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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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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

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

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辟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卷一

○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後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之平林，会伐平林。诞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麦，瓜瓞唪唪。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鲁颂》）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周颂》）

【附录】“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传》宣公三年）

△辨践迹孕弃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母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其说盖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永叔、苏明允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郑笺》之非；然後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而朱子作《诗传》独从郑氏，且云：“古今诸儒多是毛而非郑，然按《史记》亦云然，则非郑之臆说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又引张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气化，然气化则纯以气化，必无以半形半气相杂而化者。气既可以为父，宁独不可以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气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缝，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鸡鹜，无雄则卵而<卵段>矣。故凡不本於雄，则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无古今，无灵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鸟卵者，气耶？形耶？人之精血为人道，鸟之卵何以独为天地之气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锺耳。丹朱冯身，龙孕女，其说虽不经，然其意犹以为妖也。吞卵践迹，何以独得为瑞乎！至於汉高之生，母与龙交，亦出《史记》说耳，不得即以迁言证迁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则其母为不贞而太公不得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诬圣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说荒诞难凭，故自诬其始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当为是言也。况其所称者，女也，非妇也，则是犹以有夫者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郑之说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记》之故，独非毛而从郑。迁与康成皆汉人也，出之郑氏为臆说，出之司马氏独非臆说耶！司马氏之诬多矣，其显与经传异及前後自相矛盾者无虑数百，奈何欲尽以为实乎！甚矣说之贵於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苏明允之议论，纰缪者盖不乏矣，朱子之解经，最为纯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则苏之论反纯粹而朱子之说反荒唐，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载践迹之事。说并见前《商契篇》中。

【补】“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翟之间。”（《周语》）

【附录】“文、武不先万。”（《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史记周本纪》）

△不非弃子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吉氏，生不。”後世说者遂以不失官为在太康之世。余按：《国语》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後稷者，不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後；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

○公刘（高圉、亚圉附）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此三句义相生。盖惟其不自安逸，所以尽力於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惟其勤於农事，所以岁丰禾茂，积贮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来。陟冈觏京，度原彻田，以至涉渭取厉，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诗人诚善於立言哉！

△彻法之始

按此诗，则周之彻法始於公刘，不始於武王也。盖自不窜戎以後，地非安乐，事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於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纲鉴》乃於武王克商之初书“立彻法”，误矣！说并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首二章叙公刘经营迁国之事；次二章言迁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阔，生聚之繁，并记彻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国之地，豳则统一国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长”之後始言豳也。

【备览】“公刘卒，子庆节立。”（《史记周本纪》）

【备览】“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索隐》引《世本》文）

【存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鲁语》）

△《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父立”，仅五世耳。《帝王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俞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於事理为近。故今列之备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非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犹言“昔公父”也。“公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书无逸》）

“古公父复修後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刘居，至大王已十馀世矣，必无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刘》一诗所称“几筵，な奉，厉锻”之属，服用咸备，亦绝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诗乃云尔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暂居於沮、漆之上，陶复穴以栖身，迨定居岐山，始筑宫室耳。《公刘篇》中亦无一言及沮漆者，则似沮、漆非地也。故今录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无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子《论语注》云：“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夫以大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驳之，以为非是。而近世稼书陆先生复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说为谬。余按：大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其说本之《史记》；《史记》但载大王言云：“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初未尝有大王欲翦商之说也。朱子从而增之，以为大王当己之身即欲夺商天下，误矣！仁山驳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犹云云者，无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称，以为避弟之节小，存商之义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後论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大王之事，《诗》、《孟子》言之详矣。《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迁岐而生聚犹未众，田野犹未辟；至於王季，始启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犹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强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强大，则何不恢复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耻，乃反晏然不以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马错之所不为也，大王岂为之乎！《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与之，人归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阳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鸣条、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馀，但使桀、纣之恶未甚，犹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蕞尔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当其在也，獯鬻无故侵之而犹不与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见矣，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论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贞，遂不惜诬大王以ダ觎，但取其论之正大，遂不复顾其事之渺茫，过矣！凡己所有而以与人曰让；人以所有与己而己不受则不曰让，而犹或谓之让；未有以不肯无故夺人所有而亦谓之让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与焉，而大伯得以让之！若大伯可谓之让商，则伊尹亦可谓之让大甲，周公亦可谓之让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亦可谓之让汉、唐乎！然则非但时势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难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让王季耳，与商初无涉也。曰：然则《诗》何以称“大王翦商”，《传》何以言“大伯不从”，《论语》何以与文王皆谓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况《宫》一诗，语尤夸诞：僖公乞师於楚以伐齐，为楚戍卫，又会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谓之“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其叙现在之事犹诬如此，况追叙数百年以前之事，乌在可信以为实邪！《左传》之文，《史记》尝采之矣：《晋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从父命”之言；然云“不从父命，俱让吴”，则似亦谓立己之命耳，未见其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与文王，何必同为一事，然後可以同谓之“至德”乎！然《史记》大王欲立季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纷纷之说，实皆此言有以启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说见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长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迁岐。又四十四年，当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历生。又五十四年，当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迁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历卒。说者遂据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说，谓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赖大伯不从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兴。余按：《尚书无逸》一篇历纪古贤君享国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则是享国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国百馀年，寿百有数十岁，季历亦年百岁，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纣凡十世，去兄终弟及者二君，实凡八世。文王与纣同时，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当八世，此必无之事也！况迁岐之日，姜女同来，则季历之生，大姜当不下六七十岁、舛误如此，其可据之以定经义之是非乎！且姑无论其年之不足信也，纵使果然，而迁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柽椐犹未及攘，柞或犹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於谁乎！盖大王原无翦商之志，而迁岐亦断不在小乙之时，当在祖甲既没，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凭陵而无复有问之者耳。自庚丁至纣凡五世，则与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远，而於理为可信矣。学者知大王立国之时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复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论。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大雅》）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季历事。《後汉书注》引《纪年》文，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又“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而《孔丛子》亦言“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瓒鬯之锡”。由是《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於王季独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称之，然亦不过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兑”而已，曰“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而已；然则王季乃谨慎爱民之主，能修先业者，原无多事功可纪也。藉令果有为牧之事，克戎之功，锡圭瓒鬯之典，诗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称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垦辟乎！王季之事虽不可详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无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无商也者，则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於商也哉！且《纪年》以杀季历者为文丁，《孔丛子》以命季历者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盖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犹欲据以为实，复为说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论周者，於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於商，於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後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乎，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於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诗》、《书》、《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读而细玩之，则其事了然可见：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总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远，故周弱则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强则伐崇、密之地而有之；圣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轻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载。说并见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史记周本纪》）

