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卷三

○左子

【补】“《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非左丘明

刘歆云：“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是谓作《春秋传》者即《论语》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汉书》谓孔子与左邱明观史记，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於孔子，盖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赵，宋程、朱以来，始谓此作《传》者与孔子不同时，非《论语》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谓为秦时人。余按：《左传》终於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讵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论语》之左邱明当之也。战国之文态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於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於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後人也。且《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氏遂亿料之以为《论语》之左邱明邪？说《论语》者以左邱为复姓，与公羊、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春秋》，梁氏《春秋》，而此独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然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後，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标其人。既相传为《左氏春秋》，故即题以左子而缺其名与字，但载《史记》之语以存参，并识後人轩轾之言以折衷焉。

△《国语》非左氏作

《史记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世传《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记》止有《中庸》一篇；说者谓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观之，今世所传《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谓性”至“惟圣者能之”仅数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见，“中”之文凡六见，其馀他文亦皆与中庸之义相关。自“君子之道”以後数千言皆与中庸之义不相涉；“中庸”之文仅一见，而又与“广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为德也”以下皆言礼乐祭祀之事，迥不相类；“哀公问政”以後词意更殊。朱子曲为牵合，以“道不远人”三章为“费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为“费之大者”，“哀公”以後为“兼小大”，其说固已矫强；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为道为一气之屈伸，而以“齐明盛服”数语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为两说，委曲宛转以蕲合於“费隐”之义。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类，“聪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则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骄”分释之。《愚而好自用章》以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为不骄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汉书艺文志》称《乐记》二十三篇，今《戴记》亦止一篇；然以《史记》及前人之说考之，则今《乐记》实十三篇，《戴氏》删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为一耳。然则《中庸》亦当类此：盖戴氏删其三十馀篇而取其未删者合为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称为《中庸》，犹首章言“檀弓”遂通称为《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称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为简，其势不能多；後世易之以纸，故合而录之，因不复存其旧目耳。以今《中庸》通为一篇而谓四十八篇尽亡，误矣。

△《中庸》非出一手

《中庸》不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义有极精粹者，有平平无奇者，间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伦。何以参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细玩则知之矣。

【附录十有二人】

○琴张牧皮

“万章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书》称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余按：琴张、曾皙之狂，不过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礼伤教事也。如悖礼伤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荡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张之有狂名也，故之。而後人或遂以为实然，误矣。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惟有曾皙，而琴张、牧皮皆无之，《家语》有琴牢字子张，亦无牧皮：今补而附於後。至以琴张为牢，本之《左传集解》，未知所采何书，当考。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尝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见於《论语》，独《史记》有之。然《弟子传》中凡不见於《论语》者皆无事迹可纪，独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间见於他篇当有所本，或非误载。今并附列於後。

○秦丕兹

“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小异，《史记》多误，不若《春秋传》之近古，今从《传》文。

○申枨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无申枨，而《文翁图》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无异於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诸弟子事，则谓为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此云“受业於子夏之伦”，则诸子非皆子夏之门人也。盖传记本无明文，司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参。

【存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载此事云：“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弃德之国，岂能知段干木之贤而当敬，而遂辍不攻。文侯之好贤，不过贵其行谊，资其启沃，可以风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国，则有之矣，若藉此为名高，以震耀邻国，则无此事也。此特战国处士设为此论以见士之有益於人国耳。惟过闾而式则理之所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参。”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为晋亥唐叔向事，盖皆後人揣度附会之语，皆未必其实然。故不载。

△辨贫贱骄人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云云。余按：人无富贵贫贱皆不可以骄人；圣贤处世惟准乎礼而已，田子方既贤人，为魏文侯所敬，必无骄人之事。此盖战国之士设为此语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录。

○泄柳申详

“泄柳闭门而不内。”（《孟子》）

按：淖於髡称“鲁缪公之时，子柳为臣”，然以“闭门不内”推之，仕鲁与否未可县定。说已见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删，则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诗》、《书》、《礼》、《乐》、《春秋》皆传於後，而《论语》一书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记，以是知邹、鲁、齐、魏之问贤者盖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无可考。姑就传记所载名著於当世者附录数人，以见其凡。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於子夏之说

