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著《知圣篇》专明改制之事，说者颇疑之。然既曰微言，则但取心知其意，不必大声疾呼，以骇观听。今则就经言经，六艺明文，但

今古学考

古史甄微

自序

一三皇五帝

二历年世系

三上古开化

四江汉民族

五河洛民族

六海岱民族

七上古文化

八虞、夏禅让

九夏之兴替

十殷之兴替

十一周之兴替

十二三代文化

经学抉原

序

旧史第一

焚书第二

传记第三

今学第四

古学第五

南学、北学第六

内学第七

鲁学、齐学第八

晋学、楚学第九

文字第十

丙戍刊《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敬录师友，以不没教谕苦心。倘能再有深造，将再改订，海内通人不吝金玉，是为切望。甲午四月廖平记。

1旧著《知圣篇》专明改制之事，说者颇疑之。然既曰微言，则但取心知其意，不必大声疾呼，以骇观听。今则就经言经，六艺明文，但凭目见。或为择善取同，或为新义创制，不能质言，都从盖阙。专述经言，不详孔意。非仅孔滋疑窦，抑以别有专篇也。

2旧以《王制》为孔子为《春秋》而作。崧师云：“此弟子本六艺而作，未必专为《春秋》与自撰。”按旧说误也。《文选注》引《论语谶》：“子夏等六十四人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由《论语》可推《王制》。凡《王制》所言，皆六艺之纲领，仲尼没，弟子乃集录之。六经制度，全同此书。当删定时，不审其为旧文新义。但六艺皆明王法，而此乃王者之制，宜无不同。圣作为经，此篇在记。自系弟子推本孔经，作为大传，以诸经纲领，不必定为孔笔。孟、荀于此书指为周制者，则以六经周事为多。就经说经，自为时王之制。《左》《国》为六艺事传。凡系经说皆寓之时事，与董子“因时事加王心”之说实同，皆以发明经义。圣作为经，贤述为传。《王制》既不为经，则是群经大传，出于弟子无疑。

3旧说《诗》《书》礼制有沿革，不入今古派，皆先师各据所学以说之者。周宇仁以为四代同制，全合《王制》。按其说是也。《诗》《书》与他经，汉十四博士同据《王制》说之，别无异制，可见其同。及经同学细考《书》《诗》所言礼制，与《王制》无丝毫出入。今《尚书》、三家《诗》说可证也。又《书》有四代之文，《诗》兼二代、列国，而礼制并无沿革。唐虞旧典，下同《春秋》。《古书》《毛诗》乃尽弃今学而参《周礼》，然每与经不合。马、郑不能如伏、韩详备者，勉强自然，真伪各异。旧以二经有沿革，不入今、古学派；既实知其沿革与今礼符合，故不得不归入今学也。[说详《书、诗二经凡例》。]

4旧说以《周礼》与《左传》同时，为先秦以前之古学。宜宾陈锡昌疑《周礼》专条，古皆无征。今按：前说误也。此书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糅合而成者，非古书也。何以言之？此书如果古书，必系成典，实见行事者。即使为一人拟作私书，亦必首尾相贯，实能举行。今其书所言制度，惟其本之《王制》今礼者，尚有片段。至其专条，如封国、爵禄、职官之类，皆不完具，不能举行，又无不自相矛盾。[如建国五等、出车三等之类。]且今学明说，见之载籍者，每条无虑数千百见。至《周礼》专条则绝无一证佐。如今学言封国三等，言三公九卿，毋虑千条。而《周礼》言地五等，以天地四时分六卿，则自古绝无一相合之明证。此可知其书不出于先秦。拟将其书分为二集：凡《佚礼》原文，辑出归还今学；至刘氏所羼补之条，删出归之古学。故今定《周礼》为王莽以后之书，不能与《左氏》比也。[说详《周礼删刘》与《官礼凡例》。]

5旧表以《乐》与《古书》《毛诗》为古学，非也。《乐》为六艺之一，既经手定，则同属五经；以《韶》为宗，则迥非周旧矣。孔氏写定《尚书》，以今文数篇推其异者写成隶字耳，有经无说。《毛公诗》，班云：自以为子夏所传。此二家亦今学也。孔、毛西汉之书，皆为今学而不传。东汉之漆书《毛传》，则杜、贾、谢、卫托始于孔、毛以求胜，与西汉别为一家。前今后古，不得因后以改前。[说详《古文尚书、毛诗凡例》。]

6旧以《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新津胡敬亭以为皆今学。今按：其说是也。《仪礼》为孔子所作，孺悲所传，《士丧礼》可证为《王制》司徒六礼之教，与《春秋》莫不合，此亦全为今派，非果周之旧文尚为古派，而记乃弟子所记也。今将经记同改入今学，以此即为“经礼三百”，先师所谓“制礼正乐”是也。[详说《仪礼凡例》。]

7旧说礼制以不同《王制》为古派，以《左传》《周礼》与《王制》同者为今古所同。同邑胡哲波以为不如分经。今按：旧说误也。孔子以后惟今说盛传，《左传》及《官礼》皆为今学，其与《王制》不同者，则仪节参差，一书不能全备，参差互见，润泽经说以补之，非异说也。今《王制》与《穀梁》为鲁学一家，不能尽天下变，弟子七十人各学所闻，异地传授，彼此各详，不必皆同。如《公羊》，今学也，而礼与《穀梁》不尽同；《国语》，今学也，而庙祭与《王制》相迕。此非互文补义即三统异说。六经既定一尊，又以三统通其变，弟子各据所闻以立说，故异说亦引据孔子语可证。《王制》统言纲领，文多不具；《春秋》《诗》、《书》《仪礼》《礼记》所言节目，多出其外，实为《王制》细节佚典，貌异心同，如明堂、灵台、月令之类，此佚脱之仪节也。《孟子》云：“此其大略，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王制》所言，大略也；先师乃据各经所见，以相润泽。故《王制义证》所采董子爵国、官职等详细节目，文多互异。此在《王制》虽无明文，各经则有详说。如今之祭祀祖先，本有日、月、时、岁之不同，必详乃为全文，此一定之理也。乃诸书多言时祭，而略于日、月、三年，此举中以包上下也。《孝经》独言春、秋二祭，则以诸侯岁只二祭，错举以见之。《国语》言日祀、月享、时祭、岁殷、终王，乃为全文，特其中各有隆杀等差耳。今孔庙朔望皆行香，使谓祖庙一年只临祭二次，未免过于疏略，非人情。一日一临，又过琐细。大约日祀为庙祝所行，或如今礼于宫中别有日祀之事，皆未可知。总之，诸经所言礼节，苦不能全，必相参合，乃为详备。以今列古礼，缘人情，不能是丹非素，拘泥一家，非斥异己。此例一明，然后知今礼广博，无所不包。今于刘歆以前异礼，统以参差例归之。不立古学者，以其时尚无古学也。故今同一例，亦并删之。

8旧说《仪礼》谓孔子所改者少，不改者多，不能据实。今以六艺为断，凡见于六艺者，统归经制，不复问其改与不改。至于古书所言周之佚闻行事，其与六艺不合者，则别入《四代礼制佚存》中，当时有此行事，未必即周旧典，亦未必人皆如此。马、郑虽尝本此求异今学，然此为误解例，非古学之根原，其事亦不尽为古学所祖。故别为一书，不使古学家得专之也。

9旧以鲁、齐、古为乡土异学，今、古为孔子初年、晚年异义。同年黄仲韬不以为然。今按：西汉既无古学，则无论齐、赵，既立参差例，孔语实归一途。《公羊》与《穀梁》异义，旧以为《公羊》用古学，今合勘之，乃得其详。《左》《国》全本六艺佚礼，亦属经说。西汉以前，道一风同，更无岐路，则乡土未定之说皆可删之。

10旧以《孝经》为古学，为其礼制与《王制》有异也。今按：《孝经》既为孔子所传，其中所言祭祀、明堂虽与《王制》小异，然其说时见于他传记，不应独为古学。今定《孝经》与六艺同为今学。至其仪节异同，则统以补证《王制》。说经以异说为贵，可以备证，非礼制偶异，便为古学。又当时实无古派，谓后人以此求异则可，谓《孝经》为古学家则不可也。

11旧表以《逸礼》《费易》为古学，非也。《逸礼》即《周礼》之原文，礼经非古，则逸者可知。又其文散见者，皆今学也。《易》西汉无古学，《费氏》虽经有异文，然其说礼制仍今学。故《异义》无《古易》，《艺文志》于《费易》亦不云古，可见易无古学。总之，刘歆以前不可立古名，建武后古学乃成，则不得以《逸礼》《费易》为古学也。

12旧以孔子晚、壮为今古之分。铁江师以为未合。此因说有两歧，误为此说。实则“从周”之言，专指仪节底册，成宪足征，据此改定。不如夏、殷简陋废坠，故以“从周”为言，即“服周冕”之意。《公羊》专主改周从质立说，实则孔子于周有损益，非但损无益也。[旧表以今学主薄葬，富顺陈子元以为疑，今从改正。]如三年丧、亲迎等事，皆繁难过于古制，可见非专主从简。古用世卿，《王制》学礼乃兴学校、选举，踵事增华，与无为俭朴相反。实晚年亦不尽主质。盖孔子自五十知命以后，已著四教以教人，诸书所录皆作述以后之言，又多由没世弟子所记，宗主孔子，无敢异同，纵语有参差，义无出入，不能于圣言强分壮、晚也。

