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
周礼出于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见，其授受不明，故为众儒所排，仪礼传自高堂生，有五传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学官，礼记删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详，魏张揖以为叔孙通撰辑，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陈寿祺曰，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曰，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经典释文序录引郑君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又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寿祺案孔壁所得书，鲁恭王传仅言数十篇，知非全书，艺文志依七略著录记百三十一篇，盖河间献王所得者，故六艺论兼举之，百三十一篇之记，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见艺文志，而别录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礼记所载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不著孔子三朝记之名。隋志言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减少一篇，与别录艺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魏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之言，必有所据，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礼中，武进臧庸曰，白虎通三网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法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汉志礼家阙其书，且没其名，何也，锡瑞案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郑以孔氏壁中河间献王两事并举者，孔壁所得书无周礼，许氏说文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不云有周礼，献五得周官，见汉书本传，郑君不析言之，故并举之。
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
陈寿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汉博士作，月令吕不韦作，或又疑乐记出河间献王，皆非事实也，礼记王制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考卢氏说出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然令王制无一语及封禅，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月令正义引郑目录云，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锡瑞案卢氏说近人已正，孔与郑说并引而不能辨，以正为秦汉官制，亦未必然，正长义同，尚书ぁ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礼有宫正，左氏传有随正乡正校正工正，又云师不陵正，注云，正军将命卿，安知古刑官无正，周尺之语，或出周秦之间耳，治经者当先看礼记注疏，礼记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纠缠周礼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说解经，则经义了然矣，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近人俞樾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虽无汉儒明文可据，证以公羊梁二传，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说苑，白虎通，诸书所说，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门学者原本圣人之说，定为一代之制，其制损益殷周，而不尽同殷周，故与春秋说颇相同，而于周礼反不相合，必知此为素王改制礼与春秋二经，始有可通之机，王制与周官二书，亦无纠纷之患，治经者能得此要诀，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据郑君说，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据何劭公说，亦出战国之时，是其出书先后略同，而为说不同，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谓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则孔颖达已知王制名篇之义，特未知为素王之制，故仍说为夏殷。
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别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也，郊牲冠义一节孔疏云，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疏云，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礼孔疏云，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据此则孔颖达已明言诸义是解仪礼，非始于朱子矣，冠义自为一篇，郊特牲复有冠义一节，盖由解此义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一节，又是昏义，此二节之间有一节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记者明言礼以义为重，乃冠昏饮射燕聘祭义之发凡，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而礼记网罗浩博，与十七篇亦当并行，焦循礼记郑注祉疏序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曰，礼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夫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设令周公生字文周，断不为苏绰卢辨之建官设令，周公生赵宋，必不为王安石之理财，何也，时为大也，且夫所谓诗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来，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转在智，伏羲之时，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开其谋虑，使知树艺贸易之事，生羲农之后者，知识既启，诈伪百出，其黠者往往窥长上之好恶，以行其奸，假军国之禁令，以济其贼，惟聪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等篇，得其微焉，锡瑞案焦氏于三礼轩轾太过，谓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与世界进化之理不符，惟发明礼时为大之义甚通，言礼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碍难行，抱朴子省烦篇云，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好古官长，时或之，至乃讲试累月，犹有过误，而欲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余以为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务令约俭，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朱子语录云，古礼于仿，实是难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此正得其义而通之，期不失乎礼意之说也。毛奇龄谓礼记旧谓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仪礼，则显然战国人所为，仪礼逊礼记远矣，务反朱子之说，亦轩轾太过。
论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亦非专言一事，即如曲礼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郑注云，若夫言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礼本取曾子之言，而误留若夫，不然，则全脱一简失弗讯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礼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句失于删去，郑氏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锡瑞案刘氏与朱子之说是也，礼记他篇，亦多类此，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王应麟因困学纪闻云，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内罕，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レ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能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陈澧云，孔疏每篇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礼记之分类，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
