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原学 原人 原才 原士 变法上 变法中 变法下 重民上 重民中 重民下 治中 睦邻
卷二
洋务上 洋务下 变法自强上 变法自强中 变法自强下 除弊 兴利 尚简 停捐纳 设官泰西上 设官泰西下 遣使 使才
卷三
设领事 传教上 传教下 达民情 保远民 禁游民 练水师 设电线 制战舰 慎用兵 英但自守 洋务在用其所长 办理洋务在得人 建铁路 除额外权利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旺贸易不在增埠 欧洲将有变局 欧洲各都民数 欧洲近日不轻用兵 英人减兵非计 禁鸦片 英待中国意见不同 纪英国政治 英重通商 俄人志在并兼 中外合力防俄 遣使亲俄 合六国以制俄
卷五
英重防俄 英宜保土 土胜俄不足恃 英俄经营亚洲 泰西立约不足恃 西人重日轻华 英欲中国富强 西国兵额日增 亚洲半属欧人 六合将混为一 中国自有常尊 天命不可妄干 日本通中国考 日本非中国藩属辨 琉球朝贡考 琉球向归日本辨 附：琉球入贡日本考
卷六
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琉事不足辨 越南通商御侮说 越南当亲法自存 纪卜斯迭尼教 吕宋岛设立领事议 洋泾滨海市说 粤逆崖略 香港略论 任将相说
卷七
择友说 智说 平贼议 议剿 补尪起废药痼议 拟请建蒋芗泉中丞专祠议 答《强弱论》 附：强弱论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各国教门说 论英断不弃属土 宜索归澳门议 《蘅花馆诗录》自序 《华胥实录》序
卷八
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 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 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征设香海藏书楼序 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 《火器说略》前序 《火器说略》后序 《法国图说》序 《普法战纪》前序 《普法战纪》后序 《普法战纪》代序 创建东华医院序 倡建澳门镜湖医院序 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 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卷九
《星轺指掌》序 《艳史丛钞》序 《花国剧谈》自序 《日本杂事诗》序 《海陬冶游录》自序 《湖山侗翁诗集》序 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三岛中洲文集》序 《续选八家文》序 《弢园尺牍》序 重刻《弢园尺牍》自序 《幽梦影》序 《游晃日乘》序 徐古春《耆旧诗存》序 《汇刻陈节母节孝诗文》序 重刻《徐忠烈公遗集》序 《华阳散稿》序 《瀛寰志略》序 重订《西青散记》序 《清史逸话》跋
卷十
《火器略说》前跋 《火器略说》后跋 书重刻《弢园尺牍》后 《地球图》跋 读《离骚》书后 书日人《隔靴论》后 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跋欧洲游客书后 《仰止帖》跋 清华馆文会记 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何陋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华夷辨 上当路论时务书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卷十一
《英语汇腋》序 《法越交兵纪》序 《淞隐漫录》自序 《陆操新义》序 《珊瑚舌雕谈初集》序 杞忧生《易言》跋 《浮生六记》跋 跋《湫村诗集》后 弢园老民自传 先室杨硕人小传 潘孺人传略 袁观察保庆传 法国儒莲传 英医合信氏传 英人栗味敦传 冯母王太安人寿文 公祭布宜人文 言志
卷十二
言和 言战 拟上当事书 拟设洋药总司议 附：臆谭 敦本 简辅 治兵 择将 用兵上 用兵下 取士 重儒 肃官方 久任 诱谏 求言 理财
自序
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奇技瑰巧，皆足以凿破天机，斫削元气，而泄造化阴阳之秘。其间斗智斗力，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交际相乘而得失生，强弱相形而凌侮生，诚诈相接而悔吝生。四十余年中所以驾驭之者，窃谓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独居深念，惄然忧之。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事后每自幸其所言之辄验，未尝不咨嗟太息而重为反复以言之，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也。今春忽患风痹，几于手足拘挛，杜门却扫，习静养疴，因取历年来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自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曰“外编”者，因其中多言洋务，不欲入于集中也。光绪九年夏四月浴佛前二日，天南遁叟王韬序于香海。
卷一
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以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是以儒之为言，析之则为需人，言人不可以须臾离者也。我国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术矣，儒之外有道，变乎儒者也；有释，叛乎儒者也。推而广之，则有挑筋教、景教、祅教、回教、希腊教、天主教、耶稣教，纷然角立，各自为门户而互争如水火。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则近乎佛者也，自余参儒、佛而杂出者也。顾沿其流犹必溯其源，穷其端犹必竟其委，则吾得而决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儒者本无所谓教，达而在上，穷而在下，需不能出此范围。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从而强名之者也。我中国以政统教，盖皇古之帝王皆圣人而在天子之位，贵有常尊，天下习而安之。自西南洋而外，无不以教相雄长。泰西诸国皆以教统政，盖獉狉之气倦而思有所归，高识之士以义理服之，遂足以绥靖多方，而群类赖以生长，功德所及，势亦归焉。泰西立国之始，所以皆有一教以统之者也。天下之人，陆阻于山，水限于海，各自为教而各争其是，其间有盛有衰，有兴有灭，与人事世运互为消长，如道教一变流为异端，佛教流入中国而微，挑筋教、景教、祅教今并无闻焉，回教虽尚遍于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稣两教与儒教屹然鼎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礼科仪、炼狱忏悔，以及禁嫁娶茹荤，无以异乎缁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稣教所持之正也。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
