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柰何众辱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後传》“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後汉书。李固传》：“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于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

《史记。晁错传》：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人口议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呼错为公，盖以官称之。”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嫌于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着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

○古人不以甲子名岁《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力阴。”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後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贾谊《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氏《说文》後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谓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谓矣。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後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已，岁次实沈“是也。自此《後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苟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类，皆日也。惟《晋书》王е上疏言：“臣以王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後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

自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于，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後周庚信《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至杜预《左传集解後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王戌矣。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们日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至辛已年十月；至甲申年四月又，至丙戌年十月又；至己丑年四月又谛，至辛卯年十月又。”其辛已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杨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矣。岂非迷于後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于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娜訾之口”者。从後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大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大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史家追纪月日之法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儒上。“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王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漱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字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于罕止之。《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于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周合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纪也。

○史家月日不必顺序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後书癸已。甲午为正书，而癸已则因後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扫甲戌，後书癸酉。甲成为正书，而癸酉则因後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弑，先书五月癸亥，後书乙卯、丙辰。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念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沪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书日《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人郢。”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见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听”，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见于《礼》；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晁”，日“薄暮”，曰“黄昏”，见于《楚辞》。纪昼则用日，《史记。项羽纪人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後纪》：八月庚申旦，平阳侯见相国产计事，日时，遂击产，《彭越传》：旦日，日出十余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传》：旦受沼，日食时上，《汉书。五行志人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哺时复；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寐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们又书。西域传》杜饮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上伦传》：“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呜受贺。”《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传》：“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传》：“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郎按┉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失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曰失，日失至，至下，下讪至日人。《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失”。曰“下脯”。《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失”，“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晋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後汉书。隗嚣传》：“至昏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後，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爱始将行，是谓フ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禹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爱止羡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渝于蒙谷，是谓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年月朔日子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云：“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计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後人之简矣。

○年号当从实书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坛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後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叟阝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钅复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钅复，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史书一年两号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後，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後人因谓之革除耳。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年号古今相同《水经注。水下》“千金曷”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乾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是键为、二郡。《魏都赋》：“恒碣パФ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济水为“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孙氏西斋录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後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後传》，列于废後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後》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通鉴书改元《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为帝祥兴元年，非也。黄氵晋《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後元年汉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後人追纪之为中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年号《通鉴》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後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者。

○通鉴书葬《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後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史书一人先後历官《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後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史书郡县同名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後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郡国改名《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後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後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後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书人同姓名《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後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後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史书下两曰字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书家凡例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题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後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後。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後“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後，“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後，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後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後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後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後有诗。有诗而後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後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闷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然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诗有无韵之句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两韵也，至当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矣，亦至当不可易。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二句无韵。李大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二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二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诗，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吴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此则所谓不以韵而害意者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漠》：“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玉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大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昌，疾不作而无妖祥，此之渭大当。然後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有不用韵者。

○易韵《易》之有韵，自文王始也，凡卦辞之繁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则辞愈繁，而愈多用韵。疑古卜辞当用韵，若《春秋传》所载懿氏之“锵”“姜”、“卿”、“京”，骊姬之“渝”、“俞”、“莸”、“臭”，伯姬之“”、“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之“蹙”‘、“目”，孙文子之“陵”、“雄”，卫侯之“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之“骨”、“猾”、“ㄏ”，《史记》所载汉文帝之“庚”、“王”、“光”，《汉书。元後传》所载晋史之“雄”、“乘”，“崩”、“兴”，皆韵也。故孔子作《彖象传》用韵，盖本经有韵而传亦韵，此见圣入述而不作，以古为师而不苟也。

《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古诗用韵之法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先生《音学五书》序曰：《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咸然後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库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後名之曰韵，至宋周容、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体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韵。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徐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民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古人不忌重韵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无此体，遂欲分为八意，以为必分为八而後可以重押韵无害也，不知《柏梁台诗》三“之”、三“治”、二“哉”、二“时”、二“来”、二“材”已先之矣。“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求其说而不得，则疑以为题下注，不知古人未尝忌重韵也。故有四韵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是也。有二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采薇》首章连用二“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二“而微”字，《车荦》三章连用二“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二“有声”字，《召》卒章连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用三“人”字，《那》连用三“声”字。其重一字者，不可胜述。汉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诗》三“头”字，二“隅”字，二“馀”字，二“夫”字，二“须”字。《焦仲卿妻作》三“语”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归”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门”字，又二“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二“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二“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二“庭”字，二“灵”字，二“鸣”字，二“成”字，二“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二“归”字。张协《杂诗。黑戾跃重渊》一首二“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二“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竞述怀诗》二“反”字。任《哭范仆射诗》二“生”字，三“情”字。沈约《钟山诗》二“足”字。然则重韵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诸葛孔明《梁父吟》云：“间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当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二“相”字，今人谓必字同而义异者方可重用，若此诗之二“相”固无异义也。且《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异义哉！

李太白《高阳歌》二“杯”字，《庐山谣》二“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二“中”字，《奉先县咏怀》二“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园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济”字，《宿凿石浦》二“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二“光”字，二“鸣”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诗有以意转而韵须重者，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杖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监，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ń。於论鼓钟，于乐辟ń。“又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转者，不容别换一字。○七言之始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灵枢经。剌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团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古人未有之格语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诗，而四字皆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为一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古诗有八言者，“胡瞻尔庭有悬兮”是也。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也。然无用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于歌也，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则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诗之本义也。知此义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从来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汉人所以难之也。

○诗用叠字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秽秽，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後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後人辞赋亦罕及之者。

○次韵令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诗言之，平声通用三十韵之中，任用一韵，而必无他韵可易；一韵数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无他字可易。名为易，其实难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凑足之，文或未顺则曰牵于韵耳，意或未满则曰束于韵耳。用事遣辞小见新巧，即可擅场。名为难，其实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难易巧拙之论破，而次韵之风可少衰也，、严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戏，而当时即已取讥于人。今人乃为之而不厌，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欧阳公《集古录》论唐薛苹倡和诗曰：其问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後世，然诗皆不及苹，盖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人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柏梁台诗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按《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与太母争樽，公卿请废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皆不当元封时。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则是柏梁既灾之後，又半岁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青则薨于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後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臣联曰：“天子副车驾驷马，此一时异数，平王安得有此？”

诗体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後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书法诗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冈曰：“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後学之士可兼为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後生无不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人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诗人改古事陈思王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谓：“赦盗马，秦穆公事，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吴为越所灭也。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

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使後人为之，岂不为人讥笑？谓高祖也。

○庾子山赋误庾子山《枯树赋》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是灾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汉也。《哀江南赋》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云：“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其上下文例，当是人姓名，姓别，名栩阳也。以为“离别”之别，又非也。

○于仲文诗误隋于仲文诗：“景差方人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则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为人楚，岂非梁、陈已下之人，但事辞章，而不祥典据故邪？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与此一类。

○李太白诗误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後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陆机文误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後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後，并无皇温。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文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说文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後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後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自辛}，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训为土。“威”为姑，也为女阴。“”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ㄏ扌世，“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说文长笺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淫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後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忄面《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忄面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後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後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後人语。”“燕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燕。”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後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矣。”《魏略》：“刘备性好结。”《吴志。甘宁传》：“负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後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掺’。”後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愚考之，其说殆不然。按《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曰：“《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後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但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则他经亦不存矣。《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是玄宗所改亦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也。夫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谓《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岂其然乎？

孔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是则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乃延士张{卣火}，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于石经之列。”今其石当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见传之人间也。世无好古之人，虽金石其能保与？

○急就篇汉魏以後，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儒林传》：”刘兰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北齐书》：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馀，便通。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书。周兴嗣传》曰：“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之。”《萧子范传》曰：“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命记室蔡注释之。”《日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是兴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谓子范作之，而蔡为之注释；今以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则异矣。《宋史。李至传》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钟繇书破碑千馀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本传以为王羲之，而此又以为钟繇，则又异矣。

《隋书》、《旧唐书》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以为汉时学书者多为此语，而後村刘氏遂谓《千字文》非梁人作，误矣。”黄鲁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

○草书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则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即已用草书也。《魏志。刘е传》：“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令е通草书，”则汉魏之间笺启之文有用草书者矣。故草书之可通于章奏者谓之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放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胜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

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旧唐书》：“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隽州。”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金石录《金石录》有宋公亦饣束鼎铭云，按《史记。世家》，宋公无名亦者，莫知其为何人，今考《左传》，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则《史记。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是兜栾之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误为“宋”，不必证之碑及《党锢传》，即《南蛮传》云：“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与本传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误显然，注未及正，房彦谦高祖法寿，自宋归魏，封壮武候，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皆同，独碑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曰：“《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後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是也。”《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华亦封壮武侯，字并作“壮”，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铸印作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是也。《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渊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涡，即是水也。”《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恩兵于洞涡河。”後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点画之讹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画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图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攴>、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ひ车图》；曹元廓画後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後主三阁图》、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维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後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後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古器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ね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

●卷二十二○四海《书》正义言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然《五经》无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兑为泽，而不言海。《礼记。乡饮酒义》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则又以见右之无海矣。《虞书》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据《禹贡》，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犹之西河即此河尔。

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後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云南有滇海，安知汉、唐人所见之海非此类邪？

○九州九州之名始见于《禹贡》《周礼。职方氏》疏曰“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盖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此谎诞之说，固无足采。然中国之大，亦未有穷其涯域者，尹耕《两镇志》引《汉书。地理志》，言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而疑不尽于禹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观之，涿鹿，东北之极陬也，而黄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黄帝以之合符，则当时藩国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汉以来，匈奴他部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祖黄帝，称昌意後，亦一证也。厥後昌意降居，帝挚逊位，至于洪水之灾，天下分绝，而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书》考之，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一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必其前闭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则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员所以止于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驺子之言虽不尽然，亦岂可谓其无所自哉。

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先儒谓以冀、青二州地广而分之，殆非也。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其山川皆不载之《禹贡》，故靡得而详，然而益、稷之书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则冀方之北不应仅数百里而止。《辽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营卫志》言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後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或其说之有所本也。刘三吾《书》传谓孔氏以辽东属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远，非所谓因高山大川以为限之意，盖幽、并、营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

禹画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然则谓《禹贡》九州为尽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礼。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曰“分”，则不循于其旧可知矣。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贡》“九州”，大名也。《周礼。大司徒》：“五党为州。”《州长》注：“二千五百家为州。”《左传。僖十五年》：“晋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国语》：“谢西之九州如何？”并小名也。陈祥道《礼书》：“二百一十国谓之州，五党亦谓之州；万二千五百家谓之遂，一夫之间亦谓之遂；王畿谓之县，五鄙亦谓之县，”○六国独燕无後春秋之时，楚最强，楚之官，今尹最贵，而其力令尹者皆同姓之亲。至于六国已灭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尝考夫七国之时，人主多任其贵戚，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论楚之昭阳，昭奚恤、昭睢，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公子成、赵豹，赵奢，齐之田婴、田忌、田单，单之功至于复齐国，至秦则不用矣，而径阳、高陵之辈，犹以擅国闻。独燕蔑有。子之之于王哙，未知其亲疏。自昭王以降，无一同姓之见于史者。及陈、项兵起，立六国後，而孙心王楚，儋王齐，咎王魏，已而歇王赵，成王韩，惟燕人乃立韩广，岂王喜之後无一人与？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岂下于怀王，而忍亡之也？盖燕宗之不振久矣，呜呼！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然则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诗》曰：“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人君之独也，可不畏哉！

○郡县《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後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下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馀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馀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吴起为西河守，冯亭为上党守，李伯为代郡守，西门豹为邺令，荀况为兰陵令，城浑说楚新城令，卫有蒲守，韩有南阳假守。魏有安邑令。苏代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而齐威王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则六国之未入于秦，而固已先为守令长矣。故史言乐毅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而齐王遗楚怀王书曰：“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张仪说燕昭王曰：“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馀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谓罢侯置守之始于秦，则儒生不通古今之见也。

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则因魏之故，云中、雁门、代郡则赵武灵王所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则燕所置。《史记》不志地理，而见之于匈奴之传。孟坚《志》皆谓之秦置者，以汉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赵、燕尔。

秦始皇议封建，实无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过如穰侯、径阳、华阳、高陵君之属而已，岂有建国长世之理。

○秦始皇未灭二国古封建之国其未尽灭于秦始皇者，《卫世家》言：“二世元年，废卫君角为庶人。”是始皇时卫未尝亡也。《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汉兴，有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之属，是越未尝亡也。《西南夷传》又言：“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则谓秦灭五等而立郡县，亦举其大势然耳。

○汉王子侯汉王子侯之盛，无过哀、平之间。《王莽传》：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缓为民。《後汉。光武纪》：“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悯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没，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是皆绝于莽而复封于光武之时。然《汉书》表、传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绝”，而《表》言安众侯崇，居摄元年举兵，为王莽所灭。侯宠，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见。“师古曰：”作《表》时见为侯也。“《表》言”今见“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时侯身已没者，其子孙亦但随宜封拜而已。惟安众之以故国绍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传》云：”嘉新公国师，以符命力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寇，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武五子传》：”广阳王嘉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诸侯王表》：”鲁王闵献神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中山王成都献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王子侯表》：”新乡侯佟，元始五年，上书言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若此之类，光武岂得而复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际，王莽摄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旋踵亦绝。“又可见莽摄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绍封也。夫惟于亲亲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则于安众之封见之。史文虽略，千载之下可以情测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论。

《武五子传》：“昌邑王贺，废封为海昏侯，薨。元帝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表》云：“贺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厘侯代宗，以贺子绍封，传至孙原侯保世嗣，传至曾孙侯会邑嗣，免，建武复封。”是光武之复封有此二人，安众以褒忠，海昏以尝居尊位故与？

《功臣表》：“萧何九世孙禹，王莽始建国元年更为萧乡侯。莽败，绝。”“曹参十世孙宏，举兵佐军，诏封平阳侯，十一世侯旷嗣，今见。”非光武之薄于■侯而厚于平阳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红阳侯王泓，以与诸刘结恩，父丹降为将军，战死。富平侯张纯，以先来诣阙，皆得绍封，而杜宪、赵牧并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汉侯国《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并无侯国，以在畿内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阳陵侯傅宽、高陵侯王虞人，《恩泽侯表》有高陵侯翟方进，并左冯翊县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苏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风县名。而高陵下曰“琅琊”，二平陵下曰“武当”，则知此乡名之同于县者，而非三辅也。若後汉则新丰侯单超、新丰侯段、京兆县夏阳侯冯异、栎阳侯景丹、临晋侯杨赐，并左冯翊县。好侯耿、槐里侯万修，槐里侯窦武、槐里侯皇甫嵩、邑侯宋弘、侯董卓，并右扶风县。而嵩传云：“食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盖东都之後，三辅同于郡国矣。

