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麟又上策曰：「臣闻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由是观之，圣人生知之资，天纵之美，未能尽知也。于王者以拱默为尊，无为为贵，眼力之所至，不过乎宫禁之间，耳力之所及，不越于轩墀之侧。受天眷命，职司治下，京、府、州、县，缕错星分，火茫茫，民以亿计，内委卿士，外任守令，事机情弊，奚以知之？故下情贵于上通，使万里之远，如泥之在钧，灼然于廊庙之奥，而民瘼息矣。上意贵于下达，使九重之邃，如日之在天，普照于闾阎之贱，而王化敷矣。今圣朝诏许陈言，旁及山野，然无谏议之臣，实歉悦言之至。臣固知陛下丕绳祖武，图任旧人，合九土为一家，光百王于千载，敷天仰睿，比屋从仁，小民膺美于无穷，百司承风之不暇，又何假乎谏也？实无得而称焉。其或覆盆难照，过事微萌，岂不累乾坤造化之功，阙冕焜煌之耀乎！在下之臣有言责者，则拜章飞疏以全益明之明，无言责者，则尸祝不可以代庖人，将无救之者矣。能自得师者王，惟后从谏则圣，故过事非谓之过，惟有过而不闻，是为过也。前汉以前，有谏大夫，后汉以后，增为谏议大夫，至于唐朝，遂分左右，是诚居极之大端也。伏望陛下因今稽古，崇置谏院，隶于都省，选天下名高德劭，才学该博之士，班分左右，立谏大夫二员，又立司谏、补阙、拾遗各二员；凡上躬之进退从容，政令之更张制作，假之以阳春之颜，厉之以风霜之节，如沧海之愈下而愈深，如宝镜之愈磨而愈明，不亦美哉！臣又思之，不患有过，而患乎过之不闻；不患过之不闻，而患乎闻之惮改也。何则？过者，圣贤之所不免也。以孔子犹天而贵徙义，以颜渊入室而不贰过，言未尝无过也。过而不闻者，蔽塞之因也。今已上通下情，若又上立谏府，则无不闻之过，但在转圜而已。夫迅雷之驾怒奔驰，飘风之扇势横起，骇震天宇，荡播海岳者，天子之威也。万钧悬于一缕之轻，秋毫近于洪炉之炽，似断还连，生死相邻者，谏臣之命也。且鸣玉曳组，翔集殿庭，岂不知阿容顺指，则禄可常荣；忤上竭诚，则身难自保。然其所以为之者，盖以明主可为忠言，君子贵崇高节，食其禄，当其职，上欲七庙之齐天，下欲群生之蒙惠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更望陛下既立谏臣，又当纳谏如流，改过不吝，毋或加愠，以杜忠直骨鲠之门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
太平金镜策请颁法典
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曰：「臣闻意由言而后彰，言须书而克备。故雷风既动，造化可以施功；王者不言，臣下罔攸令。兴戎出好，有信无私，际天下而咸指，薄四海而皆视，岂轻也哉！汤后告殷人以不食，史佚戒成王之无戏，所系大矣，能无慎乎？今国家圣祖神宗，遗规树典，至于陛下，益广德音，八十余年，一家天地，宣于民，书于史，成于礼，歌于乐者，固非一也。然而中外之臣民，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或见其后而不见其前，互相照依，未遑明辨。循如是之风，而望治宁之至，臣窃谓似乎未之能尽也。伏见至元壬申年间圣旨节该『不用泰和律令』，将以损其余而益其阙，舍其旧而新是图也。越至于今二十余年，犹未有示民之明文。守令自专，宰相无据，臣已于先所献万言策内备陈之矣。又伏见乙丑年间圣旨宣谕：『出征人须要正身当役，无令顶替雇觅。』其后复降圣旨条画内一款该：『诸正军若有雇觅惯熟好人出征者听。』钦奉如此，此盖前后不相同之类也。若以后旨为宜遵依，则方今万夫、千夫、百夫之长多有申达上司行移，各处勾取正身以相搔扰。今若以前旨为宜遵依，则后旨何为而复出哉？如张汤轻重其心、州犁上下其手之官吏，多有因此以启之也。又伏见国典时有和同不拘此例之文。臣窃以礼有一源，义无二本，法纲未定，大化何行？且铸器用者，在于防范；成方圆者，由于规矩。如已立制，而仍使和同不拘此例，则是设防范而恣器用之不遵，置规矩而任方圆之自用也，欲其合准，不亦难乎。又伏见国典时有蒙古人不在此限之文，而无所定之例也。臣窃以九州岛四海，一札十行，大仁覃于邃远而不之遗也，大义及于灭亲而不敢私也。天子者，天之子也；民者，天之所阴也。彼群方庶类，形异音殊，在天子视之虽有亲疏，而天溥视之则无彼此之殊也。人君代天理物，当合天意以行之，若独爱蒙古人，则既非公道之坦夷，又异皇天之溥视也。且凡明诏之文，其究归于丰化、节财、壮本、卫生之理尔，若独以蒙古人不在例，则爱之适所以使之不丰、不节、不壮、不卫以害之也。又伏见诏令每下，远近震惊欣悦，以为太平之可冀也。开读于京师，降示于外路，流布于司县，张挂于市井。如揭日月，可仰而不可测也；如望江河，可近而不可犯也。及乎三日之后，甫收挂壁之文，而已半知半不知矣；迨于逾年，而知者百无一二焉。小民之愚騃者，欲其不犯，何以能哉？今之人有怛言曰：『新条不可犯也。』臣之所痛伤者，尤在于斯焉。小民意以旧条攸远，虽宿吏犹有遗忘，庶可犯之以苟免，故独不敢犯新条也。新条虽新，不久而又成旧矣。不更此化，虽复曹参百辈，亦难兴画一之歌，而成清静宁一之治也。伏望陛下新天下之视听，定天下之权衡，顿五叶之纲维，立一朝之典式，远求诰制，近采家法，上承天意，下访舆言，乘除常理，勒成一书，颁于四海，垂诸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下民昭知而惮犯，官吏守之而不疑，宰相赖之而清化，陛下因之而垂拱矣。愚臣妄议，仰冀矜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
请秋冬囚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天降命以兴王，王法天而立政，定阴阳之消息，明生杀之枢机，事无大于斯焉，道由之而立也。两仪肇判，四象爰分。天道莫大于生，故春居岁首，而王者法之以立礼部。其次莫贵于长，故夏居春次，而法之以立兵部。又其次方及于杀，故秋居夏次，而法之以立刑部。至如法冬立工部，法上立吏部，法下立户部。上者，天也；下者，地也。地乃天中之积块，而其实六者皆法乎天也。京、府、司、县，亦设六曹，既以弥纶庶政之伙繁，又以式体一元之坱圠也。此皆正名之事，自周公之后，名号世变，而其理莫之能改。方今名已正，而其实有未之尽者。窃见方今大罪囚徒，鞠讯既成，司、县具词以申于路，路覆鞠之以申达于上司，上司遣理官要察，既审而后刑之，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后，所在行刑，此亦似乎失天本意也。夫罪人系狱，文卷未完，未得即，或有至于十余年而犹系者。其言下招伏，事情昭灼，又适遇理官出审，而不停滞者，万无一二焉。系之已久，及一旦，而不能待乎秋冬，何前之太缓，而后之太急哉？方春之月，句芒御辰，万殊有荣滋舒畅之容，而无枯瘁萧条之理，故王者顺之，于是乎掩骼埋胔，禁止伐树，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毋焚山林，凡罗网之类，餧兽之药，毋出九门。但当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命有司省囹圄，毋四掠，止狱讼可也。以卉草鸟兽之微尚令被泽，而于人乎！以狱讼四掠犹禁止，而于刑人乎！乃所以尽生生之至道，慎其始以存终也。及乎商风振起，少皞司天，鹰乃祭鸟，霜飞萧艾，于是乎审断戮罪，乃所以顺阴气之严凝，助阳律之不逮也。如是，则天道克常，而王猷昭立矣。昔丙吉不问横道死伤之人而问牛喘，盖以事作乎显者，机达乎微者，吉凶现于显也。且春夏行刑，则是春夏二时行秋冬之令，殃之效，具见古书，非臣所能尽言也。顷者连年变异，蔬谷不登，或陨霜不杀草而桃李开华，或地震日月食而动静不一，斯皆阴阳反复，而意或有以致之也。此事革之甚易，而所关甚大，天下官吏莫肯启一言者，臣又不知其何也。伏望陛下面稽天意，载审刑章，凡有罪当死以上，命省部秋冬遣理官出而报之；凡罪不至死，及非常之事宜速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几休征荐至，气候相协，天人一致，而表里相通，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
