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

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偿其弊殆仅矣。

《记》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学礼。”又曰：“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没而去也。要而论之，魏晋间清谈乾嘉间之考据，与夫现今学子口头之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其挟持绝异，其性质则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则以最新最有力之学理，缘附其所近受远受之恶性恶习，拥护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在汉学时代，并伪焉者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恶为荣，则洪水猛兽，足喻斯惨耶？君子念此，肤粟股栗矣。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国势君主战争学术生计民德

春秋

列国并

立， 贵

族专

权不甚

虽多而

不甚

各宗派虽萌牙而

竞争不甚

战国

列国并

立， 集

权专制

渐巩

大率以尚

外交手段

因苛税及

兵乱，民困

其长在任侠

尚气，其短在

睠佼诈伪、破

秦

中央集

权， 专

制力甚

以塞民

智、挫民

高祖承用

刻薄寡

文、景间家

昭以后稍

卑屈甚于秦

三国

本族分

魏武提倡

蜀亦奖厉

唐

本族恢

复中央

旋复分

上半期

下半期

儒者于词章外无

上半期颇

上半期柔靡

五季

不成

战败于

宋

主权微

弱， 外

族频

真、仁爱

战败于

朱、陆为其中心

尚节义而稍

元

外族主

权， 专

制力甚

以游牧性

蹴踏本

本族全

败， 战

争与国

民无

明

本族恢

复， 专

制力甚

太祖残忍

战胜

后， 平

和时代

清

外族同

化主

权， 专

制力甚

雍正、乾

隆谿以刻

阴险威群

战败

后， 平

和时代

士以考据、词章自

现今

文明

［明］

四十年

来，主权

内乱未

而世界生

混浊达于极

点，诸恶俱

之外族

主权无

者以压制

敷衍为

患又

作， 数

败之

后， 四

海骚

三私德之必要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虽然，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余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坏主义耶？破坏之必能地于今之中国与否，为别问题，姑勿具论。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鄙人窃以为误矣。

古今建设之伟业，固莫不含有破坏之性质；古今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

今之言破坏者，动引生计学上分劳之例，谓吾以眇眇之躬，终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宁应于时势而专任破坏焉，既破坏以后，则建设之责，以俟君子，无待吾过虑也。此其心岂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顾吾以为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苟不尔者，则虽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终不得达。何也？群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而破坏主义之性质，则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也。故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在能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然在一社会、一国家，承累年积世之遗传习惯，其机体由天然发达，故成之尚易。在一党派则反是，前者无所凭借，并世无所利用，其机体全由人为发达，故成之最难。所谓破坏前之建设者，建设此而已。

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此讏言也。吾辈曷为言破坏？曰：去其病吾社会者云尔。如曰一切破坏也，是将并社会而亦破坏之也。譬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药石，若无论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针炙之、攻泄之，刚直自杀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实鉴于今日之全社会，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也，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

斯固然也。然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

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坏者有不破坏者，则其应破坏之部分，尚可食破坏之利，苟一切破坏，则不惟将来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坏者亦卒不得破坏，此吾所敢断言也。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参观第五节《论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即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智儿之书，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

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窃尝举泰西道德之原质而析分之，则见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会名誉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国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犹云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虽然，此必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则虽日日闻人说食，而已终不能饱也。况今者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国民教育一语，亦不过托诸空言，而实行之日，终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输入，因此遂绝望也。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者或因于时势而稍变其解释，道德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为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伦理之不宜于今者也：若夫忠之德，爱之德，则通古今中西而为一者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故谓中国言伦理有缺点则可，谓中国言道德有缺点则不可。）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呜呼，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

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时”云尔。汝之言而无力耶，则多言奚为；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将以毒天下。吾愿有言责者一深长思也。

读者其毋曰：今日救国之不暇，而哓哓然谈性说理何为也。诸君而非自认救国之责任也，则四万万人之腐败，固已久矣，而岂争区区少数之诸君。惟中国前途，悬于诸君，故诸君之重视道德与蔑视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坏事业论，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尔实最纯洁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华盛顿所率者皆最质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辈，皆朱学、王学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非有高尚纯洁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坏。虽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实难矣。吾知其难而日孜孜焉，兢业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见，而责善于友朋，庶几有济。若乃并其所挟持以为破坏之具者而亦破坏之，吾不能为破坏之前途贺也。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

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时甚痛快，茹其果时有不胜其苦辛者矣。夫张献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王莽何尝不称伊、周，曹丕何尝不法禹、舜，亦视其人何如耳？大抵论人者必于其心术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同也，而谓之君子。如韩侂胄之主伐金论，我辈所最赞者，然赞其论不能赞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牾也，而竟斥为小人。王猛之辅苻秦，我辈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

尚论者如略心术而以为无关重轻也，夫亦谁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见重于社会也，吾不知于社会全体之心术，所影响何如耳。不宁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国耶？人之欲救国，谁不如我，而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静气而深察也。论者之意，必又将曰：非有瞎闹派开其先，则实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论之是否，属于别问题，兹不深辩。今但问论者之意，欲自为瞎闹派，且使听受吾言者悉为瞎闹派乎？恐君虽欲自眨损，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举国中能瞎闹之人正多，现在未来瞎闹之举动亦自不少，而岂待君之入其间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从旁劝驾也。况君之言，皆与彼无瞎闹之资格者语，而其有瞎闹之资格者，又非君之笔墨势力范围所能及也。然则吾侪今日，亦务为真救国之事业，且养成可以真救国之人才而已。

诚如是也，则吾以为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彼其意，岂不亦曰吾以救一时云尔。

而不知疾风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耻道丧，五胡迭侵，元魏凭陵，黄帝子孙势力之坠地，即自兹始。

呜呼，可不深惧耶！可不深惧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将杀人，高C城C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国最少数之先觉，号称为得风气之先者，后进英豪，具尔瞻焉，苟所以为提倡者一误其途，吾恐功之万不足以偿其罪也。古哲不云乎：“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识稍有血性之士，对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敌，对于列强而复有一重大敌，其所以兢兢业业蓄养势力者宜何如？实力安在？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

自起楼而自摧烧之，自莳种而自践踏之，以云能破坏则诚有矣，独惜其所破坏者，终在我而不在敌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

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

吾谓破坏家所破坏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敌，闻者或不慊焉。盖倡破坏者，自其始断未有立意欲自破坏焉者也，然其势之所趋多若是。此不徒在异党派有然也，即同党派亦然。此其何故欤？窃尝论之。共学之与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当其共学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论同，耦俱无猜，谓相将携手以易天下。

及一旦出而共事，则各人有各人之性质，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实际交涉，则意见必不能尽同，手段必不能尽同。始而相规，继而相争，继而相怨，终而相仇者，往往然矣。

此实中西历史上所常见，而豪杰所不免也。谚亦有之：“相见好，同住难。”

于斯时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责善而无分离，观曾文正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历史，可以知其故矣。读者犹疑吾言乎，请悬之以待足下实际任事之日，必有不胜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个个分离孤立，而能救此濒危之国，明也。其必协同运动，组成一分业精密、团结巩固之机体，庶几有济。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将奚以哉！将奚以哉！

当今日人心腐败达于极点之时，机变之巧，迭出相尝，太行孟门，岂云巉绝。曾文正与其弟书云：“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倒把自家学坏了。”以文正之贤，犹且不免，而他更何论也。故在学堂里讲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讲道德最难。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更时时有大敌临于其前，一举手，一投足，动须以军略出之，而所谓军略者，又非如两国之交绥云也。在敌则挟其无穷之威力以相临，在我则偷期密约，此迁彼就，非极机巧，势不能不归于劣败之数，故破坏家之地位之性质，尝与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亲其役者，在初时或本为一极朴实极光明之人，而因其所处之地位、所习之性质，不知不觉，而渐与之俱化，不一二年，而变为一刻薄寡恩、机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实最可畏之试验场也。然语其究竟，则凡走入刻薄机诈一路者，固又断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学案》上理窟之空谈，实则于事故上证以所见者所历者，而信其结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养道德之难既若彼，而任事必须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则当兹冲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息息自克，犹惧未能挽救于万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问者曰：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1902年2月8日）