○都《诗》毛氏传：“下邑曰都，”後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经，则《书》之云“大都小伯”，《诗》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传》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晋二五言于献公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谓蒲也、屈也。士伯谓叔孙昭子曰：“将馆子于都。”谓箕也。公孙朝谓季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谓成也。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谓后阝也、费也、成也。莱章曰：“往岁克敌，今又胜都。”谓廪丘也。《孟子》：“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谓平陆也。《韩子》：“卫嗣君以一都买一胥靡。”谓左氏也。《史记》赵良劝商君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秦王谓蔺相如：召有司按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张仪说楚王，请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而陈恢见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于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马，其後乃为大邑之称耳。故《诗》云：“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农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群都县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之谏魏王，谓所亡于秦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则皆小邑之称也。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太王居，并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部，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史记。商君传》：“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语。

《汉书。晁错传》言：“忧劳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国邑为都。《後汉书。安帝纪》：“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是以郡治为都。而《食贷志》言：“长安及五都。”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而长安不与焉，此又所谓通邑大都居一方之会者也。若後世国都之名，专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称矣。

《史记》：“孝景中三年，军东都门外。”此时未有东都，其曰东都门，犹言东郭门也。《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

○乡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备书之者《史记》：“老子，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樗里子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是也。书县里而不言乡：《史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聂政，轵深井里人。“”淳于意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汉书》：”卫太子亡至湖泉鸠里“是也。亦有书乡而不言里：《史记》：”陈丞相平，阳武户牖乡人。“”王翦，频阳东乡人“是也。

古时乡亦有城。《汉书。朱邑传》：“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

○都乡《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

○都乡侯後汉封国之制，有乡侯，有都乡侯。传中言都乡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赵忠、张让，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具珍有罪，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缓，诏贬为都乡侯。是都乡侯在列侯之下也。赵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嘉八年，贬为关内侯。是都乡侯在关内侯之上也。良贺卒，帝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是都乡侯所食之户数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乡侯，是都乡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乡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封君七国虽称王，而其臣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则有称侯者，如穗侯、应侯、文信侯，而蔡泽但为刚成君。汉兴，列侯曰侯，关内侯曰君。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其薨也，溢日烈君。

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谢少连作《歙志》，乃曰：“■音鄙。《左传》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说凿矣。

○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广宿亭下。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它所，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是也。如今之村堡。《韩非子入“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守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反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叫麦汉书。公孙瓒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人空亭”是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谓之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并斩王林卿奴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後汉书》：“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饣粥。酒泉庞娥刺杀仇人于都亭。《吴志》：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是也。京师亦有都亭。《後汉书》：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亭，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王乔为叶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质《汉仪》：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诸先生言：“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是也。後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义矣。

○亭侯《通典》：“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灵帝以解读亭侯人继。《桓帝纪》：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列传中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言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樊宏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则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

○社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大戴礼》：“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又曰：”景公禄晏予以平阴与槁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荀子》：”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战国策》：”秦王使公子他谓赵王曰：“大国不义，以告敝邑，而赐之二社之地。’”《商子》：“汤武之战，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吕氏春秋》：“武王胜殷，诸大夫赏以书社。”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又曰：“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古者春秋祭社，一乡之人无不会集，《三国志》注：“蒋济为太尉，尝与桓范会社下”是也。《汉书。五行志》“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隋书。礼仪志》“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崇祯中，有陆文升奏讦张溥等复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罚。《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石公粥传》“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号亡命社。”而隋末谯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启以後，士子书刺往来，社字犹以为泛，而曰盟，曰社盟，此《辽史》之所谓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然丧其天下焉。○历代帝王陵寝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岁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惜当日儒臣考之不审，以致传讹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者，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皮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在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亮，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别。“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纪》未正义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辩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至云後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谬。《魏书》言：帝孝于文明大後，乃于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氵厘西，以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氵厘西者，洛阳也。孝文自代迁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孙，名宝炬，以南阳王，为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书》出于东朝，不载其事。而《北史》为立本纪，且曰：“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然则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谬指为孝文之葬，而历代因之，岂非五代丧乱之馀，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尔颁行，不遑寻究，以至于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书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与之考桥山，订苍梧，其茫然而失据也宜矣！又考《册府元龟》：“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洛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则孝文之祭在洛阳，于唐时未误。又曰：“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阳县，俾有司修饰。”则似已在渭北矣。《魏书》：“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澧、武王于镐。”《隋书》“把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旧唐书》“周文王、大公配祭于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并与《皇览》之言合，自古所传当在渭南。又韩文公《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亦谓其在杜中。韩即元和间人，或其遗迹未泯。宪宗之诏言词不言墓，非一地也。

○尧家灵台《汉书。地理志》“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後汉书。章帝纪》“元和二年二月，东巡狩，使使者词唐尧于成阳灵台。”《安帝纪》“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皇览》云：“尧冢在济阴成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水经注》“城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日灵台。乡日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庙前并列数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徐步，中山夫人词，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馀。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宋史》“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已卯，知催州韩锋言：”尧陵在雷泽县东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从之。“而《集古录》有汉尧祠及尧母词碑，是庙与碑宋时犹在也。然开宝之诏，帝尧之祠乃在郓州，意者自石晋开运之初，黄河决于曹、濮，尧陵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复考正矣。

舜涉方乃死，见于《书》。禹会诸侯于涂山，见于《传》。惟尧不闻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此战国时人之说也。自此以後，《吕氏春秋》则曰“尧葬于林”，太史公则曰“尧作游成阳”，刘向则曰“尧葬济阴”，《竹书纪年》则曰“帝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而尧之家始定于成阳矣，但尧都、平阳相去甚远，毫期之年，禅位之後，岂复有巡游之事哉？囚尧惬朱之说，并出于《竹书》，而鄄城之迹亦复相近。《诗》、《书》所不载，千世之远，其安能信之？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注：“《吕氏春秋》曰：尧葬和林。”今成阳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储阳县湘亭南皆有尧冢。“

《临汾县志》曰：“尧陵在城东七十里，俗谓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徐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馀，其庙正殿三间，庞十间，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窃考舜涉方乃死，其後在九疑。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陵在会稽。惟尧之巡狩不见经传，而此其国都之地，则此陵为尧陵无疑也。”按志所论，似为近理；但自汉以来，皆云尧葬济阴成阳，未敢以往人之言为信。

○主饲《汉书。万石君传》“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于定国传》“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饲，号曰于公洞。”《汉纪》“奕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词。”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无官不建生饲，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川日唐书》“狄仁杰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则唐时已有之矣。《後汉书》“张翁为越太守，有遗爱。其子湍复为太守，蛮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後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蛮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则魏人之因子而毁其父祠，曾越售蛮人之不若邪。

○主碑《西京杂记》“平陵曹敞，其师吴章为王莽所杀，人无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师。敞时为司徒椽，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此生立碑之始县。

《晋书》“南阳王模为公师藩等所攻，广平太守丁绍率众救模，模感绍德，敕国人为绍生立碑。”“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史之所书，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後圣历二年，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以金石刻，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们日唐书。郑瀚传》“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德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是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毕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睡而与他人作镇石矣。

《册府允龟众“宋为相，奏言：”臣伏见韶州奏事云：广州与臣立遗爱颂。夫碑所以颂德纪功，臣在郡日，课无所称，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书能，滥承恩施？见在枢密，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广府即停。‘从之。时郑州百姓亦为前刺史孟温礼树碑，因是亦命罢之。“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诗人“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柯请立碑。”以晋公之勋名而颂祝之辞止此，当日碑词之难得可知矣。

○张公素《太明一统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张仲素。德宗时，以列将事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耀平州刺史。允伸卒，诏仲素代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旧《唐书》列传，则云：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破降回鹊，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变起，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後务，诏赐族节，在镇二十三年，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张公素以军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为副大使。公素以兵来会丧，简会出奔，诏以公素为节度使。性暴厉，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按卢龙节度使前往三人皆张姓，日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详其历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时甚远，且又安取此篡夺暴戾之人而载之名宦乎？今滦州乃耙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贻千载之笑也已。

又考唐时别有一张仲素，字绘之。元和中为翰林学士，有诗名。《旧唐书。杨放陵传》所谓屯田员外郎张仲素，白居易《燕子楼诗》序所谓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即其人也，然非卢龙节度使。

○王亘《肇庆府志》“宋王亘，淳熙中为博罗令，筑随龙、苏村二堤，民赖其利。後知南恩。”《一统志》误作“王旦。”今《博罗名宦》称：“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罗令。”而不知文正未尝为此官。淳熙，又孝宗年号也。盖士不读书，而把典之荒唐也久矣。

●卷二十三○姓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妫，虞姓，出颛顼，封于陈。拟，夏姓，出颛硕，封于杞、部、越。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姬，周姓，出黄帝，封于管、蔡、邮、霍、鲁、卫、毛、呐、部、雍、曹、膝、毕，原、鄂、邮、邢、晋、应、韩。凡、蒋、邢、茅、昨、祭、吴、虞、虢、郑、燕、魏、芮、彤、荀、贾、耿、滑、焦、杨、密、随、巴诸国。任宿、须句、颓臾，风姓也，自大晦。秦、赵、梁、徐、邦、江、黄、葛、糜，赢姓也，自少。莒，己姓。薛，任姓。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四皆任姓。南燕，承姓也，自黄帝。邾、阝，曹姓，禹阝、Τ、阳，云姓，夷，董姓也，自祝融。齐、申、吕、许、纪、州、向，姜姓也，自炎帝。舒，舒鸠，偃姓也。自、咎、繇、胡，归姓。邓，曼姓。罗，熊姓。狄，隗姓。数，瞒，漆姓。阴戎，允姓。六者不详其所出，与此异，略举一二论之，则今之孟氏、季氏、孙氏、宁氏、游氏、丰氏皆姬。陈氏、田氏皆妨，华氏、向氏、乐氏、鱼氏皆子，崔氏、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羊，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赵、徐乃其後。凡注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于《世本入》，今其书亡，不能备考。

○氏族《礼记。大传》正义：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于之于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若适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若异姓，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凡赐氏族者，比为卿，乃赐有大功德者。生赐以族，若叔孙得臣是也。是公子之孙，若有大功德，则以公干之字赐以为族，若仲遂是也。其无功德，死後乃赐族，若无骇是也。其子孙若为卿，其君不赐族，子孙自以上父字为族也。氏、族，对文为别，散则通也。故《左传》云：“问族于众仲”下云：“公命以字为展氏”是也。其姓与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姓也。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汉书。恩泽侯表》“褒鲁节侯公子宽，以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于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後更为姬氏。”公子公孙，氏也，姬，姓也。此变氏称姓之一证。

《水经注》“汉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阳，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封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後有子南劲。《纪年》“劲朝子魏，後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後灭。疑嘉是卫後，故氏子南而称君也。据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为爵。而《汉书。恩泽侯表》竟作“姬嘉”，则没其氏而书其姓矣，与褒鲁之封公孙氏更为姬氏者正同。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驱、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候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溢、若邑、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芈，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卧若氏骊姬、梁赢之于晋，颜懿姬、声姬之于齐是也。既车也称姓，冠之以溢，成风敬赢之类是也。亦有无溢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上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夫概王奔楚，为堂溪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大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盂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月民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下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另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

○氏族相传之讹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唐书》表李氏则云：“纣之时有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寿《北史》序传。不知三代时无此名字，无此官爵也。表王氏则云：“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传、己亦无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日琅邪，二日太原，皆出灵王太子晋，三日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为舜後，莽败，其族尚全，未必无後裔。而春秋吴有王犯，晋有王良，范氏这臣王生。战国齐有王斗、王、王，费有五顺，魏有王错，赵有王登，秦有王稽、王、王剪、王绾、王戊，亦未必同出于灵王也。韩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为姬姓，春秋时，王子成父败狄有功，因赐氏。”此语却有斟酌。

窦氏。古无所考，类族者不得其本，见《左传》有“後缗方娠，逃出自窦”之文，即为之说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窦，奔归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龙，留居有仍，遂为窦氏。”此与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刘伯升也，何以异哉！乃韩文公作《窦牟墓志》：“後缗窦逃闵腹子，夏以再家窦为氏。”亦用此事，窃意古地以窦名者甚多，必是以地为氏。《路史》曰：“余尝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于事者盖寡矣。而姓书氏谱一每为之曲说，至有弃其祖之所自出，又牵异类而属之，岂不悲哉！”正谓若此之类也。

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如魏蒋济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书》云：“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日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侠于邾。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锋之後。”陈思王作《武帝讳》曰：“于穆武王，胄稷允周。”则又姬姓之後，以国为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後。诏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把圈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禅晋文》，亦称“我皇祖有虞氏”，则又不知其何所据。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况于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大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应劭曰：：封为程国伯。休甫，字也。其後为司马氏。“而《左传。成十八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历公。“注：”程滑，晋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郑嬖于公。“注：”郑亦荀氏宗。“此则晋之程氏乃荀氏之别，不与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婴，则误矣。”

沈氏。《宋书》沈约自序：“昔少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後四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按沈、姒、蓐、黄四国皆在汾水之上，为晋所灭。黄非“江人、黄人”之黄，则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并列而合之为一，误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冉叔季食采于沈，汝南平舆沈亭即其地也。”此为得之。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状》曰：“出于楚太于建之于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见于僖之三十二年。白公之死，则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谓乐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

扬氏。《汉书。扬雄传》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杨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杨侯，杨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此误以杨侯与杨食我为一人也。《唐书。宰相世系表》曰：“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又云：“晋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县：一曰铜，二曰扬氏，三曰平阳。羊舌四族，叔向食采杨氏，其地平阳杨氏县是也。及晋灭羊舌氏，而叔向子孙逃于华山仙谷，遂居华阴。”用修据此，以杨、阳、扬、羊四姓为一，尤误。按杨城即今之洪洞县，本杨侯国。《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而子云《反离骚》亦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未之杨侯。”不知其字何以为“扬”？及其灭于晋，而为大夫羊舌氏邑，则食我始见于《传》。而杨朱与老子同时，又非羊舌之族也。阳氏则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皆不可知。晋有阳处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阳，鲁之阳虎，非一阳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罗，非一羊也。安得谓阳为平阳，羊为羊舌，而并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汉书》：“段，其先出郑共叔段。”古人无以祖父名为氏者。凡若此类，皆不通之说，按段氏当出自段干。《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师，号曰褚师。”按褚师乃官名，不独宋有此官，郑亦有之。《昭公二年》：“郑公孙黑请以印为褚师”是也。卫亦有褚师声子。

贺氏。《晋书。贺循传》曰：“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宋史》：“贺铸自言出王子庆忌，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乃庆湖也。”按古但有以王父字为氏，无以名为氏者。庆忌，名也，不得为氏。而镜湖本名鉴湖，庆古音羌，声不相近。若齐之庆氏居吴朱方，见于《左传》。後人以庆封有弑君之恶，讳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马华孙远矣。

