成，须识呕心皆血。是非四声八病（四声八病：四声，汉语字音的四种声调：平、上、去、入。唐代用诗赋取士，官定韵书通行，四声得到广泛任用。八病，指诗歌声律上的八种毛病：平韵、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之说，原为讨论声韵和协变化，对律诗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研练功深；二酉五车（二酉五车：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相传酉山藏有秦人书千卷。后称藏书多为二酉。五车，比喻博学，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博综日久。鲜不含钩而莫吐，遑言游刃而无难。是故学必穷源，宜推本于元鸟；云门而上，假令务先其急姑。从事于开元、大历之间，庶几疏雨微云，不难压座，将见夜珠明月，便可标名。

一、书法之宜端楷也昔钟繇议笔，画被至穿；张旭挥毫，濡头皆墨。虽韦康之戒子，楷可无传；而唐代之抡才，书还居一。若使冻蝇满楮，何以自谓经生；试看春蚓萦毫，讵不有渐学者。至于華之为葉，诞之为■，澧澧莫辨，商商无分。虽由踵袭之舛讹，大为篇章之疵额。芭蕉万树，应早临摩；柿叶三门，亟求体法。果尔绮鲜花散步，□格可以怡神；将见玉润珠圆，佳文因之生色。甚有关于小试，宜早正于几先。

●道乡书院

在平乐。宋人邹浩别号道乡，因忤蔡京被贬平乐。明嘉靖六年，兵备副使李如圭得井栏石，有“道乡书院”字迹。九年，提学黄佐嘱平乐知府龙大有集资重建以纪念邹浩。前为门，中有讲堂间，左右有学舍间。万历间改为七贤祠。清康熙六年，巡道胡朝宾易名“访贤”。四十九年，知县黄大成以几易其名，难以化民成俗，在北门内凤凰山麓另建，复名“道乡”。有讲堂、斋舍等余间。五十六年，知府慕国琠修葺。雍正二年，知府胡醇仁重修，又与山长程举人添置图书部本，供生童借抄，限日缴还。乾隆九年，知府石礼图购置学田。生童分入院与在外两种，由知府会同山长出题考试，择优入院肄习，家贫或有家室不能入院肄业者，亦可参加每月会课，由知府传题，本人作文交送，山长详加批改。清末兴学校，遂废。旧址在今县人民政府宿舍大楼后。

唐鉴：道乡书院学规四则

清道光初年

一曰立志

希圣希天全视乎此志，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尚志。”士子束发入学，先当定其趋向。所趋远大，则其成也必远大，所趋卑陋，则终于卑陋，志岂可以不立哉？但初志或峻，而继焉怠、终焉忘者，则无以励之于后故也。日对诗书，取圣贤之言行以为步趋，闻严师益友之督责以加惩戒，奋勉向上之心不间于瞬息，是未有学而无成，成之未有不臻于远大者也。尔诸生手执简编，试思简编中所载何人？所书何事？读此何为？朝廷取士何用？则志之当立可知矣。

一曰勤学

《说命》曰：“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记》曰：“蛾子时术之。”盖言勤也。勤则不至于间断，无间断则诗书之浸灌，义理之涵濡，日入日深，及其后也，忘其为勤，而德纯且一矣。诸生每日温经几卷，读史几卷，于所读书得新知几处，于所不知者从先生问得几条，自立课程登记。每月逢三逢九作课文，必穷尽题中之理，以己意阐发之，取其真实，不贵浮华。诗则义本风雅，温柔敦厚，是其教也。若能随事讲求，始终不懈，何患德之不纯乎？

一曰敬师

《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敬之一字，学者彻始彻终之要诀也。而弟子之于师尤为敬之，自然流露而有所不容已者。于此而不敬，尚望其居恒之常存敬畏乎？夫肆本凶德，慢亦轻心，施之于言则取尤，见之于事则招祸，往往有一语不加谨、一步不加防而患随之，并终身之羞辱丛集焉，而莫得而解免者，是不可辨之不早也。是以君子戒谨恐惧于不睹不闻之地，尚且如临师保以为指视之特严，况身当师保之前，其为严惮宜何如也。立敬自长始，欲敬身者，自当先知敬师。

一曰择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夫子言之详矣。学者守夫子之教，去损取益，其切磋琢磨为何如乎？而嗜好不绝于内，纷华不屏于外，动而相引，将有入于邪僻而不自知者矣。是贵立志以端趋向，勤学以励功修，敬师以持身心，而后所取皆正人，所与居皆严惮之士。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疑则可以共晰，义则可以共趋，怠惰者群相策勉，勤慎者咸知则效，则学之有成，未尝不系乎择友也。

四川省

●方亭书院

在什邡。清乾隆六年，知县史进爵捐资建于南门，因县有“方亭”，故名。有大门、前厅、正殿、讲堂、东西斋舍等余间，置学田余亩。政事之暇，集诸生讲学，谆谆以德行相勉。二十年，知县胡德琳重修。四十一年，知县任思正重修又增置学田，提学吴省钦撰记。山长由县令选聘品学兼优之贡举或宿儒充任。乾隆十七年进士黄景、嘉庆十一年进士纪大奎、咸丰六年进士谭能高等先后掌教数年，从学者甚众，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光绪二十八年，改为小学堂。今为方亭镇第一小学。

史进爵：示方亭书院学者二则

清乾隆年间

先民有言曰：“学者先器识而后文艺。”又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然工必居肆而艺可成，士必资师而道可学。学者躬列胶庠，模范有准，丽泽有资。斯耳目一而心志齐，闾巷市井之谈不以染其心，安身利用之业日以启其智，行见志气轩昂，器局闳远，知能行习，日勉于实践之地云，为措注徐窥，夫经济之方以之熟故而生新，绝迂而去腐，庶几随时致用之道不出乎人情物理之中，将渐近乎有本之学矣。是故，宫墙之内吏不造士则旷官、士不师古则废业也。如或博儒冠以自饰，循雅饬以为贤，而不求有本之学，不储有用之才，是未免与佻达者同讥，偭规越矩者同诮也。夫岂成就之深心，国家养育之至意哉？乾惕刚健，笃实辉光，是所望于兴起者。

乡举里选，论秀书升，古道也。后世不复可行，不得不变为制科，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则文艺一涂必不可缺，顾其中亦有义利之辨，最关学者心术之微。如其立心读书时，原藉以为明理治心之资，到得道理烂熟，窥寻经济，此属学人本分事，本不为弋取功名而然。然久久学有可用，临场应试，因题目之义理，直写吾胸中之所欲言，必不肯巧捷逢时，以希幸售，其得则遇之通也，艰巨方乘，不敢以为喜；其不得则安之若素，黾勉勤修，不以为戚，是亦应试中无所为而为之之义也。先贤朱子曾有此说，今衍而述之，恐学者谓八股之业不可以学圣贤，不知南轩之倡明，鹅湖、鹿洞之辨析，所争只在于此，慎勿略过。

纪大奎：示方亭书院学者读书入门三法

清嘉庆十一年

士人固当博通今古，胸罗万卷，然必须聪明过人方能如

此，中下之质难以猝几。今有最简最易之法，中下之士皆可共

为，但肯深信不疑，便从幽谷中顿超万物之表，诸士何不试

之？其法有三：

第一法，莫妙于将一部《四书》节节反身体认。人每谓《四书》是圣贤事，岂知《四书》中惟《中庸》至诚、至圣诸章，《论语》尧曰章，《孟子》见知、闻知章是说圣人本领，此外多是教下学中人之法，并非难知难行之事，特人未尝切实体认，便可惜空空放过。若肯切身体认，不出两三月之久，顿觉此书中步步胜境。一言半句忽然别有天地，顿觉此身中种种乐趣，五官百骸忽然触处灵机。此是真情实境，到此便知我不欺尔。

第二法，莫妙于体会朱注。《四书》经文简质，人或一时不得其中乐趣，但将朱注反覆涵咏，在自己身心中体认，朱子注中纯是一片赤心，劝人语语恳切，读之令人感发流涕，生气凛凛，且其文理盎如太和元气，浑括四时，涵咏之久，不但身心洒然豁开境界，即文章亦自能入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请试尝之，我不欺尔。

第三法，莫妙于良知之学。朱子体用全备，本末兼赅，人或一时遽难下手。阳明先生又陡发一片赤心，提出“良知”二字，教人自认家宝。盖人之良知得之于天，但有此一口气在，便有此良知在。或清夜平旦之时，或乍感乍触之际，恻隐之心忽动，羞恶之心忽动，恭敬是非之心忽动，只此忽动处，便是良知发见，便是自身至宝，即便认定，不令走失。从此静观方寸，细察生机，忽然觉得我眼何以有明，天与我也；耳何以有聪，天与我也；一身百体何以有知觉，天与我也。我明明与天同此灵性，何故丢却，甘居下流？猛然提起，顿觉平日一切妄念非心应时消灭，浑身活泼泼如在天堂，仁义礼智触处逢原。日日如此，久久如此，真觉大可包六合，小不外方寸，明珠现在，皮囊顿改，浩气可以长存，真性果然各足。乐孰有乐于此者乎？易孰有易于此者乎？此千古第一种金丹妙药，向或不能博通今古者，今自可以藏今古；向或不能胸罗万卷者，今自可以破万卷。智慧日启，文艺自工，请试尝之，我不欺尔。

