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正史类

◎史记（汉司马迁）

周密《齐东野语》摘《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语；又《公孙弘传》，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又焦《笔乘》摘《史记》、《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

《史记》谊《传》，当以贾嘉者最好学能世其家与余通书句结，而末一句乃后人所加，故《汉书》亦惟云嘉好学世其家，无孝昭时为九卿语也。

今本《史记》、《平津侯主父偃传》后，另行低一格载元后此诏，徐广注以为后人所写附者。且此诏突然以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起头，亦不详其为何时何代，惟《汉书》有元始中诏修功臣后云云。至相如赞及《贾谊传》，则本文痕迹宛然，显系后人羼入。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初一日

偕莲士观宋椠《史记》，纸墨极古，字画亦不类明人影本。卷首有宁河王邓氏藏书印，乃邓愈后人。又有景濂二字印，或即是宋金华，惟书中殷字俱缺笔，而胤字顼字俱不缺，殊不可解。又细阅其每册均有方印二寸许，皆剜去之，其迹宛然，疑是内府官书窃出而灭其图志者。然书被补抄，大是恨事，收藏家亦当品之中驷也。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五月初三日

《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末有扬雄语，《贾谊传》末有孙嘉孝昭时官九卿，《公孙弘传》末提行载元始中太皇太后诏一节，自南宋人王周密辈已疑之，固是后人羼入。予又读《楚元王传》，末叙文王子孙，直至地节二年，王纯谋反自杀国除，此事尚未经人指出。而王纯实未尝谋反。据《汉书》纯立十六年薨，谥节王，子延寿嗣。宣帝即位，与武帝子广陵王胥谋反，立三十二年国除。《诸侯王表》亦同。明是《史记》乖谬，皆褚少孙所补者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八月初二日

因校《贾子》，遂并校《史记秦始皇本纪》。王氏鸣盛谓赞中所载《过秦论》上篇秦孝公据ゾ函之固至攻守之势异也，为后人所羼入，此徐广注可据，其说是也。谓赞末所附周历已移仁不代母一篇，其向使婴有庸主之才句，上贾谊司马迁曰，司马迁三字是衍文，其秦之积衰句上当有司马迁曰四字，非也。周历已移一篇，上冠以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乃明帝问班固论贾谊司马迁所言是非之文后人所附入者，徐广注及《索隐》言之甚明。班固以贾谊责子婴而司马迁取其说，故先列贾谊司马迁曰云云。秦之积衰以下，乃班驳贾马语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二月初一日

钱竹汀《养新录》论张守节《史记正义》合汜泛为一字，遂列汜字有四音之误。臧拜经《日记》以王观国《学林》知汜水当音祀，而不知南汜之当音凡。又以汜泽城相混，因为分而疏之。《左传》成四年晋伐郑，取汜祭之，汜音祀，汉河南郡成皋之汜水也。孔氏《左传正义》颜氏《汉书注》皆辨之甚，今河南开封府汜水县西有汜水者是。《左传》僖二十四年王出适郑处于汜之汜，音凡，汉颍川郡之汜城，所谓南汜也。陆氏《左传释文》苏林《汉书注》皆音之甚明，今河南许州襄城县南一里汜城者是。《左传》僖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秦军汜南之汜亦音凡，汉河南郡中牟之圃田泽，杜元凯所谓东汜也，《释文》亦音凡，今河南开封府中牟县西圃田泽者是（成七年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襄二十六年涉于汜而归，皆襄城之南汜也。襄九年诸侯伐郑，甲戌师于汜，此中牟之东汜也。惟昭五年郑伯劳子荡于汜，杜注及释例皆不言南汜东汜。以子荡自楚归推之，亦当是南泛，盖郑之南竟近楚也。故臧氏系之汜城。）《史记》、《高祖本纪》即皇帝位汜水之阳之汜，音敷剑反，在汉济阴郡定陶，今山东曹州府曹县北四十里有汜水与定陶分界者是。《春秋》隐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注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释文》作城，亦音凡，汉河内郡共之亭也。今河南卫辉府辉县西南凡城者是。（左传昭二十二年王师军于汜，杜氏无注，释文音凡。臧氏以下文于解注洛阳西南有大解小解推之，则此泛亦周地，当即凡伯之在。）臧氏之学，颇嫌，繁而寡要，此数条折衷诸说，剖断详明，极有功于经学史学。汜水之汜，今河南公私皆读如祀，而经籍反致葛者，则由陆氏《释文》误音凡始。予案《山海经中山经》浮戏之山，汜水出焉。北流注于河，其东有谷，因名曰蛇谷。浮戏山者，《水经注》谓即方山，方山今在汜水县东南。汜从巳，《说文》已为它（即蛇字。）象形，因汜水出于此谷，故名曰蛇谷，可证汜之字从巳音同，已无疑矣。郭注蛇谷，言此中出蛇，望文生义，实为附会。至汜泽杜氏《释例》以为在中牟县，而僖三十三年郑有原圃注云：中牟县有圃田泽。两汉《志》中牟县皆有圃田泽，而不言有汜泽，臧氏谓圃田亦作甫田，甫巳一声之转，疑汜泽即圃田泽，其说近理。而洪北江《乾隆府》、《厅州县志》云，新郑县东北有东汜水，今涸。洪氏自当有所本，俟再考。

十二月初七日

秦三十六郡，裴□谓河南上中地（案汲本有此五字盖误衍，监本王本皆无。）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颖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晋书》、《地理志》因之，遂谓其后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为四十郡。王伯厚等皆从其说。近儒钱氏大昕据《汉书》、《地理志》，谓三十六郡是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长沙三川泗水九原桂林象郡邯郸砀郡薛郡，以内史为京师，别于三十六郡。鄣非秦郡，刘原父《汉书刊误》已辨之。黔中郡置于昭襄王三十年，而《汉志》不之数，故取南海桂林象郡以易裴说。段氏玉裁《说文注》力主钱氏之言。全氏祖望则去内史，而列东海黔中楚郡；又谓九原在三十六郡之外，而当取《水经注》之广阳郡。王氏鸣盛则数内史，而云其二当阙疑，以黔中鄣郡为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金氏榜、洪氏亮吉则去内史而数鄣郡黔中郯郡。金氏榜说见《礼笺》。姚氏鼐则云，南海桂林象郡不当数。梁氏玉绳则数内史黔中及广阳。（亦据水经漯水篇注。）折衷诸说，则钱氏是也。盖自裴氏泥于史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在三十三年，故谓此三郡不在三十六之数。抑知《汉志》明云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足见秦一代定制，止三十六郡，无所谓四十郡也。无论史家叙事，往往总括前后，不必拘定年次。若以二十六年为断，则是年仅因灭齐置齐郡琅邪两郡，其余多置于二十六年以前及惠文昭襄庄襄之世，并有为六国旧所置者。且史文于三十三年，但云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郡，以适遣戍，不云始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也。故徐广注云，五十万人守五岭，明为发罪适之人，以戍守三郡，非至此始置郡。其曰陆梁地者，谓三郡时有陆梁不靖之徒耳。（索隐正义说皆同。）况裴氏所数之九原，全氏谓其置郡当在三十三年蒙恬辟河南地之后，则裴说亦不能以二十六年为限断也。若内史则必不得侪于列郡，《汉志》甚明，郡各置守，而内史不名守也。鄣郡，班氏于丹阳下不称秦置，明是楚汉之间分会稽置，犹吴郡之比也。楚郡则秦以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字。《始皇纪》于楚皆改曰荆，而《楚世家》云灭楚名为楚郡者，谓灭去楚名，下楚字乃三字之误，《集解》引孙检注可证。（王本注些二郡，各本皆误作秦郡，此由校者不解三郡之义，疑为秦字烂脱之故，而后人又以向无秦郡，遂迳改正文为楚郡矣。）东海《班志》明言高帝置，陈胜周勃传所称东海守及东海郡，皆不足据为秦制，故《高帝纪》又称为郯郡，明是秦末及楚汉之间随时分易，犹东阳郡之比也。黔中虽见《楚世家》及《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江南为黔中郡，而次年即云楚人反我江南，《正义》谓黔中郡反归楚，盖自后秦不复置，故《班志》武陵郡下不载，是亦如新城巫郡之比，为楚旧郡而秦旋废也。广阳《汉志》言昭帝改燕国所置，郦注云，秦灭燕以为广阳郡，不知所本，亦恐不可信也。夫可证《史记》者，莫如《汉书》，班去司马时代不远，图籍具存，（班志两引秦地图。）不此之信，而横求单文孤证，出此入彼，强以足数，皆臆说也。故钱氏谓以志解志，自持其说甚坚；两与谈阶平书及与姚姬传书，皆反复详辩。段氏谓其说确然不易，而姚氏范《援鹑堂笔记》载《集解》三十六郡之说，亦以《汉志》为据也。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正月廿六日

校太史公书及《汉书》、《张良传》。四皓之名，《史记》有之，而《汉书》不见。班氏于史公书虽有所删节，大率闲文不急之事，若此则非所应删，疑《史记》亦本无之，后人取它书附益者也。盖四皓不必实有其人，所谓须眉皓然，衣冠甚伟者，不过一时宾客，耸动观瞻，高帝藉以塞戚夫人之请。岂真惮其羽翼太子哉，故史家皆等之传疑荒忽，后人侈张其事，既傅其姓号，又妄造名字，且有为作碑祠神坐者，所谓卮言日出。而疑之者或谓是子房所假托，或谓史公好奇傅会，皆非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正月初四日

校《史记》、《龟列传》，其衍宋元君得龟事二千五百余言，古今奇作也。其用韵或三句，或两句，皆因其自然，多存古音，而传写颇有误衍者，不能尽正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五月二十四日