原学
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于东西南朔，独于西曰昧谷者，盖在极西之地而无所纪限也。当时畴人子弟，岂无授其学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犹称为东来法。乃欧洲人必曰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即以乐器言之，七音之循环迭变，还相为宫，而欧人所制风琴，其管短长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无殊。他如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当周之衰，鲁国伶官俱怀高蹈，而少师阳襄则远入于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乎法朗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即以文学言之，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丁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犹太史书纪载独详，上下约略五千年，未必能先于中国也。观其转徙所至，总不越乎亚、阿两洲之间，而文学彬彬称为泰西之豳、岐、邹、鲁，顾得其所译之书观之，其精理微言逊于中国远甚，惟祭祀仪文仿佛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东至西渐被而然者也。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尝读羲经之言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礼义之所措。《大学》一篇，首言治国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此盖以身作则，实有见夫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自后世媵御之制兴，而自天子以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妾媵愈众。天子则有三宫、九嫔、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元士。郑康成又益以当夕之说，谓此百有余人，一月之间必使循环一周。然则，上古帝王其纵欲以娱情殆若此欤？殊不可信也。要之，书经秦火以后，已无完简，汉儒缀缉于丛残煨烬之中，参以己意，如《曲台记》等，要即出于汉儒之手无疑。降至后世，后宫佳丽至于数千，阿房之建，羊车之游，极欲穷奢不可致诘。而庶人之拥多赀、享厚奉者，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妒宠负恃，争妍取怜。呜呼！以此观之，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是以历代以来多有女谒之祸。桀以妹喜亡，纣以妲己丧，幽以褒姒殒，吴以西施沼，汉成帝以飞燕戕其身，陈后主以丽华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绝其传，玄宗以玉环蹙其国。其嬖愈甚，其祸愈亟，正后嫡室至于贬斥而不悔，此皆由乎家之不齐，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说者以为天尊地卑，地道无成，故夫为妻纲，而女下乎男。虽有六宫嫔御奔走满前，而乾纲独断者一人而已，又何伤乎？昔者尧帝厘降二女于沩汭，盖以二女事舜而观其内也。舜父顽，母嚣，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伦已可见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则夫妇一伦尚有所歉，而于齐家之道犹为未备，此乃尧特以是试舜耳。且舜于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妃并侍，视若固有，诚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妾媵虽多，又何足虑？由国而家，何莫不然。说者又谓，中国风俗异于泰西，况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亚伯拉罕大辟皆有数妻，近今美国中如麻沙朱色邦，其妇人多喜为夫纳妾，是则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论也。窃以为凡此诸说皆不必论，而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妇始，所谓理之正，情之至也。试观乡里小民，男耕女织，夫倡于前，妇随于后，岁时伏腊，互相慰藉，虽历辛勤而不怨。推之于一夫一妇者，亦无不然。室中既有二妇，则夫之爱憎必有所偏，而妇之心亦遂有今昔之异，怨咨交作，讪谪旋兴，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门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国可知矣。论者虽讥泰西诸国于夫妇一伦为独厚，而其家室雍容，闺房和睦，实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或谓纳妾以冀生育，继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纳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为速也。《易》于二女同居之卦，取象于睽，睽者，离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