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牺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

将以威力乎？亚历山大之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之龙腾于东土，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将以权术乎？梅特涅执牛耳于奥大利，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也，炙手可势，威震环瀛，一败之后，其政策亦随身名而灭矣。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今且勿论远者，请以近世史中文明进化之迹，略举而证明之。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十字军之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夫十字军之东征也，前后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0九十六年，迄一千二百七十年。）卒无成功。乃其所获者不在此而在彼。

以此役之故，而欧人得与他种民族相接近，传习其学艺，增长其智识，盖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学、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远因也。中世末叶，罗马教皇之权日盛，哲学区域，为安士林（Anselm，罗马教之神甫也。）

派所垄断，及十字军罢役以后，西欧与希腊、亚刺伯诸邦，来往日便，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不用翻译，而能读亚里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欧精神，为之一变。此其近因也。其间因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此犹曰其普通者，请举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条论之。

一曰歌白尼（Copernicus，生于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

罗马教会，主持是论，有倡异说者，辄以非圣无法罪之。当时哥仑布虽寻得美洲，然不知其为西半球，谓不过亚细亚东岸之一海岛而已。及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然后玛志仑（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始寻得太平洋航海线，而新世界始开。今日之有亚美利加合众国，灿然为世界文明第一，而骎骎握全地球之霸权者，歌白尼之为之也。

不宁惟是，天文学之既兴也，从前宗教家种种凭空构造之谬论，不复足以欺天下，而种种格致实学从此而生。

二曰倍根、笛卡儿之哲学。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儿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鸠（Montesquien，法国人，生于一六八九年，卒于一七五五年。）之著《万法精理》。十八世纪以前，政法学之基础甚薄，一任之于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论其得失，使人知所趣问。又发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后此各国，靡然从之，政界一新，渐进以迄今日。又极论听讼之制，谓当废拷讯，设陪审，欧美法廷C庭C，遂为一变。又谓贩卖奴隶之业，大悖人道，攻之不遗余力，实为后世美、英、俄诸国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发之论，为法兰西及欧洲诸国所采用，遂进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鸠实政法学天使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四曰卢梭（Rousseau，法国人，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之倡天赋人权。欧洲古来，有阶级制度之习，一切政权、教权，皆为贵族所握，平民则视若奴隶焉。

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于是著《民约论》（SocialContact，）大倡此义。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之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卢梭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兰克今（Franklin，美国人，生于一七0六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电学，瓦特（Watt，英人，生于一七三六年，卒于一八一九年。）

之汽机学。十九世纪所以异于前世纪者何也？十九世纪有缩地之方，前人以马力行，每日不能过百英里者，今则四千英里之程，行于海者十三日而可达，行于陆者三日而可达矣，则轮船铁路之为之也。昔日制帽、制靴、纺纱、织布等之工，以若干时而能制成一枚者，今则同此时刻，能制至万枚以上矣。伦敦一报馆一年所用之纸，视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四百年间所用者，有加多焉，则制造机器之为之也。美国大统领下一教书，仅一时许，而可以传达于支那，上午在印度买货，下午可以在伦敦银行支银，则电报之为之也。凡此数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与一放纸鸢之富兰克令（富氏尝放纸鸢以验电学之理）。二贤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六曰亚丹?斯密（AdamSmith，英国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理财学。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 盖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此书侯官严氏译），出版于是年也。此书之出，不徒学问界为之变动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际，及于国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Trade），尽免关锐，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地。近世所谓人群主义（Socialism），专务保护劳力者，使同享乐利，其方策渐为自今以后之第一大问题。亦自斯密氏发其端，而其徒马尔沙士大倡之，亚丹?斯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伦知理（Bluntschili，德国人，生于一八0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国家学。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伯伦知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八曰达尔文（DarwinCharles，英国人，生于一八0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之进化论。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教会中人，恶达氏滋甚，谓有一魔鬼住于其脑云，非无因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此近世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势力于国外，谓之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

此主义今始萌芽，他日且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至如奈端（Newton，英人，生于一六四一年，卒于一七二七年。）之创重学，嘉列（Guericke，德国人，生于一六0二年，卒于一六八六年。）怀黎（Boyle，英人，生于一六二六年，卒于一六九一年。）之制排气器，连挪士（Linneus，瑞典人，生于一七0七年，卒于一七七八年。）之开植物学，康德（Kant，德国人，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开纯全哲学，皮里士利（Priestley，英人，生于一七三三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化学，边沁（Bentham，英人，生于一七四七年，卒于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义，黑拔（Herbart，生于一七七六年，卒于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学，仙士门（St．Simon，法人），喀谟德（Comte，法人，生于一七九五年，卒于一八五七年。）

之倡人群主义及群学，约翰弥勒（JohnStusrtMill，英人，生于一八0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之论理学、政治学、女权论，斯宾塞（Spencer，英人，生于一八二0年，今犹生存。）之群学等，皆出其博学深思之所独得，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如程子所云“玩物丧志”也。以故其说一出，类能耸动一世，饷遗后人。

呜呼，今日光明灿烂、如茶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丽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

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

由此观之，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然则如此等人者，其于世界之关系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长兮。吾闻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从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

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

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

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

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

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

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史学之界说

（1902年3月10日）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

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范围。天然学者，研究空间之现象者也；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由此观之，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凡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皆近历史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难；凡属于天然界之学，（凡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皆天然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易。

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

此界说既定，则知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又如于一定期中，虽有生长发达，而及其期之极点，则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环目之。如动植物，如人类，虽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实循环之现象也。

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

（《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

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化之义既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

而通行历史所纪述，常限于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虽然，历史之范围可限于人类，而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夫人类亦不过一种之动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语其体魄，则四肢五官，古犹今也；质点血轮，古犹今也。语其性灵，则古代周、孔、柏（柏拉图）、阿（阿里土多德）之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举世所同认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儿知之能之者，何也？无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人类天性之能力，能随文明进化之运而渐次增长与否，此问题颇难决定。试以文明国之一小儿，不许受教育，不许蒙社会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泽，则其长成，能有以异于野蛮国之小儿乎？恐不能也。

由小儿进为成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然则，一个人，殆无进化也：进化者，别超于个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也，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

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故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虽然，求史学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后，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

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国之史亦如是）。其时代，则上至书、契以来，下至胜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后乎此，非所闻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内自乡邑之法团，（凡民间之结集而成一人格之团体者，谓之法团，亦谓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无异也。一州之州会，一市之市会，乃至一学校、一会馆、一公司，皆统名为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

以上说“界说”竟。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著者识。

论正统

（1902年7月5日）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

千余年来，陋儒龂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借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

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

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

请穷洁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夫拓跋氏之祚，回轶于宋、齐、梁、陈；钱镠、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埒，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诰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

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也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自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邪？

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

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 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已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

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

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 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讏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

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

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

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概，龂龂焉辩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

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阄焉，而置棋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

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涂者也。异战，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

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

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

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竣、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张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

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讜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

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

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于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

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域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然则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在，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丘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龂龂焉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惟其愚而恶其妄也！

论立法权

（1902年2月22日）

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故今以粗浅平易之文，略诠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国民。篇中虽间祖述泰西学说，然所论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论而明之理，自稍通此学者观之，殆如辽东之豕，宋人之曝，只觉词费耳。然我四万万同胞中，并此等至粗极浅之义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词费而默然也。学者苟因此益求精焉深焉者，则菅蒯之弃，固所愿矣。