论籍没罪犯亲属家财
天麟又上策曰：「臣闻定盘石之鸿基，莫如尊士，阐弥天之大义，要在轻财。彼衡门陋巷之寒士，欲希咫尺之功，图针芥之名者，尚拳拳以行此而不之失也，乎秉箓握枢，敻超乎民物之上者，可不务哉！土苴之中，芝草生焉；鸟兽之内，麟凤出焉。瑞昌时，耀盛德，非土苴鸟兽之所可辱也。周有八议，议贤，议能，故贤能虽父、祖、子、弟之陷罪，国家亦不连坐禁锢而弃之也。猛虎不饮盗泉之水，鸷鸟不栖恶木之枝，甘其渴，忍其劳，非苟且恬愉以失其操也。上有常用，下有常供，故滥物虽万亿及秭之甚丰，国家亦不挂念嗜利以收之也。诚以用贤能则所利者极博，而收滥物则所损者极大故也。我圣朝推天地之深仁，发雷霆之大号，泽及九有，保全群下之生，法约多端，爰罢三族之令，复先王久废之旧章，行前代所不能行之洪惠。彼有罪而当之，及无罪而视之者，孰不感服而钦念之哉！愚臣以为犹有未之尽者也。窃见方今陷大罪者，除本人已就极刑之外，其妻孥亲属，有投诸远方而不齿者，有系于场冶而应役者，有役于右族而为臧获者，有配于士伍而就苦地者，斯皆尽除恶务本之当然，切恐有委沙遗金之余恨也。昔崇鲧之方命圮族，王敦之狼顾天邑，伯禹乃崇鲧之子，茂弘乃王敦之弟，虞舜殛鲧，用伯禹以为司空而不疑，晋元罪敦，知茂弘之忠节而不问。故能奠高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弼虞舜于无为之休；怀凌霜贯日之诚，愿剪吞沙之寇，以致晋帝于中兴之美。盖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赏之施出于公也。由此观之，籍没之人不宜终身禁锢明矣。又窃见方今或因赃滥，或陷逆流，例皆籍没其财，归诸内府，散于宗室，班于外家。臣伏以金璧之宝，货贝之资，所以权轻重，通有无，而流布于四方，以张王室之柄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不可一日阙之。圣人因其无实用而有大益，故贱之。贱之者何？贱其取之而非义者也。彼犯罪之家，非刻剥于下民，则兼并于贫人以得之。今而衅彰孽露，干我常刑，是因利以贾害也。若上之人知利之无益，而尘翳清洁，亦独何心哉！且国家不患无财货之用，右族不患有饥寒之窘，岂赖夫籍没贪秽之财以周所用乎？然今未免此事者，亦因循而不以为意故也。伏望陛下留心细虑，下令昭陈，凡当籍没之家内，子、孙、弟、侄若有超然特异，足学知政之人，听有司公举，录德量能而用之，不在禁锢之限。若然，则士知国家之重贤，咸自厉身奋志，以希寸禄，而程功效实矣。凡当籍没之财，贮于一所，明立簿记，待储积之多，散于无告之人可也。若然，则民化国家之廉仁，咸自立操喻义以复本然而迁善移风矣。此臣所以谓定盘石之鸿基莫如尊士，阐弥天之大义要在轻财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
论治盗贼奸宄
天麟又上策曰：「臣闻化者，政事之本也，刑者，政事之末也。民有贤愚，有深浅，浅者随化而自迁于善，深者非刑而无以制之。圣王灼知此故，既布化，又立刑，以治天下之民。言其极理，则虽有本末之殊，论其设施，则当并举而无先后之异也。故守其化而不以刑，则奸慝暴乱之徒恃强凌弱，而上为姑息之小惠矣，此舜诛四凶而天下咸服，晋戮三罪而左氏美之，盖所以备末也。故专其刑而不以化，则泰和洋溢之气有所滞，而上为法家之少恩矣，此文王发政施仁而受命，汉祖宽仁爱人以肇基，盖所以务本也。今国家本末并全，化、刑两具。旌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之门以厚邦风，举茂材异等不求闻达之者以励后进，济天民之无告以扩恻隐之心，崇郡县之学校以敦教育之本也，凡此皆化也。内立刑部，外设理问，示群下以告捕之赏，儆百僚以风宪之官，凡此皆刑也。大纲已备，小纪未完。若夫王化之方，已皆详见于前篇矣，其刑罚之事，臣试申之。伏见方今殊死者自有常制，至于抵罪而不当死之流，或有推恶恶之心，循街鞭朴以儆乎，未及还狱，遂僵尸于路隅，而人莫之敢称其冤死者。或有垂矜悯之念，依法施行以全其生，未及旬月，复抵冒于严禁，而官未有思绝其祸根者。此两者，臣以为胥失之矣。夫既犯大罪而置诸死地，宜也，非苛也。夫一犯薄罪而亦置诸死地，苛也，非宜也。凡盗贼奸宄之类，皆官吏未尽承流宣化之德以致之。昔陈仲弓一闲人尔，犹且化一梁上君子，而阖境无盗，乎握郡县之柄者乎！既不反求诸己而思有以自责，乃复绝顽民自新之路，逞无过不测之威，不亦不能新民之甚乎！又国家之法，未有薄罪当死之刑，今而郡县擅为威虐，宪职闻之而不察，省部视之而不禁，岂不伤圣朝之仁化哉？夫罪有故犯者，有误犯者，有重者，有轻者。常以驭故，权以驭误，极以驭重，薄以驭轻，究而详之，莫非中也。彼败常之人，其罪虽不及死，然以有苟存犬马之命，幸免漏鱼之网，教之不知，导之不移。方其始犯之也，圣人恻然而悯之，小惩而诫之，彼犹不悔。及其再陷刑网，圣人犹曰：焉知其不复改邪？仍前以治之。及乎三陷刑网，圣人乃曰：此将终无所改矣，非惟残戕良民，而抑且累澄清之化也。故国家芟夷而不惜，犯者虽死而无辞矣。今有屡犯刑章，而方且坦然自得，由然无，纵情以陵无玷之人者，岂不亏圣朝之威刑哉。《书》曰：『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言三犯虽细，而亦不之宥也。伏望陛下止郡县之虐，除怙终之源，凡盗贼细罪一发觉及再发觉者，邦有常条，无得似前循街鞭朴致伤人命；凡盗贼细罪三发觉者，明据前后所犯而诛绝之；凡所犯虽多而发觉未及三者，不在诛绝之限。盖须既惩又惩，然后以为真不能改而施之以极刑也。凡奸宄之罪未及死者同。如是，则官吏无擅杀之权而大化可行，犯者知将来之不免而有以自新，国家除不悛之愚昧而刑罚少措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