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四百有馀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於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故但载《汉志》之注以存参，余不敢妄录也。

○梁氏

【补】“‘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本注）

△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余按：说粱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自战国以後简残文绝，传《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附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故本注但列之於存参，而馀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是其意以为孔子之意皆在《左传》，而《公羊》、《梁》皆妄说也。余按：孔子意果在传，果宣《经》而隐传，倘《传》失其传，《经》不为无用之书乎？且孔子何不并《经》亦隐之也？盖孔子之《经》，其意本已分明，传之渐久而失其旨，传经者各自以其意训释之；惟《左传》去圣人之世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为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谓《左传》远胜於二家则可，谓孔子之意尽在《左传》则不可。如据《公羊》、《梁》以为得圣人之意则大谬，若取此二书以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亦有未可废者。且《左氏经》终於孔子之卒，若无二家，何由知其止於获麟。故今《公羊》、《梁》并附录於《馀录》之後。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於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问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夫子无所不知，子问非也。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後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孙、臧孙之失皆直指之而无所讳，所谓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义焉；若不非其大夫则谄耳。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广众以避祸则有之矣，非以是为礼也；况与门人私论於几席间，是是非非而遽为失礼乎！且练、祥、衤覃，丧之大节也，床不床，丧之常礼也，子路、子贡於此其讲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临事之间，所谓“身通六艺”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非孔子、子贡之事，故今不录。

“政事：冉有、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除丧弹琴之异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说苑》亦载此事，而以不敢过者为闵子骞，不敢不及者为子夏，与《檀弓》正相反。盖皆得之传闻，是以彼此异辞。似《檀弓》为近古；然《檀弓》之诬者亦多，皆难取信。故今缺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佾公冶长篇》）

“闵子侍侧，ウウ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未可断为孔子之言

此章或以为孔子之言，盖以诸贤皆称名之故。然观《论语》中称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饥之称有若，昼寝之称宰予，问耻之称宪，聚敛之称求是也，末可据是遂断以为圣人之言。章首既无“子曰”字，姑从《陈蔡章》之例可也。

△《史记》著弟子名籍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七十有七人，据司马氏谓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迹或年岁者三十有五人，而见於《论语》者二十有七人，然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颜路以请车一见，公冶长以孔子妻之一见，子贱、澹台灭明以孔子与子游称之而各一见，巫马期则以陈司败之故而附见，皆无他事，亦无问答之语；惟南容凡三见，然仅“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考之他传记，惟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者，其馀皆无由而决知其为弟子与否。且巫马期在昭公世已与孔子同朝，司败揖之以讥孔子，颇不似尝受业也者。而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始知灭明，是时孔子年已老矣，灭明又将何时受业於孔子乎？《列传》乃称其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径，非公事不见”之事，既与论语剌谬；又称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其说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谓子贱为弟子，近是；谓颜路等三人为弟子，或然；谓期与灭明为弟子，则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无馀事，但以子路见？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子路即所以撼孔子，乌有七十子而肯为是者哉！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於《论语》，而有见於《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见於《左传》，然观其事殊不类孔子之弟子也。其馀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见於经传；然南瞿、季次其事迹犹粗具於本传，其名字复间见於他篇，或当不误；而自梁以下六人（有年岁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颜高以外四十人（无年岁者），并无事迹可考，则固无从而知其诚然与否也。由是观之，孔氏古文或非当时之书；不则孔氏古文不误而司马氏误焉，亦未可知。观於《史记》所引《尚书》、《左传》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则是篇岂可以尽信乎哉！《家语弟子解篇》其数与《史记》同，而名字或与《史记》异，且删《史记》三人，别有琴张、陈亢、县以合其数。余按：琴张见於《孟子左传》，补之良是；但谓琴张即牢，未知所本。县亦无所考。若陈亢，乃尊子贡而轻视孔子者，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必不如是。且《论语》中，亢凡两问子贡：一问伯鱼，而绝未曾一问孔子；《论语》中，门人未有相称以子者，而亢称伯鱼、子贡皆以子，则亢乃子贡、伯鱼之後辈，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图》者，所载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则又《史记》、《家语》之所无者。按：申枨见於《论语》，其前後章皆论弟子为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诸弟子，补之近是。申堂不见於经传，林放虽见於《论语》而无明文，皆难悬定。至蘧伯玉，其出近关在鲁襄公之十四年，是时已为大夫，齿长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则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内乎！又有见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载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诸家皆各据其所传，而《史记》为近古；《家语》、《文翁图》又似参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为据。概删之则不可，尽信之亦未安。故今据《史记》文，定其所可知者颜渊至司马牛及子贱、秦丕兹二十有二人，而参以《孟子》、《家语》、《文翁图》增牧皮、琴张、申枨三人，并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馀甚可疑者删之，无可考者存而不论可也。