第一节论立法部之不可缺国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资格谓之人格。）凡人必意志然后有行为，无意志而有行为者，必疯疾之人也，否则其梦呓时也。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泰西政治之优于中国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则立法部早发达，实为最著要矣。泰西自上古希腊，即有所谓长者议会（Gerontes），由君主召集贵族， 制定法律， 颁之于民； 又有所谓国民议会（AnassemblyoftheCentes），凡君主贵族所定法律，必报告于此会，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后施行。其后雅典之拔伦，斯巴达之来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为国之桢。罗马亦然，其始有所谓百人会议者（Comitia Centuriata），以军人组织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议决；及王统中绝之际，有所谓罗马元老院（TheSenate）、罗马平民议会（Concilia Plebis）

者，角立对峙，争立法权，久之卒相调和，合为国民评议会（Comitia Tributa），故后虽变为帝政，而罗马法之发达，独称完备，至今日各国宗之。及条顿人与罗马代兴，即有所谓人民总会者（Tolkmoot），有所谓贤人会议者（Wetenagemot），皆集合人民，而国王监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渐进化，遂成为今日之国会，所谓巴力门（Parliament）者是也。十八世纪以来，各国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战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虽其立法权之附属，及其范围之广狭，各国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国民，皆知此事为立国之大本大原，则一也。

《周官》一书，颇有立法之意，岁正悬法象魏，使民读之，虽非制之自民，犹有与民同之之意焉。汉兴萧何制律，虽其书今佚，不知所制者为何如，然即汉制之散见于群书者观之，其为因沿秦旧，无大损益，可断言也。魏明帝时，曾议大集朝臣，审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时，苏绰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务惟在皮毛，不切实用。盖自周公迄今三千余年，惟王荆公创设制置条例三司，能别立法于行政，自为一部，实为吾中国立法权现影一瞥之时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顽固虚憍之徒，又群焉掣其肘，故斯业一坠千年，无复过问者。呜呼！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并立法部而无之，而其权之何属更靡论也；并法而无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论也。

夫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论之，昨日之意志与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与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内界之识想变迁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别焉，人之不能以数年前或数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缚今日，甚明也。惟国亦然。故必须常置立法部，因事势，从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国民。各国之有议会也，或年年开之，或间年开之，诚以事势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屡屡修改也。乃吾中国，则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汉之法也，汉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则犹是。是何异三十壮年，而被之以锦绷之服，导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敝皆生于无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惮于改措，复见识隘陋，不能远图；民间则不在其位，莫敢代谋。

不知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贤智者固能神明于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缚于法以无大尤。

靡论吾中国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余省之地，一切民生国计之政务，非百数十万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数十万之贤智而薰治之？

既无人焉，又无法焉，而欲事之举，安可得也？夫人之将营一室也，犹必先绘其图，估其材，然后从事焉。曾是一国之政，而顾一室之不若乎？

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谕，无识者欢欣鼓舞，以为维新之治可以立见，而不知皆纸上空文，羌无故实。不宁唯是，条理错乱，张脉偾兴，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缓，宜缓者急，未见其利，先受其敝。无他，徒观夫西人政效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维何？

第二节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立法、行政分权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鸠，益阐明其理，确定其范围，各国政治，乃益进化焉。

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为，两各有职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国家，何独不然。虽然，其利害所存，犹不止此。孟德斯鸠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职然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必当使互相牵制，不使互相侵越。”

又曰：“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国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权。何则？两权相合，则或借立法之权以设苛法，又借其行法之权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胜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国人虽欲起而与争，亦力不能敌，无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权说之大概也。

孟氏此论，实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国之官制，亦最讲牵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职而提掣肘之，非能厘其职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抚、有两司、有诸道，皆以防侵越、相牵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诿，一事不举，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职必专任一人，授以全权，使尽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属之，夫是谓有责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则以立法、司法两权相为犄角。

（司法权别论之。）立法部议定之法律，经元首裁可，然后下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兴作，必陈其意见于立法部，得其决议，乃能施行。其有于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谓侵职，侵职罪也；其有于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谓溺职，溺职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权确定，所立之法善良，则行政官断无可以病国厉民之理，所谓其源洁者其流必澄，何此一一而防之。故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国本并立法之事而无之，则其无分权，更何待言。然古者犹有言：“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有司。”

亦似稍知两权之界限者然。汉制有议郎，有博士，专司讨议，但其秩抑末，其权抑微矣。夫所谓分立者，必彼此之权，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强立法者以从我。若宋之制置条例司，虽可谓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谓之有立法权也。何也？其立法部不过政府之所设，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权对峙之态度，一无所存也。唐代之给事中，常有封还诏书之权，其所以对抗于行政官使不得专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权，仅能摭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将军会议，然各皆有权，各皆无权，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实混淆，不可思议。故今日欲兴新治，非划清立法之权而注重思之，不能为功也。

第三节论立法权之所属立法权之不可不分，既闻命矣，然则此权当谁属乎？属于一人乎，属于众人乎，属于吏乎，属于民乎，属于多数乎，属于少数乎？此等问题，当以政治学之理论说明之。

英儒边沁之论政治也，谓当以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此论近世之言政学者多宗之。夫立法则政治之本原也，故国民之能得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皆不可不于立法决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理势所不能免者也。

然则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吏之与民亦然，少数之与多数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论善恶也。一人之自利固私，众人之自利亦何尝非私，然而善恶判焉者。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则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俄国旧制如此），此不问而知为贵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许自由，祭司别有权利，此不问而知为教会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固无待言。虽然，亦不过立法者之自顾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称文明之法，如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等，亦何尝非由立法人自顾其利益而来。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渊者，以前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反；而后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合耳。

然则虽以一二人操立法权，亦岂必无贤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国民之公益者？曰：期固然也。然论事者语其常不语其变，恃此千载一遇之贤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

且（记）不云乎：“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即使有贤君哲相以代民为谋，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谋之尤周密而详善，有断然也。且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幸福，即国家之幸福也。国多贫民，必为贫国，国多富民，必为富国，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达因曰：“国家发达之程度，依于一个人之发达而定者也。”故多数人共谋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数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濅逼濅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

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畀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英国、日本，是其明证也。君主依国家而尊严，国家依国民之幸福而得幸福。

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畀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畀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辙，可为寒心矣。此欧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为务也。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902年2月22日）

绪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何则？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浡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若云保华种也，吾华四万万人，居全球人数三分之一，即为奴隶为牛马，亦未见其能灭绝也。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孳生十倍于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种之事，即纳入于保国之范围中，不能别立名号者也。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

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教与国不同。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更无国，故国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则不然。

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战胜外道，愈磨而愈莹，愈压百愈伸，愈束而愈远，其中自有所谓有一种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以嘘吸之脑识，使这不得不从我，岂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则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罗门教，阿刺伯之回回教，虽一时借人力以达于极盛，其终不能存于此文明世界，无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说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远过于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专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国不在此数。国者无意识者也，保国实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圣贤豪杰，而人类之导师也。吾辈自问其智慧能力，视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

毋乃自信力太大，而亵教主耶？此不当保之说也。然则所谓保教者，其名号先不合于论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今之持保教论者，闻西人之言曰，支那无宗教，辄佛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为何物也。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

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

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

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

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了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

今日耶稣教势力之在欧洲，其视数百年前，不过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国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为尊荣，今则帝制自为也；昔者教皇拥罗马之天府，指挥全欧，今则作寓公于意大利也；昔者牧师、神父，皆有特权，今则不许参与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学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权属于教会，今则改归国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学兴，而教会多一敌国；达尔文等进化论兴，而教会又多一敌国。虽竭全力以挤排之，终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迁就其说，变其面目以弥缝一时也。若是乎耶稣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诚有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千数百年之势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于待言。

但自今以往，耶稣教即能保其余烬，而亦必非数百年前之面目，可断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仪式，为效颦学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虽濅衰于欧洲，而濅盛于中国，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人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传教、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具有靳于一耶稣？且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则学格兰斯顿之予爱兰教会以平权可也，学俾斯麦、嘉富尔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彼持保教论者，自谓所见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今此论固不过一空言耳，且使其论日盛，而论者握一国之主权，安保其不实行所怀抱，而设立所谓国教以强民使从者？果尔，则吾国将自此多事矣。彼欧洲以宗教门户之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至今读史，犹使人毛悚股栗焉。