请无肆赦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天之道，阴阳而已矣；王者之道，刑赏而已矣。故承天而居尊，宜法道而立政。夫阳主生，而春夏始于前，阴主杀，而秋冬继于后，斯二者，天也。庆赏以励功能，威刑以警罪恶，斯二者，人也。有功弗赏，有能弗举，则无以激将来之功能；有罪不刑，有恶不除，则无以致奸佞之绝。是以明乎阴阳之并行，审乎冬夏之先后，赏者无以为庆也，刑者所以好生也，故刑期无刑，辟以止辟，岂虚语哉！然而赦者欲以荡涤瑕秽，与民更始，以负罪者言之，则实莫大之洪恩，以致治者论之，则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来，郊天祀宗，建储立后，未有不肆赦者，侥幸之子逆知期会，能不启非滥之心哉？且罹犴罹狱者，皆人之切心侧目者也。及乎啼乌夜启，驿马宵流，玉钥告灵，金树仗，雷雨一解，例皆释之，名为嘉吉之符，实皆变异之征也。遂使攘劫服赃而诧议，善流屏忍而衔冤，养稂莠于良田，纵豺狼于当道，独不念害嘉谷而伤平民乎？风俗骇然，诚可惮也。又大赦之后，奸邪未尝衰止，朝脱囹圄，夕婴缧绁，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志》曰：『太宗绝赦，四海安静。』子颜愿无赦于光皇，孔明非惜赦于蜀土，故得弥天息寇，阖境安生，此皆前世明主贤臣已然之效也。今国家哀囚徒之孽苦，悯小民之庸騃，频降原赦，此盖朝廷不忍人之心，形于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顺天道以正生杀，则周文之治不难同矣，又岂唐太、汉光、蜀国碌碌之足言哉！夫当罪而宥之，当杀而生之，亦犹来暄风于霜雪之辰，行春令于秋冬之际，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事作于下者象动于上，感兴于人者应发于天，能无惧乎？《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伏望陛下信赏罚，无肆赦宥，使上下有纪，内外绝幸，则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矣。且使王符之类靡得而议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八)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设武举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荀子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于此道以观之，夫仁人之在上，为下所仰，犹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此仁义之兵，帝王之事也。夫步伍有法，帅长有要，所屯之处，雷电相潜，所至之方，秋毫不犯，有功赏，有罪刑，不攻则已，攻斯取矣，不战则已，战斯胜矣，此节制之兵，大将之事也。夫临敌不惧，视死如归，驱驰于荆棘之中，横突于熊罴之阵，如霆之迅，如晕斯飞者，此锐士之兵也。夫希孟贲之力，习庆忌之捷，望风埃而怒发冲冠，值变故而英声载路，行所学之绝艺，壮无敌之皇威者，此武卒之兵也。夫襟怀递变，机计为先，挟弓矢以平驱，树戈矛而互动，因山借水，倏耳犹神，击后冲前，行藏不测者，此技击之兵也。且荀子之言虽非一国，而所行之事贵在兼全。故非技击则武卒何凭，非武卒则锐士畴助，非锐士无以副节制之严明，非节制无以见仁义之可用。兼之者，若泰山之压卵，有余胜矣，不然，则较胜负于一时，犹未可也。但其要以仁义节制为之本焉。今国家仁义可谓厚矣，节制略已明矣，臣犹以为士卒之类素非练习，或婴孺之流，或老羸之辈，或市井体娇之子，或农亩力钝之徒，若言充数，不其然乎？如此取兵，百无一二。谨按隆周之时，群方已服，于是乎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所以不忘战也。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其斯之谓欤。至于唐朝，遂置武举，其制有常垛、马射、步射、同射、马抢、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以至军谘将略，绝艺奇技，莫不兼举。盖以有其材者处其职，则其职无瘝，非其人而居其任，则其任将负，所以使之知进退疾徐之节，审旌旄金鼓之仪也。眼熟之，心悉之，耳精之，一旦临阵则无不胜矣。伏望陛下审文武之二柄，固乾坤之一家，先从臣所谓守文化、别儒文之法，以成持盈保大之规；复从臣所谓审兵权、设武举之法，以尽安不忘危之理。以之治内，则穆穆巍巍之道益隆；以之御外，则桓桓赫赫之威弥厉矣。所谓设武举者，采前代之遗事，润色以当今可行之理而行之。若有非常之杰，不世之彦，可以充大将者，则以臣所谓诠大将之法而体之，俾程其蕴焉。国家之长策，于是乎定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偃兵戈
赵天麟上策曰：「臣闻武贵止戈，兵贵靖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朝诞膺天命，握符御宇，历代之所不服者，莫不稽颡效节，倾心归命，奉正朔以贡献，因信使以上书，虽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已希矣。原其所致，盖有由焉。人皆谓圣祖神宗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叶积仁施义，杀一拯万之德阴为之本也。传及陛下，更化革弊，稽古治今，万机之条纲，犹根之于枝叶，风之于草木，举寡而见，笃近而及远。以臣之狭见观之，圣朝之疆宇固如金瓯，平如衡权，三代以来，罕能同议。然而安不忘危者，圣人之常戒；武定文绥者，王人之大计。臣今请借汉、唐以谕之。在昔汉、唐之时，亦尝合天下为一家，其所以致弊者，皆因希功幸赏之人，下轻一介之躯，上干九重之阙，肆议邪说，以为可以计取遐陬，力阐土宇。世主从而信之，袭太平富厚之资，忍在下无罪之民，委之于不毛之地，驱之虎狼之口，至有不习风土，疫疠横生，锋镝之交，糜躯碎首，孤魂无依于万里之外，冤血浸渍于穷边之沙，孀妻痛夫，老父泣子，野祭巷奠，悲乎凉哉！为民父母，夫何使民至于此极也。设如王师小郄，兵人失气，上怒下惧，又乃继以卒伍，厉其甲仗，复雠为名，胜而后已。幸而得隽，则财力已竭，民心已怨，而天气已失和矣。计其所得，安能补其所费哉！于是世主不念无辜之滥死，不虑国财之耗蠹，喜获无用之地，献俘于祖，荐歌于庙。殊不知天生烝民，树之司牧，将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岂天之心哉！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地虽广而无所益，崇虚名而受实祸。向之希功幸赏者，方且纡朱怀金，荣妻衒子以成其志矣。彼汉唐之所谓良将，圣人之所谓民贼也。夫人君岂不欲国安民富，坐享荣华？但邪说既行，欲心遂启，以至于是焉。大汉、唐天下之弊，皆希功幸赏之人之罪，而汉、唐之君亦失之于过听故也。是以王者之临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厉兵戈而不黩，积粮储而自因。优游无事，则缮治以备无虞之师；至于用之，则雷奔电激，云腾雨施，济之以英神，行之以仁义，将有不阵而自服，因垒而来降者矣，又何须沾项渐襟，委人沟壑，然后为无敌之师哉！今国家推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陷禁网者犹或赦之，元元赤子未尝有罪，置诸死地，臣知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陛下鉴观汉、唐之大弊，勿从在下之幸说，令军士尝切自勉，儆戒无虞，因田致谷，顺时讲武。若遇奸强罪显，则声其罪以讨之。方其境内获安，境外无寇，则乐吾民之业，尽国家之备以全之。如是，则财丰民足，而社稷延于无算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五)