《史记》、《荆轲传》，刺客曹沫事不足信，聂政则盗也，专诸乃乱贼，惟豫让荆卿不失为义。燕秦敌国也，丹与荆卿出万死一生之计，冀存社稷，非严仲子以一己之憾仇其国相，几并死其君者可同年语也。故聂政真盗，史公于《六国表》亦明著之。《纲目》以荆卿与政同科，其谬已甚。今之自附讲《春秋》之义者，尚拾紫阳之余唾，是夏虫之语冰矣。丹与荆卿田光高渐离诸人事，足以增长气义，故为甥侄言之。史叙荆卿事较《国策》为详，卿与渐离皆具本末。其论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则《史记》此传非取之《国策》，而中垒《战国策叙》言取中书余卷及国别者八篇，以次相补，除其复纟重，其书名又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等之异，是《战国策》一书本杂掇而成，疑《燕策》此篇即取之《史记》而芟其首尾，以《国策》之体非纪一人之事，故删去荆卿始事，而径以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句起耳。《史记索隐》谓此传虽约《战国策》而亦别记异闻，非也。（史公谓世又言荆轲伤秦王非也，使国策先有明文，何必辨之？）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正月初七日

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竹书纪年》虽始出时事已难信，今本又屡经窜乱，非唐以前人所见之本，然如所载春秋以后事：威烈王六年，晋夫人秦赢贼幽公于高寝之上；十二年于越子朱句代郯，以郯子鹄归，十七年，田悼子卒；安王九年，晋烈公卒，子桓公立；十五年；晋太子喜出奔；二十三年于越迁于吴；二十六年；越人杀太子诸咎越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此等皆足以补正史表（其以赧王为隐王，盖赧非谥。史记赧王名延，延赧一声之转，隐其谥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九月初一日

◎史记志疑（清梁玉绳）

梁氏《史记志疑》，竹汀钱氏亟称之。其考订训诂，固多可取，而颇多锢于学究识见，强解三代以上之事。最谬者辨禹无葬会稽事一条，尽翻《国语》、《管子》、《墨子》、《吴越春秋》、《越绝书》、《水经注》及本书之说，而独据《论衡》之颇辞，杜注《左传》涂山之孤解，谓禹时会稽在荒外，何由巡狩至此？又据《路史》言涂山亦有会稽之名，而并欲移会稽于濠州，且力辨舜葬苍梧之诬。岂知古圣王勤民忧物，不遗遐远，桐棺薄葬，随地而安，不必如后世营卜山陵，重烦人力。《国语》、《管墨》，皆出周时，三代所传。章章如是。许氏《说文》，最称谨慎，间引经传，必致确且精。其山部嶷下云，九嶷山也，舜所葬，在零陵营道。系部绷下引《墨子》曰，禹葬会稽，桐棺三寸，葛以绷之。山部下云，会稽山也。可知舜禹葬处，古无异说；而涂山本在会稽，汉时经师已言之。杜预谓在寿春，不过相传别说，（说文涂下云一曰九江当涂也。）亦不得以郦氏之驳为非。《汉书》刘向上疏，言尧葬济阴，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使禹葬稍有可疑，子政必不别白言之。王仲任汉之陋儒，所言多诞；罗长源所述尤无稽。曜北信所不当信，又杂引唐人柳宗元郑鲂之说以尽黜载籍徵信之言，是以沟犹瞀儒，不出方隅之见，而妄测古人，何其舛也。至谓句践非禹苗裔，闽越非名践种族，又不知谁授以世系矣。涂山与涂山是两地。涂山自在会稽，因此山而特制涂字。涂山则在汉为九江当涂，有晋为淮南寿春。（晋志淮南郡下亦有当涂县，注云古涂山国，而杜氏云在寿春东北。案寿春今为寿州，当涂今为怀远县，地界相接，非今江南太平府之当涂也。）在唐为濠州，乃古涂山氏之国，禹所娶者。涂涂古今字，后人牵合涂涂而一之，致滋异说。《汉书》、《地理志》九江当涂下，应劭注曰：禹所娶涂山氏国也；其文甚明。会稽禹陵，事无可疑，越为少康少子无余之封，历古讫今，更无异说。至以余姚为舜后支庶所封，而附会历山舜井渔浦诸地则妄矣。《汉地理志》，《续汉郡国志》，于余姚下皆无注。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安可以姚虞之字有关于舜，遂谓重华居此耶？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七月十一日

《史记》、《酷吏传》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梁氏《志疑》云牧乃收之讹，司即伺字。予昨所购本为高邮王氏藏书，于牧乃收之讹五字，以墨笔勒之。考《读书杂志》云，《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引之曰，收当为牧字之误。《方言》监牧察也。《周官》禁杀戮注，司犹察也，凡相监察谓之牧司，《周官》禁暴氏，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亦引《酷吏传》此语为证。梁氏因《汉书》、《酷吏传》作收司，颜《注》谓收捕司察奸人，故据以正《史记》。王氏谓必先司察而后举发，举发而后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后言司；其说是也。王氏《杂志》序中颇称《志疑》之细密，而书内抹勒处甚多，前辈论学虚心而不相假借如此。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正月廿五日

◎汉书（汉班固）

夜读《汉书》、《霍光传》，书其后云：

昔人以愿辅幼主，任天下之重，废昏立明，与伊周比。呜呼，光诚社稷臣，不当牵于私爱，匿妻之弑君母。既慝矣，不当复纳女后宫以图宠利；然则光废昌邑之私心见矣。夫昌邑虽非贤，亦无大恶迹，何至并从官而诛之也。既废之公矣，何至引延年，要杨敞，以劫制为也。昔固有疑昌邑与从臣有密谋，光因之废立者。余读《杨敞传》，至敞妻语敞曰：君不从，祸且不测，辄废书叹曰：当日情势如此，光之罪其足疑耶！然则光特以权术挟主者耳，广树子姓，不以盛满为惧，仇怨浸盈，自取夷灭。史称光不学无术，呜呼其术也！其不学也！哀哉。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八月初一日

夜读《汉书》、《王莽传》。方望溪《书王莽传后》谓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于义无取。莽之乱名改作，不必有徵于后，其奸言虽依于《典诰》，犹唾溺耳。徒以著其张为幻，则举其尤者以见义可矣，而喋喋不休，以为后人诙嘲之资，何异小说家。汉之朝仪礼器，一切阙焉，而具详莽所易职官地域之号名，不亦舛乎！云云。余谓莽僭号十六年，孺子婴居摄二年，又平帝五年，政皆由莽，合二十三年之事，惟于一传见之，固不得不详尽。若汉之朝仪礼器，则自有志，又散见于霍光韦元成诸传，不得以此为讥。唯备载莽书奏，及诸颂莽功德之言，其中如张竦为陈崇请益莽国奏，累五六纸，皆浮辞讠阎语，令人发指，有污简牍，郑樵《通志》尽删之为善也。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八月三十日

阅《汉书》、《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若王陵谥武侯，公孙弘谥献侯，皆本传所不载，幸见于表。惜其中讹错脱落者亦不少。如周纟本传日谥贞候，而表作制字。谥法无制字，而《功臣表》又有高宛制侯丙猜。其他字之僻异者甚多，如衍侯（王子侯表、又功臣表有乐成式侯、土军式侯。）式王（济北王传。）侯（王子侯表，音斯。）敦侯（王子侯表，颜注又作敫，古穆字。）敷侯（王子侯表。）子侯（王子侯表，功臣表。）息侯（王子侯表，疑思字之讹。）只侯（功臣表，疑祁宇之误。）刻侯（功臣表。）思阝侯（功臣表，音。）等，皆不得其义。又若谥终者，ガ文终候外，《王子侯表》江都易王子有秣陵终侯缠，《功臣表》王陵孙有安国终侯ヵ。谥原者，《王子侯表》自川懿王子剧原侯错以下，得此溢者凡十余人。按《谥法解》思虑不爽曰愿，无原字，疑原侯皆是愿侯之误。《功臣表》戈阳节侯任宫孙有愿侯恽，尚作愿字也。余若《王子侯表》有勤侯，《功臣表》有端侯，二字后世屡用之，实为谥法所未有。汉世诸侯王得恶谥如炀刺荒缪等字者甚多，犹存古制。其常用之谥，则有夷顷质节四字，盖亦如后世之通谥耳。又按谥法爱民在刑曰克，汉功臣有隆虑克侯周灶；彰义掩过曰坚，汉功臣有临辕坚候戚鳃，皆古今所仅用者。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七月十三日

《汉书》、《刘德传》，德封阳城侯，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而《恩泽侯表》，阳城缪侯刘德以宣帝地节四年封，封十年薨，子节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子侯庆忌嗣，二十一年薨。居摄元年侯飒嗣，王莽败绝，与传不合。案宣帝地节四年至孺子婴居摄元年，计隔七十年，而《侯表》自德至飒仅四十九年，差二十一年，则庆忌后自宜更有一代。考《百官公卿表》，平帝元始三年，城门校尉刘岑子张为太常，与传合。（子张岑字。）表虽不言阳城侯，然西汉为太常者皆列侯，表例有爵无官者书爵，有官者虽有爵但书官，岑以列校尉为太常，故具官不具爵。岑后至元始五年由太常为宗伯，时王莽改宗正为宗伯，传不言为宗伯，则偶失之，而《恩泽侯表》脱去岑一代无疑矣。

红侯刘辟︹，年八十，由卫尉为宗正，子德两为宗正，德子向由谏大夫为宗正，德孙庆忌为宗正，庆忌子岑由城门太常为宗伯。五世宗正，自来所未有。

汉高祖兄仲封代王，为匈奴所攻；走归长安，贬为合（亦作。）阳侯，子濞始封吴王。《史记》、《汉书》纪传表皆同。《汉书诸侯王表》载仲以孝惠二年薨，亦不称谥。案《汉书平帝纪》五年，诏曰吴顷楚元之后。师古注，吴顷谓高帝之兄仲也，初为代王，后废为合阳侯，而子濞封为吴王，故追谥仲为吴顷王，顷读曰倾云云。然则纪及年表皆偶失载耳。（仲名喜。）高祖以其嫂釜之怨，不封兄子，太上皇为言，始封羹颉侯，而仲封代王，乃弃之边境以当盛疆之匈奴。及匈奴来攻，仲自归雒阳，本无大罪，乃废力为侯。盖尚以治产业不如仲力之言，耿耿于心耳。光武亦有兄仲，追封谥为鲁哀王。