○文王上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大雅》）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晋语》）

【备览】“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礼记文王世子》）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圣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详，皆後人之所附会耳。惟“文王十尺”见於《孟子》；然特曹交传闻之语，不足据，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录。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诗大雅》）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同上）

△文王之德不胜举

按《诗》、《书》中称文王之德者不可枚举，且亦人所共知，无庸悉载。载此二章之文以见大凡。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亲迎于渭，造舟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周南》前五篇非咏太姒

《诗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序》皆属之後妃。朱子本之作《传》，遂以文王、太姒当之。余按：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时作，而《鲁诗》出於申公，《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当非无据而云然者。惟所云“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疑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而岐阳距河绝远，少水多山，风土殊不相类；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为何王之後，安得据此一言黜三家之说乎！朱子辩《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此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不敢尽从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据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录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诗周颂》）

“文王以百里。”（《孟子》）

△《绵》、《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绵》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盖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绵》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兑”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则谓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强大者，其诬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书君》）

△用贤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则文王所以泽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贤臣之故。不及太公者，盖太公老始归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则在文王之朝当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说《二南》者，皆谓文王徙都于丰，分歧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余按经传，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迨成王朝，始分陕而治。当文王时，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闳夭之属亲旧大臣在朝，必无独任二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盖由说者误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为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史记》记文王臣有鬻子。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後人之所伪。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书无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说

《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逸书武成》）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庆封之聘鲁也，叔孙食之不敬，赋诗讥之；其奔鲁也，叔孙又食之，祭，亦赋诗讥之。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搜除也，亦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此皆显然一事，而《传》悉两载之；无他，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左传》犹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过於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

【补】“管、蔡启商，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参】“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

△管，蔡之诛不因流言

《伪古文尚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云云）。”余按：《传》称“管、蔡启商，间王室”，《孟子》书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语，则是管蔡之诛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乌有但闻流言而遂诛其亲戚者哉！《伪书》之文，其诬圣人不小，故今载《春秋传》、《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传》所言，乃伐奄张本；虽不敢必其实，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书大诰》）

【备览】“武王崩，三监（《传》云，“三监：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书序》）

△《大诰》有阙文

按《大诰篇》首当有数语序《诰》之所由作，若《盘庚》、《多士》、《多方》者；而今无之，盖缺文也。故今取《书序》之文补之。

【补】“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管、蔡系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管、蔡；晋慕容盛遂以擅诛管、蔡为周公罪。余按：周公东征乃奉成王之命，《尚书》、《春秋传》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专属之周公也，盖周公辅相两朝，勋崇望重，故说成周事者多归之於周公，正如陈贾所云“周公使管叔监殷”。是时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伪书》增出霍叔之非

《伪古文尚书》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云：“周公伤夏、殷之二叔世，疏其亲戚，不能同心，以至灭亡。或以二叔为管、蔡者非；管权、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称二叔。”（《杜注》“二叔”说同，无管、蔡、霍三叔之说）余按：《春秋传》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本纪》云：“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皆与《左传》文合，而无霍叔。其尤显然无疑者，《管蔡世家》称“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称“封叔处於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而《鲁周公》、《卫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称“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监殷而同作乱，不应数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无霍也。《尚书大传》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故《传》云“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遂采《左传》语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则此书之撰於晋以後而非安国之所传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国所传，不应两汉诸儒皆不知有霍叔，独至皇甫谧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书之前，尤不应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称“管、蔡”之故，因释“二叔”为“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词；至林氏乃据世俗相传之语以驳二叔之称，而不复考《左传》他文及《史》、《汉》旧说，尤疏之甚矣！且“降为庶人”者，汉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杀可放，而未尝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别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时，卿奔他国，乃有降从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国之卿故然耳，本国固无是也。乌有朝齿公卿而暮同编户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车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递轻，乃反降为庶人，一何其赏罚之颠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当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称“群”。盖流言者自多人，监殷者自管、蔡，不得谓流言之人尽监殷之人也。故今但据《春秋传》文载之；无稽之说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本“启”字，避景帝讳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崔迈语辨《伪书微子之命》

