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极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２〕，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里面卻含有丰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關于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圣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３〕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种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筑，烹飪，漁獵，耕种，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么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于是知道這是對于某一种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后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后，倒給了后人坏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种坏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于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干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干淨。我想，人們在社會里，當初是并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后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极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坏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坏，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于什么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４〕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５〕，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BB

〔２〕《本草綱目》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撰寫的藥物學著作，共五十二卷。這書是他在長期實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吸取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經驗，參考大量醫藥資料和有關文獻，費時近三十年才寫成的。

〔３〕神農皇帝我國傳說中的古代帝王。据《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本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土堯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４〕“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語見《千字文》。〔５〕別人譏刺我怕死梁實秋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發表的《魯迅与牛》一文，借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為聲援四·三慘案（英國人在南京打死打傷中國工人的慘案）集會時，一工人被巡捕槍殺的事譏笑作者說：“自由運動大同盟即是魯迅先生領銜發起的，……這事發生之后，頗有人為魯迅先生擔心，因為不曉得流了‘一灘鮮血’的究竟是那一位。……幸虧事實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參加工農革命底實際行動’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魯迅先生的‘不賣肉主義’是老早言明在先的。”又法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報·火炬》發表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中，也有這類含沙射影的話，參看《偽自由書·后記》。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并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么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么人听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十六日的午后，內山完造〔２〕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么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著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３〕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４〕的家里吃午飯，教我赶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里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里，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吃飯。因為早就在什么地方見過照相，听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么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須發，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只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吃得并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吃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途，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于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么東西，于是得意的遍看著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吃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离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并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体的体操……。

兩點光景，筆會（ＰｅｎＣｌｕｂ）〔５〕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里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几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么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此后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著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７〕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里。還有一种，听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据張若谷君后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几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听見云。〔８〕但是，我實在也沒有听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了几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卷的煙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里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９〕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后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游，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并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于是終于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听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于听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于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１０〕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几個；〔１１〕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１２〕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并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于蕭的評論，大体是坏的。人們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听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我對于蕭，什么都沒有問；蕭對于我，也什么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仿佛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于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BB

〔１〕本篇為日本改造社特約稿，原系日文，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號《改造》。后由許霞（許廣平）譯成中文，經作者校定，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一期。

〔２〕內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當時在上海開設主要出售日文書籍的內山書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与魯迅結識后常有交往。〔３〕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教育家。當時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導人之一。

〔４〕孫夫人即宋慶齡，廣東文昌人，政治家。〔５〕筆會帶有國際性的著作家團体，一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中國分會由蔡元培任理事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于上海，后來自行渙散。

〔６〕梅蘭芳博士一九三○年梅蘭芳赴美訪問時，美國波摩那大學及南加州大學曾授予他文學博士的榮譽學位。〔７〕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出資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義文學。著有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等。〔８〕張若谷江蘇南匯（今屬上海）人，當時的投机文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大晚報》發表《五十分鐘和蕭伯納在一起》一文，其中記述給蕭伯納送禮時的情形說：“筆會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裝了十几個北平土產的泥制优伶臉譜，紅面孔的關云長，白面孔的曹操，長胡子的老生，包扎頭的花旦，五顏六色，煞是好看。蕭老頭儿裝出似乎很有興味的樣子，指著一個長白胡須和他有些相像的臉譜，微笑著問道：‘這是不是中國的老爺？’‘不是老爺，是舞台上的老頭儿。’我對他說。他好像沒有听見，仍舊笑嘻嘻地指著一個花旦的臉譜說：‘她不是老爺的女儿吧？’”据張若谷自稱，他所說的“舞台上的老頭儿”，是諷刺蕭伯納的。〔９〕木村毅當時日本改造社的記者。在蕭伯納將到上海時，他被派前來采訪，并約魯迅為《改造》雜志撰寫關于蕭伯納的文章。〔１０〕英字新聞指上海《字林西報》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一段報導：“回答著關于被壓迫民族和他們應當怎么干的問題，蕭伯納先生說：‘他們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干。中國的民眾應當自己組織起來，并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么戲子或者封建的王公’”。

論“第三种人”

這三年來，關于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挂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宁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２〕的“理論”之外，几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种“第三种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里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据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斗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种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并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党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坏處，向文藝這神圣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种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坏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坏。不過我以為這种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卻据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么？

其實，這“第三种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种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种筆，擱与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离開戰斗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与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离開地球一樣，他离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种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里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离不開戰斗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种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种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于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种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么？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种人”与其欺騙，与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极不錯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會有工作的勇气！”〔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么辦呢”？

BB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將藝術墮落到一种政治的留聲机，那是藝術的叛徒”。其后，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村理論之清算》二文，誹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致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种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凶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斗爭進行歪曲和誹謗。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２〕這里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党反動派一鼻孔出气，誣蔑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階級爭著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這第三种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气味的。”〔４〕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只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著一線殘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這里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別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于是怎么辦？——擱筆。這擱筆不是什么‘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會覺得与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在這三年的期間內，理論是明顯地進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見其增多，甚至連質都未見得有多大的進展。固然有人高唱著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見。但是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嗎？”