论郑注引汉书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余可缓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二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锡瑞案马氏之说甚通，自孔子时而经不具，后世所谓三礼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撰集，虽未必与古礼尽合，而欲考古礼者舍三书无徵焉，通为秦博士，习秦仪，秦之与古异者，惟尊君卑臣为太过，其他去古未远，必有所受，观秦二世时议庙制，引古七庙之文，可见通所定礼，不见于汉艺文志，盖犹萧何之律，韩信之军法，其书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书内，许氏异义间引通说，则郑君注礼，亦必采用之矣，褒本习庆氏礼，乃高堂生后仓所授，其引谶纬，东汉风气实然，纬书多先儒说经之文，观礼纬含文嘉可见，郑注礼间引谶纬，如耀魄宝灵威仰之类，或亦本之于褒，古礼失亡，通定礼采秦仪，郑注礼用汉事，褒与郑又引及谶纬，皆不得不然者，后人习用郑说，而于通杂秦仪褒杂谶纬则议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诋郑君，如陈傅良谓郑注周礼之误有三，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王应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张璁且以引谶纬为郑君罪案而罢其从祀，如其说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朱子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复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又曰，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又或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礼记注疏，此至当之论也，孔颖达于三礼，惟疏礼记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既于此一经下详说此事，以后此事再见，则不复说，亦犹郑注似繁而不繁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若卫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空衍义理者多，杭世骏续礼记一百卷，亦未免于炫博，陆元辅陈氏集说补正，足匡陈澔之失，王夫之礼记章句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虽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详博，亦不尽合古义，此等书皆可缓，郑注礼记因卢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陆佃方悫马唏孟等，以郑改读为非，而强如本字读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后世之见疑古礼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并至疑经，足以迷误后学，陈澔集说尤陋，学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经，今故，略引其说辨之，宋郑樵曰，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晋，ヮ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说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则或异，无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如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之奠，曾子曰于东方，子游曰于西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同师而异说如此，况复传子君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文义不能无乖异也，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者，如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案二说皆非是，前已引陈寿祺说之，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制，王制为商制，况三礼之书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时，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有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如春秋之末执羔雁，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案此孔子时经不具之证，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高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酬断简，诸儒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说以霍山为南岳，案此说甚是，以太尉为尧官，案此见纬书，礼无明文，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见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陕处内为三公，案此公羊说，古制当是如此，乃无一国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为六官，案此见曲礼，郑以为殷制，当时信共为古鲁而无疑，后世以其传久远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案焦循陈澧辨之以明。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瞽宗。案太学即辟，而胶庠成均瞽宗，又其异名，五学本同一处，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明郝敬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佥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异宜，可以通变，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肤浅，岂可妄讥古人。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庙制祭礼分尊卑，辨庶，亦不可妄议。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与鱼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视尊卑，为位于外所以别嫌疑，熬则小节可变通，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则因阳侯事已废矣，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礼，与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礼，人死含珠玉以海盗，圹中藏瓮С筲衡等器，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案此小事可变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韩氏赵氏，惟官惟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室，有寝，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条兴条废，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庙，无父子兄弟分立之礼，庙在居室之左，何患无地可居，天子诸侯亦有祧迁。何独士庶不可兴废。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案古重宗法，故严庶，重本源，故分别丧服，不嫌烦琐，天子选士观德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案此犹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古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辑，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案郑无以礼记为孔子所作之语，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殷夏异世，逃遁其说，盖郑以记为经，既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来所以卒贸耳，锡瑞案郑樵郝敬，皆勇于疑经者，郑犹以为讹异，郝乃直攻经传，足见明人之悍而不学，又甚于宋，兹遂条辨之，以释后儒之疑。
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