原才
天下非无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专，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谓忠者不忠，其所谓贤者不贤，而于是天下之贤才隐矣。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至于虽有贤才而无如之何，则国亦随之以亡。贤才之系于国家不綦重哉？乃世之当轴者，其所为收罗人才之道，则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羁縻，则将北走胡、南走越矣。呜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张元、吴昊目之也，如此则人才岂为之用？夫所谓天下之贤才者，往往难进而易退，用之则谨身以进，不用则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与用之而不尽其才，则宁老死岩穴已耳。故贤才之于世，犹威凤祥麟，景星庆云，天之生贤才，亦若甚郑重以出之，岂有贤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怀才不遇而不能见用于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骚抑郁，促其天年而致殒其生。楚屈原之怀石自沉，贾长沙之赋鵩自悼，皆是也。千载而下凭吊人才者，犹为之欷歔累叹而不置。呜呼！此非长国家之咎欤？夫天地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国家何由而盛欤？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数百年而不悟，若以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进身，其谬亦甚矣。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然则用才当如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责者，当随时随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胜艰巨者，有才克远到而能宏济于艰难者，一一志之而弗忘，悉收之于夹袋中，因才器使，各当其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则屈节以求之，弓旌之召、纁帛之加，虽穷巷蔀檐而亦至焉。如是，天下亦安有遗才哉？夫上以真才求，则下以真才应，其有饰貌矫情、鬻奇炫异，以惑天下之耳目，以乱天下之聪明者，自不敢至前矣。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为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权乎此，但震于其外之应对捷给、言论纵横，自以为能仔肩天下之重而负一时之望，则未有不误及苍生祸流赤紧者，如王安石之于宋是也。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于堂陛之间，拜手扬言于朝廷之上，上尽用之而弗遗也。乱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于陇亩之中，或诵读于草野之内，上虽弗之用，而衡门泌水固有以自乐其天也。若人才而处亡国之际，不惮捐躯绝脰，毁家灭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决不肯策名新室，拜爵兴朝，有宁蹈东海以死而已。由此观之，人才何负于国家哉。其有一不见用，即生怼上之心，怨咨谤讪，致形诸言语而见之篇章，此其才则秉天地之戾气而生者也，不得谓之真才。夫所谓真才者，与国家同休戚共患难者也。国家培养人才数百年，至此乃食其报，用与不用一也。
原士
余尝闻何君镜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三代下之国家，所以有岌岌之势矣。五行百产不能给生人之用，生齿繁则杀戮相仍，此天道之当然也。耽于逸，极于欲，斗于巧，百族万类元气剥丧，而倾折夭札随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难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凿而无竞无求；极盛之时，文治昌明，而诈伪日生，杀机潜匿，此又历代之盛衰相为倚伏者也。汉举孝弟力田，与策贤良并重，此其制犹近于古。后世以文取士，以资为郎，以级纪功，皆以黠民御朴民耳，虽欲治其可得哉？呜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简治天下之意也。返朴还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其实民而已矣，安得窃名为士哉？今国家之于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数十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日坏，士风不振，而士遂为人之所轻，因而叹天下之无士。呜呼！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而士遂无以自见其长。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至以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而廉耻懋焉。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何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囿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材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乃后世仍复因循不改，明知其无用，而绝不思为之变计，岂以在廷诸公皆由时文以进身，一若舍是并无良法欤？夫书，取其足以记姓名而已，宣圣有言曰：“辞达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况于无用之时文？即曰时文所以代圣贤立言，顾圣贤之前言往训，昭然俱在，固在乎身体力行，又何烦乎口为摹拟，作优孟之衣冠？