几经讨论，几经迁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条，著诸国宪，至于今日，各国莫不然，而争教之祸亦几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国民品性趋于高尚，（若特立国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权利，则国民或有心信他教，而为事势所迫，强自欺以相从者，是国家导民以弃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论，此为最要。）一以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国中有两教门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

（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故此法行而治化大进焉。吾中国历史有独优于他国者一事，即数千年无争教之祸是也。彼欧洲数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费于调和宗教恢复政权之一事，其陈迹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国幸而无此轇轕，是即孔子所以贻吾侪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辙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濅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菴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

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了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

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

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为虾，而自为其水母，而公等果胡为者？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国今当积弱之时，又值外人利用教会之际，而国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质，故自天津教案以迄义和团，数十年中，种种外交上至艰极险之问题，起于民教相争者殆十七八焉。虽然，皆不过无知小民之起衅焉耳。今也博学多识之士大夫，高树其帜曰保教保教，则其所著论演说，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何教之故，则其痛诋耶教必矣。

夫相争必多溢恶之言，保无有抑扬其词，文致其说，以耸听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扬其波也。吾之为此言，吾非劝国民以媚外人也，但举一事必计其有利无利，有害无害，并其利害之轻重而权衡之。今孔教之存与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与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凭也如此。而万一以我之叫嚣，引起他人之叫嚣，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县之头；如胶州之案，以两教士而失百里之地，丧一省之权；如义和之案，以数十西人之命，而动十一国之兵，偿五万万之币者；则为国家忧，正复何如？呜呼！天下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持保教论者，勿以我为杞人也。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虽然，保教党之用心，吾固深谅之而深敬之。彼其爱孔教也甚，愈益爱之，则愈忧之，惧其将亡也，故不复权利害，不复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顾吾以为抱此隐忧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故自由昌而仪式亡；谁以迷信为归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

其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论。

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备有此格也。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

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辈者，非欲我辈呼之为救主，礼之为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号，而我无之，遂相惊以孔教之将亡，是乌得为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远矣，而梭氏、亚氏之教，犹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顾惧是乎！吾敢断言曰：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论者，盍高枕而卧矣。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吾之所以忠于孔教者，则别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辟其门，而恢其域，损群教而入之，以增长荣卫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种之宗教，皆无可以容纳他教教义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为本，以伏魔为用，从之者殆如妇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曰：独一无二，上帝真子。其范围皆有一定，而不能增减者也。孔子则不然，鄙夫可以竭两端，三人可以得我师，盖孔教之精神，非专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辈诚尊孔子，则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迹。孔子之立教，对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对一统闭关之中国人而言之也，其通义之万世不易者固多，其别义之与时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圣之时者也。”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吾知其教义之必更有所损益也。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则所以师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赐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爱也，大无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众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视敌如友也，杀身为民也，此其义虽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发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尽怀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百彼为优者，吾舍已以从之，不必吝也。又不惟于诸宗教为然耳，即古代希腊、近世欧美诸哲之学说，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于孔教为益乎，为损乎？不等智者而决也。夫孔子特自异于狭隘之群教，而为我辈遵孔教者开此法门，我辈所当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之统乃长。

结论嗟乎嗟乎，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嗟我先辈，嗟我故人，得毋有恶其反覆，诮其模棱，而以为区区罪者。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

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1902年3月10日）

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人格之义屡见别篇。）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

因人民之权无限以害及国家者，泰西近世，间或有之，如十八世纪末德国革命之初期是也。虽然，此其事甚罕见，而纵观数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滥用权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乱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国又其尤其者也。故本论之宗旨，以政府对人民之权限为主眼，以人民对政府之权限为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民约之义，法国硕儒卢梭倡之，近儒每驳其误，但谓此义为反于国家起原之历史则可，谓其谬于国家成立之原理则不可。

虽憎卢梭者，亦无以难也。）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

（或言由独立自营进为通力合作，此语于论理上有缺点。盖人者能群之动物，自最初即有群性，非待国群成立之后而始通合也。既通合之后，仍常有独立自营者存，其独性不消灭也。故随独随群，即群即独，人之所以贵于万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为群矣，则一群之务不可不共任其责固也。虽然，人人皆费其时与力于群务，则其自营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语曰：吾方为农，吾方为工，吾方为商，吾方为学，无暇日无余力以治群事也，吾无宁于吾群中选若干人而一以托之焉，斯则政府之义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

然则政府之正鹄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为者，则政府任之；有一人之举动妨及他人者，则政府弹压之。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

率由是而纲维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贵也。苟不尔尔，则有政府如无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营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权而又自侵之，则有政府或不如其无政府。数千年来，民生之所以多艰，而政府所以不能与天地长久者，皆此之由。

譬诸父兄之于子弟，以导之使成完人为正鹄。当其孩幼也，父兄之权限极大，一言一动，一饮一食，皆干涉之，盖非是则不能使之成长也。

子弟之智德才力，随年而加，则父兄之干涉范围，随年而减。使在弱冠强仕之年，而父母犹待以乳哺孩抱时之资格，一一干涉之，则于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国民亦然。当人群幼稚时代，其民之力未能自营，非有以督之，则散漫无纪，而利用厚生之道不兴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钳之，则互相侵越，而欺凌杀夺之祸无穷也。

当其时也，政府之权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拨乱而进升平也，民既能自营矣，自治矣，而犹欲以野蛮时代政府之权以待之，则其俗强武者，必将愤激思乱，使政府岌岌不可终日；其俗柔懦者，必将消缩萎败，毫无生气，而他群且乘之而权其权、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随以成灰烬。

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为富，依人民之强以为强，依人民之利以为利，依人民之权以为权，彼文明国政府，对于其本国人民之权，虽日有让步，然与野蛮国之政府比较，其尊严荣光，则过之万万也。

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所谓侵人自由者有两种：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众之自由者。

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众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国之主权而制定者也，（主权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国体之所属而生差别。）而率行之者，则政府也。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称尧舜无为而治，若今日立宪国之政府，真所谓无为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恶。（西哲常言：天下罪恶之大，未有过于侵人自由权者。）而欲以令于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制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无裁制之者；是人民之罪恶可望日减，而政府之罪恶且将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权限，非徒为人民之利益，而实为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约翰?弥儿所著《自由原理》（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其君主或由世袭，或由征服，据政府之权势，其所施行，不特不从人民所好而已，且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以谓人民之不宁，由于君权之无限，然后自由之义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权，与君主约，而得其承诺，此后君主若背弃之，则为违约失职，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为叛逆是也；二日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于言论，著之于律令，以保障全体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欧洲各国久已行之；第二法，则近今始发达，亦渐有披靡全地之势矣。

或者曰：在昔专制政行，君主知有已不知有民，则限制其权，诚非得已。今者民政渐昌，一国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国之君主、民主国之大统领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选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当可不起。然则虽不为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虽民政之国，苟其政权限不定，则人民终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国，虽云人皆自治而非治于人，其实决不然。一国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权，必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虽云从民所欲，然所谓民欲者，非能全国人之所同欲也，实则其多数者之所欲而已。

（按：民政国必有政党，其党能在议院占多数者，即握政府之权，故政治者，实从国民多数之所欲也。往昔政学家谓政治当以求国民全体之幸福为正鹄，至硕儒边沁，始改称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盖其事势之究者，仅能如是也。）苟无限制，则多数之一半，必压抑少数之一半，彼少数势弱之人民，行将失其自由，而此多数之专制，比于君主之专制，其害时有更甚者。故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无论何种政体之国，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记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也？”

何也？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

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其精神异而正鹄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哓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其施仁也，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忧，且不移时而熄焉；其行暴也，则穷凶极恶，无从限制，流毒及全国，亘百年而未有艾也。圣君贤相，既已千载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若夫贵自由定权限者，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复乱也。

