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易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规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规制，裁夺可否为幸。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剐，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
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皇上旨意，方晓得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原关铜铅之多少。康熙钱文字画清楚者，由于铜六铅四，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画未甚精工者，由于铅铜各半。其铜多于铅，则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而钱价日昂；其铜铅各半，则奸民无销毁之利，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细思到此，全是我皇上一段爱民苦心，经天纬地的学问，方能鉴别物理之所以然，察照民间之积弊，直从源头整理下来，此岂寻常之智虑所能窥测万一！况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钱文字画未甚精工，遂从此妄生议论。而弥天重犯不知钱法，亦妄信而附和之，万死万剐，自如何辞！但念小民虽顽，天性亦难泯绝，未有不知爱戴君亲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实由于心中无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即如我皇上禁取黄铜一事，弥天重犯耳闻，亦有几多说话。山野无知，不解取铜禁铜之故，甚有谓我皇上欲取尽中国之铜，解往满州地方，熔铸以为宫殿者。弥天重犯虽心知谬传，然亦无话可解答。离县城远，未见衙门所张挂告示如何说，在外只有取铜禁铜之令，中间并未说出取铜禁铜之由。小民无知，焉得不妄生拟议！拟议出于一二人之口，传者遂遍递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读圣谕，方晓得禁铜为防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钱价日昂；禁铜不用，则钱无所毁，而价可渐平，民得利用。是我皇上几多深仁厚泽，为民善政，远鄙百姓，皆为心中不知，糊涂浪过。此弥天重犯前供乡约内，所以说到朝廷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教民事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为此类也。至若谓投之沟壑，从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误听以为果有是说。今得明旨，反复推勘，而复心下思索，不惟信得无是理，且天地间并无是事，何其诞妄一至于此极耶！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禀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
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乡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诿。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恳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曾静供：弥天重犯禀性愚顽，不知天高地厚。然圣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处，虽木石亦知倾向起舞。是以数月以来，感恩被化之深，白昼对人，虽是无言可以称述，然梦寐恍惚，对人言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流涕痛号至醒，犹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尝尽绝，特从前偶为外诱浮言所惑乱，不知圣德高深万一之所致，非本性与人异也。今蒙恩旨，以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以备军需。抚臣遵旨，动银给发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称我皇上宵旰勤民，爱养百姓，直如赤子，安享升平。无以为报，情愿自备骡车，各从本地运送，期效犬马之劳，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受脚价折奏等情，命弥天重犯阅看。弥天重犯因思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民之乖戾，不供顺其上，固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果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一体，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虽有其理，从古未见有其事，不惟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极盛之时所无，即三代郅隆之世，亦所少见。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积累，下开八百年之太平，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沦肌浃髓，见于经者，方有“庶民子来”之事。不然，以尧舜之德，亦难期此圣神功化之极救也。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舆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轸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今又蒙恩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取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入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缵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逆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造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遗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予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剐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旱，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秉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儆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闻，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旱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屡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屡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粜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粜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允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粜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此数日之内，成谳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今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慌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加功拟绞。盖妇人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民命太多。
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
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窍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饬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又如曹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殴狄氏之时，曹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到，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舂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与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难以数计矣。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赉”字的“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之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谟，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目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