【《讷庵笔谈》一则】“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际，难为言矣。当时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势必有其恳挚而婉笃者；今皆不可得见。作《书》者以其难於措辞，故但为肤廓通套之语，於当日情势无一语及之，譬若扶墙而行，不敢少动，惟恐其有破绽以贻後世口实。此正可见作者伎俩；而後世乃犹以为真圣人之言也！试使後世能文之士代为此篇，其揣情度势亦必有可以感动人心而慰安殷之遗民者。寥寥数语，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补】“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读《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以伐奄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纣为恶者。”余按：《经》、《传》无武王伐奄事。《书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诗东山》云：“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又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三年讨其君”即周公东征事也。《尚书大传》亦称奄君谓武庚请举事，《书序》又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然则伐奄决在成王之世无疑。《孟子》此文，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盖缘初学读书多不能诵长句，率於四五字处读断，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相沿既久，遂以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伪孔传》又谓“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误。说见後《多方》、《多士》条下。

【附录】“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驱飞廉当在伐奄後

此事时世无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驱飞廉於海隅”，似前尝讨飞廉而飞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纣之时，《史记》所谓“不与殷乱”者也。奄负东海，海隅乃奄东境；盖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残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则此事当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连而及之。但於经传皆无明文，故附录於此。

△辨帝赐石棺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还，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诛而得从容以终天年？且蜚廉助纣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赐之石棺乎？此事至为荒谬，盖秦、赵之人讳其戮而妄造此说以欺人者，是以谯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马氏《索隐》亦以为非实也。当从《孟子》为正。

【备览】“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於东，作《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车之说

按：《史记》载此事与《书序》同。《尚书大传》及《说苑》皆以为“三苗贯桑而生，大几盈车”，恐系传闻而甚其词者。故不采。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豳风》）

△《东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诗称“我徂东山”，又称“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卫宏《诗序》以为周公东征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而，《朱传》以为周公自劳归士之词。余按：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三年东征，不为不久，破斧缺┥，下为下劳；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邶》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即此可见盛世景象。以为劳归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称“说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虽得诗人之旨，然谓“序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民说”，亦非也。圣人之於民，必有抚爱於平日，矜恤於临时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诗劳之之虚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则谓序其情而民说，何若谓归士自述其情，虽极劳苦思念而毫无怨上之心，由於上之爱民有素，是以上下一体者，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豳风》）

△《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则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古今注》）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後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於一书，均未可知；与得以《逸周书》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馀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迳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载作《月令》之事。

△《尔雅》作於秦、汉间

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馀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故今不载。

【附录】“公薨，成王葬于毕。”（《书序》）

△辨葬周示臣之说

《书序》云：“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云：“周公老于丰。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传》之说盖即本之《书序》，而语殊浅陋无伦理。周公为成王臣，天下谁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称其谥也。《史记鲁世家》与《大传》略同，盖即采《大传》之文而少更定之。惟《书序》之言较无大谬，然《序》之失《经》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无由决其是非。故今删而存之；而《大传》、《世家》之文概不录。

△《史记》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史记》载於周公卒後。今按《尚书金篇》，在作《鸱》後，伐武庚前。惟颜师古引《尚书大传》文，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然则《史记》盖因《传》而误也。夫以为在周公卒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史记》不能解说，遂以郊为郊祀之郊，而谓鲁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误而再误矣！此事幸《金》之篇犹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然则《史记》中因所采之书已亡，无所考证，而人莫由知其误者，可胜道哉！吾愿世之读《史记》者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不可强断而分系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开厥後。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周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书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书大传》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惧，以告纣。”则是所谓耆者即《商书》之黎，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蔡氏《书传》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金氏《通监前编》云：“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纲目前编》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则以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称王，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但传记皆无明文，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至《纲目前编》以此事为即《史记》之观兵於孟津，则亦未合。何者？黎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戡黎观兵，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故今统载之於《文武篇》中，宁阙其所不知，不敢误也。

【附录】“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论语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详

【附论】“于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篇》）

△文、武不可歧视

自汉以来，学者多称文王而毁武王，其意以为文与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观圣门论列，则多以文、武并称，未有歧而视之者，然则是文、武无二道也。惟《孟子》书多称文王，盖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则足以兼武，犹言伯夷而不及叔齐也。故文王之与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无异同。故今於《通考》录此章，以见学者於古圣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孟子》）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

△灭国五十非一时事

按：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故并录於此。

【附录】“《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易彖》、《爻》词不可定为文王、周公作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斑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於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後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後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於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後，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於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後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後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迹附考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保命七年”事未可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皆以七年为周公践阼之年；《伪传》从之，前篇已辨之矣。《蔡传》以为周公在洛之年，其说较正。然窃疑此文似当自成王亲迎周公之日数之，乃於事理为近；特不当有摄政践阼之事耳。但经传皆无明文，未敢臆断。今统载於篇後，以存缺疑之义。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按：《书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春秋传》：“却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则是所主者朝觐会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当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体制也。《乐记》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缘此，遂有谓二公分陕在武王世者。按《史记燕世家》，此文载於成王之世。盖武王时太公为师，位在召公之右，似不应以周、召分陕；而《武》乐亦成王时所作，则分陕固不必定指武王时也。《书君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文，似《史记》为得之。今从之。

