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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d by Wei-Ting Liu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２〕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３〕与芳澤〔４〕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么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張學良〔５〕固守錦州，積极抵抗，今后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國聯”〔６〕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愿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据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BB

〔３〕陳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廣東順德，出身于華僑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國，曾任孫中山秘書及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等職。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國民党政府外交部長。舊時在官場或社交活動中，對人稱字不稱名；在文字上如稱名時，則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５〕張學良字漢卿，遼宁海城人。九一八事變時任國民党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后被蔣介石囚禁。

〔６〕“國聯”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５〕。當時國民党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賴國聯，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國民党第四次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就說：“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聯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机關之制裁，申張正義与公理。”〔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后，各地學生為了反對國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時，國民党政府出動軍警屠殺和逮捕學生，有的學生遭刺傷后又被扔進河里。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里了。

自然，這話里，是埋伏著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确另外听過采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它能夠將粉涂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几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并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几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２〕——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几乎都是《舊約》，《耶穌傳》，《圣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５〕，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后，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圣跡圖》〔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跡，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傳畫。這种畫的幅數极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e），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９〕，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１０〕，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后半以來，版畫复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几幅畫匯成一帖的“連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這些連作，也有并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几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７蛉恕玻保薄場*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种，有題目，無說明——一，《農民斗爭》（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屬版七幅；二，《戰爭》（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無產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种連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１４〕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u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几种——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禱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四，《太陽》（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數失記；六，《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畫的書，据趙景山淌謁擔恰奧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Ａｌａｙ－Ｏｏｐ》（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AＳ□淖骷椅也淮籩潰*因為那作品定价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ｉｎｇｓ）〔１７〕，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并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里面了。至于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并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并且努力于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于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BB

〔２〕意大利的教皇宮位于梵蒂岡，宮內保存著歐洲文藝复興時期許多重要文物和繪畫、雕塑等。

〔３〕《亞當的創造》根据《舊約·創世記》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繪畫。亞當，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米開朗琪羅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間所作的西斯庭禮拜堂拱頂壁畫的一部分。

〔４〕《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約·馬太福音》所作的繪畫，描寫耶穌殉難前与十二門徒共進晚餐時，當眾宣布一門徒出賣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動的情景。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達·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間所作的米蘭圣瑪利亞·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畫。

〔５〕阿強陀石窟（Ａｊａｎｔａ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今譯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達雅山，原是在馬蹄形的壁面上鑿成的僧房，約從公元前一、二世紀開鑿，到公元六、七世紀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內保存印度壁畫很多，也較完整。壁畫的內容大多表現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宮廷生活的情景，為印度古代藝術的著名寶藏之一。〔６〕《孔子圣跡圖》一部關于孔丘生平事跡的連環圖畫，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現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圖，以后又有明万歷年間刻本一一二幅（呂兆祥編）。石刻有曲阜孔廟保存的明万歷年間的一二○幅。

〔７〕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語Ｂｕｄｄｈａ的音譯，意為“智者”、“覺者”，簡稱佛。這里指佛教創立者釋迦牟尼。本生，梵語Ｊ□ｔａｋａ（闍陀伽）的意譯，“十二部經”之一，是佛敘說自己過去因緣的經文。〔８〕陀萊（１８３３—１８８３）法國版畫家。他作插圖的《神曲》為意大利詩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的長詩；《失樂園》為英國詩人彌爾頓（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的長詩；《吉訶德先生》，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２〕。《十字軍記》，陀萊編繪的連環圖畫，共一百幅。

〔９〕《唐風圖》南宋馬和之所繪的《詩經》圖卷之一。《耕織圖》，描繪耕种、紡織生產過程的圖畫。南宋劉松年畫過《耕織圖》兩卷，樓□畫過《耕圖》二十一幅，《織圖》二十四幅。〔１０〕仇英（？—約１５５２）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明代畫家。他為之繪圖的《飛燕外傳》，傳奇小說，題漢代伶玄撰，寫趙飛燕姊妹的宮廷生活；《會真記》，傳奇小說，唐代元稹作，寫崔鶯鶯与張生的戀愛故事。

〔１１〕珂勒惠支夫人（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六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選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她作插圖的《織匠》，是德國作家霍普特曼寫的以紡織工人罷工為題材的劇本。