以上三法随时可做，时时可做，真简捷真容易，人人能悟，个个能行，不劳力不费财，不藉于入，不求于外，当前即是，效速如神。今不惜谆谆为尔诸士告尔，诸士幸欢欣鼓舞听之，毋负我意。

●金华书院

在射洪。因位于金华山麓得名。旧为唐诗人陈子昂读书处。宋代始建书院，详情无考。元至正元年，监县柏延呈请建“拾遗书院”以祀陈子昂，旋因离任未成。九年，知县周廷望慨然以振兴教育为己任，动工兴建，于瓦砾中得一残碑，其额题《金华书院记》，始知前代曾建书院，遂捐俸倡建。次年秋，新建成正祠间，立陈子昂像于其中。又建书楼、斋房、门庑多间，并以官田亩充学田，收租以供膏火。明末毁于兵火。清乾隆十九年，知县宋景涑重建。二十七年，知县何辰补修。道光中，知县钱秉德又募金增修，延师课士，并新讲程朱学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堂。

金华书院学规条约十二则

杨司业曰：“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程伊川先生曰：“学以至圣人之道也。”胡安定为湖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置经义、治事两斋，解经至有妙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其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此所以师道立而善人多也。书院为阖邑造就人才之地，不严立课程，董率有方，则狃于故常，诸事颓隳，是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其欲贤才之出也不亦难哉？今不揣固陋，谨就切近者约举数则，以互相警觉，非敢自谓能教，亦有待于诸子之扩充而上之耳。

一、为学之道，莫先于忠孝大节。山长于每月之朔望日，引诸生宣讲《圣谕广训》数条，俾学者晓然于君亲大义。凡有奉到上谕关系士习风俗者，皆宜敬谨誊缮，悬贮讲堂。凡又奉上宪刊发《学约遗规》等书，各移贮一部。每逢讲经书之期，务宜宣讲上谕，并拈讲《学约遗规》数则，此皆切中学者身心之要，使之触目警心，知所遵循。

一、作圣之基，莫切于朱子《小学》一书。许鲁斋曰：“《小学》一书，吾信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今人溺时文、艳科第，不能居敬穷理、置身圣贤之域者，只缘少此一段工夫，学者果能于此中加意寻求读书乐处，不患不成大器矣。

一、曾子曰：“以文会友。”学者考文所以证道，证道所以修身。古者以诗书六艺之文教弟子，非徒帖括了事也。诸生执经请业之余，习礼歌诗，从容涵咏，凡射、御、书、数等类皆宜留心习学，推而上之，天文、地理、兵农、礼乐之精微，讲究贯穿，卓然可见之施行，如程伊川称安定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则于为政也何有。夫稽古者，经义斋之事也；爱民者，治事斋之事也。其门人如范纯仁、钱公辅、刘彝、孙觉辈，文章经济皆从两斋工夫做出。学者尚其善为取法焉。

一、书院之建既在城市，一切非礼之事尤易陷溺人心，引入邪僻。近来风气，在院肄业者赌博淫秽往往不免，其端在不知廉耻故耳。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古人云：“廉耻已丧于未仕之前，功名可想于既仕之后。”凡有蹈此辙者，急宜痛惩前非，当思读书为圣贤地步，作文代孔孟立言，谨言慎行，砥砺名节，则心术正而士气振矣。

一、制艺各有渊原，上者取诸经史，融会传注，次者亦必遵循理法，出人大家。虽立意遣词标新领异，才各不同，总宜格遵功令，以清、真、雅、正为主，不得为无稽之谈、险怪之语。且得失穷通，自有定数，平时书院会课先存徼幸之心，舍其在我，好为诡遇，即此心术不端，他日必非善类。防微杜渐，作者阅者不可不慎。

一、书院启馆之后，山长率领肄业生童，每月朔望日恭谒神座，行四拜礼，师生行三揖礼。初二、十六两日会讲毕，有愿习射者，于射圃各射箭五枝。初三、十八两日课文，每岁四仲月下旬则为大会，宣讲之后，乃课文艺，凡肄业及取准附课之人，是日务期齐集，毋得一人不到。（按宋元间，书院后旧有陈公祠，今拟修祠未果，朔望日行香无地，姑俟之异日可矣。）

一、肄业生童必经官考选，素行端谨文艺卓越之士，方送入书院肄业，不得滥觞。其或乡居道远，或现在训读不能入院肄业者，亦一体考取，准其附课。

一、书院每岁必须延请山长。总于本邑宿彦中求其学优品高众所推服者，礼聘掌教。如邑中果不得其人，乃于四方延请，慎毋令讲席久旷。倘有闲缺时日，节省费用，务宜存积，以便增置田产，扩充屋字、器物，不得移充他项公用。官长及在院诸生互相稽察，庶免侵渔。

一、书院乃讲学育才之地，理宜静肃。在院肄业、会课者方许住宿，往来一切闲人禁止出入，地方官长率同绅士获持，不得借作公廨，并僦寓外人，以免作践。

一、书院旧有斋长，今每岁于肄业生员中公举二人，经理督率院务，并理一切经费出入，岁终公同核销存案，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

一、书院学田十余处，岁共收租钱三百余千，除山长束脩、月费外，其余概作肄业生童膏火、奖赏。其在院肄业准取正课者，每月给与膏火，会课之期复给奖赏，其未在院内肄业仅取附课者，有奖赏无膏火。

一、学（学夫：书院员工名称之一，有类于今日学校之后勤人员。各地各院称谓不同，有院夫、打扫夫、门夫、斋夫等等名目。）一名，在书院居住，平时司启闭、供洒扫、典司院内器皿，以备应用，每年酌给工食钱十二千，使有专责，毋得推诿。

●复性书院

在乐山乌尤寺。年夏，浙江学者马一浮（—）创建。设院长、监院、主讲兼总纂各一人主持院务，其下有办事处、廛习处、刻书处、编纂处等，置事务史、典学史诸职分任其事。马浮自任院长，延浙江大学教授贺昌群掌教务，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等任讲席。讲学分理学、玄学、义学、禅学四讲座。制订学规、简章、征选肄业细则等，确立“综贯经术，讲明义理，养成通儒”的办学主旨，倡导研习群经诸子，兼及文史，讲求经术义理，重在躬行实践，成德达才的学风，名盛一时。学生分住院肄业、院外参学、通信问业三种，著名者有袁心粲、寿毅成、金景芳等人。年罢讲，专事刻书。年迁到浙江杭州葛阴山庄。院中讲学首重朱熹，重体验，崇践履，视论诵知解为手段，所刻有《群经统类》、《儒林典要》、《复性书院讲录》等种册类，多理学著作，故叶圣陶先生称理学家讲学，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是为复性的特点所在。书院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建于民族危难之际，心惟其继往圣之绝学而图救亡之志可嘉，其在特定时期以书院而补教育不足的实践更是难能可贵。

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

年

在昔书院俱有学规，所以示学者立心之本，用力之要，言下便可持循，终身以为轨范，非如法令科条之为用，止于制裁而已。乃所以弼成其德，使迁善改过而不自知，乐循而安处，非特免于形著之过，将令身心调熟，性德自昭，更无走作。《书》曰：“念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朱子《白鹿洞学规》、刘忠介《证人社约》，由此其选也，与今时学校之有校训实不同科。彼则树立鹄的，驱使力赴；此乃因其本具，导以共由也。又今日所谓养成学风，亦非无验。然其原于一二人之好乐，相习而成，有分河饮水之嫌，无共贯同条之契。此则合志同方，营道同术，皆本分之事，无门户之私也。昔贤谓从胡安定门下来者，皆醇厚和易；从陆子静门下来者，皆卓然有以自立：此亦可以观矣。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颜子如和风庆云，孟子如泰山乔岳。圣贤气象，出于自然，在其所养之纯，非可以矫为也。

夫“率性之谓道”，闻道者必其能知性者也；“修道之谓教”，善教者必其能由道者也。顺其气质以为性，非此所谓率性也；增其习染以为学，非此所谓修道也。气质之偏，物欲之蔽，皆非其性然也，杂于气、染于习而后有也。必待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则亦不胜其扞格。“童牛之牿”，“豮豕之牙”，则恶无自而生矣。禁于未发以前则易，遏于将萌之际则难。学问之道无他，在变化气质，去其习染而已矣。长善而救其失，易恶而至其中，失与恶皆其所自为也，善与中皆其所自有也。诸生若于此信不及，则不必来院受学，疑则一任别参，两月以后，自请退席可也。书院照章考察，验其言行，若立志不坚，习气难拔者，随时遣归，决不稍存姑息，转以爱人者误人。慎之戒之，毋贻后悔。盖不能长善，即是长恶，无论如何多闻多见，只是恶知恶觉，纤芥不除，终无入德之分也。

