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們總是說蘇聯怎么窮下去，怎么凶惡，怎么破坏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敵的實業党〔２〕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么？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３〕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么？關于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烏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說，一九一九年*校諛箍頻惱估闌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兩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极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复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异于從前，仿佛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听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饑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网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它要去懲辦了。
它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它們死〔５〕，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里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胜”的牌坊〔６〕（但后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里？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准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干什么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實業党蘇聯在一九三○年破獲的反革命集團。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國帝國主義的指使，混入蘇聯國家企業机關，破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該案破獲后，其首領拉姆仁等被分別判處徒刑。〔３〕綏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譯謝芙琳*齲蘇聯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說《肥料》、《維麗尼雅》等。唆羅訶夫（ＭAＡABKFKHKL），通譯蕭洛*舴穎樟□導遙諧□□怠毒簿的頓河》等。
〔４〕烏曼斯基（dACqIJSOT\）當時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新聞司司長。《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國的新藝術》）是他所著的一本書。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對德作戰，隨后，英法兩國先后招募華工十五万名去法國戰場，他們被驅使在前線從事挖戰壕及運輸等苦役，傷亡甚多。〔６〕“公理戰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胜強權”，并立碑紀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胜”的牌坊。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沃□□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鰨椋簦玻病場Ｈ氈鏡模竅哪渴蛻竿狻玻場場回國以后，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准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几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听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几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种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气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构的宏大毀坏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极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８〕我以為這話是极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种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种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坏處說坏，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
〔２〕顯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蘭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蘭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波蘭人民反對异族侵略的斗爭。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火与劍》、《洪流》、《伏洛竇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說《炭畫》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中篇小說《哥儿》等。森鷗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小說《舞姬》等。
〔４〕會館指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陳獨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任党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成為取消主義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党小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党。“五四”時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寫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語：文体家。作者這里所指似為黎錦明。黎在《論体裁描寫与中國新文藝》（見《文學周報》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訂本）一文中說：“西歐的作家對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体裁的修養外，其余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
〔７〕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指胡夢華。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攻擊汪靜之作的詩集《蕙的風》，認為其中某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參看《熱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８〕這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話，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按即顧愷之）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体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當時俗語：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