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王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污下忄佥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措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予为校书郎时，尝问赵丞相元镇云：“张天觉者，首造元部党之人也。靖康初，与范文正、司马文正同追赠，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辩，既未能追改，更谥以文忠，是与蔡公齐、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镇怅然曰：“蜀勾涛在从班游谈，有司不肖，不能执法耳。”予见其有悔色，亦不复言。
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王冀公久被真庙异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狱发，尽以中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歌诗闻，有云“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真庙面责之，冀公辩数四，终不置，则顿首曰：“臣官工部尚书，安敢擅增至左仆射？此理明甚，而圣意终不解者无他，盖臣福谢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云：“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夷狄较胜负，不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呜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赵韩王微时，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吕汲公帅长安，醴泉民析居，争唐明皇脑骨，讼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卢多逊南迁，度大庾岭，憩一小家。其媪颇能语言，多逊详问之。则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宫亦浸显，为宰相卢多逊挟私远窜以死。多逊中怀毒螫，专犯法禁，我留此岭上以俟其过。”多逊之行甚窭，媪固不识，即仓皇避去。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其报复如此。”
钱德基为予言：“吾家先生历唐末、五季，有兹吴越，顺事中国，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归于职方氏。故自国朝以来，学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无一议者。至欧阳公始云：‘得封落星石为落星山制书，知吴越亦尝改元宝正，著于史矣。’又《归田录》书思公子弟，一岁四五窃公珊瑚笔格，幸其以钱赎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欧阳公出幕下，特以国士遇之，岂子弟中有不相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钱王ㄈ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周世宗得李氏与契丹求援蜡书以为名，下淮甸；艺祖得孟氏结太原蜡书以为名，下蜀。二事正同。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一刘钅长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钅长，以永鉴其祸，内侍不许过供奉官，又钅长之宫，辄名龙德云。
张侍中耆遗言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薄葬，二公俱葬阳翟。元中，同为盗所发，侍中圹中，金玉犀珠充塞，盗不近其棺，所得已不胜负，皆列拜而去。丞相圹中，但瓦器数十，盗怒不酬其劳，斫棺取金带，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祸，薄葬致祸，杨王孙之计疏矣。
蜀靖恭先生杨汇源澈，资介洁，生远方，于朝廷故实、学士大夫谱牒皆能通贯，其于中国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外，不论也。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人无知者，独予先君尝荐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报。竟死于委巷之下，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语及靖恭先生事，上为之一叹，将诏予许其家以书、以金石刻本来上，会予谢病去。后先生之子知状，乃尽以其书、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绐曰：“诺。”书私有之，遗以酒浆数壶耳。
欧阳公在政府，寄颍州处士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公将休致，又寄秩诗云：“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盖公先为颍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归，每接宾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从王荆公之招，公独朝章以见，愧之也。秩入朝极其谀佞，遂升次对。蚤日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绝口不言，匿其书不出。适两河岁恶，有旨青苗钱权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矣。”后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节，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盖其失云。
●卷二十三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二十四晁说之以道，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何有哉？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上意殊不在；逮赵彦若以经侍，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上听之喜，因问曰：‘安得此说？’彦若对曰：‘先儒传注，臣得以发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则言害臣之道矣。’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等请宣德音，复曰：‘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乃奏曰：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因奏曰：‘罢去祖宗马监，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复叹曰：‘安石相误，岂独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得预闻。’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谄谀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于谄谀，上却之，令别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惠卿既与安石分党，乃以其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尽数以对，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飨大臣，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安石不学孔子《春秋》而配飨孔子，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闻之，罔不手足舞蹈欢喜。神宗尝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呜呼，上天若赐眷神宗，更在位数年，则市易法之类，躬自埽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为谋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为是也。陛下图治之初，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则天下幸甚。”
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其知言哉！故具书之左方云。
○富郑公园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董氏西园董氏西园，亭台花木，元不为行列区处，疑因景物岁增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间；逾小桥，有高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英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间鸣，各夸得意。盖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元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乡，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喷泻池中，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辄醒，故俗目为“醒酒”也。