盖遮止恶德，不如开以善道，譬诸治病于已锢，不如摄养于平时，使过患不生，无所用药。象山有言：“某无他长，只能识病。”夫因病与药，所以贵医，若乃妄予毒药，益增其病，何以医为？病已不幸，而医复误之，过在医人；若不知择医而妄服药，过在病人。至于有病而不自知其为病，屏医恶药，斥识病者为妄，则其可哀也弥甚！人形体有病，则知求医，惟恐其不愈，不可一日安也；心志有病，则昧而不觉，且执以为安，惟恐其或祛：此其为颠倒之见甚明。孟子曰：“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岂不信然哉！诸生须知循守学规，如航海之有罗盘针，使知有定向而弗致于迷方；如防毒之有血清注射，使抵御病菌而弗致于传染。此实切己之事，不可视为具文。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舍正路而不由，乃趋于旁蹊曲径，错用心力，唐费光阴，此扬子云所谓航断港绝潢，以求至于海，不可得也。今为诸生指一正路，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只有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者内外交彻，体用全该，优入圣途，必从此始。今分言之如下：一曰主敬为涵养之要者孟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凡物不得涵濡润泽则不能生长，如草木无雨露则渐就枯槁，此是养其生机，故曰涵养也。涵有含容深广之意，喻如修鳞之游巨泽，活■自如，否则如尺鲋之困泥沙，动转皆碍。又有虚明照澈之意，如镜涵万象，月印千江。如谓黄叔度如汪汪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即含容深广之意。朱子“天光云影”一诗，即虚明照澈之意。人心虚明不昧之本体元是如此，只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气夺其志，则理有时而不行矣。然此是客气，如人受外感，非其本然。治病者先祛外感客邪，乃可培养元气，先以收摄，继以充养，则其冲和广沛之象可徐复也。

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志者，气之帅也。”“志至焉，气次焉。”心之所之谓之志。帅即主宰之义。志足以率气，则气顺于理，而是气固天理之流行也。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伊川曰：“涵养须用敬”，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心主于义理而不走作，气自收敛。精神摄聚则照用自出，自然宽舒流畅，绝非拘迫之意。故曰“主一无适之谓敬”，此言其功夫也。敬则自然虚静，敬则自然和乐，此言其效验也。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其力用也。《尚书》叙尧德，首言“钦明”；传说告高宗，先陈“逊志”。盖散乱心中决无智照。无智照故人我炽然，发为骄慢，流为放逸，一切恶德皆从此生。敬之反，为肆、为怠、为慢。怠与慢皆肆也，在己为怠，对人为慢。武王之铭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孝经》曰：“敬亲者无敢慢于人。”故圣狂之分在敬与肆之一念而已。“主忠信”即是主敬，《说文》忠、敬互训，信者，真实无妄之谓。此以立心而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程子曰：“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此该行事而言，心外无事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礼以敬为本，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武王曰“怠胜敬者灭”也。“忠易为礼，诚易为辞”，（语在《韩诗外传》。）忠即敬也，诚即信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未有敬而不能为义者，即未有忠信而不能为礼者，内外一也。一有不敬，则日用之间动静云为皆妄也。居处不恭，执事不敬，与人不忠，则本心汩没，万事堕坏，安在其能致思穷理邪？故敬以摄心，则收敛向内，而攀缘驰骛之患可渐祛矣；敬以摄身，则百体从命，而威仪动作之度可无失矣。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不敬则此心放失，私欲萌生。敬则气之昏者可明，浊者可清。气既清明，义理自显，自心能为主宰。不敬则昏浊之气展转增上，通体染污，蔽于习俗，流于非僻而不自知，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心中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视听言动，一有非礼，即是不仁，可不念哉？

今时学者通病，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而不肯阙疑阙殆。此皆胜心私见，欲以矜名哗众，而不知其徇物忘己，堕于肆慢，戕贼自心。故其闻见之知愈多者，其发为肆慢亦愈甚，往而不返，不可救药。苟挟是心以至，而欲其可与入理，可与立事，可与亲师取友、进德修业，此必不可得之数也。今于诸生初来之日，特为抉示时人病根所在，务望各人自己勘验，猛力省察，无使疮疣在身，留为过患。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人人自己本具。德性之知，元无欠少，不可囿于闻见之知遂以为足，而置德性之知任其隐覆，却成自己孤负自己也。圣人动容周旋莫不中礼，酬酢万变而实无为，皆居敬之功也。常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起灭不停，妄想为病，皆不敬之过也。程子有破屋御寇之喻，略谓前后左右，驱去还来，只缘空虚，作不得主，中有主则外患自不能入。此喻最切。主者何？敬也。故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尽则天理纯全，妄心息则真心显见。尊德性而道问学，必先以涵养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敬，别无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

二曰穷理为致知之要者

先须楷定何谓理，何谓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系辞传》文也。“致知在格物”，《大学》文也。向来先儒说《大学》“格物”，各明一义，异执纷然。大略不出两派：一宗朱子，一宗阳明。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并非打成两橛。不善会者，往往以理为外。阳明释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不善会者，亦遂以物为外。且如阳明言，则《大学》当言“格物在致知”，不当言“致知在格物”矣。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即物而穷其理者，即此自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也。此理周遍充塞，无乎不在，不可执有内外。（学者须知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言“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若执唯物之见，则人心亦是块然一物质耳，何从得有许多知识？）阳明“致良知”之说，固是直指，然《大学》须还他《大学》。教有顿渐，《大学》说先后次弟，明是渐教；《中庸》显天人一理，“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和即位育，方是顿教。（儒者不言顿渐，然实有是理。）阳明是就自家得力处说，朱子却还他《大学》元来文义，论功夫造诣是同，论诠释经旨却是朱子较密。上来约简旧说，是要学者先明穷理致知为何事，非于先儒妄生异同，心存取舍，亦非欲为调停之说也。

此意既明，学者须知格物即是穷理，只为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为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所言法者，即事物异名。）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约之唯是一理。所言穷者，究极之谓。究极此理，周匝圆满，更无欠阙，更无渗漏，不滞一偏一曲，如是方名穷理。致者，竭尽之称。如“事父母能谒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孝经》言“养则致其欢，丧则致其哀”之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一现一切现，鸢飞鱼跃，上下与天地同流，左右逢源，触处无碍，所谓头头是道，法法全彰，如是方名致知，所谓知之至也。清凉观答唐顺宗心要云：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则非证不了。证者方是真知，证后所说之理方是实理。不然只是揣量卜度，妄生分别，如盲人摸象，各说一端，似则似，是则不是。在佛氏谓之情识思量境界，谓之遍计执，全体是妄；在儒家谓之私智穿凿，谓之不诚。故穷理工夫入手处，只能依他古来已证之人所说一一反之，自心子细体究，随事察识，不等闲放过。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到得一旦豁然贯通，表里洞然，不留余惑，所谓直到不疑之地，方可名为致知也。《大学》只此一关最为难透，到得知至以后，意诚心正身修，乃是发悟。以后保任长养之事，譬如顺水行船，便易为力。故象山曰：“向上事益简易不费力。但穷理工夫直是费力，不是吃紧用力一番，不能致知。”朱子所谓“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系诚言，不容妄生疑虑。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朱子集注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即当孟子所谓“知性”，“尽性”即当孟子所谓“尽心”，“至命”即当孟子所谓“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程子曰：“理穷则性尽，性尽则至命。”不是穷理了再去尽性，尽性了再至于命，只是一事，非有三也。《大学》说“致知在格物”，不是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故今明穷理为致知之要者，须知合下用力，理穷得一分，即知致得一分。在佛氏谓之分证，到得知至即满证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子章句曰：“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此是一尽一切尽，其间更无先后。肇公（肇公：东晋高僧释肇（亦作僧肇），擅长般若学，著有《肇论》。京兆长安（今西安）人，俗姓张。）曰：“会天地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是故成己即所以成物，成物乃所以成己。“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此是一成一切成，其间更无分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良以物我无间，人己是同，于中不得安立人见我见。契此理者，是谓正理，是谓正知；反是则非正理，为不正知。此是知之根本。曾子闻“一贯”之旨，直下承当，及门人问，只道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此事学者合下可以用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事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尽己之事也。此亦是澈上澈下语。到得一理浑然，泛应曲当，亦只是个“忠恕”，别无他道。学者须于此信得亲切，行得真实，方可以言穷理，方可以言致和。更须知理是同具之理，无可独得；知是本分之知，不假他求。故象山曰：“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吾性分内事，即宇宙内事。”此亦知至之言。今时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之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之对象言之，则己亦外也。彼此相消，无主可得，而每矜为创获，岂非虚妄之中更增虚妄？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谓穷理致知也。

