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歆修《六艺略》，既尽窜伪经遍布其中矣，无如伪书突出，师授无人，将皆疑而莫之信也。于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伪造师传，假托名字，弥缝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结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谓左氏师授无闻矣。案经久远，无不破露，今发其覆，作伪之劳，不足供一哂也。独是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刘歆有知，应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绐耳。今将其伪造源流，条辨于左。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于二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儒林传》文，大概用史迁之旧而稍加增窜。一事，「缀周之《礼》」，《史记》无此语。十七篇盖孔子所作，非《周礼》也，歆欲藉以实《周官》耳。二事，「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史记孔子世家》有此语，无「为之传」字。《易辞》皆孔子作，歆欲改为文王作上下《经》、孔子作《十翼》，故云「为之传」，此微意而暗窜于此者。三事，「六学从此缺矣」，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辨见前。歆既杜撰于此，复窜《史记》中以实之。四事，六经之序，先《诗》，次《书》，次《礼》《乐》，以《易》《春秋》终之，辨见前。歆既思易旧说，于《七略》改之。今复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乃及《诗》，所以遂其说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诸伪经，亦可见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谚所谓「千虚不如一实」也。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司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传》称「田何授雒阳周王孙，丁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按：周王孙名氏不见于《史记》，而丁宽读《易》精敏，学成东归，何至曰「《易》以东矣」，是宽已尽何之道，为传道弟子，余子莫及。周王孙古义，其传自何邪？则宽当知之。其非传自何邪？则正如赵宾之小数，隐士之异说，宽为何高弟，岂有为所惑而从而受之之理？推其特提「古义」二字，实欲托于本师，以为其费氏之根柢。其它或当有传费氏源流，文隐不可见耳《艺文志》首列《易传》周氏二篇，杨何、王同、丁宽皆在其下，犹群经之皆先序古文经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孙」，蔡公无名字爵里，犹毛公、贯公、胶东庸生也。何之古义不授诸王同、丁宽、服光，而独授诸周王孙，犹孔安国之古文不授诸儿宽、司马迁，而独授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之目，及《汉书律历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伪造以映带古学者，其作伪同一术也。

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授张禹、郎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师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郎邪邴丹曼容，着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认，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郎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宏，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

