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曰：应差之户，三等以上许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许休役六年。若户少无与更代，卸役不及应闲年数，即用助役钱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狭乡之县役人，除衙前州胥许雇、壮丁直差不雇外，凡州县役人皆许招募，以就募月日补除应差而闲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数。每县通计应差、应募役数若干，立定二额：差者讫役，以应差人承之；雇者有阙，别募人充数。二额悉已立定，如户力应升应降，须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别定；未应造簿，止凭定额为准。若本等户少，不充州县合役之数，即用次等户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为之。其三曰：宽乡之县，除已雇衙前、州胥外，余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尝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愿就雇，其选受亦如之。其五曰：壮丁皆按户版簿名次实轮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狭乡役频县分，募钱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宽剩钱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场、河渡宽剩钱给之。仍通纽一岁应用支酬衙前之类费钱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于宽剩数内更留二分，以备支酬衙前之类，桩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宽剩总额，即止不桩；又不足，户部以别路逐色宽剩钱移用以补足之。其七曰：助钱岁岁桩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时支用，即随拨补，使常足五分之数。其八曰：「军人应差迓送者，本以代有雇钱役人，其沿迓送军人有费，提刑司计数归之转运司。其九曰：重役人应替而愿仍就募者，许给雇钱受役。其十曰：役人须有税产乃得就募。其有荫应赎及曾犯徒刑，虽愿募不雇。若工艺人，须有赀产人二户任之。雇直虽多，皆不得加于旧法已募之数。其十一曰：陕西镇戎德顺军、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以当募直，内地户愿如其法应田募者听之，仍以坊场、河渡补还转运司合输租课。」

凡县，岁具色役轻重、乡分宽狭、凡役雇直有无余欠，各以其实枚别而上之州。州上监司，监司聚议，连书上户部。仍别具一路移用及宽剩县分钱数，致之户部。

先是，收到官田，尝令：田已籍于官及见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参行田募之法。

八年，诏：「耆长、壮丁役期已足，不许连续为之。」盖知其利于赇请，不愿更罢故也。民有执父母丧而应在役者，三等以下户除之，三等以上户令量纳役钱，在户钱十分止责输三分，服除日仍旧。

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范纯仁曰：「四方异宜，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户部议之。右司谏朱绂言：「输钱免役，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役募，不必给雇者。请详为裁省。」中书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者纷纭，更变不一，未有底止。」

于是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路置提举官一员，视提刑置司之州为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尽未便而应更改增损旧法者，画一条疏，与转运、提刑司连奏。」

又诏：用旧法取量添酒钱赢数，给惟法司吏餐钱；不足，则抵当息钱亦许贴用。先尝以七月起输，其后又自来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旧，俟起输，至五月尽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罢遣之。旧免役法行，壮丁间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钱如故。凡钱额所敷，取三年雇直实支，而酌一年中数，立为岁额，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宽余，不得过通额十分之一。免役钱方复未输，且以助役钱给雇直，不足，虽免役宽剩钱亦许给用。

七月，户部看详役法所言：「幕职监当官之官、罢官，依元丰制，悉用雇役人迓送而差定其数，凡元祐溢额所添厢军皆罢减。其有抑乡差之人仍旧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应募，悉计其在役月日应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诸路旧立出等高强户，力转高，敷取难胜，应出免役钱百千以上，每累及百千，悉与减免三分。凡人户匿寄财产、假借户贯、冒名官户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违制论；许人陈告，以其半给之。元丰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缌麻亲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诏皆如请。

旧户等簿，如可略凭即用之，若漫灭等第，即虽未及应造之年，亦令改造。户部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二年，申诏诸路：「役人额数、雇直，并依元丰旧制，仍依已命，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常平免役，元丰上用提举官专领，转运、提刑司自今毋预其事。」

旧置重修编敕所看详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乡役未尽善，遂入议曰：「都、副保正比耆长事责已轻，又有承帖人受行文书，即大保长苦无公事。元丰本制，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选家于本保者，而雇直皆从官给，一年一替，则自无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旧数，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长，保长之直则眎户长；若应此三役不愿替代者，自从其愿。壮丁元不敷雇直处，听如其旧。承帖雇钱许以旧宽剩钱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愿就保正长雇役者，许募本土有产税户，使为耆长、壮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户长，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长不愿就雇而辄差雇者，从徒二年坐罪。」诏皆从之。