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后可以畀人，民权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从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吾所谓形质同而精神迥异者此也。然则吾先圣昔贤所垂训，竟不及泰西之唾余乎？是又不然，彼其时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权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为比例差。

当二千年前，正人群进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须借父兄之顾复，故孔孟以仁政为独一无二之大义，彼其时政府所应有之权，与其所应尽之责任，固当如是也。政治之正鹄，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为公益之本，昔以仁政为公益之门，所谓精神异而正鹄仍同者此也。但我辈既生于今日，经二千年之涵濡进步，俨然弃童心而为成人，脱蛮俗以进文界矣，岂可不求自养自治之道，而犹学呱呱小儿，仰哺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权者，又岂可终以我民为弄儿也？权限乎？建国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政治学学理摭言

（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

近世欧美各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之诸条件，大率应用最新最确之学理。骤视之，其言简不待喋喋矣。顾吾国人士，知此者希，不揣冒昧，因涉猎所及，辄引伸之以下解释。

君主无责任义凡立宪君主国之宪法，皆特著一条曰：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此其义何？曰：此过渡时代之绝妙法门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国之元首，而当行政机关之冲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负责任。行政者而不负责任，则虽有立法机关，亦为虚设，所公立之法度，终必有被蹂躏之一日，而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终不得协和，是立宪国所大忌也。然则行政首长之君主，反著明其无责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与立宪精神相矛盾耶？而岂知立宪政体之所以为美妙者，皆在于此。

宪政之母，厥惟英国。英国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为恶。”

以皮相论之，此可谓极无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犹人耳，人性而可使为不善也，岂其履此九五而遂有异也。虽然，考诸英国今日之实情，则此言良信矣。于何证之？夫所谓君主之恶者，则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举二也，民所恶之秕政而强行三也。英国则何如？英国宪法，皆不成文，故各种权力范围之消长，其沿革不可不征诸历史。

今考英国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维廉第三纳桑达仑之言，命下议院中最占多数之党派之首领，使组织政府，以后沿为成案。

凡非得议院多数之赞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时代，兹例益定。当时首相玛波罗，本保守党首领，及战事起，保守党虽反对，而进步党赞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证也。及占士第三，虽欲自揽政权，任用私人，卒为议会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维廉第四时，王权之限制益严，逮前皇维多利亚六十年中，此例益铁案如山，不能动矣。尔后格兰斯顿、的士黎里两雄角立时代，每当总选举时，在朝党察视议会中不及敌党之多数，即不待开国会而自行辞职。

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一也。英国当查里士第二、维廉第二时代，凡政府会议，则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

夫大臣之办理政务，非经君主画诺不能施行，固也；虽然，若大臣以不能实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职，而国会赞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实行，乃至各选举区皆赞成国会之要求，则君主便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逊尝言：“英国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后，君主与大臣，其实权易位；前者则君主经大臣之手以治国，后此则大臣经君主之手以治国也。”云云。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二也。

自享利第八以来，君主屡独断以办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后，至于今日，凡君主引见外国使臣，必以外务大臣陪席，其与外国君主来往书简，非经首相或外务大臣一览，不能发出，而君主特权之自由，殆皆丧失。

又不徒于外交为然耳，于内治亦然。占士第四时，尝有爱尔兰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权，命爱尔兰总督赦之，首相罗拔比尔反对之，谓非经责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权，其事遂止。

自兹以往，王者益无敢自恣矣。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强行民所恶之秕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三也。质而言之，则英国君主岂徒不能为恶而已，虽善亦不能为。顾称此不称彼者，恶则归大臣，善则归其君耳。虽然，彼君主者既肯尽委其权于国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与之争，斯即善之大者也，则虽谓英国君主能为善不能为恶，谁曰不宜！

夫人至于不能为善，不能为恶，则其万事毫无责任，岂待问哉！故英国国民，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不皆有责任，惟君主则真无责任。英国宪政，各国宪政之母也，故凡立宪国之有君主者，莫不以“无责任”之一语，泐为宪文。虽其行用特权之范围，不无广狭之殊，要其精神，则皆自英国来也。所谓君主无责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而在立宪君主国之学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则美其名曰，君主神圣故无责任，有特权故无责任。）凡有责任者，不尽其责则去，不尽其责而不去，则夫立于监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义也。儒教之言君主政体，则有责任之君主也，故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故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春秋》之义，凡君主为孔子所绝者，不一而足，绝之者，皆以其不尽责任也。孟子言责任之义，尤深切著明。其语齐王云：“友人冻馁妻子则如之何？士师不能治事则如之何？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皆以唤醒责任观念也。又云：“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皆责任之义也。）凡以示夫监督人所应行之权利也。夫代表一国而当行政之冲者，其责任非犹夫寻常责任也，十事九尽责而一不尽焉，则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终其身而当此冲者也，短者数年，长者数十年，虽舜禹复生，岂能保无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隐忍焉，今日可隐忍其一，他日即可隐忍其百，而政其紊、国其颓矣。有之而民不隐忍焉，则是革命终无已时也。夫一人之身，数十年之久，而其责任之难完，固已如是，而况乎世及以为礼，卜世至数十，卜年至数百者耶？

若是乎，君主与责任，势固不能并行。重视君主，则不可不牺牲责任，重视责任，又不可不牺牲君主，而孔孟乃欲两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国数千年君主，有责任之名，无责任之实，而革命之祸，亦不绝于历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为凡掌一国行政之实权者，可不负责任；既负责任，则必随时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谓实权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辅佐焉。苟在元首，则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罗马之“孔苏”，今合众国、法兰西之“伯理玺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屡易，则其实权不可不移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宪君主国所谓责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国之元首，惟无实权者乃可以有定位，惟无定位者乃可以有实权，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国；混而兼之，国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于今日物竞天择之场者也。善哉君主无责任，黠哉君主无责任！

君主无责任，故其责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今，非有大臣之副署（副于君主以署名也），则不能实行。故其法令之不惬民望者，民得而攻难之，曰：吾君本不能为恶也，今其为恶，皆副署者长之逢之也。故虽指斥其政而不为不敬，废置其人而不为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于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检自黾，而一国之政务乃完。

或曰：汉制，有灾异则策免三公。（孔子之义，凡君主皆对于天而负责任，故有灾异，则君主当恐惧修省。）是非责任大臣之意乎！其与欧洲今制将毋同。曰：是不然。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若汉制者，是抗世子法于伯禽之类也。周公辅成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过者也，使成王而不贤，则伯禽将终日被挞，冤哉禽矣！汉制，君主独裁于上，宰相不过出纳喉舌，及其叔季，且并此出纳之权，而移于尚书，移于中书，而三公犹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宪国之责任大臣，则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宪政最完之英国无论矣，即如德国，君权较盛者也（德国审相不以议政之多数少数为进退），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麦请德皇下诏敕以自固其位，反对党首领波因氏，即在议院斥其自卸责任，而以皇室为怨府，其后俾士麦即失舆望，而不得不避贤路。日本以皇统一系自夸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间，伊藤内阁因贵族院反对议院案，乞日皇手谕劝解，举国万口沸腾，谓其违犯宪法，假皇权以自拥护，未几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许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国议院，则例不准称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决义案，有者则为大不敬，其所以为坊尤至矣。盖不如是，则责任大臣之实效，未有能举者也。

曰：若是乎，立宪国之君主，其为虚器也章章矣。顾犹悬兹而勿革何为也？曰：是过渡时代实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百世之大经也。

虽然，诸民族之性质境遇，万有不齐，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于民主者。既未宜焉，则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则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乱也，舍此将奚以哉？况责任大臣之制，有时固更优于民主者乎！（余别有论。）君主无责任也，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也，二者盖异名同实也。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易?文言）之释“亢龙”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是以动而有悔也。”盖立宪君主之象也，无动则无悔，无责任则无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则病国，不病国则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今日欧美所谓文明，皆过渡时代之文明也。其证据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最大之幸福”者，亦其一端也。