按：《传》深诋孟氏学之矫诬，以为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独传者。又诋京、焦为隐士之说而托之孟氏、异于田何。近人惠氏栋、王氏鸣盛、张氏惠言主张汉《易》者，皆诋班固不通，用梁丘贺之单辞，皆非实录。惠氏并主张赵宾改「箕子」为「荄滋」，而又自改为「其子」，读为「亥子」，见《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禺陈氏澧又主费氏。诸家之辨虽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气消息之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以《干》《坤》二卦附之于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于圣人首《干》《坤》为天地之义，似有难解。然所出甚古，西汉纬书及经说皆然。盖陵夷至于战国，儒术既绌，儒者无由自进。言仁义则人主惮闻之，而祸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说《春秋》者附会灾异，说《尚书》者附会五行，说《易》者附会阴阳，以耸动人主而求售其术。自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传》为阴阳消息之学所萌芽。及秦皇、汉武好神仙祷祠，方士并进，故《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之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今以《汉志》考之，「《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此已为京房灾异所始矣。「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杂阴阳》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太玄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钟律灾应》二十六卷，《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二卷，《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黄钟》七卷，《刑德》七卷。」「耆龟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书，实其所祖。本为阴阳占卜之书，诸儒欲以术动时主，故附之入《易》义耳。于是大儒若董仲舒，亦专以灾异说《春秋》，传「开阴闭阳以求雨，开阳闭阴以止雨」之术，《春秋繁露求雨》《止雨》两篇盖或有别传。后儒者争以怪迂之说动人主。眭孟言「大石立，僵柳起，汉当传国。」虽被诛，而宣帝既立，事有征验，子亦为郎。夏侯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其族子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昌邑王数出，胜当乘舆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京房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翼奉以五际说《诗》。俱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盖以占验祸福动人主，汉时「五经家」皆然，京房应时而起，托之于《易》以行其说，或孔门有是而附益之。盖本「五行家」灾异占验、钟律消息而作，其称焦延寿者，是否假托未可知。汉人欲行其说，无不依托于经，如《公羊传》之「母以子贵」，《左氏传》之「其处者为刘氏」，皆汉儒窜入以重其经。犹佛氏之起，以咒术治鬼神猛虎毒蛇。于是人皆敬畏之，而其道以行。《传灯录》所载二十八祖及晋之佛图澄、梁之陆法和皆是。今西藏红教犹其绪余。开国之始，神丛狐鸣，西汉灾变之学，亦其类也。至于王莽，尤尚谶学。光武染其余风，以谶立王梁为司空，桓谭、郑兴攻谶则谴责，杨厚、郎顗占验有应则尊显无伦。《史记六国表》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魏相称「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说所出，源流深远，然仍是读《易》别录之书，于圣人之经无预焉。唯与《说卦》「《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其义同。于是为孟、京学者借口之祖。唯《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蠢者知阙焉。」《论衡正说篇》「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谓「逸《易》」，《隋志》以为即《说卦》，此杨雄、王充所见西汉旧说，则《说卦》必焦、京学者所传授。《易纬干凿度》《稽览图》或为其学者所附会，其消息辟卦并同。「五行家」有《钟律消息》，则「消息」二字所本，或亦本为《易》义也。张衡谓纬书起于哀、平间，则《易纬》固在京房后，其用《京易》无足疑也。故《后汉书方术传》曰「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益可见为数术杂占之学。孟、京俱言卦气、消息、辟卦、杂气，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栋《易汉学》所引可见则孟、京二家似出于一，然孟氏实有出于田王孙者。《汉书艺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则《易》家《候阴阳灾变》。孟氏传之焦、京，或焦、京所托，今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是。焦循《易图略》亦有此说若虞氏自奏称「五世传《孟氏易》」，见《三国志》本传注而纳甲之说全用《参同契》；自奏言「郡吏陈桃梦道士予臣《易》六爻吞之。」见《三国志》本传注诞妄无稽，然益见仲翔得自道士异教之学。惠栋、张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图》出于道家，不知《卦气纳甲之图》亦出方士、道士之所传，齐、楚佩剑，皆未得也。然源流既远，且西汉博士之说，非刘歆所伪。别见《易汉学辨》，今不详。

《孟易》虽言灾变，然梁丘贺以筮近幸，与《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诸人正同。是贺亦候灾变，不独喜有之，贺安能以改师法责喜？传云云者，盖西汉以后，施、梁丘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费氏夺而易之，故诬辞巧诋耳。观其下云「刘向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则不以为孟氏异于施、梁丘氏，而仅以为京氏异于孟氏。盖前主攻孟，后主攻京；攻京之时，并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岂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统，故以孔子《十翼》厌胜之，而痛诋灾变之非；其继不能遂，乃袭取其说而改其面目，敷衍支离，抑又甚焉。是心劳日拙之明效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郎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繇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