论将兵将将之道
元世祖时，东平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刚柔并用，定鸿钧坱圠之功；文武双行，为国家久长之计。事兼生杀，虽任于人，权在圣明，不宜归下。粤自理分天地，位正君臣，仁为文之实，义为武之干。至如阴阳不测，体用无方，振义武以拯人，仁亦在其中矣。布仁文而肃政，义其可以忘乎？故仁者义之元，而义者仁之宜；文者武之宗，而武者文之助也。自黄帝以来，始用弓矢，帝王一揆，秦、汉尚功，三国以至隋、唐、五季以及金、宋，四千余载，未闻一日而停兵，亿兆夷民，常愿一人之有庆。其间亦有人主自专，而开泰否之门，亦有委于将帅，以启兴衰之变，原其所致，可得而言。夫权者，天子之神器；事者，在下之所行。权维轻重，故非臣下之当持；事各分科，故非天子之宜务。今国家立枢密院，以维中外之军兵，以定武臣之官爵。而又紫垣春色，荣照六军，丹阙神威，凛班诸卫。而又元帅、统军、招讨、奥鲁之官，万、千、百、十夫长之职，熊罴貔虎，八镇方维，骐骥鹰鹯，一遵约束。又如武库武器，设署于京师，弓箭甲局，分工于随处。此皆事行于下也。凡诸事务，皆申枢密以奏闻，此盖权归于上也。钦惟国家处置权事甚为明切。臣窃以为，将兵者，将也，将将者，君也。将兵之道有四，而行之者八。何谓四？一曰忠，二曰计，三曰勇，四曰果。何谓八？见敌勤王之谓忠，闻敌制胜之谓计，饱直恃力之谓勇，进战期克之谓果，此盖攻战将兵之将也；劝主上以先之谓忠，严军律以养素之谓计，坐帷幄以折衡之谓勇，不生事以希幸之谓果，此盖太平将兵之将也。而将将之道亦有二焉，一曰分统，二曰专委。当其天下已定，将帅优游以备爪牙之用，乃方方殊掌，位位各司，无使一员独为魁首，于是有分统之道焉，实万世之计也。如或边尘暂起，命将兴师，须立名将以总之，乃面告之云：『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于是有专委之道焉，但一时之事也。出征而不专委，则节制难齐；太平而不分统，则久生异事。高爵以宠之，厚禄以食之，二术以御之，举无遗策矣。伏望陛下立枢密院使一员，使与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余员位，以次班之。今适太平，事无大小，须待同议，无或敢专。若夫卫、府、司、营，已有蒙古监军，不须别议。此即分统之道也。设或动兵，则暂行专委之道焉。更望陛下于中外卫、府、司，训示以愚臣所述攻战将兵、太平将兵之四德。如是，则事常谨于下，而权常归于上矣。权归于上，则人无觊觎，而民得安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诠大将
赵天麟又上策曰：「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动矣；将军者，国家之爪牙，人命之关系，尤不可不慎选也。上古以来，民无定志，圣人既作，大统由分。自黄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后，周有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徒，汉有淮阴、条侯、霍嫖姚之辈，赵之廉颇，燕之乐毅，楚之吴公，齐之孙子，矫矫然树四方之英气，昂昂然振百世之风声。或有搴旗斩将之功，或有转地回天之技，或有助伐罪吊民之德，或有怀佐君匡世之才，莫不感会风云，契合鱼水，依光日月，垂名竹帛，以至尚父之鹰，孔明之龙，吴汉之敌国，李绩之长城，斯皆将军之善战善胜者也。彼有视人如草菅而刈之，御如蜂蚁而藐之，行伍不整，疾徐无节，三令五申而其令不行，耀材陈策而其材不中，营垒轻而可掩袭也，甲仗利而徒无益也。故慎子为鲁将军，一战胜齐，犹且不可；白起胜赵，长平坑死之人四十余万；柏直乳臭，挫魏王之师；辕门儿盛，致孝文之诮。此虽为将者之旷官，抑亦有司选将者之失也。所谓良将者，刚则法天，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则法渊，可观而不可入也；去如收电，可见而不可追也；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动也。此之所谓良将，不亦大哉。然后龙韬豹略发于胸中，雾卒云师领于麾下，赫然一怒，乘风送款者将接踵而来矣，复岂有争锋迓刃之敌哉！是以选大将者，固非余将之比也。骅骝骐骥，奋迅乎千里，骄骧乎九州岛，非噉刍数倍于常，不足以尽其能，全其力，而役之以取效也。良将亦然，方其国家无事之时，遴选英雄，高爵以宠之，厚禄以食之，加之以殊礼，处之以闲职。一旦卒然有急，则行专委之遴焉，于是乃有折冲于樽俎之间，制胜于疆场之际，心口相誓而委命自甘，肝脑涂地而赤心无吝者，岂非王者善将将之所致而然邪！先帝之平江南，由此故也。若夫无事之时，偃然不虑，一旦有急，则任夫肉食之流，设或犯皇家之大戒，亏丹阙之威严，虽复噬脐，何嗟及矣！伏望陛下深符祖意，爰采宏材，下诏林泉，飞书营垒，凡德足以镇服人心，能足以超越伦类，计足以坐消变故，勇足以深入敌阵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至于京师，馆于上室，申之以天鉴，接之以优礼，处之以无事之崇班，寄之以不时之大用。昔者唐有郭子仪，而身为安危者二十余年。更望陛下凡武臣宿将，功高望重，德显才清者，宜加殊遇，以厉将来。臣非不知圣朝与天齐福，启运正隆，但宜柔远以文，尚奚赖于将军之力哉！然而审事务、防变故者，圣人戒慎之至，不得不如此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试嗣将
赵天麟又上策曰：「臣闻至重者将也，至险者兵也，虽系于将，而其原皆在于君也。君之任将得人，则用之如神，守之如山，驰之如风，整之如网之在纲矣。设或任非其人，则容有不可胜言者焉。故翦商魁帅乃渭水之渔公，伐夏大臣即莘郊之农父，又岂但将门方有将哉！『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诗》、《书》之言信不诬矣。若谓箕裘遗业，多习其事，因而用之，加诸上位，亦当因其名而验其实，斯可也。不然，则亦犹举渭水渔翁之子命作太师，求莘郊农父之族升为右相，与伊吕之姓虽同，而伊吕之才则否，求其实效，不亦难乎？非徒无益，而又害也。今国家统兵之臣，子承父职，乃有不闲武艺之流，不读兵书之辈，或充副倅，或镇方维，或擐甲以遐征，或横戈而应敌，幸而殊方纳款，穷寇消声，斯皆社稷之灵威，皇王之洪福，奚有将军之智力哉！不幸而不胜，则既损天光，又使功臣之子孙骨委边尘，魂飘异域，士卒之命，石火风灯，流血成河，僵尸蔽野，不亦哀哉！究而言之，皆不审于用将故也。于兵有六险，一天，二地，三敌，四间，五使，六卒是也。夫祁寒暑雨，疾风迅雷，卷雁塞之沙，飞荥阳之瓦，或积之气蒸为雾霭而蔽天，或愁恨之情腾为水雹而载路，此天之险也。夫长山峻，深谷茂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盘而入井，卒徒罢倦，辎重艰难，伏百万之敌于数步之间，降三六之军于九天之上者，此地之险也。