如佛说众生全体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说人类全体之最大幸福，尚矣，即不能。如卢梭诸先辈所说国民全体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于此，必有所不利于彼，或此之利益较增，则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杀。于是两造常相搏，而制胜者惟恃强权。野蛮时代，强权常专在少数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数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数少数，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纵览数千年之世运，其幸福之范围，恒愈竞而愈广，自最少数而进于次少数，自次少数而进于次多数，自次多数而进于大多数，进于最大多数。他日其果能有国民全体、人类全体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忘。若在今日，则最大多数一语，吾信其无以易也。

日进而趋于多数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虽然，亦恃人力焉。故学理明则其进也必速，学理误则其进也必缓，或且凝滞不进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学理也，故数百年来，常循自然之运而进行。当中世之末，贵族与国王争政权，贵族多数而王少数也。

（英国宪法原自贵族与王争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纪，人民与教会争政权，人民多数而教会少数也。十八九世纪以来，平民与贵族争政权，平民多数而贵族少数也。自今以往，劳力者得与资本家争政权，劳力者多数而资本家少数也。凡多数之与少数争，其初也必诎，其究也必伸，此虽不演进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赖学理以左右之。盖有学理则多数之弱者敢于相争，而少数之强者不得不相让。今日欧美之治，皆此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他日或能将此幸福范围愈扩愈大，以驯至世界大同之运者，亦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

泰西之治，实颇赖是。中国儒家言，皆教让之言也。其语在上之有权力者，教以保民，教以养民，教以利民，皆导之以让而勿使滥用其强权也；其语在下之无权力者，则教以恭顺，教以服从，亦导之以让而勿使撄强权之锋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让，不亦善乎？而无如但有让而无争，则弱者必愈弱，强者必愈强，而世终不可得平。吾昔著《饮冰室自由书》，内一条论放弃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人人各务求自存，则务求胜，务求胜则务为优者，务为优者则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不知厌足则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两人于此，各务求胜，各务为优者，各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其力线各向外而伸张，伸张不已，而两线相遇，而两力各不相下，于是界出焉。

苟两人之力有一弱者，则其强者所伸张之线，必侵入于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势，不必讳之事也。”

故使多数之弱者能善行其争，则少数之强者自不得不让。若曰惟让而已，弱者让而强者不让，又将奈何？则其权力幸福，势必为彼不让者所攘夺以尽。故中国教旨，虽以人类全体幸福为目的，而其政治之结果，实则使豪强民贼，独占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于权利，权利生于智慧。故（诗）曰：“自求多福。”

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有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则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其比例殆有一定，而丝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国民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源，而欲强而予之，未有不两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数之愚者，压制少数之智者，为今日群治之病。而俄国宗教总监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论极攻政党及议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动学界，夫多数幸福之优于少数，天经地义，无可辨驳者也。而此等异论，何以能容喙焉？

何以能动人焉？则以智慧程度未达于大多数，而欲幸福之程度进于大多数，未有不百弊丛生，而贻反对之徒以口实者也。泰西尚然，而况于中国之今日乎！然则我最大多数之国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处法儒波流氏著一书，名曰《今世国家论》，亦驳击代议政体之弊，而其论旨与德之奈氏、俄之坡氏异。波流之意，以为代议政治者，多数之专制也。少数者专制多数者固不可，多数者专制少数者亦不可；为少数之幸福而牺牲多数之幸福固不可，为多数之幸福而牺牲少数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语于此。两害相权则取其轻，然则舍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一义，何以哉？故曰：今日欧美所谓文明，过渡时代之文明也，若中国者，则又并过渡时代而未能达者也。恫夫！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902年11月14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

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

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

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

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

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

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

新民议

（1902年11月30日、12月30日）

叙论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虽高尚如宗教之理论，渊远如哲学之理论，其目的之结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无一非为实事计者；而自余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群学家言、生计家言，更无论矣。故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

虽然，理论亦有二种：曰理论之理论，曰实事之理论。理论之理论者，又实事之理论之母也。二者之范围，不能划然。

比较而论之，则宗教、哲学等，可谓理论之理论；政治学、法律学、群学、生计学等，可谓之实事之理论。虽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计学一部论之，有所谓生计学原理者，有所谓应用生计学者，有所谓生计政策者。以第一类与第二类比较，则前者为理论之理论，后者为实事之理论；以第一、第二类与第三类比较，则前二皆理论之理论，后一为实事之理论。推之他学，莫不皆然。

民智程度尚低之时，其人无归纳综合之识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问题，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实事之理论先，而理论之理论后。虽然，此等理论，其谬误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进，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学学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种种之现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论之理论先，而实事之理论反在后。此各国学界所同经之阶级也。

吾中国自今以前，皆为最狭隘、最混杂、最谬误的种种“实事理论”

两者亦有优劣乎？曰：无也。理论之理论，其范围广远，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实事之理论，则无以施诸用；实事之理论，其范围繁密，其目的切实，然非有理论之理论，则无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论易天下者，不可不于此两者焉并进之。

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实理论之理论中最粗浅、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国民今日未足以语于实事界也。虽然，为理论者，终不可不求其果于实事；而无实事之理论，则实事终不可得见。今徒痛恨于我国之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

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以鄙人之末学寡识，于中外各大哲高尚闳博之理论，未窥万一，加以中国地大物博，国民性质之复杂，历史遗传之繁远，外界感受之日日变异，而国中复无统计，无比例，今乃欲取一群中种种问题而研究之、论定之，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虽然，国民之责任，不可以不自勉；报馆之天职，不可以不自认。不揣檮味，欲更为实事之理论，以与爱群爱国之志士相商榷、相策厉，此《新民议》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我国数千年来，以锁国主义立于大地，其相与竞者，惟在本群，优劣之数，大略相等，虽其中甲胜乙败，乙胜甲败，而受其敝者，不过本群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进而足以相偿。

故合一群而统计之，觉其仍循进化之公例，日征月迈，而有以稍善于畴昔，国人因相以安焉，谓此种群治之组织，不足为病也。一旦与他民族之优者相遇，形见势绌，著著失败，在在困衡，国人乃眙骇相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识者，谓是皆由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无状，为一国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

而谓舍此一端以外，余者皆尽美尽善，可以无事改革，而能存立于五大洲竞争之场，吾见其太早计矣！我国以开化最古闻于天下，当三千年前欧西狉狉獉獉之顷，而我之声明文物，已足与彼中之中世史相埒。

由于自满自情，墨守旧习，至今阅三千余年，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当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夫此等旧组织、旧现象，在前此进化初级时代，何尝不为群冶之大效？而乌知夫顺应于昔日者，不能顺应于今时，顺应于本群者，不能顺应于世界，驯至今日千疮百孔，为天行大圈所淘汰，无所往而不败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复杂而非一途，故所以为救治者，亦方药繁重而非一术。呜呼，此岂可以专责诸一二人，专求诸一二事云尔哉！吾故今就种种方面，普事观察，将其病根所在，爬罗剔抉，而参取今日文明国通行之事实，按诸我国历史之遗传与现今之情状，求其可行，蕲其渐进，作《新民议》。

禁早婚议言群者必托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之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建，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一于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

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

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

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之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废为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

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出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己。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则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

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接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

（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尫弱，而又因以传其尫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尫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

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尫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

一家之子弟尫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尫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甚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于立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

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之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

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沈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以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

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谝，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

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年龄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

（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当一八八○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

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一八七四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廿二人。

一八九○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一八九一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浅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等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一八八四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战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姙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借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

《饮冰室文集》原序

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道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用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之，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余重违其言，且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颔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释革

（1902年12月14日）

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

“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不有其，Ref，亦无不有其Revo，不独政治上为然也。即以政治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者。今以革命译Revo，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义，则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因避之若将浼己。而彼凭权借势者，亦将曰是不利于我也，相与窒遏之、摧锄之，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