《费氏易》为刘歆伪撰，辨见前。其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考《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皆传《费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说采卦气、消息、辟卦、世应、飞伏，郑氏独传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说。按分野之说，《周官》《左传》《国语》有之，杂见于《汉书天文、地理志》，并移以说《易》，皆歆所创也。钱氏大昕曰：「康成初习京氏《易》，后从马季长受费氏《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其爻辰之法所从出乎？」《潜研堂文集答问》得其所自出矣。《经典释文序录》云「费直《章句》四卷，残缺。」则费氏有说，明矣。其所伪作《费氏易》，盖深攻孟、京，力主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据孔子以折诸家，又因《系辞》而造「之卦」、「互卦」之例，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着《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杂窜之于《左传》，又窜之于《史记》以易旧说。如《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若是者数条。又凡卦筮须有所指，《周官》《左传》《国语》并言「分野」，故又以「分野」之说窜入卦筮。然则费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于《七略》奏上之后，故《七略》无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着之欤？王弼之《易》亦出费氏，盖弼祖其「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之说，故扫尽象数，独标卦爻承应之义，其说大行，以传此言为之本故也。是至于今犹歆之伪《易》也。然《易》之经文亡恙，以为脱去「无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伪说耳。以《彖》《象》《系辞》说《易》，还孔子之旧义，虽出刘歆之说，然歆内主张爻辰、分野以为卜筮；《十翼》解经，特其假借之言，实非歆学也。且实光明无弊，不必以人废言。于今学扫《说卦》之伪文，于古学删康成之野象，歆矫伪六经之罪，于《易》差可末减乎！至「十篇」之说，《史记》不着，《孔子世家》及《说卦》，盖刘歆窜入者。《序卦》《杂卦》二篇，义理薄浅，王充、《隋志》以为后得。《杂卦》「《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与歆伪《尔雅》合，盖亦歆所伪造者。尔后《十翼》之说所由出也与？《高氏易》，辨见《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古文之伪，辨见《艺文志》。其传授源流，亦歆伪托也。史迁所引篇目，无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记》所说，与今文无不合者，其伪决矣。孔安国授之儿宽，今文欧阳、大小夏侯皆出于宽，则皆出于安国，何欧阳、大小夏侯无一人闻十六篇之书说，而都尉朝独闻之？何安国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师，而百余年无一人说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国传宽，宽传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高孙地余犹当宣帝时为博士，论石渠，高三传乃至龚胜，则八传矣。见《儒林传》又安国再传为简卿，三传为大夏侯胜，五传乃至孔光。见《儒林传、孔光传》又安国四传为小夏侯建，七传乃至赵玄。见《儒林传》玄，哀帝时御史大夫，孔光为太师，是时名儒光禄大夫则安国八传之龚胜也。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都尉朝再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之世矣，即云老寿，何相去之远乎？徐敖者，则传《毛诗》之人，王璜者，则传费氏《易》之人，胡常者，又传《左氏》之人，盖皆歆私人也。伪撰姓名亦不能多撰，虑其泄漏，故于古人则河间、鲁共、孔安国，于时人则胡常、徐敖、王璜，并遍传古学诸经者。但安国之本出于共王，不识河间诸古文经，齐、鲁诸儒何遂无传耳？作伪终有弥缝不密之时也。歆为国师，璜、恽贵显，此其昭昭也。胡常、徐敖，惜不及少待，然陈侠、萧秉皆为王莽讲学大夫，盖传其学无不贵显者。歆盖假借莽力以行其学者也。汉世尊经，故多伪经之人。河内女子之《说卦》《泰誓》《逸礼》为之始，张霸《百两》为之中，刘歆述其余风为之终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者，实则歆采霸伪《书》而作《书序》，并窜之入《左氏传》耳。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史记河间王世家》《儒林传》无《毛诗》，此是铁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动者也。歆为《汉书》，处处称献王，所以实《毛诗》《周官》之事，辨见《艺文志》。其云毛公者，真托于「无是公」者也。毛公定乐，而《毛诗》乃不知《诗》之为乐章，以《草虫》入于《采苹》《采蘩》之中，又以《楚茨》《甫田》为刺幽王。投壶、雅歌诗有《伐檀》《白驹》而毛公不知，恶在其传《诗》乎？徐敖受《尚书》于胡常，常是成、哀间人，而为毛公三传弟子。考之三家之传，皆七八传乃至王莽世，盖作伪者仍不能妄援广引也。《移博士书》云「博问人间唯有赵国贯公」，殆即长卿，又以为传《左氏传》者，皆歆杜撰也。徐敖盖歆私人，受歆伪经者，《后书》称「谢曼卿受《诗》于陈侠」，此歆所传者欤？其详见《毛诗伪证》。若毛公分为二人，有大有小，名亨、名长，又名苌，此则歆之重儓，又歆所未知者。

