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至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赉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赉，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近世盛鸾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惟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耶？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坠乐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 实柴祀日月星辰， 【[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禋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烟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禋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禋，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圜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圜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之坛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圜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禋，烟也。《诗》「生民之禋祀」，《书》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释者谓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禋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祭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末，齐侯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杜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沿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五狱四渎、风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岛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偪仄，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给之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玄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宗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之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然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明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曰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画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之始郊日以至，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曰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则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迎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鲁郊殆周祈谷之郊，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他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不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问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之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异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说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议，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正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或者谓玄璜礼北方，孟冬迎气北郊，古不得而废。愚谓郑氏之言人帝五精帝，于地无预。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其说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下同)
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状
【(臣)】 猥以非才，备员史馆几二十年。近复进直翰林，仍兼史职，苟度岁月，实为罔功。
伏睹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若齐、梁、陈、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寿《南北史》，房玄龄等《晋书》，或称御撰，或着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数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备。至宋仿依唐世，爰设官局，以成《唐书》，是则先朝屡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
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粹，以成信史。窃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言剪薄弱息，获际圣朝，以继先躅。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能成书；刘知几、刘餗、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史例》。辄不自揆，庸用条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悉皆遗缺，亦当着具书目以备采择者。
一、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遗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实录增入，显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太宗嫉之。后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作《通鉴长编》亦不敢载。私家作普别传，始言普将死，见廷美坐于侧，与普忿争。其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
一、天圣三朝正史。纪载多有谬误，盖修史官夏竦所为，吕夷简受成而已，其列传遂以寇准、丁谓同传，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于时高宗在德寿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
一、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钦围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载，所有杂书、野史，可备编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会编》 靖康传信录》
《孤臣泣血录》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遗录》
《裔夷谋夏录》 《陷燕记》
《南归录》 《靖康录》
《犯阙录》 《伪楚录》
《松漠纪闻》 《伪齐录》
《起戎录》 《痛愤录》
《建炎复辟记》 《己酉航海记》
《建炎扈从录》 《中兴遗史》
一、元符至元佑事，赵鼎虽于绍兴改正，亦有隐讳，今可考证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诬》 《元佑党籍传》
《尊尧集》 《丁未录》
《符佑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可资证援参考，复别有书，今院中《长编》不备，诸书并缺，今具于后：
《续通鉴长编》 《长编纪事本末》
《国纪》 《九朝通略》
《编年备要》 《建隆编》
《隆平集》 《元符诏旨》
《治统类》 《两朝国史纪志》
《东都事略》 《仁皇训典》
《国朝会要》 《续会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际复为月表，致意极深。晋代播迁，魏宗勃起，所宜为表，以分年统。时兵火湮厄，南北三史，无所凭依，卒不能就至。欧阳修任史官之责，独能于宰相方镇年月谱系。盖宰相之任匪轻，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镇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兴亡繇是可考。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 《宰辅拜表罢录》
《百族谱》 《麟台旧事》
《宰辅编年》
一、礼乐，历代帝王不相沿袭，自聂崇义作《三礼图》，多有舛误。乐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镇，魏汉津、房庶皆有异同。史志所载，止于一时，而诸家所陈，罔有纪载。其乐志止详于乐髓《新经礼书》，若《元丰集议》，未之有载，其书尚在，可备讨论，今具于后：
《开宝通礼》 《开宝通礼义纂》
《分门礼选》 《礼阁新编》
《太常新礼》 《庆历祀仪》
《太常因革礼》 《郊庙奉祀礼文》
《政和五体》 《大飨明堂礼》
《卤簿记》 【本院止有宣和。】 《濮议》
《东向议》
一、兵刑、徭役、漕运、度支，随俗施政，莫敢偏废。赵元昊用兵，保甲、义勇、保马等制，群臣各有议论，王安石以顾役行于河北，司马温公以差役行于东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贷息，大坏极弊，繇是驯致靖康之祸，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以备作志。
《经济集》 《群臣奏议》
《三司考》 《会计录》
《救荒录》 《刑统》
一、宋翰林视唐尤加清重，有杂书可补志书者：
《金坡遗事》 《翰林杂记》
《续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书：
《太平寰宇记》 《皇佑方域图志》
《皇佑地理新书》 《元丰九域志》
一、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
《琬琰集》 《诸家文集》
《涑水纪闻》 《邵氏闻见录》
《春明退朝录》 《梦溪笔谈》
《龙川略志》 《归田录》
《续归田录》 《可谈》
《谈丛》 《师友杂志》
《童蒙训》 《晁氏客语》
《清丰懿范》 《韩忠献遗事》
《忠献家传》 《中国春秋》
《欧公本末》 《苏魏公谭训》
《师友谈记》 《王巩闻见录》
《桐阴旧话》 《王沂公笔录》
《张乖言行录》 《胡安定言行录》
《王沂公别录》 《旧闻证误》
《唐介事实》 《范太史遗事》
《邹道卿语录》 《丰清敏遗事》
《文昌杂录》 《杨文公谈苑》
《麈史》 《能改斋漫录》
《石林燕语》 《嘉佑杂志》
《东斋纪事》 《谈圃》
《渑水燕谈》 《避暑录》
《王巩杂录》 《秀水闲居录》
《扫编》 《挥麈录》 【后录、三录。】
《典故辨疑》 《吕氏家塾广记》
一、诸降王当别立传。三朝史所载简略，宜用伪史参照作世家，仿欧阳修《五代史》例。
《十国纪年》 《九国志》
《吴越备史》 《南唐书》
《江南录》 《南唐近事》
《蜀梼杌》 《闽王事》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尽燕城，南不尽交趾，西不尽灵夏，东不尽高丽，宜仿《晋书》载记，各纪其事，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