△《史记》著弟子国邑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著其国邑者凡七人：颜子，鲁人；子贡，卫人；子游，吴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皆以国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颜子、子贡为不误耳。何者？颜氏之著名於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可信也。《春秋传》，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也。若子张，乃颛孙之後也，颛孙於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则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於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戌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明矣。而子张之子申详，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鲁，是二子固世为鲁人矣，安得以为陈人吴人也哉！公父蜀，公父之後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为卞人未有以见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则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故今惟於颜子、子贡采《史记》文注之，馀皆缺焉。

△《史记》著弟子年岁之误

《弟子列传》有年岁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盖有所本，然亦不能无误。何者？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伐鲁之时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存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後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之问从政也以由、赐、求，孟武伯之问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者，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也。由是言之，《史记》弟子之年不过得其彷佛而已，不可尽指为实。故今悉不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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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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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卷上

○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人主处休明之世，俊杰盈廷，政事修举，则不必过为其烦；若不幸值废弛之後，朝多幸位，阿谀成风，非大振乾纲，广开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诚拨乱反治之良策也夫！

△以必阝恤之战证孟子用人之说

吾读《春秋传》至晋、楚必阝之战而知晋政之衰也。必阝之役晋师何以败也？曰：晋之军帅不和，既不量力而辄济河，又不设备，故败。曰：固也，然犹非其本也。《传》曰：“晋魏求公族，未得。”又曰：“赵旃求卿，未得。”卿大夫岂可求者乎！盖有求而得者，与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竞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则无复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赵衰荐为元帅，岂尝求之乎！胥臣荐缺之贤而文公以为下军大夫，缺亦未尝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赵衰为卿而衰让於栾枝、先轸，且以己所得者让之於人矣。无怪乎所用皆贤，一战而遂霸也。且凡求进用者非逢迎则贿赂。逢迎贿赂而得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报国安民为事；逢迎贿赂而後得为卿大夫，则贤才必无由而进。虽文、襄之泽未衰，晋卿大夫之中非无贤者，顾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贤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权不一，在国则无以抚其民，在军则无以胜厥敌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见贤然後用之，岂复有求之者！吾故观於城濮与必阝之事而益信孟子言之可为世鉴也。

【附录】“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悦服孟子

观此文，则齐王於孟子可谓心慌诚服矣。《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孟子事，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其见於他篇者，无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录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大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客卿舆居官（一）

天子诸侯之视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称孟子将朝，又何以齐王不知孟子之将朝而使人召之？盖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战国之世，凡客游於诸侯之国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则往朝耳。故《史记》云“游事齐宣王”，言游事，以别於居官任职者也。是以孟子将朝而齐王犹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盖当时风气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闻王之召则疾趋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职，岂容如是！观此章之文，及後《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所处之时势可知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平陆章》见齐君臣之美