夫佯奔诈北，骤趋缓行，或当前而就后相袭，或在左而于右夹出，彼我寡，彼强我弱者，此敌之险也。夫纵横之子，捭阖之徒，衒惑之言，迷冥之语，似忠而复佞，似实而还诳者，此间之险也。夫交兵之际，行人在中，出言一失，而难救其端，奉简误投，而遂形其衅，至有泄吾机事，谀彼逆流者，此使之险也。夫殃风偶扇，孽事由兴，机不定兮兵事危，令不行兮人意离者，此卒之险也。冒六险而行，向非良将，谁能当之？夫良将有四术，一曰定心，二曰饱气，三曰策胜，四曰身斗。故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惊，驾士鼓卒、视犹寡而不惧，随、贾不能说，廉、李不能攻，见小利而不趋，存大端而自厉，所谓定心之术也。养威蓄锐，饮直行仁，承王命徂征，御奸风而坐镇，其英可以上凌紫氛，其信可以下孚敌国，所谓饱气之术也。檄至而风从，旗指而草靡，洞穰苴之方寸，吐陈平之奇谋，所谓策胜之术也。挟匹夫之勇，而气肃勍敌，踊七尺之躯，而威加殊域，若仁贵之三箭，庾公之乘矢，所谓身斗之术也。臣谓得此四术之将，而六险不足以为险矣，非此四术之将，而未有不险之地也。伏望陛下惜禁卫九重之威，保功臣子孙之命，无致外敌之得利，勿令中土之罹殃。凡武臣九品以上子孙弟侄当承袭者，皆令枢密院试其实能，然后量加以职。若然，则天威永固，民命更生，下无赵括之危，上享轩皇之逸，抑使武臣之子孙知天官之不可滥得，则尽心习其家业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请立天驷监群牧所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昔者圣人之开天也，去其害人者而已。驱猛兽而远之，服畜兽而役之，故角者能触而拘之以楅衡，蹄者能踶而驭之以绁绊，以尽天下之力，以全天下之才。夫中人之产未踰十金，于是恐所用之有阙，旁思而周虑之，惧临时之或歉，设备而预防之，岂有过哉，皆其宜也。乎应千年之河水，居巍然之神器，立万世子孙之业，讵宜无备云乎哉？臣窃以名鹰俊犬，异毛鸟兽，国家之所宜弃也，反以收之；羊牛马，其用甚重，此皆国家之所宜广也，反不广之。岂爱羊牛马之不及鹰犬哉？亦由于袭太平之世，而因循弗虑故也。武王胜殷，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于华山之阳，然与方今其势有不同也。方今四征不息，粮饷未停，就使櫜弓矢而不用，戢干戈而不起，则安知他日无罚罪之事哉？则牛马之不可暂阙也明矣。至元癸巳，括士民之马而拘之郡，出榜文称上司之语，而谓官酬其直也。马既颁军，直又不酬，士民失望。臣非但以国家之弃信而伤之，抑亦由国家之不修马政，临急取士民之御者，故伤之也。谨按唐太宗时，有马千匹，太仆少卿张万岁掌之；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以致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分为五十六监。及明皇时，国马益耗，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远方，纔复二十余万匹，命王毛仲领内外闲，至开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由此观之，畜牧之多寡，但以留意故也。伏望陛下精思缓急之务，灼明备用之源，凡鹰犬之类，可纵者纵之；凡鹰坊等职，可罢者罢之；凡 、羊、马、牛，宜以御府缯帛及空名告身，于四远之地及中华之境市而收之；凡所市之马，谅宜仿古制立天驷监以孳育之；凡牛、羊、 等，谅宜立群牧所以蕃殖之；凡刍秣之具，谅宜择良地募民耕以给之。若然，则可以富国，可以强兵，可以俯宣王考牧之诗而小之，可以思汉武伐宛之事而笑之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课义仓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政化并言，则化切于政；衣食合论，则食急于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于义；欲天下之食足，皆在于农。农有预防而业可永安，义有素行而俗自相睦。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奏令军民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各出粟麦贮之，当社社司检校，勿使损败，当社饥馑，即用赈给。至于隋末，公私廪积可供五十年，长孙平之力也。钦奉至元六年八月间圣旨条画内一款该：『每社立一义仓，社长主之，每遇年熟，每亲丁留纳粟五斗，驱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许纳杂色。官司并不得拘检借贷勒支，后遇歉岁，就给社民食用。社长明置收支文历，无致损耗。』钦此，臣窃见自是以来，二十余年于今矣，然而社仓多有空空如也之处。顷年以来，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饥馑荐臻，四方迭苦，转互就食。隆寒盛暑，道途之中，襁属不绝，维持保抱，妇泣于后，子号于前，老弱不能远移，而殍者矣。延及京畿，亦尝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东，山野之民，饥食橡栗，寒衣薪火者多矣。若更饥馑不息，民将奚以为生乎？彼隋立义仓之后而富，今立义仓之后而贫，岂今之民不及隋民哉？意者劝督未及，义风未行，天气未和，人事未尽，以致之哉。若幸从臣所谓务农桑之法之后，自当有余粟矣。
国家许陈朝廷得失，臣试陈之。今条款使义仓计丁纳粟，其意以为及饥馑之时，计丁出之，故方其纳粟而计丁纳之，以取均也。又条款使驱丁半之，彼驱丁亦人也，尊卑虽异，口腹无殊，至俭之日，驱丁岂可独半食哉？又计丁出纳，则妇人不纳，岂不食哉？又同社村居而无田者，岂可坐视而不获哉？且夫义仓者，贵其义也，若计出纳之锱铢，辨亲驱之多寡，则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也。乐岁粒米狼戾，乞食者踵门，犹当与之，一社之人而至俭，岂宜分彼此哉？是盖当时大臣议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若从臣言限田产之法之后，其田数之多寡亦不甚异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诏，详谕农民，凡一社立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下诸家共穿筑仓窖一所为义仓，凡子粒成熟之时，纳则计田产之多寡而聚之。凡纳例：平年每亩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又有年，听自相劝督而增数纳之；凡水旱蝗螟，听自相免；凡同社万一丰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当纳之数。凡饥馑不得已之时，出则计排家口数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储多，每口日二升，勒为定体；凡社长、社司管义仓，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检借贷，及许纳杂色，皆有前诏在焉。如是则非惟共相振救，而义风亦兴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八)