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蕰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阎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

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变革，但改革焉可矣。

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此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

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之谓也。不知此何足以当革义。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其得此名者，实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纪，则史家乃称之为Revolution时代。盖今日立于世界上之各国，其经过此时代者，皆仅各一次而已，而岂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

若十九世纪者，史家通称为Revo时代者也，而除法国主权屡变外，自余欧洲诸国，王统依然。自皮相者观之，岂不以为是改革非变革乎？

何也？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所谓“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从后种种，譬犹今日生”（袁了凡语），其所关系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仅以此为旧君与新君之交涉而已，则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国中所占之位置，不过亿万分中之一，其荣也于国何与？其枯也于国何与？一尧去而一桀来，一纣废而一武兴，皆所谓“此朕家事，卿勿与知”，上下古今以观之，不过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谁有此闲日月以挂诸齿牙余论也。故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云尔。夫顺焉而优容，逆焉而锄去者，岂惟君主，凡一国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国民变革与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较较然也。

闻者犹疑吾言乎？请更征诸日本。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稍读东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又曾游东土者之所共闻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为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澜言也，旅其邦、读其书、接其人者，所皆能征也。

而乌知其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彼其现象之前后相反，与十七世纪末之英、十八世纪末之法无以异。此乃真能举Revolution之实者，而岂视乎万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骇革忧革者，其亦可以释然矣。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问狐狸，彼尸居余气者又何责焉？所最难堪者，我国将被天然淘汰之祸，永沈沦于天演大圈之下，而万劫不复耳！夫国民沈沦，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利焉？国民尊荣，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损焉？吾故曰：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拟讨专制政体檄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

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我辈数千年前之祖宗，初脱草昧，团体未结，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专制。今日我辈已非孩童，无所用人之顾复；我辈又非废疾，无所用人之扶持；我辈更非癫狂，无所用人之监守；我辈亦非犯罪，无所用人之锁拘。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

我辈若犹 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壮行何畏，师出有名，爰声其罪，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天之生人，权利平等。有目则同其视，有耳则同其听，有口则同其味，有肢则同其动，有脑则同其思。今彼专制者必曰：某也贵，某也贱，某也当命令人，某也当受命于人。是曰逆天理。其罪一也。

人之意志，各有自由。父不能强之于子，兄不能强之于弟。即以一身论，昨日不能强之于今日，今日不能强之于明日。而彼专制者必曰：我之所欲，汝不可不欲之；我之所恶，汝不可不恶之。有曰拂人性。其罪二也。

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此国法也。然我辈愿人人为治人者，同时又愿人人为治于人者。今彼专制者必曰：惟我治汝，惟汝治于我。是曰藐国法。其罪三也。

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无论何人，不得以私诸一己。而彼专制者必曰：普天之下，莫非吾土。汝践我之土地，汝食我之毛也。

私公产为己物，罪既重矣。然使其整顿之、增进之，使我所得稍偿其所失，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曰：吾惟取盈而已，他无所问焉。

既不为我整顿矣、增进矣，使彼徒贪其各不落其实，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今日加一税，明日抽一厘，沟壑之欲，无时已焉。是虎狼噬人之类也。其罪六也。

使彼一人一姓可以长此专制，则我辈虽不得自由，犹可以为奴隶以苟全性命，乃彼一专制者立，则他专制者从而生心，彼此争夺，驱我辈以膏其锋镝。是不徒视我辈为犬马，且视之为土芥也。其罪七也。

乃彼专制者遍布爪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有司，其虎而冠者不下百数十万人。上层者制其下层者，下层复制其更下层者，其层数之多不可思议。而我辈则下层中之最下层者也，重重压抑，更无复见天日之望！彼所谓阿鼻地狱之魔王也。其罪八也。

使彼其无道而甘心为真小人，则亦已矣。人人犹得知其恶，而有锄之之一日。乃彼专制者则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妄上古经以文其罪，别造出一种奇怪之道德，奇怪之法律，而因以教人曰：“汝服我者则为圣贤，助我者则为豪杰；反是则为乱贼，为匪人。”

凡此诸端，不过略举大概。若详言之，则所谓罄南山之竹，书罪难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者也！

抑又闻之：天下惟无罪者，能讨人之罪。彼专制政体之罪既若彼矣，然则我辈其无罪矣乎？曰：无也。我辈之有罪，皆为彼专制政体所袿累者也。试剖辨之。或曰：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孟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故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焉矣。彼专制者既夺吾国以私诸己，我辈不能自有而代彼爱之，何为也？不宁惟是，我虽欲爱之，而彼必不许我也。譬之有美人于此，其为吾妇，则吾得而爱之。现为他人妇，而吾窃窃用其爱焉，彼不试我以利刃，必挥我以老拳矣。

君试观今日爱国之士，何一不遭专制者之按剑相视也。然则专制政体与爱国心不两立，我辈之无罪一也。

或曰：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自为斗者必勇，代人斗者反是。斗其仇敌者必勇，斗其亲爱者反是。彼专制者之养兵也，所以防家贼也，日日为其一己之私谋，而驱我之父以斗其子，驱我之弟以斗其兄，苟稍有人心者，谁不望风而却走也！我数千年来之祖宗，所以以从军为第一怨苦者，皆职此之由也。

或曰：我非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之性质，由于遗传者十而七八，由于教育者十而二三。我辈之祖宗，非自无始以来即有卑屈之性也，但久居于专制之下，时或思自立，不旋踵而夷灭矣。于是将强立之种尽锄去，而惟余卑屈者，合于适种生存之例，而独得传其裔于后。……（下阙）

答和事人

（1903年12月2日）

阅《新民丛报》三十八、九号，得读大作，知从美洲回来，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吾知足下素来强辩，未易与言，但欲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于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辟革命，亦自成其说，吾不能与之深辩，但试问命则不能革，而王则可以保乎？大抵保王与革命，两党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尝有异也。

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痛宗国之沦丧，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势必有谓为无父无君之邪说，以摇惑人心，中立者必将解体，盖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也。

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而足下力辟其非，天下之人，将尽信其非矣，于足下有济乎，抑无济乎？古来英雄办事，未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更无有剔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则旧人得所借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为何许人，读其言，则必为一热诚爱国之士，无可疑也。其所谓命则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诚今日我四万万人最盘根错节之大问题也。此问题甚长，非此短篇所能毕其词，愿以异日。

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吾尝论中国人之性质，最易为一议论所转移，有百犬吠声之观，有水母目虾之性，虽其所论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谓奴隶之本质终不免。吾方以是为一大缺点而深疚之，而岂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谓剔人之非，是固然也。顾所剔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岂敢隐？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

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

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

至云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云云，此诚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此亦当为一国所共谅者。

试观去年春夏间，报界之所以相诬攻者若何，吾党曾一置辩否？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认列强为第三敌，认满政府为第二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矣。

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且如顷者章、邹最后之供词，各报馆之啧有言者亦众矣，而本报并其原语亦不肯录入，诚以敬其初志也。

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进，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1904年2月14日）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

时代旧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后合计

秦末三年

十三年

十六年

西汉末八年

十八年

光武建武十五年庚

二十六

年

东汉末十二年

八十五

九十七

年

隋末九年

十一年

九十七

年

唐末三十四年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七十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百０ 六芝始乱，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朱温纂弑，唐亡。

年

元末二十一年

二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

二十三

年

明末十七年

四十年

清圣祖康熙二十二

五十七

年

附洪杨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发始乱，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广西，同治七年，李鸿章平捻，后事卢。