刀氏。《姓谱》以为齐大夫竖刀之後。胡三省曰：“竖刀安得有後？《汉书。货殖传》有刀间，愚按古书，刀与貂通，齐襄王时有貂勃。”

寇氏。《姓谱》：“出自武王弟康叔，为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为卫国之祖，必无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卫之司寇。《左传。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即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颜孟三氏今之颜氏，皆云兖国之裔。考《仲尼弟子列传》，有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而孔子于卫，主颜雠由。此六人与雠由皆无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齐有孔虺，卫有孔达，陈有孔宁，郑有孔叔、孔张，此五族者皆无後乎？且夫于出于宋，为子姓。而郑，姬姓；陈，妫姓；卫，吉姓，可合而为一乎？

颜鲁公作《家庙碑》云：“其先出于颛顼之孙祝融。融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子友别封阝，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多仕鲁，为卿大夫。”按《左传。襄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其侄声姬。”注曰：“颜、皆姬母姓。”则颜之为姬姓，为鲁族，审矣。其出于邾之说，本自圈称、葛洪，盖徒见《公羊》于邾有颜公之称，而不考之于《左氏》也。莒之犁比公，岂必为犁弥之祖乎？

春秋时以孟为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舆，前代亦未之有也，《魏书》：“孟表，济北蛇丘人。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

《元史。孔思晦传》：“五季时，孔未之後方盛，欲以伪灭真，害宣圣子孙几尽。至是，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後。思晦以为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彼与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与共拜殿庭，可乎？遂会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谱于石。”然则今之以孔姓而滥通谱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曰：“惟序仲氏，祖统所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兴，宣平功遂，受封于齐。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译居。帝尧萌兆，生长葬陵，在于成阳，圣化常存。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以传于今。”其阴列仲氏有名者三十余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汉时仲氏，自谓仲山甫之後，托基于帝尧之陵。而今则以为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颜、曾、孟之例，而求为五经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尝封齐，则汉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

○以国为氏古人之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无以国为氏者。其出奔他国，然後以本国为氏。敬仲奔齐，而为陈氏是也。其他若郑丹、宋朝、楚建，阝甲之类，皆是也。不然，则亡国之遗胤也。

今人姓同于国者，多自云以国为氏，非也。夏氏出于陈之少西，而非夏後氏之夏。齐氏出于卫之齐恶，而非齐国之齐。《左氏》、《史记》其最著明者矣。○姓氏书姚宽《西溪丛语》曰：“姓氏之学莫盛于《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职相高，沿至于唐，崔、卢、李、郑，纠纷可鄙。若以圣贤所本，如妫姓、子姓、姬姓、姜姓之类，各分次其所从来，以及《春秋》所纪，用《世本》、荀况《谱》、杜预《公子谱》为法，则唐虞三代列国诸侯惧可成书，此似太史公欲为而未就者耳。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後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庆。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纷纷者皆无所用，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汉刘向撰《世本》二卷，其书不传。今《左传》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无误。

○通谱同姓通族，见于史者，自晋以前未有。《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国也。《晋书。孙传》：“子粥与弟子髦、辅、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传》：“谄附王伟，与周石珍合族。”《旧唐书。李义甫传》：“义甫既贵之後，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此以名门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书之，以志其非。今人好与同姓通谱，不知于史传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南人则有比邻而各自为族者。《宋书。上仲德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米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仲德闻土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魏书。崔玄伯传》：“崔宽自陇右通款，见司徒浩。浩与相齿次，厚抚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以一子继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北史。杜铨传》：“初，密太後杜氏父豹丧在濮阳太武，欲令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令营护凶事。‘浩曰：“京兆为美，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後，于今为诸杜最。’召见铨，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送豹丧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正，何缘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南史。韦鼎传》：”陈亡人隋。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文帝从容谓鼎曰：“世康与公远近？’对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亲族，岂忘本也？’命官给酒肴，遣世康请鼎还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徐世，并考论昭穆，作《韦氏谱》七卷示之，欢饮十馀日乃还。”近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于官，使谙悉古今者为之考定，岁终以达礼部，而类奏行之。其不请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古之姓氏有专官掌之。《国语》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只，氏姓之所出者，为之宗。”又曰：“司商协名姓。”《春官。宗伯》其属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内宗、外宗。今日姓氏、婚姻二事，似宜专设一官，方得教民之本。

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馀风，犹重门荫，故史青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豆卢革传》。《册府元龟》：“长兴初，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两年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大理寺断罪当大辟，以遇恩赦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齿。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讳，传于同姓，利以私财，上则欺罔人君，下则货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往，如有此弊：传者、受者并当极法。‘“今则因无荫叙，遂驰：禁防，五十年来，通谱之俗遍于天下，自非明物察伦之主，亟为澄别，则滔滔之势将不可反矣。’”

唐朝已前最重谱牒，如《新唐书》言：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後刘库仁，柳城李氏世为契丹酋长，营州王氏本高丽之类，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书。高阳王雍传》言：博陵崔显，世号东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传》言：“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

异姓称族，自汉以来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云：“与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则杜与唐为兄弟矣。《重送刘十弟判官》诗云：“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则杜与刘为兄弟矣。韩文公《送何坚序》亦云：“何与韩同姓为近。”按《诗。扬之水》一章言戍申，三章言戍甫，三章言戌许。孔氏曰：“言甫、许者，以其俱为姜姓。既重章以变文，因借甫、许以言申，其实不戍甫、许也，”六国时，秦、赵同为赢姓，《史记》、《汉书》多谓秦为赵，亦此类也。《嵩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诗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岳，故连言之。”今人之于同姓，几无不通谱，何不更广之于异姓，而以子美、退之为例也？李华《淮南节度使崔公颂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兴周室，小白率诸侯征楚、翟，奉王职，与崔公叶德同勋，皆姜姓也。”

开元十九年，于两京置齐太公庙。建中初，宰相卢妃、京兆尹卢湛，以卢者齐之裔，乃鸠其裔孙若崔、卢、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

元吴《送何友道游萍乡序》云：“袁柳抚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实一姬姓，文之昭由鲁之展而为柳，武之穆由晋之韩而为何，氏不同而姓同。”宋邵伯温《闻见录》云：“司马温公一日过康节先生，谒曰：”程秀才既见。“则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

○二字改姓一字古时以二字姓改为一字者。如马宫本姓马矢，改为马。唐宪宗名纯，诏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钟离味二子，次日按，居颖州：长社，为钟氏。见之史册，不过一二。自洪武元年，沼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国所自有之复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于此。且如孙氏有二：卫之良夫楚之叔敖，并见于《春秋》，而公孙、叔孙、长孙、士孙、上孙之类，今皆去而为“孙”，与二国之孙合而为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类，则去而为“公”；毋丘：毋将之类则去而为“毋”，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类，则去而为“司”，司马氏则去而或为“司”，或为“马”，而司马之仅存于代者惟温公之後。所以然者，盖因儒臣无学，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为之条理，而听其人之所自为也，然胡姓之改不始于是时。《唐书》：“阿史那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韩文公《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云：”其先姓乌石兰，从拓跋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乌’与‘兰’，独姓石氏。“刘静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吴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则固已先之矣。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亻马尚未之录。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後，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国人之更为胡姓，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原，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可谓正大简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为翰林蒙古编修，更其姓名曰霍庄，盖亦仿汉武赐日碑姓金之意。然汉武取义于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国本无金姓也。今中国本有霍姓，而赐之霍，则与周霍叔之後无别矣。况其时又多不奉旨而自为姓者。其年闰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人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宜令复姓，庶可辨识。又臣前过江浦，见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统徙戎之论，不可不防。”至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亻隽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而华宗上姓与旃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使举籍蕃人之来归者，赐以汉姓所无，不妨如拓跋、字文之类二字为姓，则既不混于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远服四裔，其得姓于朝者凡若干族，岂非旷代之盛举哉！

○北方门族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近将万室。”《北史。薛胤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馀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蔓绝。其一登科第，则为一方之雄长，而同谱之人至为之仆役。此又风俗之敝，自金、元以来，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扶柳侯吕平，以皇太後姊长句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唯记母族也。”按是时太後方封吕氏，故平以姊子冒吕姓而封耳。《唐书。天後纪》：“圣历二年腊月，赐皇太子姓武氏。”然则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与！

《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许荣上疏言：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是知冒母为姓，皆人伦之所鄙贱。然亦有帝子而称母姓者，如栗太子、卫太子、史皇孙之类，则以其失位而名之也。

吕平以太後姊长句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史记。灌夫传》：“父张孟，为颖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大宛传》：“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汉拓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盖取主之姓以为氏，而单称其名日父。“此冒主姓之始。先生《答毛锦衔书》曰：异姓为後，见于吏者：魏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吴朱然本姓施，以姊子为朱後，惟此二人为贤。而贾谧之後充，则有莒人灭曾阝之议矣。惟《晋书》有一事与君家相类云。吴朝周逸，博达古今。逸本左氏之子，为周氏所养，周氏自有子，时人有讥逸者，逸敷陈古事，卒不复本姓。学者咸谓为当然，亦未可引以为据，以经典别无可证也。

○两姓《汉书。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一姓繁。”○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晋侯重耳之名见于经，而定四年，祝佗述践土之盟，其《载书》止日“晋重”，岂古人二名可但称其一与？《昭二年》：“莒展舆出奔吴。”传曰：“莒展之不立。”《晋语》：曹僖负羁称叔振铎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称其一也。《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梁传》作“蔡侯东出奔楚”，乃为之说曰：“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然则以削其一名为贬也。

班固《幽通赋》：“发还师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赋》：“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于践土载书，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为《关中诗》云：“纷坛齐万，亦孔之丑。”马氵督诔云：“齐万哮阚，震惊台司。”则不通矣，岂有以“齐万年”为“齐万”者邪？若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而诗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语。

班固《幽通赋》：“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缚兮桎桔，百贸易兮传卖。”遭桓缪兮识举，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体後汉人已开之矣。

《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来革顺志而用国。”去“恶”字，此为剪截名字之祖。

文中并称两人，而一氏一名，尤为变体。杞殖、华还，二人也。而《淮南子》称为“殖华”。贾谊《新书》：“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参；勃，周勃也。《史记。孟子荀卿传》：“管婴不及。”管，管仲；婴，晏婴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周魏见辜。”周，周勃，魏，魏其侯窦婴也。扬雄《长杨赋》：“乃命骤卫。”膘，膘骑将军霍去病；卫，大将军卫青也。《杜钦传》：“览宗宣之飨国。”韦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乐传》：“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汤也，汤子姓。”班固《幽通赋》：“周贾荡而贡愤。”周，庄周；贾，贾谊也。《汉<广干>彰长碑》云：“丧父事母，有柴颖之行，”柴，高柴；颖，颖考叔也。夏侯湛《张平子碑》云：“同贯宰贡。”宰，宰我；贡，子贡也。《风俗通》：“清拟夷叔。”邵正《释讥》：“偏夷叔之高怼。”《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预《遗令》：“南观伊洛，北望夷叔。”陶潜诗：“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皆谓伯夷、叔齐。汉《广汉属国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大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谓伯夷、史鱼，陶潜《读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婴、公孙杵臼。《新唐书。尉迟敬德传》：“隐巢。”是隐太子、巢刺王，一溢一爵。

○古人谥止称一字古人谥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称一字者。卫之睿圣武公，止称武公。贞惠文子，止称公叔文子。晋赵献文子，止称文干。魏惠成王，止称惠王。楚顷襄王，止称襄王。秦惠文王，止称惠王。悼武王，止称武王。昭襄王，止称昭王。庄襄上，止称庄王。韩昭厘侯，止称昭侯。宣惠王，止称宣王。赵悼襄王，止称襄王。汉诸葛忠武侯，止称武侯。

○称人或字或爵颜、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独字，以嫌于夫子也。樊、郦、绎灌三人皆姓，而勃独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

《史记》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孔将军，蓼侯孔聚也；费将军，费侯陈贺也。费独以爵者，以功臣陈姓者多也。

○子孙称祖父字子孙得称祖父之字。子称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日伯庸”是也。孙称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尧舜”是也。《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来日某齐尔于尔皇祖某甫。”字祖也。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以齐尔孙某甫。”两字之也。

○已祧不讳《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言：”谨按《礼记》曰：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制可。“

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太宗及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讳，并缺点画；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则不缺；文宗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亦不缺。

韩退之《辩讳》本为二名嫌名立论，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正讳。盖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平淮西碑》曰：“大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神道碑铭》曰：“无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讳辩》篇中似不当用。《杨氏曰》韩公是说汉人不讳“治”字耳，岂谓唐讳乎？

汉时祧庙之制不传，窃意亦当如此，故孝惠讳“盈”，而《说苑。敬慎篇》引《易》：“天道亏盈而益谦”四句，“盈”字皆作“满”，在七世之内故也。班固《汉书。律历志》：“盈元”、“盈统”、“不盈”之类，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馀见。何休注《公羊传》曰：“言于齐者，‘盈’讳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缨。”枚乘《柳赋》：“盈玉缥之清酒。”又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後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门下奏：“少帝册文内有‘基’字，是玄宗庙讳，寻常诏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继世之孙，册文内不欲斥列圣之讳，今改为‘宗’字。”《宋史》：“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祷庙，翼祖当迁，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

崇帧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嘉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须回避，盖唐、宋亦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

○皇太子名不讳《册府元龟》：“唐王绍为兵部尚书，绍名初，与宪宗同。宪宗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将册为皇太子，绍上言请改名。议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当请改尔，奈何非其属而遽请改名，岂为以礼事上邪？‘左司员外郎李藩曰：“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正无足怪也。’”《三国志》注言魏文帝为五宫中郎将，宾客如云，哪原独不往，太祖微使人间之，原答曰：“吾闻国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万历中年，往往有惜国本之名而以为题目者，得无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还，复立为皇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言：“太子皇储，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晋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犹尚如此，宫臣讳则不疑。今东宫殿及门名皆有触犯，临事论启，回避甚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时，改‘宏教门’为‘崇教门’；沛王为皇太子，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遵典礼。伏望依例改换。”制从之。史臣谓方庆欲尊太子，以示中兴之渐，然则方庆之言盖有为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亲王名俱今回避，盖失之不考古也，崇祯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贺良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寿。而光宗为太子，河南府及商州属县并未尝改。

《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给事中郑相同，请依古制，凡启事皇太子，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以见尊无二上之义。诏下群臣议。翰林院编修吴沈言：”太子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体宜同。‘从之。“历代不称臣之制自斯而变。