△“陕”或郏字之误

《说文》“陕”字注云：“宏农，陕也。”以故说者皆以此陕为今陕州。按陕州之名陕，古无所考；既非都会之地，又无长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鸿沟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将何取焉？且自陕州以东，青、兖、徐、扬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陕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广狭亦大不偷。《传》云：“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周语》云：“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是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於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别有地名陕，非宏农之陕，亦未可知也。

【附录】“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戒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无践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称师事，友见，握，吐哺，亦无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进贤使能，乡有举，里有选，有一贤人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贤才也，凡贤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见之而礼之乎！古者士敦节义，咸自重而轻功名，不为臣则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以後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贤士谁肯自枉以见周公者，而烦周公之吐哺握乎！战国之世，卿大夫多世禄，不则其姻族嬖幸之人，贤才伏处而无由进，由是为士者不耻干谒以求荣显；是以有孟尝、信陵之属以好士闻。彼盖见当时之风气如是，而因亿料周公大圣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为是说耳；而岂知其不然也哉！此说本之《荀子》，其词与此少异；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皆有之，殊失圣人之真。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云：“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桥。’二三子往观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晋晋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颓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亲者；若文王、周公世济其圣，其家庭之间礼法之美，伯禽必有习而安焉者，何待见桥梓而後知哉！且圣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终不悟，不徒伤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为省且易也！此说至为浅陋，而学者多贪用此典，遂致传布而信为真，故今辨之。

△辨成、康赐鲁重祭之说

《戴记祭统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诸侯名器之异，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则为优，不得则为绌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问孝，孔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故无识者以僭为荣，稍有识者方且以僭为耻。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礼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礼者多矣，管仲之塞门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此又谁实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以曲护其失耳。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诸侯之大夫讥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其事与此正同。安得据《戴记》无稽之言，遂定为古人罪案也！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录。

●卷六

○成、康之际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诗周颂》）

△《毛诗》释《执竞篇》“成康”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余按：“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後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後诗，其说良是。今从之。说详见后条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周颂》）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语》）

△引欧阳修、朱熹语辨《毛诗》释《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诗笺》云：“文王、武王受其业，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韦氏《国语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谓周成王身也。”后之说《诗》者皆从之。至宋，欧阳永叔始驳其谬；朱子《诗序辩说》论之尤详。今载其说於左。

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为康王以後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执竞》曰：‘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耳。然则《执竞》当是昭王以後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皆以为武王。由其以《颂》皆为成王时作耳。以为成王、康王，岂不简且直，而於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难通。学者何苦从其迂曲而难通者哉！”

【朱子《诗序辨说》一则】“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辩明矣。然读者狃於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详说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或曰，《国语》所谓‘始於德让，中於信宽，终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谥，而韦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郑之说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谥乎？盖其为说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之谬，而不免於以误而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

△周初四王之谥法与诗义

余按：《诗》与《国语》之文明矣；欧阳子、朱子之辨详且尽矣。盖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遗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传》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犹未靖也。故文王谥“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谥“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难也；成王谥“成”，言商、奄始靖，王业成也；康王谥“康”，言天下无事，但抚安之也。故此诗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业为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犹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则此诗即无成王明文，亦断断必为成王之诗；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即《国语》不言为成王之德，亦断断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国语》又明言为成王也！故今从欧阳子、朱子之说，置之《成王篇》中。

△《周颂》作於成、康以後

又按：自宋以来，释此诗及《执竞篇》者多从《序》说。或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则《洛诰》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将以为非告成王；《鲁颂》之“奄有龟、蒙”，亦将谓鲁至僖公时始有龟、蒙之地哉！况《传》称“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乱而安之之谓也。方且可谓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谓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诰》称‘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显’，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对为文，“助成”二字相连为义，皆与此文不类。此文“成王”上无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语，“成王”之为一人甚明；况《执竞》之“成、康”连言之者哉！若以《酒诰》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为成王，则《传》所称“夹辅成王”，“成王定鼎”，“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将以为武王乎！原其所以穿凿附会，务以成、康为武王者，无他，狃於前人之说，以为《颂》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礼作乐，不应无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诗；自周公後，不当复有作《颂》者耳。不知以此诗为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经》自言之也。《周颂》三十一篇，其中称天及武王者甚多，何所见必此二诗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诗》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当有《颂》，则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时鲁尚有《颂》？岂侯国可以作颂，天子反不可乎？若谓成王非世室，不当有祀成王之诗，则祀成王时将遂无乐乎？而武王当周公时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国语》以《常棣》为周公之诗，与《传》相抵捂者，则人皆信之；此诗之言为成王，与《经》相合者，则人不之信。朱子沿《序》之误而未正者，虽委曲难通，皆相安为固然；至此诗正《序》之误，辨语详晰，而反极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韩子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为然，及读《周颂》而後深信其不谬也！岂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当然乎？《周颂》非周公所作，说已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补】“成有岐阳之搜。”（《左传》昭公四年）

△岐之年无考

△辩《伪书君陈》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君陈篇》；其《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余按：此篇“嘉谟嘉猷”数语见於《坊记》；玩其语意，乃人臣相诰诫之词，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为贤，但取其谋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谋之出於己，故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臣人者则不然，但求其国之受其益而不必己之擅其名，是以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则为忠，出於人主之口则不可以为训。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书君篇》乃周公诰召公之词，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称为“君”。《春秋传》，邻国诸侯皆相称以“君”，若“君处北海”，“君命敝邑”之类是也。未闻君而称其臣为“君”者。然则“君陈”当为同僚相称之语，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语也。且君陈分正东郊，非居帷闼而拾遗补阙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为乎？此《序》不见於《史记周本纪》，疑与《伪书》同出一手。然则君陈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论语》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谓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今《伪书》以为国政，亦与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注《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然则包氏未尝见此篇矣。包氏不见，则是书不出於安国也。大抵此篇之语多采之古传记。故今不录。