〔１２〕梅斐爾德現代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印出版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他作插圖的《獵俄皇記》，俄國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納爾（１８５２—１９４２）寫的回憶錄，記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故事。〔１３〕麥綏萊勒比利時版畫家。參看本書《〈一個人的受難〉序》及其注〔４〕。

〔１４〕羅曼·羅蘭（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著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傳記《貝多芬傳》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僑居瑞士，反對戰爭。〔１５〕希該爾未詳。

〔１６〕參看《二心集·風馬牛》及其有關注。〔１７〕吉賓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８）英國木刻家。

“論語一年”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２〕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３〕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４〕，現在呢，就是“幽默”〔５〕。我不愛“幽默”，并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６〕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儿，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７〕還有最有名的金圣歎，“殺頭，至痛也，而圣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圣歎并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并無什么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８〕，動手者寥寥無几，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种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這气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于《論語》了。

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据。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圣”，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１０〕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种。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并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么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确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么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虫！”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并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么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里的，他卻從大茅廁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紹介者胡涂，稱贊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只蛆虫，卻還是一只偉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虫在這里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沒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從茅廁里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虫則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１１〕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１２〕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并不十分体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并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卻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斗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１３〕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辟的文章，東沖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１４〕的子孫們的最后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１５〕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与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与正經之辨，怎么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挂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与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１６〕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于《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么？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著“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１７〕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１８〕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１８〕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里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BB

〔２〕語堂林語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龍溪人，作家。曾留學美國、德國，早期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提倡“幽默”、“閒适”和“性靈”文學，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為國民党反動統治粉飾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國，一九六六年定居台灣，長期從事反動文化活動。〔３〕“學而一章”“學而”是《論語》第一篇的題目。舊時的八股文，一般以《論語》等儒家經典中的文句命題。〔４〕“費厄潑賴”英語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譯，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后來英國資產階級曾有人提倡將這种精神用于社會生活和党派斗爭，認為這是每一個資產階級紳士應有的涵養和品德。林語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語絲》第五十七期發表的《插論語絲的文体——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說“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作者在《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曾批判過這一主張。〔５〕“幽默”英語ｈｕｍｏｕｒ的音譯。林語堂從一九三二年九月創辦《論語》起，就提倡“幽默”，他說“《論語》發刊以提倡幽默為目標”（見《論語》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語妙”之討論》）。〔６〕圓桌會議中世紀英國亞瑟王召集高級騎士開會時，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圓桌會議的形式。后泛指与會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會議。

〔７〕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４）名寅，吳縣（今屬江蘇）人。徐文長（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兩人都是明代文學家、畫家。過去民間流傳不少關于他們的笑話。

〔８〕作者姓氏一大篇過去有些雜志為了顯示陣容的強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單。《論語》自第五期起，在刊頭下印有“長期撰稿員”二十余人。

〔１０〕列維它夫（nAoAXGLJQKL，１８９１—１９４２）蘇聯作家。他浴恫傘□艫南肪紜*一文中說：“說到蕭和易卜生的對比，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易卜生和蕭是資產階級戲劇創作的頂點。然而這個頂點——易卜生——被濃密的永久的云霧掩蔽著。易卜生——是個天才的問號‘？’，沒有答案的問題，沒有解決的疑問。……蕭——卻是個偉大的惊歎號‘！’——這一個頂點被斗爭化的思想的燦爛光線鍍了金了；對于他，提出疑問，也大半是倫理道德的疑問，就等于解決這個疑問，因為疑問的解決就包含在疑問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樣。”（据蕭參譯文）

〔１１〕達爾文在《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第六章《論人類的血緣和譜系》中，描述了人類的始祖類人猿。

〔１２〕羅廣廷廣西合浦縣人。早年留學法國，曾得醫學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學生物教授時，發表《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用真憑實据來答复進化論學者》等文，用物种不變論反對達爾文的進化學說，聲稱他在“科學試驗”中發現了“生物自然發生的奇跡”，說“由此推論，人猿，牛，豬……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時某地的适應環境里產生的，而不是要經過几千億兆年的進化才有的。”〔１３〕“達爾文的咬狗”赫胥黎在達爾文發表《物种起源》受到攻擊時，极力為達爾文辯護，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給達爾文的信中說：“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惡狗，你必須想到你的朋友們無論如何還有一定的戰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備”。〔１４〕亞當和夏娃《圣經》故事中由上帝創造的人類始祖，見《舊約·創世記》第一章。