亲王之名尤不必讳，而亦讳之。正统十二年，山西乡试《诗经》题内“维周之帧”，“帧”字犯楚昭王讳，考试及同考官俱罚俸一月。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官，总万机，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讳避。“《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上以贞观初不讳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

梭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敕曰：“古者酌礼以制名，惧废于物；难知而易讳，贵便于时，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则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朕猥以渺躬，托于人上，祗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若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务从私便，庶体朕怀。”

韩文公《讳辩》言：“不讳‘浒’‘势’‘秉’‘机’。”乃玄宗御删定《礼记。月令》，曰“野鸡人大水为蜃”，曰“野鸡始ず”，则讳“雉”，以与“治”同音也。李林甫序曰：“漩枢玉衡，以齐七政，”则讳“玑”。德宗《九月九日赐曲江宴诗》：“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则讳“机”，以与“基”同音也。《南史》刘秉不称名而书其字白彦节，则讳“秉”，以与“”同音也。又如武後父讳士，而孙处约改名茂道，韦仁约改名思谦。睿宗讳旦，而张仁改名仁愿。玄宗讳隆基，而刘知几改名子玄，箕州改名仪州。德宗讳适，而括州改名处州。顺宗讳诵，而“斗讼”律改为“斗竞”。宪宗讳纯，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淳不得已，改名处厚。而玄宗以南诏酋龙，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则退之所言，亦末为定论也。唐自中叶之後，即士大夫亦讳嫌名，故旧史以韩愈为李贺作《讳辩》为纰缪。而《贾曾传》则曰：“拜中书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懿宗纪》则曰：“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己行，固难依允。’”是又以为不当讳也。

《册府元龟》：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溪进状曰：“臣准西台牒及金部称，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内园院郝景全事奏状内‘讼’字音与庙讳同，奉敕罚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罚俸，屈与不屈，不合有言。而事关理体，若便隐默，恐负圣时，愿陛下宽其罪戾，使得尽言。臣前奏状称‘准敕因事告事，旁讼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语，臣状中具有‘准敕’字，非臣自撰辞句。臣谨按，《礼》不讳嫌名；又按《职制律》，诸犯庙讳嫌名不坐，注云：谓若‘禹’与‘雨’，疏云：谓声同而字异。注疏重复，至易分晓。伏惟皇帝陛下明过帝尧，孝逾大舜，岂自发制敕而不避讳哉。故是审量礼律，以为无妨耳。即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谓内园便有此论奏也。臣非敢诉此罚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须委曲回避，便成讹弊。臣间赵充国为将，不嫌伐一时事，以为汉家俊法。魏徵为相，不存形迹，以致贞观太平。臣虽未及将相，忝为陛下持宪之臣，岂可以论俸为嫌，而使国家敕命有误也。愿陛下留意察纳，别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礼律处分，则天下幸甚。”敕免所罚。

按嫌名之有讳，在汉未之闻，晋羊祜为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及薨，荆州人为祜讳，名室户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此讳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わ县，犯太祖讳，改为上封。”魏太祖名。宋代制，于嫌名字皆避之。《礼部韵略》凡与庙讳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讳匡胤，十《阳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义。后卦》下以“故为后”作“故为遇”，避高宗嫌名也。岂不闻《颜氏家训》所云：“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者乎？”

○以讳改年号唐中宗讳显，玄宗讳隆基，唐人凡追称高宗显庆年号多云“明庆”，永隆年号多云“永崇”，赵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而范文正公与元昊书亦改後唐明宗为“显宗”。

○前代讳孟蜀所刻石经，于唐高祖、太宗讳皆缺书。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其父谦为代祖圣武皇帝，犹以“代”字易“世”。至宋，益远矣，而乾德三年卜《伏羲女蜗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其于旧君之礼何其厚与！

杨阜，魏明帝时人也，其疏引《书》：“协和万国”，犹避汉高祖讳。韦昭，吴後主时人也，其解《国语》，凡“庄”字皆作“严”，犹避汉明帝讳。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易《忠节传》以“诚节”，称苻坚为“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讳。自古相传，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刺迪为常州路总管，刻其所点《四书章句或问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问中题头及空处并存其旧，以见当时忠上之意。近岁新刊《大学衍义》亦然。”时天历元年也。《资治通鉴。周太祖、世宗纪》。太祖皇帝皆题头，至今仍之。《孟子。见梁襄王章》。未注苏氏曰：“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乐中修《大全》，于其空处添一“宋”字，後人之见，与前人相去岂不远哉！

○名父名君名祖《金膝》：周公之祝辞曰：“惟尔元孙某”；《左传》：荀偃济河而祷，称“曾臣彪”。名君也。《左传》：楚子围宋，申犀见王，称“无畏”；知荦对楚王，称“外臣首”；鄢陵之战，栾针曰“书退”，名父也。华耦来盟，称“君之先臣督”；栾盈辞于周行人，曰“陪臣书”，日“其子”，名祖若父也。○弟子名师《论语》：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孟子》：乐正子人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是弟子而名师也。

○同辈称名古人生不讳名，同辈皆面呼其名。《书》周公若曰“君”，《礼记。曾子间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论语》微生亩谓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为讳古人敬其名，则无有不称字者。《颜氏家训》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後微时，尝字高祖为季。汉袁种，字其叔父盎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讳其名而并讳其字者，《三国志。司马朗传》：“年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常林传》：”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虽当下拜，临子字父，何拜之有！‘”《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旧唐书。韩愈传》：“拜中书舍人，有不悦愈者，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椽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近者均于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于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生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

○自称字《汉书》注：“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号华阳，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此自称字之始也。

《东观馀论》言：“古人或有自称字者。王右军《敬谢帖》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云”范阳卢子先叩首“，柳少师《与弟帖》云”诚悬呈“。今按唐权德舆《答杨湖南书》称”载之再拜“，柳冕《答郑衢州书》称”敬叔顿首“，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乐天再拜“，宋陈抟《谒高公诗》称”道门弟子图南上“。

唐张谓《长沙风土碑铭》：“有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理湘东”；张洗《济读庙祭器币物铭》：“濯缨不才，谬领兹邑”；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自书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称其字。

○人主呼人臣字汉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晋以下，人主于其臣多小呼名。《南史》：“梁蔡撙为吏部尚书侍中。武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竞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博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又南朝人加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谢景仁，北朝人如萧世怡、李元操之辈，名犯帝讳，即以字行，不复更名。魏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北齐祖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徵”，隋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浚”，王贞《答齐王柬启》自称“孝逸”，而唐太宗时如封伦、房乔、高俭、尉迟恭、颜籀，并以字为名，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话录》：“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两名《礼记》正义：“公羊说《春秋》，讥二名，谓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说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名为居，是为二名。许慎谨案云：“文武贤臣有散宜生，苏忿生，则公羊之说非也。”今按古人两名见于经传者，不止楚平王。如晋文侯名仇，而书云“父义和”。楚灵王名围，而《春秋》书“弑其君虔于乾溪”。赵简子名鞅，而铁之战自称“志父”。南宫敬叔名说，一名纟舀，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铭》自称“处父”。屈原名平，其作《离骚》也，名正则，字灵均。《贾谊传》：“梁王胜”注：“李奇曰：《文三王传》言揖，此言胜，为有两名。”

○假名甲乙《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韩安国传》：“蒙狱吏田甲”，《张汤传》：“汤之客田甲”，《汉书。高五王传》：“齐宦者徐甲”，《严助传》：“闽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传》：“某子甲何为不来乎？”《三国志》注：“许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传。文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犹言某甲。“《汉书。魏相传》：”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不应一时四人同以尧、舜、禹、汤为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读《急就章》，有云”祖尧舜，乐禹汤“，乃悟若此类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时实有赵尧，然非谒者。

蜀汉费作《甲乙论》，设为二人之辞。晋人文字每多祖此，虚设甲乙。中书令张华造甲乙之问云：“甲娶乙为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议》，以母为甲，先夫为乙，後夫为丙，先子为丁，继子为戊。梁范缜《神灭论》有张甲、王乙、李内、赵丁。而《关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关尹子》亦魏晋间人所造之书也。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为彼此之辞者，《韩非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

○以姓取名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尝读《通鉴》至五代後汉，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考之自唐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之辈，皆载之史书，益信其言之有据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

○以父名子《左传。成十六年》：“潘之党”，潘之子名党也。《襄二十三年》：“申鲜虞之傅挚”，申鲜虞之子名傅挚也。按《仪礼。特牲馈食礼》：“筮某之某为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亦此类也。

○以夫名妻《左传。昭元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汉书。杜钦传》：“皇太後女弟司也君力。”《南齐书》：“周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孔丛子》：“卫将军文子之内子死，复者曰，皋媚女复‘。子思闻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

○回兼举名字史文有一人而兼举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盂明视”之类，已于《左传》见之。若骈俪之文，必无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见者。《焦氏易林》：“申公颠倒，巫臣乱国。”刘琨《答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沈约《宋书。恩幸传》论：“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皆一人而兼举其名、字也。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

○排行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水经注》：“昔北平侯王谭不同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并避乱隐居。光武即帝位，封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显才蒲阴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撰妄说，东汉人二名者亦少。

○二人同名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称之者。《左传。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晋人谓之“二五耦”。《战国策》：杜赫谓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齐田忌、邹忌为二忌。唐高宗显庆二年诏曰：“踪二起于吴、白。”盖仿此称。○字同其名名字相同，起于晋、宋之间。史之所载，晋安帝讳德宗，字德宗；恭帝讳德文，字德文；会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兴宗，字兴宗；齐颜见远，字见远；梁王僧孺，字僧孺；刘孝绰，字孝绰；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师觉授，字觉授；北齐慕容绍宗，字绍宗；魏兰根，字兰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庆之，字庆之；崔彦穆，字彦穆之类，至唐时尤多。

《藩镇传》田绪，字绪；刘济，字济，此起家军伍，未曾立字，如李载义辞，未有字之比尔。史家例以为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

○变姓名古人变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无所为而变者。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第五伦客河东，自称王伯。齐梁鸿适齐，姓运期，名耀。

○主而日讳生曰名，死曰讳。今人多生而称人之名曰讳。《金石录》云：“生而称讳，见于石刻者甚众。”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诏曰：“其更讳询”，以为西汉已如此。《蜀志》刘豹等上言：“圣讳豫睹，”许靖等上言：“名讳昭著。”《晋书》高κ言：“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于官曹。”束《劝农赋》：“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

○主称谥《汉书。张敖传》：“吕後数言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此。”刘曰：“史家记事，或有如此追言谥者。”《史记》：贯高与张敖言，谓帝为“高祖”。《公羊传》：“公子与桓公言：吾为子口隐矣。”皆此类。今按传记中此例尚多，如《左氏传》：石昔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国语》：鲍国谓子叔声伯曰：“子何辞苦成叔之邑。”《战国策》：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史记。秦本纪》：晋文公夫人请曰：“缪公怨此三人，人于骨髓。”《鲁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华督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楚世家》：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随入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齐王遗楚王书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郑世家》：庄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赵世家》：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後矣。”《韩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吴起传》：“公叔之仆曰：”君因先与武侯言。“《仲尼弟子传》：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门己闭。“《鲁仲连传》：新垣衍谓赵王曰：”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诸先生补《梁孝王世家》：窦太後谓景帝曰：”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三王世家》：公户满意谓燕王曰：”今昭帝始立。“《荀子》：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成王之为叔父。“《吕氏春秋》：豫让欲杀赵襄子，其友谓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轸曰”昔吾先君与缪公交。“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僧也。“《吴越春秋》：子胥曰：”报汝平王。“《说苑》：景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卫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并是生时不合称谥。又如《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季桓子之丧，卫君请吊。哀公辞，不得命。公为主，客入吊，康子立于门右。“孔子没时，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为之辞也。自东京以下，即无此语，文益谨而格卑矣。

“史记。田敬仲世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苏氏曰：”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称王公为君称周文王为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猎，吕尚获福。号称太师，封建齐国。“汉张衡《思玄赋》：”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称晋文公为文君，《楚辞。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晋文君大布之衣，牧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称宋文公为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鲍之时。“称楚庄王为庄君。《荀子》：”庄君之{勿月}.“称齐庄公为庄君，《墨子》：”昔者齐庄君之时。“称鲁昭公为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丧居。“称齐景公为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营丘，感牛山，爽鸠既没景君叹。“称宋襄公为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馆诗》：”襄君初建国。“称宋元公为元君，《庄子》：”宋元君夜半而梦。“

●卷二十四○祖孙自父而上之皆曰祖，《书。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汤”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孙，《诗。宫》之篇曰：“後稷之孙，实维太王”；又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是也。

○高祖汉儒以曾祖之父为高祖。考之于传，高祖者，远祖之名尔。《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曰：”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则以始祖为高祖。《书。盘庚》：”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康王之浩》：”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则以受命之君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司晋之典籍。”则谓其九世为高祖。

○艺祖《书》：“归格于艺祖。”长。注以艺祖为文祖，不详其义。人知宋人称太祖为艺祖，不知前代亦皆称其太祖为艺祖。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义堂颂》曰：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实惟艺祖储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谓唐高祖。张说作《享太庙乐章》曰：”肃肃艺祖，滔滔浚源。有雄武剑，作镇金门。玄王贻绪，後稷谋孙。“此谓高祖之高祖讳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汉高祖乾元年，改元制祠：”昔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此谓前汉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册文》曰：”仰艺祖之开基，佳江神之效灵。“此谓金太祖。然则是历代大祖之通称也。

唐武宗会昌三年，讨刘稹制曰：“顷者烈祖在藩，先天启圣。”是以玄宗为烈祖。宋王旦《封祀坛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经制而未逞；神宗求至理，致升平，业成而中罢。”是以太祖为烈祖，太宗为神宗，亦古人之通称也。《左传。哀二年》：“卫太子祷曰：”曾孙蒯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书。文侯之命》：”汝克昭乃显祖、烈祖。“显祖皆谓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称。

○冲帝幼主谓之冲帝。《水经注》：“汉冲帝诏曰：”翟义作乱于东，霍鸿负倚芒竹。‘“以孺子婴为冲帝。

○考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书。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康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酒诰》：“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自《曲礼》定为生曰父，死曰考之称，而为人子者当有所讳矣。

○伯父叔父古人于父之昆弟必称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则是字之而已。《诗》所谓“叔兮伯兮”，“伯兮兮”，“叔于田”之类，皆字也。

今之天子称亲王为叔祖、曾叔祖，甚非古义。《礼》：“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叔父，称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传。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谓籍谈曰：“叔父唐叔。’”称其先君为伯父、叔父之证也。故《礼》有诸父，无诸祖。

