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明经
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日进士，
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
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
唐时人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
不能通经，权文公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
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
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
○秀才
《旧唐书•社正伦传》“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
唐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唐登科记》：武德
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云：“初秀
才科第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
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古人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显
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
才之举，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缺斯人。请六
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
《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
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
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
进士者之所不攻当也。又《文苑英华•判目》有云：“乡举进士，至省求试秀才，
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判曰：‘文艺小善，迸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
是又进士求试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尝举秀才。如《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
府知府，童权为杨州府知府，俱赐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
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亦尝举孝廉。洪武二十年二
月己丑，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此辟举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
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非也。
○举人
举人者，举到之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
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四年二月
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是也，
登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
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
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
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进士即是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渭之举人，会试
榜谓之进士也。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
求贤之盛心，苟图虚举，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荐，冒名贡士。及至
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
怀侥幸，不务实学。”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乞将前
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设法清理。”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
下第举人犹令人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正统十四年，
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渴，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
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
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
○进士
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
已及第则称前进士。《雍录》引唐人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通鉴》：
“建州进士进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
遏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
毕放榜，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後
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宋政
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进士出
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
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
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
天子自诏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
故胃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
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
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诏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谓制举者。其
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
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
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
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
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
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
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
问，不为无得也。
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宫、黄衣草泽并许应诏。
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後，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
宋徐度《却扫编》曰：“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
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
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
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
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
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井
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
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
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
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
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
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
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
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浩、诏、表、露布、檄、箴、铭、记、
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为盛，
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
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
○甲科
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
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武德以来，明
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们日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
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
“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
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
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
策五条，考皆为上。”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
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
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
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八谓之十八房。
嘉靖未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
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
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
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
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帧戊辰，复为二十
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
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曰：“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
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
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
○经义论策
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
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
吕惠卿、王旁等为之。《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
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
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後得人不
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
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後全试三题。”
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後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
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
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後，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
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赵鼎言：“安
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亦谓：“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
《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
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
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
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
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
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
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
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
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
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
至十六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
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
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
之意也。
《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间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
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
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
经》二十三篇，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稗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
《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
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
秀才。累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甚厚。”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
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
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
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
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三场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後，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
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
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
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
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
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
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
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
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
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
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
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
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
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ウ劣之徒无所侥幸，
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拟题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
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
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
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遇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後，此
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
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
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
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
《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顾命》、《康王之浩》、
《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
《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
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
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
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
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们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
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
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
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
“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
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
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
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
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
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
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
《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上？
《宋史》、“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
谢泌笑曰：‘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
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
《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
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
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
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
经’，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
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
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
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
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
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
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
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
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然後
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但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古之人有行之者。
○题切时事
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予违汝弼”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
“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
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
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
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
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崇帧三年，应
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
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集，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
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缰比陈启新，
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
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
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
○试文格式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後，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
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
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
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
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
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
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
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
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後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
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
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
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
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第一场”，顶格写。次行日“《四书》”，下一格。
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
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日“《四书》”，顶格写，次行
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後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四书》”、
“《五经》”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
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论古今，诗文概
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後，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
亦化而同之。如题日《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未书“左丘明”。题曰《伯夷
列传》，下二格，其行未书“司马迁”。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
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程文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
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
程文刻录。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神宗实录》：
“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
从之。”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
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时札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
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未流
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
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
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
出矣。
○判
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
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
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情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
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
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
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
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
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
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後代，其不为笑谈乎！
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犊疑议，
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
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
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
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
之拔萃，亦日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
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
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
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
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
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
○回经文字体
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
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
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
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
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後，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
周官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椽史之长，而求之秀士。犹且不能，则退之陇
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迹滥劣者
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潜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
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
权文公有言：“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
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不•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古今一揆，可
胜慨思。
○史学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
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
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
《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後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
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
《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後魏、隋书《志》自宋以往，史
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徐一切不问，
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
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
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御
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请
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
初场定去留，”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
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