〔１５〕張園舊時上海的一個公共游覽場所，原為無錫張氏私人花園，故名。按當時上海賽狗的地方是在逸園、申園、明園等處。〔１６〕庄生（約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即庄子，名周，戰國時宋國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這里的引語，前兩處見《庄子·齊物論》，后一處見《庄子·應帝王》。

〔１７〕甘地（ＭA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主張“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運動”對付英國殖民政府，屢遭監禁，在獄中多次絕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電”曾說到英國殷芝開伯爵主張對他采用武力。

〔１８〕《孝經》儒家經典之一，作者各說不一，當為孔門后學所作。下面的引語，出自該書《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１９〕《中庸》《大學》儒家經書名，當時在上海以此為名出版的雜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辦，一九三三年三月創刊；《大學》月刊，林眾可、丘漢平等編輯，一九三三年八月創刊。

“蜜蜂”与“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２〕的文章后，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听听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并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群，另有緣故，并非階級斗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确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為了采粉或者救饑，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听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种傷害的。它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饑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它們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虫的，但倘將它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麥的，然而遇著饑饉，便吃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并無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干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价，遠遜歐美，与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于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釀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業，卻并不与之俱進，遂成蜂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辟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蜂种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BB

〔２〕《蜜蜂》張天翼所作短篇小說。寫一個養蜂場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傷害了農民的庄稼，引起群眾反抗的故事。小說發表后，陳思（曹聚仁）在《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寫了《“蜜蜂”》一文，其中說：“張天翼先生寫《蜜蜂》的原起，也許由于听到無錫鄉村人火燒華繹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敲詐不遂的報复舉動，和無錫農民全無關系；并且那一回正當苜蓿花開，蜂群采蜜，更有利于農事，農民決不反對的。鄉村間的斗爭，決不是單純的勞資斗爭，若不仔細分析斗爭的成分，也要陷于錯誤的。希望張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話，實際去研究調查一下。”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匯編》，〔２〕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３〕，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后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儿童，見了這些圖，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种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紹介的，便是這一种。

為什么要紹介呢？据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為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么复制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為“要以‘今雅’立國”〔４〕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么？

第二，是因為簡便。現在的金价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几把刀在木頭上划來划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為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沖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馬將恐怕是終于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炮玩，推廣起來卻就可以造槍炮。大炮，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它裝在自己的庭園里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西，是用不著多說的。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才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丰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煉起來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焰。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為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夠有歷史上的意義了。

BB

〔２〕傅蘭雅（ＪA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國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來我國傳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在上海与人合辦“格致書院”，次年出版專刊西方自然科學論著摘要和科學情報資料的《格致匯編》（季刊），時斷時續，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該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細的插圖。

〔３〕“木口木刻”即在木頭橫斷面上進行的雕刻。〔４〕這是施蟄存在《“庄子”与“文選”》一文中攻擊魯迅的話：“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体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台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丰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間嗎？”魯迅曾將該文錄入《准風月談“感舊”以后（上）》的“備考”。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２〕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愿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么，到這里來干什么？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３〕知道了這消息之后，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這回听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４〕，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极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么，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并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几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后來听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惊，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于遺文，我卻很難講什么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系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后來，听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５〕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后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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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的文稿經李樂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輾轉交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題名《守常全集》，并約請魯迅作序，但在國民党統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書局以“社會科學研究社”名義印出初版，但當即為租界當局沒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書局重印出書，改名為《守常文集》上冊。

〔２〕守常李大釗（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馬克思列宁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者，中國共產党創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等。他積极領導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一直負責北方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國共產党与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在幫助孫中山确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改組國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鴻劼、路友于、譚祖堯、張挹蘭（女）等十九人同時遇害。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眾在中國共產党的發動和領導下，為李大釗舉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經西四牌樓時，國民党軍警特務即以“妨害治安”為名，禁止群眾送葬，并開槍射擊，送葬者有多人受傷，四十余人當場被捕。〔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Ｃ書局，指商務印書館。