○族兄弟《书》：“克明俊德，以亲九族。”郑康成谓：“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孙之亲。”《左传。襄公十二年》：“凡诸侯之丧，同宗临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注：“同族谓高祖以下是也。”故晋叔向言之宗十一族。贾谊《新书》：“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是同高祖之兄弟即为族，族非疏远之称。《颜氏家训》：“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皆云族人。河北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理未通。○亲戚《史记。宋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路史》谓：“但言亲戚，非诸父昆弟之称。”非也。古人称其父于兄弟亦曰亲戚。《韩诗外传》：“曾子曰：”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此谓其父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善屏周。“此谓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三国志》：“张昭谓孙权曰：”况今奸宄兢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此谓其父兄。

○哥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剡传》：“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称之为四哥、三哥，亦可谓名之不正也已。玄宗《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则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

○妻子今人谓妻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韩非子》：“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杜子美诗：“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

○称某经传称某有三义。《书。金滕》：“惟尔元孙某。”史文讳其君，不敢名也。《春秋。宣公六年，公羊传》：“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传：“失其名也。”《礼记。礼》：“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仪礼。士冠礼》：“某有”子某。“《论语》：”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

周人以讳事神。《牧誓》之言“今予发”。《武成》之言“周王发”，生则不讳也；《金滕》之言“惟尔元孙某”，追录于武王既崩之後，则讳之矣。故《礼》：“卒哭乃讳。”

○互辞《易》：“斡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书》：“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後之劳尔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印自恤。”言“予”又言“”。《诗》：“岂不尔受，既其女迁。”言“尔”又言“女”。《论语》：“吾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言“我”又言“吾”。《左传》：“尔用而先人之治命。”言“尔”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记。张仪传》：“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诗》：“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言“公”又言“侯”。《梁传》：“言君之不取，为公也，”言“君”又言：“公”。《左传》：“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记。齐世家》：“子我盟诸田于陈宗。”言“田”又言“陈”。皆互辞也。

○豫名《诗》：“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为後稷也。“为韩吉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为韩吉也。皆因其异日之名而豫名之，亦临文之不得不然也○重言古经亦有重言之者。《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诗》：“无己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宁”。“安”即“宁”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传》：“一薰一获，十年尚犹有臭。”“尚”即“犹”也。“周其有[A18F]王，亦克能修其职。”“克”即“能”也。《礼记》：“人喜则斯陶。”“则”即“斯”也。

○後《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称妃，周始立後。”今考帝喾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无後名。而《诗》、《书》所云後，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後于纪。”《襄十五年》：“刘夏逆王後于齐。”于是始称後。《曲礼》：“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後。”而宣王晏起，姜後脱簪，见于《列女之传》。此周人立後之据。惟《左传。哀元年》：“後缗方娠。”是夏时事，疑此後人追称之辞。自《春秋》以下之文，则有以君为後者，有以妃为後者，杂然于书传矣。

人君之号，唐虞曰帝，夏曰後，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专，後则诸侯皆得称之。故《书》言“肆觐东後”，“群後四朝”，“禹乃会群後，誓于师”。《伊训》之祠先王，“侯甸群後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呜呼群後。”而後夔、後羿、伯明後寒之称，皆见于传。《胤征》之篇亦称胤後。康王作《毕命》曰：“三後协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吕刑》曰：“乃命三後，恤功于民。”然则禹之降帝而称後，是禹之谦，禹之不矜也。

汉时郡守之于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称府主为後者。汉《武都大守李翕西狭颂》云：“赫赫明後，柔嘉维则。”《桂阳太守周憬铭》云：“懿贤後兮发圣英。”晋应詹为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侥幸之运，赖兹应後。”《兰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诗云：“明後欣时丰，驾言映清澜。”

○王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称之；而禹之为王，未尝见于书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胤征》：”胤後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见于书者始此，然无称禹为王者。经传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後氏。

周人之追王止于太王，而组绀已上至後稷则谓之先公，《诗》：“礻龠祠尝，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则亦可称之为王。《书。武成》：“惟先王建邦启土。”《周语》：“太子晋谏灵王：”自後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

王而尊之曰帝，黄歇《上秦昭王书》：“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是也。王而等之曰诸侯，汉王告诸侯曰：“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是也。

○君古时有人臣而隆其称曰君者，周公若曰“君”是也，篇中言君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书王若曰“君”，陈穆王之书王若曰“呜呼！君牙”，皆此例也，犹汉时人主称丞相为君侯也。《礼记。坊记》云：“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传中称君者，皆国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称为君者，《庄十一年》：“楚门廉语屈暇曰：”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襄二十五年》：”郑子产对晋士庄伯曰：“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至家臣则直谓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虑癸谓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晋祁盈之臣曰：“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哀十四年》：“宋司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是也。《仪礼。丧服》篇：“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传曰：“君谓有地者也。”郑氏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丧大记》：“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称大夫为君。”《周礼。调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则上下之通称，不始于後代矣。

人臣称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漠盖都君。”

《汉书。高帝纪》：“爵或人君，上所尊礼。”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谓天子。”

汉时曹掾皆称其府主为君。至苍头亦得称其主人为君，《後汉书。李善传》：“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称其父为君，《汉书。王章传》：“我君素刚，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妇亦得称其舅为君，《尔雅》：“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列女传》：“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是也。

《丧服》：“妾为君。”郑氏注曰：“妾谓夫为君者，不得体之加尊之也，虽士亦然。”

○主春秋时称卿大夫曰主。故齐侯唁昭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而南唐降号江南国主，亦以奉中国正朔，自贬其号。若刘玄德帝蜀，谥昭烈，葬惠陵。初无贬绌，末帝降魏，封为安乐公，自可即以本封为号。陈寿作《三国志》，创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晋承魏统，义无两帝。今千载之後，而犹沿此称，殊为不当。况改汉为蜀，亦出寿笔。当时魏已篡汉，改称昭烈为蜀，使不得附汉统。异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诗中便称蜀主，殊非知人论世之学也。昔刘知几论《後汉书。刘元列传》：以为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後来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马氏之臣，不当称昭烈为先主矣。诸葛孔明书中亦多有称先主者。本当是先帝，传之中原，改为先主耳。主者次于君之号。苏林解《汉书》“公主”云：“妇人称主，”引《晋语》：“主孟啖我”。

○陛下贾谊《新书》：“天子卑号称陛下。”蔡邕《独断》：“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于，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义也。”上书亦如之。乃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据此，则陛下犹言执事，後人相沿，遂以为至尊之称。

○足下今人但见《史记》秦阎乐数二世称“足下”，遂以为相轻之辞，不知乃战国时人主之称也。如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苏厉与赵惠文王书，皆称“足下”。又如苏秦谓燕易王，范睢见秦昭王，苏代谓齐王，齐人谓齐王、孟尝君舍人谓卫君，张丐谓鲁君，赵郝对赵孝成王，郦生说沛公，张良献项王，亦皆称“足下”。《汉书。文帝纪》：“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候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书。西南夷传》载诸国表文，诃罗陀国称“圣王足下”，义称“天子足下”，阿罗单国称“大吉天子足下”，阎婆婆达国称“宋国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国称“大王足下”。《梁书。诸夷传》表文，盘盘国称“常胜天子足下”，干利国称“天子足下”，狼修牙国称“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国称“圣王足下”。

○阁下赵《因话录》曰：“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人之侯伯，亦有阁，故世俗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人僚书往往称‘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监修宰相书》称‘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称‘执事’，即其例也。若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则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上下无别。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天壤矣。”

谢在杭《五杂俎》言：“阁，夹室也，以板为之。《礼记。内则》：”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盖古人置此以度饮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阁，而後乃广之为楼观之通名，如石渠、天禄、麒麟之类。或以藏书，或以绘像，或以为登眺游览之所。阁者，门旁小户也。因设馆于其旁，即谓之阁。“《汉书。公孙宏传》：”开东阁以迎贤人。“师古曰：”阁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椽吏官属。“如今官署角门旁有延宾馆是也。故《萧望之传》言：”自引出阁。“而《隽不疑传》：”暴胜之为直指使者，不疑至门，胜之开阁延请。“是凡官府皆有阁，不独三公也。《韩延寿传》：”行县至高陵，入卧传舍，闭阁思过。“如今之闭角门，不听官属人也。《朱博传》：”召见功曹，闭阁数责。“此又是闭角门不听出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制仿之，以宣政为前殿，紫宸为便殿。前殿谓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谓之入阁，盖中门不启而开角门也。《尔雅》：”小闺谓之阁。“而室中之门亦或用此为称。是则二字之义本自不同。《汉旧仪》曰：”丞相听事门曰黄阁，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以黄涂之，谓之黄阁。“今代以文渊阁藏书，而大学士主之，故谓之阁老，盖亦论经石渠、校书天禄之遗意尔。然西京但有阁，而未以为官曹之称。至後汉始谓之台、阁。《古诗为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陈寿《三国志》评曰：”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故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曰：”薛夏为秘书丞，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自是之後，遂以为常。”《唐书。职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然则今之内阁实本于此，而非取三公黄阁之义。其言入阁办事，谓入此内阁尔，而与唐之随仗入阁不相蒙也。阁下之称犹云台下，古今异名，亦何妨乎。

○相《管子》曰：“黄帝得六相。”《宋书。百官志》曰，“殷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然其名不见于经，惟《书。说命》有“爱立作相”之文。而《左传。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礼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谓三公相王之事也。”正义曰：“案《公羊。隐五年》传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国时，一人知事者特谓之相，故《史记》称穰侯范雎、蔡泽皆为秦相，後又为丞相也。杜氏《通典》曰：”黄帝六相，尧十六相，为之辅相，不必名官。“是则三代之时言相者皆非官名，如《孟子》言：舜相尧，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汤，周公相武王，《礼记，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类耳。《左传。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庄公九年》：”鲍叔言于齐侯曰：“管夷吾治于高，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子相晋国。’“按当时官名皆不谓之相。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则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会仪也。如‘愿为小相焉’之相。“《史记。孔子世家》乃云：”孔子为大司寇，摄相事。“是误以”傧相“之相为”相国“之相。不知鲁无相名，有司寇而无大司寇也。○将军《春秋传》：”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是已有将军之文，而未以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阎没女宽对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正义曰：”此以魏子将中军，故谓之将军。“及六国以来，遂以将军为官名，盖其元起于此。《公羊传》：”将军子重谏曰。“《梁传》：”使狐夜姑为将军。“《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墨子》：”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庄子》：”今将军兼此三者。“《淮南子》：”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又曰：”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而《国语》亦曰：”郑人以詹伯为将军。“又曰：”吴王夫差黄池之会，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将军。“《礼记。檀弓》：”卫将军文子之丧。“《史记。司马穰直传》：”景公以为将军。“《封禅书》：”杜主者，故周之右将军。“《越世家》：”范蠡称上将军。“《魏世家》：”令太子申为上将军。“《战国策》：”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汉书。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将军，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战国置大将军，楚怀王与秦战，秦败楚，虏其大将军屈丐。至汉则定以为官名矣。“○相公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若封王则称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号，则有公而无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尽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伦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长、徐达，三百年来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从军行》：”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羽猎赋》：”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相公二字似始见此。

○司业国子司业，以为生徒所执之业，非也。唐归崇敬授国子司业，上言：“司业义在《礼记》‘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版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虚，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磐之и虚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无取，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祭酒为太师氏，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诏下尚书集百僚定议以闻。议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按《灵台》之诗曰：“虚业维枞。”即此“业”字。传曰：“业，大版也。所以饰为悬也。捷业如锯齿，或白画之。”《尔雅》：“大版谓之业。”《左氏。昭九年》传：“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礼记。檀弓》：“大功废业。”并谓此也。悬者，常防其坠。故借为敬谨之义，《书》之“兢兢业业”，《诗》之“赫赫业业”、“有震且业”是也。凡人所执之事亦当敬谨，故借为事业之义。《易》传之“进德修业”，“可大则贤人之业”，“盛德大业”；《礼记》之“敬业乐群”是也。然三代《诗》、《书》之文并无此义，而“业广惟勤”一语，乃出于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

梁刘勰《文心雕龙》谓：《沦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後人追题，今《周官篇》有“论道经邦”之语，盖梅赜古文之书，其时未行。然即此二字，亦足以蔡时世言语之不同矣。

○翰林《唐书。职官志》曰：“翰林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争。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任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後，始号北门学士。玄宗之代，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掌中外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继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每多窒滞，始选朝官有辞艺学识者人翰林供奉，然亦未定名制。开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以後，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而其官不见于《唐六典》，盖书成于张九龄，其时尚未置也。

《旧书》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陆贽与吴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请罢其官。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ピ，贞元末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未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奕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又如黎斡虽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诏翰林。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履冗食者四十二人。宝历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学之士矣。赵磷《因话录》云：“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张灯，命翰林院词臣撰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迸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苏轼之教坊致语，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箴》，有曰：”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今张灯之举，恐非尧舜之道；应制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上，伏愿采萏荛之言，于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滴懋临武知县，仲昭湘潭知县，昶桂阳州判官，各调外用。已而谏官为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评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马《越语》：“句践身亲为夫差前马。”《韩非子》云：“为吴王洗马。”洗音铣。《淮南子》云：“为吴兵先马走。”《荀子》：“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贾谊《新书》：“楚怀王无道，而欲有霸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滕、薛、卫、中山之君随而趋。”然则洗马者，马前引导之人也。亦有称马洗者，《六韬》：“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汉书。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礼》：“齐右”职云：“凡有牲事则前马。”注：“王见牲则拱而式，居马前，却行，备惊奔也。”又“道右”职云：“王式则下前马。”是此官古有之矣。《庄子》：“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张若讠朋前马。”

○比部《周礼，小司徒》：“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庄子》云：“礼法度数刑名比详。”唐时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门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计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比部为司计，至德初复旧。”《旧唐书。职官志》：“比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通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杨炎传》：“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职官志》：“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负。”《山堂考索》：“会计逋欠，每三月一比，谓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罚与赋检相为表里之说。今四曹改为十三司，而财计之不关刑部久矣，乃犹称郎官为比部，何邪？”○员外员外之官本为冗秩。《旧唐书。李峤传》：“峤为吏部时，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复居相位，奏置员外官数千人。以至官寮倍多，府库减耗。”事在中宗神龙二年。又有谓之员外置同正员者。迨乎玄宗，犹不能尽革。故肃宗乾元二年九月诏曰：“应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其中有材识干济，曾经任使州县所资者，亦听量留，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不得过四人，下州不得过三人，上县已上不得过一人。”今则副郎而取名员外，于义何居？当由定制之初，主爵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实。了不云乎：“必也正名。”则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遗号矣。○主事後汉光禄勋有南北庐主事，主三署之事，于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然其职不过如椽史之等。故范滂迁光禄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亦不止。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谢之。而张霸，戴封、戴就、公沙穆并以孝廉为光禄主事，其他府寺则不闻有此名也。《宋书。百官志》：“中书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则于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隋炀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时并流外为之。尚书省主事六人，从九品上，门下省主事四人，中书省主事四人，并从八品下。而刘祥道上疏言：“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省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厘革，稍清其选。”事竟不行。《宋史。职官志》：“门下省吏四十有九，录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有八人，守当官十有九人。”是在前代皆椽史之任也，明初设六部主事意亦仿此。永乐十四年，永新伯许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周礼。司会》注：“主计会之簿书。”疏云：“簿书者，古有简策以记事，若在君前，以笏记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当持簿，簿则簿书也。”汉御史台有此官，御史大夫张忠署孙宝为主簿。而魏晋以下，则寺监以及州郡并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条下云：“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又引晋习凿齿为桓温荆州主簿，亲遇深密，时人语曰：“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在当时为要职，○郎中待诏北人谓医生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镊工为待诏，木工、金工、石工之属皆为司务。其名盖起于宋时。《老学庵笔记》：“北人谓医为衙推，卜相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亦莫详其所始也。”《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

