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尝考于古人之射礼矣：可以明尊卑之分焉，可以辨贵贱之等焉，可以通上下之情焉，可以识贤否之辨焉，可以观德行之备焉，可以观威仪之节焉，可以观揖逊之容焉，可以见巧力之尽焉，可以见法制之详焉，可以审武备之修焉。有此十义者，此射礼之至也。
天子供虎侯、熊侯、豹侯；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士布侯。此之谓尊卑之分。
天子之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此之谓贵贱之等。天子、诸侯射，则先行燕礼；卿大夫、士射，则先行乡饮酒礼。此之谓上下之情。
容体比于礼，节奏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容体不比于礼，节奏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有赏；数不与于祭，而有罚。此之谓贤否之辨。
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之谓德行之备。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耦进拾发，雍容不迫，此之谓威仪之节。
三揖而至阶，三让而后升，射毕揖降，众耦皆降。胜者揖，而不胜者亦不骄，不胜者取觯立饮而不怨，此之谓揖让之容。
矢之发也，剡剡焉而去，曰剡注；前后相续，三矢叠中，曰叅；连射之贯革，镞见于外，曰白矢；四矢俱发，状如井字，曰井仪；臣与君射，退立一尺，曰襄尺。此之谓巧力之尽。
画布曰征，栖皮曰鹄。凡侯之制，广与崇方，三分其广，而鹄居一焉。凡弓矢之制，强弱必均，设乏设中，靡不具备。司射司马，各有其人。此之谓法制之详。
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习射，警戒之志，常存于中；宴安之情，不留于念。此之谓武备之修。
嗟夫！射居六艺之一。其为礼也备矣，其取义也宏矣。圣人制礼，岂故为是之繁文哉？其要在观人之德行而已。是故古之人始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六艺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又教之以六艺之理，皆由此其选也。经曰：“侯以明之“，传曰：”射以观德“。其此之谓欤？
策
○问古昔帝王，继天出治，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深且逺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来尚矣。自是以下，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立礼仪，而论者谓汉大纲正。唐魏征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玄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论者谓唐万目举。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
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天下。干戈载戢，纪纲既正，然犹日与二三大臣讲求政理，诏兴科第，博采羣言，诚二帝三皇之盛心也。今春闱较艺，请以立经、定纪之事，相与讲明之。夫礼乐治之本也，其创制可得而闻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论乎？学校所以正俗也，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何以臻其效乎？农桑所以养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何以定其制乎？设官所以莅政也，任法之与任人，孰为经国之逺谋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选举之于资格，孰为铨曹之要法乎？盐铁国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运国之大计也，何以足国而裕民乎？国家惟求实效，不尚虚文，幸稽诸往古，验之当今，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其悉心以对，毋有所隠。
尝谓有致治之道，有为治之法。
道者，厯万世而无弊。法者，与道而两宜。道固不外乎法之中，而法亦未尝不囿于道之内。
洪惟皇朝创业之艰，盛心圗治，惟求实效，不尚虚文。执事发策春闱，下询承学。讲求立经、陈纪之事，甚盛举也。夫既以实效求，岂敢以虚文应。谨稽诸往古，揆之当今以对。
窃惟执事之问为纲者一，为目者八。何谓纲？曰道是也。何谓目？曰礼乐、政令、学校、农桑、设官、取士、盐铁、漕运是也。纲举目张，道全德备，而治天下之术，无踰此也。何者？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圣人修之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纲纪、法度，无往而非道之所在也。所谓敛之不盈方寸，散之弥满六合；所谓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帝王之继天出治，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何莫由斯道哉！
故尝考之六府三事，载之《虞书》六典，八法具于《周礼》，此唐虞成周之所以立经、陈纪也。然有“都”、“俞”、“吁”、“咈”之气象，而后有修和序歌之成功；有《闗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岂非尧舜文武之道乎？六君之道一也。知尧舜之道，则知汤武之道矣。
汉高祖之有天下也，时则有若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之徒，定其律令，定其军法，定其章程，制其礼仪，而汉之所以为治者，靡不具矣。