【附录】“凤凰鸣矣，于彼高罔。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艹奉}々萋萋；喈喈。”（《诗大雅》）

【附录】“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周语》）

【存参】“《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诗序》）

△凤鸣岐山之时无考

按：凤鸣岐山不知的在何时；《大雅》、《周语》皆无明文。惟《诗序》以《卷阿》为成王时所作，或凤鸣即在此时与？然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参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书顾命》）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脐太史秉书，由宾阶齐，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渺渺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同上）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书康王之诰》）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同上）

△《顾命》有葬成王之脱简

苏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礼欤？曰：非礼也。使周公在，必不为此。”余按《康王之诰》，诸侯咸在，九日之间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后之事，“狄设黼”之上盖有阙文；非皆癸酉一日内事也。故顾君云：“《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馀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後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又云：“‘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又云：“《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日月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则康王与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后，非未葬而冕服明矣。盖《顾命》、《康王之诰》，伏生本合为一；因其间有脱简，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两篇之时不知当於何处画断，误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康王之诰》之首，是以“狄设黼”之文遂割属於上篇之末耳。苏氏不知其有脱简，故於诸侯之至不能为解，乃以问疾之诸侯当之。然观《康王之诰》尤重诸侯，故曰“建侯树屏”曰“尔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曰“诸侯出庙门俟”，曰“东方诸侯入应门左，西方诸侯入应门右”，则是诸侯毕至明矣。若止问疾之诸侯，其人数必不多何得舍在内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详记之乎！至顾君以此为周公所制之礼，谓“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又谓“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遗文训诰以为一代之法”，则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其见於书传者，舜、禹、启、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避，遂不得终其摄。至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故於葬后遽奉康王以朝诸侯。其后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逾年即位，盖始於此。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变。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释冕，反丧服”。丧未毕而朝诸侯者，前未有此礼，是以详记其服，谨其始耳；非以此为当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乎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故今申其说而正之。说并见前《周公篇》中。

【补】“康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

△《关雎》非刺诗

齐、鲁、韩三家诗皆以《周南》之《关雎篇》为康王时陈古刺今之作，故《汉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列女传》云：“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余按《论语》，孔子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关雎》乃和平中正之音，咏歌当时之盛事者，非刺诗也；而细玩通篇之词，亦绝无刺时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时，君子淑女莫如此时为多，然则谓为康王之世或未必诬，谓为刺诗则断非也。故今不采《汉书列女传》文。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刑于寡妻条》下。

【附录】“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フ，王命作策《丰刑》。”（《逸书》）

△《丰刑》与《毕命》

按《史记》、《书序》并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与此文意似异。但此乃《汉书》所录孔壁古文，似不应误；又未见其下文如何；难以悬断。姑列之於附录。至伪书《毕命篇》语多剿袭，文亦雕琢，乃因《史记》、《书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载。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刑措

【附录】“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诗大雅》）

△颂美诗不应尽属文、武

卫宏《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释“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称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称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词者。盖诗作於成、康之世，不举其谥则无以别於今王故也。其馀四篇则不然。《或朴》言“勉勉我王”，似称现在之君者然。《旱麓》言“岂弟君子”，正与《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语；而文王时亦初无“六师”也。《灵台》一诗，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绳其祖武”者，玩其语意，皆似指继体之君，尤不类创业之主；恐所谓“成王之孚”者即谓成王，非武王也。盖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缵而述之，是以永保无失，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继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谓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欲嗣成王之功，必履文、武之迹，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绳其祖武”也。如此训释，似於事理为近；较之以“成王”为“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诰》、《无逸》圣贤之儆戒然也，即诗人亦多於颂祷之中默寓劝勉之意。《酌》、《卷阿》，其显然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之诗犹以“如玉如金，而无醉饱”乙为词。则知古人立言之体往往如是，固不得尽以为称功颂德诗也。况成、康之际正当王化之成，当时群臣岂得绝无赞扬箴规之语见於《经》、《传》，亦不得尽以为咏歌文、武诗也。但传注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断为然。姑附录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见其大凡，而识其说如此。後世有卓识之儒出，当有以决之也。

【附录】“昔我先王熊释，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左传》昭公十二年）

【附录】“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读曹风》）

△郇伯未必为文王子

按：丁公之仕王朝，见於《尚书》；其余诸人则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旧说以为文王之子；然郇世为诸侯，则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文王子也。故并附录於後。

【备览】“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史记周本纪》）

○昭王

【补】“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

【备览】“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

△“南征不复”事未可确知

《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复之故，经传文缺，不可详考。若果别无他故，但见恶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自以私怨弑王，其国之君何以不讨，嗣王何以亦不问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时楚境尚未至於汉也。恐皆後人之所附会。故今但录《左传》、《史记》之文，庶不失阙疑之义。

【备览】“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同上）

△辨丹朱冯房后之说

《周语》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於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余按：此与《史记》所载刘媪梦与龙交事正相类，皆里巷不经之谈耳。丹朱，鬼矣，安能冯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则非昭王子矣，又安得继周之统而为天子乎！