○外郎今人以吏员为外郎。按《史记。秦始皇纪》：“近官三郎”，索隐曰：“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汉中郎将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无员，多至千人，掌门户，出充车骑，其散郎谓之外郎。”今以之称吏员，乃世俗相褒之辞。

○门子门子者，守门之人，《旧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是也。今之门子乃是南朝时所谓县僮，《梁书。沈璃传》：“为馀姚令，县南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执衣，皆中男为之。”○快手快手之名，起自《宋书。玉镇恶传》：“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馀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馀人。”《建平王景素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黄回传》：“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亦有称精手者。沈约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齐高帝纪》：“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梁书。武帝纪》：“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馀万人。”

○火长今人谓兵为户长，亦曰火长。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为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五人一户灶，置一伯，故曰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通典》：“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唐书。兵志》：“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大有长。”又云：“十人为人，五火为团。”则直谓之火矣。《宋书。卜天与传》：“少为队将，十人同火。”《木兰诗》：“出门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或作“伙”，误。

○楼罗《唐书。回纥传》：“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含俱录，华言娄罗也，盖聪明才敏之意。”《酉阳杂俎》引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南齐书》顾欢论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北史。王听传》：“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听曰：”颇解此不？‘听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五代史。刘铢传》：“诸君可谓楼罗儿矣。”《宋史》：“‘张思钧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质状小而精悍，太宗尝称其楼罗；自是人目为小楼罗焉。”

○自衣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处士而称之者。《风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史记。儒林传》：“公孙宏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後汉书。崔る传》：“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孔融传》：“与白衣称衡跌荡放言”；《晋书。阎缵传》：“荐白衣南安朱冲，可为太孙师傅”；《胡奋传》：“宣帝之伐辽东，以白衣侍从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称之者。《汉书。两龚传》：“闻之白衣，”师古曰：“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苏伯玉妻《盘中诗》：“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续晋阳秋》：“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菊丛中坐。望见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幸传》：“宋孝武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书。恩幸传》：“赵修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肃宗时不受官，帝每与泌出，军人环指之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则天于前不禁白。《清波杂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史记。赵世家》：“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汉书。谷永传》：“摧之皂衣之吏。”

《诗》：“麻衣如雪，”郑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然则深衣亦用白。

○郎郎者，奴仆称其主人之辞。唐张易之、昌宗有宠，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郑果谓宋憬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禄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谓王钅共为“七郎”；李辅国用事，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军中呼为“十郎”；陈少游谒中官董秀，称“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汉郎官。《三国志》：“周瑜至吴，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江表传》：“孙策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世说》：“桓石虔小字镇恶，年十六八，未被举，而僮隶已呼为镇恶郎。”《後周书》：“独孤信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呼为独孤郎，”《隋书》：“滕王瓒，周世以贵公子，又尚公主，时人号曰杨三郎。”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军中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仆称主人通谓之郎，今则舆台厮养无不利；之矣。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谓之郎。《北史。节义传》：“李宪为汲固长育，至十余岁，恒呼固夫妇为郎、婆。”

○门主《後汉书。贾逢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那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南史》所称门生，今之门下人也。《宋书。徐湛之传》：“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而。每出人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後车载之。”《谢灵运传》：“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南齐书。刘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其人所执者奔走仆隶之役，《晋书。刘魄传》：“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南史。齐东昏侯纪》：“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狈步走，唯将二门生自随”；《後妃传》：“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插”；《刘传》：“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钱为之，《宋书。颜竣传》：”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响，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传》：”有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疋，察厉声驱出“是也。故《南齐书。谢超宗传》云：”白从王永先。“又云：”门生王永先。“谓之自从，以其异于在官之人。而《宋书。顾琛传》：”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人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其冗贱可知矣。梁傅昭不蓄私门生，盖所以矫时人之弊乎？

守门之人亦有称门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公羊传》：“间者何？门人也。”《韩非子》：“门人捐水而夷射诛。”○府君府君者，汉时太守之称。《三国志》：“孙坚袭荆州刺史王。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孙策进军豫章，华欲为太守，葛中迎策。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

○官人南人称士人为官人。《昌黎集。王适墓志铭》：“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是唐时有官者方得称官人也。杜子美《逢唐兴刘主簿诗》：“剑外官人冷。”

○对人称臣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馀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张晏曰：”古人相与言，多自称臣，犹今人相与言自称仆也。“至天下已定，则稍有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後，则此风渐衰。而贾谊《新书》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称臣之说。《王子侯表》有利侯钉，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王书称”臣尽力“，弃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赂，称臣，在赦前，免。皆在元狩元年。而《严助传》天于令助谕意淮南王，一则曰”臣助“，再则曰”臣助“，史因而书之，未尝以为罪，则知钉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往，廷臣之于诸侯王遂不复有称臣者尔。时有自称民者，《世说》：”陆太尉对王丞相曰：“公长民短。’”然王官之于国君，属吏之于府主，其称臣如故。《宋书人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等奏：“郡县内史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诏可。齐、梁以往，王官仍复称臣，而属吏则不复称矣。

诸侯王有自称臣者，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是也。天子有自称臣者，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景帝对窦太後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称其臣为卿，则亦可称其臣之父为先卿。《宋史。理宗纪》：“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此如《商书》之言”先正保衡“，盖尊礼之辞也。

○先妾人臣对君称父为先臣，则亦可称母为先妾。《左传》晏婴辞齐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战国策》匡章对齐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陈沈炯表言：“臣母妾刘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称臣下为父母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称。汉文帝问冯唐曰：“父老，何自为郎？”是称其臣为父也。赵王谓赵括母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是称其臣之母为母也。○人臣称人君人臣有称人君者。《汉书》高帝诏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礼。”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县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缭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水经注》引黄义仲《十三州记》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

○上下通称《汉书。霍光传》：“数鸣殿前树上。”师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耳，非止太子宫中。”《黄霸传》：“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者，为一辈，先上殿，”师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贤传》：“为贤起大第北阈下，重殿洞开。”《後汉书。蔡茂传》：“梦坐大殿。”《三国志。张辽传》：“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左思《魏都赋》：“都护之堂，殿居绮窗。”是人臣亦得称殿也。《鲍宣传》：“为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是人臣亦得称法驾也。《旧唐书。吴元济传》：“诏以裴度为彰义军节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以鄙城为行在，蔡州为节度所。”是人臣亦得称行在也。

汉人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司隶从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贡器帝庭”；《豫州从事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亦谓之郡朝。《後汉书。刘宠传》：“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是也。亦谓之府朝，《晋书。刘琨传》：“造府朝，建市狱”是也。亦有以县令而称朝。晋潘岳为长安令，其作《西征赋》曰：“励疲钝以临朝”是也。

汉《丹阳太守郭碑》有曰：“君之弟故大尉薨，归葬旧陵。”欧阳永叔以人臣为疑，盖徒见唐卢集驳武承训造陵之奏，以为陵之称谓施于尊极，不属王公己下。此自南北朝已後然尔，按《水经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又引《风俗通》言：“王公坟垄称陵。”书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汉书。明、章二帝纪》言祠东海恭王陵、定陶大後恭王陵、东平宪王陵、沛献王陵。《西京杂记》：董仲舒之墓称下马陵。曹公《祭桥玄文》：“北望贵土，乃心陵墓。”《三国志》注陈思王上书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屋名为宫，家名为陵。”则人臣而称陵，古多有之，不以为异也。吕东莱《大事记》：“墓之称陵，占无贵贱之别。”《国语》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是凡民之墓亦得称陵。

人臣称卤簿，《石林燕语》曰：“卤簿之名，始见于蔡邕《独断》。唐人谓卤，橹也，甲盾之别名。凡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

今人以皇族称为宗室，考之于古不尽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谓曰宗室。《左传。昭六年》：“宋华亥谗华合比而去之，左师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魏书。胡叟传》：”史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北齐书。邢邵传》：”十岁便能属文，族兄峦有人伦鉴，谓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儿，非常人也。’”《张雕传》：“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亲宠，与张景仁结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後周书。裴侠传》：“撰九世伯祖贞侯传，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传》：“为东魏行台薛循义所逼，与宗室及家憧等走免。”《杜叔毗传》：“兄君锡及宗室等为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齐与宗室书》。

《颜氏家训》论《孙楚王膘骑诔》云：“奄忽登遐。”以为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诰》曰：“我王母薛妃登逻。”又曰：“蔡姬。登遐。”则晋人固尝用之，不以为嫌也。

人臣称谅ウ。《晋书。山涛传》：“除太常卿，遭母丧，归乡里，诏曰：”山太常尚居谅ウ。‘“

人臣称太渐。《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渐。”齐王俭《褚渊碑》文：“景命不永，大渐弥留。”任《竟陵王子良行状》：“大渐弥留，话言盈耳。”沈约《安陆王缅碑文》：“遣疾弥留，焉大渐。”隋《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大渐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绍宗为其兄玄宗临终口授铭：“吾六兄同人见疾，大渐惟几。”卢藏用《苏许公环神道碑文》：“大渐之始，遗令遵行。”

《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记。玉藻》：“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颐ニ，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称万岁《後汉书。韩棱传》：“窦宪有功还，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然考之《战国策》言：冯媛为孟尝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马援传》言：援击牛酾酒，劳饷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冯鲂传》言：责让贼延褒等，令各反农桑，皆称”“万岁”。《吴良传》注引《东观记》：“岁旦，郡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掾史皆称万岁。”则亦当时人庆幸之通称。而李固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遂为梁冀所忌，而卒以杀之，亦可见其为非常之辞矣。

●卷二十五○重黎《左传》蔡墨对魏献子言：“少吴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颓顼氏有子曰梨，为祝融。”梨即“黎”字异文，是重、黎为二人，一出于少吴，一出于频颂。而《史记。楚世家》则曰：“帝颚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则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晋书。宣帝纪》：“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宋书》载晋尚书令卫，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司空张华等奏，乃云：“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硕，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似以重黎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两祖，亦昔人相沿之谬。

○巫咸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测也，而传者猥以一节概之。黄帝，古圣人也，而後人以为医师。伯益，古贤臣也，而世有百虫将军之号。以彼事迹章章在经籍者，且犹如此，若乃尧之臣名羿，而有穷之君亦名弄；尧之典乐名夔，而木石之怪亦为夔；汤居亳，而亳戎之国亦名汤。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则道德之用微而谬悠之说作。若巫咸者，可异焉。《书。君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陡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共生于朝，伊涉赞于巫咸，作《咸义》四篇。”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颖达正义曰：“《君》传曰：”巫氏也。当以巫为氏，名咸。“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按《君》，咸子巫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则巫咸之为商贤相明矣。《史记》正义谓，巫咸及子贤家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云。《越绝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则《史记。天官书》所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则《吕氏春秋》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则《庄子》所云：”巫咸诏曰：“来！‘”《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成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至《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人，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淮南子。地形训》：”言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则益荒诞不可稽，而知古贤之名，为後人所假托者多矣。

○河伯《竹书》：“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上之为西伯。而冯夷者，其名尔。《楚辞。九歌》以河伯次东君之後，则以河伯为神，《天问》：“胡弄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王逸章句以“射”为“实”，以“妻”为“梦”。其解《远游》：“令海若，舞冯夷。”则曰：“冯夷，水仙人也，”是河伯、冯夷皆水神矣。《穆天子传》：“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山海经》：“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即河伯也。”，《庄子》：“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马彪注引《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河伯。”是以冯夷死而为神，其说怪矣。《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以冯夷为河伯之妻，更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海若之下，亦若以为两人。大抵所传各异。而谓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邺巫为河伯娶妇之类耳。《淮南子》：“冯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

《魏书人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馀王妻，朱蒙自称为河伯外孙。则河伯又有女、有外孙矣。

《真浩》载：“有一人，旦旦诣河边，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与相见，予白壁十双，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当是两神邪？”○湘君《楚辞》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後有夫人也。初个言舜之二妃。《妃》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大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涉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滩之有虑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且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读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後，配灵神只，无缘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远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灵鼓瑟。”是则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会其说，以资谐讽，其渎神而慢圣也，不亦甚乎！

禹崩会稽，故山有禹庙，而《水经注》言庙有圣姑。《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姑。”夫舜之湘妃犹禹之圣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前。女前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为羿妻，窃药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经注》以为天帝季女，名日瑶姬。雒水宓妃，陈思王之寄兴也，而如淳以为伏羲氏之女。山启母，《天问》之杂说也，後人附以少姨，以为启母之妹，而武後至封之为玉京太後金阙夫人。青溪小姑为蒋子文之第三妹，则见于杨炯之碑。庙碑》曰：“蒋侯三妹，青溪之轨迹可寻。”并州妒女，为介子推之妹，则见于李之诗。小孤山之讹为小姑也，杜拾遗之讹为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类。而《九歌》之篇，《远游》之赋，且为後世迷惑男女，读乱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为妇道，而《汉书》有温神之文，张晏曰：“媪者，老母之称。坤为凡故称媪。”于是山川之主必为妇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国典而昭民敬也已。金元好问《承天镇悬泉诗》注曰：“平定土俗，传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耻兄要君，积薪自焚，号曰妒女祠。”其碑大历中判官李撰，辞旨殊谬，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之语。乡社至今以百五日积薪而焚之，谓之祭妒女。其诗有曰：“神词水之符，仪卫盛官府。颇怪词前碑，稽考失莽卤。吾闻允格台骀，宣汾洮，障大泽，自是生有自来归有所。假而。自经沟渎，便可尸祝之，把典纷纷果何取？子肯鼓浪怒未泄，精卫衔薪心独苦。楚臣百问天不酬，肯以诞幻虚荒惊聋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绵绵流万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复谁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灵真谁敢侮？稗官小说出闾巷，社鼓村萧走翁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遣李陋语。”此是千古正论，杜氏《通典》：“汾阴後土词，为妇人素像，武太後时，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洞中配焉，开元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为之配合，其渎乱不经尤甚矣。