《高丽图经》 《至道云南录》
《赵元昊西夏事实》 《交趾记》
《丙午录》 《辽金誓书》
《国书本末》 《使辽录》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进本非叛臣，实汉、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传》所宜改正；韩通亦周忠臣，欧阳修作《五代史》不立韩瞠眼传，议者非之。又如诸方僭窃皆宜立传，《宋史》悉讳，今宜会粹立传。
李顺 方腊 王则 【《甘陵伐叛记》】
赵谂 【有《事实》。】 侬智高 【有《平蛮事迹》。】
一、欧阳修作《唐书历志》悉取一行十议造历之法，见于志书。宋世五朝志，《应天历》、《干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亦号详备，独熙宁《奉元历》、经元佑《观元历》、崇宁《占天历》、大观《纪元历》，洪迈作志不能尽纪，所宜访求。历草见于志中，大抵历不差不改，得其造历更改，则后有考，民间通历学者亦有其书，所宜搜访。
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损；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
《官制新典》 《官制旧典》
《官制通考》
一、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
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亦尝分汇杂书、文集及本传、语录，以次分别。不幸城西火，旧书尽毁，然而家世旧闻，耳受目睹，犹能记忆。或者谓国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讵敢置论，年齿衰迈，分宜归老田里，旷官縻职，实为罔功，而区区素蕴，亦蕲别白，以称朝廷奖拔之厚。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谨呈翰林国史院。谨状。(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国学议
成周国学之制，略于《大司乐》，其遗礼可法者见于《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详莫得而闻焉。汉武表章六经，兴太学，至后汉为尤甚。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详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堕。至于绍兴，国学盖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夫所谓三舍法者，崇宁、宣和之弊也，至秦桧而复增之，月书季考又甚。夫唐明经帖括之弊，唐杨绾尝曰：「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非仄席待贤之意。」宋之末造类不出此。
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冑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意。至于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经济之实。
往者朱熹议贡举法，亦欲以经说会粹，如《诗》则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书》则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忌，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于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尝以儒诟诮。由国学而化成于天下，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儒何能以病于世。(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郑介夫
上奏一纲二十目 【篇名系编者所加。】
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间，得大一统者，惟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以贻谋不远，旋踵败亡；汉、唐虽传数十世，其间又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统其难如此；而能保于长且久者，又难如此。毋谓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离合相仍，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
昔贾谊当汉文宴安之时，犹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方今之势，恐更甚焉。安得如谊者复生，为朝廷画久安长治之策？今观朝廷之上，大臣则悠悠然，持禄而顾望；小臣则惴惴然，畏惧而偷生。含糊苟且，以求自全之计；玩岁愒月，以希迁转之阶。谁肯奋不顾身，出为百姓分忧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谤，不能自容于时矣。
都堂总朝廷之枢柄，谓宜立经陈纪，为万世法程，进贤退不肖，殖邦家根本。制礼作乐，以黼黻皇猷；崇文兴义，以变移风俗，当今之急务也。卯聚酉散，因循度日，案牍纷填，剖不暇，间或举行一二，下侵有司，又皆不急之细事，殊欠经远之宏规。台察乃朝廷之耳目，振刷风采，修立纪纲，错举枉直，扶弱抑强，职分之宜然也。民冤载路，十词九退，贿赂充斥，掩耳不闻，纵豺狼之肆暴，取狐鼠以塞责，谩膺搏击之名，殊乏风宪之体。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思官尽其职，职尽其事可也。言乎吏，则铨衡之无法；言乎礼，则文逊之不兴；言乎刑，则奸慝之滋甚；言乎户，则赋役之未均；言乎兵，则运掉之无方；言乎工，则规画之不一。使贾生身今之时，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又何如其长太息也！高见远识之士，虽以斧钺在前，刀锯在后，其能自已于言乎？数年以来，固有指陈事实，倾吐忠蕴者矣，虽措辞不无纯疵，言事各有锐钝，中间岂无一事可行，一语可采者？往往堆案盈几，略不省察，类皆送部，置架阁库而已。闻者扼腕，谁肯为言？于是忠直退，谀佞兴，或陈说田土以要利，或进献珍奇以希赏，或赋述大都，颂称一统，而得官升职，是皆无益于理乱，所当类入架阁者也，而反获嘉宾优容之厚□。□张齐贤以洛阳布衣，太祖引见赐食，谓不如是，则上无以推纳谏之诚，下无以作敢言之气也。今朝廷合奏之事，委积满前，动是浃旬半载不得闻奏，而得奏事者，又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数人而已。言官诤士，莫得一，清光所陈，无问可否，若抑而不奏，则终为废纸。或事有紧切合从便宜者，必待送拟完议，宛转迟误，久而不，则遂至干休。上意不得下达，下情不得上通，万机之来，何由尽知？此古今之通患，有国之大戒也。