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张苍传》曰‘好书律术’，曰‘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术’，曰‘苍尤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晓，而尤邃律术’，曰‘着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其修《左氏传》也。盖歆以汉初博极群书者唯张丞相，而律术及谱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贾生传》曰‘能诵《诗》《书》属文’，曰‘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盖贾生之学，疏通知远，得之《诗》《书》，修明制度，本之于《礼》，非章句训故之学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痹篇》一事，《喻诚篇》一事，《退让篇》二事，皆与《左氏》不合，唯《礼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国语》耳。盖歆见其偶有引用，即诬以为‘为《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又曰当孝文时，‘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贯公当即毛公弟子贯长卿，歆所云‘贯公遗学，与秘府古文同’者也，曰‘贾生弟子’则诬矣。《张敞传》曰‘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非‘尹氏为声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妇’之谬说也。《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不伐丧’，亦皆《公羊》义。石渠《礼论》，精于礼服，未闻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张禹’，亦歆附会。要之，此数公者，于《春秋》《国语》未尝不肄业及之，特不以为孔子《春秋传》耳，歆不托之名臣大儒，则其书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学，其传授诸人名皆歆伪撰，而其发端则自左氏始。左氏书藏于秘府，人间不易见，自非史迁、刘向之伦不可得读也。汉世重六经，以《春秋》为孔子笔削，尤尊之。于时《公羊》盛行，《谷梁》亦赖宣帝追卫太子之所好得立于学，歆思借以立异，校书时发得左氏《国语》，乃「引传解经」，见《楚元王传》自为《春秋》之一家。刘歆校书为王莽所举，尹咸校数术，殆党附于莽、歆者，房凤则王根所荐者，王龚则外戚，非经师也。是四人者共校书，凤、龚所校不知何书，尹咸校数术，其经术不如歆可知；歆又挟权宠，故房凤、王龚、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龚胜、师丹皆大儒，知其伪，故不肯助也。考孔光号称依阿，而不肯助，盖光曾叔祖安国、祖延年、父霸为孔子传经之世嫡，未尝闻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确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诸古文为伪经，此可为一铁案也。师丹劾之，公孙禄以为「颠倒五经」，诚不妄矣。歆既以《左氏》附于尹咸，故托所出于尹更始。所谓「章句」者，盖歆所伪托也。因伪造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又托贾谊为《传》训故。所云「贯公」者，歆《移书》所谓「传问民间，唯赵国贯公学与此同」也；所云「河间献王博士」，则《献王传》所谓「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书》所谓「皆有符征，外内相应」也；所云「贯长卿」者，即传《毛诗》之人也；所云「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者，犹孔安国《尚书》「遭巫蛊难未及施行」，盖实无其事也；所云「胡常」者，传庸生之《古文尚书》以授传《毛诗》之徐敖者也；常又从江博士受《谷梁》，授梁萧秉君房，其果有是人为歆之所付嘱，抑为歆伪托？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犹「言《毛诗》本之徐敖」，护、敖皆为歆私人而已，「本之刘歆」则自不能诬耳。歆诸经皆托之于人，唯《左传》则任之于己，以《左传》为歆立伪经之根本，故不能托之人也。考胡常无论为真与否，即以此传质之，其弟子萧秉为莽讲学大夫，与尹咸、翟方进并受《左氏》于尹更始，则是元、成间人，与歆同时者也。徐敖从之受《古文尚书》，益少后矣。胡常于安国《古文》，自都尉朝、胶东庸生本三传于贯长卿，《春秋左氏》传自张禹、尹更始亦三传徐敖，既后于胡常，敖传《毛诗》，自贯长卿下仅解延年一传，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观之，其作伪之迹，故为错互，如见肺肝矣。《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学，恐亦刘歆所伪为也。《传》文叙谷梁氏之学，忽插入尹更始、房凤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凤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坚因而添入者欤？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经之说至于百余万言，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将军之《易说》仅举大谊、甲公之《诗训》犹有阙疑，滋蔓支离抑已甚矣！杨雄《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寡见篇》盖为通人所厌久矣。歆窥见此旨，造作古文而扫除今学，杜、贾扇其风，马、郑扬其波。迄汉、晋之间，令学尽灭，下迨唐、宋，扫地无余。昔之数百万言者，穿穴于遗文中仅得万一，虽歆伪乱之罪固不容诛，亦禄利之徒不知大谊，繁其章条，穿求崖穴，有以贻口实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汉学者譊譊自尊之时，岂知百余年间之亡灭哉！今之学者，尊圣人之经而不求之经纬天人、体察伦物之际，而但讲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苍》《雅》，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篇》迂滞若是，欲不亡灭，其可得乎！此亦识者所为远念也。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征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官，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莽亦与焉。故合歆、莽二传而辨之，以明新学之伪经云。