八月初二日

《汉书》、《成帝纪》，绥和元年，罢部刺史，更置州牧。《哀帝纪》，建平二年，罢州牧，复刺史。而《百官公卿表叙》，言哀帝元寿二年，复为牧。《哀帝纪》失书。

《平帝纪》，元始四年，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王莽传》，平帝崩，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盖中兴初以中宗等庙号皆新莽柄政时所尊，故尽去之，至是始复中宗之号，而高宗等终不复。章怀于《光武纪》注，失引《平帝纪》及莽《传》，而引《汉宫仪》。光武以元帝为父，宣帝为曾祖，故追尊及之。此说殊谬。汉制有德者庙称宗，世祀弗毁，未尝论远近。若曾祖即当称宗，则元帝尤近，何不复高宗之称乎？况宣帝乃元帝父，光武为景帝六世孙，于成帝世次为兄弟；元帝为父，宣帝为祖，非曾祖。又云光武于哀帝为诸父，于平帝为祖父，哀平皆元帝庶孙，系兄弟行，光武于平帝亦为诸父，此注所引世次皆误。

高祖兄仲，以代王贬合阳侯，后以子濞封吴王，追谥仲为吴顷王，见《平帝纪》。而《高帝纪》、《诸侯王表》、《吴王濞传》皆失书。《史记》亦不载。（平帝纪元始五年诏书高祖兄弟吴顷楚元之后云云。）

八月二十七日

读《汉书》。《汉书》向号难读，故马融伏合从班昭受之。今世所行者只小颜注，而疏漏叠出，且亦刊落不全。予读《孔光传》有云，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颜注以行内为句，谓行在所之内中，犹言禁中，其义甚牵强支离。予以意读作行内署门户为句，谓行者巡行也；内署，尚方宫府也。《朱博传》，博谓尚方禁曰，冯翊欲洒卿耻，擦试用禁。予谓用禁之禁，当作卿，博对禁言，不应上句称卿，下句呼名也。又初博以御史为丞相，封阳乡侯，玄以少府为御史大夫，并拜于前殿。予谓上已有博代光为丞相、封阳乡侯食邑二千户之文，此处记与张玄并拜闻钟音事，不得复出封阳乡侯四字，此必是后人妄加者。《翟方进传》，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其文几不可句读。予谓经字当是从字之误，此处当读织屦以给方进读为一句，从博士受《春秋》为一句，经字盖涉上文至京师受经下文经学明习而误者也。又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李寻谓方进曰，万岁之期，近慎朝暮。颜注万岁之期谓死也。予谓下文有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语，则万岁之期，当指宫车晏驾之事，故贲丽言可移于大臣，上即召见方进也。又王莽依《周书》作《大诰》，有云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传，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颜注以奔走为句，谓我当求所以济度之故，奔走尽力，不惮勤劳。予谓如此则文义不通，且亦不成句，当读予惟往求朕所济度为一句，奔走以傅为一句；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即《周书》之予惟往求朕攸济也；奔走以傅，谓奔走以傅相之也，即《周书》之敷贲也。（后日阅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及王石渠读书杂志，则孔光传一条翟方进传万岁一条已见西庄说，朱博传擦试用禁一条王莽传济度一条已见石渠说，皆与予同。）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十八日

《汉书儒林传序》载公孙私等奏，有云，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此段文义，晦窒难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十五字，尤不可解。颜注云言治礼掌故之官，本以文学习礼义而为之，又所以迁擢留滞之人，亦迂曲不明。今以意揣之，以治礼掌故，以字上当脱一臣字。文学二字，当在掌故之下，盖本作臣以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官，迁留滞，治礼掌故文学。三官者，诸卿掾属之名。《平当传》，当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大行鸿胪本一官，百官公卿表，景帝更秦典客为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又云，典客嚼官有行人，武帝更名大行令，是则平当始为大行令丞属，后转为卿属也。）《儿宽传》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黾错传》，以文学为太常掌故。盖诸掾以掌故为大，文学次之，治礼又次之；而外郡亦有文学。《续汉书志》注引《汉官》曰，太守官属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椽六十人，《汉书》列传多有言补郡文学者。《黾错传》应劭注，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儿宽传》，苏林注，卒史秩六百石，旧郡亦有也。臣瓒注，汉注卒史百石。师古曰瓒说是也。予疑掌故之秩，亦不应至六百石，六字或亦有误。至治礼之秩，史注俱无明文，而此下云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又云比百石以下，所云其秩者，即指治礼等之秩也。寻公孙弘此奏之意，以为诏书律历之颁下郡国者，往往具天人古今之谊，其文尔雅，其辞深厚，而郡国小吏，浅闻不学，弗能究宣诏旨，以明布晓谕于下，因思诸卿属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其官职。但其迁徙甚留滞，不若选择其中，以补左右内史大行及郡太守之卒史，先用记诵多者，若不足，则更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又用掌故及文学以补郡属，中二千石，即指左右内史大行三官也。左右内史后为左冯翊右扶风，时尚未更名，以其治三辅地，与郡太守同，恐小吏不究诏意，故用治礼掌故等以补卒吏。大行即大鸿胪，以汉制鸿胪主郡国邸，又掌外夷宾客，故亦更用卒史，俾得宣谕德意也。文学掌故，自是两官。上有云请太常博士弟子能通一艺者补文学掌故缺，亦谓补文学及掌故，古人连文言之也。云备员者，当如钱氏大听说，蒙上不足之文，谓或有不足，当以文学掌故充之，毋使缺额。颜注谓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实用者，非也。《平当传》，言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者，因其时大行已改为大鸿胪，而更名大鸿胪之属官行人为大行，仍属鸿胪。当初为行人之治礼，乃卿属之曹掾，后以功次转为鸿胪之文学，则列卿之曹掾也。予尝谓平津此议，关系学术，乃汉世一大制度，而文义茫昧，莫能考正，因参核传志，为疏通证明之。惜尚无左证，终不敢自信耳。（大行治礼丞□□□大行丞治礼□□□□□。百官公卿表行人署有令丞，□治礼，则□□有丞之称也。萧望之传，亦作大行治礼丞，误并与此同。东观记云，大鸿胪属官有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冶礼员四十七人，主斋祠傧赞九宾之礼。司马彪续汉志，大鸿胪下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是则治礼者，盖今鸿胪寺鸣赞序班之职，不得以丞称。或萧平两传中丞字皆衍。）

七月初一日

读《汉书》、《五行志》，加朱二卷。此志多用刘向《五行传记》而兼采董仲舒刘歆京房之说。中垒以《易书春秋》推验阴阳，归本人事，虽间有附会支离，而学阐天人，明体达用，直逼江都。近儒王体堂谓刘向不通经，未免高论骇世。

七月初三日

夜加朱《汉书》、《五行志》一卷毕。此志颇有乖错复杂处，然伏生《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刘向《五行传记》、刘歆《左氏传说》，皆幸于此志存其梗略。欧阳大小夏侯之《尚书说》亦可考见一二，盖皆西汉经学大师所遣鳞爪，深可宝也。

七月初十日

加朱《汉书》、《赵充国辛武贤传》。此卷以赵卒同事西羌，故合作一卷，而于充国传末带叙武贤始末，结之曰子庆忌至大官，更以辛庆忌字子真提行独起，另为一传，此不特以庆忌贤迟其父，而《汉书》中若《张耳陈余传》、《陈平王陵传》、《张苍周昌赵尧任敖传》、《窦婴田纷灌夫传》，皆两传相连，若断若续，盖班氏史法如此也。

七月十六日

读《汉书》加朱《赵尹韩张两王传》一卷。班氏言汉世父子为宰相惟韦平两家，王厚斋讥其忘周勃周亚夫父子。予读《王吉传》，吉子骏为御史大夫，居位六岁病卒。翟方进代骏为大夫。数月，薛宣免，遂代为丞相，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骏子祟，平帝时代彭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于定国传》，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薨，子永嗣，官至御史大夫。上方欲相之，会永薨。按成帝绥和元年，以何武言，置三公宫，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各置官属，禄比丞相，皆封侯。而其先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虽并号两府而次丞相一等，不得封侯。于永为御史大夫，以成帝阳朔三年；王骏以鸿嘉元年。（于永为大夫二年卒，少府薛宣代之，四月宣为承相，骏代之，五年卒。）俱在何武奏更之前，故不得与韦平媲美也。然汉世自三家外，应数于王父子矣。

七月十八日

诿《汉书》，加朱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一卷。《汉书》、《韩延寿传》御史奏延寿在东郡试骑士事，有云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人持幢旁毂。王氏念孙《杂志》云，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者，司马千人皆官名，见《百官表》。荀悦《汉纪》作假司马十人非。案此簿当读分左右部翠假司马为一句，千人持幢旁毂为一句。《续汉志》，大将军部下有军假司马，是军假司马四字连文为官名也。本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下有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小颜无注，千人盖即千夫长，此处言千人持幢旁车毂而行也。苟《纪》作十人，盖亦读司马为句，而言别以十人持幢。千人之名，《后汉书》屡见，或《汉纪》十人本千人之误，王氏以军字读句，误矣。（汉印中有校尉左千人，军假司马亦见汉印。）

七月十九日

夜点阅《汉书》、《窦婴田蚧灌夫韩安国王恢传》一卷。司马子长深恶武安平津两侯，然两侯皆有佳处，汉武之兴儒学，实以两人为首功。孟坚颇持平情，故《史记》、《魏其武安侯传赞》，右魏其而极贬武安，云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又云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而孟坚云，婴不知时变，夫亡术而不逊，蚧负贵而骄溢，凶德参会，待时而发，以魏其灌夫武安三人并论，无所轩轾；其于平津，亦时致美辞，真不愧良史也。至此传删改《史记》处，则皆不如原本，予已于《汉书》眉间行间细评之。