夫学时文不成，则竟成废人耳。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时文中何尝无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闻者，何一不由科第中来？即今时曾、李、左三相国，亦以时文为进身之阶，是安见时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谓非时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于时文耳。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时文而嚣然自足者，皆不得谓之士；此乃民之实，而窃士之名者也。况乎今日之士即异日之官，巍然身为民上者也。时文中果有治民之谱欤？昔者，取士之途宽而用士之法严；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滥。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绶矣，不必试而后用也，而乌得不病国而殃民？故时文不废，天下不治。吾今请开数科以取士，即以其虚言而征之以实效。取之宽，则人才皆入吾夹袋之中，而自无或遗；用之严，则自不得以空文徼幸于一时。士习既端，而民俗亦厚，将见尚气节，懋廉耻，敦品行，而无实之士自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今日风俗之弊，在好谀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闭言利之门，而开谏诤之路。故停捐纳所以伸士气，奖直言所以坚士节。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肃，不足以扬郅治之休，而臻于汉代文、景之隆者，未之闻也。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于答子夏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舶，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况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知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
变法中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觊觎，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变法下
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鹜乎小。盖天下气运之开，以时而变，而天下情事之繁，亦以时而异。试以西法一端言之，今与昔异，而中外之情，亦已阅时而不同。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强之本，以为收效即在目前。即泰西人士，亦并以为西学振兴正在今日。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矣，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仪、秦其人，逞游说以恣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夤缘攀附，奔竞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朝廷设官西土，要宜郑重其始。一切当以正途人员，苟流品太杂，恐亵国体。其有掣肘之处，则先以西人副之，为之披榛辟莽。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牍、往来文移，宜汇辑成书，颁示遐迩，其后更译以西文。一旦有事，当局者可援别案以为折辩之地，而此中亦有所主持，此亦讲求洋务之一道也。总之，凡事必当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可者立行，不可行者始终毅然不摇。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翻然一变，宜在今日。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治兵必由团练始。牧令之贤否，则先在慎简督抚，甄别才能，考察勤惰。才者不次迁擢，不才者立予罢黜，此固督抚之事也。至于治兵则难言之矣。宜先改营规，易军制，汰兵额，异器械，必如李光弼之临阵，壁垒一新而后可。然论者必议其更张。蒙则谓今日练兵若不以西法从事，则火舰、火器亦徒虚设耳。不独水师当变，即陆军亦当变也；不独绿营当变，即旗丁满兵亦当变也。且也长江水师与洋海水师不同，我国须于长江水师之外，专设海军，然后内可以防奸，外可以御侮。储材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通达政体者为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时文而废之，则论者不议其骤革矣。肄习水师武备，国家宜另设学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其各有专长。习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其遣发至泰西者，尤不可专在一国，以示兼收而并效。以上宜力求整顿，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举行。今日简公使，设领事，岁糜朝廷数十万金，议者或论其太骤，或惜其徒费。不知中外隔阂，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未始无裨于大局。特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也，此则由乎上善为之用耳。焜耀敦槃，折冲樽俎，必有郭隗、毛遂其人者出焉；衔命中朝，宣威异域，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或者以为西法不足恃，何以西人用之，足以雄长欧洲，争衡天下？不知泰西诸邦，国小而民聚，其民心齐而志固，同仇敌忾，素蓄于中。在其国内，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一，故国易以治。夫岂徒恃乎器艺技巧，繁术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