○环溪环溪，王开府宅园。其洁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回如环，故云。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峰翠，毕效奇于前；榭北有风月台，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蛲璀璨，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晶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屿，上可张乐，各时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刘给事园凉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致，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循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与他全园争矣。
○丛春园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コ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氵畜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卷二十五○天王院花园子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魏花愈难得，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归仁园归仁，其坊名也，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孺园七星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其冠。
○苗帅园节度使苗侯既贵，欲极天下佳处，卜居得河南；河南园宅又号最佳处，得开宝宰相王溥园，遂购之。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凌诸园之意矣。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创堂其北；竹万余竿，比其大满二三围，疏密琅，如碧玉椽，今创亭其南；东有水，自伊水来，可浮十石舟，今创亭压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浇之；有池宜莲荷，令创水轩，板出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雕侈，然此犹未尽得之。丞相故园水东，为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亦大创第宅园林，其间稍北曰“郏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第旁有池亭，尚不可与赵韩王园比。
○赵韩王园赵韩王宅园，开国初，诏将作营治，其经画制作，殆侔禁省。韩王以太师归是第，百日而薨。子孙皆家京师，罕居之。故园池亦以扃钥为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渊，岁时独厮养拥彗负畚插其间而已。盖天之于宴闲，每自吝惜，疑甚于声名爵位。
○李氏仁丰园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百余种尔。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千种，牡丹、芍药，至数百种，而又远方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甘露院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无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缨、观清、超然四亭。○松岛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者，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它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东田文潞公东田，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イ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今潞公官太师，年九十，尚时杖屦游之。
○紫金台张氏园自东田并城而北，张氏园亦饶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图志》云：“黄帝坐玄扈台。”郭璞云：“在洛。或曰，此其处也。”
○水北胡氏二园水北胡氏二园，相距十许步，在邙山之麓，水径其旁，因岸穿二土窦，深百余尺，坚完如埏埴，开轩窗其前，以临水上，水清浅则鸣漱，湍暴则奔驶，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窦之东，凡登览而惝恍，俯瞰而峭绝，天授地设，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阳独有此园尔。但其亭台之名，皆不足载，载之且乱实，如其台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纷概，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陈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其失皆此类。
○大字寺园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在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在，而曰堂曰亭者，无复仿佛矣。岂因子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乐天刻尚多。○独乐园司马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其曰钓鱼庵、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梢蔓草为之。公自为记，亦有诗行于世，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
○湖园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吕文穆园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洛阳又有园池中一物特有称者，如大隐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大庾岭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虽急，不旁触为异；师子草石也，入地数十丈，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皆隋唐官园，虽已犁为良田，树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事之来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ゾ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家矣。余故曰：园圃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予昔游长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宫，登含元殿故基。盖龙首山之东麓，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向五门，中曰丹凤门，正面南山，气势若相高下，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太液池故迹尚数十顷，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以道入咸阳，至汉未央、建章宫故基，计其繁伙宏廓，过大明远甚，其兼制夷夏，非壮丽无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县令张琦者言：“如周之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水，地亦相迩；唯灵台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宫殿则无复遗址。”以道太息曰：“《诗》所谓‘经始勿亟，庶人子来’者，其专以简易俭约为德，初不言形胜富强，益知仁义之尊，道德之贵。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汉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记其言，有可感者，故具书之。
●卷二十六客有云：昔罢兖州掾曹，与一二友人祠岱岳，因登绝顶，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庐，前有药灶，地多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约五鼓初，各杖策而东，仅一二里，至太平顶，丛木中有真庙东封坛遗址，拥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当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腾起数十丈，半至明处，却半有光，全至明处，即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渐高，渐辨色，度五鼓三四点也。经真庙帐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经龙口泉，大石有罅，如龙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经天门十八盘，尤耸秀，北眺青齐，诸山可指数。信天下之伟观也。