八月三十日

加朱《汉书》、《司马相如传》一卷。此卷非取胡刻《文选》李善《注》及《尔雅》、《广雅》、《说文玉篇》诸书细戡，虽读百千遍，亦如不读也。

十一月十九日

夜校《武帝纪》。元朔三年昭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只而不解，其赦天下。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晋灼曰：长音长吏之长。其后宋人刘氏昌诗《芦浦笔记》言章子厚家藏古本内长文三字，作而肆赦，盖而误为内，肆赦皆缺偏旁而为长文，诏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王氏应麟《困学纪闻》亦言，或云古写本作而肆赦。明人杨氏慎等皆从之，以为于下文尤为贯穿。而宋人无名氏《南窗纪谈》，又述许少伊右丞言江南旧本作而长吏，近时许氏宗彦谓内长文即文无害之意。予案张晏曹魏时人，晋灼晋时人，其注已解作长文。《梁书》刘之遴言鄱阳王得胡卢中《汉书》古本，识者已斥其伪妄，则赵宋时章所藏古本，从何得来？此是后人以意读改，托言古本，以欺于世，宋人之故智也。是时汉武屡诏求贤劝学，此诏虽为赦发，亦以百姓未洽教化，嘉与士夫日新厥业为言，则其意仍主文德。改长文作肆赦，与下赦天下语虽贯，而于诏意反不合，且其语亦太浅。改作长吏，似与上刑罚语相配，而长吏所以见爱，则尤浅直不成句，适成为南宋人文法耳。然内字必是而字之误，观张晋于内字皆无解，显然可知。而长文所以见爱者，即以长文德之意也。小颜据误本内作而字，不能校正，反曲为之说，致文义不通。宋人遂逞其私臆，纷纷妄改，许氏谓即文无害意，尤非。文无害者，见《史汉》、《萧何传》，谓其文深，无人能胜害之也，与此何涉？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月初十日

班氏《答宾戏》云，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隧。注应劭曰：酋音酋豪之酋，酋雄也。《说难》韩非书篇名。予谓说难既雄，句似无义，班氏此段文，极言策士干进之害。此酋即乃字，《说文》遒迫也，或从酋作遒。《诗》、《大雅》似先公遒矣，《毛传》遒终也，《尔雅》、《释诂》作酋。《释文》酋，郭音遒。是酋遒古相通借。韩非自以进说难而作《说难》，盖迫于进说也，故曰说难之情既迫，而其身乃囚矣，不当读作酋豪也。

十月十一日

《汉书》、《礼乐志》载唐山夫人房中歌，其冯冯翼翼之上，有桂华二字。刘氏《刊误》以为上章都荔遂芳育窳桂华十句之篇题是也。然华字与下光行芒章字俱不叶，盖华为英字之误。臣瓒注引《茂陵中书歌》，都鳄桂英，美芳鼓行，都骊即都荔；美芳亦下章篇题之名。此可证桂华当作桂英，其韵方协。

同治庚午（一八七○）闰十月二十七日

校正《汉书》两事。一《儒林传》满昌君都下，重君都二字，当是昌字，因文相次而误。君都乃满昌之字，与上文伏理脖君文法正同，故下即连叙昌理二人官位也。一《游侠传》东道它羽公子，它字上脱一赵字，当从《史记》赵他羽公子，是两人。羽姓出郑公子羽，《汉书》、《曹参传》有羽婴。公子乃其人名。《汉书》、《何武传》有杜公子，《儒林传》有大中大夫刘公子，盖皆以字为名，如薛汉字公子比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二十一日

阅《汉书》、《百官公卿表》。班氏此表，例亦未能画一。其自三公将军外，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水衡都尉已十一卿，又加之以三辅，则班氏固不限以九卿也。水衡都尉及三辅秩皆二千石，则班氏固不限以中二千石也。然太子太傅少傅将作大匠詹事大长秋典属国皆二千石，将作等四官皆号列卿，何以不列？是熊氏后汉表兼及诸官，未为违失，可卢一概去之，非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十三日

校《汉书》、《地理志》。近日本不暇为此事，以昨检一音，勿见太原郡广武下云河主贾屋山在北，疑河主字有误。因考全谢山王石渠诸家之说，知为句注之误。王说甚博而精，竹汀西庄尚不及也。今日粗毕一卷，惜无钱献之吴卓信两家之书，共相参证耳。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月二十五日

《汉书》汝南郡鲷阳。孟康鲷音纣。自方氏《通雅》据监本作纣红反，始以音纣为误脱二字。钱氏大昕深主之。段氏玉裁喜言合韵，而此字独主钱说。惟卢氏文招据《高帝纪》小颜注音纣为是；王氏引之更引七证以明之；然不过主《后汉书》章怀音《晋书》何超音《左传释文》音《太平御览》音皆作纣，及《玉篇》、《广韵》、《集韵》鲷下皆不收纣红反，又引东韵之与幽韵通叶者十余事。予向主钱段说，谓诸书之音皆因孟音已脱，相沿而误，凡地名异读者，《汉志》诸家所音，不可枚数，皆本其方俗，而要不外双声叠韵之通转。鲷从同声，可转为调，亦可转为投，必不可转为纣。王氏所举，亦惟从与由通，融与由通，居与穹叶，农与猫通，皆双声最近，而无与鲷纣可贴切比例者。今以《周缫传》封子应为郸侯，苏林郸音多，而明监本作多寒反例之，乃信纣下红反二字确是明人妄增，而王氏父子之说皆不可易也。郸侯之郸，《史记》、《周缫传索隐》引苏林音、《汉志》孟康音、《水经注》音、《汉表》小颜音，皆作多。自沈氏绎旃据监本作多寒反，全氏祖望、赵氏一清皆深主之。王氏念孙辨之曰：单声之字，古多转入歌韵及哿个二韵，《说文》驿从单声。而《鲁颂》、《驷篇》有驿有骆，音徒河反。《尔雅》瘴劳也，音丁贺反。《小雅大东篇》哀我惮人，《小明篇》惮我不暇，并音丁佐反。盖邯郸之郸自音郸，而沛郡之郸县，则音多也。其言已极精窍。又云：凡《汉书注》中所引汉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予因检全部《汉书》，有音某某反者，皆小颜自注语，他人固无是也，益服王氏之精识细心，虽以钱之谨严，段之通博，犹未悟及此也。忆去年周荇农丈曾告予云：顷校《汉书》，得一好事，冈举《周缫传》郸字一条，独明监本作多寒反，而宋本汲本殿本皆误，予时既忘全赵之已有此说，又不忆王氏之言，然亦心疑之。惟语荇丈以单多双声可通转，明板恐未可据，而荇丈不之信。日后晤时，当备告之。

十一日二十一日

《汉书》、《五行志》水不润下一条，引京房《易传》云：颛事有知，诛罚绝理。（晋宋志皆作颛事者加诛罚绝理，有知乃者，加之字误也，此谓执事者诛罚过当，绝理句尚有脱字耳，续志误同。）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于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厥水流入国邑。（续志晋宋志兹请皆阴下即接厥水句，无解舍至皆函阴气二十字。案上文兹谓狂，厥灾，水流杀人；又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又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皆与此文法一例。解舍也等二十字，乃大败二句之注，不知何时混入正文。上文归狱不解注引张晏曰，解止也，此处解字与上异义，故注曰解舍也，盖亦师古所引旧注而传写失其名耳。又皆函阴气下有师古函读与含同八字小注，案上以皆函阴气释皆阴二字，故师古以函同含释之。然皆阴二字不成文义，疑本当作函阴，故旧注既以皆函阴气释函阴字，师古复以含释函字也。全书中师古并释旧注者虽所在多有，此则函字当本是正文，非注文耳。）惜此段脱误衍文甚多，《续志》及《晋宋志》亦同其误，不得尽正之。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十月二十九日

《汉书》、《食货志》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句。官首者，武功爵之第五级也。）先除，（句。先除上疑当有秉铎二字，秉铎者武功爵之第六级，谓爵秉铎者必先除吏也。但史记文亦如此。索隐读试补吏先除为句，俱属之官首。）千夫如五大夫。（千夫者，武功爵之第七级，五大夫者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五大夫得复卒一人，千夫如五大夫，亦得免陪役。下文言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自民多至此为一句），徵发之土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足见复役者优于补吏，以为吏多得罪谪也。）师古注皆误。

《汉志》臣瓒注，引《茂陵中书》武功爵第十级曰政戾庶长，《史记》、《集解》亦引瓒注作左庶长。左庶长与旧二十等爵之第十级正同，此既别置其名，不应相混，而政戾二字，又不可解。王伯厚《小学钳珠》引《汉志》亦作政戾庶长盖其误久矣。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六月十一日

《汉书》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汲本》、《五行志》、《外戚传》俱作涎字不误。钱氏泰吉谓吴免状所藏宋本亦作涎，惟《监本》、《评林本》及今官本俱作涎涎。案《玉台新咏》作燕燕尾殿殿，殿与涎《广韵集韵》俱同在三十二霰堂练切电纽下，是同音假借之字。后来俗本《玉台新咏》乃依误本《汉书》改作涎涎矣。

七月十四日

终日阅《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鄞下有镇亭，即今之天台山也。又云有越天门山，即今之南田岛也，明时为昌国卫。天台大山，不容自晋以前名不见于史志。盖镇亭天台皆音之相转。《大清一统志》云，镇亭山在奉化县西南一百里，山极高大，南自天台，西连四明，盖已明知为即天台山，而不敢质言之。观《文选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及《名山略记》，知天台之名，起于道佛之书。东晋风流，崇尚释老，铺叙山水，精蓝名刹，点饰为工，于是天台既名，而沃洲天姥之号，日以纷衍，无复知有镇亭者矣。