《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２〕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种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与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４〕，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离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５〕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听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里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与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宁（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爾志跋綏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停幔椋恚牽錚穎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几個人，到后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托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沒有什么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謖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１０〕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复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体“綏拉比翁的兄弟們”（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u－ｄｅｒ）〔１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藝術府”里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党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么？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党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１２〕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体的出現，卻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斗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确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体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后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机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种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几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于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后記》里，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于上海。

BB

《豎琴》，魯迅翻譯和編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共收十篇：ＭA扎醚嵌抖純摺貳Ⅲ*A*繆┘驍妗獨蝦淖印罰ㄈ腰耄Ⅲ藺倫支《在沙漠上》、ＫA斐定《果樹園》、ＡA雅各武萊夫《窮苦的人們》、ＶA理丁妒佟貳Ⅲ臕左祝黎《亞克与人性》、Ｂ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華譯）、ＶA英倍爾《拉拉的利益》、ＶA凱泰耶夫《“物事”》（柔石譯）。〔２〕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通譯尼古拉二世，俄國最后的一個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槍決。

〔３〕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通譯退雇滓蛩夠砉骷遙*著有中長篇小說《窮人》、《被侮辱与被損害的》、《罪与罰》等。都介涅夫（f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獵人筆記》、《羅亭》、《父与子》等。

〔４〕文學研究會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２０〕。〔５〕創造社參看本卷第７頁注〔５〕。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強調“藝術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摯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情”，“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后來他們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對這种錯誤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

〔６〕波斯詩人指莪默伽尼謨（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a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譯了他的詩《魯拜集》（Ｒｕｂaｉｙaｔ）。他在詩里常歌唱飲酒。“黃書”文士，指英國十九世紀末聚集在“黃書”（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雜志周圍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包括畫家畢亞茲萊、詩人歐內斯特·道森、約翰·戴維森、小說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達夫在《創造周報》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經介紹過他們的生平和作品。

〔７〕梅壘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譯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國作家，象征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其妻吉皮烏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俄國象征*饕迮耍欠嚇紗懟他們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國。庫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福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國，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蘇聯。蒲宁（f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５３），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國。安特來夫，即安德烈夫，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蘭。〔８〕阿爾志跋綏夫（Ｍ艫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國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華沙。梭羅古勃（i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國准遙笳髖紗恚*要作品都寫于十月革命以前。〔９〕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蘇聯詩人，早期創作受象征主義影響，一九○五年革命前夜開始接触現實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從事社會、文化活動。寫過一些歌頌革命的詩。惠壘賽耶夫，通譯魏烈薩耶夫，十月革命后寫有長篇小說《絕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爾基，十月革命后，積极參加社會、文化活動，寫了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論文章。瑪亞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鴕□硌趴煞*斯基，蘇聯詩人。他的代表作長詩《列宁》、《好》都寫在十月革命之后。亞歷舍托爾斯泰，一九一九年僑居國外，一九二三年回國，以后連續發表長篇小說《彼得大帝》、《苦難的歷程》等。〔１０〕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蘇聯實行的經濟政策，區別于從前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言。它的原則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糧收集制而實行糧食稅，發展商業，以租讓及租賃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實行的結果，恢复和發展了工農業，鞏固了工農聯盟，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１１〕“綏拉比翁的兄弟們”（UG`IaTKJKLhN`I[Lb）通譯“謝榔□絛值堋薄Ｒ瘓哦荒曖陝狀摹□*琴科等六人組成，一九二四年自動解散。它的名稱是借用德國小說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

〔１２〕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通譯左琴科！靶煥□絛值堋*文學團体發起人之一。這里所引他的話，見一九二二年《文學雜志》（俄文）第三期所載《論自己及其他》一文。〔１３〕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又譯沃龍斯基，蘇聯作家，文藝批評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編“同路人”的雜志《紅色處女地》。

〔１４〕《煙袋》蘇聯愛倫堡等的短篇小說集，曹靖華的譯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說，曹靖華的譯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体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眾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著看的也有，跟著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里偷瞥几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著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著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听，也怕听。因為愛，所以圍攏來，因為怕，就特地給它起了一個對于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ＢｏｒｉｓＰｌｌｎｉａｋ）和穆杭（ＰａｕｌＭｏｒａｎｄ）了，〔２〕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３〕，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４〕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蹩腳愿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于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系”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么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确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里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确鑿。