唐太宗之有天下也，则有魏征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元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唐之所以为治者，靡有遗矣。
是虽未必合乎先王之道，亦未尝不本于先王之道也。先儒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者，盖以汉之规模宏逺，而唐之法令详密尔。然汉承秦后，而杂采秦仪；唐承隋后，而多仍隋制。则其道岂能如先王之纯？其法岂能如先王之备哉？
钦惟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区宇，纲纪法度之施，礼乐刑政之具，固已井乎其有条，秩乎其有序矣。犹日与二三大臣励精圗治，讲求政理，而又诏兴科第，博采羣言。二帝三王之盛，无以加此。岂汉唐之可拟伦也哉？
夫天下之事，有古有今；立经陈纪，不在它求。在叅酌乎古今而已。古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三千、三百之仪，五声、八音之节，一皆本之人心，合乎人声，是故可以事神人，可以通上下，诚出治之本也。后世经礼残缺，乐书不存，而古之礼乐难以尽考矣。今欲制礼作乐，则必稽之三礼之文，考之三雅之音。叅酌而行之，依仿而用之，使合于古而宜于今，用于今而不悖于古。而又本之以敬，恊之以律，严尊卑上下之分，审黄锺声气之元。则礼虽非先王之有，可以义起。而今之乐岂不犹古之乐乎？
古者政简而不烦，令严而不猛，所以防民欲，而齐民心，诚出治之具也。比者，有元之季，法度废弛，纲纪不振，固宜济之以严矣。今欲立为经久之法，则欲思乎《洪范》八政之孰先？文武弛张之何在？因时制宜，合乎中道，则政令其有不修举者乎？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则自天子之胄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理正心之道，此学校之所以兴，而风俗之所以正也。今欲臻其效，必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崇礼让之文，行激劝之法。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亷耻，则学校其有不兴乎？
古者制民之产，百亩之田，一夫耕之，足以无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足以无寒。至汉唐犹有均田、限田，口分、世业之制。是以民无甚富、甚贫之患。此农桑之所以有成，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今田不可复井矣，口分、世业亦不必行矣。莫若行限田之制，以止兼并；重末作之令，以禁游惰；优畎亩之民，以劝务本。则民皆得自食其力，而不至甚富、甚贫，不均田之均田矣。其制岂不可定乎？
古者设官分职，“不惟其官，惟其人”。官有一定之法，而任人之意为多，所以为经国之逺谋也。后世任法而不任人。所谓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明，而官方愈乱矣。今欲人法并任，莫若择贤明之正官，省闲慢之簿书，夫官得其人，则法无不举。非其人，则法废矣。此必然之理也。簿书烦，则吏得以售其奸；簿书省，则官得以展其用。是则人法兼任，岂不可以为经国之逺谋乎？
古者量能任官，度德定位。爵无不称其德，才无不称其位。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后世循资之格，不问贤愚，不辨才否，一以岁月为断，则贤者淹于下位，而不才者得以幸进矣。今朝廷清明，一扫前弊。往往不次铨擢，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若夫选举之际，先德行而后文艺，明黜陟而让谬举，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
至若盐铁之制，虽起于汉，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今铸山煑海，官自发卖，固无奸弊之可言。然欲久而无弊，必定其额，以为经久之常规。平其直，以通商贾之懋迁。则奸弊何由而生乎？
漕运之法，虽盛于唐，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今夏秋两税，民自输纳，可谓利于国，而便于民矣。然竒零小户，逺运为难。莫若立为定制，俾粮多者运赴京城，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则上下便矣。国岂有不足，而民其有不裕者乎？
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以二帝三王之道为道。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悉至是。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愚敢不悉心以对。苐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当今之务不能尽达。谨畧陈其梗概，以复明问之万一而已。执事于篇终又策之曰：“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是盖深体圣上之意而为是言也。然愚之所陈者，非特可见于行，而亦当今之所已行者也。其间行之未竟，守之未一，则在圣君贤相，举而行之尔。
虽然，为治必有其要，为治不知其要，不可以为治。所谓要者，执事之所谓实效是也。实者何？信而已矣。孔子曰：“主忠信”。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曰：“凢，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曰诚也”。皆甚言为治之不可不实也。然则欲行先王之道，立纲陈纪，以为天下后世法，其不在于实乎？
抑愚又有说焉。立纲陈纪，故不外是数者。而正人心，厚风俗，尤为平日所当先务者也。夫人心不正，风俗不厚，终不可以言治。人心诚正，风俗诚厚，则廉让之节兴；礼逊之俗行，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天下自平矣。将见二帝三王之治，复在于今日。而汉唐有不足言矣。愚也何幸身亲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