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赡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廪给以赡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时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宫人，厚赐赡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雍正上谕
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从前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洵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轼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轼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中无君命可知。乃朱轼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轼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轼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轼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觏。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致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诛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谤，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
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之大德如天于山陬海，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个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未有人传说。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曾静供词二条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固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见忾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赡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欷流涕，哀情所发，忘不自胜。群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颜，无不吞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请，于天地宗庙之大祀，恭行典礼。皇上虽勉从所请，仍于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思哀思慕之诚，三年谅阴，恪遵古制。乃圣德谦让，却而不居，屡下谕旨，谓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觉，遑论其合于古制否乎！细恩旨意，正得制礼之意，适合礼制之至，非精通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当圣祖仁皇帝服阙之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之侯，群臣奏请释哀即吉，我皇上谕以“臣民固有不同，朕于所生，何有二视！朕非有意遵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逮后诸王大臣屡疏恳慰，而明旨屡颁，反复晓谕，不允所请。仍素服斋居，触物生悲，感念孝恭仁皇后，即复追思圣祖仁皇帝，怙恃交慕，历久弥深。
夫丧服本以期断，三年为加隆，所出古人制礼仪节以渐而减，诚以历时既久，人子之孝思，有所易匮故也。至若前丧未除而遭后丧，三年有加，为日益长，非仁孝诚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况兼服行之母后，历三年始终如一日者，尤为仅见之事。此无论自古帝王所未有，即史册所载，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亦未闻有尽哀尽礼，初终不逾如是者也。况自古帝王，当丧则多废政之累，而临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皇上于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无一事不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是以敬天法祖，大孝至诚，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扬清激浊，整饬官员，蠲数百万惟正之输将，开亿万年无疆之乐利；推继志述事之孝思，行存亡兴废之盛典；事事默契天心，念念感通圣祖。岂但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与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守陵之致敬，庙寝之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礼尽诚而已。此所以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当圣祖仁皇帝袷祭之时，合璧联珠，即悬象于苍昊；迨孝恭仁皇后祥之候，一茎九穗，复呈瑞于郊圻。域中河清四省，孝陵蓍草丛生。非仁孝诚敬之至，与天无间，曷克臻此！此岂三代以下之贤君，所得仿佛其万一！进而上之，虽极虞帝之大孝，武王之达孝，其精详亦未闻是过也。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何知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唯信从前之听闻出于诽谤，如坠深谷，而且信得我皇上之至孝纯仁，亘万古之圣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数日以来，不觉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湿襟。一面感圣德之纯诚，思得法以宣传于穷乡海隅，并及故乡间里；一面痛老母之衰独远离，期遂志复亲音容，得详告圣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俾临年得以欢喜瞑目。夫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之极，今闻见圣主之至仁圣孝，至诚至敬，如此极至弗加，尚有以感动其天良，触发其至性，泣流湿襟，不觉欣欣戚戚，有归厚之思。况天下闻之，焉有不大昭于变之休，咸登比户可封之域乎！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浅少，如何晓得天地高厚？况属山鄙狭陋，负罪弥天。一旦身近圣天子之光，忽睹广大精深，胆寒心裂，愈觉窍口难开。只有圣德神化，感通于变，其效甚速。是以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曾，今得被化，幸转人胎。以此心下犹具蚁知蚊见，稍得窥于高深于万一。窃闻天以好生为德，而好生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之法。在天不能运量裁制以成其能，尽举而畀之于聪明睿智，能尽其性，合其德者为之。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君体天之德行之。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隐而难见，其本体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即理也。”人君政刑德礼，浑然从一，理运量发，露于两间，斯方称得是天践形合德的肖子，而为大君当身之职分。以是粤稽历代帝王，虽代不乏英伟贤智，而求其运量裁制，浑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得天之有子者，历数千载而罕见。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化，化裁尽变，推行尽通，圣德神功，蟠际天地。而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介于虚明应物之天也。只见得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所以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帝为怀。盖圣祖皇帝乃天笃爱之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怀想圣祖皇帝即是体天地。况敬天之至，至诚肫恳，本于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天一时或释于怀。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应之理，不惟见之最深最切，抑且屡试屡验，捷如影响。自是以敬天之念勤民，深宫几多经纬天地的筹画，神运无方的猷谋，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为斯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即安。是以忧勤惕厉不遑宁处，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若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知民之艰难在食，蠲租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处不遍。偶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弹竭精诚，为民祈祷，多修人事，以格天心。率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复以食乃民天，农为食本，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劳俭朴者，亦岁举给以品秩荣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群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稍有一线可生，则因事原情，时生恻隐之念。诚以民命至重，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惩贪兼得以养廉，宵旰忧勤，无非为国计民生，思久安长治之策，所以隐微之中，疑似之间，辨晰精详，秋毫不爽。如谕公私二字，关系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者，尤不可不时时警戒。与夫论因循苟且，一味求悦于人，称赞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誉言日至也；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于众，谤议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毁言日至也。又如辨武断乡曲者非是武断，揽权者实非揽权，此毫厘千里之间，帝尧亦以为难，今皆剖决明晰，如丝过扣，毫发不混。此所以用赏用罚，忽用忽舍，无往而不得其公正之至者，为渊衷虚而权度精明也。