论差役毋妨农时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干下坤上谓之泰，损上益下谓之益。民虽极贱，而存上交之理则安矣；君虽至贵，而尽下合之义则圣矣。民借君以为心，而鼓动天下之化；君须民以为用，而充给天下之力。昔宋兴役而起泽门之讴，周经始而适子来之愿，原其筑台之实一也，下民怨慕，冰炭其殊焉，岂非一失所用之时，而一得之乎？秦发闾左之戍，而海内愁之；卫建楚丘之封，而百姓悦之。究其建城之名一也，下民悲喜，霄壤其异焉，岂非一为无益之务，而一有益乎？故以佚道使民，劳而不怨，以当理动，和而不伤。且为人上者，百姓之父母也；百姓者，君之赤子也。设若父母凌虐其子，其子虽勉强以从之，然欲其家道之洽和，则不可得也。今国家之于下民，可谓厚矣，窃恐州县之官，未奉国家之明法，倘有虐贫凌弱者，可不图之哉！臣伏见近年诏书有云：『自三月初至九月终，凡劳民不急之役，一切停罢。』钦此。臣以为国家之心如天如地，非一言之可尽也。彼在外之有司，因王事之靡盬，多以假借为名，农务之间，乱起丁役，局天蹐地，无计陈冤，虽曰省之，其实非也。臣又以妨农之役非一，今试略举一端。顷者会通河路流沙滞水，方春之际，大兴徒役，男执锹畚，女饷饮食，耕者不得以服亩，蚕者不得以伐杨，民之生理甚大而不顾，则处国家之职者果何务哉？此但臣所亲见者也。若夫四方之大，似山东者非一，而其役又非一，不亦怨哉！或谓依春秋之法，役冬月之民，则所谓执古礼而不便今，崇虚名而受实祸也。冰雪凝冬，役人多窘，春阳扇暖，易以施功，由是而行之，有何不可乎？臣意非谓此也。春秋之时，井田法在，末民极寡，咸农务功，是以恐妨农而移百役于冬也。今则不然，末民极，若又用力役之事而妨其农，则饥寒之苦莫逃矣。臣又以郡县之中乡司里正，铅椠小技，奴隶下材，亦皆驱役良民，莫敢违拒。如若违拒者，一旦科差定役之时，循恩仇以增减之。且差役委乡司里正，则将安用彼守令哉？此皆小事，敢干天听者，诚以国家之本莫大于农，而国家之宝无急于力也。伏望陛下居九重之深邃，审百姓之艰难，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凡每岁三月至九月，有以劳民不急之事擅起丁役，托假以为名者，并以违制论；凡三月至九月，有耕耨之田者，役无缓急，不在其限；凡三月至九月，有远大差役不得已而差烦农家者，有田务之家助资给，无田务之家出人力。凡力役之品次，幸从臣先所献万言策内之说，则乡司里正自不得以擅相欺矣。然而力役犹未之均，农民犹失其所者，未之有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宽逃民
天麟又上宽逃民策曰：「臣闻贫民业轻而易举，下民心愚而若神，抚之则聚，扰之则散，可以德绥，而不可以力胜，可以道遇，而不可以智欺之也。今国家灼知此道，是以辛酉诏令：中统建元以前逃户复业者，户下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三年然后验等第依例科征。自此以后，累颁诏文，优恤逃户，蠲免欠负，斯皆先帝天覆地载，克宽尧仁之惠也。臣谓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何谓天？有田之家，田为恒产，屡经饥俭，粮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所致也。何谓官？守令苛刻，役敛横兴，富以赂免，贫难独任，如此而逃者，官所致也。何谓军？军资不赡，鬻卖田产，产既尽矣，无以供给，如此而逃者，军所致也。何谓钱？生理不周，举债干没，子本增积而不能速偿，债主称辞而诉官急征，如此而逃者，钱所致也。何谓愚？弗干父蛊，陨坠遗业，悔恨不及，穷困失所，如此而逃者，愚所致也。夫逃民皆无奈之民也，倘能存生，岂肯逃哉！又诏云『苟避差发』，臣谓此则非民之罪，乃官长之罪尔。昔汉倪宽为内史，军发负租，课殿当免，民间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课更以最。此盖民信爱之故也。官长诚有忧民爱民之心，而民亦信爱其官长，岂有苟避差发者哉！又圣人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非务本而不能治也。若国家但矜而免之，则将致浮浪之民轻举，而苟免之心生；若国家欲急而刑之，则将致无恒之流计极，而邪滥之事起矣。国家矜而免之，急而刑之，不若使之乐极而不逃也。欲使不逃，盍亦务其本矣。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风，下哀痛之诏，该化导之义。凡令下以前逋负差税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听复本业，优恤之理并同辛酉诏文；凡无田而逃者，听于旷土占田，优恤之理如有田复业者；凡复业占田而贫无牛及田器者，官为贳而颁之，限三年外酬其卖主之值而无息也，其限内自欲酬者听；凡因军而逃者，验实贫与助资之户；凡欠负它人钱债者，复业之后，限五年之外一本一息偿之，其限内自欲偿者听；凡既复业而尚游手荒废农业者，乡三老举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于是慎名器以绝滥虚之官，限田产以绝兼并之家，务农桑以绝废业之人，课义仓以绝凶岁之厄，向之逃民，虽赏之亦不复逃矣。此谓之务本。」(《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薄差税
天麟又上薄差税策曰：「臣闻晁氏云：『三王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今国家灼知此道，爰究时宜，既立斤丝、贯钞、包银、丁石之法，又立赋税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廪无弥年之积，私家无备急之储，皆以郡县不均之所致也。承平之时，火万里，境壤相接，犬相闻。或人乐游遨，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力役鞅掌。富者奢侈而自富，贫者因穷而愈贫。臣谓不急救之，行无及矣。古者什一之法，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夏后氏立贡法，而义士犹以为不及助彻；管夷吾取关市之征五十而一，后人谓之霸道。盖国法有经，而但当平立，民财有而不可轻夺也。方今赋税三十而取一，外有关市之征，及酒、醋、盐、茶、金、漆、竹、树、银、铜、锡、锴、山场、湖泺、海舶、江乡，竭万物而榷之，穷利源而课之，国家亦已富矣。古者什而取一，其实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比古者其实什五也。