13旧以今礼少、古礼多。李岑秋中书以为失实。其说是也。盖以《左传》《仪礼》《周礼》皆为古学，古学多；今学只一《王制》，则今少于古。今考定六艺与《左》《国》皆今学，并取《佚礼》原文归入，则古不过刘歆所羼千余字耳。且百家不折中于孔子者，书皆不传；搢绅所言，皆为孔义，传记实无古名，何论多少？古学从兴，浸淫《诗》《书》，故异礼古多于今。然非其实，当正之者也。

14旧表以今用质，古用文，今主救文弊，古主守时制。同邑董南宣以为疑。今按：前误也。孔子于周有所加隆，非因陋就简，惟求质朴。故《论语》以损益为言，而《荀子》主尚文为说。从质义本三统。孔子既定一尊，又以三统通其变，皆指后王法夏、法殷而言，非谓既往之夏、殷、周。又其所用之法，亦于经制中分立三品。如社之松、柏、栗，如官职唐虞五十、夏一百、殷二百、周三百，既已三百之后，则难改为一百也。古书三代之说，有可循环者，有不能循环者，皆经说之三品，以为后王之法者。盖忠质与文，本从后相较品骘之语。在三代皆为因时制宜，非夏、商有文乃抑而不用，至周故意改文也。文明日开，不能复守太素，非夏、殷旧制实可用，特为三统而改，继周不能用夏礼，亦不能用殷礼，踵事增华。夏末已异禹制，汤承而用之。商末已变殷制，周承而用之。周末又渐改，孔子承而用之，故有加文之事。三统之说，惟服色可变，以新民志；至人事宜俗，不能相循。孔子定制，既改獉狉余习，又补彬雅节目，文质合中，无复可易。《论语》云“百世可知”，《中庸》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既臻美善，虽百世不改。若如旧说，则孔子用殷，继乃用周，何以答颜子兼用四代，并屡有从周之言，今取周礼较多二代乎？大抵定制折中，一是可永行。三统主通变，亦五运、五德之说。上古文明未备，可以改易，后则不能改制以新耳目。惟旗帜服色，后世互用之则可，若典制相循，秦汉以来全无改易矣。

15《尔雅》旧不知归隶何学。崇庆杨子纯以为声音训诂，无分今古。是也。盖《尔雅》成于先秦，尚无古学名目，当归今学为是。虽与《王制》间有小异，是为异义，不比《说文》成于古学已成之后。然《尔雅》虽为今学，古学取用训诂则无有不可。今古之分，不在此也。

16《论语》旧以为今、古皆有。仁寿蒋芰塘以为皆今学。其说是也。孔子撰六艺，此篇乃多论述作之旨，又为弟子所记，皆传今学，不能谓为古文。虽间有参差，然多同实异名。

17《两戴记凡例》以各篇分隶今古。同邑杨静斋尝疑之。今按：书出先秦，时无古学，篇章繁博，自非《王制》能尽。然当归之异义；纵为古学所宗，亦不能谓之为古。如《祭法》专主《国语》，《左》《国》皆为今学。《曲礼》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为周礼旧目，与《逸礼》《孝经》诸说概同隶于今。《武王践阼》《五帝德》《帝系姓》等篇皆为《尚书》师说。《丧礼》《丧服》《诗》《礼》小学，原于六艺，即同《周礼》之《玉藻》《深衣》《盛德》，仍为今学。他如《朝事》所言朝、觐、宗、遇与巡狩年限，与《周礼》相同，然郑注《周礼》不引以为据，是郑所见《朝事》无此语可知。今本所有，不审卢注，误入经文，抑古文家所羼改也。外如阴阳五行、经学儒家无论矣。总之，秦以前古学已成，则此类当归附于古；其时既无古名，不过同气之中各有门庭，一源之流其分两派。若遂指为异族，势等雠仇，不惟前后失序，又且分合不明。今故以六艺定经学，不专主《王制》一篇，所有同异，悉为融化，于《戴记》削去古学一例。

18旧以为今古同重。李命三以为古不如今。其说是也。六艺皆孔子作，礼亦为孔子所传，本同一源，纤毫悉合。以今礼说六艺，首尾贯通，无待勉强。又秦汉皆今学，诸子博士莫非此派。义证详多，今学所长也。《古书》《毛诗》本以立异，意主释经，今礼即由经文推出，欲树别义，必背经文，古学受制于经之事也。明著之条，苦不能变，则于其细微枝节处变之。而辅以异例、异说以求自别。然其改变，不过十中之二三，所改既于经嫌强合，又与不变之条每相龃龉，此《古书》《毛诗》之所以不如今学也。至于《周礼》出于羼补，《王制》纲领贯串，节目详明，实可举行，而经传载记、子、纬、史、志，符合师说，不可胜计。[长寿李命三《王制集说》可考]《周礼》其为《佚礼》原文者无足谕，其专条不惟纲领不能寻，且与本书亦相矛盾。即如封建、爵禄之类，全不能行，且诸书并无一明文确证。《周礼》本依托《王制》以行，若提出今学明条，更无以自立。至于《诗》《书》经文，全同今学。古学乃以《周礼》推说《诗》《书》，自张门户。而经文与师说明说今欲变之，亦如《周礼》之变《王制》。故杜、贾、谢、卫诸家先录经文旧说，不能骤改，取可以通融之条简略注之。至于《马传》，更加礼说；郑君继起，乃稍明备。然所加与经不符，勉强衍说，臆撰无征。[以《尚书》五服马、郑注考之，其义自见]今经专条，则避难不说，此其短也。今本《毛传》略存训诂，礼制缺略，此谢、卫开宗之本，杜子春说《周礼》与之略同。说者不识此意，以为古学简略。按秦传记莫如《两戴》，西汉之作则伏、董、韩、刘，莫不详明，何尝似此简陋？今欲解经悉合古说，岂不大难？至《孝经》《论语》，不过意取备对，与今学相配，彼时未成家矣。盖是非本有一定，今学既为正宗，而谓别派亦精确详审与之相比，固非情理所有。若能精思果力，再补义例，突过前贤，亦势所能。若谓足敌今学，则恐终难，愿与治今、古者共勉之。

19旧以今学无异说，古多异说。周宇仁以为今多古少。其说是也。今学弟子人多，数经不同，又历年久远，不能不有异义。曾子与子游裼袭异同，儒家分为五派，此其验也。古学本只《周礼》，乃多与《诗》《书》不同，何况今学？旧说过拘《王制》，凡有异说皆归古学。今于哀、平以前不立古学名目，则凡异说统归今派，不必拘定《王制》，以六艺为断，为得其实也。

20旧说以《周礼》《毛诗》《左传》《古书》为一派相传。新繁杨静亭以为《毛诗》在后。是也。《左传》建国立官，多仍今义，而《周礼》则故与相反，此二书不同之证。古文以其传于刘歆，遂自为古，非也。《古书》《毛传》则经无明文，徒取《周礼》古制之专条，推以说之；二书今学名条，反致不敢直用。盖欲取之以为说，则适与今同，无以自成门户。凡所主张皆古学专条，此述者之事，不能自由之苦衷也。其始虽欲立异，门户尚未分明；其后门户既改，从违不得不严，反于今学不敢袭用。此四书有明文、无明文，用今学、不用今学之分。所以古学之中又自有异同也。

21旧以今、古学皆有经。富顺王复东疑其说。今按：前说误也。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即《孝经》《论语》《左传》《国语》亦然，则固无古经矣。《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今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耳，不得为经。《书》《诗》与《易》，更无论矣。今定凡经皆为今学，古之所以不如今，以其出于附会羼改也。

22旧以古学汉初有传授。刘介卿以为始于刘歆。其说是也。古学以《周礼》为主，虽《左传》早出，非古学。古学始《周礼》，《汉书·河间献王传》有得《周礼》之文，出于校补。刘歆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歆手，以为新室制作。其书晚出，故专条西汉无一引用，《移博士书》亦不援以自助。孔氏《书》有经无说。毛公本传子夏。东汉以后之《古书》《毛传》非西汉之旧。《费易》亦后来以配古学，实失其实，西汉无古学可知。虽叔孙通定礼有与《左传》相同之处，此乃今学，实非古学专书。古文家所指之张丞相、贾子、孔氏、太史公、毛公皆实为今学，得此考定，然后今、古之说乃明。

23旧以今学于古学有因革，于孔子前已立古名，孔子损益，乃为今学，则先古后今矣。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虽《左传》出于先秦，然其书兼传六艺，据《王制》立说，由刘歆立古学，援《左传》以为助，与《礼记》无异。歆所详《周礼》本于《佚礼》，是古全由今学生，非古在今前也。旧误以周制为古学，故致颠倒，实在周制本不可考。《左传》全用六艺师说，虽间有为古文家所点窜，然其大纲不能有异，凡异处谓其生于今学可也。不得以古前今后，失先后之实。

24旧以传古学者亦有弟子。此说非也。弟子本不止一说，然皆传孔学，自当同为今派。《左传》经说亦为弟子，孔子教授多在著述以后，弟子亦无闻古学先归之事。《周礼》《书》、《诗》事从后起者，更不待论矣。

25《诗》之鲁、齐、韩三家，旧以鲁纯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按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耳。《公羊》之与《穀梁》，本同此例。今以《穀梁》《鲁诗》为鲁学，《公羊》《齐》、《韩诗》为齐学，不尊鲁而薄齐，特以此示异同之例。齐学同祖孔子，特文义参差，后人不明此义，强为分别耳。今以韩附于齐，只分二派，以乡土说之。至于古学，当时未成，东汉以后亦非乡土所拘，不入乡土之例，示区别焉。