刘歆传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着。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按：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此必叔皮及西汉遗老之言，则从前传不解经可知。若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见《左传正义》一则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书乃见矣，知《别录》亦伪书也。云歆从尹咸、翟方进「质问大义」，此与《儒林传》叙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皆歆伪造渊源，犹《古文书》之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之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进传》云「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国师刘歆……师也。」方进虽习《春秋》，实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托所由来，称父「向不能非」。既诬其父，又诬其师，可谓绝无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书者，然但校数术，经学必不如歆，足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别有说。然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世无异义。马迁据《左氏》以修史，而《儒林传》不称其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亲见孔子，于传经无与。且着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其好恶，黜孔父、泄冶之节而奖郑庄之礼，谓果与圣人同乎？《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古论语》伪文，歆所窜入以昭符应者。歆遍伪群经之术皆如此，并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伯亦为刘歆，以左丘明为有二人也。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没，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然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犹未及《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盖歆以《毛诗》《周官》作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书，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字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亦得《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立博士，《移书》何以不兼称献王？共王薨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蛊事乃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何以不献？且安国蚤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志》《儒林传》何以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毛诗》，《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抵牾凿枘，合观之可见。其《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辨见《艺文志》。

《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相传，绝无「脱简」，若人间《左氏春秋》，原是《国语》，亦非有「间编」。歆托之秘府、托之古文，妄谓学官「学残文缺」。所谓「经或脱简」者，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国语》也。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贯公，即歆所称传《毛诗》之贯长卿；庸生，即传都尉朝《古文尚书》者，皆歆伪托。即有其人，盖亦歆私党，歆之授意者也。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传十七篇多士大夫礼，故其《逸礼》皆为明堂、巡狩之礼。故《艺文志》云「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此乃其作伪之微旨也。「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博士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为孔子之学铁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赖诵说而传，使《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之学，虽其本既亡，可以诵而补之。三百五篇之《诗》，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赖诵说而传，则孔子删《书》二十八篇之为全书，无可疑也。史迁《儒林传》不述左氏，今据西汉博士之学以得孔子之全经，赖有歆述博士之言为可信。其余不经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传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

按《歆传》，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礼皆歆学也。故遍录出，与歆之伪经征验相应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记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