余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于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５〕胡适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６〕“打是不打，不打是打！”〔７〕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著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后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里的了。

BB

《蕭伯納在上海》，樂雯（瞿秋白）編譯，輯入上海中外報紙對于蕭在上海停留期間的記載和評論。在該書的《寫在前面》中說，編譯這書的主要用意，是把它“當作一面平面鏡子，在這里，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２〕泰戈爾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我國訪問。畢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來我國。穆杭又譯莫朗，法國作家，一九三一年曾來我國。〔３〕“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的話。

〔４〕“道路以目”語見《國語·周語》：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國時吳國韋昭注：“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蕭伯納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國路透社發出電訊說：“政府机關報（按指國民党政府的報紙）今晨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載蕭伯納抵北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

〔６〕胡适的話，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電訊：“胡适之于蕭氏抵平之前夕發表一文，其言曰，余以為對于特客如蕭伯納者之最高尚的歡迎，無過于任其獨來獨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見其所欲見者云。”

〔７〕“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見宋代張耒《明道雜志》：“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摑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為“連續圖畫”的，因為它并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２〕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种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３〕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于觀者很有益，因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制成畫帖，但并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极大的因緣，因為一面是用圖畫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４〕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据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ｉｎＦｌａｎｄｅｒｎ），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干德（Ｇｅｎｔ），在那里的藝術學院里學了小半年；后來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于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于陀密埃（Ｄａｕｍｉｅｒ）和戈耶（Ｇｏｙａ）〔５〕。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里，一個女子怀著孕了（一），生產之后，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還是她的父親（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終于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群，在街頭搗亂（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為饑餓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里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著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机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里，這才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沖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下工人，和資本家戰斗（二十），于是奸細窺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彈壓于后（二十二），奸細又從中离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著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著，等候著兵們的開槍（二十五）！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６〕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Ｐａｓｓｉｏｎ）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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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長卷”窄長的橫幅卷軸國畫。古來題名《長江万里》、《江山無盡》的長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淵明《歸去來辭》為題材的長卷，有明代徐賁等人的作品。

〔３〕“死書”（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譯“死者之書”，古代埃及宗教文藝的一种。本為王公、貴族的陪葬物。它將多种咒語、禱文、頌歌寫在長卷紙上，冒于死者棺中。許多“死書”還附有冥間的圖畫。

〔４〕麥綏萊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譯麥綏萊爾，比利時畫家、木刻家。曾為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圖。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還出版過他的連環畫《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沒有字的故事》。〔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譯杜米埃，法國諷刺畫家，擅長石版畫。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諷刺畫家，擅長銅版畫。〔６〕耶穌的這段話，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這一种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复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怀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种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几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与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后來《新青年》的團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触，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气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９〕不料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几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后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种，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么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于第一層，我沒有异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种“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１０〕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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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自選集》內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別》、《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吶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Ｑ正傳》、《鴨的喜劇》；《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离婚》；《故事新編》中的兩篇：《奔月》、《鑄劍》；《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貓·鼠》、《無常》、《范愛農》。共計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編輯是陳獨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魯迅、胡适、錢玄同、劉复、吳虞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新青年》團体逐漸發生分化。魯迅是這個團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學革命”指“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果實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所竊奪。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戰爭。因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稱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凱扑滅。

〔６〕袁世凱稱帝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原為清朝大臣，他在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實行帝制，自稱皇帝，定年號為“洪憲”；同年三月被迫撤銷。〔７〕張勳复辟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軍時，從徐州帶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為等扶植清廢帝溥儀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敗。〔８〕“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凱雷尼信中的話，魯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語見屈原《离騷》。魯迅曾引用它作為《彷徨》的題辭。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這里的所謂“胜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与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２〕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３〕的變幻，又在《新小說》〔４〕上，看見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后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穎齲幔紓紓幔穎洌┐男說了，〔６〕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許自己心里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７〕，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系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后，在發脹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痒痒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种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９〕十种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１０〕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１１〕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１２〕，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１３〕，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确，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几乎都是重譯的。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攪絲植潰□景纖綬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牽錚穎耄└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几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了〔１６〕。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于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１７〕，有的說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為“破鑼”〔１９〕，有的指為共党，而實際上的對于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后》〔２０〕是不屬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賴氖□貳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怀里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斗，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于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几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并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洁癖”。然而無論他終于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么？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复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确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變革，戰斗，建設，戰斗，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２６〕。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与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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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時務報》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創刊，梁啟超主編，是當時鼓吹變法維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爾摩斯包探案》英國作家柯南道爾（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說》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橫濱創刊，梁啟超主編。該刊除登載創作小說之外，也刊登翻譯小說。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譯儒勒·凡爾納，法國小說家。著有科學幻想及冒險小說《海底兩万里》、《神秘島》、《格蘭特船長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國小說家。林琴南曾依靠別人口述，用文言翻譯過他的《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尸記》、《斐洲煙水愁城錄》。