此章，孟子责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谓齐大夫之旷职而齐王之大致矣；然吾读之而犹觉齐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诚为旷职，然其心犹知恤民，其言犹知引咎，初未尝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盗君之仓库以自肥，亦未尝自矜其能而归咎於岁也。齐王诚为失政，然犹自知其过，未尝怙终而拂谏也。是其国事尚未大坏。是以宣王虽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犹能保其国；至於闵王，为燕所灭，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犹知发愤距敌，卒尽复其旧土；直至王建之世，秦灭三晋、燕、楚之後，力不能敌而後国亡。孔子言“观过知仁”，吾故读《平陆》一章而知齐之犹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远书缺，吾不知其详矣；若明季之事，则吾乡前辈之所记载尚可考而知之。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转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赋税，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县催征而与之均分之，民之饥寒朴责而死者累累。此其视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极矣，然庄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蒙蔽，有直言时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时犹自谓非亡国之君。其视齐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献忠乌合之众本不难於剿灭，乃至一府则一府归之，至一县则一县归之，求其如齐而不可得。无他，其人心风俗已坏故也。由是言之，齐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谓王“犹足为善”而不忍去齐也。

“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氐{圭黾}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氐{圭黾}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客卿与居官（二）

观此章，孟子自言无官守，无言责，则孟子在齐乃客卿，非居官受职者明矣。盖战国之士游於邻国者多，虽不受职，苟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行入邯郸”者是也。说并详前《将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为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附录】“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有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王敬孟子

按：王，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则宣王亦战国之英主，未尝不知孟子之贤，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犹足用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时；因与吊滕之事略同，故因类而次之。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後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上并《孟子》）

【存参】“或曰：孟子，鲁公族孟系之後，故孟子仕於齐，丧母而归葬於鲁也。”（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末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国策》记齐伐燕事失孟子意

《战国策》云：“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史记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书中所载沈同之问，而或以为劝齐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称‘文、武’云者，即《胜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语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悦不悦决之，何尝以为时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书幸而犹存，故今得以号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之属，其人未尝著书？或其书已亡，无可据以证《史记》之是非者，学者必谓《史记》之得其实，然则古人之受诬於後世者岂可胜道战！吾愿世之文人学士毋据断简残篇传闻之词而轻责古人也。”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叮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伐燕为齐宣王事

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之故

按：孟子去齐之故，《致为臣章》不言所以；《宿昼章》虽有“不及子思”一语，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详言其故。盖孟子之至齐，无他，不过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战国之君多不足与有为，幸而齐宣犹足用为善，是以孟子恋恋而不忍遽去也。“庶几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不从，则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则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虽在齐，何益！且孟子之去齐，齐王何尝不留孟子。授室中国，养以万钟，齐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虽万钟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岂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劝王改过而已。观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齐与其所以不遽去齐皆非苟然者，学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当时贤人，其所讥刺皆近於理，非若淳子髡辈漫然而妄议者，但未识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观其闻孟子之言而即自谓为“小人”，则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心事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虽言去齐之故，然特为齐王言之；此乃圣贤平治天下之素志也。盖圣贤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涂炭极矣，必使唐、虞、三代复见於今日而後足遂圣贤之心。然秦、楚、韩、赵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齐宣犹足用为善而国势亦足以有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乐也。乃後世说者犹以孟子之劝齐、梁行王政为讥。嗟夫，使孟子不劝齐、梁以行王政；终老於邹可矣，胡为乎日出入於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惮其烦也！

【附论】“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孟子不受齐采邑

按：前章云“孟子为卿於齐”，而公孙丑云“仕而不受禄”。孟子既为卿，何以不受禄？既不受禄，又何以自瞻乎？盖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遗饩牵，《春秋传》所谓“秦钅咸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见齐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合此三章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

●卷下

○由宋归邹，之滕，至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附录】“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载有他事。不胜，宋大夫也，故附录此章於此。万章、盈之之间亦当在此时，可类推也。