26旧以孔子前子书归入古学。华阳范玉宾以为非。今按：范说是也。子书多春秋以后处士托名，管、晏未必自撰，半由后儒掇拾。又子书多采古书，如《管子》之《弟子职》及《地员》等篇，非《管子》书，或集《管子》者之采入，抑或汉以来乃附入，其中实多今学专家之语。今当逐书细考，不能据人据时以为断。至于兵谋、纵横等书，本不入派，如其中有为今、古学所同者，摘钞备证可也。

27旧用古说，以为五经皆为焚书，有佚。康长素非之。今按：康说是也。博士以《尚书》为备，歆愤其语，遂以为五经皆有佚缺，然后古文可贵。《易》有《连山》《归藏》，《书》有《百篇序》，《诗》有赋、比、兴、笙诗，《春秋》有邹、夹，《礼》有《佚礼》，托之壁墓，尊为蝌蚪，群仍其误，以为经缺，千年不悟。近来诸儒讲西汉之学，牟、邵诸家乃证经全之说，信而有征。文详各经凡例，足相发明。

28旧以《春秋》为孔作，《诗》《书》、《易》《礼》则为文王、为国史、为周公之遗，以四经与《春秋》不类。使孔但作《春秋》，则四经当为旧制，必有异同。今一贯同原，知无新旧之异。六经垂教，不能参差；四代同文，必由一人手定可知。歆《移书》犹以经归孔子；以后报怨，援周公以与孔子为敌，遂以《易》为文王、周公作，《春秋》为鲁史，《仪礼》出于周公，《书》为历代史笔，《诗》国史所存，挦掇仲尼，致使洁身而去。东汉以后，虽曰治经，实则全祖歆说。

29旧以史册为古学。华阳张盟孙以为不然。是也。古学托始《左传》，其书实以今礼为本，非据史册为说。[其据史册为说者皆异例，非异礼也。须辨之。]既不能加古名，安能指史册与《左传》同类？谓古学家祖之，则可；遂以史册为古学，不可也。凡属史册，今不以归二派，旧例今、古同者亦附焉。

30旧专据《王制》以为今学，凡节目小异者遂归入古学。胡敬亭以为文异义同。其说是也。盖当时拘泥《王制》《穀梁》鲁学为今学专门，凡文不见二书者，不敢据为己有。又以《左传》为古学，其文与鲁学小异者，皆以为古学。《周礼》《国语》多同孔语，故以为孔子实传古学。刘歆以前，如张苍、贾谊、毛公皆传古学，代有授受。及细考之，乃知《左》《国》全为今学，其书早行，未经刘歆羼乱。《周礼》亦惟专条乃为刘歆语，其与《戴记》同者皆为今学。实古学之所以立者，全在今《周礼》羼改数条，歆以前实无此等议论。今学广大，不能仅据《王制》明文，有言有不言，要之皆其所统。由此观之，则西汉以上无不为今学者。《周礼》古文之学实至东汉中叶乃盛行。所指师传，皆为伪托。如《祭法》庙制、祭仪与《国语》同，而《荀子》亦有此说。《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无之，孔子之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尽屏为异说也。盖事理繁博，诸经每详一端；细节门目，必须参合，乃能全备。犬纲之封国、职官、选举、学校，群书皆同，而细节文多互见。即以庙制言，大纲之七庙，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祭期则小异。《诗》与《王制》详四时，《祭法》有日、月、岁、终，《孝经》只春、秋二祭，《公羊》则言禘、祫，说各相歧。必合通乃为全义。言大纲者则参互者传记之细节。《王制》虽大纲略备，然事理非一书能详，其大纲同，而节目不无小异。治《孝经》《国语》者亦然。又汉去春秋久，《王制》为先师之本，《公羊》传严、颜二本，犹自不同。考《白虎通》有《王度记》，《王度》当为《王制》副篇。《王度》有记，则《王制》有记可知。举一家之本，以尽括今学，势所不能。今欲举《王制》括群经，则以大纲为主。如以《王制》说《公羊传》，传文不同者，则以尊卑异仪，差互见义，略举示例。文异义同诸例之至群经亦同，然后《王制》广大。足以包括群经，不致小有异同，辄屏为异说。如《礼记》孔子礼说与《王制》多异，固有依托；然其说多与六艺合，则不能不以为孔子说。必有此例，然后《王制》足以包之。[如《曾子问》《檀弓》所言礼制多与《王制》不同之类]然此为专治《王制》言之。若各举一经以合《王制》，宜专明本经，不关异说。若再牵涉，徒滋烦扰。师说参差，莫如《戴记》，今即以治《戴记》之法治《王制》，参观以求，思过半矣。

31治经须有次第，亦有年限，今略定为此说，以待治经者之采择焉。《王制》以后世史书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五服，则地理志也；其言兴学选举，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诸事，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财富，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所掌，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具于此，宜为一王大法。今立此纲，凡治经者，先须从此入手。此书已通，然后治《诗》。《诗》之东西通畿、大伯、二卿、四岳、两卒正，此陈九州风俗以待治也。[《尚书》之周公篇与末四岳横说与此同]《大雅》王事应《三颂》，《小雅》应《国风》，移风易俗，所谓平治之具也。此一代一王之法。《三颂》者通其书于三统也，如《尚书》之四代。洽《诗》以后，可以治《尚书》。《尚书》专明三统，《帝典》规模全与《王制》相合，俨然一代之制。以下二十七篇则《帝典》细节。三代之文甚略，以《帝典》推之，列序三代，即《诗》三统之意。《书》中又分礼制、行事二门。礼制专言制度，如《立政》言选举、官人之法，《禹贡》言九州、五服之制，《吕刑》言司寇之事，《禹誓》《费誓》言司马出征之事，《文侯之命》言加命之事，《顾命》言继位之礼，《洪范》言阴阳五行之事，为全书大例。此数篇以制度为主，朝庭典制，故文从字顺。《商盘》《周诰》则多述时事，告下之文，故不易读。言时事者近于国风，言制度者近于雅、颂。《诗》《书》已明，然后习礼乐。《仪礼》者，《王制》司徒所掌六礼之节文，异说甚少，全为仪注之事，治之甚易。乐者，《王制》大乐所掌之实事，言止一端，易于循求。礼乐已明，然后治《官礼》。[据《周礼》删去伪羼之条，易今名以别之。]《官礼》者即《佚礼》原文，立官与《王制》冢宰三公相同，《曲礼》六大、五官、六府、六工即其旧目。《王制》于诸官举其大纲，此为专书加详，二书重规叠矩。《王制》已明，此书迎刃而解。然后可治《春秋》。《春秋》者举《王制》之意衍为行事，制度纲目全同《王制》。《王制》如宫室图样，《春秋》则营造已成者。群经已明，《春秋》易治。然后治《戴记》《左》、《国》。《戴记》者群经传记。《王制》为大宗，又分类附各经，则说已大明，不嫌繁难矣。《左》《国》虽主《春秋》，群经传说皆见于本经，更以类相从，事最易举。统计以三年学《王制》，《诗》《书》、《礼》《乐》、《官礼》《春秋》《礼记》《左》、《国》，一年治一经，十二年而群经皆通。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今之学者终身不能一经，皆由失此秘钥故也。

32六经相通之事，如《春秋》亲迎，《诗》《礼》莫不同。《春秋》三年丧，《诗》《书》、《礼》皆同。《春秋》讥世卿，开选举，《书》《礼》皆同。《春秋》九州、二伯、方伯，《诗》《书》、《礼》莫不相同。《春秋》讥再娶娣侄，《诗》《礼》皆有明文。[约举数端，馀可类推。]三公九卿，群经皆同，惟伪《周礼》独异耳。又九州五服，群经皆同，亦惟《周礼》独异，并无时代乡土之异。又即《尚书》而论，《禹贡》与典、谟同，《吕刑》与《帝典》同。《尚书》四代礼制实无沿革，使非孔制，四代当有异同，即一经中不自矛盾乎？伏君《大传》又何为据《王制》以遍说四代乎？惟六经合为一书，故此经所详，彼经所略。如明堂辟雍，大典礼也，《诗》言之而《春秋》《书》、《礼》可从略。制爵班禄，《春秋》详之，而《诗》《书》、《礼》不详言。相济相成，乃能全备。后人专学一经，便有所穷。故博士议礼，本经所无，则从阙略。经学须博通，乃备一王之制也。[汉人博士据《王制》以遍说群经，使非相通，万不能一律相合，观十四博士同一制度，则经学之相通无疑矣。]

33自春秋至哀、平之际，其间诸贤诸子、经师博士，尊经法古，道一风同，皆今学也。虽其仁知异见，乡土殊派，然谭六经必主孔子，论制度必守《王制》，无有不同。刘歆报复博士，创为邪说，颠倒五经。改《周礼》而《王制》毁，言邹、夹而三传阙，有《毛诗》而三家绝，有马、郑而今文佚，经学真传由歆一人而斩，所存二传、二礼，又皆乱于歆说。东汉以来皆受其欺，甚且助虐。故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徒滋聚讼。今欲正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也。

34王子雍与郑君争不胜，造伪书以自助；刘歆与博士争不胜，改变古书以自助，其智同也。初则博士假朝廷之权以遏抑歆，后则歆假王莽之势摧击博士。歆掌儒林，既负权势，得以自由，又淹博有作伪之才，遂足以翳蔽孔子，颠倒五经。自有刘歆，经学遂驳杂不纯，掩蔽圣心，使后来治经者，无一人能窥见尼山微意。今删汰古学四经，然后六经同源，微言可显。