至穷理之方，自是要用思惟。“思曰睿，睿作圣”，程子曰：“学原于思，不思则罔。”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泛泛寻求，便谓文义已了，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欲入思惟，切忌自谓已了，若轻言易了，决定不思，是闭门而求入也。读书既须简择，字字要反之身心，当思：圣贤经籍所言，即是吾心本具之理，今吾心现在，何以不能相应？苟一念相应时，复是如何？平常动静云为之际，吾心置在何处？如此方有体认之意。当思：圣贤经籍所言，皆事物当然之则，今事当前，何以应之未得其当？苟处得是当时，复是如何？平常应事接物之时，吾心如何照管？如此方有察识之意。无事时体认自心是否在腔子里，有事时察识自心是否在事上，如此方是思，方能穷理。思如浚井，必当及泉，亦如抽丝，须端绪不紊，然后引而申之，触而长之，曲畅旁通，豁然可待。体认亲切时，如观掌纹，如识痛养；察识精到处，如权衡在手，铢两无差，明镜当台，毫发不爽：如此方有知至之分。此在散乱心中必不可得，故必先之以主敬涵养，而后乃可以与于此也。

三曰博文为立事之要者

须先知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从一身推之家国天下皆事也。道外无事，亦即道外无文。《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今补之曰：“文之施于用者谓之事。”博者，通而不执之谓。立者，确乎不拔之称。易言之，亦可谓通经为致用之要也。世间有一等质美而未学之人，遇事尽能处置，然不能一一皆当于理，处甲事则得，处乙事又失之。此谓不能立事，其故由于不学，即未尝博文也。虽或偶中，而幽冥莫知其原，未尝穷理也。（恒言斥人“不学无术”，本《霍光传》中语。“不学”言未尝读书，“无术”即是没办法。可见遇事要有办法，必须读书穷理始得。）《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文理”亦可析言之，在心则为理，见于事则为文；事有当然之则谓之理，行此当然之则谓之文。已明心外无事、离体无用，更须因事显理、摄用归体，故继穷理致知而言博文立事也。

穷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于学之意多。《论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盖不求诸心，则昏而无得；不习其事，则危而不安。此见思学并进，亦如车两轮，如鸟两翼，致力不同，而为用则一，无思而非学，亦无学而非思也。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操缦、博依，博文也。安弦、安诗，立事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文也；言、立，事也。六艺之文，即“冒天下之道”，实则天下之事，莫非文艺之文。明乎六艺之文者，斯可以应天下之事矣。此义云何？《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书》以道事。事之大者，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书》之事也。《礼》以道行。凡人伦日用之间，履之不失其序，不违其节者，皆《也。《乐》以道和。凡声音相感，心志相通，足以尽欢忻鼓舞之用而不流于过者，皆《乐》之事也。《易》以道阴阳。凡万象森罗，观其消息盈虚变化流行之迹，皆《易》之事也。《春秋》以道名分。凡人群之伦纪，大经大法至于一名一器，皆有分际，无相陵越，无相紊乱，各就其列，各严其序，各止其所，各得其正，皆《春秋》之事也。其事即其文也，其文即其道也。学者能于此而有会焉，则知六艺之道何物而可遗，何事而不摄乎！故凡言文者，不独前言往行布在方策有文史可稽者为是。须知一身之动作威仪、行业力用，莫非文也；（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乃指尧之功业。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乃指孔子之言行。）天下万事万物之粲然并陈者，莫非文也。凡言事者，非一材一艺、一偏一曲之谓，自入孝出弟、爱众亲仁、立身行己、遇人接物，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开物成务、体国经野，大之礼乐刑政之本，小之名物度数之微，凡所以为因革损益、裁成辅相之道者，莫非事也。

《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夫“知类通达”，乃可谓博文矣；“强立而不反”，乃可与立事矣。在《易》则曰：圣人有以“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夫“观其会通”是博文也，“行其典礼”是立事也。（《朱子语类》：“会通谓物之节角交加处。”盖谓如人身之有关节，为筋脉活动之枢纽。又喻如水之众流汇合而为江河，虽千支万派，俱入于海，此所谓会通也。）足以尽天下之事相而无所执碍者，乃可语于博矣；足以得举措之宜而不疑其所行者，乃可语于立矣。若乃事至而不免于惑，物来而莫之能应，是乃不可与立事，亦不足以语于博文也。今举《诗》教以明一例。如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今学《诗》者，能详其名物训诂矣，又进而能言其义矣，而不达于政，不能事父事君，其为面墙也如故，谓之未尝学《诗》可也。他经亦准此可知。故言“博文”者，决不是徒夸记览，徒骋辞说，以衒其多闻而不切于事遂可以当之，必其闳通淹贯，畜德多而谨于察物者也。言“立事”者，不是智效一官，行效一能，不该不遍，守其一曲遂足以当之，必其可以大受当于物而卓然不惑者也。

复次当知《易》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之文与地之宜，非如今言天文学或人文地理之类。天文即谓天道，人文即谓人道。阴阳消长，四时错行，天文也；彝伦之序，贤愚之等，人文也。《系辞》传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阴阳、刚柔、仁义之相，皆两也。等犹言类也，阴阳、刚柔各从其类谓之物。物相杂而成文谓之文。物犹事也，事之相错而著见者，咸谓之文。故一物不能成文，成文者必两。凡物之对待而出者为文。对待之物，交参互入，错综变化，互赜至动，皆文也。唯圣人有以见其“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故“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谓之爻”。学者知此，则知所谓文为事相之总名可以无疑也。文以变动而有，事以变动而生，故曰“功业见乎变”。功业者，事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此乃从体起用，亦谓之全体作用。“行其所无事”而非有计功谋利之心焉，斯立事之要也。故天地虽万物并育，不居生物之功；圣人虽保民无疆，不矜畜众之德。博文如物之生长，必积渐以至广大；立事如物之成实，必贞固而后有成。今人欲立事而不务博文，是犹不耕而望获也；徒事博文而不务穷理，是犹卤莽而耕之，灭裂而耘之也，欲责之以立事，安可得哉！复次当知博文属知，立事属能。《中庸》曰：匹夫匹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学者切忌自谓已知已能，如此则是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试观圣人之气象为如何？达巷党①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君子之道四，（某）［吾］未能一焉。”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夫圣人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然其自以为无知无能如此，非故为谦辞也，其心实如是也。鄙夫云者，执其一端之见而汰然以自多者也。圣鄙之分，由此可见。老子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释氏亦曰：“若作圣解，即是凡情。”必其自视欿然，然后虚而能受。此所以必先之以穷理致知，而后乃可语于博文立事也。四曰笃行为进德之要者德行为内外之名，在心为德，践之于身为行；德是其所存，行是其所发。自其得于理者言之，则谓之德；自其见于事者言之，则谓之行：非有二也。充实而有恒之谓笃，日新而不已之谓进。知止而后能笃，不为物迁，斯可以载物；行健而后能进，自强不息，乃所以法天。无有欠阙，无有间断，乃可言笃；无有限量，无有穷尽，所以言进。行之积也愈厚，则德之进也愈弘。故《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言其进也。《乾》文言：“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故行之未成，即德之未裕。《系辞》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以言笃行为进德之要也。言行同为中之所发，故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及乎远。”“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可为慎乎？”此以言行并举，今何以单言行？《论语》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昔）［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此明言行有不相应者，不可不察也。《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走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之色取仁而行违者尽多，依似之言，可以乱德，学者当知以此自观自儆。“言顾行，行顾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方可语于笃行也。此是言行分说，然当知合说则言亦行之所摄。《洪范》“五事”、《论语》“九思”“四勿”“三贵”，并属于行，广说无尽，今只略说五事，曰貌、言、视、听、思，曰恭、曰从、曰明、曰聪、曰睿，即行之笃也。“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即德之进也。“九思”、“四勿”、“三贵”，皆笃行之事。曰仁、曰礼、曰信，皆德也。德之相广说亦无尽。仁者，德之总相也，开而为二曰仁智、仁义，开而为三曰智、仁、勇，开而为四曰仁、义、礼、智，开而为五则益之以信，开而为六曰智、仁、圣、义、中、和，如是广说，可名万德，皆统于仁。学者当知有性德，有修德。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不能显。故因修显性，即是笃行为进德之要。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

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讲本训肄，即指“时习”，并非讲说之谓。即今讲说，亦是“时习之”之事，亦即笃行之事，亦即修德之事，即是因修显性也。前言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须知变化气质即是修。汉儒每言才性，即指气质。魏钟会作《四本论》，论才性异同，其文已佚，当是论气质不同之书，或近于刘劭之《人物志》。其目为才者，指气质之善而言。气质之不善者，固当变化，即其善者，只名为才，亦须变化，乃可为德，此即是修德。如《虞书·皋陶谟》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宽柔是才，须“宽而栗，柔而立”，始名为德，此非变化不能成就。其下准此可知。《周书·洪范》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此皆明气质必假变化。《通书》“刚柔善恶”一章所谓“（使）［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亦是此旨。刘劭《人物志·九征篇》虽名家言，亦有可取，大致以偏至为才，兼才为德，全德为圣，故曰：“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才也。（九征者，谓九质之征，谓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也。文繁不具引。）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才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才。偏才，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名家之言，乃以品核人流，未必尽为知德，然其所谓三度则有当也。知此可明修德须学，由偏至而进于兼，由兼德而进于全，非进德之谓乎？然又须明性修不二，不是性德之外别有修德，修德须进，性德亦有进。性德本无亏欠，何以须进？当知天地之道只是至诚无息，不息即进也。“与天地合其德”，只是贵其不已。所谓“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进德之极致也。行之不笃，即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一有欠阙，一有间断，便是不笃。行有欠阙，即德有欠阙，行有间断，即德有间断。故虽曰性德无亏，亦须笃行到极至处始能体取，所以言笃行为进德之要也。