“邹与鲁。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邹有司犹为贤

此章发明上下之间出尔反尔之义最为深切，民之死与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岁也。有司之死於鲁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鲁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鉴，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虽然，吾读此章而叹邹有司之犹为贤也。何者？君之仓廪实，有司不之盗也；君之府库充，有司不之窃也，贤何如之！有司之过，惟不告民隐耳；然较世之以民隐告於君，请君赈以钱粟，不以与民而但以饱己之贪橐者，其贤奚啻数倍！故曰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孟子劝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亲上死长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贫吏，虽君行仁政，惠断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为弊政者有之；势必尽罢诸有司，别易以贤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有司虽死於战而国不危，及齐失国而邹犹能自保也。

【附录】“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千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爱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於冢宰，ヱ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滕文公问为国。”

△滕文公间在即位後

朱子谓“文公以礼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问之”，然则此事当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邹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问皆《邹与鲁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曰：‘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先养後教

治国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养；然必先养然後能教，是以《虞书》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农事为最急也。“民事”，即农事也。民莫众於农，故以农事为民事。引《七月》诗者，所以证其不可缓。“无恒产”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缓之故。衣食不足，且将肆意妄行，陷於刑辟，况望其人伦明而小民亲乎！故孟子之告齐、梁，亦於树桑授田之後始继之以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缓”一句神气已直注於“人伦明於上”二句，养之即所以为教之地，非分教养为二事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阳货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取民有制

“礼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贤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废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复言礼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俭”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则不足於用，虽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纲领。自“夏后氏”以下至“虽周亦助”，详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学校教民而使之明且亲也。引阳货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过也。取民无制则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则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宁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乡遂取民之制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乡遂取民之制也。乡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则取之得其正矣；无论贡、助、彻，皆可行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ツツ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都鄙取民之制

此因上言乡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禄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禄，则助不助无大损益也。世禄，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岂谓周人百亩而彻不用助乎？试观《大田》之诗，周人世禄诗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彻则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安得有所谓公田者，惟助为有公田耳，然则虽周之世禄亦未尝不用助也。大抵龙子之言即为世禄而发，故引之以见都鄙之当用助也。

△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朱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贯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余按：谓乡遂十夫有沟，是也，谓用贡法则不合；谓都鄙用助法，是也，谓通力而作，计亩而分，则混助於彻。余欲易其文云：“乡遂用彻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亩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庶为分明易晓。说已详见《经界通考》中，兹不悉赘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教在人伦

取民有制则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继之以庠序学校之制也。然则何以教之？人伦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岂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将见孝友睦姻任恤皆相习而成俗，虽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与上恒产恒心之文正相呼应。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缓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词章，虽立学舍，不以人伦教之，故小民不相亲；三代以上不如是也。

△全章要领

“民事”以下数十言以“取民有制”句为要领。“夏后”以下数言以“其实皆什一”句为要领。“龙子”以下数十言以“虽周亦助”句为要领。“设为庠序”以下十馀言以“人伦”二句为要领。学者不可以不细玩其文义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独问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举而措之耳，惟助法须经画得宜，故使毕战专主其事而问其详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养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谷禄。“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禄”即谷禄事也，二事相为表里，井地均即谷禄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君子与野人

“君子”，承上制禄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废，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因治野而连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贡、助、彻也。“圭田五十亩”，制禄之馀政也；“余夫二十五亩”分田之馀政也；至是而君子与野人皆无憾矣。

△乡遂之政

此因上“国中什一”之文遂言乡遂之政也。乡即《齐语》所称“士乡十五”之乡。“乡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亩，与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谓“小民亲於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都鄙之政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详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方里则每面皆三百步，以开方法分为九区则每区皆百亩，形如井字，故谓之“方里而井”也。“同养公田”，所谓助也。“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

此答井地之问乃治都鄙之政。然国中什一，乡田同井者乡遂之制，百姓亲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连而及之也。