十一月初四日

《汉志》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上虞柯水东入海，《水经注》谓潘水即浦阳江之别名，柯水疑即上虞江。盖道元未到东南，亦必确稽其地，知尔时永兴上虞，实已无此两水，故指两江以为疑辞。浦阳江宋以后谓之钱清江，今俗谓之西小江也。上虞江宋以后谓之曹娥江，今俗谓之东小江也。然二江皆源出乌伤（今义乌。）山中，由诸暨至萧山之义桥，并汇钱塘江水，而其流始大。曹娥江亦即所分之东流，汉末以后，皆谓之浦阳江，非两水也。萧山即在今萧山县治城内，安得谓浦阳江出此乎？使班氏果以潘水当浦阳江，则何不系之乌伤诸暨乎？盖古水多湮，不可考矣。

十一月初五日

夜读《汉志》，至敦煌郡效谷县下注师古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云云，窃疑此非小颜所能言，文义亦不类其他注，当是班氏自注语而误为颜注也。因检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则皆如予说，而胡氏《禹贡锥指》已无言之，深叹诸先生学识绝人，而予此境亦不易到也，读书甘苦自得之言，索解人亦甚少耳。

十一月初九日

《汉书》、《平帝纪》四年昭云，吒悼之人，刑罚所不加。下云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可知曲礼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自西汉以来，本无异文。姜湛园《札记》言当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或据《白虎通》、《考黜篇》误文以证之者，皆谬说也。耄字《说文》作善，而此作吒，颜注吒者言其昏吒也，班书多古文，盖《礼记》本作吒。又此言年八十以上，则所据《礼记》亦八十九十连文，钱竹汀氏据《毛传》、《说文释名尔雅注》、《释文》诸书，谓当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王石渠氏列五证以明其不然，（见经义述闻。）尚未引及此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七日

校《汉书》韩安国等传。安国传，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高祖纪》亦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师古注云，三尺剑也。今流俗本三尺下妄加剑字。案《史记》两处皆有剑字，不必皆是妄人所加。《考工记》言上士剑长三尺，中士剑长二尺五寸，下士剑长二尺，所谓上中下者，以形貌大小言之，则剑不必定是三尺，疑师古所见《汉书》本偶脱两剑字，遂附会之。观安国此传，如论匈奴云，自上古弗属，《史记》作自上古不属为人，据《索隐》引晋灼云，不内属于汉为人，正本晋灼《汉书》注，则《汉书》本作弗属为人，（详见王氏读书杂志。）弗属为人，犹弗属为民也，而师古本无为人二字，则解曰不内属于中国矣。又云安国为人多大略，知足以当世取舍，《史记》作取合，（汲本亦误作舍。）取合犹迎合，谓安国之智，足以取合于世也。而师古本误作舍，遂注曰舍止也，可取则龋┥止则止矣。又云于梁举壶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史记》作郅它，《索隐》以为人名，是也。郅与至通，（王氏杂志亦言之。）它即今他字，古人名它者，如涉它尹公之它项它，（亦作佗，皆同字。）不可枚举，而师古读至它为虚字，遂注曰于梁举二人，至于它余所举，亦皆名士矣。此等皆望文为说，亦犹注三尺之比耳。然则唐彦谦诗所谓耳闻明主提三尺者，叶少蕴讥其为缩后语，虽失检《汉书》，亦非无理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二月二十八日

《司马迁传》谈为太史公。案太史公自是当时官府通称，固非官名，亦非尊加后世之称，史氏亦未尝有此官名也。东汉称尚书曰大尚书，（隶释祝睦碑曰拜大尚书，隶续刘宽碑阴有大尚书河南张只。）尚书郎曰郎官，亦皆非官名。所有魏晋称中书令曰令君，唐称御史曰端公，皆不必为尊官也。

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案详《史记》作祥，详之通假字也。《易》视履考祥，《释文》本或作详；《孟子》申详，《檀弓》亦作祥，《说文系传》祥之言详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梁曜北《史记志疑》以俭字为未的，引《评林》董份说为检字之误。案董梁说是也。名家出于礼，不得云使人俭，且与上墨者俭义相犯，盖检即敛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赵注，检敛也。班《书》《食货志》作不知饮。名家以绳墨检察人，使各约束于礼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王怀祖氏谓兴当从《史记》作与，与上为字相对，是也。至舍字《史记》作合，是舍之形误。此文法业为韵，度舍为韵，舍古音如舒，故余念字皆从舍省声。《诗》、《何人斯》以舍与车盱韵，《易》、《乾》、《文言》以舍与下韵，下古音如户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一月三十日

◎汉书地理志补注（清吴卓信）

阅常熟吴卓信立峰（一字项儒。）《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零三卷，计二十册。立峰为常熟老诸生，其稿初归李申耆。道光二十八年，泾人包慎言孟开刻之。李记言其所著尚有《三国志补注》、《广说亲》等书，己佚不传。包序言李得此稿时，年已七十，笃老不复能手勘，故讹误甚多。孟开属其妹胥杨廷胪校正之。廷胪名传第，常州人，辛酉殉亲死汴中，予有诗哭之者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二十九日

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卓信字立峰，一字顼儒，常熟生员，卒年六十余，所著尚有《三国志补注》及《广说亲》，皆已佚；又有古文集，同县陈揆为刻之，亦不传。此书共一百三卷，李申耆钞得其副，后归潘芸阁侍郎，（锡恩）道光二十八年泾人包孟开（慎言慎伯族子。）始为刻之江宁。其书取班《志》原文，每句之下，引证诸书，搜采颇备，间亦附以按语，其于顾氏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钱氏坫《新斟注地理志》，采取尤多。然其各郡下所下今某地者，亦时有舛漏，又校勘粗疏，误文甚众，为可惜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月二十七日

比日兼阅吴项儒《补注》，其书采掇甚勤，间亦正定谬疑，多有心得。然有三大病：引古人已佚之书，不著所本，一也；以意添改旧文，二也；袭他人之说，以为已有，三也。又不通小学，如豫章之赣，以为章贡合流，字当为赣，不知赣本古贡字，读赣为感，乃豫章方音，亦声之相转，此县自以赣江得名，其同郡之新淦，亦即此水此音，惟字异耳。其地虽有章水合流，并无领字，后人妄造，所谓俗谬不合六书者也。巴郡之朐忍，以为字当作胸腮，音蠢闰，即曲嬗虫，不知此本以朐忍山得名，本志《续志》、《晋志》皆作朐忍；《说文》亦作朐忍。自阚□《三十州志》误音朐为春，又云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以名县，（见后汉书吴汉傅注引。）于是后人遂有蠢润闰蠢等音，改其字为胸腮，而《说文新附》及《广韵》、《集韵》等书，皆有此两字矣，然即谓是曲嬗，则正朐忍两字之音转。古所云丘蚓（说文本文作嫔。）丘音区而朐音劬，与区叠韵兼双声也。武威之揞次谓晋以后作揖次，其改名之故未详，不知揖是揞字之误。隶书胥作骨，遂误为揖也。其徵引虽博，而如傅氏之《行水金监》、戴氏之《水经注校本》、王氏之《读书杂志》，最名一时，尤为注此志者所必不可少，而皆未之见，亦其疏也。（其文之误脱，一叶中多至十余字。乃至本志及续志之文，亦全不勘对。包孟开序言属杨汀芦及其族弟兴言校正，而其疏若此，乃知包氏之学，于此等事固绝不留意也。）

十一月十一日

人表考清梁玉绳撰

阅《人表考》。梁氏于此书致力甚深，引证宏奥，几出马三代之上，卓然可传。惜好著议论，多涉迂腐，又往往杂引鄙倍之文，不知别择，自累其书，盖尚不免学究习气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四月二十六日

◎汉书注校补（清周寿昌）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初三日

阅荇丈《汉书注校补》本纪一册，其用力甚精专，自言第十八次写本矣。引证高窍，于音训文义尤详慎。其辨秦及汉初用亥正一条，谓皆改月改时，驳王伯申先生谓秦汉以十月为岁首而不改时月，有十七证之非，其说最辩。又谓粤越虽一字，然春秋后越国之越无作粤者，犹郊之不作蓟，许之不作无阝，故百越之越可通作粤，吴越之越不通作粤，所以重别国名，其论亦墒。今日为附签四条，又校误脱三条。

六月初十日

阅荇丈《汉书注校补》、《百官公卿表》、《艺文志》、《地理志》。荇丈贯洽全书，于表志甚精，尤用力于地理，可卓然不朽矣。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二月廿九日

◎汉书补注（清王先谦）

阅王益吾祭洒《汉书补注》、《武五子传》一卷，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己见，亦俱精墒，尤详于舆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长，即在此一事。又多采沈文起《汉书疏证》之说。此书闻稿本在上海郁氏，余尚未见，不知祭酒何从得之，晤时当询之也。

光储辛巳（一八八一）七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刘宋范晔）

夜阅《后汉书》，记一二则：

袁安之玄孙闳，以奉高之字称于世，见《郭泰传》及《黄宪传》。而闳《传》但云字夏甫，不言奉庙，然则东汉人已有二字者矣。（按此处有后来补记云：袁闳字夏甫，袁阆字奉高，乃别一人。今范《书》于黄宪郭林宗《传》阎字皆误作闳，后人遂沿其谲，予已孜正之。然东汉人却有二字者，隗嚣将王元字惠孟，见嚣《传》注引《三辅决录》；而《马援传》称之曰王游翁。王延寿字文考，而注引《博物志》称之曰王子山。（尊客自记））

韩融与苟爽郑玄同以高隐名，见申屠蟠等传；而融附见其父韶传，乃仅言其官终太仆，余无一事可纪。陈重雷义之交谊，与张劭范式并称；而《袁敞传》乃载雷陈二人为人请托，此史家散文见意处。（陈雷事钱竹汀廿二史孜异中亦言之）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初四日

