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

史通

作者:刘知几

原序

内篇 六家第一

内篇 二体第二

内篇 载言第三

内篇 本纪第四

内篇 世家第五

内篇 列传第六

内篇 表历第七

内篇 书志第八

内篇 论赞第九

内篇 序例第十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内篇 覈才第三十一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内篇 杂述第三十四

内篇 辨职第三十五

内篇 自叙第三十六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外篇 疑古第三

外篇 惑经第四

外篇 申左第五

外篇 点繁第六

外篇 杂说上第七

外篇 杂说中第八

外篇 杂说下第九

外篇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外篇 汉书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外篇 暗惑第十二

外篇 忤时第十三

原序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内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内篇 二体第二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内篇 载言第三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内篇 本纪第四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世之读者，幸为详焉。

内篇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自兹已降，年将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牛弘《周史》，南记萧詧。考其传体，宜曰世家。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内篇 列传第六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

内篇 表历第七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

《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内篇 书志第八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洫》；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王隐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弘以《释老》。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一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今略陈其义，列于下云。（以上《书志序》）

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诸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以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备。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

《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辍简。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于宋生得之矣。（以上《艺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太岁在巳，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识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宝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遂，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只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遣》，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僣称王；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谷。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鹙著青色，负蠜非中国之虫，鸲鹆为夷狄之鸟。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日蚀不常，文伯所对。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以上《五行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四支六府，痾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颂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蒟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迹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议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代氏南迁，革夷从夏。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华壤边民，虏汉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编。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

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自沈莹著《监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以上杂志）

内篇 论赞第九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

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内篇 序例第十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觞笔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音辞虽异，旨趣皆同。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行字者，今并书其名。”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

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以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内篇 题目第十一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董、袁群贼，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

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矣。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内篇 编次第十三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杞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而《魏书?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实同儿戏。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之寸札。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呜呼！

内篇 载文第十六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内篇 补注第十七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内篇 因习第十八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嗟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内篇 邑里第十九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羋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所谓说事之端也。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所谓论事之助也。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今之记事也则不然。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如此。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作俪蛮夷，抑惟秦、晋。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嗟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滞心}龠无闻。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犍，昭成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河边之狗，著于谣咏。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义甚惬。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