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Г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凰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附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理由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逼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扬威

同

火

同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同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同

同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同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江

同

同

同

平远

同

同

同

济远

钢甲船

同

同

威远

木质船

同

同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船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无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抵韩城以剿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冗忄匡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慨，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澄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慨，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议和 日本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籍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额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耽耽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奕者每于至闲之著，齗齗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战，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中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奉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甫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划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泪涔涔下也。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二十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急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项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二十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已。戊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西西比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庐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河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无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尺、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小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核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湾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缘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易损。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亦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甚属可嗤。耗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艳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其质较诸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民居，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倘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大堤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日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俸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复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土，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及坍记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不能久矣。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仅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耨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泥土。河中之水，平时约深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履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自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新挑引河：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瘳，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水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而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穷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子：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流至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波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矣，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荥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为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钱粮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糟蹋耳。其石堤料埽，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

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两岸，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隳。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糟蹋堤埽，挑土、砍柳、拔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按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一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倾泻。倘山土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功，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为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同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坡，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堤，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入糟蹋，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出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复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以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日，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溺淹。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宫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借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虎兕出神，是谁之过？吾实不敢为李讳焉。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气短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葛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

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借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东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第四条

若中国铁路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亦必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后改前约数事如左：

第一条同

第二条同

第三条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同

第六条删

第七条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同

第十条

第十一条同

第十二条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复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祀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励。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外，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知，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忄乔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洪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常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至其虚忄乔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去。

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已是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三、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在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桥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脾，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称。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支那近代人物，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如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