△结论

此结上文之意。“略”者，其大纲；“润泽”者，其细目也。操其大纲，随时随地而变通之，三代之政无不可行於後世者矣。

《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录》中止择要者载之。独此章乃治国安民之大节，而向来说者多未分明，不能尽孟子之意；故今全录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补而解之，使与《经界通考》之言互相发明，或於读《孟子》书者不无小补云。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问凡三章，皆寻常问答之言，非若《为国章》言分田制禄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备载而详释之，而其馀皆不载。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入行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并同上）

△《梁惠篇》及时之先後序

按：《梁惠王》一篇；凡与时君问答之言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则是至滕至鲁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而後归邹，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邹、滕、鲁为次而并次之於去齐之後。

△《鲁平章》总结通篇之文

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此一语虽结此章之事而实总结通篇之文，言历说时君而无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与《公孙丑篇》答充虞语，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略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杂纪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於ぶ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陈臻问曰：‘前日於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馈七十镒而受。於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

△孟子游历之先後

按：此二章取两国或三国之事比而述之，固并可专系之於一时也，故并附纪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储子前，则是至任在至齐前也；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後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膝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後，盖尝归邹，邹、鲁之当在此时，故《滕定章》称“然友之邹问於孟子”也。故今哄《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虽无与任、宋、薛之君问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历之先後亦可概见矣。

【附通论】“公系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是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附通论】“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论，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所辩多杨、墨之说

孟子自言距杨、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子之辟杨、墨何在乎？《为我章》尝斥杨、墨矣，然是泛论其失耳，《夷之章》尝抉墨氏之蔽矣，然是开导其来归者耳，不得遂以此为好辩。即以此为好辩，亦仅两章耳。至《逃墨章》为辨杨、墨者言，尤与距杨、墨无涉也。孟子之辟杨、墨，因以得好辩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杨、墨则知孟子之辟杨、墨矣。盖世之所谓杨、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称为杨、墨者其为杨、墨正多也。汉人之所谓道德、名、法，既杨氏也；所谓农家，亦墨氏也。何者？杨氏之学主於自为而无所事，故言清净，言自然，而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安民拨乱者为多事，为扰民；以儒者之崇尧、舜也，则言黄帝以绌尧、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则言老子以绌孔子；然则道家之所谓黄、老者既杨氏也，故杨子书称‘杨子学於老子，老子谓杨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也。其後宽柔之弊流为惨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学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学而韩非主之；然则所谓名、法者亦杨氏也，故《韩非》书有《喻老》、《释老》，而《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同传也。然则道德、名、法既杨氏之分支也。农家，既墨氏之别派也。墨氏之学重农节用，故其後或别而为农家耳。是以《史记》六术，道德、儒、墨、名、法、阴阳，而无杨氏；《汉书》九流，儒、道、名、法、阴阳、墨、农、杂家、小说，而亦无杨氏。不然，杨氏之学盛行於战国，甚於墨氏，何以其书不传於後，而斑、马皆不知有此一家学乎？由是言之，《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舜之臣尧，禹之德衰，汤、武之放伐为弑君，皆杨氏之说也；许行所谓并耕，白圭所谓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说也。不宁惟是，既传食之为泰，不耕而食之为素餐，亦皆为墨氏之说之所误者也。然则孟子之所辩者大半皆为杨、墨，故人谓孟子好辩而孟子自言为距杨、墨也。自汉以来，儒者皆知杨、墨之异端而不细考杨、墨之说，往往反采其言以释《六经》，以故其论多杂入於杨、墨，而释氏亦往往采杨、墨之意以为言，由是杨、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为杨、墨也。故因论孟子之辟杨、墨而备论之。