○穆王

【补】“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B17H]申诫太仆之玫，作《[B17H]命》。”（《史记周本纪》）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语》）

△《国语》纪事较记言为可信

按：《国语》之作主於敷言，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故以“语”名其书，犹孔门之有《论语》、《家语》也。然其语亦非当日之语，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诞不经，与经博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弱而不振，繁而不节也。且以《左传》较之，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传》不过以数语了之而意已足，至《国语》则铺张支蔓，旁引叠山，累牍而未肯已，其为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记之事以为言张本者，及篇末所记以验其言者，虽不悉实，要之合於经传者多，而其文亦简直，疑此本之旧史原文，是以独为可据耳。故今於篇中所称引往事，即无显然之谬，亦仅列之备览；而篇首尾所记本国本时之事，审无可疑，则仍从《传》例，次《经》一格书之；至篇中所敷之言，则但摘取其一二语以见大意，而所衍繁文弗尽录焉，均此一书，夫岂有所低昂於其间，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於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

△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後汉书》云：“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於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文公《衢州徐偃王庙碑》亦本此以为说。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不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於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馀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故张氏《史记正义》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是前人固已非之矣。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故《传》称“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後世称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初未暇计其乖舛於事理，剌谬於经传也。韩子之文虽出於酬应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说以惑後世，亦非大贤所宜为也。故今悉不录。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轻下服，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书吕刑》）

△吕刑赎刑为周道始衰

按：《舜典》之“赎刑”自别一法，以处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当刑而许以金赎也。若五刑果有疑，自当酌量减免，岂得反因之以为利！蔡氏《书传》云：“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盖亦示戒。”其论当矣。盖周之衰自穆王始，故录此篇以志文、武、成、康之法之所由变，为後世变祖宗之法以聚敛者之戒，与後录《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见周道之始衰，彼见周势之所以不再振也。《蔡传》又言书传多称“《甫刑》”，疑吕之後为甫。按“吕”与“甫”古多通用，故《诗崧高扬水》皆作“申甫”，而《春秋传》皆作“申吕”。此盖传写异文，非改之也。舜之赎刑，说已见《唐虞舜相尧篇》中。

【备览】“穆王崩，子共王ム（《世本》作“伊”）扈立。”（《史记周本纪》）

○共王、懿王、孝王

【备览】“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一年，王灭密。”（《周语》）

△三女奔

【备览】“共王崩，子懿王艰（《世本》作“坚”）立。”（《史记周本纪》）

【备览】“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同上）

【备览】“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犭严狁通用）之故！’”（《汉书匈奴传》）

△引吕游语辨《诗序》以《采薇篇》为遣戍役诗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余按：《汉书》以为懿王之世“诗人疾而歌之”，《史记》称懿王时“诗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则是汉时齐、鲁诸家说《诗》皆如此也。今玩其词，但有伤感之情，绝无慰藉之语，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与《史》、《汉》之言相符。然则齐、鲁说此篇者必有所传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无有所谓犭严狁者，而文王亦未尝奉纣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详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为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其论当矣。然亦以为遣戍役之诗，则犹依违於《序》说而未得其实。临漳吕乐天游《戊申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戊申记疑》一则】“《采薇》明是役毕还归之诗，《序》以为‘遗戍役’。未出门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越而昔至’也。又言将来‘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门不鼓其锐气，乃言‘载渴载饥，我心伤悲’，岂欲其军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谬类如此。朱子於此条独无论辨，不知何故。”

按：此辨明甚；以《史记》、《汉书》证之？尤无可疑者。《诗序》之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汉》之文载之。但谓为懿王之世，则经传皆无明文。故仅列之备览。说并见後《宣王篇》中《南仲条》下。

【备览】“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史记周本纪》）

【备览】“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渭之间，马大蕃息。邑之秦。”（《史记秦本纪》）

△《史记》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

《史记》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以申侯言，乃分土为附庸。按：秦本周畿内国邑，故秦仲为宣王大夫，伐西戎，庄公为西垂大夫，居犬丘，非附庸也。《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达於天子；且为王官矣，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盖秦与郑、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内；周室东迁，各君其国，乃列於诸侯会盟。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未暇详核，遂疑以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失之矣！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故今删而存之。

【备览】“孝王崩，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

△懿王、孝王不传子之故不可考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则孝王乃懿王弟，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於事理为近；然不可考矣。《史记》又称“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复国也，诸侯安得操其权乎！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今删“诸侯”之文。

○夷王

【补】“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王室强弱与下堂无关

《戴记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为王室微弱之证。余按：《书康王之诰》云：“王出在应门之内，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但云“在应门内”而无“跻阶”之文，则王非在堂上明甚。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春秋传》，齐桓公受胙，天子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晋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觐；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则有之；朝觐之文未之改也。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记》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齐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赵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独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语意，乃作《记》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传闻其初之不然，而无从考其所仿，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非断以为夷王时也。观《小雅》中《大东》、《菀柳》诸篇，幽、厉之世，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而此传亦称“诸侯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故今不录。又按：古有师其臣者，有宾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礼言之；若天子过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谦，不必皆微弱而後然。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唐神尧引群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虽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