夫国家之用有八：一曰宫禁之资，二曰宴好之将，三曰赏赐之颁，四曰俸禄之给，五曰军旅之粮，六曰工役之费，七曰凶荒之用，八曰刍秣之具。于此八者之中，军旅之粮量为浩大。幸从臣言，偃兵戈而不动，广屯田而自赡，亦不须多用民之粮矣。其宫禁、宴好、俸禄、刍秣，已有供之者焉，其余节其所用而用之，亦岂多须哉！臣又以盐者民之日用，增其课例而人不之苦也。伏望陛下降弥天之厚福，顾下土之微民，旁布玉音，允符嘉会，凡天下农民自屯田随处并兴之后，例除租税之半；凡天下民户自盐课约量增添之后，例除差税之半。于是幸从臣先所献万言策内均差税之法，昭谕郡县而均定之，用为成式。若然，则廓造化之洪恩，振内外之喜气，获神祇之阴佑，发太平之祥征，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同上)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广屯田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由是观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给也，非兵无以守城，非食无以给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壮，兵食二者，强国之计也。谨案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甲士三万人，步卒七十二万人，马四万匹，牛十二万头，且耕且守，人无阻饥之厄，有室有家，下获乐业之庆。三代以后，去古既远，阡陌制起，旧法遂绝。历代尚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鬻爵而滥官者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败法者矣，亦有赋敛烦剧而失民心者矣，亦有重刑极罚而征民物者矣。是皆见目前而忘后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卓然英，思革其弊，屯田之事，由此而兴。若充国之于先零，邓艾之于寿春，以至魏武屯于所在而仓廪靡不皆满，羊祜屯于襄阳而积粟可支十年，其余获利者不可胜数，然犹未达于天下也。唐置六百三十四府，府各有兵，无事之际，乃耕于野，永徽年间，斗米三钱，盗贼遂息，旅行千里，不持寸兵，盛之至也。
今国家大业已定，不忘武备，江湖岭海闽广川蜀，西北东北边塞之地，皆有军兵以戍之，坐食粮粟。淮南北等处有屯田官府，而屯田实未之广也。为今之计，宜广屯田。属承平之秋，非同征伐之日，须立久长之妙法，庶几威德之并行。使先偏后伍之流，务南亩东之事，一朝有事，则厉戈擐甲而奋其战胜攻取之能；群盗消声，则力穑服田而求其千仓万厢之积。畋于农隙以讲大事，完其营垒以防不虞，亦既免飞刍挽粟之劳，而又有用寡生多之益也。义归一致，功可双成。伏望陛下念兹在兹，凡戍兵之处，命戍卒为农开垦旷田，每百人限几顷；凡所用之牛，官为出直，于南方西方市买而分给之；凡所用之田器，官为于诸冶铸造而分给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赏罚以劝惩之可也。虽一时劳费，而实永逸之基，借军余力，而建此富强之业，庶乎军民皆以自赡，而各得其所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
论海运官赏及改修会通河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垂拱以运天下之事靡不从命者，君之道也；居职以服王室之劳而不敢外思者，臣之理也。故圣人设官，锡以龙光之厚，欲报效而已矣；而周公之忠，亦犹曾子之孝，但可也而已矣。君臣之际，尊卑悬异，与市井平交之道岂可同哉！上古以来，不赏而劝。降及中古，民渐浇漓，须用赏以激之，亦未闻食三品之禄，居三品之位，尘四静，而希重赏，国家亦从而赏之者也。窃见方今海道运粮之官，虽万亿及秭，亦皆冒汪洋之险，借风浪之力，以致之于神京之中，诚可谓之有功，然亦其当然之职也。若夫计粮数之斛斗，而酬之不啻巨万，亦以甚矣。伏望陛下载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海道运粮之官，三年一考，超升于高职而用之，计不失优崇之礼，又待超升旧官之后，而以渐抑其赏赐之资，亦国家之大端也。臣非惜钱物而已，但以与国家出力者，非惟运粮之官，如皆赏之，则不给；如独赏运粮之官，则犹未免大恩于一偏也。且居其职者行其事，何用赏乎！此臣所以欲正其名分也。
臣又以会通河者，有用之名川也，懋迁有无者由是而经行，官场南北者由是而往返。虽复江、淮、河、汉之大，亦所以赖其朝宗；虽复闽、广、川、蜀之遥，亦足以达其输运。有利有害者理之常，有通有塞者物之变，汤汤然清浪之内，流沙滞焉，荡荡然坦途之上，盗贼生焉。又每岁立秋之后，积于数月之间，濒河农民极被搔扰。又有沙之地，以板卫岸，皆非经久之计也。更望陛下载宣天旨，举天下审知河道地之人，改修会通河之有沙者以避之，不然则数年一度修理，甚为烦费，不可不杜其源也。复宜分河路南北军府为三五所，而以千夫长各领之，不备数者，招军士以充之，不预出征之流，不在营田之限，使之专以巡镇非常之警，充给泛舟之役，闸梁有圮则修之，堤岸有损则筑之。若然，则农民庶乎安帖，盗贼庶乎消弭，费寡而效多，暂劳而永逸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一)
请验户口产业定军役
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圣明开世，混万国之车书，法制临时，便群机于掌握，庙堂电断，区宇风从，故得其要则可成长久之功，动其机则可底治安之效。钦惟陛下贵为天子，所衣不过御寒而已，所食不过适口而已，然而智周六合，仁济有，而不惮烦者，盖皇天降命，归于有德，推修身之余以理之也。臣伏以定已然之事者，须据其形；审将来之形者，莫如于势；审形势之大者，莫大于财力。财者，义之基也；力者，德之资也。今国家德义行乎上，而下犹未之尽从；财力壮乎末，而本犹未之丕定。臣所以冒死而言之也。欲下民德义之风行，宜在上财力之方无失也。夫财货重，则谷帛轻；财货轻，则谷帛重。是以有子母相权，铜楮递用之法焉，此盖财之形也。方今至元钞法，以一当五，可谓审于财之形矣。上好义，则下亦好之；上好利，则下亦好之。臣但以在上之利，皆出于民，转相兼并，以至穷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盖财之势也。夫曩者之时，宋据荆、扬，则其险要在于江、汉；金据中原，则其险要在于河山。以至辽人之海，蜀人之栈，得一郡，则有开疆拓土之勋，失一郡，则有断臂亡肩之患，此盖力之形也。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审于力之形矣。然雨露沾濡之地，乾坤盖载之区，莫非吾之民也，但以国家一统，拱于燕都，非同金、宋、辽、蜀之君，守蕞尔之地以为民主也。且瓜分之国，形势在地，一统之运，形势在民，约力量财，惟军为甚，此盖力之势也。财壮于下而化易行，化行而知，知而礼让兴矣。力壮于上而权易持，权持而民新，民新而王政成矣。伏望陛下顾形势之大，明财力之源，凡息民之务如偃兵戈之类，未降者降之；凡养民之道如限田产之类，未行者行之；凡溥天兆姓，四远诸方，有衔冤无告者，以肺石达之；凡军役之家，宜令枢密院差官，随处与奥鲁官一同照户口产业再行定之。臣窃见军户有财竭力屈，丁壮俱无，而妇人婴孺承其门籍者；有壮夫百丁，良田千顷，而与贫人一例应军役者。或谓军籍不敢轻动，则是敢于苦贫逸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军役十年一定，限内皆不可改移，限至许告消乏。凡定军之法，但升降军籍之家，不得已而采工匠之上户以充之可也。若然，则财力之形势并壮，而德义之化靡有不从者焉。良由形势系于下民，而下民既均且逸矣，国家岂有不壮者乎！德义岂有不孚者乎！」(《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杜利门策