盖皇上渊衷为止水，如明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自然毕露而不容掩。原非鉴与水留恋于当前之物，而后得照见，若稍留一毫意见去照物，则鉴与水虚明之本体，反为此意见所掩蔽，而照物不见了。必浑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一毫人欲之私，方有此种境界。故举凡用人理财，养老恤幼，崇师训士，以及揆文奋武，皆开千古所未开之盛典，而实极千古所未到之至善。且诏诫所颁，反复丁宁，区画详密。内自大臣群僚，外及军民童叟，务期天下群登乐利之域，共享升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切，理熟义精，一言一字，皆可与二典三谟并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天下之学，超越天下之才识，亘万古之圣君哲后莫与媲。而即比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扶绥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扶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此种历练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励精图治的至君哲后所不到。尚犹圣不自圣，每以为君难为虑，并以不及圣祖之圣德神功为忧。是以德合天地，至诚感孚。数年以来，诸瑞齐见，万福骈臻，而且道不拾遗，蔼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之隆，亘千古而再觏者。
弥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圣人之世，竟生不得为圣人之氓，庶几死为圣世之鬼。岂料圣德同天，生民未有之殊恩，既超禁处厦，复给食赐衣，今蒙恩旨，又复开锁，皇德皇恩已极荡荡难名。弥天重犯抢地呼号，痛心挖髓，此时即置之极刑，亦王法人情所当然，死亦知思感德，甘心瞑目。况蝼蚁百姓，当此皇恩无涯，何敢言报？只愿插翅遍飞宇内，凡人力所能到、足迹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无间内外，申明本朝得统之正，直近商周，一洗从前谣言之谤，共知吕留良为圣世之逆贼，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结胸，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
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上谕：“曾静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据曾静逐款回供，俱是悔过感恩之语，此等奸险之徒，语言诈伪，或畏惧诛戮，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抑伊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著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将从前诘问各款，逐一再加讯问，确取口供具奏。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逐款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又据供：“弥天重犯罪案，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自知万死万剐，更有何法可解！所痛恨者，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惑听。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惑听，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直到后来，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与我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方知从前之错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
“盖我皇上之大德，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饱饫已周年矣。不惟目睹耳闻，深仁厚泽之在天下，为自古所未有，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万死不足蔽辜，而当亲皇恩，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虽尧舜之对，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又岂汉高之宽，唐太之明，所能拟似于万一！况我朝得统之正，治化之隆，并非泛说‘远迈商周’。一语所能尽。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不劳而得，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规模更大更远，所以为亘古莫及。
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亲被我皇上的德化，亲见熙景象，颂德歌功，欢声载道，不觉倾心悦服至此。则前之狂悖，由于无知，后之爱戴，出于有见。前后虽异，其实皆发于本心。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在天地间极其大，我皇上之圣仁，迈古今而极其至。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露其奸党谤毁之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悦服，处处倾心耳。“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置身极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无知悖逆之民，犹切被化改过，自愿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说！”等语。
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贱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胆肆凶逆，辄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逆书。从湖南至陕西，劝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构乱于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无可宽。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戴高履厚五十余年，忽谋为叛逆之事，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臣等审讯之下，无不切齿恨愤，咸愿食肉寝皮，虽寸磔族诛，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内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曾静应照此律，即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赴陕投送逆书，思欲构乱。亦应照“共谋者皆凌迟处死”律，即凌迟处死。为此，合词谨奏。请旨。
雍正上谕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缇，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缇缇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缇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缇，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缇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缇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缇之太监马守柱、允缇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缇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缇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缇，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缇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缇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
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