【备览】“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

●卷七

○厉王

【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若用，周必败！’”（《周语》）

△说荣公

【备览】“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

△诸侯多叛

按《桑柔》诗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犭严狁为北狄、孔氏《诗疏》云：“犭严狁大於西戎，出师主伐犭严狁，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陕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犭严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犭严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犭严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箫，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犭严狁亦戎也。《史记秦本纪》，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时，戎围犬丘，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在幽王之六年）。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然则《诗》之犭严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称“犭严狁”，或称“西戎”，非两事也。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犭严狁为最强：专言之则曰“犭严狁”，概言之则曰“西戎”；犹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为最强，《传》或专言“潞氏”，亦或概言为“赤狄”也。犭严狁文皆从“犬”，疑即《周语》之“犬戎”，犹叟阝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犭严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咏宣王诗多铺张

按：《雅》之咏文、武事者，事实多而铺张少；咏宣王事者，事实少而铺张多；此亦世变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车》等篇，《大雅崧高》、《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数言载之，以备当日之事实，见中兴之梗概；其馀铺张之词，不暇录，亦不胜录也。

【备览】“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诗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同上）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同上）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小雅》）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同上）

△咏宣王诗次序可信

按《诗》所咏宣王之事，其先後虽未敢尽以篇次为据，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称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是犭严狁之伐在东南用师之前也。《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肤，所当先务；封申城齐皆关东事，似可稍缓；若淮、汉、荆、徐则距畿较远，服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迳庭也。

△朱熹以南仲为皇父之祖之非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而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而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

【补】“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周语》）

【附录】“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诗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篇》非一时事

按此诗专咎尹氏，谓尹氏“秉国之均”，而《十月篇》历叙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独无尹氏，则似此二诗非一时作也。且此诗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虽未知其为父子，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时之事矣。岂此在幽王之初与？抑非幽王时之诗与？诗无明文，未敢臆断。姑附录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诗小雅》）

△宠褒姒之年

按：《史记》称幽王三年，见褒姒而爱之。虽其年未必有确据，然观《正月》、《十月》二诗所称，则褒姒之宠固当在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参】“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晋语》）

△辨龙生姒之说

《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暖而藏之吉。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乱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为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马氏《史记》、苏氏《古史》咸采此文录之。余按：神有气而无形，龙则有形物也，神安能化为龙？在椟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噪而遽为鼋也？且童妾未既乱而遭鼋，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鼋？厉王以後，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则至幽王之时已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则是童妾受孕四十馀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马氏、苏氏咸信之，其亦异矣！唯《晋语》所称，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参；而《郑语》不录焉。说并见後《伯服条》下，及前《穆王篇》中。

【补】“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二字疑衍）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史记秦本纪》）

△戎围犬丘之年

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史记》以为秦襄公二年，则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小雅》）

△《十月篇》日食之年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同上）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同上）

△郑玄以《十月篇》为刺厉王之非

此诗，《卫序》以为刺幽王，《郑笺》以为刺厉王。郑云：“《节彼》刺师尹不平；此篇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艳妻煽处”与《大雅瞻篇》“哲妇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为二人。且十月日食与历合，川沸山崩与《周语》合，则在幽王之世明矣。郑桓公之为司徒，据《郑语》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妨於他人之为之也。故今从《序》，次之幽王之时。唯不及师尹，未详其故。岂师尹在幽王之初与？说已见前《师尹条》下。

【备览】“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遂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存参】“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无虢石父

按：《十月》诗所刺助虐之臣七人，无虢石父。岂石父与七人不同时与？抑《国语》称其字而《诗》称其名与？要之，《国语》本难尽信。姑列之於存参。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大雅》）

【存参】“褒姒有宠，生伯服；於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晋语》）

△立伯服事可疑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应字以伯也。此事不见於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故与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参。说并见後条下。

△《小弁》未必为平王诗

卫宏《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赵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词也。”王充《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早白：《诗》云：‘维忧用老。’”是此篇在汉以前，齐、鲁诸家说《诗》者皆以为伯奇，不以为平王也。且玩通篇语意，亦未见其果为王世子者，固未敢决以为伯奇，即何容遂断以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录此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之非

《诗序》又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子《诗序辨说》云：“‘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下国化之’以下，皆衍说耳。”余玩此序词意，似以此诗之所称者乃下国之人以妾为妻耳；但下国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後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为刺幽后；非谓诗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皆似里巷人之言，不类王后语气，故《序》以下国之人当之。但《诗序》之僻，好以诗为“刺王”：不论何人何事务委曲而归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据首三句为说，而以“下国化之”云云为衍说，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小弁篇序》之明指为宜臼者犹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为申后，又安得遽以为申后作乎！大抵《诗序》之说揣度附会者多，朱子所驳深中其病；然亦间有误会《序》意而反失其实者。故今不录此诗。

“降丧饯馑，斩伐四国。”（《诗小雅》）

“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於饥馑

按：饥馑之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民亦有储积以备不虞，故不足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於逸乐，不知虑远，故遇荒岁即不免於流亡。百姓既无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针之言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是知骊山之祸固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饥馑流亡。故录此诗以著幽王失国之由。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

“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徵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轶，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郑语》）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於ず邑。”（《史记周本纪》）

