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方以其器之精巧而爱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输之攻，墨之守，岂拙人之所能哉？非我俗类，其心必殊，不谋为不轨于彼国，我亦不可弛其防范，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兹满汉一家，蒙古戚国，出入关隘，犹凭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来，反得自如，而无讥察，吾不敢以为政体之是也。”
辩曰：西儒之学，本乎穷理，存乎尽性，无往非爱人如己。故其见爱于人，在形上之道，而不在形下之器。即使有器之精巧，亦由彼国良工所造，当重其格物之理。所谓“维楚有材，维晋用之”。可以验天时焉，可以测日景焉，可以定心昼夜时刻焉，可以远观山川形胜焉，可以微探物象精粗焉，可以救水火灾患焉，可以资学业利用焉，此亦何惧之有？如曰“匪我族类，其心必殊”。除是猛兽异类，不知理义，当疑其心耳。若犹是人也，古之圣王，以天下为家，有万物一体之思，岂今满汉一家，所宜出此言乎？况光先身居中华，疑其不轨于彼国，有何见闻之足据？而任意谤言，则亦终是莫须有耳。迨观西儒远入中国也，宁无讥察，各省有堂按籍可查，何政体之非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