介夫幼勤于学，长习于吏，备员儒泮，偃蹇无成，侍直禁垣，有年于此。田野之艰难，朝廷之利害，尝历既久，靡不悉知。胸中抱负，颇异凡庸。虽近权门，不善造请，故碌碌无闻，少有知者。欲缄默无言，则上负明时，下负所学。纵瞋目张胆，罗缕自陈，则不免束之高阁，否为刀笔吏覆酱瓿而已。古语有曰：「樵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或冀一言见听，可为涓涘之助云尔。如言而足取，则施之时政，必有所裨；言无可采，亦宜恕其狂僭，以来谏诤之路。辄以所见，列为一纲二十目，条陈于后。谨投中书省御史台以闻，仰干宸听，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一、储嗣
储嗣一事，最为当今急务。自三代殷周以来，人君即位之初，必先定储嗣，所以示根本之固，杜觊觎之心也。昔汉高帝欲易太子，叔孙通谏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汉文帝即位三月，他事未暇议，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唐太宗尝谓侍臣曰：「方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进曰：「今四海无虞，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可谓明治乱之原，知国家之体矣。
钦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德业方隆，亿万斯年，正当发轫之初。而拳拳愚忠，首陈储建，则似乎不急不切。然揆古度今，未有如兹事之急且切也。朝廷之上，不知为古今常行之故实，往往视为希世之旷典，虽心知其事之必不可缓，相与钳口结舌，莫敢发言，此爱君忧国者重为之寒心也。今皇太子天性聪明，嫡而居长，神人协赞，朝野归心，宜早建储宫，正名定号，所以尊崇宗社，所以培埴国本，所以镇安天下，圣朝万世不拔之基，实系于此。昔齐桓五子争立，而霸业遂微；晋献谗废申生，至国随机数十年；始皇以扶苏不定，致使灭宗；惠帝以继子不明，几至易姓。自后由此而败亡者，不可胜计。草茅之士，犹不能忘情，而秉钧当轴之臣，略不及此，何邪？贾谊曰：「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皇太子嗜欲未开，心术未定，宜选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与之居处出入，教以汉儿文书，使通古今治乱之成，明君子小人之情伪，所谓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今民家有十产之资，便欲延师训子，为持盈守成之计，孰谓善谋国家者，不如一家之谋邪？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表异示尊，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胤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以为不宜，可同名号哉！杜渐防微，尤宜禁绝。上下二三千年，国家之兴废安危，未有不因储嗣一事。鉴前代已然之失，为今日庶政之先，速定大谋，使天下晓然知之，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大纲既求，其余事务次第举行，则宗社幸甚！
一、任官
古者任官之法，由儒而吏，自外而内，循次而进，无有僭踰。今中外百官，悉出于吏。观其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口方脱乳，已入公门；目不识丁，即亲案牍。区区簿书期会之末尚不通习，其视内圣外王之学为何物，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何事？苟图俸考，争先品级，以致临政懵无所知。《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不知为学，岂知为仕，心术既差，气节何在？今随朝吏员通儒明吏者，十无二三。天下好官尽使此辈为之，甚可为朝廷名器惜也。夫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儒术饰吏治，正谓此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何尝造学业之深奥？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何尝知经国之大体？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指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析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于此时也。
今随朝自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处州县以吏进者，年二十即从仕，十年得补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从九，中间往复，给由待阙，四十余年才登仕版，计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旷废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进者，自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又升为学正，为山长，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选，陷在选坑之中，又非二十余年不得铨注。往往待选至于老死不获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望为少年相、黑头公，必不可得也。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为一考满，即升一等，又多是内任迁转。外任以三周为一考，三考得一等，又有给由入选待注守阙之岁月，六年纔历一任，十八年得升一等，淹滞莫此为甚也。且即所见言之。如前德兴县邢主簿，竭职奉公，政声颇着，去官之日，不办舡资，亦可谓能吏矣。无力求升，止淹常调，且累任困于钱谷官。今天下之公勤廉干过于邢者，甚不为少，当路荐章未尝及之。如前礼部高显卿，乃侯司卿根前提胡床小厮，既无学识，又乏德行，不知稼穑，不习刑名，仅十五六年，已致身于四品。今鹓行间出于役夫贱隶若高之辈者，不堪缕数，虽知之莫有指斥之者。怀能抱德，沉没下僚；驽才妄子，遽登枢要，似此不公，可为一慨。