夜读《后汉书》，记二则：

和熹邓后之贤，亚于明德。史于后纪中，盛赞其徽美，然迹其有不肯立平原王，安帝已长，终不还政，俱有可议。史故于《安帝赞》中，指其计金授官诸弊政，而有哲妇家索之讥。又于周章杜根传中，一言其贪孩抱立殇帝，又平原王疾本非痼，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一言其临朝权在外戚。乃知史讳之于纪而散见他纪传中，盖以邓为贤后不欲加贬，固善善从长之义也。至史称邓隙淳谨冤死。然据林传，则擅专之罪已著，而周章至欲矫诏诛之，想见其人，当优于窦宪而绌于马廖矣。

顾亭林论蔡邕之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即使幸成《汉书》，必为秽史。然此颂乃系熹平六年，灵帝思感二人，图画于省内，诏邕为之颂，是其应制之作，非由于己，不得为讥。予按邕尝议以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宜去其庙号，董卓从而奏行，此真小人无忌惮之尤。夫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然列朝既已加崇，岂得一旦臣子妄议斥革。况当卓之世，帝可废可杀，太后可弑，而先帝独不可滥膺一宗号乎！是其调媚奸臣，削弱王室，无君之心，莫此为甚。汉法擅议宗庙者弃市，惜王子师不能以此正言诛之耳。其后唐末苏楷附朱全忠，请改昭宗谥号，至后唐时将正其罪，惜遂忧怖而死，是犹邕作之俑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闰三月初五日

读《后汉书》、《南匈奴传》、《乌桓传》、《鲜卑传》。范史于外国传殊不经意，盖蔚宗生江右，不知西北事，故诸传多失考核。然叙致严谨，接续分明，自是良史。章怀注甚荒略，视以前之注优劣悬绝，固以草草终卷故也。又读《西羌传》序论、《西域传》序论，辞义并精。其论西羌，追咎赵充国之迁先零于内地，马文渊之徙当煎于三辅；论匈奴，致罪窦宪燕然之捷，不复南单于于阴山，而更立北单于于故庭，遂令南虏久居河西，终乱华夏，皆识见绝高，不仅为当时中原未复，创深索虏言耳。

九月二十三日

读《后汉书》、《光武纪》、《明帝纪》、《章帝纪》、《和帝纪》、《殇帝纪》。《后汉书》中八志，乃晋司马彪《续汉书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听、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阙，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哗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计共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写偶误耳。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耶？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年）三月初八日

予于戊午日记，曾疑东汉《袁闳传》言字夏甫，而《黄宪传》又称其字奉高，谓古人有二字，姑见于此。今阅洪氏颐煊《读书丛录》，言奉高是袁阆字。因按范《书》第五十六卷《王龚传》，言龚迁汝南太守，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龚不即召见，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谏曰云云。又云阆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又按第五十三卷《黄宪传》，言颍川荀淑至袁闳所，章怀于闳下注云一作阆。然则阆字奉高，史书具有明文，而宪传之袁闳，皆为阆字之误。章怀所注者乃是误本。其云一作阆者，乃别据一不误之本。独思宪传与龚传仅隔两卷，章怀又见他本之作阆，乃不能援以改正，反注奉高为闳字，可谓率谬。足见当时东官僚属，各人分注，不相证核也。予于各史自谓于范《书》最留意，乃亦未曾检出，看书卤莽，深可愧汗。自来读史者亦无人纠及，诗文家遂相承用，以奉高为袁闳。夫古人无二字，闳传又言其恬静不事交游，后遂居土室不出，固与《黄宪传》中所言不符。顾非经洪氏指出，世无觉者，甚矣读书之难也！

六月十二日

《献帝纪》，建安五年，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下，当增曹操杀董贵人一句。十九年曹操杀皇后伏氏，杀字当作弑。改皇后传为纪，创于范《书》，明帝后匹也。臣子害母后，何得云杀？（中平六年董卓杀皇太后何氏，杀亦当作弑。）

灵帝崩时，皇子辩即位，皇后临朝，而未腧年改元，谥之曰灵。其时何进为大将军，袁隗为太傅，刘虞为太尉，在幽州，丁宫为司徒，刘宏为司空，不知何人竟能据正直言，加君父以恶谥？三代而下，惟此事最存古道。其陵号曰文陵者，盖以灵帝好文学，尝自撰《皇羲编》五十篇；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置鸿都门学生；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按今后汉书各本灵帝纪尚书上皆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故昭其政治之阙于谥法，而存其好文之美于陵号，谥与陵美恶不想应，尤千古仅事。蔚宗论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从左传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句更申一义，语极有味。

《献帝记》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院等十三人为列侯，按此下四年云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是承未尝为辅国将军。伏完世袭不其侯爵，时己早为列侯。据《献帝伏皇后纪》，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是则此纪当云拜执金吾伏完为辅国将军，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史文传写脱误故也。王氏《十七史商摧》谓董承下衍一为字，尚失之不考。《董卓传》云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亦误。章怀于卓传注引袁宏《后汉记》，误与此同。范氏盖承袁氏之误，其十三人当云十二人。

北乡侯以三月即位，至十月薨，尚未改元，史称少帝。弘雇工以四月即位，九月被废，已两改元。（光喜昭宁。）而北乡侯系枝属，为阎氏所私立，顺帝时尚有追加尊谥之议；弘农王乃灵帝皇长子，继体正位，时年已十七，为贼臣所废弑，谥曰怀王，乃献帝时未有议追尊者。盖王允诛卓后，即遭李郭之乱，未及建议。及李郭平后，曹操专政，操虽名讨卓而实以卓为法，岂尚念弘农之事？献帝危若累卵，自不能追崇其兄也。《献帝本纪》初平元年董卓杀弘农王，杀亦当作弑。

《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有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末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蔚宗良史，其议论尤别白忠佞，无少隐贷，独于此传失之，足见作史者不可存私意，而文人自相回护，亦结习使然。

崔氏自□以后，世载名德，烈亦有重名，历位郡守九卿，徒以自廷尉入钱五百万拜司徒一事，遂为千载口实。然同时若段樊陵张温等之登公位，皆先输货财，史家已有明文，其时要尚不止此数人。按《灵帝本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责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至中平六年灵帝崩，其间十二年中，为太尉者则有张显陈球段刘宽许<有>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弹刘虞；为司徒者，则有刘合杨赐阵袁隗崔烈许相了宫；为司空者，则有来艳袁逢张济张温杨赐许相丁宫刘弘。其中或惟杨赐刘宽，以侍讲之恩，尊同帝师，不必以礼钱进，他人未必不由乎此。而古今皆盛传崔烈，为众丑所归，虽由其子以铜臭一语，扬名显亲，作史者遂于其传中故加采色以为写照，盖亦以烈为名士，故责备者多耳。其后李催等陷长安城，烈时为城门校尉战死，是烈且殉国难，终不失为名士。乃蔚宗于《献帝纪》尚书其战殁，而烈传但言为乱兵所杀，岂死节之贤，尚不足洗入钱之臭乎？读史者所当为昭雪焉。烈子钧既以两字雅谵宠其父，而后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俱起兵山东，弃亲不顾，致陷父于狱，其不为太傅袁隗之绩者几希。烈虽幸脱卓之虎口，钧之罪不足赎也。蔚宗于《李通传论》，深讥其从光武起兵，陷父于死，自湛其族以取封侯，若钧者真证父攘羊之臭人矣。

《灵帝纪》言卖公千万，卿五百万，而《崔烈传》言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拜日，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耶？按汉拜三公，多由九卿，其以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将作大匠及诸校尉得之者，十不一二。烈以中平二年拜司徒，去光和元年始开卖爵时已越八载，独仅入例钱之半，盖以名士故减价得之。是其时名士犹值钱也。

灵帝虽私卖公卿，然若本纪，中平五年三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六月丙寅大风，太尉樊陵罢。史言陵以入钱得公者，乃居位仅逾月，即以大风策免。收西邸私卖之礼钱，而仍用灾异策免之祖制，直是诈取财货，可发一笑。而陵以九卿出财千万，作公一月，亦云屈矣！

东汉尚书之权，重于三公。故自安顺以后，大将军及三公秉政者，皆加录尚书事，始于章帝即位，以赵为太傅，并录尚书事。至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云参录者，盖其时阎后临朝，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必以愿录尚书，故三公仅得参录。其后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至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遂专汉政。讫于南北朝，凡篡祚移鼎者，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

《和熹邓后纪论》，有曰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云云。是称邓后之德，直不亚马后，而安帝为不克负荷。乃《安帝纪论》，则又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云云，则全归过于邓后。虽史家美恶，不妨彼此互见，然太相矛盾，未免轻重失伦。哲妇家索之语，用之母后，亦有未合。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碗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范《书》可指驳者甚少，宋人若赵明诚洪迈王楸辈，间及数条。近得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洪氏《读书丛录》，考核加详。予偶有所见，注于范《书》中者，往往为二书所已有，深叹后人著书之难。今日无事，静阅诸纪传，取诸条摘出之，皆二书所未及者。非好与昔贤为难，亦读范《书》者所不可少，思为蔚宗之功臣耳。

六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陈宠传》云，弘崇晏晏。章怀注，晏晏温和也。引《尚书考灵曜》曰，尧聪明文思晏晏。予按聪明文思晏晏，即今《尧典》文钦明文思安安也。此盖是今文家语。范《书》、《何敞传》曰，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又曰：陛下履晏晏之姿，足见当时习用此语。晏晏即安安，训温和者非是。《郭躬传》云：父弘，习《小杜律》。注云小杜者，牡周少子延年也。按前《书》，周与延年俱著律令，而弘习小杜者，盖以周持法刻深，延年稍平恕耳。故弘世传法律，皆以宽平称。而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当时盛习经学，广集门徒，以法家讲授者，陆此一事，而徒众如是之盛，亦近人竞为刀笔者之滥觞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六日