易言之，即是践形所以尽性，进德即尽性之事，践形即笃行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圣人而后可以践形。”气之凝成者为形，形之变动者为色。（此与佛氏言色法不同。参看《宜山会语》五《说视听言动》。）天性，即行乎气中之理也。如视听言动皆有其理，恭，始为尽视听言动之理，始为得耳目口体之用，是谓尽性，是谓践形。朱子曰：“众人有是形而不能尽其理，故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故知视有不明，听有不聪，则是未能践其形，即未能尽其性。视听言动皆行也，四者一于礼，则是仁是德也。人生所日用不离，最切近而最易体认者，孰有过于四事者乎？所以应万事而根于心之所发者，舍此岂别有乎？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以“克己复礼为仁”。颜子直下承当，便请问其目，只此视听言动四事。知此便知笃行之道，合下当从非礼勿视、听、言、动入手。才有非礼即是不仁，到得四事全是礼，则全体是仁。是故言笃行为进德之要，此理决定无可疑也。

复次当知《中庸》曰“温故而知新”，博文之事也；“敦厚以崇礼”，笃行之事也。此所以继博文而言笃行也。《乾》文言曰“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当之；“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则笃行、进德当之。又此门总摄前三，如主敬须实是主敬，穷理须实是穷理，博文须实是博文，此便是笃行，一有不实，只是空言。涵养得力，致知无尽，尽事不惑，便是进德。若只言而不行，安能有得？行而不力，安望有进？故言虽分三，事唯是一，总此四门，约为一行。《论语》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文以知言，礼以行言，博约亦是同时，文礼非有二致。故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前三是博，此门是约。又中二为博，初终均约。总该万行，不离一心。即知即行，全理是事；即博即约，全事是理。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即下学，即上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艺之文，行即六艺之事，忠、信则六艺之本。今此四门亦略同四教，全体起用，全用归体。此乃圣学之宗要，自性之法门，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要识圣贤血脉，舍此别无他道。于此不能有会，决定非器，难与入德。若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是闻道，知是知德，道为万行，德是一心。今有言说显示，但名为“闻”，诸生体之在己，乃可名“知”。勤而行之，斯可与适道；得之于心，斯可与入德。如此则日进于高明光大之域，必可期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

贵州省

●龙岗书院

在龙场（今属修文）。明正德三年，王守仁于此任驿丞时建，位于龙岗山东洞。有讲堂、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招收“诸夷子弟”，以“知行合一”学说、《五经忆说》开导启发，门生群集。黔人始知有“心性”之学。贵州宣慰使、水西安国亨于东洞岩壁顶题有“阳明先生遗爱处”。罗汝芳也于洞壁题“阳明别洞”以志。清乾隆五十年，知县秦睿复建于察院山顶。五十三年，知县宋铎与邑人喻彦圣于原址捐修阳明祠间及围墙甬壁。道光八年，知县觉罗崇兴补修书院，知府色卜星拨寺田收谷石、银余两以增束脩资。咸、同间半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知县刘侣鹤变卖绝产修葺，供作公署。光绪元年恢复书院。二十八年改为小学堂。三十年，日本清官宗亲岩原大三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人来此瞻仰前贤，后由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题诗：“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并勒石成碑，“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到龙岗阳明祠，并题：“知行合一”刻于岩壁。张学良将军曾被囚禁于此。今为修文中学。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阳明洞、王文成公祠、正殿、元气亭等建筑。

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

明正德年间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劝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情，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怒之，兄弟怨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劝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可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荀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改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鲁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敩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云南省

●桂香书院

在新平。原名新邑书院。清康熙五十一年，知县张云翮于城内文昌宫捐设义馆。雍正五年，知县曾应兆改建为书院。乾隆四十七年，知县徐图南移建于四关外龙王庙，改名“桂香”。书院定有学规，以敦品、励学等训士，教学、考试皆定课程。嘉庆元年，知县彭筠修建。道光六年，知县李诚查实学租，并置田亩增加束脩膏火。不久又迁回城内文昌宫原址。咸丰九年，因兵火废。同治十三年，知县左维琦倡修，并筹设膏火。光绪三年，知县秦述先聘请山长主讲。继任知县彭祖诒、云南布致使唐炯相继由厘金中拨给经费。二十五年，知县钮承植以原地狭窄，改建于城北门内，更名“五桂”。三十一年，改办学堂。

桂香书院学规

——敦品

士为四民之首，诸生立身当高自期许，以圣贤自命。倘有与下贱差役、无赖党徒结盟往来，包揽钻营扰害人民者，无论生童，立即逐出。

二、励学

诸生入院求学，原期日有上进，对于每日功课，各立课程簿一本，将每日功课及所读看之书逐一登记，随时听山长诘问。如有不记或捏记者，每次扣膏火一课，至三次革出。

三、尊师

诸生入院肄业，须知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对于师长务宜讲明礼让，以示尊崇，切不可视如路人，蹈粗鄙野暴之习。

四、亲友

友为辅仁之资。诸生对于同学当知互相亲爱，视若同胞。切不可恃长凌幼，倚强欺弱，因口角而起争端，致贻败类之议。

五、惜时

时不再来，古有明训。诸生在院，每日当黎明即起，晚至二鼓后方可就寝。昼间除两餐后从事休息外，不可稍自暇逸，以误厥修。

六、节用

诸生读书原以明道为主，一切饮食服色当力戒奢靡，以崇俭朴，不可习于骄侈，伤乎廉洁，有失儒生面目。

七、严课

按月考试，原以造就人材，命题后，诸生宜静坐构思起稿，限本日交卷，逾限不录；其有录旧及枪替者，立予戒饬。

八、慎奖

膏火奖额：内学正课四名，每名给银六钱。副课八名，每名给银四钱。外学正课四名；每名给银四钱。副课四名，每名给银二钱。原以鼓励后进，诸生应课，务宜认真作文，倘无佳卷取不足额，宁缺勿滥。

课程

每月初一讲书，初二县尊官课，十一讲书，十二山长堂课，十六学师官课，二十一讲书，二十二山长堂课。试题，官课制艺一篇，试帖一首。除艺帖外，间杂试经古及字课。讲书，经史诗文不一。

陕西省

●关中书院

在西安。明万历三十七年，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参政杜应占、闵洪学，副使陈宁、段猷显等建于府治东南安仁坊，请冯从吾讲学其中。冯从吾原讲学于城东南宝庆寺，因寺狭不能容，故汪氏等特建此院迎其讲学。有讲堂楹，匾题“允执”，左右屋各楹，东西号房各楹，二门楹，大门楹及亭、池、桥、阁等。冯氏在此主讲近年。制定《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传阐程朱理学，四方从学者至余人，关中之学蔚为大观。天启五年，魏忠贤毁天下书院，遭毁。崇祯元年复建。清康熙三年，巡抚贾汉复檄西安府叶承祧、咸宁知县黄家鼎扩建，置道统祠，祀黄帝、炎帝，左右堂祀正学、理学名臣。十二年，总督鄂善重修，聘李顒主讲其中，倡导自由讲学之风，制订会约条、学程条，对讲学时间、内容、方法、目的及弟子日常礼仪规范均作具体规定。从游甚众，关学重振。雍正十一年，赐帑银两，建为省城书院。乾隆二十一年，御赐“秦川浴德”匾额。三十六年，巡抚毕沅重修，延进士汪祖启主讲。“不数载，关中乡会试中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同治十二年，布政使谭钟麟订《书院课程》则：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光绪七年，巡抚冯誉骥附设志学斋于院东，购置图书并增加膏火。住院诸生讲习，日有札记。越数年，按察使黄彭年、布政使曾龢又立斋舍，并购书赠书院。二十九年，巡抚升允改为优级选科及初级完全科两级师范学堂。今为西安师范学校。

冯从吾：宝庆寺学会约

明万历年间

——会期每月三会，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为期，不设酒礼，不用柬邀。大家初会相拜，止于会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门以滋劳扰。若别有请益，不在此例。

——会期讲论，勿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亵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谭，敦实行以共任斯道，无令乡之先达，如横渠、泾野诸先生专美于前可也。

——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此正崇真尚简处，彼此各宜体谅。若中有至亲旧友，不因学会相与者随便。

——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虚己下人。即有不合，亦当再加详玩，不可自以为是，过于激辨。昔张横渠先生，一夕与二程论《易》，次日语人曰：此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程伊川先生见横渠订顽，曰：是起争端。改为《西铭》，且曰：某兄弟无此笔力。又曰：自孟子后未见此书。观此，足见二子舍己从人，取人为善。邹鲁真传，正在于此。若以自是为自信，主意一定，无复商量，如此，纵讲得是，亦为不是，况又未必是乎？近世学者多坐此病，吾辈当共戒之。