昔宣帝以太守为吏民之本，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太宗谓养民惟在都督、刺史，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如路、府、州、县之官，实百姓安危之所系，若以内为重，以外为轻，是不知为政之根本也。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不历田野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面。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与优迁可也。今后州县吏员，当尽取之儒学子弟，每岁令风宪官选其行止无过，廉能可称者，贡补省、部典吏。县则补于部，州则补于省，满考，则部典吏发充外路司吏，省典吏发充宣慰司令史。又每岁择其上名贡补六部寺监令史，满考，则发充各省令史，并令依例入流。其台院令史，从外任八品官选取，其省掾从外任七品官选取，通理内外俸月以定陛黜。县教谕与路司吏同资，路学正与宣慰司令史同资，各从所长而委用之。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几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于重轻，虽不能尽选举之规，亦足以救一时之弊也。
一、选法
选曹乃治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之地，至甚不轻选者，选择之义也。古之选法，选其能者取之，不能者去之。今之选法，但考俸月之多寡，定品给之高下，如是而已。有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不闻三年必转一官，三考必升一级也。选法弊坏，莫甚于此时矣。
夫贪污无行者，皆行险侥幸之小人也，同流合污，而誉每归之；廉介自守者，多与俗寡谐之烈士也，疾恶过甚，而怨每归之，惟在上之人有以辨明白之耳。今必待被告经断方指为贪污，则人之实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于告讦者，比比皆是，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非取于民，何从而得？凡此者皆实贪污而未尝经告者也。及其满替，贪廉无别，一体给由求仕。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省除，从七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如散官职事，互有高低，有力有援，则拟从其高；力孤援寡，则拟从其低。虽以土木偶人，及考亦得升阶，更不问为人之贤愚，居官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选，公然卖阙，以阙之美恶，为贿之高下。各官该吏，相为通融，私门投下，分拟名阙。无力之士，甘心于遐远钱谷之除。遂致勾阑倡优，以有才为有财，以前资为钱赀之戏。每于注选时，莫不争求其地之近、阙之美，而边远接连钞库去处，有十余年不得代之官。民间有云：「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干，空做好汉。」因此各思苟利肥家，以为荣进之计，谁肯忍苦吞饥，自贻疏远之斥，未免相胥为不廉矣，是朝廷导人以贪污也。
选法不公，难以条举，且即所见言之。如丘恢，丘总管之子，父存日已授崇安县尹，因奸囚妇断罢不叙，闲居八年。父殁之后，改名丘魁，自称白身承荫，再授宁都州同知，闻者莫不骇笑。如孔文升，系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满考自行体覆，捏合入府州选；又以宣圣子孙即升太平路教授。除命已下，犹在宪司勾当。如此诈伪，而省部更不究问，实为孔门之玷，风宪之羞。又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狠不才，初历下州学正，厚赂阎承旨，保称亡宋故官之子，便得搀升路选。自是援例者，但夤缘翰林集贤院求一保关，不问人物根，即加虚奖过褒，关节既到，随准所拟，小有不完，必遭疏驳。非才者升选，负能者淹屈，欲望选法之清，人材之盛，不可得也。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哥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为两途耶？缘常选所除，非出天子之意，而别里哥所用，又非中外推许之人，所以不能归一。若尽以别里哥不得预常选之列，则是天子之言，得制于省部之手，太阿之柄几于倒持矣。汉宣帝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唐太宗尝列刺史之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古者选官如此其精且严，犹不能尽得其人。今之所谓守选法者，常选少一月一日，必不许升，历任虽多而根浅者，通理必降；别里哥尽指为无体例，难以定夺。殊不知常选中太半非才，俱可沙汰，而别里哥选中岂无一二可用之人才耶？不严其选而严其格，不清其源而澄其流，是不识古人选法之意也。
今宜先择风宪官，委令常加体察，除赃滥正犯之外，有罢软不胜任者，行止不廉者，帷簿不修者，依阿取容而无所成立者，并许弹罢。有德行可以廉顽立懦，才干足以剸繁治剧，但一事可称、一行可取者，并许摘实荐举。依古法分为上中下三考，书上考者升，中考者平迁，下考者降，不入考者黜，从宪司上下，半年或每季终，造册开呈都省。如各官根、年甲、籍贯、三代，已载元除，在任实迹，已见考书，解由之内，不必赘写，止称历过俸月足矣，并令还家听除，不许亲赍赴都。各省逐月类咨差官，驰驿入选，令选曹自计考书之上中下，以定黜陟诛赏，然后照阙铨注，将合授宣敕，发付各省，于元籍标散。贤能者不待致力而自升，谁不知劝？愚不肖无所容私而被降，谁不知惧？赏罚既公，心自服矣。如民生休戚，官吏贤否，既已责任宪司，又有监察御史不时差出问事，何须重复遣使巡行郡邑？但每岁委清干官巡按各道，专一体问风宪僚属，有政事无取，举劾不公者，比之有司，罪加二等。如此行之一年，选曹不得而卖阙，仕人不得而计置，台察不得而徇私灭公，此绝弊幸之要道也。
一、钞法