〔８〕蘇汶說過“笑話”，也見《“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說句笑話，連在中國這樣野蠻的國家，左翼諸公都還可以拿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作品去從資本家手里換出几個稿費來呢。”〔９〕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說：“譬如拿他們（按指“左聯”）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這問題來說吧。他們鑒于現在勞動者沒有東西看，在那里看陳舊的充滿了封建气味的（這就是說，有害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于是他們便要作家們去寫一些有利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來給勞動者們看。……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确實，連環圖畫里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的。這一點難道左翼理論家們會不知道？他們斷然不會那么蠢。但是，他們要弗羅培爾什么用呢？要托爾斯泰什么用呢？他們不但根本不會叫作家去做成弗羅培爾或托爾斯泰，就使有了，他們也是不要，至少他們‘目前’已是不要。而且這不要是對的，辯證的。也許將來，也許將來他們會原諒，不過此是后話。”

〔１０〕托爾斯泰指列夫·托爾斯泰。他曾特別關注俄國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命運，編寫了大量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民間故事、傳說和寓言。這類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時也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罪惡，因而有些遭到了當局的刪改和查禁。弗羅培爾（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Ｂ□藎u□導搖Ｖ諧□*說《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開朗該羅（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ㄒ朊卓琪羅，文藝复興時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畫家。繪畫代表作有《創世記》和《最后的審判》等。達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譯達·芬奇，文藝复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代表作有《蒙娜·麗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１１〕日本字新聞指上海《每日新聞》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段報導：“中國記者問：‘對于中國政府的你的意見呢？’——‘在中國，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個，你是指那一個呀？’”〔１２〕漢字新聞据《蕭伯納在上海》一書所引，當時上海有中文報紙曾報導蕭伯納的話說：“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絕非一般民眾所歡迎”。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里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見了一幅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于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里想，有這樣凶暴么，覺得好笑罷了。后來看了几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坏，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于窮人有了好處，那么對于闊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處了。

但后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厂，學校，育儿院等等，豎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著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么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么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听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么闊人的通電，什么會議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后，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于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优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后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后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确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种坏結果，是令人對于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著。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么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气〔２〕，固然只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游記，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動它。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３〕，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為了想看看這自說“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舖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并沒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艷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范。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体游行，后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据。据這書里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么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体游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极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現而出，几万万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与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斗，才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种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万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４〕据說是因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樓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為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么不行怎么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确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坏，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于上海閘北寓樓記。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書評”欄，題為《“蘇聯聞見錄”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黃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國經濟危机失業，一九三○年應募到蘇聯做工。《蘇聯聞見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２〕新舊三都指南京、洛陽和西安。當時國民党政府以南京為首都，一二八戰爭時，又曾定洛陽為行都，西安為陪都。南北兩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論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記》，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４〕《譬喻經》即《百句譬喻經》，簡稱《百喻經》。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齊求那毗地譯，是佛教宣講大乘教義的寓言性作品。這里所引的故事見該書的《三重樓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于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作樓，愚人見其壘作舍，猶怀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与自罵》〔２〕，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几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于“逃難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挂著“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体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３〕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愿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４〕，兵們最受瞄准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５〕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游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么呢？因為這時又還挂著“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党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几個盧布送了性命；〔６〕《語絲》反對了几句，現為党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党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种坏脾气，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段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后，人員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据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么？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么用死尸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并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么，“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里，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万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１０〕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万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怜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里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E□Es賜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Ｈ輝蛉*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后，卻應該想想此后怎樣才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二十九日補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濤聲》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羅憮。原題為《三十六計走為上計》。〔２〕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他的《罵人与自罵》，載《濤聲》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說：“最近日軍侵占榆關，北平的大學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紛紛自動离校。敵人未到，聞風遠逸，這是絕頂离奇的了。……論理日軍侵榆，……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又說：“寫到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的鋒芒，轉眼之間，學風民气，兩俱不變，我要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了。”

〔３〕“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時，上海市商會等十八個團体于二月十七日為他舉行歡迎會。

〔４〕指三一八慘案。參看本卷第２４９頁注〔６〕。〔５〕整頓風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頒行這類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布的“整頓學風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段祺瑞，主張“男女之防”“維風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電表示“嘉許”，并著手“根本整飭”。

〔６〕陳源于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在《現代評論》發表《閒話》，誣蔑愛國學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還誣蔑所謂“宣傳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見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閒話》）。

〔７〕“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党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報》）此后，它成為國民党政府一貫奉行的反共賣國政策。〔８〕副司令指張學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國民党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

〔９〕“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見《論語·子路》。〔１０〕“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權。

〔１１〕“□E□Es賜茫鋈裰薄∮錛妒□⊙擰□裳浴貳ＺOE□E，跳躍的樣子；s賜茫*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