重民上
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今中国之民，生齿日繁，几不下三千余兆。诚使善为维持而联络之，实可无敌于天下。说者谓民数之众，至今日而极盛，向来所未有也。至自古迄今，历代户口盛衰之数，固可得而言焉。当夏禹治水后，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摄政时，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民口九百万四千人。秦始皇并六国后，民口千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二年，户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后汉光武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后汉桓帝永寿二年，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晋武帝太康元年，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户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人。我朝大清龙兴，顺治元年，民户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乾隆时，户口一万五千万人。乾隆四十二年，二万万人。道光末年，二万六千万人。咸丰间，虽经赭寇之乱，而十余年来休养生息，版籍未减，至今约略计之，可得户口三万万。泰西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而泰西之民，内则御侮，外则宣威，越数万里而至中国，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谁何。与华民一有龃龉，则问罪者至矣。至我民之佣贩外洋者，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马，刲之如羊豕，货之如牲畜，其谁敢代之一问者？即朝廷遣公使，设领事，亦赖西船为护送，恃西人为先导，有如水母目虾。夫许郑乘楚车，《春秋》书之，谓之失位，始事如此，宜其见轻于西人也。西国兵民不分，额兵用以出战，民兵用以守国，有事之秋，亦调守兵出境，故其国虽小，而兵数辄皆百余万。英人尝谓其国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矣，盖众志之如城，大可用也。然则西国民寡而如此，中国民众而如彼，岂真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欤？是盖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其气可静而不可动，敌忾同仇，忠义奋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虽至援绝矢穷，终不敢贰。顾就中国之民而论之，其刚柔强弱亦复不同，北方风气多刚劲，南方民情多脆弱。盖大川广谷异性，民生其间者异俗，惟有以教训而渐摩之，自无不可用也。总之，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爱夫上，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自相浃洽。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驱天下之游民、废民、惰民、莠民而尽归于农，则天下自无旷土，而安有不富者哉？此外，商出于远，工勤于市，各操其业，各尽其分，开矿筑路，行轮车，设机器，均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是则上既有余而下无不足。使天下各邑各镇各乡，均为民兵而行团练，守望相助。春秋无事，教之以坐作进退，步伐止齐，猝有变故，入而保卫，子弟之卫父兄，犹手足之捍头目。又使平日间与兵相习，则兵自卫民而不敢欺，如是兵民皆有实效，而安有不强？此所谓维持而联络之也。
重民中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我朝圣圣相承，务崇宽厚，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浃于寰区。故民间义愤时起于崇朝，爱戴聿深乎万代。然而赭寇所至，列城奔溃，无殊猛虎之驱群羊；天津戕杀教民之变，衅于勇而啬于祸，徒贻君父之忧，而从未有挺身以赴义者，此何故欤？则所以维持而联络之道未得也。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众，与国同休戚，共患难，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之时，国富而兵强，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卫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晋也，分以殷民六族。即如郑之商人，与郑同出自周，世有盟誓。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间，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行守望相助之法，猝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结声势，藉为捍卫。自后世宗法不讲，散处都邑，虽行团练，而其心不一。然如闽、粤两省村落中，往往一姓为一乡，大凌小，强欺弱，众暴寡，械斗悉由此起，此在有司不善约束之耳，而至事变之秋，未尝不收其用。平日治民之要，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轻徭薄赋以养其身家，务使安其居，乐其业，可静而不可动，而忠君爱国之心自油然生于其中。今朝廷赈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蚀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鲜实。誊黄遍贴，圣训煌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即如安置旗民之法，亦窃以为未尽善也。聚之于会垣，给之以饷糈，使之无事而食，安坐以嬉，有如圈牢之养物。二百余年来，生聚日多，势必不给。