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 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昧，昧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昧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昧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 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同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 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北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干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引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埋，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阍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阍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氵费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原注：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 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钅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钅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卷十一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录。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斗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右《荀卿，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阳虎得政于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乘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厄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苟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疑“陈仲子避兄离母”，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盖谓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盖谓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盖尝谏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为吾既知其不义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与粟，身织屦、妻辟纟卢而得之也，非不义也。岂当更问其筑与种之者谁邪？以所食之，兄所受之馈也，故哇之。岂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邪？君子之责人，当探其情，仲子之避兄离母，岂所愿邪？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过之，何其甚欤？疑“孟子将朝王”，曰：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ㄟ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信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
疑“孟子谓氐｛圭黾｝，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余裕”。曰：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邪，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之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问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尽者，安得不告王而正之乎？夫军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何忍坐视其缪妄乎？
疑“父子之间不责善”，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犹湍水”，曰：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谓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决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岂陶染所能变乎？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日所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有不善乎？
疑“生之谓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也。”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于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疑“齐宣王问卿”，曰：《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逼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齐王也。是又不然。齐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然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兮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谓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矣。夫仁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疑“瞽叟杀人”，曰：《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叟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皋陶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右司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其于颜渊，试之也熟而观之也审矣。盖尝默而察之，阅三月之久，而其颠沛造次，无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终身弗叛也。君子之观人也，必于其所虑焉观之，此其所虑者容有伪也，虽终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备虑之所不及者。伪之与真无以异，而君子贱之何也？有利害临之则败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也？”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观之，不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者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而游于艺，则道德有自生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复较其重轻何也？曰“礼信之于食色，如五谷之不杀人。”今有问者曰：吾恐五谷杀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宁食五谷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论也。今答曰：择其杀人者禁之，其不杀人者勿禁也，五谷安有杀人者哉？此孟子礼食轻重之论也。礼所以使人得妻也，废礼而得妻者皆是，缘礼而不得其妻者，天下未尝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弃信而得食者皆是，缘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尝有也。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由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则以礼则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传，古无是说也。凡舜之事，涂廪浚井，不告而娶，皆齐鲁间野人之语，考之于《书》，舜之事父母，盖焉，不至于奸，无是说也。使不幸而有之，则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来，如瞽叟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缘礼而不得其妻者，天下无有也。或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授，可乎？是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
●卷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尧、舜之民，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孟子言“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也。仁义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圣人之于利，未尝有意于求也。岂问其可不可哉？然将直告之以不求，则人犹有可得之心，特迫于圣人而止耳。夫迫于圣人而止，则其止也有时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牙求才曰，使其可求，虽吾亦将求之，以为高其闳，固有扁，不如开门发箧而示之无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则非孔子之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不犯患难而行未尝不果。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为郑作封恤，立谤政，铸刑书，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为政严，有及人之近利，而无经国之远猷。故子罕、叔向皆讥之，而孔子以为惠人，不以为仁，盖小之也。孟子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惠而不知为政”。盖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产之于政，整齐其民赋，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时修其桥梁，则有余矣。岂有乘舆济人者哉？《礼》曰：“子产，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乐则《韶 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之害，与佞人等。而孟子曰“今乐犹古乐”，何也？使孟子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非独此也，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无害。从吾之说，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医，以药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为药，可乎？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进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涌上达。激者穷，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故天一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为火，而火非地二也。为善面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与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论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积而为泥涂者，亦水也；指泥涂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将使其清而饮之则不可。是之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苏东坡云：予为《论语》说，与《孟子》辩者八。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盂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能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救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救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树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仁行义，以取桀、纣耳。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О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毫。”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之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去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存则逋逃者存，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苟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问：“禹荐益于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有诸？”曰：“禹不知启贤邪？知而且以传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贤，天下终归之，而让以为名，是伪也，孰谓圣人而不明且伪也？夫益亦不知启贤，不辞于禹，禹崩而后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终不得为舜禹，其无惭乎？益与稷、皋陶一体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如何？”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尝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欷，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晶，象傲。克谐以孝，，弗格奸。’又曰‘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乎？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圭瓒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伯，出长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或曰：“然则仁义无益于人者乎？”曰：“奚其为无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庙，士用之以保其禄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相爱相恭，相正相救，厌然如宫商之应，如画绩之次，祸乱日以消，名誉日以广，奚其为无益也。若夫挟欲趋利，图谋非分，岂仁义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恶也。”