按：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然莽之学周公自此始，后此事事效法，遂篡汉祚。歆《周官》《尔雅》事事称周公，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也。后世经学动称周公，而忘其为孔子制作，则为歆、莽所卖矣。歆、莽之假于周公，将有所图，后儒无歆、莽之私，岂可复为所谩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按《平帝纪》元始五年，「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云「《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皆歆伪纂。「史篇文字」，即歆所谓「古文」，以与今文违悖者也，辨皆见前。莽、歆搜求佚书，绝无他学，皆歆所力争于博士者，更增《尔雅》、史篇文字以征验之。通其一艺即征诣公车，前后千数，以广伪学、壹异说。于是天下皆诵歆学，而孔子之学绝矣。盖歆之所以得行伪学者，皆莽为之。命曰「新学」，岂不然乎！其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亦歆所伪。盖歆以博闻强识绝人之才，承父向之业，睹中秘之书，旁通诸学，身兼数器，旁推交通，务变乱旧说而证应其学。训诂文字既尽出于歆，天文、律历、五行、谶记、兵法又皆出之，众证既确，墙壁愈坚。当时既托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广其传，传之既广，行之既久，则以为真先圣之遗文矣。故虽以马、郑之雅才好博，兼综术艺者，尊信最坚，赞扬最力，岂非以其旁兼诸学、征应符合故乎？自魏、晋至唐，言术艺之士皆征于歆。寖淫既久，开口即是，孰能推见至隐，窥其瑕衅乎？此所以范围二千年莫有发难者也。今《汉书律历、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学，与诸古文经若合符节，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纠谬，别为篇，兹不着。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

莽一切典礼，皆歆主之。莽之以伪行篡帝位，歆之以伪学篡经统，交相须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岛。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

按：《左传》引尧、舜、禹书为《夏书》。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贡，当尧老而舜摄之时，九州岛水利土产，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皆因州而言。《尚书大传》「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盖九州岛除王畿无伯，故八伯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伪《左传》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诗》「帝命式于九围。」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岛，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为歆撰，然《职方氏》亦仅言九州岛，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贡》之徐、梁。唯《尧典》有「肇十有二州。」马、郑、伪孔以为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而《职方氏》有幽、并，是其与十二州异而实同也。《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附汉制而改饰之者。营州古无此名，歆以太公封于营丘而名之。王莽有并州，平州，「营」「平」音同，即营州，盖用歆说也。歆多以汉制为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诸星皆然。汉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为有十二州也。《尧典》「十二州」三字，必为古文家窜改。《尚书大传》有「兆十有二州」说，或更追改者欤？《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谷永传》永之对，皆有十二州之说，皆窜改者

「《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

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摄其政耳，无践天子位事也。歆伪作《明堂位》，诬先圣以佐篡逆，而后人犹惑之，何哉？

「《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

按：《尚书正义》一载《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为十六。」无《嘉禾篇》。唯《史记》《书序》有之。盖歆伪为《古文书》时，尚无附莽篡位意，后则伪为经记以奖莽篡，故复增造此篇。移书太常云「十六篇」，而叙《儒林传》及窜入《史记儒林传》，则但云「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以后有增加，故虚宕其辞，歆之肺肝如见矣。《尧典》「假于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诗》「假哉天命」，皆训至也，正也，无训真假之义者。「假王」之称，出于韩信。歆欲奖成莽篡，故缘此义以易古训。歆倡训诂之学以变大义如此。

按六经无四时迎气之祭。《尧典》「寅宾出日。」《尚书大传》「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执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迎日之辞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东郊。’迎日，谓春分迎日也。」《觐礼》云：「拜日于东门之外。」《礼器》云：「大明生于东。」《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于东门之外。」《大戴礼朝事篇》云「率诸侯而朝日东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义只此，无四郊之祭，更无四时迎气之举。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礼，与《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合，与《月令》合，盖皆歆之伪礼也。

「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

「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说也。按孔子之礼，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说则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于歆之伪《周礼》，莽盖为歆所欺者。「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为《周礼》大行之始，故特着焉。

「《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

莽之居摄名义亦由于歆。即此一言，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为伪经，复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

按：《易系辞》《大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五帝本纪》皆无少昊，唯《逸周书尝麦解》有少昊，则为司马者。歆变乱五帝名号，故窜之于《左传》《国语》《月令》，辨见前。此用歆说也。

「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

《诗》《书》《礼》《春秋》言庙礼无「祧庙」说，唯《祭法》有「二祧」，享尝乃止。《左传》昭元年「其敢爱丰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庙祧之昭穆」，是即「祧庙」之说。又《周官春官》「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是即「郊宫」之说。凡《祭法》《左传》《周官》皆歆所伪，莽用其说，故云「建郊宫，定祧庙」也。