《后汉书》、《方术传》，昔人讥其载唐长房蓟子训左慈等事；阳涉不经，有乖史法。然范氏于《华佗传》末，明言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其下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赵炳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此人传仅四十五字，所记只自克死日一事，前人谓即蓟子训，蔚宗误列为两人者是也。）上成公解奴辜张貂趋圣卿编育意寿光侯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等二十二人，原本盖皆联缀佗传之后，并不提行，故虽事涉怪异者，亦采附之，不足为蔚宗病也。（其以前之王乔，人事杳冥，亦宜附厕费长房蓟子训之间。）惟傅中所载郭宪谢夷吾李合樊英廖扶公沙穆六人，不宜厕之术士。郭宪风节觥觥，为时名卿。李合樊英公沙穆皆儒者；合历位三公，有忠臣节；英以处士负重名，与郭宪皆当入列传。夷吾所至政绩尤异，穆治县有神明之称，皆当入循吏传。扶操履粹然，宜入独行传。蔚宗纪郭宪之异，只噗酒灭火一事；樊英亦仅称其嗽水灭火，则乐巴亦有此事，何以入之列传乎？至夷吾之觇人将死，合之占知使星，扶之豫测岁荒，穆之无备大水，尤不得以术数概之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八日

读《后汉书》。蔚宗自论此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愚谓范氏此言，自翔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傅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傅论》、（英在方术传。）《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它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傲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徒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恒裁。至于荀爽荀或，实非贞士，而慈明之论，既表其图董之智；文若之论，又褒其为汉之忠，此之立言，犹为过当。盖徇乎流俗之誉，未照其隐遁之情，要亦善善从长，义存匡世，伉慨奋发，可见其心。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固不及也。具斯良史之才，而陷逆臣之辟，事出暧昧，辞尤枝梧，史传所书，显由诬构。近儒王西庄氏力为申辨，载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其事甚明，奇冤始雪。盖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宋书》、《南史》，亦皆游移其辞，本无显据，实由香方之刺，遍及盈廷；人士共仇，证成其狱。所云犬彘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诀，皆由忌者横加诬蠛。夫以武子名儒，宣侯名臣，蔚宗承其家学，尝言耻为文士，其闺门无礼，岂至是耶？

蔚宗书中称引其先世之说凡三：《黄宪传论》称曾祖穆侯，《郑康成传论》称王父豫章君，《高凤传论》称先大夫宣侯，皆以见其前人学识品概，非泛泛指称。

蔚宗书本有志，自著于传中凡三。《公主传》云，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云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乃知当日志亦俱成，章怀谓托谢俨搜撰之言，恐都未确。

七月二十二日

校读《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此卷所区，盖以清节，然自宣秉至承宫，皆世祖显宗时人。惟郑均，肃宗时人，而均一出即归，在朝日少，与诸人迥异。又其平生以至行称，故与毛义垃冢旌显。范氏既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附见义事，则均亦宜入之彼卷，以著同风，今厕此中，已为不类。尤可异者，赵典生当桓世，行事迥殊，且籍在党人，名列八俊，谢承书中言以阉祸自杀，而范书曰病卒，章怀之注，颇致疑词。然思八俊中如李膺杜密王畅刘佑，皆致位公卿，声气盖世；朱寓荀昱魏朗，亦皆位二千石，卓为名臣。典既丽名，夫岂录录？乃蔚宗于典传绝不及其被党锢。于《党锢传》则但云赵典，名见而已，致令读者异为两人。近儒如钱氏大昕洪氏颐煊，皆沿斯说。考典传，言父戒为太尉，注引谢书亦谓戒之叔子，（叔子者第三子也。）其他出处参证皆同。谢书言与窦武王畅谋诛宦官，而范书《皇甫规传》；称规于桓帝末，讼言典与刘佑尹勋等正直多怨，流放家门，证以范书典传，时方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又传言典为大鸿胪时，以恩泽诸侯，无劳受封，奏请一切削免爵土，是皆其累忤宦官之明证，何得谓非一人耶？如以其先卒为疑，则王畅刘佑，亦皆先碎，谢书言畅亦下狱自杀。而范书畅传以为病卒，又得谓并时有两王畅耶？知谓谢书所称别一赵典，然则赵戒之子有两名典者耶？蔚宗此事，可谓失之眉睫，羼入此卷，弥为不伦。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二月廿五日

以《群书治要》校《后汉书》。《杨震传》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治要》作洗目改听。案《无逸》皇自敬德，《今文尚书》作况自敬德。《隶释》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碑，况作兄，兄即古况字，王肃《尚书注》训为滋益。石经用今文，杨震受欧阳尚书，故此疏用今文作况自敬德，因误作洗目改听，皆因形近致讹。章怀注仅引《古文尚书》皇自敬德，后人不解况字，遂改作还字。幸《治要》四字皆误，转可以推求而得。邢励谓思误书亦是一适，此类是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五日

夜校注《后汉书》郑康成传。惠氏引《高士传》。言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砺阜，五十当是十五之误。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言在高密县城西北一十五里砺阜山之原是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一日

夜又大风，校《后汉书》蔡邕仲长统两传。邕著《释诲》中速速方毂，夭夭是加，后人因此疑《诗》之天天是栋，当作夭夭是栋。章怀注方毂为并毂，而夭夭无训。案陆氏《释文》蔌蔌方谷，本无有字，以作方有谷者为非。惠氏士奇谓方毂定出齐鲁诗。阮氏元谓速毂字所传本异，而以毛作谷为借字，当依章怀训方毂为垃毂。近人保山吴氏树声以段懋堂谓钱塘张宾鹤言亲见《蜀石经》作夭夭是栋，遂驳段氏斥蜀本为误之武断，而以毛作天夭为误。谓夭夭者少盛也，夭夭是栋，言民之壮盛者皆被残破，所谓民今之无禄也。毛《传》谓君天之在位栋之，既以君释天矣，在位二字非横添乎？郑《笺》谓天以荐瘥天杀之，王者之政，又复栋破之，既以天之荐瘥释天夭矣，王者之政四字，非横添乎？其说甚辩。慈铭案蔡氏本习鲁诗，所传本容有不同。蔌蔽方谷，《释文》本无有字，今作方有谷，自为衍文。至《释诲》此节，云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毅，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其家。玩其上下文义，所解当与韩毛谊同。（韩诗同毛，见章怀注。）皆谓小人方逞其得志，而天罚已加，方字与是字对，毂乃谷之误，速乃蔌之借。方谷者，谓方食禄也。速速不必定以夭夭重字为对，古人文皆如是。若如吴说，以天天为壮盛，则何以云夭夭是加乎？天夭是栋者，谓天既天之，而是复栋之也。毛以在位释是字，郑以王者之政释是字，皆不得谓之横添。段氏阮氏以蔡传夭夭为讹字是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十八日

校《后汉书》。是日检《张敏传》、《仲长统传》，一切二字，《蔡邕传》所载三互法事，注皆不明。惠氏取小颜说，以一切为权宜。予记近人有详辨之者。因遍翻所有书不得，忽扰之甚，至于倾几碎盘，流汗录指，读书健忘，其苦如是，亦可笑矣。

十一月二十日

《后汉书》、《蔡邕传》，邕上疏有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之语，不言其后有子否也。其女文姬传谓曹操愍邕无嗣。案《晋书》、《羊祜传》，祜为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当晋爵土，请以封舅子蔡袭，遂封袭关内侯。是邕有孙，昔人已有言之者。今案《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则邕孙不止一人，尤为明证。充司徒谟之父，《晋书》作克，附见谟传。（邕女文姬。人尽知之。其一女适上党太守泰山羊衙，生女为司马师夫人。晋武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居弘训宫，称弘训太后，殁谥景献皇后，追尊母蔡氏为济阳县君。谥曰穆，即枯之母也，祜传称其贤行，较文姬焉生色矣。）

同治甲戊（一八七四）九月二十日

大抵南朝自刘宋以后，不甚讲考据。范蔚宗《后汉书》足称良史，又承武子家法，最重郑学，而《后汉书》中有三事之失，关于学术不浅。郑君传不举其所注《周礼》而载其《孝经》，致历齐及唐，辩论不决，此一失也。《儒林传序》称《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致古今聚讼，此二失也。《卫宏传》言宏作《毛诗》序，致宋以后人集矢《小序》，此三失也。卫宏作序之说，后人虽为辨之，谓是宏别作一书，非指《小序》，然终无以关人之口。且汉人解经，亦渺有名序者。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五日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御览引世本作蛋，古无蛋字。）也。又引《代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疑当作子。）与女俱生，宜将去，（御览引世本宜将上有弗字，惠氏栋谓去即弃字。）盐神受缕而婴之，糜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也。又传文自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至麋君于是君乎盐城凡二百有二字，章怀注云此已上并见《代本》。所云《代本》即《世本》，章怀避丈宗讳改之也。惠氏补注言《御览》引《世本》文，大略相同。《世本》有传有记，又有别录，见《新唐书艺文志》，此当是传记或别录之文，盖奉载有四裔事也。自来辑《世本》者，自明及国朝吴氏雷氏孙氏，皆不之及。嘉庆中江都秦氏嘉谟据洪氏论孙辑本，更延顾千里氏补订孜正，较旧增十之六七，褒然成帙，而此尚见遣，盖不知《代本》之即《世本》也。记之以见读书之难。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月十四日

◎后汉书补表（清钱大昭）

夜阅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凡八卷。首曰诸侯王表，次曰王子侯表，次曰功臣侯表，次曰外戚恩泽侯表，次曰宦者侯表，次曰公卿表。其书考订精密，多驳熊表之误。然东京之司隶校尉，职任綦重，阳尹以下七郡守，皆其所属，实不可以不表。钱氏置此而表河南尹，盖谨守班表之例，不敢出入。连平练童子恕撰《后汉公卿表》，乃列司隶而舍河南尹，毛生甫亟称之，然二官究宜并列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一月二十日