△孟子之功

唐韩子《原道篇》叙道统之传，云“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而无一语及他人者。自宋以来儒者则以颜、曾、思、孟并称，且於孟子时若有所不满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发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颜子或可与相埒，其馀未见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　杨、墨横行，圣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辞而辟之，而後之学者咸知尊孔子而黜异端。然当两汉、魏、晋之间，老、庄刑名谶纬之术犹分驰於天下，几夺圣人之道而据其上。其後虽渐衰微，而学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杨、墨之说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与尧、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齐观。然则向无孟子，圣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杨、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尧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传启，汤、武之放伐之为篡弑，人必智信以为实然；其敝也，将以仁义为强人之物，刑名为治国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书岂非三代以下之所断不可无者哉！盖尝论之，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虽圣人，无周公以继之则太平之治不兴；孔子虽圣人，无孟子以承之则圣道之详不著。故有文、武，不可无周公；有孔子，不可无孟子。是以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谓‘求孔子之道当自孟子始’，诚然，非虚语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颇多，虽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圣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见《戴记》‘费隐’、‘诚明’、‘无声无臭’之言以为道之极致，而於孟子推阐王政圣学之切於实用者反视以为寻常。是以余於《洙泗馀录》之後，条记孟子事实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韩子之志也夫！

【附录】

△乐正子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於天下，而况鲁国乎！’”

△好善与为政

按：孟子好善之论可谓尽为政之要。何者？　一国之事多端，一国之民不可计数，为政者虽强，虽有智虑，睢多闻识，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兴革之，故惟好善为要。好善，则一国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为强，自以为有智虑，自以为多闻识，善言无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胜国事之繁赜，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尽其言，各效其能，无他道也。余初莅罗源任三日，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此章，由是一县之人皆知馀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无大失。归里之时，文治以诗送余行，内有云“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终身行之而不尽也！

【附录】“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乐正子从王

按：乐正子之从王，非求其系援也。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吊滕之役朝暮见焉；与乐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乐正子亦不过为省道路之费，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啜’责之。何者？之所以重乐正子者，以其学古之道也；乐正子遂从之齐，是以古之道铺啜也。然此事当在乐正子少年贫困之时；若已仕於鲁，必无由私行至齐，亦断不肯为此区区者而从行也。此贤人之小过；不足以掩大德，故附录於此。

【附论】“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舆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下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尧、舜、禹之授受

按：尧、舜、禹之授受乃圣人之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义也，战国之时，邪说并作，遂致圣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犹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启之，孟子之论亦无由而发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问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诬，然不可悉载，择其最大者载之。

○公孙丑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於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纟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怨亲与短丧

按：《小弁》以怨为仁，《凯风》又以不怨为孝，欲短丧则虽期不愈於已，欲终之而不得则虽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亲之过小则人子不忍怨，亲之过大则人子不忍不怨，能终央则减一日既为忍，不得终丧则加一日亦足见其不忍，礼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於此可见圣贤持论之无所偏，非析义至精者乌能如是！《论语》文多浑厚，得《孟子》七篇为之畅其义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为之启其端，孟子之论亦无从而发也。然则丑之功亦不亚於万章矣。

按：公孙丑舆万章，七篇之中问答甚多，不可枚举；姑录其最要者各二则以见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则人子之至情；举一二，可以例推也。

△《孟子》书出於门人追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歧《孟子题词》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今正之。

△孟子门人之功

按：孟子门人尚多，然多无事迹可纪。独乐正子，孟子屡称之，又尝荐孟子於鲁平公。至於问答之言则万章、公孙丑为多，故说者以此书为二子所撰述；《史记》虽但称万章，然既云“之徒”则固已括之矣。盖孟子之见尊信於当时，乐正子或不为无功，而其言之传於後世则二子实有微劳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记孟子弟子

按：乐正子之贤见於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间其所关者亦钜，“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既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

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亢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

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於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辐，粲然靡所不载。”（赵岐《孟子题词》）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讹误）。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之者也。”（同上）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後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

按：《汉书》刘歆九种（颉刚按：“九种”既《六艺略》）《孟子》有十一卷，则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赵氏乃独能分别其真伪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谓孟子“耻没世而无闻”，自撰此书，尚未尽合。阅者不以噎废食可也。

○附韩文公称述孟子三则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某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战国时，人视之与诸子等耳。汉兴，始立於学官，然亦不久遂废，人亦不过以传记视之耳。自韩子出，极力推崇孟子，其书始大著於世。至宋诺儒，遂以此七篇与诸经《论语》并重，皆自韩子之发之也。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故今附录此三则於《孟子事实录》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论孟子性善之旨