自汉以来，止用铜钱，亦用铁钱。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续蔡京又请创会子。今之钞法，乃袭前宋交子、会子之旧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国济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是时民间贫无置锥者，亦有铜钱官会之储，无他，子母相权而行也。今国家造钞虽广，而散在民间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难，无他，重失相权之宜也。夫法立一时，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无弊耳。事极则变，变极则反。能因弊更新，然后可传之不朽。
钞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踰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
今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如至元钞五厘与一分，买不成物，街市之间，无所用焉。久而不革，则至元一贯仅值中统一钱，物值钱而钞不值钱，将见日贱一日，而钞法愈见滞。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
每岁发出钞本，倒换昏钞，止收三分工墨，可谓巧于利国，廉于取民矣。殊不知一贯出，一贯入，钞行民间，仅有三分，而民间之钞反损三分也。且钞在天下，昏烂则已，何必倒换？于古亦无倒换之法。兼倒钞之便，止是城市间一簇人得济。若各县百姓散居村落僻远之地，去城数百里，得倒换者绝少，未尝便于小民也。且所倒昏钞既付之丙丁，则钞本尽成虚舍矣。外路倒换到合烧之钞，贯佰分明，沿角无缺，京都之下，称为料钞，一归煨烬，诚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虚舍本钞九钱七分之害，于国于民，两有所损。将见日少一日，而民间愈无钞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
古者藏富于民，民富则国自富。唐太宗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此之谓也。当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兼行。大德五贯或二贯，准作至元一贯，明以大德易中统，不过扶至元之轻，以整一时之弊，钞母既起，则物价自平矣。每岁发出各省，勿令倒换，就支作官吏俸钱和买丝料等用；以民间所出夏税折粮、课程赃罚诸名项钱，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赏赐及随朝俸给，庶国家钞本俱为实用，而钞散天下，民亦无损，行之数年，民间之钞不可胜用矣。钞法既正，更议铸铜钱法，使辅钞而行，则国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将复见之。若造新钞而不行铜钱，则钞易坏烂，损之多而益之少，难经久。造铜钱而不行新钞，则至元太过，恐一旦行之，轻重相悬，不以为便，二者不可偏废也。
夫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使法不可行，则上下二三千年间，灭弃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殊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先贤尝曰铸钱无利，所以能久，正谓费本之多，故民间盗铸者少。然国课自有见铜，以铜价计之，亦不至于大费工本。惟钞用本之轻，故伪造者纷然，立法虽严，终莫能戢。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统钞通而计之，自初造至住造若干，倒换已烧该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铸钱不偿所费，则造钞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钞局俸给一切物料之费也。言者又谓钱重不可致远，尤为愚昧。夫国家输运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今究其异议之原，皆由内外官吏以利国为重，利民为轻，以至于误天下国家也。今有陈言谓何地产玉出金，何处人家有奇珍异宝，则朝廷忻然从之，立见施行，谓其有以利吾国也。有陈言谓损朝廷一分之钞，可为民间十分之利，或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之事，则一切视同故纸，抑而不行，谓其无以利吾国也。上下相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害日臻，国家虽富，将焉用之？
愚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虽于国未见近利，将以大利于民耳。如一岁造钞一百万锭，五岁该五百万锭。纸之为物，安能长久，五年之间，昏烂无余，逐年倒换，尽皆烧毁，则五百万锭举为乌有，所存者仅工墨钞十五万锭而已。如一岁造铜钱一百万，散在天下，并无消折，岁累一岁，布流益广，虽亿千万年，犹同一日，所谓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也。今钞中明具钱贯，即是铜钱之形。古者怀十文铜而出，可以醉饱而归，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怀十文钞而出，虽买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贫？即此已为明验，不必旁引曲喻以论其利害也。但比来言事者，非指陈厚利不足以耸动朝廷之听。昔右丞叶李请造至元钞，谓中统一张，仅可一张之用，若以至元一张抵中统五张，一岁造钞之费，无所增益，自可获五倍之利。以此啖国，遂行其说。岂知遗弊至于今日，钞价既贱，而伪造更广，数年之后，至元一张，止可当中统一张，国家未见其利，民间不胜其害，实为误国之谋。而当时遽以为信，迄今不觉其非，亦可怪也已。闻言者请以大德钞一贯，准至元钞十贯，即叶李之策也，若如所言，则他日至元之弊尤甚于中统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为官会，以至于国亡不救，此覆辙可鉴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铸铜钱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钞云一佰文，乃百铜钱，今民间称为一钱；一贯文乃千铜钱，今民间称为一两，是一钱准为百钱，十钱准为千钱也。若以铜钱一钱自作一钱之用，则物值钞一佰文者，可以一铜钱买之。各处月申时估云物一斤该钞二钱者，今律以本色铜钱二钱，则二佰文钞可得物一百斤。以原价计之，省钞十九贯八佰文。是钱有百倍之利矣，既利于国，又便于民，犹复议拟久而不，甚可为国乏谋臣之叹也。如准所陈，造新钞以扶至元之轻，罢倒换以全国家之利，铸铜钱以通钞法之滞，富国惠民之道，无以加此。