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所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张华《博物志》：“文王以大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曰，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自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此一事也。干主《搜神记》：”後汉胡母班尝至泰山侧，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书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果得达，复为河伯致书府君。”此二事也。《列异传》记蔡支事，又以天帝为泰山神之外孙。自汉以来，不明乎天神地只人鬼之别，一以人道事之。于是封岳神为王，则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则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孙矣，唐宋之时，但言灵应，即加封号，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实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儿。《魏书。段承根传》：“父晖，帅事欧阳汤。有一童子与辉同志，後二年，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损于厚赠，无以报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讫，乘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言：”贞元初，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祷岱岳，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下车，言此三郎子、七郎于也。“《文献通考》：”援唐长兴三年，诏以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掸毕，亲幸，加封炳灵公。“夫封其子为将军为公，则封其女为君，正一时之事尔。

又考管子对桓公曰：“东海之子类于龟。”不知何语？而房玄龄注则以为海神之子。又元刘遵鲁《漠岛记》曰：“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则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家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谓“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归国者未合。古者无大子之世，朝觐讼狱必有所归。《吕氏春伙》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按此则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摄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尝奉周之社稷而属之他人，故周人无易姓之嫌，共伯无僭王之议。《庄子》曰：“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共首。”盖其秉道以终，得全神养性之术者矣。《左传》：“郑大叔出奔共。”注：“共国，今汲郡共县。”《史记。春申君传》：“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迁之共，饿死。齐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汉书。功臣表》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卫辉府辉县。今辉县有共姜台，後人之附会也。

○介子推介子推事见于《左传》则曰：“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吕氏春秋》则曰：”负釜盖簦，终身不见。“二书去当时未远，为得其实，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史记》之言稍异，亦不过曰：”使人召之，则亡。闻其人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之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说始自屈原，燔死之说始自《庄子》《楚辞。九章。惜往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庄子》则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身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于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没矣。今当以左氏为据，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魏武帝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Ё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苦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

《册府元龟》：“龙星，木之精也。春见东方，心为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论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予尝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岁仲春命司ピ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司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民咸从之。时则施火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厉，而民以宁。郑以三月铸刑书，而士文伯以为必灾，六月而郑火，盖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谓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断烟，谓之龙忌，盖本乎此。而周举之书，魏武之令，与夫《汝南先贤传八陆《邺中记》等，皆以为为介子推，谓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异于言子胥溺死，而海神为之朝夕者乎？予观左氏、史迁之书，易尝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记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上劭，尝以先王有钻燧改火之义，于是表请变火，曰：”古者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变则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哉。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辆，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黄火，气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人恶陈，薪恶劳。晋代荀勖进饭，亦知薪劳。而隋文帝所见江宁寺晋长明灯，亦复青而不热。传记有以巴豆木人爨者，爰得泄利。而粪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恶，然则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鲜矣。泌以是益知圣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时五变者，岂故为是烦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传》不云乎：”违天必有大咎，“先汉武帝犹置别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废之邪？方石勒之居邺也，于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门、襄国西门；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ㄜ下丈余，人禽死以万数，千里摧折，秋稼荡然。夫五行之变如是，而不知者亦以为力之推也。虽然魏晋之俗，尤所重者，辰为商星，实祀大火，而汾晋参墟。参辰错行，不毗和所致。○杞梁妻《春秋传》：齐侯袭莒，杞梁死焉。”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左氏之文不过如此而已，《檀弓》则曰：”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则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言哭者始自二书。《说苑》则曰：”杞梁、华舟迸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也，而隅为之崩。“《列女传》则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书。而《列女传》上文亦载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庐，何至枕尸城下？且庄公既能遣吊，岂至暴骨沟中？崩城之云未足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长城。长城筑于威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始皇所筑之长城也。後人相传乃谓秦筑长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一哭而长城为之崩，则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时别有此事，何其相类若此？唐僧贯休乃据以作诗云：”筑人筑土一万里，杞粱贞妇啼呜呜。“则竟以杞梁为秦时筑城之人，似并《左传》、《孟子》而未读者矣。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则又云把之都城。春秋杞成公迁于缘陵，今昌乐县。文公又迁于淳于，今安丘县，其时杞地当已入齐，要之非秦之长城也。

○池鱼东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後人每用此事，《清波杂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古有池仲鱼者。城门失火，仲鱼烧死，故谚云：城门夫火，殃及池鱼。”据此则池鱼是人姓名。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弹。故泽失火而林忧。”则失火与池鱼自是两事，後人误合为一耳。

考池鱼事本于《吕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间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鱼事之祖。

○庄安《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改日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类此。”则是严姓本当作“庄”。今考《史记》有庄生、庄贾、庄豹。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乔、庄芷，而独有严君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谓安自姓严。然《汉书。艺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是安本姓庄，非严也。严君平亦姓庄，杨子《法言》：“蜀庄沈冥”是也。严尤亦姓庄，《後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曰：“庄尤字伯石，避明帝讳改之。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贵老、严之术。”改楚之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师古曰：“即杀陶朱公儿者也。”王褒《洞箫赋》：“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七略》有庄春言琴。”《汉书》之称庄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记》之称严安，後人所追改也。《艺文志》：“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忽奇，下言严助，史驳文。”

○李广射石今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广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为辽西郡之肥如，其谬不辨自明。《水经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汉治平刚，後汉治土垠。郦氏所引魏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汉所治之土根，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之东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时郡治，李广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杂记》述此事则云：“猎于冥山之阳。”《庄子》言：“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广之出猎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于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广也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无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当之，不已惑乎？

《後周书，李远传》：“尝校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镞人寸馀。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羡其美，“李广、熊渠二事并用。○大小山王逸《楚辞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後伟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乃曰：“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叶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庚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是以山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书》：“何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

○丁外人丁外人非名，言是盖主之外夫也。犹言齐悼惠王肥，高帝外妇之子也。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齐孝王五世孙。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孙。则是姓刘，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义。

○毛延寿《西京杂记》曰：“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墙不肯，遂不得见。匈奴人朝，求美人为阀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後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赀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乌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据此，则画工之图径宫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时。且毛延寿特众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赂，而不独以昭君也。往来诗人谓匈奴求美人，乃使画工图形，而又但指毛延寿一人，且没其受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吕氏春秋》言：“秦穆公兴师以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师。”是奚施为弦高之友，而《左氏传》不载。《淮南子》言荆柯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笛赋》亦以荆卿、宋意并称。是宋意为高渐离之侣，而《战国策》、《史记》不载。

《战国策》：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注云：“坚，政之副，犹秦武阳。”按聂政告严仲于曰：“其势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桃，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孟子》：“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考之《书》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考之《列女传》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华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类而误《墨子》：“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网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于传未有此事，必大公之误也。《吕氏春秋》：“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尝流江，必伍员之误也。《史记》：“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孙叔敖未闻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误也。《淮南子》：“吴起、张仪车裂支解。”张仪未尝车裂，必苏秦之误也。《易林》：“贞良得愿，微子解囚。”微子未尝被囚，必箕子之误也。晋潘岳《大宰鲁武公诔》：“秦亡蹇叔，舂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见于书，必百里奚之误也。後魏穆子容《大公吕望碑》文：“大魏东苞褐石，西跨流沙，南极班超之柱，北穷窦宪之志。”班超未尝南征，必马援之误也。後周瘐信《拟咏怀诗》：“鳞穷季氏，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尝获麟，必叔孙之误也。

○传记不考世代张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以证图谶为後人伪作。今按传记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称三晋之君，其时未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其时未有梁、赵。称代王，其时未有代王。《国语》：“句践之伯，陈、蔡之君，皆人朝”，其时有蔡无陈。《说苑》：“句践聘魏”，其时未有魏。又言仲尼见梁君，孟简于相梁，其时未有梁，鲁亦无孟简子。又言韩武子出田，栾怀子止之，韩氏无武子。又言楚庄王以椒举为上客，椒举事灵王，非庄王。《吕氏春秋》：“晋文公师咎犯、随会。”随会不与文公、咎犯同时。“赵襄子攻翟，一朝而两城下，有忧色，孔子贤之。”赵襄子为晋卿，时孔子已卒。“颜阖见鲁庄公”，颜阎，穆公时人，去庄公十一世。《史记。孔子世家》：“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孔子时宁氏己灭。《扁鹊传》：“虢君出见扁鹊于中阙”，其时虢亡已久。《龟传》：“宋元王”，未有元公，无元王。《庄子》：“见鲁哀公”，而其书有魏惠王、赵文王，鲁哀公去赵文王一百七十岁。《韩非子》：“扁鹊见蔡桓侯”，桓侯与鲁桓公同时，相去几二百岁。《越绝书》：“晋郑王”，晋、郑未尝称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见越王”，越灭吴，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盐铁论》“季桓子听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又言“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子贡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贡去臧文仲各百余岁。《韩诗外传》：“孟尝君请学于闵子”，闵子、孟尝君相去几二百岁，冉有对鲁哀公言：“姚贾，监门子。”姚贾，秦始皇时人，相去二百余岁。

●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後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润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後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後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後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传》：“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後，始立为淮南土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光云范阳辩士蒯通，後云齐人蒯通，一传互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後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後园。”下云：“後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後之读书者愈卤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疆，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後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于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後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

《上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凤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二志小字《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後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後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汉书不如史记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刺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苟悦汉纪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奕，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苟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苟纪为长。後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後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後汉书《後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说。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阀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伙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後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亦岂无钱者？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後，琼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岂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中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孙亮太平元年，孙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人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懒，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懒。”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後，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後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夫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睡之，其後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周书》皆无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二、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史文重出《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後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後汉书。皇後纪》：“桓思窦皇後父讳武。”後父不当言讳，“讳”字衍。《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则此“毛”字明为衍《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张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後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同志。魏後妃传》注：“甄後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子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後周书。柳庆传》：“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

《文选》任《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天文志》：“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家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後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後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後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宏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宋书《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魏书《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缰’，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缰”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缰，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梁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後周书《庚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诸”之误。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瞄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晋奔吴，至傈阳，逢女子獭水之上。子晋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诸曰懒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隋书《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後汉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後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亻隽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後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徵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旧唐书《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後”，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後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後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後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後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後张氏”。曰“追废”，则张後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後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杨场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Г，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Г。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後，而倒其文。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後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宋史《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凿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後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日“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後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宋史。富粥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著何人所上。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韦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濂、衤韦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熏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己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人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国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光武自陇蜀平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後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缰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灵，以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通鉴不载文人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卷二十七○汉人注经左氏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元凯注传，必曲为之疏通，殆非也。郑康成则不然，其于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往往驳正，如《周礼。职方氏》：“荆州其浸颖湛。”注云：“颖水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搓。”注云：“《春秋传》曰‘除道梁搓，营军临随’，则洼宜属荆州，在此非也。”《仪礼。丧服篇》：“唯子不报”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注云：“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以为主谓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为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经似在室，传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後，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矣，”《士虞礼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无云脯者，今不言牲号而云尹祭，亦记者误矣。”于《礼记》则尤多置驳。如《檀弓篇》：“齐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注云：“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持宠虐民，非也。”“叔仲衍请む衰而环经”注云：“吊服之经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封诸侯”注云：“《祭统》曰：”古者于谛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今此行尝可也，而封诸侯则违于古。封诸侯，出土地之事，于时未可，似失之。“”断薄刑，决小罪“注云：”《祭统》曰’草艾则墨‘，谓立秋後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母有坏堕自相违，似非。“”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注云：”古者于尝出田邑，此其尝并秋，而禁封诸侯割地，失其义。“《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则此是仲春之之礼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记者误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陈也“注云：”尸或诂为主。此尸神象，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明堂位篇》：”夏後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时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尝相弑，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注云：”春秋时，鲁三君弑。又士之有讳由庄公始，妇人ヮ而吊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弑，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杂记。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注云：”妻之党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执壁，作此赞者失之矣。“此其所驳虽不尽当，视杜氏之专阿传文则不同矣，经注之中可谓卓然者乎！

《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于《毅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协也；以文公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昏也；《毅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燃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齐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纠传文者得六事：“庄九年，公伐齐，纳纠。”传：“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後伐，故乾时之战，不讳败，恶内也。”解曰：“雠者，无时而可与通。纵纳之迟晚，又不能全保雠子，何足以恶内乎？然则乾时之战不讳败，齐人取子纠杀之，皆不适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居然显矣。恶内之言，传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帅师，败宫师于丽，获莒。”传：“公子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相搏。“解曰：”江熙曰：经书败莒师，而传云二人相搏，则师不战，何以得败？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战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斗，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此又事之不然，传或失之。“《信十四年，季姬及增子遇子防，使缯子来朝。”传：“遇者，同谋也。”解曰：“鲁女无故远会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传》曰：”缯季姬来宁，公怒之，以增子不朝，遇于防，而使来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军。“传：”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解曰：”《周礼》、《司马法》：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总云诸侯一军，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传：”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杀父之贼，此人伦之所不容，王诛之所必加。礼，凡在官者杀无赦，岂得恶楚子杀般乎？若谓夷狄之君不得行礼于中国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徵舒，不言人。“传曰：”明楚之讨有罪也。似若上下违反，不两立之说。“《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刺胎于戚。”传：“纳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齐景公废世子，世子还国，书篡。若灵公废蒯立辄，则蒯不得复称囊日世子也。称蒯为世子，则灵公不命辄审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则从王父之言，传似失矣。经云’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明正也，明正则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纠正传文之失。

宋吴元美作《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曰：“唐人称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今观其推广发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语意乖戾处，往往曲为说以附会之，安在其为忠也？今吴君于欧，宋大手笔乃能纠谬纂误，力稗前缺，殆晏子所谓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则唐人之论忠也陋矣。”可谓卓识之言。

○注疏中引书之误《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赅亥。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且。”毛传引之互相反。郑康成笺《诗。采蘩》，引《少牢馈食礼》：“主妇被褐”误作《礼记》。《皇矣》引《左传》：“郑公子突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晋士会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误合为一事。注《周礼。大司徒》，引《左传。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误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诗》：“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误作“土地”。《射人》引《射义》“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误作《乐记》。《县士》引《左传》：“韩襄为公族大夫”，误作“韩须”。注《礼记。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鸟羞白鸟”，误作“九月”。引《诗》：“称彼兄献，万寿无疆”，误作“受福无疆”。范武子解《毅梁传入庄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误作《王制》。郭景纯注《尔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误作“行或尼之”。引《易》：“巩用黄牛之革”，“固志也”，误以《革》《遇》二父合为一传。韦昭《国语》注“公父文伯母赋《绿衣》之三章”，误引“四章”，高诱《淮南子注》引《诗》：“鼍鼓逢逢”，误作“鼍鼓洋洋”。孔颖达《左传。文十八年》正义引《孟子》：“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误作“伊尹，圣人之和者也”。苏拭《书传。伊训》引《孟子》：“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误作“从流上而忘反谓之游”。朱震《易传。井》大象引《诗》：“维此哲人，谓我劬劳”，误作“知我者谓我的劳”。赵汝梅《易辑闻。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无礼”，误作“我必不仁不义”。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诗》：“後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误作“至于大王”，《诗集传。闵予小子》引《楚辞》：“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误作“三公揖让”。朱子注《论语》：“夏日瑚，商曰琏。”此仍古注之误。《记》曰：“夏後氏之四琏，殷之六瑚。”是夏日琏，商日瑚也。《享礼》注引“发气满容”，今《仪礼》文作“发气焉盈容”。汉人避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此当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异》无农家，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集注》偶误，未及改，”