且人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起，恃势凌人，借端诈物，选事生衅，无所不至。民视之如寇仇，赭寇肇乱，窜扰江、浙，几于聚而歼旃，妇女孩稚不遗噍类，此正可为前车之鉴。窃以为不如分布于各乡，士农工商，使之各执其业而各食其食，讲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维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为辅。新疆、西藏则裂土以分封王子，佐以强家富室，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而不必聚之于京师。诚如是也，自足为省会之屏藩，神都之翊卫。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业。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尽驱而归之于农，以辟旷土，垦荒地，给以牛种犁锄，居以蓬寮，时课其勤惰，而递岁分收其所入。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夫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敌国尚敢肆其凭凌，逞其非分之干请，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吾弗信也。
重民下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俄、如奥、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疴痒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诚恐一为众人所不许，即不能保其身家，是虽三代以下而犹有古风焉。《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夫尧、舜为君，尚赖有禹、皋陶、益、稷、契为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
治中
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曩所谓变法者，在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肄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不知此数者，非不可行，而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既有枪炮，则当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舰，则当求驾驶之能。而枪炮之命中及远，舟舰之巩坚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则尚未能也，所知者不过向日成规而已。且皆有西匠为之指挥，一旦离之自造，则并所谓皮毛者尚觉其艰。遣发幼童出洋，当不专于一国，且与其多遣俊秀，不如并遣工匠，工匠时少而效速。此外要当变者，一曰水师，宜立专局训习技能；二曰陆营，宜改营制，汰军额，简丁壮，厚饷糈；三曰战船，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总不外乎以西法练兵。沿海各省督抚，宜简选熟稔洋务人员，驻扎通商各处。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来文牍，岁中汇辑成书，颁示遐迩，俾办理者熟览深思，得以窥其涯际，而临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约，亦当锓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册，于洋务自无所遁情。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一切皆不必讳言，诚能实意讲求，则真才自出，其间又何难睦邻御侮，折冲于数万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如轮船招商局之设是也。顾局中经费之裕，全在乎海运，惟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日，而不能行之于有事之秋。至此时而仍由漕运，恐亦不易。夫治河、运漕两大政，办理极难，历朝但图一时之安，而不为后日之计，则以不能万全而无害也。窃谓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师为首善之区，民以食为天，岂容尽资乎外省？此开垦之法不可不讲。况乎旷地日多，游民日众，安插游民，垦辟旷地，此有司之责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遗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为农，开阡陌，深沟洫，兴水利，资灌溉，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诚有成效，则京师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于天津一郡，其效当有可观也，其他北省荒废之地，亦可饬各督抚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灾，饥黎载道，朝廷赈恤维艰，势不能终给，莫若徙流民以实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经费之筹，发自帑项而后计岁分偿，或令商办而使分其利。辟地之外，则事开矿。辟地，地面之利；开矿，地内之利，二者不可偏废。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而亦当尽人力以求之。且矿务一开，趋者云集，亦所以养济穷民。闽如台郡之煤，粤如惠州之铁，善其章程以为掘取，闽、粤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离异域？至于栽植罂粟，亦属权宜之用。然当种之于新疆、蒙古土旷人稀之处，而不宜种之于关内也。治河，中外无善法。盖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横决，鱼鳖堪虞。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积，然后多分支流以杀其势。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决而已。