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区区忠爱，无由自达。钦累朝诏书，节该诸人陈言，在内者呈省闻奏，在外者经由有司投进。遂于前陈已准太平策内，言有不能尽者，摘出钞法、抑强、户计、僧道四事，罄竭底蕴，赴湖南廉访司及宣慰司投进。虽蒙称善，靳于转达，言剧明切，竟沦故纸。今附录于各项之后，纵不获遇于一时，必将见知于异日。有居枢要达官大臣，能以致君泽民为心者，当有取于所言。窃谓国之与民，实同一体，民富则国自富，国富则天下自平。用铜钱虽未近利，且以富民为先。钦先皇帝立尚书省诏文内一款节该：「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民用，已有钱币兼行之意。盖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子母相资，信而有证。钦此。」铜钱初行，民间得便，欢谣之声，溢于闾里。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钦诏旨罢用铜钱节该：「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钦此。」窃详诏意，未尝不以用钱为便，何为于国有妨？只此一语，可见奸臣之误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若便于民，即利于国。国与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国耶？为今之计，不必取民之资以富其国，但因国之资以富其民足矣。
所谓富民之术，无他道也，当思古者民何为而富，今者民何为而贫？贫富相悬，系乎铜钱之兴废耳。农家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所出者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薴、豚、畜产等物，所值几何？若得铜钱通行，则所出物产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价消折。得钱在手，随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穷山僻壤，钞既艰得，或得十贯一张，扯拽不开，若肯物还钞，则零不肯贴，欲尽钞买物，则多无所用，展转较量，生受百端。或婚丧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货物贱价求售，货不值钱，而利尽归于商贾之辈，民安得而不贫？
详今用钱之便有三：一则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非为小补。二则市廛交易，不烦贴换，虽三尺孩童，亦可入市，免有挑伪昏烂疑认之忧。三则国之所出者钞也，民之所出者货也，钞以巨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巨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之两便也。
禁钱之不便亦有三：一则见有废钱日渐消毁，随处变卖，镕化为器，灭弃有用之宝，沦为无用之铜，深为可惜。二则市井懋迁，难以碎贴，店铺多用盐包纸摽，酒库则用油漆木牌，所在风俗皆然，阻滞钞法，莫此为甚。三则商贾往来，途旅宿食，无得小钞，或留质当，或以准折；村落细民出市买物，或背负谷粟，或袖携土货，十钱之货，不得五钱之物，或应买一钱之物，只得尽货对换，此则农商工贾之通不便者也。
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铜钱诚不可废也。即今民间所在私用旧钱，准作废铜行使，几于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纯使废钱交易，如江东之饶、信，浙东之衢、处，江西之抚、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颇是利便。
愚尝参酌古今，若以铜钱一佰文，准中统钞一贯，一分一钱，极为酌中，亦与钞文内贯形相符。今铜价一斤，该中统钞一贯五佰。每一斤铜可铸钱一百六十个，则钱与铜价亦相等，自无伪铸之弊矣。兼各处炉冶器具已有规，可复鼓铸。除见管外，仍设官旋造，严禁民间擅铸铜器，见存之铜，足可尽用。铜坑所出，更无尽藏。将见国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观，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钱之利而已。
钞法之弊，其害有不可胜言者。钞，国课也，朝廷之柄用也，而与民间共之，可为长太息，可为痛哭。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而朝廷略不动念，不知谋国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钞二百万锭，发出各省倒换，举化为灰，止存工墨钞三十万锭而已。今民间富家巨室，庸僧缪道，豪商巨商，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万锭者。合而言之，箱箧畜藏，何止百千万亿计，非伪钞而何？善为伪者，与真无异，虽识者莫能辨。或有败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尝留杭，见买卖者就库倒出料钞于店户使用，反复观之曰，此伪钞也。试代以伪，反忻然而受之。杭人习于市易，尚不能辨，乎乡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尝推问伪钞公事，犯者谓一锭工本可以造钞数百锭，获利如此，人安得不乐为之？虽赴蹈汤火，亦所不顾。如不以为然，但更改钞法，悉令旧钞赴官倒换新钞，必数百万倍透出于原发钞本矣。又尝考之，自周汉以来，皆用钱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后汉光武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章帝时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至唐则全用铜钱，或间以缣素，不闻用钞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创置交子，以权一时之宜，因而行于中国。识者谓纸钱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长矣。不谓圣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袭亡宋之旧，诚为可惜。