天麟又曰：「臣闻仁义而已者，亚圣之法言；允执厥中者，圣人之极致。仁义合而为道，道者，利之利也。执中变而为过，过者，利之害也。何以言之？夫爱人利物谓之仁，见得思宜谓之义，以致民心悦顺，基绪坚长，如沧海泄于尾闾，而百川益以归之；如张弓当乎不足，而自然有以补之。此虽不言利，而利已在其中矣。夫取物限多谓之过，平限益求亦谓之过，以致民生朘削，恒业消耗。且下之于上，犹枝叶之系本，器物之在室；上之于下，犹本之统枝叶，室之贮器物，未有枝叶朘削而木独丰，器物消耗而室能满者也。此虽力征利，而害已在其中矣。超然上圣，鉴临万方，明义之当然，绝利之可欲，守以行己，推于教人，亦岂并绝其利之利者哉？盖矫枉过直，率之于中而后已也。今国家诛邪臣之好利者以谢兆人，其官吏之嗜利者以委宪职，可谓审乎义利之正矣。然而圣教流布尚未尽从者，利门未杜故也。臣窃以财货委有失漏，献言于上，亦正义也。乃有凶悖之徒，倾巧之子，平地风波，妄谓天下之财货可商计也，有欺蔽也，有羡余也。曲成微理，足移明圣之心；深饰辩言，足惑明圣之听。此等已恶于民，而其实岂欲增国家之利哉？但欲指名握节，侵剥刻除以自济，幸事之办，希功徼赏以自荣也。且自济自荣，亦何济荣之有哉？皆得珠藏腹毙身之类也。是故衅彰加戮，举遗业而并破矣。臣恐后之人昧未形之祸，贪望外之利，亦且仿献利者，此盖未尽从圣教之由也。
臣又以中外官吏，志道义者据道义而直行，志功名者念功名而自励，以富贵为傥来之物，以忠孝为天爵之金，岂肯浥下民之膏脂以润其尺寸之肤哉！臣恐有志富贵者，胁肩谄笑于权贵之前，昏夜乞哀于要津之下。其未得之，则患得之之难；及既得之，则仗市井之谋，乘君子之器，奸心大逞，欲窍旁开。苍蝇之技，闻臭而集；苟狗之心，忍羞而计。心计之不足，故口求之，口求之不足，不知身之赴之，手之攫之也。吾家何物未造，造之；吾家何物未完，完之。王事纷纭，委于后矣。若见廉者，则相顾而笑之曰：『愚也，拙也，俸薄而廉，徒自苦也。』既又相齐而疾之曰：『汝非原范，亦将廉邪？汝不和光同尘，将背吾徒邪？』而陷之，而胁之，遂使廉之固者受排沮于明时，廉之薄者变琳琅而土苴矣。彼一旦祸孽盈溢，闻诸宪职，于是计贿之多寡而之，而复任之，是用被无之徒复临良民也。如此而欲廉风行，奚自哉？彼习知被而复获守职，则益无所顾矣。此亦未尽从圣教之由也。故献商计羡余者，莫非怀秽之人；被笞杖复官者，例皆无之类。秽既怀矣，恶能清？既无矣，恶能廉？伏望陛下大开离耀，明示群方，凡财货委系未贡而无拘检者，许自陈告；凡献商计羡余之议者，并行禁绝，不须疑议，而利门自杜于上矣。凡中外掌政临民官吏，厚增其俸，有受一毫之赂，停锢其身，不假笞杖，而利门自杜于下矣。盖以欲心之起，小大无殊，临民之官，莫先于义也。然后能私弊息而公义自行，百姓足而君无不足矣。」(同上)
论用真儒而不弃文人
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圣人之立教也，畅达情性而言《诗》，条理纪纲而定《书》，因天理人文以制《礼》，宣国风民俗以作《乐》，参天两地，发挥于阴阳而为《易》，尊上卑下，严示于名分而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时，节文虽未分，而此理未尝不具也。统言之为道，分之为五常，散之为五行，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之谓真儒。昔者圣人之学，有诸内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口，蕴之为灵明，现之为英华，出言启语，莫非文之自然也。后世轻才浅见之徒，拾古人糟粕之余沥，以文章为极致，乃有聚萤积雪，孜孜汲汲，穷一经而皓首，成二篇而历年。粤自《诗》变而《骚》，《骚》变而汉魏六朝，至于唐末，儒风扫地矣。其间耀名千载，卓然不群者，皆《三都》、《两京》、《大人》、《长杨》之流，『春草池塘』、『枫冷吴江』之类，自以为儒者之宗师，而不知其已陷于俳优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异派，举世莫之肯辨也。孔门四科之中，文学子游、子夏。臣尝就《鲁论》而考之，子游之为言曰：『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之所谓文学，适所以务其本也，岂后世趋末失本之文哉！圣人以其文胜，犹抑之于政事之下，则知夫圣门文不可绝，而亦未尝贵之也。故因文传道，道传而文为筌蹄矣。道衰以来，昧道之人竞相推重，以文不加点为颜、孟，以咳唾珠玑为曾、闵，懵公政而弗精，委大猷而莫顾，比之穷一经之流，又出乎其下矣。选曹据之而采人，时议敛之而缄口，及其身居要职，家食丰禄，处事罔然，权归吏手，饱千古之书，泥无之论，拘一介之廉，滞当时之政，事条丛脞，治纷扰，虽复才同司马，廉若范丹，秀而不实，清而不干，将安用哉！遂使狼戾儿曹反唇而相稽曰：儒者之道，我知之矣，听其名则彻于青霄之上，考其实则例于黄泉之下矣。臣以为此非真儒也，皆文学俗士，辱圣人之门，旷国家之职，盗窃天下之名，滥齿四民之首，使欧阳论之，为之呜呼，使贾谊闻之，为之痛哭。圣人曰：『女为君子儒。』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今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臣以为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弃文人之类也。伏见方今内本京师，外覃庶境，皆设学校，以易风俗，张皇化纪。伏望陛下载宣天旨，令有司策问科举，限人数以权衡天下才德之人，则儒、文两无遗矣。凡对策超等，堪以从政者，据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凡详习礼义，文学富赡者，许令试课，阅实其等，授以教官；凡教官考满，不限人数，许令对策，策中，累阶与官，不然则止于教官内流转；凡已进政事之官者，则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庶乎官无旷官，儒无庸儒，且使家塾、党庠、术序、国学莫不究极于道器之妙，研精于政化之源，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润当代之宪章，绵社稷之福祚，安黎庶之生资，壮名教之元气，一举而四便立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