——坐久兴到，愿歌诗者歌诗数首，以畅涤襟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气象何等从容，诚意何等恳至，即此是学。

——学之不讲，孔子忧之，况于学者。今吾辈讲学于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心易放，学问难穷，无论浮湛世味，悠悠岁月，即使今日行义超卓，尽足树立，苟以此自足自满，不复求益，宁保终身之不改行改王乎？即不然，宁保终身之不南越北辕乎？故亲师取友，一则夹辅切劘，使不致放逸其心；一则问津指路，使不至错用其功耳。总之，自求其益，非所以务外徇人也。故邹东廓先生有云：学之不讲，圣门所忧。所谓讲者，非以资口耳，所以讲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闻义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讲学以修德，实下手处。而吕泾野先生亦云：学不讲不明，非是自矜，将验己之是非。又云：道学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才有避人知的心，便与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辈折肱之言，吾辈不可不潜心体验者也。

——古今理学，名儒标宗立旨不翅（不翅：过多。犹言理学家标宗立旨，各有其说。）详矣。阳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于圣学，不可轻议。且如吾辈，今曰讲学于斯，其于圣贤道理发挥亦可谓极明畅矣，不知各人心中一点真伪处，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各人饬躬励行，亦可谓极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点安勉处，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虽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上一点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辈今日为学不在远求，只要各人默默点检自家心思，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则识得本体，自然好做工夫。由是，亲师取友，其益自尔无穷耳。不然，瞒昧此心，支吾外面，即严师胜友，朝夕从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于圣学也。若夫着实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则在吾辈，大家勉之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颜子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而止耳，无他奇术密诀也。今吾辈发愤为学，断当自改过。始余每见朋友中背后多识人过失，当面反不肯尽言，此非独朋友之过，或以彼此未尝开心见诚，以“过失相规”四字相约耳。今愿与吾辈约，以后会中朋友偶有过失，即彼此于静所尽言相告，令其改图，不惟不可背后讲说，即在公会中亦不可对众言之，令人有所不便。于己固不当以一眚而甘于自弃，于人亦不当以一眚而阴其自新，交砥互砺，日迈日征，即此便是学颜子之学。不然，讲论虽多，亦奚以为哉？此改过所以为圣学第一义，故于约中特言之，其他不能具而悉也。

——毋对尊长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唾演，及撒手交

——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讥评时事，倾陷同

李颙：关中书院会约

清康熙年间

关中书院自少墟冯先生而后，学会久已绝响，今上台加意兴复，此当今第一美举，世道人心之幸也。诸同志川至云集，相与切劘，虽以顒之不肖，亦获滥厕会末，振颓起惰，叨益良多。众谓会不可以无规，促颙揭其概，谊不得固辞，谨条列于左：

——每年四仲月一会讲，讲日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服帽，同诣至圣前四拜礼，随至冯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礼亦如之。礼毕，向各宪三恭，然后东西分，相对一揖就坐，以齿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讲毕，击磬三声，仍诣至圣前，肃揖而退。

——先辈开讲，恐学者乍到气浮，必令先斋戒三日，习礼成而后听讲，先端坐观心，不遽与言。今吾辈纵不能如此，亦须规模静定，气象安闲，默坐片晌，方可申论。

——先辈大堂开讲，只统论为学大纲，而质疑晰惑未必能尽，盖以大堂人士众多，规模宜肃，不肃则不足以镇浮嚣、定心志。私寓则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相契，气味浃洽，得以畅所欲言。吾辈既效法先觉，不可不循其渐次。大堂统论之外，如果真正有志进修，不妨次日枉顾顒寓，从容盘桓，披衷相示，区区窃愿谬竭愚悃（愚悃：悃，诚心、诚实。愚，自谦之词。意谓尽心尽力。），以效蒙瞽之诵。

——先辈讲学，大儒品是圣贤，学是理学，故不妨对人讲理学，劝入学圣贤。颙本昏谬庸人，千破万绽，擢发难数，既非卓品，又无实学，冒昧处此，靦颜实甚，终不敢向同人妄谈理学，轻言圣贤。惟愿十二时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入门，自新为实际。诸同人质美未凿，固无过可改，然盛德大业，贵乎日新，亦不妨愈加淬砺，勉所未至。

——吾人苟能奋志求新，痛自洗剔创艾，不作盖藏，方始有益。昔齐宣王自谓好勇好货好色，肯将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孟子面前陈说，略无一毫隐讳，所以孟子倦倦属意于王，以为足用为善。譬之病人，不自讳忌，肯将自己病源一一述出，令医知其标本所在，药始中病，苟为不然，即有万全良剂，与症不对，亦何补哉？今吾人相聚切磋，慎勿蔓衍泛谈，所贵就症言症，庶获见症商症，以尽忠告之益。

——晤对之余，各宜打并精神，默坐澄心，务令心澄神怡，表里洞然，使有生以来一切嗜好，一切外慕，及种种技能习气，尽情融销，洁洁净净，无一毫牵缠粘滞，方有入机。

——用力吃紧之要，须着着实实，从一念独知处，自体自认，自慎几微，此出禽入人、安身立命之大关头也。此处得力，如水之有源，千流万派，时出而无穷矣。若只在见解上凑泊，格套上摹仿，便是离本逐未，舍真求妄，自蔽原面，自悎生机。

——语称：“疑思问”。《中庸》谓：“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吾人苟真实刻苦进修，则问与辨又乌容已！譬之行路，虽肯向前直走，若遇三岔歧路，安得不问？路上曲折，又安得不一一辨明？故遇歧便问，问明便行，方不托诸空言。若在家依然安坐，只管问路辨程，则亦道听途说而已矣。夫道听途说，为德之弃，吾人不可不戒。

——迩来有志之士，亦有不泥章句，不堕训诂，毅然以好学自命者，则又舍目前进步之实，往往辨名物、徇象数，穷幽索大，妄意高深。昔人所谓：“自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此类是也。吾辈宜深以为戒，要在切问近思，一味着里。

——静能空洞无物，情棕浑忘，而征之于动，犹有渗漏，终非实际。故必当机触境，此中莹然湛然，常寂常定，视听言动复礼，喜怒哀乐中节，纲常伦理不亏，辞受取与不苟，富贵贫贱一视，得失毁誉不动，造次颠沛一致，生死利害如常。如是则动静协一，体用兼尽，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乡表正一乡，在一国表正一国，在天下表仪天下，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方不枉今日往来书院，群聚切劘。否则一行玷缺，便亏生平，不但明为人非，幽为鬼责，即反之自己灵明，亦觉气馁神歉，蹴踖弗宁；且贻口实于无穷，曰：“此关中书院平日志学之人也，今乃如是”。是学之无益于人也。其为学脉之蠹，孰大于是？吾侪慎诸。以上数条，躬所未至，姑诵所闻，窃比工瞽，诸同人倘不以人废言，愿与共勉之。

李颙：关中书院学程

清康熙年间

——每日须黎明即起，整襟危坐少顷，以定夜气，屏缘息虑，以心观心，令昭昭灵灵之体，湛寂清明，了无一物，养未发之中，作应事之本。

——坐而起，世有事则治事，无事则读经数章，注取其明白、正大、简易、直截，其支离、缠绕、穿空、凿巧者，断勿寓目。

——饭后看“四书”数章，须看白文，勿先观注；白文不契，然后阅注及大全。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苟一言一行不规诸此，是谓侮圣，言空自弃。

——中午焚香默坐，屏缘息虑，以续夜气。饭后读《大学衍义》及《衍义补》，此穷理致知之要也。深研细玩，务令精熟，熟则道德经济胥此焉出，夫是之谓大人之学。

——申酉之交，遇精神懒散，择诗文之痛快醒发者，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却聘书》，从容朗诵，以鼓昏惰。

——每晚初更，灯下阅《资治通鉴纲目》或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阅讫，仍静坐，默检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焚香长跽，痛自责罚。如是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即意念无差，言行无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几善，有则便是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无则便是虚度，虚度之谓自画。昔有一士自课，每日必力行数善，或是日无善可行，晚即自恸曰：“今日又空过了一日。”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每日除万不容己者，只得勉应，其余苟非紧急大事，断勿出门一步。终日不见人，则神自清，品自重。有事往来亲友之家，或观田畴，或赴地方公务，行步须安详稳重，作揖须舒徐深园，周中规，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钉，手与心齐，庄而和，从容闲定，正己以格物。不可轻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门，不可狎比匪类，不可衣服华美。

——习学先习不言。无论见未透行未至者，不言；即见已透行已至者，一概静默不言。始也勉强，力制数日，不发一语，渐至数月不发一语，极至于三年不轻发一语，如是则所蓄者厚，所养者深，不言则已，言则成经矣，人不闻则已，闻即信服矣。所谓三年不言，言乃雍是也。万一尊长或平日知契固问，惟就所闻坦怀以对，必诚慎，务要简当。