35刘歆官司儒林，职掌秘籍。方其改羼《佚礼》，以为《周礼》，并因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遂诋六经皆非全书。弟子恐其无本，则私改史书、纬书以自助。如《七略》之有《周礼》《左氏》《古书》《毛诗训诂传》，此刘歆所改。他如《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后汉书·儒林传》之《毛诗》《周礼》等字，则为后来校史者所补。又范书以《毛诗传序》为卫、谢作，是晋宋间犹不以《毛诗传序》为西汉以前之书。今《郑笺》《郑志》别有以《传序》为子夏、毛公作之文，此为后人记识刊本，误以入笺。《孔疏》所引《古书》与古文同者多，多为后人伪造，刘炫好作伪说，当出其手。[与六朝人造《左传》渊源同]此等皆伪说，史、纬别有真条。今人治经，先看陆氏《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宜其不得途径。今先考明其真者，然后伪说可祛。必先洗涤伪说，然后可以治经。[说详《古学各经渊源证误考》与《释文证误》《隋书经籍志证误》中，《新学伪经考》甚详。]

36刘歆颠倒五经，至今为烈。真为圣门卓、操，庠序天魔。盖其才力既富，又假借莽势，同恶相济，党羽众多，流害深广，不惟翻经作传、改羼《佚礼》而已。至于史书纬候，亦多所改窜，后来流说，愈远愈误，至于不可究诘。今一旦起而正之，或者犹执流俗之经说、羼改之史文以相难。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37天下之事，是非不能两立。而刘歆伪说乃与孔子六经并立千余年，人不能止其非。虽攻《周礼》者代不乏人，然由于今学未深，不能心知乎真，何能力辨乎伪。故前人所指《周礼》之伪，半多真古书，于其伪者反不敢议，故遗误至今。诚于今学多一分功夫，则古学多露一分破绽。今学大明，则古学不攻自破。惟流误已久，若不辟之，恐不明白；然必于今学实有心得，方知其实。若但知其误，而不能心悟乎真，亦无益也。

38六经传于孔子，实与周公无干。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刘歆《移书》亦全归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家说以经皆出周公是电。后人习闻其说，遂以周公、孔子同祀学宫，一为先圣，一为先师，此其误也。古学以《诗》《书》、《春秋》为国史，《周礼》《仪礼》为周公手订，《易》爻辞、《尔稚》为周公作，五经全归周公，不过传于孔子，与刘歆《移书》相反，与“作六经贤于尧舜”之文不合，此当急正者也。[崔氏《考信录》已驳周公著作诸说。]

39博士以《尚书》为备。本出微言。[详见《尚书二十八篇叙例》]刘歆愤激其语，极力攻之，遂以五经皆为不全。《连山》《归藏》之说出而《易》不全。六艺之名立而《诗》不全。邹、夹之书录而《春秋》不全。[邹、夹无师无书，何以为学？又何以自立？此出歆伪说，欲以攻三传不能尽《春秋》耳。]《周礼》出而礼不全。于五经之外臆撰经名；于博士经学之外别出师法。后人遂疑孔子之经不全，博士之本未足，经学杂而不纯，博士缺而不备。引周公以攻孔子，造伪说以攻博士，皆歆一人之罪。公孙禄劾其颠倒五经，此之谓也。[今学《诗》《书》皆无序，《百篇书序》出于杜、贾，《毛序》则卫宏仿而为之。旧以今学《诗》《书》皆有序，非也。]

40旧以古学刘歆以前有传授，与今学同。德阳刘介卿以为西汉无传授。其说是也。真成、康之政至东迁时已多改异，自孔子作六艺，儒者所传皆孔子说。真周制虽间有存者，学者皆以为变古流失。[今《四代古制佚存》中所录是也。]《左》《国》、《戴记》诸子所言，均以孔子为主。刘歆与今学为难，始改《逸礼》以为《周礼》，刘歆以前实无古学派也。秦汉以前，所说礼制有与《王制》小异者，此三统异说之文，实非今学外早有古学专门名家，自成一派。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刘氏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马融以后，古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许、郑方有今、古之名。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今学传于游、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此今、古正变先后之分，非秦、汉以来已两派兼行也。古学皆出东汉，故《后汉书·儒林传》所言《周礼》《左传》《古书》其说不误。惟《毛诗传序》流误，以为西汉毛公作，或又以为先秦之人。以三事比之，其例自见。《毛传》与杜林《周礼训》相同，但明训诂而已，非西汉以前之师说也。

41古学始于刘氏，当移书博士时，所尊三事，皆为今学，不过求立《左氏春秋》、佚《书》《礼》耳。惜博士胶固，摈不与同。及后得志，乃挟《佚礼》改《周礼》，今学诸经悉受其祸，至今未艾。“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今欲见古学晚出，证之《移书》自明。史称《移书》引事直，则无不尽之言，后来古学家羼托之说，皆与此事不合。今特注之，以见《周礼》《毛诗》《古书》之出于后起。“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此以乐为孔所订，与古文家以为周公作者不同。]《雅》《颂》各得其所。[此以《诗》为孔子作，与以为国史旧闻者不同。]修《易》[与修《春秋》同，以《易》为本“坤乾”而加笔削，与后以为周文王作、孔子赞十翼不同。]序《书》[与《诗》同]，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盖此以为孔子制作《春秋》，成王道，与博士纬、杜氏说同。《左传》则以为鲁史旧文，周礼旧例。歆此时本同博士之学，后来攻博士，全与此说反。]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微言即今学所传文王、素王作六艺改制之说也。不能明言，谓之微言。]“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据《汉书·儒林传》以张苍、贾生为传《左传》，今不言，足见其伪托。]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据此，则谓张丞相、尹咸、翟方进等传《左传》以相授受者，误矣。]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泰誓》非博士旧传，伏生只传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之说，合《泰誓》数之也。《泰誓》盖即十六篇《中候》之一，非真《尚书》文也。]故诏书称曰：‘礼乐坏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佚礼》即今《周礼》，乃传非经。]《书》十六篇。[史公所录三代事不见《尚书》者即此，乃传非经。〇据此，则孔壁所得惟《逸礼》《佚书》二种而已，此二书为今学，博士所传，得孔壁乃全本，博士本不全耳。是当别无河间献王得《周礼》《毛诗》之说，而《左传》亦不出于孔壁，如王充所云也。]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旅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经，古字]旧说，[即解经释例之文，《五行志》引“说曰”是也。]多者二十余通，[指说微而言。]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多二十余通者，谓较通行《国语》多二十余篇也。]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无《毛诗》。]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谓以中古文本校博士本有脱误也。]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得此三事，则校书时秘府书与博士所传不同者，三种而已。校书作《七略》，今《班志》乃有《周礼》《毛诗》与《左传》同学。何以刘氏不引二书为据？乃引今学之遗。]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惜闵，士君子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据桓、贯、庸三家皆传《书》《礼》之学者，是《左传》并无师也。刘氏舍朝廷执政本师，不引以为据，而远及异学民间之儒生平？且云遗学与之同，不免附会。何以不引翟方进等为说哉！]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或不哀哉！”[此攻挦《公》《穀》二家，专为《左氏》而言。]“且以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

42据以上所言，特欲于经学外立《左传》古文耳。但云“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此兼《礼》《书》言之也。《汉书》以《周礼》《毛诗》并传于河间，藏有秘府。《左传》皆有师传授受。《后汉·儒林传》以建武立《毛诗》博士，皆六朝以后伪说行世，校史者据误说所羼改。如《后汉书·儒林传》十四博士之有《毛诗》，是其明证。今据此书为证，伪说自破。故以古学成于东汉，以《周礼》为刘氏所删补，《古文尚书》《毛传》为贾逵、谢曼卿始创之说，非西汉之书也。

43初用刘申受说，以《左氏传》刘例，即本传所谓章句出于刘歆。细考《五行志》引“说曰”在刘歆前，史采歆说，可云详矣，今传中无其一语。又歆说例多同二传，今传说、“今说”多与二传不同，简略不全。使歆为之，当不如此。且杜氏所引刘说，多与本传不合，知不然也。《史记》引解说已十数条，则经说不由歆出，更不待言。[说详《左氏凡例》中。]考刘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说，晚乃立异。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传》，乃知《周礼》之出，在于王莽居摄以后。《王莽传》上言《周礼》者只二事，在居摄后；中、下以后则用《周礼》者十之七。可见《周礼》全为王莽因监而作，居摄以前无之。歆当时意在乱博士礼，报怨悦主，不料后世其说大行，比之于经，并改诸经而从之也。如天子十二女，博士说也；百二十女，《周礼》说也。《莽传》上用十二女说，[莽纳女事。]传下用《周礼》说。[莽自娶一百二十人。]使《周礼》早出，抑刘歆早改《周礼》，则当时必本之为说，何以全无引用？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是时《周礼》始出，中多迎合莽意而作。今定《左传》出于《史》前，《周礼》出于居摄以后。《周礼》未出，《左传》亦为今学。《周礼》出，乃将《左传》亦牵率入古学也。[刘歆初本今学，后为古学，考言之甚详。]

44刘歆作《周礼》，以为新室法。窃取《公羊》为汉制作之语，而《莽传》不尽用其制。如《周礼》已出之后，犹用以三辅一百二十官之说。盖当时今学甚明，不能遂掩，至于引《周礼》，亦寥寥数条。古学之兴，始于郑康成，盛于六朝。史志遂以《周礼》为主，今文附见志中矣。故《莽传》皆今古并用，非全用《周礼》。当作《莽传参用王制、周礼表》以明之。