△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

《晋语》，史苏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郑语》：史伯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记周本纪》云：“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余按：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於戎！黄与弦之附齐也，其国在楚东北，然楚灭之，齐桓犹不能救，远近之势然也。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陉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蔡之召吴与伐楚也，其地皆相邻接，故曲沃吴得以因之。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赐；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晋献公欲立奚齐，使人杀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奔粱，献公未尝必求而杀之也。楚平王信谗，欲杀太子建，建奔郑；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郑，然平王亦竟听之。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後甘心也？鲁子赤，齐甥也；襄仲反请於齐侯而杀之。邾捷、郑驷丝，晋甥也；文公卒，邾人立ㄑ且，子游卒，郑人立驷乞，晋虽伐之问之，卒亦不强其必从也。此其相与争者皆兄弟之属，其舅，大国盟主也，然犹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於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於《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截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也！盖吾尝读《大雅瞻》、《召》二篇，及《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群奸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来亦久，穆王时尝征犬戎，宣王时犭严狁内侵至于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言之，至幽王时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传》云：“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诗云：“今也日蹙国百里。”然则戎之灭周非一朝一夕之故。盖缘幽王昏纵淫暴，掊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论者遂据此以为平王与於弑父；其戍申也，以为平王德其立己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过矣：且《晋语》、《郑语》但称西戎，《史记》分为西夷、犬戎二国而叠言之，亦非是。故今取《大雅》、《周语》之文及《郑语》篇终纪事之语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苏、史伯所称者不采，於《史记》所述者删而存之，惧诬也。

●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篇》）

△辨太伯豫让文王之说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余按：太王，周之贤主也。废长立少，庸主犹或不为况太王乎！圣人之生固有异於常儿，然其德亦必待壮而後成；生而有圣德，特《国语》、《列女传》事後之推崇云尔，岂得以此为据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传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废长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吴诸樊欲传季札矣，卒传之於州于。晋武帝欲传愍怀矣，卒为贾氏所杀。宋杜後欲传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传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为也。以太王之贤智，必不如此左计明矣。况太伯之德固自足以兴周，而何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之让王季，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曰：然则泰伯何以让国？曰：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让国也，即授官亦多有让者。禹、垂、益、伯夷之让，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齐鲍叔让相於管仲，卫免余让卿於大叔仪，鲁匡句须让宰於鲍国，晋大夫之让军帅者尤不可一二数。是知让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为不得已而後让也。但自战国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争国者多，让国者少，遂以古人之让为异，往往揣度附会，曲为之说。故见益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禹传启也；不则以为启杀益也。见伊尹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大甲潜出自桐而杀之也。见泰伯之长而不为周君，则意度之以为太王欲传圣孙，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说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韩诗外传》亦载此事而语尤详，且云：“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语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馀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果群臣皆欲立王季，则是太伯不得已而让也，又岂足为贤哉！

△太伯与虞仲事不同

又按《诗》云：“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後让之王季也者。《论语》记逸民，有虞仲而无太伯，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或者太伯既立之後让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让之王季乎？《春秋传》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然则断发文身亦非太伯事矣。学者奈何不《诗》、《论语》、《春秋传》之信，而独《史记》、《外传》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传》之文皆不载，说并见前《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云：“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之千馀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简；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为虞仲。”余按：《传》所称虞仲，乃太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於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传》之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故今但取《经》、《传》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学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载。

○伯夷、叔齐

【补】“逸民：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附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篇》）

△辨笑盟微、胶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说苑》云：“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者先疏後亲，先义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者先内後外，先仁後义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圣贤也，其为治不必尽同，然大要不甚相远；至其久近强弱之异？则其後世子孙之故；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齐封於武王世，鲁封於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杀狂、华士之说

《韩非》云：“齐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杀之。周公发急传而问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是以诛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开周，孟子列太公於“见知”之敷，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齐国之民众矣，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太公又安能尽杀之！曰：为其贤而不仕也。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尧、舜在上，不废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则封之於朝鲜，圣贤之心亦可见矣。汉光武欲仕严子陵，子陵曰：“士各有志，岂相强哉！”光武犹能容子陵，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而伪之於太公者。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杀营荡之说

《春秋繁露》称：“营荡为齐司寇，太公问以治国之要，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诛之，以定齐国。’余按：此说至为无理。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繁露》误采之耳。今不录。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同上）

【备览】“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史记燕召公世家》）

△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浅弱细碎，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狎侮君子”数言，与篇意全不类；“为山九仞”二语，则隐括《论语》之文为之者，其伪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称为“太保”，亦与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体隆礼重，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故《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云：“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而至康王时犹存，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记周本纪》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屡见，皆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至成王世，迁殷遗民之後，乃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书君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处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於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觉》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且《史记》多采《书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独不见於《本纪》，疑《书》与《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并不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书召诰》）

“周公若曰：‘君，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

○卫武公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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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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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孔子为万世师；其道载於《六经》，而其行事则《史记世家》外，《家语》、《孔丛》诸书皆有所记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何有於馀子！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当如是，而况乎万世之师！当孔子时，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及乎战国，异端竞起，阳尊之而阴诋之，依附会，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二千年来，展转相传，真伪杂出，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而沿袭既久，未能粲然旷然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录而辨之，题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别为《洙泗考信录》四卷，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馀年，东壁覆加审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东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录，而以忧去官，《洙泗》一录未及付梓。孔生广沅，介存之门人也，行谊最笃，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请序於予，为予尝序其《三代考信录》也。

自孔子设教洙、泗之间，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遭秦历汉，师承不绝。晋氏永嘉丧乱，古学遂湮。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议论驰骋而无根，洙、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崔东壁曰：“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一憾也。”此其著录之大指也。

孔生师介存，介存师东壁，皆能不负所传，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介存归里，孔生复从予游，为予与介存少同学，长同游也。然则是书之传，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洽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

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续，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

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

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

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心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剌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