客又言：兖州之东曲阜城，鲁国也，孔子庙宅在焉。庭中二桧，各十数围，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世传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坛，鲁恭王所坏堂基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真庙驻跸之地。西北隅孔子墓，东北隅伯鱼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旧说武都紫泥用封玺，故诏有紫泥之名。今阶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是用为印色耳。又说，武都为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虽无经见，其传亦古矣。
赵复言：昔往来丰沛间甚熟，汉高帝宅与卢绾宅相邻，俱即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逦，求所谓丰西之泽，芒砀之泽，皆无之，亦无遗迹，与史所著不合。
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也，形势殊Τ仄，苏世长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者，有唐二帝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画于屋壁，极奇伟，与世所传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杨，今俗误为详略之详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尔，无能正之者。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处，实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阳，越在江湖万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见，源源而来，亦劳矣。但出于《孟子》也。韩子曰：象为弟而舜杀之。《通鉴外纪》笔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朐腮。朐，音蠢，又音劬；腮，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时，人苦寒热疾，谓之蚯蚓瘴云。
凤翔府园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树，令朱全忠结袜，四顾无应者，故至今谓“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驻兵之垒，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败屋数椽，杂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为州，按本书更作之，刻石以记，又榜其庑下，记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据本州县士民状，伏见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其操节之大，足以师表天下后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边也，庙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益严，宜有约束，庶几不致渎慢有神，隳坏前制者。谨按蜀本书，大丞相元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讳瞻，本朝一有善政，虽不出其议，民必欢言：‘吾葛侯所为也。’其慕如此。邓艾下蜀，遣使遗以书曰：‘若降，表为琅琊王。’将军斩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战以死。君子曰：‘外不负其国，内不愧其家，忠孝两有焉。’今大丞相庙，以将军配。又按《汉晋春秋》，蜀大丞相诸葛公南征，夷有孟获者，豪健莫敌，公七擒七纵之。获始叹曰：‘公天威也，夷不复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写丞相府从事将佐，自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诏赐金铁钺一，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今并写於庑下，惟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旧分祠于大丞相庙庭，以其各有功于一边，得不废，外此辄休。他丛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画鬼神等物者，当从州县按举置于理。右版榜庙中，以示方来，无致违戾。”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玮武穆与羌酋李遵战胜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草木弥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乐，祭于其庙云。
唐昭宗为朱全忠劫迁洛阳，至陕，以何皇后临蓐，留青莲佛寺行宫，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莲花叶上，有当时宫人书“愿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先人宰陕之芮城县，一村落皆李氏，盖唐之遗族。高祖微时，尝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诏书十数纸，皆免赋役事，每云“不得欺压百姓”。予旧有录本，近失去。
今归州屈沱，屈原旧居也。世传原有姊，以原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流放，弃之独归，故曰“归州”，又曰“秭归”。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与原‘女Ч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之语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灸其面；白州有绿珠村，旧井尚存，或云饮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实之。岂亦以二女子所遭为不祥邪？
浙人谓“富家为起早”，盖言钱多则事多，不能晏眠也。虽俗下之语，亦有理云。
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凌晓雨后，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门，足陷地，得玉玺一，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如凤鸟鱼龙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玺记》，秦始皇得卞氏蓝田玉，刻以为玺，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玺，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玉色黄”。此青苍色耳。盖汉高祖至霸上，子婴素车降轵道所上者，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董卓徙都关中，孙坚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后，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玺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则无之。又不云有玉检为异，有司来上，庭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国破，敌取以去矣。和氏玉见蔺相如语中，璧也其可刻以为玺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旧上有懿恪朱书“元圭”二字。或上之，以为真夏后氏之瑞。后复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礼，不应再有出者，藏之内库不复问。至金人起，后圭磨改副衮冕，奉其主，前圭亦取去。然窦建德以获元圭，故国号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风，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府上于朝，批其状云：墟墓之物，不可进御，当籍收官库，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长安，问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阳旧族元辅者，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开繁杏一枝，希代之宝也。初，避虏入颍阳，凡先世奇玩悉弃之，独负枕以行，虏势逼，亦弃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径尺余，三足，破贝州时，仁皇帝赐也，常用以贮酒，后纳之圹中云。
中隐王正叔云：“王仲至帅长安日，境中坏一古冢，有碧色大瓷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如新汲者。玉婴儿为仲至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