45旧作《周礼删刘》，将诸侯五等封地一条删出，考《史记》于鲁、卫皆云四百里，[《明堂位》七百里亦字之误；方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四百里举成数也。]是方伯食四百里有明文可证。既知此条实《佚礼》原文，特刘氏有所损益。方伯闲田三百一十六里，此定说。二伯当加，故云五百里。以此推之，三为卒正，二为连帅，百里为属长。《王制》三等指本封，此五等指五长，闲田乃明。[互文相起制度，刘损益其文以为实地，则失其旨。今将此条改还今学，则群经皆通，千载疑案涣然冰释矣。]

46《周礼》不出于王莽居摄以前，于《莽传》又得一确证。《莽传》上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周礼》明以为地五等，与纬书合，无附庸。今以为四等，合附庸而数，是未见《周礼》五等封明文也。又帝娶十二女，与后用《周礼》百二十之说不合。使《周礼》果出于前，刘歆校书时已得见之，则居摄以前亦当引用，不致前后两歧也。[说详《周礼删刘》中。]

47歆改《周礼》，今为删出明条，不过千余字，又杂有原文，然则合其零星所改，不过千字耳。歆固为攻博士，尤在迎合莽意。莽居摄以前，全用今说；意欲变古以新耳目，且自托于新王，歆乃改《周礼》以迎合之，大约多莽私意所欲为者。如引《周礼》为攻显君服缌，为莽聚百二十女。汉疆域大，改为九服万里之说。[诸如此类，此歆逢迎莽意而为之者也。]

48古学以《周礼》为主。《汉书·河间献王传》有得《周礼》之文，出于后人校史者据误说羼补。刘歆等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居摄以后，以为新室制作。[凡《周礼》专条误说，莽皆曾见施行，《王莽传》之文可考。《凡例》中“征莽”一条，即谓此义。]其书晚出，故专条不惟西汉无一引用，即居摄以前，莽歆亦不援以自助。《孔氏书》有经无说。毛公本传子夏。东汉以后之《古书》《毛传》非西汉之旧。《费易》后来以配古学，实失其实，则西汉无古学可知。虽叔孙通定礼有异同，然此为三统参差例。非实有古学通行传习。古文家所指之张丞相、贾子、孔氏、太史公、毛公皆实为今学。

49旧以今学于古学有因革，是于孔子前已立古学名，孔子损益，乃为今学，则是孔子亦有晚年定论矣。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刘歆援《周礼》以为主，其徒党最盛，推之于《诗》《书》以成古学，是古全由今生，非古在今前。旧误以周制为古学，故致颠倒。实则周制本不可考，古学亦非用周制。不得前古后今，失先后之实。

50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盖今学力求浅近，如孔安国之“隶古定”、太史公之易经字是也。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如《周礼》与《仪礼》古文是也。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无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铢称寸量，多乖实义。[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惠、戴以来，多落小学窠臼。陈左海父子与陈卓人乃颇详师说，踵事增华，易为力也。]

51《春秋大传》褚先生引为例礼传，《春秋谱牒》为事传。太史公据谱牒作世家、年表。此三传言事之专书。《春秋》以十九国纪事，《十二诸侯年表》除许、曹、莒、邾、滕、薛、小邾子，七国不数，《杞世家》有明文。此全本《春秋》立说。以周史事例之，则不得独详山东也。经于诸国记卒，故史详其世系。不惟《左氏》同之，即《公》《穀》言事，亦当据此。史公兼通三传，尤为《左氏》本师。故本之为世家年表。有《春秋谱牒》，本为译《春秋》之专书。若《左》《国》则不独为《春秋》而作，不为《春秋》专书也。

52博士以《左氏》不传《春秋》，初以为专以说微别行之故，继乃知其书实不独传《春秋》。[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以依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传本。]《春秋》编年，专传当以经编年；今分国为编，其原文并无年月，一也。依经立传，则当首尾同经；今上起穆王，下终哀公，与经不合，二也。《公》《穀》所言事实，文字简质，朴实述事；今传侈陈经说，制度与纪事之文不同，三也。为《春秋》述事，则当每经有事；今有经无传者多，四也。解经则当严谨；今有经者多阙，乃侈陈杂事琐细，与经多不相干，五也。既为经作传，则始终自常一律；今成、襄以下详，而文宣以上略，远略近详，六也。不详世系与诸侯大夫终始，与谱牒世家之意不合，七也。《春秋》大事盛传于世，载记纷繁。若于传《春秋》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乃征实用。今不羞雷同，而略于孤证，八也。有此八证，足见其书不专传《春秋》，盖仿经文“行事加王心”之意为之。经皆有空言、行事二例。《诗》与《易》，空言也；《尚书》与《春秋》，行事也。两《戴记》空言；《国语》行事也。空言未尝不说事，而言为详；行事未尝不载言，而事为主。《尚书》《春秋》，孔子因事而加王心；《国语》《左传》，因行事而饰经义。事为实事，言不皆真言，假借行事以存经说，本为六经之传，不区区一家，以为不专传《春秋》，乃尊《左氏》与《两戴》相同，非驳之也。《檀弓》，齐学之传也。[传记惟《公羊》与《檀弓》称邾娄，以齐语定之。]中言《春秋》例礼与事数十条，[言事与《左氏》文皆不同。]而兼及他经者亦多。《左氏》之书正如其体。《国语》本为七十弟子所传。与《戴记》同也。指为邱明，始于史公。[与《论语》所言非一人。]其书决非史体，其决非史官，万不可以史说之者。[新刊《左传凡例》详之。]

53《春秋谱牒》乃治《春秋》专书。若当时行事，则传、记、子、纬各有传述，言之甚详。《谱牒》详其世系终始行事，但有纲目，此真正传《春秋》之书。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文字简质，如是已足。若传记所言，则据《谱牒》目而衍成文章。如杀申一事，传记凡五、六见、言皆不同，事亦不合。[此类实繁，不能备举。]此书皆借事各抒所闻见。事如题目，记述如文字，人各一篇，不能雷同。[如崔杼、赵盾、世子生、践土盟之类。]总之今所传者均非史。若周时真事，皆怪力乱神，不可以示后人。如同姓为婚、父纳子妻、弑逐其君、恒公灭卅国、姑姊妹不嫁七人等，背礼伤教之言，乃为真奢。当时亦均视为常事，并无非礼失礼之说。孔子全行掩之，而雅言以《诗》《书》执礼，不得于孔子以后仍守史文之说也。《春秋》《国语》皆经也，惟《谱牒》乃史耳。董子云：《春秋》有诡名、诡实之例：当时所无之制，欲兴之，则不能不诡其人；义所当讳之事，欲掩之，则不能不讳其实。[《春秋》所见之监者，当其时并无其人其事。又凡所言夷狄，皆指中国，并非真夷狄也。]意不欲言则削之。[如郑厉公入栎以后，十数年不一记郑事，数经弑杀，终无其文是也。]制所特起则笔之。[如三国媵伯姬，当时无此礼，亲迎亦无详录伯姬之类。]《春秋》有笔削，凡涉笔削，皆不可以史说之。[削者首尾不全，笔者当时尚无其制。]后人好以史说《春秋》，而无左氏又非史，则杜氏乃得售其术。故凡大事，众人所共知，史原事也。至于一切外间小事，鲁国细事，不惟当时多无记录，即使有之，亦其细已甚，史不得详。总之，孔子之修《春秋》，正如刘歆之改《周礼》。《周礼》为刘氏之书，《春秋》亦为孔子之书。《周礼》当复旧观，《春秋》不可复言史法。如欲侈言史，太史为圣人矣，则《通鉴纲目》真可以继尼山之传矣。

54《春秋》为孔子修，故为经。杜氏承古文家法以为鲁史。《五十凡》为周公旧例，多存史书原文，则十二公中至少亦经七八人之手。以为据周礼凡例而书，故人多而文不一律。又据外国而书，并不问其得失及本国义例。似此，则真为断烂朝报，无足轻重矣。圣人垂教之大经，至诋为缘口代笔之杂说，非圣无法，至此已极。而世乃不悟，悲夫！

55《春秋》为孔子继《诗》而作，于史文有笔有削，各有精意。若但据赴告之文，则与今广报、沪报相似，且广、沪报亦自有义例，岂能不论可否，据赴直书之理？即如以十九国为主，余者不记事，全从《王制》主义，与六艺皆通。若但据史文，则当时国多矣，何以只此十九国来赴卒、葬，而宿乃一赴卒乎？每经皆有师说、义例，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如笔削、褒贬、进退、隐见、二伯、方伯、卒正、连帅诸凡义例、礼制四五十类，此《春秋》精意，师说也。《左》例中皆已具之，与二传同，与《周礼》异，此《左传》不可以为古学之实也。

56传若为国史原文，则一经应有一传，前后一律，乃为旧文。今传襄公卅年与僖前百年多少相等，且庄公至七年不发一传，此成何史体？又传多不应经，且有无经而传，所以不书之故，则又非史官所得言。故杜氏不敢以传为专据史文，尚属留心，不似后人鲁莽也。[国史之说，出于古文家，隐驳孔子作六经之意。一言史，则其弊不可胜言。]