△论性六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孟之论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恶之说，扬子始有善恶混之说。逮唐韩子，乃合而折其衷，谓人性有三品，善与恶皆有之；孟子之与荀、扬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异其名，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孔子所谓“相近”，兼气质而言之；孟子则专以理义言性，故谓之“善”也。

△人性兼理义及气质而成

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既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舆孔子为两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纯乎理义，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尝不兼气质而言之乎！盖孟子所谓性善，特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善也。故《传》曰“纯粹至善者也”，《记》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则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犹未底乎纯也。故性虽同一善而不能无异焉，岂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尽者。然谓之为恶则不可。譬之人参性补，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谓其力有厚薄则有之矣。若谓人参性泻，肉桂性寒，则无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谓性为善，诚然无可疑者，韩子不必驳而程子亦不必曲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恶出於附会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预知其当灭宗，此自好事者附会之词耳。《春秋传》中此类甚多：陈敬仲之生也预知其必有齐，叔孙豹之生也预知其为竖牛所乱，亦将尽以为实事乎！况食我初未尝为恶，但以国乱无政，大臣黩货，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时，遂至食我为所累耳。据此遂谓食我性恶，误矣。据此以驳孟子性善之论，则尤误之甚也。

△评韩、程之论

大抵韩子、程子之论，其於性皆实有所见而措语皆不能无疵。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何若谓有性之理义，有性之气质，不分性而二之之为善也！谓上焉者善，下焉者恶，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为得宜也！学者当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说为疑也。至如荀、扬之论，则不过务新尚怪，苟求自异，君子所不屑道，亦无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传》所载羊舌食我之事甚属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陈灵，夏姬之齿长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异事也已。羊舌职以襄三年卒，其子伯华已为祁奚所知，嗣父为中军尉，而叔向复有弟叔虎、叔罴、叔鱼，则叔向之齿亦长矣，故《晋语》有叔向为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应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计之，平公既长，亦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颇远，疑即叔虎之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叔鱼，或以为食我，作书者遂取而兼载之耳。如正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却至亦从郑伯；子产欲毁游氏之庙而中止，一在葬简公时，一在为搜除时也。传记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恐未可尽以为实也。而‘母多庶鲜，惩舅氏’之语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贤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胜通室宁当不问！不过晋侯信谗，荀跞纳贿，遂至於贾祸耳。观叔游所言“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为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来与祁氏三世同官，相亲相近乃事之常，岂得谓之“助乱”！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难。”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贾祸也。以叔向之贤犹几死於栾盈之难，况盈与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远方正之士，夤缘权势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後人莫有肯为食我辨其诬者，故今因论韩子《原性》而附辨之。《左传》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读《孟子》馀说一则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无此字）不获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获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获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亲弗悦（《中庸》作，‘不顺乎亲’）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悦亲（《中庸》作‘顺手亲’）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诸’字）身不诚，不悦於（《中庸》作‘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无些二字）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庸》袭《孟子》之证

此章文又见於《中庸》，与此大同小异。“居”之作“在”，盖因一时语言之异，如《论语》之“斯”，《大学》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实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无足为大得失也。惟“不顺乎亲”语未免大重；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但不信於友而已！“事亲勿悦”，但不为亲所喜悦耳，措语较有分寸。“诚”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诚者”“诚之者”则以诚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於“诚身”，然後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不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於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於动人，故删其後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至於虚字互异，本不足为轻重，然“获上”、“信友”、“悦亲”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诚身”则不可用“於”字，故变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获上”、“信友”、“悦亲”、“诚身”，皆已见於上文，故助语用“矣”字，“治民”，上文无之，用“也”字为得之。“不获於上”系转语，故用一“而”字；“反身”则不必多一“诸”字也。“是故”二字紧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当删去。细玩此章文义，《中庸》之不及《孟子》显然可见。若之何先儒犹以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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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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