古之宫室，不与今同也，古之衣服饮食，不与今同也，惟其不与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礼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格不相入，考古礼者，宜先于古之宫室衣服饮食等类，考其大略，乃有从入之处，古宫室皆南向，外为大门，门侧左右皆有堂室，谓之塾，内为寝门，中为庭，再上为阶，有东阶即阼阶，西阶，升堂为东西堂，有东西荣，即檐，有东西序，即墙，有两楹，即柱，有栋，有楣，上为户牖间，其后为室，两旁为东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过路屋，无壁，东房后有北堂，宫室之左为庙，有闱门相通，庙制与宫室略同，观李如圭仪礼释宫，江永释宫注，张惠言仪礼图，得大略矣，古祭服用丝，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连上下无裳，似今之长衫，惟方领对襟，缘以缋，或青或素为异，用细白布为之，丧服用布则粗，又各以轻重分精粗，观任大椿弁服释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则有稻梁，黍稷稻梁为四簋，常食有羹葱洎醯酱脯羞，饮有酒有浆，齐则用糟，醴亦有糟，荐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姜桂锻治者为，细М脯加盐酒为醢，皆生物，酒新酿冷饮，豕鱼腊为三鼎，加羊与肠胃为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肠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与肤豕肉，鲜鱼鲜腊为九鼎，加乡熏尧牛羊豕肉，为十二鼎，笾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为肩臂共六，长胁代胁短胁共六，正脊挺横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体，髀近窍贱不升，乡饮燕射，则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蝉，范即蜂，氏醢，蚁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饮食无专书，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张惠言仪礼图，如阮元说画地以习之，不患古礼不明，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余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亻巽，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徵之，于经解一篇徵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国基教可知也，至此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谓，据此则孔子说六经毕，已特举礼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谓也以后，则是记者广明安上治民之义，非复孔子之言也，案记者之文亦极精，能发明礼经十七篇之义，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据汉书作先，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礼言之，朝觐聘问，承上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言之，丧祭之礼，承上以奉宗庙则敬言之，乡饮酒之礼，承上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礼，承上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礼经十七篇外，乡饮以饮该射，昏姻以昏统冠，观此乃知圣人制礼，非故为是繁文缛节，实所以禁乱止邪，谓礼犹坊，与坊记之义相通，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大戴礼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食，况于生而存乎，故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乡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其说与经解正合，丧祭朝聘乡饮昏礼，亦不出十七篇外，观此诸篇，乃知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若必荡弃礼法，溃决是防，正所谓壤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与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可不儆惧乎。
论大戴礼记
郑君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郑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礼合周礼仪礼，至今称为三礼，而大戴礼渐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录，已佚其四十七篇，卢辨亦仅存八卷，四库提要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投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经室集，王实斋大戴礼记解诂序曰，南城王君实斋聘珍，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经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有惩于近日诸儒，妄据他书径改经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据约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又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曰，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畔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欢，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锡瑞案大戴礼记合十三经为十四经，见于史绳祖学斋占毕是宋时常立学，以注者为北周卢辨，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近人注此书者，乃有孔广森王聘珍二家，阮文达皆以用力勤为功钜许之，序王聘珍书，以为孔约所未及，共称许又在孔书之上，而皇清经解有孔书而无王书，或王书之出差后，续经解亦未收，或王书之传未欤，凡考据之书，后出者胜，王书之胜孔书宜也，大戴书与三礼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义，故略言之。
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
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余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雠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雠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余言，书二万五千余言，诗三万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余言，合十六万余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余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木}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余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
《春秋》
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鲁易见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镇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周礼虽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预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义曰，今案周礼竟无凡例，是孔颖达已疑其说，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强为傅会耳，正义又曰，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孔说，则杜预以前，如贾逵服虔诸儒说左氏者，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盖谓邱明既作传，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盖翻前人成案，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周衰史乱，多违周公之旧，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旧不改，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专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陆淳春秋纂例，杜预之说曰，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曰，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案陆淳所引后一条，即左氏所谓礼经，杜预所谓常例，陆诘明快，不知杜预何以解之，袒杜预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与陆氏第二条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