57《谱牒》为《春秋》事传，所谓“其义则丘窃取者也”。各详一门，互相启应。今《公》《穀》每因弟子问录事迹，则《公》《穀》非不言事也。《春秋大传》今《曲礼》《繁露》中有其文，与事传初并不与经相连。依经附传，此为后出答问之书，故与今相比，《国语》者，弟子为六艺作，本为今学书，与伪《周礼》专条无一同者。古文家因传歆手，牵为古文，非是。刘歆羼《周礼》而不羼《左传》，以《左传》在前，迎合莽意后乃成，且心慕其书，不忍窜乱之也。

58《公羊》《穀梁》本一家也，由齐鲁而分。刘歆更造伪邹、夹之名，则《春秋》有四家矣。今会通齐鲁，合为一家，并收《国语》以补事实，则三传精华会萃一书，即邹夹二家之伪说，亦不能自立矣。

59周宇仁据《大传》文，主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予初不以为然，以《古书》引用者甚多，不能以佚文为非《书》；致考《百篇书序》，然后悟周说为是。如《大传》言五诰，《孟子》引《汤诰》不在五诰中，盖孔子所笔削为经者实二十八篇，其余即孔所论之余，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是也。及读牟黔人《同文尚书·小传序》力主此说。以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本，余存尚多，即《艺文志》之《周书》七十一篇也。其《百篇序证案》，以百篇出于卫宏、贾逵。盖圣作之经，不应亡佚过半，且既经笔削，则圣经也。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以为原文则可，圣经则何以尚待孟子之甄别？当亦非所敢言。《书》分帝王、周公、四岳二十八篇，各有起文，互相照应，其文已足，不能多加一篇。以义理事证包括无遗，不能于外再有所补。经贵简要，传贵详明，人多以传为经。[孟子引“放勋曰”云云，或以为《尚书》佚文，顾氏以曰为日，如此之类甚多是也。]又《孟子》纪舜事，皆为《尚书》师说，故文体与《尚书》不同。其误源于《百篇序》，《百篇序》以在《史记》而人不敢驳，实则其说皆不通。古无《舜典》，卫、贾创为其名，以凑百篇之数，陈亦韩说，本无别出《舜典》，《大学》引《书》通谓《帝典》。《子华子》《孔丛子》亦称《帝典》。陈南浦误于序说，并回护伪古文，疑“月正元日”以下，实古之《舜典》。按《帝典》古称《虞书》，以虞包唐。故三统之说言有虞氏而不言唐尧，举虞以包唐，不必别有《舜典》。且尧、舜均称，二典当并重，西汉以前乃无人引其文，无人道其名，万不能轩轾若此，可悟古无《舜典》矣。旧本尧、舜并说，合为一篇，名曰《帝典》。《大学》《子华子》《孔丛子》所称《帝典》，其本名也。后师因其首言尧，称为《尧典》。诸书之称《尧典》者，非便文，则译改。《百篇序》本占文家仿张霸而作，羼入《史记》，以为征信。考张霸《百两篇》备录经文，其伪显著。刘歆欲攻博士经不全，故本其书作序。有序无经，不示人以瑕。序袭《百两》，非《百两》袭序。《毛序》出于谢，《书序》则刘歆所为。以百篇立名，愤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耳。伪古文之作，伪《书序》实为之俑。阎氏攻《伪孔》而不攻《书序》，未得罪魁矣。魏默深以《孟子》《史记·舜本纪》之文为《舜典》，据而补之；陈南浦强分“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皆误于伪序之故。伪古文之《五子之歌》《咸有一德》等篇，本非书名，杜、贾引以凑百篇之数，乃亦附会其名，而撰为一篇，则不惟其文伪，并其篇名皆伪也。[牟黔人分二十八篇为三十一篇呵也，以《史记》所引序为真书则非。据云：《书序》不见《史记》者三十七，恐不如此之多，试再考之。]

60初以《毛诗》为西京以前古书。征之《史》《汉》，积久乃知其不然。使《毛传》果为古书，《移书》何不引以为证？《周礼》出于歆手，今《毛传序》全本之为说，刘歆以前何从得此伪说？[同学有《毛诗传序用周礼、左传考》甚详。]《艺文志》之《毛传》，《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后汉书·儒林传》之“毛诗”字，皆六朝以后校史者误羼，原文无此。[旧有《毛诗渊源证误考》一卷。]

61《周礼》出于刘歆，《古书》出于东汉，前人皆早疑之，惟以《毛诗》出东汉，古无此说。然《后汉书》明以训为谢曼卿作，序为卫宏作。使魏晋间果以《毛诗》出于西汉，郑君有以《毛序》为子夏、毛公所作之说，范氏何敢以卫、谢当之？《后书·儒林传》《古书》《周礼》创始之注皆名“训”，皆马氏、郑氏注。以二书相比，足见其例。此等为范书真文，后人不能伪改。若十四博士之有“毛诗”字之类，则后来史者所羼补，误信后说，以改古书。今当由此类推。至于《郑志》书有以传为毛作者，则又刘炫等之伪说，证之本书，考之本传，有明征者也。[牟黔人先生《诗切》主此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别为序，并以笙诗五篇为纂人之名。]

62孔子言“诗三百”者不一而足，今《诗》三百，是《诗》备也。刘歆愤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欲诋博士之诗不全，于是于《周礼》伪羼六义，于风、雅、颂之外，添出赋、比、兴。其意不过《三易》《百篇书序》故智。然赋、比、兴之说，古今无人能通，亦别无明证，此必出于伪说无疑。如言《三易》，孔子本“坤乾”作《易》，商得“坤乾”，何缘有《连山》《归藏》皆六十四卦之说？[旧《易》言“坤乾”，孔子修之，改为“乾坤”，扶阳抑阴之说所由出焉。]《书》实只二十八篇，十六篇特为传说。歆创为百篇之序以攻博士，不惟杂凑乖谬，其病百出，即捏造《舜典》《帝诰》二篇名，已万不能通。《艺文志》邹、夹二家《春秋》，按既言“无书”，则《艺文志》何以列之？无师则不必有书，即使有书无师，又何列之？而当日桓公、贯公、庸生之书所引用者，乃不收之？既有二家，《移书》何不引之？凡此皆刘氏报复“《尚书》为备”一语之说也。而《毛诗序》首引六义《周礼》之文，传又于诗下加“兴也”字，[朱子乃加比、兴。]此谢、卫为刘歆弟子，据《周礼》为说之切证也。若《毛诗》为古书，则必实能将六义说清，与《三易》《百篇序》皆通，然后能信为真西汉以前之毛公，非谢、卫作也。[牟黔人先生以六义为刘歆伪说。是其一证。]

63六经皆为孔子所传，刘歆《移书》亦同博士说，此歆初议也。[歆于事莽以前，议理上书，皆本今学，与博士无异，如庙制用《王制》《穀梁》是也。]至后乃造伪说，以攻博士。《周礼》为周公手订之书，又有“三易”“六诗”，是经全为周公旧文，非孔子作，明矣。《论语》云“雅、颂各得其所”，今歆创为本之周公，而《毛诗》则据国史为说，此亦不可通之明证也。

64古无大小毛公之说，始于徐整，此魏晋以下人依仿大小戴、大小夏侯伪造而误。且有二说：一同时，一隔代；亨、苌之名，叔侄之分，均不能订。凡此皆伪说。[同学《大、小毛公考》已极明矣。]《释文》《隋志》多采六朝人无稽之谈，捏造名字，妄编世代。如《公羊》之数世，《穀梁》之数名，《左传》与《毛诗》之渊源授受，立为二学。经学惟《易》授传可考，《史记》有明文。此等如《唐书·世系表》臆造汉高祖父母之名，与近世地志姓氏俗说相同，不足以为典要。若先入为主，酷信其说，则亦听之耳。[河间献王以毛公为博士，亦误说，汉惟天子立博士。]

65今学《诗》有传，如刘向、董子所引诸条是也。所说多在文字之外，是为一经微言大义。故汉人重师法，如《乐纬》之先周后殷、绌杞故宋之类，亦是也。《毛传》但言训诂，与《周礼》杜林训同，此为谢氏之训。[《马传》今有辑本。]盖《毛公诗》不传，刘歆弟子以《周礼》《左传》二经不足以敌博士，乃推其说于《诗》《书》，务与博士诸经相比。刘歆改《逸礼》为《周礼》，弟子又从三家、欧阳、夏侯本翻改《毛诗》《古书》。三家《诗》师说详明，礼制俱备，非只言训诂而已。粗言训诂，不足以为经说。[今陈辑本与《韩诗外传》可见。]谢氏初翻经文，未有诗说，欲变博士则不能臆作，欲袭三家则无以自异，称为训，与《周礼》《尚书》之称训同也。后来马、郑继起，乃从而补之。《毛诗》之简陋，正其门户初立，穷窘无聊，非得已也。今欲只就传序，欲通《诗》之意，则欲渡无津，势不能行。陈石父疏亦惟有泛滥引用今说以济其穷，非古学之真。或以《毛诗》为古师简奥。夫《论语》《戴记》《国语》《孟子》说《诗》之文多矣，何尝似此钞录《尔雅》，便为经说哉！

66刘歆《周礼》中，暗寓攻击圣经之言。除“三易”外，《诗》有“六义”，则经佚其半矣；有“豳雅”，“豳颂”，则《风》不及半矣；有“九夏”，则《肆夏》只得其一耳。此等说全无依据，歆悍然为之而不顾者，明知其无益，特以此说迷惑后人，使人有疑经之心。故至今千余年来误说从无人正之也。