杨用修言：“朱子《周易本义》引《韩非子”‘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误以‘合虚’为‘合参’。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来，不自《韩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参，安得谓之合虚？乃今《韩非子》本误。

○姓氏之误《毅梁传》隐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溢也。”父非溢，“溢”字衍文。

《诗。白华》笺：“褒姒，褒人所人之女。姒，其字也。”“字”当作“姓”，此康成之误。孔氏曰：“褒国，拟姓，言拟其字者，妇人因姓为字也。”乃是曲为之解耳。

朱子注《论语》、《孟子》，如大公姜姓吕氏，名尚，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子文姓门名毅放菟之类，皆以氏为姓。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则并姓氏而为一矣，岂承昔人之误而未之正与？

○左传注隐五年，“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後”。按子元疑即历公之字。昭十一年，申无字之言曰：“郑庄公城栋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为别是一人，厉公因之以杀曼伯而取栋，非也，盖庄公在时即以栋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厉公于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则为昭公守栎者也。九年，公子突请为三覆以败戎。桓五年，子元请为二拒以败王师。固即厉公一人，而或称名，或称字耳。合三事观之，可以知厉公之才略，而又资之以虔邑，能无篡国乎！十一年，“立桓公而讨穷氏，有死者”。

言非有名位之人，盖微者尔，如司马昭族成济之类。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写氏，而复不能正法诛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为司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语。本姓篇》曰：“宋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为氏。”然则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证也。

郑康成注《士丧礼》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是亦以孔父为字。刘原父以为己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窃意春秋诸侯卒必书名，而大夫则命卿称字，无生卒之别。字。“亦未尝以名字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郑伯寤生卒。葬郑庄上。宋人执郑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陈归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刘子单子以王猛人于三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然则孔父当亦其字，而学者之疑可以涣然释矣。君之名，变也；命卿之书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亩之战生”。解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非也。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记。赵世家众“周宣王代戎，及千亩战。”《正义》曰：“《括地志》云：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解曰：“王师败，不书，不以告。”非也。王师败，不书，不可书也，为尊者讳。

六年，“不以国”。解曰：“国君之子不自以本国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国者乎？谓以列国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蒋。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谓君谓随侯，王谓楚王。两军相对，随之左当楚之右，言楚师左坚右暇，君当在左以攻楚之右师。

十三年，“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解曰：“或称人，或称师，史异辞也。”愚谓燕独称人，其君不在师。

庄十二年，“萧叔大心”。解曰：“叔萧，大夫名。”按大心当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萧大夫也。二十三年，“萧叔朝公”。解曰：“萧，附庸国。叔，名。”按《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乐父。裔孙大心，平南宫长万有功，封于萧，以为附庸，今徐州萧县是也。其後楚灭萧。”

十四年，“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解：“庄公子，传惟见四人：”于忽、子、子仪并死，独厉公在。八人名字记传无闻。“按犹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见在也。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称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岳则配天”。解曰：“得太岳之权，则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岳足以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市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月之朔也。然则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盖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市而用牲，此所以谓之非常礼也。杜氏不得其说，而曰以长历推之，是年失闰。辛未实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则咎在司历，不当责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载于此，或恐有误。

信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解曰：“不知其故而问之。”非也，盖齐侯以为楚罪而间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复，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计三百四十七年，此则孔文举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从”。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之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後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

六年，“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实密，而经云新城，故传释之，以为郑惧齐而新筑城，因谓之新城也。解曰：“郑以非时兴土功，故齐桓声其罪以告诸侯。”夫罪孰大于逃盟者？而但责其非时兴土功，不亦细乎？且上文固日“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则不烦添此一节矣。

十五年，“涉河，侯车败”。解曰：“秦伯之军涉河，则晋侯车败。”非也。秦师及韩、晋尚未出，何得言晋侯车败？当是秦伯之车败，故穆公以为不祥而洁之耳。此二句乃事实，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败何待”，则谓晋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及韩在涉河之後，此韩在河东，故曰：“寇深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韩，晋地”，却有斟酌。

十八年，“狄师还”。解曰：“邢留距卫。”非也。狄强而邢弱，邢从于狄而伐者也。言狄师还，则邢可知矣。其下年，“卫人伐邢”，盖惮狄之强，不敢伐，而独用师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独见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解曰：“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非也。大司马即司马子鱼。固谏，坚辞以谏也。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知大司马即司马也。文八年上言杀大司马公子卯，下言司马握节以死，知大司马即司马也，定十年，“公若貌固谏曰”，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之也。

二十四年，“晋侯求之不获，以解上为之田”。盖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日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于义有所不通矣。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骰。”解曰：“不同陈，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辞。

文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古人以闰为岁之余，凡置闰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归余于终。考经文之书，闰月者皆在岁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是也。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闰月，亦并在岁末。又经传之文，凡闰不言其月者，言闰即岁之终可知也。今鲁改历法，置闰在三月，故为非礼，《汉书。律历志》曰“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首”是也。又按《汉书。高帝纪》：“後九月”，师古曰：“秦之历法，应置闰月者总致之于岁末，盖取《左传》所谓归馀于终之意。何以明之？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後九月’，是知历法故然。”

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此即上文所谓我辞之者也，解谓晋不听而变计者非。

三年，“雨蠢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为得天佑，喜而来告，故书。”夫陨石退，非喜而来告也。

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赢，且畏逼”。解曰：“畏国人以大义来逼己。”非也。畏穆赢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赋《四月》”。解曰：“不欲还晋。”以传考之，但云成二国，不言公复还晋。《四月》之诗当取乱离痪矣，维以告哀之意尔。

宣十二年，“宵济，亦终夜有声”。解曰：“言其兵众，将不能用。”非也，言其军嚣，无复部伍。

成六年，“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必言仆大夫者，以君之亲臣，故独令之从公而入寝庭也。解未及。大夫，如王之太仆，掌内朝之事。

十六年，“必阝之师，苟伯不复从”。解曰：“苟林父奔走，不复故道。”非也，谓不复从事于楚。

“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败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谓军大崩为壹大，及御与车右不同者，非。襄四年，“有穷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穷之号。”非也。哀元年，称有过浇矣，此特承上死于穷门而言，以结所引夏训之文尔。

十一年，“政将及子，子必不能”。解谓：“鲁次国，而为大国之制，贡赋必重，故忧不堪。”非也。言鲁国之政将归于季孙，以一军之征而供霸国之政令，将有所不给，则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择二，盖亦不得已之计，叔孙固己豫见之者。

十八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解曰：“故经书‘围’”。非也。围者，围齐也，非围防门也。

二十一年，“得罪于王之守臣”。守臣谓晋侯。《玉藻》：“诸侯之于天子日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为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礼为邻国阙”。解曰：“礼，诸侯绝期，故以邻国责之。”非也。杞孝公，晋平公之舅。尊同不降，当服缌麻三月。言邻国之丧，且犹彻乐，而况于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于货财，“非也。邵国贤曰：”此陈氏父子为隐语以相谕也。“愚谓：木者，作室之良材；庄者，国中之要路。言将代之执齐国之权。

三十一年，“我问师故”。问齐人用师之故。解曰：“鲁以师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鲁君与民无异，谓仰食于三家。”非也。夫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民食于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无养民之政可知矣。八年，“舆劈袁克杀马毁玉以葬”。解以舆为众，及谓欲以非礼厚葬哀公，皆非也。舆嬖，劈大夫也，言舆者掌君之乘车，如晋七舆大夫之类。马，陈侯所乘。玉，陈侯所佩。杀马毁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弃德旷宗”。谓使其宗庙旷而不把。解曰：“旷，空也。”未当。十二年，“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後听命，礼也”。子产能守丧制，晋人不夺，皆为合礼。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柞之不登，恶在其为叔父乎？解以为“福祚不在叔父，当复在谁”者，非。

十七年，“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无君之心。解以为“安君之灾”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济也”。先君谓周之先王，《书》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为“刘盆之父献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国”。当时诸侯出奔，其国即别立一君，惟鲁不敢，故昭公虽在外，而意如犹以君礼事之，范鞅所言正为此也。解以为“书公行，告公至”，谬矣。

三十二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纪，吴，越之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吴，越虽同星纪，而所人宿度不同，故岁独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阜，脱其下而为<户方>字，汉《仙人唐公<户方>碑》可证也。《汉书》：“汝南郡吴房”，盂康曰：“本房子国。”而《史记。项羽纪》封阳武为吴防侯，字亦作哀六年，“出莱门而告之故”。解曰：“鲁郭门也，”按定九年解曰：“莱门，阳关邑门。”

十一年，“为王孙氏”。传终言之，亦犹夫概王奔楚为堂溪氏也，解曰：“改姓，欲以避吴祸。”非。

○考工记注《考工记。轮人》注：“郑司农云：掣读为纷容掣参之削。”正义曰：“此盖有文，今检未得。”今按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纷溶忘记{艹削}参，猗尼从风。”字作{艹削}，音萧。而上文“既建而迤，崇于轸四尺”注：“郑司农云：迤读为猗移从风之移，”《正义》则曰：“引司马相如《上林赋》。”疏其下句，忘其上句，盖诸儒疏义不出一人之手。

○尔雅注《尔雅。释诂篇》：“梏，直也。”古人以觉为梏。《礼记。缁衣》引《诗》：“有觉德行”作“有梏德行”，注未引。

《释言篇》：“邮，过也。”注：“道路所经过，是以为邮传之邮。”恐非。古人以“尤”为“邮”，《诗。宾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邮”，《礼记。王制》：“邮罚丽于事”，《国语》：“夫邮而效之，邮又甚焉”，《家语》：“帝而废裘，投之无邮”，《汉书。成帝纪》：“天著变异以显朕邮”，《五行志》：“後妾当有失节之邮”，《贾谊传》：“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传》：“卦气悖乱，咎征著邮”，《外戚传》班亻什赋：“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叙传》：“讥苑扦惬，正谏举邮”，皆是过失之义。《列子》：“鲁之君子，迷之邮者”，则又以为过甚之义。

○国语注《国语》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晋谏灵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滞，钟水丰物。”谓不堕高，不埋卑，顺其自然之性也。申肯谏吴王曰：“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谓台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语同而意则异。

“昔在有虞，有崇伯鲧”。据下文“尧用殛之于羽山”，当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载于《虞书》。

注云：“鲁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当云鲁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楚辞注《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注谓“罪及父母与亲属”者，非也。盖怀王以不听屈原而召秦祸，今顷襄王复听上官大夫之谮，而迁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记》所云“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即原所谓祸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谢”。注以谢为去，未明。按古人读谢为序，《仪礼。乡射礼》：“豫则钩楹内”注：“豫读如成周宣谢之榭，《周礼》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谓四时之序，终则有始，而春受之尔。

《九思》：“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吕傅举兮殷周兴，忌<喜丕>专兮鄂吴虚。”此援古贤不肖君臣各二，丁谓商宗武丁，举傅说者也。注以丁为当，非。

○荀子注《荀子》：“案角鹿唾陇种东笼而退耳。”注云：“其义未详。盖皆摧败披靡之貌。”今考之《旧唐书。窦轨传》：“高祖谓轨曰：”公之人蜀车骑、骤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北史。李穆传》：”芒山之战，周文帝马中流矢，惊逸坠地。穆下马以策击周文背，骂曰：“笼冻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盖周、隋时人尚有此语。

○淮南子注《淮南子。诠言训》：“弄死于。”注云：“，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自是以来鬼畏桃也。”《说山训》：“羿死桃部不给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字，一人注书而前往不同若此。

○史记注《秦始皇纪》：“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五百石秩卑任浅，故但迁而不夺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临者亦迁而不夺爵也。史文简古，兼二事为一条。“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其时已秋，岁将尽矣，今年不验则不验矣，山鬼岂能知来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谓称祖乃亡者之辞，无与我也，皆恶言死之意。

始皇崩于沙丘，乃又从井陉抵九原，然後从直道以至咸阳，回绕三四干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せ京辣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车中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

《项羽纪》：“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言虻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虱，喻距鹿城小而坚，秦不能卒破。

鸿门之会，沛公但称羽为将军，而樊哙则称大王，其时羽未王也。张良曰：“推为大王画此计者？”其时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辞，史家因而书之，今百世之下，辞气宛然如见。又如黄歇上秦昭王书：“先帝文王、武王。”其时秦亦未帝。必以书法裁之，此不达古今者矣。

《孝文纪》：“天下人民未有赚志”，与《乐毅传》：“先王以为谦于志”同，皆厌足之意。《荀子》：“怅然不慊”，又曰：“由俗谓之道尽赚也”，又曰“向万物之美而不能赚也”，又曰“不自赚其行者言滥过”；《战国策》：“桓公夜半不赚”，又曰“膳咱之赚于口”，并是“慊”字而误从口。《大学》：“此之谓自谦”，亦“慊”字而误从言。《吕氏春秋》：“苟可以谦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亦“慊”字而误从人。

“三年，复晋阳中都民三岁。”《正义》曰：“晋阳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此当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言晋阳误也，然此注已见卷首“中都”下。“文帝前後死，窦氏，妾也。”诸侯皆同姓，谓无甥舅之国可娶，《索隐》解非。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汉书》多有食晦者，盖置朔参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当作月耳。

“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谓先共祝诅，已而欺负乃相告言也，故诏令若此者勿听抬。注并非。

《考武纪》：“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日建元，二元以长星日元光，三元以郊得角兽一曰元狩云。”是建元、元光之号皆自後追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号也。

《天官书》：“疾其对国”，谓所对之国。如《汉书。五行志》所谓“岁在寿星，其冲降娄”；《左氏传。襄二十八年》：“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社氏解谓失次于北，祸冲在南者也。

“星陨如雨”，乃宋闵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误。正义以“僖公十五年陨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禅书》：“成山斗人海。”谓斜曲人之如斗柄然，古人语也，《匈奴传》：“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人汉地，直张掖郡”。“各以胜日驾车避恶鬼。”胜日谓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