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礼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酱百有二十瓮。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皆歆伪撰经文以媚莽者，此可为证。自歆伪经后，人主相承以为先圣经义宜然。于是后宫至万数千人，饮食度支岁费千万，以此亡国者接踵，皆歆启之。伪经之害如此。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奉养」一条，至深斥汉文帝之节俭，是则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职「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即莽所谓「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者也。

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孟子》言「泽梁无禁」，《王制》「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托于周公，而《闾师》云「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莽制「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用歆《周官》说也。然《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烝，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齐政之衰。晏子尚以为政衰，则周公不为可知。莽盖从歆以兴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货贿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举之。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郑司农云「百族，百姓也。」既非商贾、贩夫、贩妇，则是何人？非百官而何？贾《疏》为之辨，未见其通又《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即所谓「令市官收贱卖贵」也。《泉府》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即所谓「赊贷与予民收息百月三」也。此皆莽用《周官》制，民怨畔之。唐第五琦、皇甫鏄行酒酤、盐铁、铸钱，而民又怨之；王安石行青苗法，而民又怨之。歆此法也，亡三国矣。

按：今学无「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吕刑》有「皇帝哀矜庶狱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语，「皇帝」非以为尊崇。《左传》僖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实依《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姓》及《世本》，见《尚书正义》一盖孔门相传之说，谯周、应劭、宋均《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同之。歆缘《易系辞》有伏羲、神农事，伪《周官》伪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窜入少皞。《汉书律历志》载歆《世经》以太昊帝、炎帝、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帝喾、唐帝、虞帝为次，暗寓三皇、五帝之叙，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颛顼」，与《世经》相应。《左传》《月令》《律历志》大行，于是三皇之说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后汉书贾逵传》奏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皆因五德之运，证成古学之说，张衡于是反据以攻史迁之疏略矣。《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曰：「《易》称‘宓羲氏王天下。宓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nnno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则三皇之说已久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自是伪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并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三皇本纪》注实本之《世经》也。司马贞且补撰《三皇本纪》，于是少昊之为五帝遂为实事，竞讥史迁之纰缪矣。夫史迁多采《左氏》，如《左氏》实有问官郯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罔闻知，首创《本纪》便已遗脱一朝哉？其为歆之伪窜，证佐确凿矣。《五帝本纪》于《舜纪》引《左传》「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窜入者欤？按歆务翻今文之说，又窜附《国语晋语》，以炎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其母皆有蟜氏之女；以《列子汤问》有女娲氏炼石、共工触不周山事，因于《祭法》《国语》《鲁语》缘饰共工为九州岛之伯，《明堂位》加「女娲氏之笙簧」，诪张为幻，以崇佐验。于是述其学者，缘饰纬书，凿空增附，谯周则以燧人为皇，宋均则以祝融为皇，郑康成、皇甫谧则以女娲为皇，见司马贞《三皇本纪》注上承伏羲；《河图三五历》引伸为「天皇十二头，木德王……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大夬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见司马贞《三皇本纪》盖缘《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为之。《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诞妄不可穷诘，盖亦皆承歆之附会为之。至于《皇王大纪》《路史》等书，益辨之不足辨矣。

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韣。

按：先是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百二十女与膳羞百二十品，皆歆伪说以媚莽者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见于经传，凡今文博士无二说，莽纳女时犹用之。昏老纵欲，媚臣伪经说以傅会莽意，自是以为经法宜然，后宫众多，掖庭充满。隋之宫人万计，唐宗之宫女三千，纵恣无厌，怨旷充塞，皆歆作俑之罪也。歆之伪经，不过始则邀名，继则媚势，岂知流祸遂至于此哉！学者不正其心术，而以博闻强识造说立端，其祸等于洪水猛兽，可不惧乎！《昏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若非歆伪窜者，则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妇乎！若以为后宫有是，则断断无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