67东晋伪《古文尚书》，近人皆知其伪，作俑实始于歆造《百篇书序》羼入《史记》，使人疑史公从孔氏问故，必为真序。不知《移书》明云“增多十六篇”，安得有五十九篇之说，使歆不造伪序，后人何从而作伪？且伪书《周官》一篇，直为《周礼》师说，由伪生伪，歆其罪魁矣！《孔丛子》《家语》伪书也，中多与《周礼》同，即是其伪证。哀、平以前，《周礼》专条伪说无一佐验，凡有与《周礼》同者，皆为刘歆以后伪书，可由此决之。[《百篇序》为攻“《尚书》为备”，故自作之，《汉志》引用其文，出于歆手无疑。《毛序》则谢曼卿仿而为之。]

68六朝人物于刘学炎隆之际，笃信不疑。因其无本，反增撰伪说渊源，致成风气。凡《隋志》《释文》所载，十无一真。即如《伪古文》，当时亦专信不疑，更为之辞。幸阎氏讲明此事，世知其伪，今并删去《周礼》专条与《毛诗》《古书》之误说，则道一风同，雾霰消而日月重光矣。

69博士说经，皆有传授，经师说为主。西汉中如伏、韩、贾、董、匡、刘诸书，全以经义为主，不徒侈言训诂而已。专言训诂，是为古文派，其学既无本源，又多与经相反，今为考订，其误自见。

附《周礼删刘》叙例

1古今疑《周礼》、删《周礼》者不知凡几。惟其说浅略，故不足以为定谳。今立十二门以证其读。[说详凡例。]此书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糅合而成者，如果古书，必系成典，实见行事。即周公拟作私书，[此朱子说。]亦必首尾相贯，可见施行。今所言制度，惟其原文同于《王制》者，尚有片段。至其专条如封国、爵禄、职官之类，皆不完具，不能举行，又无不自相矛盾。[如建国五等、出车五等之类。]且今学明说见之载籍者无虑于百见；至《周礼》专条，则绝无明证。[如今学封国三等、三公九卿毋虑千条。而《周礼》地五等，以天地四时分六卿，则古绝无明证。]可知其书不出于先秦。今于其中删去伪羼之条，并将原文补入，以还《佚礼》之旧。

2《左传》本于《国语》，典制全同《王制》，与《周礼》相反；其云丧祭、丧乐、丧娶之类，多后人误解传意。至《周礼》，则刘歆迎合莽意所造之制，显与今学为难。如纬之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地三等，伪《周礼》则以为五百里迭减。《曲礼》言五官与天官，《盛德》言六官之名，《干乘》以四官配四时，此皆今学家同实异名分配之说也。刘歆本之作六卿，以天地四时分配矣。今学之师、保、傅乃太子官僚，而三公九卿则又明说不可易。刘歆以三太为三公，三少为三卿，配之六卿，以合九卿之数。皆依傍今礼，推例小变，不惟不合《王制》，亦绝无明证。后来《古书》《毛诗》之学，则专从此异说，以为宗派。其途愈隘，其说愈窘，马、郑继起，尚不明备如今说也。[《书》《诗》于今学明条误为通义者，亦并用之，不相分别矣。]

3初以《周礼》为战国时作，《考工记》为未修之底本；继以为刘歆采辑古学而成。皆非也。《周礼》原书即孔壁之《逸礼》，本为弟子润泽官职之言，与《荀子》“序官”同为《王制》之节目也。“序官”言名衔之事，其文甚略。《王制》冢宰在三公之外，所属有太史、司会二官，不为三公所统。常疑冢宰别为一官，未必为司徒兼摄，以掌职属官，皆在三公外也，而别无明说以为证。《考工记》一篇与五官文同，他书无此体。百工为司空职，古无其说。故先儒以为命博士作，乃补五官之缺。或又云：缺《冬官》，取《考工记》补之。然《冬官》篇首明云：“国有六职，百工居一”，并不云缺补。若如前说，命博士撰补，则何不据古书司空事，乃言百工乎？若如或说，缺《冬官》即以此记相补，除《考工记》外，他书并无此体。[《考工》三十官，《孟子》一书已见十官，确是古书。]不惟与本记文不合，于事理亦碍。则《考工》是与五官同一书，特非《冬官》耳。考《曲礼》天官，六大、五官、六府、六工文与《周礼》合，郑注以为其官皆见《周礼》，疑此与《周礼》合，而名目参差不同，[《周礼》六官之名，实本《盛德》。]不敢据以为说。蓄疑三四年，乃始悉其故。盖《曲礼》实即《佚礼》官职之旧题也。六大以大宰为首，下五者即其同职。大士，“士”即“工”误文，掌六工之事，后之六工即属之。大卜当为太仆。大宰即制国用之冢宰。六大即董子通佐大夫，董子说七人，今言六大者，未数司会耳。司会掌会计，下六府即其所统者也。此专主天子事。如今宗人、内务、大常、銮仪、太医、钦天、营造诸衙门，不统于部，直隶天子，故曰天官。此《王制》冢宰与三公别为一官之说也。[《曾子问》之宰祝、宰史与卿、大夫、士各为一事。又有五官之文，卿、大夫、士即五官之堂属也，与六大异事，即此可见。]五官首之司徒、司马、司空，则三公也。下司士、司寇，则《王制》三官之二也。今学本立三公，《王制》以乐正，司寇、市为三官，三官皆卿也。而《千乘》以司寇配三公为四官。[司士名见《夏官》，掌选举者。]三公二官，配数则为五官。《盛德》篇、[《盛德》篇文有与《周礼》六官同者，有注记混入正文，非《大戴》之旧，故康成注《周礼》不引以为证。]《昏义》皆言六官，《昏义》六官，官读如宫。《盛德》之六官则以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合数司寇与六大之大宰、大宗也。[《曾子问》称大宗、宗人，则宗伯当即大宗也。]三官、四官、五官名目配合虽不同，然皆为今学说也。[正如今之言阁部科道、部院、部科、督抚、司道、道府，随其类而言之例]六府则主为天下理财。[即《尚书》之六府也，为司会所统。]六工则为天下造器。[此为工师所统，序官有工师，非大工是也。]此皆别属，不统于三公，不归入六官者也。《曲礼》仅有其名，职掌则全见《佚礼》；《曲礼》为纲，《佚礼》为其详细。此书本弟子所传，故其文与《朝事》《内则》等篇相合，出孔壁后，与《左传》同藏秘书。《移书》所引《佚礼》，即有此六篇在内，当时学者不习其书。刘氏因立《左传》与博士积仇，莽将即真，更迎合其意，于是取此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文，删去博士之明条，而以己说羼补其间。歆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此《周礼》始于莽歆之明文。[故方氏苞《周礼辩》主此立说。]又不仍旧次，承《盛德》篇六官旧文，以变三公九卿之说，于是以六大为一卿，大宰即冢宰也，天官即仍其号。改司徒礼官为地官，以配天官，取司官所掌职尽归之，以合地官之义。[宋儒欲取五官之文以备冬官者，此也。]即以大宗代司徒主春，司马、司空仍旧文。[其不用《曲礼》司士者，以《盛德》言宗伯，不言司士也。]至于司空一官，则其职以归司徒，并分见余官，六府可以分隶，而六工不能，故即以司空作叙于首，以百工为六职之一。此刘氏取《佚礼》为《周礼》，变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以为六卿之实迹也。郑君注《王制》，以《周礼》为真周礼，以《王制》为殷礼；其注《曲礼》，亦犹《王制》，以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为殷礼。其所以指为殷礼者，乃据刘歆臆撰之言耳。今定为此说，群疑皆通，刘歆颠倒五经之言，乃有实据。不依此义，则以司徒为主地，司空主百工，天地四时分六官，西汉以前决无一明证。况众证确凿，无可疑乎？[按以《周礼》为出《逸礼》，则《逸礼》未尝亡也。]

4同学所撰《王制辑义》上举六艺，次及传记，又次及子、纬，下及经师。哀、平以前，莫不同条共贯，纲举目张，实可见之施行。至于《周礼》专条，参于《佚礼》之中，不合经传，又无征据。因诵法真文，连及羼伪，明知其说不通，然不能概指为伪，故以为周公拟稿，未见施行。使周公初稿自相矛盾至廿四倍，亦失其圣。何以西周未行，废稿乃流传至于哀、平？况废稿犹传，何以真者反绝？今《王制》全与经制合，何又不以《王制》为周公曾举行之书乎？何又以三代有沿革，不知为何代书？果如此说，是亦沿变之制，况由百里改方五百里，由五服改九服，纵有奇变，亦万不至此。《佚礼》本为《王制》序，而全合六经，百世不易之制。今为此伪羼数条，乃使其书为废稿，为流失。无论其说无据，究得实其书，亦不足取。是名为尊《周礼》，反以害之。今删去数条，其书便与六经相通，为百世不易之法，真与圣经同尊。不惟经学杜绝争，制度有实迹，且使孔子撰述苦心，不致经掩，道一风同，其乐何极。恶紫乱朱，恶莠乱苗，愿与天下一证之也。

5《周礼》真古书，真者多，伪者少。刘歆删去博士各条，参以臆说，以至真伪相杂，彼此两伤。今删去刘说，据博士明文以补之，则针芥相投，合之两美，以复《佚礼》旧观。其删出之条，与伪《古文尚书》编为一类并行焉。

6刘歆《周礼》之学，在王莽即不尽依，东汉亦不甚行。如《白虎通义》用古学者不过百分之一，《班志》用《周礼》者亦十无一焉。《周礼》盛行全在魏晋以后。卢子植以《王制》为伪，郑君注《周礼》，古学日兴，今学浸以微亡，皆在六朝之际。于是古学造渊源，自弥其阙。后人习闻其说，几以为周礼自古已有二派者。然此以末为本也，试考《史》《汉》，自知其事。