——联五七同志，每月朔望两会，相与考德问业，夹辅切劘。公置一簿，以记逐月同人言行之得失。得则会日公奖，特举酒三杯以示劝；失则规其改图，三规而不悛，听其出会。

——会日坐久腹枵，会主正设肉蔬四器，充饥而止，甚勿杯盘狼藉，以伤雅风。会中所讲之书，如《康斋日录》、《泾野语录》、《文清读书条》，此数种，明白正大，最便后学。所论之言，毋越心性命纲常伦理，不得语及各人私事，不得语及闺门隐事，不得语及官员贤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语及朝廷公事及边报声闻。违者，罚备次会一会之饭。

以上数条，乃顺手偶成，原不足示范，感诸子诚切，聊助鞭影耳。诸子倘不以为谬，谨守力行，慎终如始，相期于必至之域，岂惟区区之光，即二百河山亦与有荣施矣。

●味经书院

在泾阳。清同治十二年，督学许振祎奏建。邑绅吴建勋捐地以助。初期在陕西、甘肃两省招生，后改为陕西专有。其规模与关中、宏道相等，但“其定章有不同于他书院者三”：不课时文，以实学为主；改师生不常接见之习，山长登堂讲说，逐条讲贯，察其课程，阅其札记，别其勤惰，严其出入；改由官负责为由山长负责，使一方之望专理一方之学。史梦轩为第一任山长，以城固训导姚邵诚、澄城教谕王贤辅协理讲席。史氏品端学粹，教学有方，制订教约，其中严戒者四、定约者三，另有功课定格等，从其学者多所成就。十三年，督学吴大澂筹置膏火费。光绪二年，监院寇守信增建监院署。九年，督学慕容于筹营田银两。时柏子俊任山长，订立以“八禁四读”为主要内容的教约。十一年，邑绅吴建勋捐地增膏火。山长刘光蕡立求友斋，以天文、地舆、经史、掌故、理学、算学课士，开三角举要》，令诸生习之。又令筑“通儒台”，以实地测验，立“白蜡局”，创“复豳馆”，仿造轧花机。又立“时务斋”，其大旨欲沟通中西，以救时局，“不以空谈为学，不以空谈为教”。别订教法则及《读书法》。十五年，监院周斯忆增建藏书楼于讲堂东。十七年，督学柯逢时奏立刊书处，筹银万两拟岁刻正经正史各部，选院内高材生人司校勘，仿阮元《十三经校勘札记》法，附札记于书后。院长刘光蕡兼总领刊书处，制订《办法章程》条，述刊书有关事宜，管理办法以及经费使用等。刊书由院长总负责，下有董事，轮流负责。分初校、二校，以求保证质量。每书刊印部，部交院长，部存书院，部出售。所得银款曾作崇实书院日常应用。戊戌变法后圮。

刘光蕡：味经书院时务斋学规

清光绪二十一年

予承乏味经有年矣，愧无实德足以感发诸生志气，振奋有为。而时变日棘，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而辑中夏古谓：四郊多垒，为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费，无辱不有，非地广大荒而不治之实乎？吾辈腆颜为士，不引以为辱，无论无以对朝廷也。试思外祸又发，天下之大，何处藏身，各有父母，各有子孙，读书无科举之路，经商无贸易之途，工无所用其巧，农不免税其身，中国之患尚堪设想耶？欲救此患，必自士子自奋于学始。人才辈出，不臻富强者，无是理也。今与诸生约，各存自励之心，力除积习，勉为真才，日夜有沦胥异类之惧，以自警惕于心目，则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岂惟余有厚望，亦吾陕之幸，天下之幸也。谨条列其端于后：

——励耻

今日士子孰不读书，而终无用者，非书无用也。经史如天之雨露，然其灌溉心与养草木之苗无异，由善念而读书则成良才，由俗念而读书则为恶卉。人心皆良而非恶，一念之岐，终于千里，孟子所谓善利舜跖是也。吾辈用功当从此下手。无论何书，每读时先问读此何用，则心中行有主宰，一线穿去，有条不紊，才识日增而且易于记忆，此即程子所谓立志，朱子所谓穿钱之索子也，而吾归之励耻者。人惟心有所耻，则内若负疚，无时间断，心密气奋，志自专而力自果，则知耻尤立志之本也。今之仕途虽杂，东事之兴（东事之兴：指中国与东邻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其当大任者杂途乎？抑曾读书称士子者乎？此日之书无用，当日读之之志非也。读书不立志，愈读愈坏，则皆自不知耻始，吾辈须力戒之。

——习勤

今日天下之患，惟惰为甚。而惰之患，亦惟土为甚。文武分途，弓马之事，士皆不习见，见兵刃则动色，闻炮火则战栗，养成嫩脆之骨，其妖弱甚且同于妇女，全失古人桑蓬（桑蓬：桑弧蓬矢的省称。古时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作矢，使射人射天地四方，寓意男子志在四方。桑弧蓬矢，又作桑弧蒿矢。）之意。前数十年，友人游京师者，谓士大夫衣饰全效妇女，将终蹶而不振，今其言验矣。古者士子进身皆以射，乡大夫宾贤能，天子选士择官，射与礼乐并重。管子处四民，所谓士乡者，战士也。即春秋左氏所记，所谓士者，亦多指战士。至战国始有策士，以口舌取官者，然则劳力之事不可谓非士之当为也。夫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士但当讲习讨论，以益其智，如周公之仰思待旦，孔子之忘寝忘食，然知劳心之人，未有惮于劳力者，惮干劳力之人，未有能劳心者也。孟子谓，当大任必先劳其筋骨。劳则坚凝，不劳则脆嫩，以脆嫩之筋骨，如何能膺艰巨。五胡乱华，陶士行运甓习勤，今日之时势何如，可不以士行为法哉？有志之士，其学问当自习勤始。

——求实

外人谋富强，中国言仁义，岂吾圣人垂训不能富强，而以仁义贫弱天下哉？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非仁义不敌富强，空谈不敌实事，其弊亦自士子读书始。束发受学，但知读书为作八股之资，不惟与世事无涉，并与自家身心无涉。故读道德之言，亦知圣贤谈理之精，读经济之言，亦知名世论事之切，发之八股何尝不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而技止于此。举圣贤所遗之经史子集，不过为一大兔园册子①，一旦身列仕途，问以家国天下之事，皆欲索之仓卒，而毫未预为之计，天下事安得不坏。故士非士，吏非吏，官非官，兵非兵，工非工，刑非刑，一切用人行政均以八股之技从事，代他人为言而与己无与，成为虚浮之天下，而外敌乘虚而入矣。故今日之弊，非矫虚以实不可，矫之亦必自士子读书始。凡经史中所言之事皆以为实，而默验之身心，必求其可行，而不贵其能言，则心入于事理之中，言未有不真切者，而文亦精进矣。求一得两，何惮不为？

——观时

水镜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字，以目伏龙、凤雏，人以为豪杰之趋时，不知即《易》之时义，《中庸》之时中。盖天地之机日新，帝王之政事，圣贤之学问，吾辈之识见，不得不求日新，以合天地之气运。日新即日变，变而能新，则时义、时中之谓也，故孔孟不取老庄之言，而用黄帝尧舜之道，治春秋战国之天下者。以时隔二千余年，道当穷变通久也。今日之天下，黄帝尧舜之天下也。混饨可易而文明，文明亦可易而机巧，欲变通久即孔孟之道也。士生今日，徒抱唐宋以来之成迹，而不统观开辟以来之变以印证今日，必不足以持今日之变。故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义。凡读经史皆与今日时势相证，思其合，且思其所以不合之故，则书皆有用，士成通才矣。

——广识

今之为政难矣，不胸有五大洲之国，不足以安一洲之一国，学以为政，非悉五大洲之政事、文章、人情、物产，亦何以为学。况西人驱使无情之水火，无形之气风，一草一木之微，皆想入非非，化无用为极有用，硝磺及炭是也。使有言于四五百年之前者，则必议其妄，今果何如耶？况经国大犹历代不袭其迹，而意未尝不同。不知其迹之异，则泥古而鲜通；不知其意之同，则执迷而不化，未有能应今日之变者也。宜于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深求其故，了然于心，而于外洋各国立国之本末，亦兼综条贯，则遇事自分晓，不难立断，而措置从容，无不中节矣。

——乐群

今日人心涣散极矣。《易》言：“涣其群元吉。”今何以不吉？盖涣其名利之私，而群其道义之公，涣之正所以群之，故继之曰：涣有孚匪夷所思，圣人何尝不重天下之群哉。吾乡人士习秦人无党定语，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执高头讲章之说，自以为是，与世事全形隔阂，乃闻人之长而必言其短，见之人短而特甚其词，此争名之心发于外也。居处饮食不相让，学问事业不相谋，此争利之心蕴手中也。及至居官，以空疏之识竞名利之私，其能不嫉贤妒能，贪荣慕势，如《诗》之所谓忮者乎？官方坏，则事事失人心，今日人心之涣，未必不自吾辈存心酿而成之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自爱名节，则矜而不党；不贪名利，则不争而能群。能群即胞与之仁，不群即土崩瓦解之势，《书》所谓“亿兆人，惟亿兆心也。”《易》于极涣之后，许以元吉象，以有孚幸，以匪夷所思。萃人心之涣，其权不能专责之士，然士亦有人心世道之责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吾辈所得为者，吾自勉之。匪夷所思，安知不为今日之谶哉。