终日校正钱晦之所补《后汉公卿表》，其谬误盖不胜指。以大将军与度辽将军并列一格，在司空之下，尤为乖舛。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度辽将军任为边将，秩二千石，与刺史太守相更代，不敢望九卿，高下杂糅，几昧官制。又光武时军中所置大将军如吴汉杜茂景丹，皆草创权置，实不过一将之任，与西京霍光王凤之为大将军，及永元后窦宪等之为大将军，爵秩权任，尊卑悬绝，而一概列之。钱氏讥熊表不明体例，而所表实未大胜熊氏。又表中诸人所迁徙之官，或有不列于表者，自宜书明徙何职，而亦但书曰迁，令人莫可寻究。其余官爵回互，举罢舛漏，层见叠出，疑是未定之本。而其子同人等遽以付刻，嘉定秦氏又不知校勘，误字甚多。予尝谓史表如王侯封嗣，无甚关系，惟公卿为治乱所出，深裨考证，而作者草草为可惜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初八日

《后汉公卿表》中致误之故，盖由拘于班例，不敢出入。然西京武帝始命卫青以大司马冠大将军，位次丞相。其后霍光为之，权侔人主，而班尚在丞相之下，（观霍光传奏昌邑王事可知。）非东京比。（袁绍拜太尉时，曹操为大将军，绍耻班在操下，让位赵岐。操惧，乃以大将军让绍，自为司空。）西京度辽将军始于范明友以卫尉兼拜，其任颇重，故班氏俱入第四格将军之列。（班表只标列将军。）东京度辽则有专秩比太守，此史表当随时变易者也。

五月初九日

◎续后汉书（宋萧常）

阅萧常《续后汉书》。萧氏学识未精，不能知陈氏作书之意，其所采亦不出原书及注，而于吴魏人事，务从刊落，曹氏尤为简略。其以陈登袁涣邴原陆续四人为未尝忘汉，拔冠列传，在诸葛忠武之前。然陈袁犹为有说。邴陆既未与昭烈交，而邴仕曹氏，累居右职，陆仕孙吴，官至将军，强为汉臣，殊非史体。其未附音义四卷，颇兼订陈氏之误，亦有可采，而音诂多疏，间附议论，且自明其书法，尤近迂腐。惟其大恬自正，文笔亦洁，其法班氏，以论为赞，亦颇能自抒所见。如《昭烈吴后赞》，讥昭烈事势与晋文公在秦时异，不得援怀赢为口实，以法正为逢君之恶，而以赵云不肯娶赵范之嫂相形。诸葛赞全载广汉张拭之论，以不能谏立吴后，且为之持节册诏，又不赂辅后主行三年之丧，且未瑜年而改元，为诚有余而学不足。崔林赞讥其议驳鲁相秩祀孔子之请，以为蔑师侮圣，与唐归崇敬之请东面祀孔子，其妄正同。而举宋艺祖不拜相国寺浮屠像，独至国学北面再拜，为足垂法百王。王肃赞讥其请号汉献为皇而不帝，以为妄贬旧君，曲学阿世，为无忌惮之小人。皆义正词严，有裨名教。它若以赵云通达治体，于关张诸将中为最优。以魏延之请由褒中出子午谷攻关中为奇策，必可得志，而武乡不用为失事会。以华歆之牵后坏壁，郗虑之奏收孔融，为死党于操，皆名德自居，而枭獍其行。以锺繇陈群之议复肉刑，为助操杀人。以辛毗之为袁谭使曹操，而陈说二康之必亡，为卖主以图己进身之基。以东京为亡于贾谢。以司马温公称荀或为仁，其谬同于花史。皆识断独优，多前人所未及。《四库提要》举其《昭烈纪》所云封陆城侯，与陈志云封陆城亭侯异，不知其所本，则萧氏于《音义》首一条，已据《汉书》、《王子侯表》言之甚明。案班表中山靖王子贞封陆城侯，固无亭字；而《地理志》中山国下有陆成县，则贞之为亭侯、县侯，固未可定，萧氏去之是也。（顾亭林钱竹汀皆据西京无亭侯之说。）封陆城侯者为昭烈之先世，《提要》不分晰言之，几似为昭烈之封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四月十五日

◎三国志（晋陈寿）

阅《吴志》大略毕。承柞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合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晋书南北朝史》又专务文藻，而笔力不及，宜马班之高视千古也。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古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独刘氏立国四十三年，仅一黄皓以弄权闻，然亦无所陷害。昭烈惟诛刘封彭秉，后主时惟诛刘琰杨仪，四人皆以罪死。其夷族者惟魏延，则以杨仪等文致其反状也。然则先主孔明之治蜀，有万非魏吴所及者，作法于厚而国祚不延，天厌汉德久矣，论古者于此有深喟耳！

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朱弁《曲洧旧闻》称苏子瞻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何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后南宋人萧常撰《后汉书》，以蜀为正统，其所采事皆不出注中也。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二月初三日

阅《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王凌毋邱俭诸葛诞邓艾锺曾传。升平为曹魏大儒，立朝正直，亦有古人臣风，而劝明帝改正朔，用地正建丑，以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夏四月，此与唐武后之改用周正建子，新莽之改用商正建丑，先后何异。承祚讥其意遇其通，于传中略见其事，不详载议论，可谓有识。王子师为汉末忠臣之最，杀身湛族，仅遗兄子晨与凌二人，而彦云尽忠于魏，复灭其嗣，此天道之不可知者。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四日

阅《三国志》魏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元魏孝庄帝谓宁与高贵乡公同日而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而生，二君英武，异代同符，其皆不免，则天也。观《齐王纪》中历载其通《论语》，通《尚书经》，通《礼记》，皆遣使以太牢祀孔子颜渊；高贵养老乞言，亲行古礼，以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皆穆然有东汉之风，令人起敬。操尚权诈，丕尚词章，皆不重儒，而二君乃有此事，不可谓非高堂叔平等之功也。观《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之诏，丑辞诬诋，令人发指。以贤如髦而致斯惨酷，操之余殃甚矣。其时儒学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辈，皆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之害，固有甚于匡张孔马者焉。

三月十五日

阅《魏志》、《蜀志》。陈氏本无《魏书》、《蜀书》、《吴书》之名，概题为志，后人误以标目。刻十七史廿一史者遂皆沿之，流俗所当正者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十九日

阅《吴志》兼读《后汉书》。汉儒之学，至康成而极盛，然由此骤衰。盖三方鼎峙，戎马纷纭，精庐不存，学侣四散。蜀限一隅，无可言矣。魏之大儒推王子雍，吴之大儒推虞仲翔，皆著书教授，门徒甚盛。肃之《圣证》，务难康成；翻之解经，又好违郑。时惟乐安孙叔然，独宗高密，称为大儒，著述群经，与肃措柱。又《魏志王基传》云：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盖亦中流中之一奎。其余则崔季，《传》称从郑玄学，姜伯约《传》称好郑氏学，仅一二见而己。邴原龙腹，夙有高名，与郑同郡，而孙宾石讽其往学，辄有违言。《蜀志》、《李撰传》云：撰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指归多同，足见当时风会所趋，大抵如是。盖日中则昃，月盈则缺，自然之理，无容疑也。《后汉书》、《郑康成传》言基为其门人，近儒钱氏大听谓基卒于魏元帝景元二年，据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在汉灵帝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陈氏景云谓基传不云尝师郑氏，盖私淑郑氏，非亲受业者也。高贵乡公临学讲经，独右郑氏，黜退王义，遂为司马氏所忌，旋致变殡。而侍中小同，先罹酰酷，学术所趋，世变系之，深可悲哉。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二十日

阅《三国志》、《吴书》。陈氏此志，本末析名何书。然《陆士龙集》与兄平原书，有陈寿《吴书》云云，则当时固已有此称，非后之刻《三国志》者所增题也。曹氏三祖并尊，后世称祖之滥，实始于此；而吴蜀皆不著其庙号。孜《孙破虏传注》引《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三嗣主传》孙亮太平元年春注引《吴历》曰，正月为权立庙称太祖庙。陆士衡《辨亡论》下篇，亦云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是则坚与权皆有庙号。而自来纪载，但称曰武烈皇帝大皇帝，则由陈《志》失载故也。惟蜀之昭烈，盖欲上媲光武，故用二字谥，而以未定中原，故未加庙号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二十二日

《三国志》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书表诏令，往复至万余言，鄙陋谄伪，辞费而言呐，文卑而气茶，承祚尽削之是也。然裴氏载之，亦足著当日之丑。其引孔子《玉版》及《易运期》、《春秋汉含孳》、《佐助期》、《诗推度灾》诸纬书，可备搜采。至引《孝经》中黄谶不横一等辞，引《易运期》谶言居东西有午等辞，则诸纬之谶也，与纬书不相涉，六朝以前，人皆能分别言之。自隋文禁纬，其书多佚，于是唐宋以后人不能辨之，往往以谶乱纬，而纬愈亡矣。孔子《玉版》即所谓《春秋玉版谶》，亦谶而非纬。许芝所引《汉含孳》曰汉吕魏、魏以徵，孜《文选》陆机《答贾长渊诗》注引《春秋保乾图》，亦有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之语。芝又引《佐助期》曰汉以蒙孙亡，孜蒙孙二字，屡见《易纬是类谋》，有曰蒙孙之名生众妖，郑康成注，蒙孙重蒙之孙也。又曰网害之效慎蒙孙，又曰赤世顺蒙孙之详，郑注蒙孙君赤之孽名号。（案顺当作慎，详同祥，犹徵也，君赤之孽名号，当作苍赤孽君之名。）又曰赤世遭斯，蒙孙当冲，卒贵大嬉，道主之游，其语多不可解。郑注嬉咸言赤世之末，有有卒贵之人道为游之人黄门常侍者云云，尤谒误不可读。盖诸纬亡逸之余，断烂错谬，莫能是正。而近人侯官赵氏在翰乃因黄门常侍语，谓东京以宦官亡，而蜀后主继之。魏为常侍曹腾之子，郑君注纬已先知之，则其附会甚于许芝矣。纬惟《乾凿度》最纯粹，其文及郑注亦尚完善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