《周礼删刘》举例十二证目。[己丑作八证，辛卯作十汪，甲午乃益为十二，后有结得，再为补益。]

1违经：

凡歆所改专条，皆与诸经违反。九州、五服、三等封，三公九卿六大，本皆详明。伪说皆与相反，今学全与经合，即此可知优劣。或因《周礼》不同经，以为周公之私稿。即能通之，亦与经无相干涉，况其万不可通。

2反传：

《左传》传于歆手，古文学家以为古学，乃其制度无一条与《周礼》同者。刘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歆爱古籍，不忍乱之。改《周礼》以为莽制作，亦一时好奇喜事之举，初不料遂传为经，支衍为派，流毒至今如此之深。使歆早知如此，必改《左传》以自助。病心丧狂，尚更何忌。歆传二书而自有同异，同者通义，异者孤文，则是非不待言矣。

3无征：

刘歆专条，西汉以上从无明证，此人所共知。或以《明堂位》方七百里说公方五百里，不知其为四字之误。《千乘》亦闲田所出，非本封。以学礼师保证三公，不知太子宫官皆兼摄，非本职。又或以《朝事》证会同，不知乃注文误入，故郑注不引之。实则《周礼》条全出臆撰误读，无一明证也。

4原文：

凡歆所改，皆经传之明条大纲，删去一条，[删去大纲明条共千余字，附刊于后。]乃羼以己意。今其原文皆存，去伪补真，则全书血脉贯通。今删一条，必以原文一条补之，其改易字句者，则改从原文，不胪举其文。

5阙略：

《王制》文少，纲目分明，可举行，以实出圣作贤述也。歆本非制作之才，丧心狂病，迎合莽意，故其所改之新说，皆不能举行，虽马、郑极意求通，亦不能明切。如九服，不知天下若干州、若干国；五等分封，四公一州，究不知其封几公，与大小相维之制；九州则西只一州；北方二州，乃并封幽、并、兖、冀，多少悬殊，乖昼井之意。如郑注百二十女分十五夕，弼成五服之为千里，徒为笑柄而已。

6改旧：

歆意与博士为难，非博士之名义宏纲不改之。盖恶其显著，乃思立异帜。今于所改之条，备引博士旧说以明之。初本名通，误遭蒙蚀，试加考究，其迹显然。

7自异：

刘歆未上《周礼》以前，与以后议论相反。如莽初嫁女十一媵，后娶百二十女；初以六艺归孔子，后全属之周公；初以地合附庸四等，后以地爵皆五等。一人之说，前后不同。盖歆本今学弟子，为莽改《周礼》，兼以报博士怨，故前后不同如此。或乃犹以《周礼》为校书所得，未尝即此考之。

8矛盾：

歆删博士明条，乱以己说，删改未尽者，尝有矛盾之事。如以地为五等矣，而大国、次国、小国之文全同《王制》；如以百二十女为内官矣，而九嫔乃与九卿对文。凡新改之文与旧文血脉不能贯通，非其智力有穷，作伪劳拙，势有必至，若《考工记》序本以为《冬官》，后其弟子乃以《冬官》为阙，久而误其非，亦矛盾之一端也。

9依托：

刘所改之文，每不标异树的，必取经传可以蒙循之文，以求取信。又时有名同实异之事，以此迷误后学，久而不悟。如六卿之文取《甘誓》，然《甘誓》乃从行之卿，上有三卿，居守者以三孤为卿，仍袭三公九卿之名。师、保为太子官，三公所摄，即以为本职，而又以为不必备。依稀恍惚，似皆有所本。然推考原，皆不如其所言，辨晰毫厘，要贵精识。

lO征莽：

《公羊》师说以《春秋》为汉制作，歆改为《周礼》，亦是此意。故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考《莽传》凡专条皆曾举行与称述之，如百二十女、九畿、五等封、六卿、六遂，九州无梁、徐，加并、幽之类是也。以此证之，足见专为迎合莽意而改，初非欲以《周礼》为经也。

11误解：

刘歆所羼之条，本出臆增，无所考证，故其说不定。如《周礼》之出有数说，《连山》《归藏》有数说，赋、比、兴之不可解，《考工记》之非《冬官》，虽马、郑极心推补，终不能明。至于唐、宋以后，尤为疑窦，凡《通典》《通考》史志书，一涉《周礼》专条，便成歧误。观其解说，其误自明。此例最为繁多，略举是例而已。

12流误：

误解其病在《周礼》，流误则因而害于他经。如刘炫之作《连山》《归藏》，朱子之赋、比、兴，《汉书》之邹、夹，《尚书》之《百篇序》，束皙之《补亡诗》，以及马、郑之《诗》《书》注，降而至于《释文·序录》《隋经籍志》，疵谬百出，皆根源于《周礼》。今掘其根株，则枝叶自瘁。

今按：前人删改《周礼》者多矣，皆以意为之，或乃去其真者，许其伪者。今立十二证目为主，必十二证全者乃删之。如不能悉全，亦必有八九证者乃可。略举九服示例，以下可以意推。

九服万国九千里删：

《夏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违经：

《尧典》：“咨！四岳。”“咨！十有二牧。”《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康诰》：“侯、甸、男邦、采、卫。”[甸不当在侯字之下，“甸”盖“男”字之误，隶书“男”亦作“甸”。《左传》“郑伯甸也”，即郑伯男也。]

反传：

《左传》：“侯、甸、男邦、采、卫。”《国语》：“先王之制，邦内畿服，[即甸服。]邦外侯服，五百里侯服。侯、卫宾服。[即绥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改旧：

《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博士说：“王者方五千里。”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孝经说》：“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王制正义》引《尚书大传·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于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士三等，盖千八百国。”卫宏《汉官仪》：“古者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诸侯。”

无征：

原文：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阙略：

唐宋人合九服、五服为一，误说。《尚书》内四岳九州，外夷狄十二州，咸建五长，说最详明。《周礼》不详外州数目。计今学内九州、外十二州，共廿一州。《周礼》则九千里，九九八十一州，多今学四分之三。《王制》九州，千七百国。《周礼》多至十倍，为万七千国矣，其制不详。

自异：

矛盾：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大司马》《职方》九畿、九服名次相同，《大行人》则为七服，以要易蛮，少夷、镇二服。《职方》方千里为州，九州方三千里。《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以方七千里为九州。据《职方》方千里为州推之，方七千里当四十九州。今以要服以上为九州。多四十州之地。]

依托：

《尧典》“万国”，《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南·地形训》与此似同实异。《康诰》“侯、甸、男邦、采、卫”。[按中五服名目本此，《康诰》用《禹贡》之文，不如所说。]《汉地理志》：“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征莽：

《王莽传》中：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异；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此与大行人同。]

误解：

郑氏注：“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九国。九服合王畿，相距为万里。”[按《职方》《司马》文皆九服，《大行人》乃作七服，尚是有误服。郑注北方七千里为说，非是。当以九千里算之。]

流误：

《古尚书说》：“五服方五千里，相距万里”。《尚书释文》：“至于五千”。马云：“面五千里为方万里。”《礼记·王制》《正义》引郑《尚书·咎繇谟》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郑樵说：“五服九服之制虽若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绥服；周之卫、蛮，即禹之要服；周之夷、镇，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二服。而周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五城二千五百里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故《行人》《职方》言‘九州外谓之藩服’。”

《周礼》删文[九服见前，故不录。]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以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大事则从长，小事则专达。

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职，以服邦国，以正万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职，以诘邦国，以纠万民，以除盗贼。六曰事职，以寓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夏官司马》第四

凡邦国干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

《秋官司寇》第五

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今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视馆，将币，为承而摈。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

《冬官考工记》第六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给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今按：六官所删成段者于左，单字孤文不列于此。所删之条，如能说通者，可以收入。[如豳雅、豳颂之类。]以外尚有未尽者，则俟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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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圣篇》为1888年与《辟刘篇》同作之姊妹篇，同为廖氏经学二变时期之代表作。1902年又成《知圣续篇》，是年付梓，与正篇合为《知圣篇》上、下卷。但卷内仍题为《知圣篇》、《知圣续篇》，盖以示二篇非一时之作也。《知圣篇》盖为廖氏“尊今”之作，篇中盛言孔子素王、受命改制之义，且以六经皆孔子为改制而作，言其“存空言于六经，托之帝王，为复古反本之说”。故六经所称之尧、舜、禹、汤、文王，并非“实录其事”，而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言。书中亦多言“四代礼制”、“三统循环”之说，亦皆托古之意。康有为于1889年得此书稿本于广州，遂据之撰为《孔子改制考》，且于廖氏说大有发展。近世学林流行之托古改制说，盖即肇始于此篇。又廖氏于1897年已启大小、皇王以代今、古之论，故1901年重订《知圣篇》时亦羼入大小、皇王之义。廖氏晚年又于家藏本《知圣篇》续有批改，孔子造字等说亦已入之，盖五变时之说也。今从《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校勘中转录存之，以见廖氏晚期思想之一斑。又1902年撰《续篇》之时，已悟天、人之义，故《续篇》不仅盛言大小、皇王，且亦羼入天人六合内外之说，故此篇当视为后三变时之作，已多窈眇之论，不复为学林所重矣。

本书除《新订六译馆丛书》本外，另有张氏《适园丛书》初集本，1911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巴蜀书社1989年出版李耀先主编之《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选有此书。

*()：廖氏晚年家藏本所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