愚于读书之暇，反复紬绎，颇得其说，既乏权位，虽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达，惟有怀能抱恨而已。以纸为钞，难久长。如欲用钞，必须改法，宜仿古用币之意，以绢为之。国家立局，置匠起机，依钞样织成方幅，每贯自为一张，约以尺二长、七寸阔，四围边幅俱全。其贯文就机织成，以五方印色关防之，取青于极东，取红于极南，取白于极西，取黑于极北，取黄于中土，五色备具，非民间可得之物，虽欲伪为，将焉用之？然织者可作大张，难制小幅，零用自有铜钱，不必小钞，若朝廷出纳，则代以轻赍。此即子母相权之说，一则可以数十年不坏，二则伪造者不得为之，三则免倒换烧毁之烦。行之数年，成多损少，其钞自不可胜用矣。立法之善，无出于此。故曰钱不可用，钞不可改，此事有关国计，非泛泛杂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强国，可以解岁饥，可以弭外患，可以万世开太平，真久治长安之策也。虽是群言噂沓，谁适为谋？筑舍道旁，岁不我与，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为政之大患也。
深虑废钱日销，伪钞日广，国计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祸岂浅之哉？伏愿贤相名卿其疾图之，天下幸甚。
一、盐法
富国惠民，无出于铸山煮海二事而已。铸铜为钱，固乃国家之大务；煮为盐，虽知为重，而未得规画之方。今随处立运司，各场置令丞，实以课程浩大，必须另设衙门，以专管领，不知为蠹民间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胜言。其于国家，实无所益。且如福建一道，仅抵淮浙一场，周岁办盐七万引，亦设运司正官首领官吏人等，所辖一十场，批引入所盐仓二处，官攒人吏游食之徒，不计其数，惟蚕食盐户而已。
今各处运司官吏，每岁轮番分司，给散工本，虽曰唱名，其实阳散阴收。纔并开煎，即以守催监装、开、起火、住火，比附考较封埕，巧立名色，百计科扰，场官因而倍取，盐户必须应付。又有总司差人催办取数，什伍为群，不时下场追扰，若不取之盐户，从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隐蔽。户之富者，尚堪少延，贫者无措，必致私煎私卖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举家逃窜。即目逃户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盐丁代办，数年以后，必尽逃矣。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盐户也。
商旅贩卖，所以流通。盐法，助办官课，令运司卖引。盐仓支盐，则有照引散帖，百种需求，方得支发。纂节去处又设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头行卖，又差拘收引官，检校多余，无非渔猎客人而已。若盐价高，运司官吏诡名先行搀买；或盐价低，则勾盐商聘卖。及有上司官与权要之家挟势夺买，必须先尽数足，而盐商有守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计其自变量，需要答头钱。以客旅与官府交易，本自疑忌，岂可更加挟持？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商旅也。
运司关防私盐，并远场，毁远，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绰，为法可谓严矣。但团军岁一更易，何所顾藉？附团数十里，犬不得宁，甚至掠人杀牛，桩配居民，无所不为，其能保私盐之不漏乎？又有盐司差人及管军头目巡盐，络绎乡村，间遇见有盐，不审虚实，便指为私。从其诈骗，则免公庭；少不依随，遂成实祸。及有正犯到官者，设无贿赂，监禁经年，转指平民，连逮无已。溪壑既厌，尽皆撒放。或至遭断者，无非穷民。断没家财一半，多不过五七贯而已。有援者咸得清脱，无力者必至于罪。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百姓也。
运司立法，凡有私盐生发，罪及县州正官。盐出于仓场，而罪归于州县，似此无辜，何异池鱼之殃？兼盐户不属有司，无相统摄，致有一等惯卖私盐无赖之徒，结构盐司，上下容情，纵令不轨，无所畏惮。及与附场民户交参住坐，便作户、柴户等名色，同影占。又有民税诡奇，规避差役，凡遇有司进会词讼，庇称盐户，沮挠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约问之事，即以办课推辞，动经岁月，不得杜绝。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官府也。
煮盐榷课，所以资助国用。今言者但知为国兴利，不知为国省力。总其所入，为数虽多，扣其所出，已费不少，何异以羊易牛，犹谓之得策耶？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给、般运水之费，通以价钱准除折算，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此则大不便于国家者也。夫畜猫防鼠，不知馋猫窃食之害愈甚；养犬御盗，不知恶犬伤人之害尤急。今盐司官吏犹馋猫恶犬之为害也，宜先去之，则鼠自穴藏，盗亦屏矣。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观其行事，一时莫及，后世亦无有以继其轨者。其言曰：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又谓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其始江淮盐利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验良法，古今不能易也。为今之计，不必立奇求异，但祖述刘晏之遗规，则尽善矣。宜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行革罢，并入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事；于出盐去处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有抵业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拾，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仓交纳，亭户不致于逃亡，户可息于追剥，民户亦免团巡诬逮之挠，既无所扰，自皆乐于应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