〔７〕蘇菲亞即別羅夫斯卡婭（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國女革命家，民意党領導人之一。因參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殺害。清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所辦的刊物《新世紀》第二十七號（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紹過她的事跡，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瑪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話中的人物。〔９〕《俄國戲曲集》共學社叢書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它包括戲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賀啟明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濟之譯），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和《教育之果》（沈穎譯），契訶夫的《海鷗》（鄭振鐸譯）、《伊凡諾夫》、《万尼亞叔父》和《櫻桃園》（三者均耿式之譯），史拉美克的《六月》（鄭振鐸譯）。〔１０〕《俄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內收鄭振鐸《俄國文學的啟源時代》、耿濟之《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沈雁冰《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魯迅《阿爾志跋綏甫》、郭紹虞《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張聞天《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沈澤民《俄國的敘事詩歌》等論文，以及魯迅、瞿秋白、耿濟之等所譯俄國文學作品多篇。

〔１１〕《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即《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十期專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內收魯迅譯的《近代捷克文學概觀》（捷克凱拉綏克作）和《小俄羅斯文學略說》（德國凱爾沛來斯作）、沈雁冰譯的《芬蘭的文學》（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澤民譯的《塞爾維亞文學概觀》（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譯的《近代波蘭文學概觀》（波蘭訶勒溫斯奇作）等論文，以及魯迅、沈雁冰等所譯芬蘭、保加利亞、波蘭等國文學作品多篇。〔１２〕指那時曾留學英美的某些紳士派如吳宓等人，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的有關論述。

〔１３〕關于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的話，見《民鐸》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１４〕珂羅連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開柯羅連*疲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馬爾加的夢》、《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紳士指陳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稱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絕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來，他根据英譯本翻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譯本翻譯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藝書局出版。〔１７〕為了盧布參看本卷第９頁注〔１２〕及《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參看本卷第２２０頁注〔５２〕。〔１９〕“破鑼”反動派對“普羅文學”的污蔑。當時，一般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普羅文學”；“普羅”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無產階級）的音譯“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

〔２０〕《戰后》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的續篇，當時有沈叔之的中譯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保梗矗擔⊥ㄒ胂Ｌ乩眨鹿ㄎ斯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國法西說鈉熳印！癐”，納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場端賴氖□貳∫獯罄*作家鄧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說，當時有芳信的中譯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２３〕里培進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譯里苯夠樟*家。所作《一周間》，當時我國有蔣光慈的譯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書局出版。又有江思、蘇汶的譯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２４〕“复交”國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蘇聯斷絕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２５〕“黑土”蘇聯的黑土區面積廣大，有以“黑土”作為它的代稱的。如丹麥文藝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喬治·勃蘭兌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寫的《俄國印象記》一書中稱俄國為“黑土”。〔２６〕指英國作家蕭伯納和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羅曼·羅蘭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對蘇聯持友好態度，一九三一年發表《与過去告別》一文，熱烈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蕭伯納，參看本書《誰的矛盾》及其注〔２〕。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為“閒書”，這在五十年前為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閒，即是有錢！”〔２〕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之下，“閒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里去听“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听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閒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嘗不這樣。后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為了維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种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著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沖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后，所產生的小說，几乎以短篇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為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听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著分明的蛻變，人物并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為作者的寫工厂，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為我先前較熟于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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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退卻》，葛琴的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內收短篇小說七篇，与魯迅作序時的篇目有出入。〔２〕“有閒，即是有錢”這是李初梨的話，參看本卷第８頁注〔８〕。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３〕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志”，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于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G”為“戰包”，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艷”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至于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准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机，但一面也實在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貶聲价，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學，去謹听教授們的指示的。只因為能夠不至于誤譯的人們洁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挂著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譯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為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著空虛，托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著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里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呵斥八极〔５〕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么？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七月七日。