二十六

年

（附注）若晋、十六国、南北朝间，混乱固极矣，然其性质复杂，不纯然为革命，且大革命中复包含无数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东汉末旧政府既倒后，犹拥虚号，其嬗代亦与他时代之性质稍异，以严格算之，其年数略可减少，谓献帝建安十八九年间为一段落可也，则亦二十年矣。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以上七端，皆中国革命时代所必显之现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识过去因，请观今日果；欲识未来果，请观今日因。今后之中国，其必以革命而后获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获救耶？此属于别问题；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国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国于不救耶？此则正本论之所欲研究也。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于此七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门也。而不然者，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抑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与此七大恶特色不相容，无待余言也。今后若有一度能为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以一洒种种之污点，吾之欣喜愿望，宁有加焉。虽然，理想之与事实，往往不能相应，此不可不详察也。当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国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国国民全体所受之因，与夫少数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诚能有异于前代与否，是即将来结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吾见夫高标民族主义以为旗帜者，且自附于白种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残异己之党派，且屡见不一见也。

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观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吾惧乎于理想上则彼上七大特色万不愿有，而于事实上则彼七大特色终不能无也。

今而哓哓，复奚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不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奈何？毋曰吾学习武备，吾运动会党，吾密输入器械，而吾事毕矣；必虚心商榷，求所以免于彼七大恶特色者，其将何途之从，如何而使景从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还问诸鄙人者，则鄙人舍其迂远陈腐之议论，仍无以为对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则汝其学克林威尔，汝其学华盛顿，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当今号称革命巨子者之所称道，割断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为现本色之英雄；则吾亦如某氏所谓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吾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责人无己时。

虽然，吾为吾国忧，吾为吾国惧，吾宁能已于言？所责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则吾复何云，凡吾之说，悉宜拉杂之，摧烧之；足下而诚欲行革命也，诚欲行革命以救中国也，则批鳞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顾之价值耶？毋徒嚣嚣然曰：某也反对我革命论，是欲做官也，欲巴结满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废言。”就使其人而果于欲做官、欲巴结满清政府之外无他思想也，苟其言诚有一二当于理者，犹当垂听之。足下试一度清夜自思，返观内照，吾所责者而诚非足下也，则当思与足下同政见者，其可责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转移之？苟不转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败于彼辈之手也。若吾所责者而有一二类似于足下也，则吾哀哀泣谏，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终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责者非可责也，而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吾宁不知革命论者之中，其高尚严正纯洁者，固自有人，顾吾所以且忧且惧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机之所趋有大不妙者存，吾深虑彼之高尚严正纯洁者，且为法国罗兰夫人党之续也。或曰：凡子之所责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忧之之甚？信如是也，则吾为多言也夫，吾为多言也夫。

新大陆游记（节录）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

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

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吾闻卢斯福之演说，谓今日之美国民最急者，宜脱去村落思想，其意盖指各省、各市人之爱省心、爱市心而言也。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

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颇用赵，子房思韩，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则欲则一巩固之帝国，盖亦难矣。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刍狗万物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讳，其可得耶？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

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

有乡人为余言，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刃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

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

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

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己。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难者将曰，此不过旧金山一市之现象而己，以汝粤山谷犷顽之民俗，律我全国，恶乎可？虽然，吾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有能以二三万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

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

然仅恃此千万人中之一二人，遂可以立国乎？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不可也。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治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以上三条，皆说明无政治能力之事。其保守心太重一端，人人共和，无俟再陈。）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均是国民也，或为大国民、强国民，或为小国民、弱国民，何也？

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测之，其最重要者，则好美心其一也，（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皆两者对举，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较的论之，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

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论及之。此其理颇长，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

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触辄记之，或过而忘之。今将所记者数条，丛录于下，不复伦次也：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无休息实尸其咎。

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亦同此理。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

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今夫华埠之商业，非能与西人争利也，所招徕者皆华人耳，自迁他处，其招徕如故也。

迁后而大加整顿之，使耳目一新，风气或可稍变。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为其眼中钉，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迁，彼必有迁我之一日，及其迁而华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说也。虽然，试问能办得到否？不过一空言耳。

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中央行车），不许吐唾，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

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

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社会主义论》序

（1907年2月）凡员颅方趾以生于今日者，皆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而兼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者也。惟其有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国家之性质，与夫本国之情状，而思对于国家以有所自尽；惟其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之所趋向，而思所以应之。抑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所趋向，又不徒影响于世界上之个人也，而实大影响于世界上之各国，故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愈不可以不知世界。今我国人于世界的知识之缺乏，即我国不能竞胜于世界之一大原因也。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

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虽然，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矣。但其为物也，条理复杂，含义奥衍，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立论基础，在于事实，而此事实为欧美各国之现象，我国不甚经见，国人索解愈难。故各国言此之书，虽充栋汗牛，而我国人若无闻见。近则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即亦往往齿及，然未经研究，于其性质全不明了，益以生国人之迷惑。

吴君仲遥鉴此缺点，乃广搜群籍，覃精匝月，成此论以见眎，匪直名家学说，采择毕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补而批判之。东籍中关于此主义之述著，犹罕其比。信哉，其为世界知识之馈贫粮哉！仲遥为亡友铁樵之弟，学能世其家，即此鳞爪，可概厥余。

政闻社宣言书

（1907年10月7日）

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志行薄弱者，袖手待尽，脑识单简者，铤而走险，自余一二热诚沈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审所适。问中国当由何道而可以必免于亡，遍国中几罔知所以为对也。夫此问题亦何难解决之与有。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虽然，于此而第二之问题生焉，则政府当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

夫既曰改造政府，则现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将以现政府为被改造之客体，则不能同时认之为能改造之主体；使彼而可以为能改造之主体，则亦无复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则孰能改造之？曰：惟立于现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于现政府之外者为谁？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国民。

而当其著手于改造事业，此两方面孰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谭政治者，类无不知改造政府之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则率皆欲假途于君主，而不知任责于国民。

于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启沃君主，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说者，虽有直接间接之异，而其究竟责望于君主则同。吾以为特此心理者，其于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刺缪也。

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苟以对君主负责任而即为有责任，则我中国自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其政府固无时不对君主而负责任，而安用复改造为？夫谓为君主者，必愿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天下决无是人情。然则今之君主，其热望得良政府之心，应亦与吾侪不甚相远。然而不能得者，则以无论何国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监督于其旁者，则不能以进于良。而对君主负责任之政府，其监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监督万不能周，则政府惟有日逃责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责任于君主，使君主代己受过，而因以自谢于国民。政府腐败之总根原，实起于是。故立宪政治，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君主纯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后政府乃无复可逃责任之余地。今方将改造政府，而还以此事责诸君主，是先与此原则相冲突，而结果必无可望。然则此种心理不能实现也明甚。同时复有一派反对之心理焉，谓现在政府之腐败，实由现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颠覆君统为之前驱。而此派中复分两小派：其一则绝对的不承认有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其他则以种族问题搀入其间，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决无术以得良政府。此说与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虽若为正反对，要之认政府之能改造与否，枢机全系于君主，则其谬见亦正与彼同。夫绝对不认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现状反诘之，则其说且立破，故不必复深辩。至搀入种族问题，而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必无术以得良政府者，则不可无一言以解之。

夫为君主者，必无欲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之理，此为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

今之君主，谓其欲保持皇位于永久，吾固信之；谓其必坐视人民之涂炭以为快，虽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诬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为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门，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让于吾辈也。而惜也，彼方苦于不识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确然可为保证者矣。然人情狃于所习，而骇于所未经，故久惯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沈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后，见夫缘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于其前，还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哑然失笑。

盖先见之难彻，而当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示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其始也必有迷见，其究也，此迷见终不能久持，此盖凡过渡时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著眼于种族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为后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毋惑夫汹汹数载，而政治现象迄无寸进也。由后之说，同君主苟非当国民运动极盛之际，断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业责望于君主。由前之说，则虽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于国民，然后改造之实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业责望于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谅哉斯言！凡腐败不进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国中者，必其国民甘于腐败不进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宪之国，其政府皆从民意以为政。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闻者其将疑吾言焉，曰：天下宁有乐专制之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