行于内河，当用火轮小舶，亦可藉以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亦可恃以无恐。此外，最要者则曰治民，当责其成于牧令，而先于慎简督抚，俾其黜陟贤否，甄别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资之赏。当使视民事如己事，务实心以行实政，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尽其在我而已。至于所以驭外者，不难在重洋之衔命，而先难在内地之抚柔。泰西诸国，自西东来，初由印度而东粤，继由东粤而开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则长江添设六口，直达重庆而至云南，中国境中必为西商传教人足迹所遍。至若西商传教人等，安分守法，归我管辖，虽遍至各处，亦复何虑。无如旅于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势凌人，我国绅民又鄙之以为不屑，变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国境犯法，即归其国官员审办。西廷以中国鞫案动用刑罚，是以此例不行。据烟台和约，自后中西商民争讼，交被告人官员办理，如西人控华人则归华官，华人控西人则归西官。时势所逼，未尝不是。惟是中律严，西律轻，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断，涉讼之民难保无怨声，矧未必然耶？民间积怨生愤，嫌隙日多，纵当道能弥缝于目前，难免不龃龉于日后，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诸国中以英、法最为雄鸷，诸国亦仰以为领袖。法在今日虽未遑外顾，然观其在越南布置经营，其虑甚远，正未可以目前之暂蹶而轻之也。惟法之举动必以英为枢纽，故言驭外者，意多专注于英。英在今日，闽、粤、江、浙、皖、楚、川、滇、山、直、沈、辽，以及西藏、新疆，皆为其足迹之所至。观英人向者曾与喀什噶尔酋目立约通商，或传言其并售喀酋以枪炮。夫喀酋为我国叛人，英廷既与中朝和好，岂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欤？盖英之结好喀酋，意亦在由印度以达云南也，其思深虑远也如此。若是，则变法自强庸可缓乎？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吸互应，诸国有不咸遵王度，共凛约章者乎？
睦邻
呜呼！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尝见俞君廉石与张少渠书，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及今而不图，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每叹明季缙绅，谬以宋人金元之事比辽东，遂致不可救药，不谓今日议论，又将以议辽东者议西海，前车覆辙，殷鉴无闻，是亦可哀也已。”又读郭瀛仙侍郎《使西纪程》，其言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凌，智力兼胜，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宁谓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观此，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呜呼！二公盖深知洋务者也。昔在丙辰之冬，粤东肇衅，因循不问，贻误良多，而庚申遂至于决裂。顾其时，草野小民未尝不逆料其出于和也。淞滨老圃谓余曰，处今日之事势，若舍和之一字，无可下手。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及事大定，金粟峰头词人猝然问余曰：“诸葛武侯何如人也？”余应之曰，三代下一人而已。顾子之意，将以为猇亭之辱不报，而议和之使遽遣，忘怨崇仇，隐忍保国，平日自命为管、乐之才，而乃一筹莫展至此欤？顾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子舆氏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民者也。”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何足为病？汉高困于平城之役，而终至遣使和亲。太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终唐之世，周旋于回纥、吐蕃。宋真宗澶渊之捷，而犹许酬以岁币，聘使往来，悉以至诚相待。历代以来，所以结好远人者，其规模广博，犹可想见。盖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设使不忍小忿而遽开边衅，置数十万生灵于涂炭，而国是益以杌陧，岂计之得哉？况乎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非同有宋之于辽、金、元也。无皮币之奉，无金缯之酬，无聘问庆吊之烦，无慰劳送迎之费，不过出我市廛以陈琛货，利便商贾，转输南北而已。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条约，一秉定章，外示以优容，内行其裁制而已。即各国使臣驻我神京，咸奉礼仪，以与周旋，未尝不遵我制度，就我范围也。即有所请，可者许之，不可者拒之已耳，绝无所谓甲兵以示之威，干戈以示之勇也。即曰旧隙尚存，夙嫌未释，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岂若南宋之于女真，其仇不可一日忘哉？故在今日，惟有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见其使臣，俾得从容以毕其辞，而总理衙门王大臣时与之往来，以得联其情谊，集思广益，未尝不由乎是。勿外示以羁縻，勿内行其阻抑，勿加以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缛节。试观我国使臣至其国中，彼所以待之者何如，则我独不可行之于彼乎？自恃甚高而视人太卑，此虚骄者所为也，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以隔阂太甚也。而隔阂之故，由于情疏而不亲，势尊而不近。我国王大臣又何妨纡尊降贵，相与通款曲、伸情愫，而了然洞烛中外之事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