BB

〔２〕《〈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傅東華作，載《文學》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三三年七月）。該文就《圖書評論》一至九期發表的二十二篇文學書評進行了分析和批判。〔３〕《圖書評論》月刊，劉英士編輯，一九三二年九月創刊，南京圖書評論社出版。該刊發表的梁實秋、羅家倫等對當時一些外國文學譯本的評論，態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譯文的個別錯誤，就指斥為“荒謬絕倫”，“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藥還要厲害”，“誤人子弟，男盜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謂“標准”，企圖限制和打擊別的譯者。〔４〕“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語出《晉書·阮籍傳》：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５〕八极《淮南子·形訓》：“天地之間，九州八极，”八极，邊遠的地方，引伸為世界。 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２〕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种雜志，并且使我看見了楊村人〔３〕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复。對于這一种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复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么？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么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里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么令人惊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后，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里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离共產党以后，在左右夾攻的當儿，《藝術新聞》与《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与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与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后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儿，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并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訝。

我惶恐与惊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与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儿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話，就請寄到這里《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為鬼儿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村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村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儿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并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于變成廢話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么是諸葛亮〔４〕？”這就問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經見過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确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么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６〕的。“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后，〔７〕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８〕？”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并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９〕的旗下，還是什么“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這些字，怎么樣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后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万不要“惊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里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閒談，談到有几個人的文章，我确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几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并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紙上登了出來，并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于我的記載多极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夸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种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于亡儿的記憶，悲哀了起來。〔１１〕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儿，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污。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村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么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圣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講演里，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么？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并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确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并不特別含有報复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挂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余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复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里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听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并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么坏。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种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党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种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机气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种人”，來過比革命党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种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忏悔，對于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儿”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种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并請

BB

〔２〕《文化列車》文藝性五日刊，方含章、陳欒合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楊村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廣東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党，一九二八年參加太陽社，一九三二年叛變革命。〔４〕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蜀漢丞相。在《三國演義》中，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和謀略的典型人物。〔５〕李儵應作李儵，即曹藝，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讀〈偽自由書〉》一文，發表于《濤聲》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賊”這是《社會新聞》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后》中謾罵魯迅的話。

〔７〕魏延（？—２３４）三國義陽（今屬河南）人，蜀國大將。《三國演義》一○五回載：“孔明識魏延腦后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謀反；長史楊儀按諸葛亮生前預定計策，將他殺掉。〔８〕阿斗三國蜀后主劉禪的小名。据史書記載和《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他是一個昏庸無能的人。

〔９〕“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楊村人在《現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已經樹起無產階級文學之旗，而且已經有了鞏固的營壘，我們為了這廣大的小市民和農民群眾的啟發工作，我們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陣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我們也承認著文藝是有階級性的，而且也承認著屬于某一階級的作家的作品任是無意地也是擁護著其自身所屬的階級的利益。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們也就來作擁護著目前小資產階級的小市民和農民的群眾的利益而斗爭。”

〔１０〕“自白”指楊村人叛變革命的《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一文（載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說：“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离中國共產党了。”

〔１１〕這里指楊村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辦的《白話小報》第一期上，以“文壇小卒”的筆名發表的《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其中對魯迅造謠誣蔑說：“這時恰巧魯迅大師領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于是乎湯餅會便開成了。……這日魯迅大師的湯餅會到會的來賓，都是海上聞人，鴻儒碩士，大小文學家呢。那位郁達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學負有責任的，听到這個喜訊，亦從安慶府連夜坐船東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產下了一個虎儿，這日帶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會，會場空气倍加熱鬧。酒飲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來致祝辭，大家都對魯迅大師恭喜一杯，魯迅大師謙遜著致詞，說是小囝將來是龍是犬還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樣的慶祝啦。座中楊騷大爺和白薇女士同聲叫道，一定是一個龍儿呀！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傷感，他前年不幸夭殤的儿子，名字就叫龍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這是楊村人化名柳絲所作攻擊魯迅的文章，載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火炬》。其中誣蔑魯迅對他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分”的“亂砍亂殺”。

〔１３〕陳源教授的余唾陳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几封信》，其中誣蔑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