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奚不听也，谓其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位诸侯，则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者，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也。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无验也。
●卷十三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录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诬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已久，诸侯皆欲自为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齐王欲见孟子，而称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曰：孔子当仕有官职。夫孟子为齐卿，无官职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齿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谓讲道之顷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贤，其臣尚当辞，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骄习矣，宜乎其教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道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之可以王，彼悦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以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右李泰伯《常语》）毁我知之，誉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诸道，非道则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晓然合于孔子者，《常语》不得不进之也。而谓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则难变，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齐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其数，则过；其时考之，则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常语》不得不绝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经》，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则视孟之书犹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学者和之，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体耳。使后世之君，卒不悦儒者，以此。《常语》之作，其不获已，伤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经》。故曰：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右陈次公《述常语》）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讠尧讠尧也。然讠尧讠尧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熟为究明？或日：“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间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志，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嚣，弟傲，克谐以孝，，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受，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 ，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离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盂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于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犹亻舜亻舜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于“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德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诬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闻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庚，不胜惶惧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十四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怒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而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似。仆闷则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铒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东坡《江行唱和集 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之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廊，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必》、《泮》、《》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其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蹙者一人持马，至郭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于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祓，言徭公诲，行徭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予以为过美。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曰，籍、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备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纟舀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见，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入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见之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日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
●卷十五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世尚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
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至于《时令》、《断刑》、《正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启》言“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雏鸡”，极盛馔，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东坡笑曰：“装铺席耳。”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聪、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东坡于古人，但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之诗。为南华写柳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吕微仲丞相作《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东坡书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谠言之。东坡先索其稿谛观之，则曰：“轼当书。”盖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守张伯玉，前辈人也。欧阳公、王荆公诸名士共称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顾，问语子固：“吾方作六经阁，其为之记。”子固凡誊稿六七，终不当伯玉之意，则为子固曰：“吾自为之。”其书于纸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励于学矣。
长安安信之子允为予言：“旧藏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茧纸正书，有退之亲改定字。后为张浮休取去。”
欧阳公谓苏明允曰：“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呜呼！欧阳公之足，孔子之达，杜子美之无恨，韩退之之是也。
李伸攵季常，苏子容丞相外孙，为予言：东坡归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东坡已病，遣叔党来吊，自作《饭僧文》。所谓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者。明日，季常与子容诸孙往谢之，东坡侧卧泣下不能起。
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待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
司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苏翰林《行状》作志，系之以铭，翰林当书石，以非《春秋》微婉之义，为公休谏议云：“轼不辞书，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铭。蜀公之铭世不传，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独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倾。天意若曰，待时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万亿，海内一统。而熙宁初，奸小淫纵。以朋以比，以闭以壅。乃于黎民，诞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汹汹。险陂忄佥猾，唱和雷同。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而敢为诞谩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窜乃斥，远佞投凶。诛钮蠹毒，方复任公。奄弃万国，未克厥终。二圣继承，谋谟辅佐。乃曰斯时，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诚。公至京师，朝访夕咨。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观。日亲万机，勤劳百为。尽瘁忧国，梦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利兴害除，赏信罚必。曰贤不肖，若别白黑。耆哲俊，野迄无遗。元恶大憝，去之不疑。无有远迩，风从响应。载考载稽，名实相称。天胡不仁，丧吾良臣。天实不恕，丧吾良辅。呜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汉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乎，时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
欧阳公平生尊用韩退之，于其学无少异矣。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以谓“白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白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无如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永叔作《谷城县夫子庙记》，乃云：“后之人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简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为时所信重，无以发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异日当求知于韩公，然后决不埋没矣。重念简夫，阻远门藩，职有所守，不获版约袂、疾指快读洵文于几格间，以豁公之亲听也，但邑邑而已。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近张益州安道，荐为成都学官，未报。会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幸其东去，简夫因约其暇日，令自袖所业，求见节下，愿加奖进，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上张文定书》：“简夫启：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糜珠齐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氐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氐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捡，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庶为洵进用之权也。”《上欧阳内翰书》：“简夫启：简夫顷年待诏公车府，因故人苏子美始拜符采，不间不遗，许接议论。未两三岁，而执事被圣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笔舌进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惧，赏之可乐，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执事之笔舌可畏。简夫不于此时，毕其平生之力，以谨自附于下风，而方从事戎马间，或告疾于旧隐，故足迹不至于门藩，书问不通于左右者，且十余年矣。岂偶然哉？盖有故耳。执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议进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权位，故其一言之出，则九鼎不足为重。简夫见弃于时，使与俗吏齿，碌碌外官，多谤少誉，方世之视其言，不若鸿毛之轻，故姓名不见记于执事矣。夫人重之不为，简夫肯为轻哉！方俟退于陇亩之中，绝于公卿之间，而后敢以尺书问阍吏，道故旧之情。今未能毕其志，而事已有以夺之矣。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又《东坡诗案》云：任凤翔府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亦公弼案也。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公弼览之，笑曰：“吾亲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乎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后公弼受他州馈酒，从赃坐，沮辱抑郁抵于死。或云，欧阳公憾于公弼有曲折东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忄造季常，居黄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归之。元丰初，东坡谪黄州者，执政疑公弼废死自东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东坡、季常相得欢甚，故东坡特为公弼作传，至比之汲黯，曰：“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戏语予曰：“果如元丰执政之疑，东坡之悔，岂释氏忏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