以上六条，诸生果信予言，潜心学去，他日必有益世用，予日夜所祷祀者也。既谓士须以八股进身，则励耻求实，必不屑窃为文徒恃空言；从事经史，体以身心，而文有根底；审时广识，文必精切，宏肆场中，易于制胜，习勤乐群，则朋友讲习，日夜不倦，文事日精进矣。凡八股，皆以发挥圣言，上六条则以圣人之言而以身为之者，世岂有身为其事而不如徒言之亲切者，诸生果实从事于此，倘有妨八股，予甘任其咎。

●崇实书院

在泾阳。清光绪二十三年，督学赵维熙奏建格致实学书院于味经书院东。院成，改名“崇实”，有计堂架楹，堂前东置日晷，西筑通儒台。堂东西有致道、学古、求志、兴艺斋。设院长人、分教人。其课程设置注重格致、英文、算术、制造。分政事、工艺二斋教学，仿味经书院设时务斋，订《书院章程》条，进行教学改革。二十七年，督学沈卫奏请并入宏道书院。

刘光蕡：崇实书院学规

清光绪二十三年

予于乙未春间，为味经诸生拟学规六条：一励耻，二习勤，三求实，四观时，五广识，六乐群。其时拟集股购机器纱织，有效，再建实学书院，予故先以此勖诸生。继辟时务斋为书院之先声，盖恐集股不成，不能别构书院也。今幸书院已成，省宪筹备膏火，顷奉旨特变科目，诸生当无不痛除故习，以勉承明诏矣。然绎诏旨，六门特祛词章之虚，以从政艺之实，适符崇实命名之意，非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弃之以从西政，举孔孟以来相传之道弃之以从耶教也。然则诸生欲为实学，当自有实心始。实为尧舜以来相传之族，则当实心以求保种；实为学习孔孟之徒，则当实心以求保教；实为大清数百年之士民，则当实心以求保国。实心求之之法，仍不出前予所拟六条，请再引伸其说以告诸生。

周子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何志？欲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而已。夫之莘野耕夫，乃以君不若尧舜，一夫不被泽为耻，去尧舜仅四百余年，尧舜法度岂尽泯没。桀虽昏暴，犹为中国之人，中国之教必不尽。举中国四万万之民而奴隶之，屠割之，伊尹之耻乃至，若挞于市，使生于今日，亲见外夷之横，异种之教驾于尧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国，其耻之深痛，为何如耶？耻之，则必求洗其耻，求洗其耻，非自奋于学不可。孟子云：“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矢以身殉道之心，然后为有耻，然后能立志。此耻之全量也。而在诸生，则尤有切要之图。当思与中国并立者，何以他国之人皆智皆巧皆富强，中国独愚拙而贫弱，人且谓我为野蛮，为无教化。以炎黄之种，生清淑之区，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而令人訾为野蛮无教，而愚拙贫弱，则诚不如人，此其可耻为何如，诚不可一夕安矣！耻则愤，愤则勤。

吾前多言兵事，若以武夫待文士者，不知是即孔子之道也。孔子论学曰：“愚必明，柔必强。”勇为达德之一，弱为六极之终，自强不息，道乃上拟天行。然则学问之事，以知始，以强终，果窥圣人之道，未有不强者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开特科，名曰武备，朝廷之意可知矣。诸生即为一身功名计，处今日世界，不耐勤劳，何能任事？故当孜孜以求其明并求其强也。明者，治心之效；强者，治身之效。宋儒谓变化气质，变昏愚之气而清明，变脆弱之质而强健也。诏旨所分六门，不过政艺。政，古之大学也；艺，古之小学也。西政之善者，求之吾古，无一不备，而易流于空谈，当与吾今日所行之政相比较，则一旦当自能坐言起行。西人之艺，则极神奇，此殆天为之开，俾西人数十年研求以贶我中国者，彼为其劳，我为其逸，我辈宜各占一门，日夜殚心，若有其器，如法试验，不过三年，即能贯通。西人汽机、轮船等事，其分功课，亦不过三年也，但算学、重学，无论自占何门，须先通。

吾辈未入仕途，所学内修、外交、理财、经武，虽言之极精，均空谈而无实事，则吾前所谓求实事者，将何以求？曰：“此其本，在存心；而其用，在观时。”视天下之患，如在其身，西人何以富，我何以贫，人何以强，我何以弱，人何以不讳言利而贪黩者少，我何以言仁义而污处者多？以西国之政事对镜，而我之弊不可掩，以西国之政证以我之三代而上，而我之弊愈不可掩。而救弊之方是在矣，实心奉行内修、外交、理财、经武。中国之弊，皆积于唐宋以来以文取士，故弊在此也。故求实须黜浮词，而能黜浮词则自能观时始。观时何以能黜浮词？曰：“外洋诗书礼乐之化不如中国也，然而国日富强，仁义道德之训不如中国也，然而自谓有教化，其故何哉？”外洋之事治，中国之事不治也。中国之事何以不治？取士之时，以文不以事，则士之读书，亦只求能文而不求能治事。故朝廷之政，吏例持之，行省之政，幕宾家丁持之。非甘让行政之权于人也，平素并未讲求，一入仕途，每遇一事，均茫然无所措手，不得不假手于人，而弊丛生矣。今则六七大国相逼，理财之权授于人，治兵之权授于人，近且黜陟之权亦授于人，而瓜分之说且昌言不讳。宦途日棘，不欲入仕途则已，欲入仕途，兵刑钱谷之事，可不预为讲求哉？

其曰“广识”，何也？曰今之祸较战国为急而且大，战国仅中原之地互相争夺，今则合五大洲相争夺矣；战国之秦专尚兵力，今则以商务夺我之财，以教士诱我之民，其祸酷于金元，较五胡而过之；五胡仅恃强悍，今则加以智巧，万非中国所能敌；故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多至万余种，诸事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削于人也。故能识周六合，然后可以上下千古，井田封建，皆后儒所谓万不能行者，今则万不能不行矣。观炮火之烈，然后知井田沟洫之法所以为国也；观吏胥之横，然后知乡官州遂之制所以联民也。至于学校，尤万不可以不复古，非西人行之而效，孰敢作此论哉！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

其曰“乐群”，何也？五大洲上之人分五种，欧罗巴人为白种，利未亚人为黑种，南洋各岛为棕色种，美利坚人旧为红种，今被白种驱逐逃于深山，如云南之怒夷，黑人仅为白人之奴，棕色人多见并于白人，惟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群，各色人不能群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为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之，故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能群，即孔孟悲悯之心，必能使中国为一人，然后能使天下为一家，否则人以天下为家，我将为之奴隶矣，可不痛哉？故吾愿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见，以勉求当世之务而共支危局，不独忠于国也，黄帝尧舜以来，圣贤之神灵，实我凭之矣。

青海省

●三川书院

在大通。清乾隆元年冬建。延名师主讲。三年，西宁府佥事杨应琚订学约条，敦促弟子求学上进，提倡“闭门潜修，同人砥砺”学风。针对文教不举之现状，特规定家有三子者必择一俊秀者入学，只生一子者若体弱不胜稼穑者亦应入学。其致力教育之心可鉴。

杨应琚：三川书院学约记

清乾隆三年

古者党庠之设，所以教养人材，俾之德修举殖，以备国家器使。隶其地者，必各敦黾勉，共就甄陶，方能三年小成，七年大成，文行卓卓，著为人望尔。大通卫地居塞外，人杂番戎，自雍正三年始设义学，已历一十三载，迄今学不加进，业不加修，良由尔父兄狃于姑息，子弟乐于怠荒，故卒无成效。今于乾隆元年冬另建书院，敦延名师，俾昼夜维勤，寒暑无间，以仰副圣天子兴贤育才之至意。比岁以来，闻诸生读书渐有进益，已详请制府兼中丞阳湖刘公题准该衙，每科岁考取文武生员三名，暂附府学，可谓千载一时。若作辍不常，去来无定，将何以应试？又将何以立身？自兹以往，不能不严立规条，稽考文行尔。诸生各宜尚志，以慰余望。

——大通避处荒彻，地瘠民贫，凡编氓子弟宜戮力耕耘，为俯仰之籍。然皆事田畴，不知礼义，逸居无教，愚野堪忧。今定一家三子，择俊秀者一人入学肄业。或止生一子，气禀孱弱，力不能任稼穑者，尤宜读书勤学，奋志青云。

——子弟入书院肄业及在义学读书者，须遵朱子《白鹿洞规》，论定《程董学则》及《分年读书法》。今各录一册，揭之楣间，庶触目警心，感发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