三年，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不应募，则重不若轻。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而尽取诸上户，意则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宁、元丰有异论，元祐有更变，正惟不能无弊尔。愿无以元丰、元祐为间，期至于均平便民而止。则善矣。」翰林学士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若元祐明矣。谔于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者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欲不间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罢谔正言，黜知广德军。

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诏翰林学士承旨兼详定役法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开封府，附司马光行差法，祥符一县，数日间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专委户部。」诏令疏析。京奏上，复令敦逸自辨，京无责焉。

元符二年，以萧世京、张行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尝言免役法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诏河北东西、淮南运司，府界提点司，如人户已尝差充正夫，其免夫钱皆罢催。后又诏：「虽因边事起差夫丁，须以应差雇实数上之朝廷，未得辄差。其河防并沟河岁合用一十六万八千余夫，听人户纳钱以免。」

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掏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知延安府范纯粹言：「比年衙前公盗官钱，事发即逃。乞许轮差上等乡户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纯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责。诏纯粹所乞不行。其后，知襄州俞以襄州总受他州布纲而转致他州，是衙前重役并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谓辄毁绍圣成法，请重黜。坐责授散官，安置太平州。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永兴军路州县官乞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贱乞减吏胥雇直，罢给役人雇钱，皆害法意，应改从其旧。诏户部并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绍圣签贴役法》，行之天下。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也。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辄以状申都省，乞删去上条。」诏黜仲甫，落职知海州。后又诏：常平司候丰衍有余日，具此制奏蠲之。

大观元年，诏：「诸州县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及在州县五犯杖罪，悉从罢遣，不得再占诸处名役，别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无所顾藉，盗贼公行，为害四方。至是，复诏州县募役依元丰旧法。

政和元年，臣僚言：「元丰中，巩州岁敷役钱止四百千，今累敷至缗钱近三万。又元丰八年，命存留宽剩钱毋得过二分，绍圣再加裁定，止许存留一分。此时考详法意，非取宽剩，遂改名准备钱，而严立禁约，若擅增敷岁额及桩留准备过数者，并以违制论。今乞饬提举常平官检察，及核究巩州取赢之因以闻。」从之。

宣和元年，言者谓：「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眎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保长月给雇钱，督催税赋。比年诸县或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头及催税人，十日一进，赴官比磨，求取决责，有害良民，诏禁之。七年，诏：「州县昨因儆察私铸，令五家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领受文书，由此追呼陪费，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罢。」

自绍圣复雇役，而建炎初罢之。已而讨论其法之不可废也，参政李固言于高宗曰：「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且当时招射士无以供庸直，诏官户役钱勿减半，民户役钱概增二分。后复减之。兼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储庸钱以助经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为总制窠名焉。

然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肴，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卖典业，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下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其后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东西，以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

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

凡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经省试者，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

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凡无夫无子，则为女户。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以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

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尝为公人者，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复追正身。募人凭藉官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甚便。

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为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事。盖始倡义役者，惟恐议之未详，虑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扰富，凌寡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谓未尽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举官岁考属邑差役当否，以词讼多寡为殿最；令役户轮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则公私便而义役立矣。

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及之因淳熙陈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旧法及绍兴十七年以后续降旨符，修为一书，名曰《役法撮要》。五年，书成，左丞相京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辄弊者，人也。

振恤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阁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运米舟车除沿路力胜钱。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蓏之税。选官分路巡抚，缓囚系，省刑罚。饥民劫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道京师者，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观，为淖糜食之，或人日给粮。可归业者，计日并给遣归；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水灾州县具船伐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运薪粮给之。因饥疫若厌溺死者，官为埋祭，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京师苦寒，或物价翔踊，置场出米及薪炭，裁其价予民。前后率以为常。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

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余万斛，宜以贷民。」有司沮之曰：「若岁不稔，谁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耶？」太祖悦而从之。四年，诏州县兴复义仓，岁收二税，石别收一斗，贮以备凶歉。平广南、江南，辄诏振其饥，其勤恤远人，德意深厚。

太宗恭俭仁爱，谆谆劝民务农重谷，毋或妄费。是时惠民所积，不为无备，又置常平仓，乘时增籴，唯恐其不足。真宗继之，益务行养民之政，于是推广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仓殆遍天下矣。

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疾贫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时牧守，亦多得人，如张咏之治蜀，岁粜米六万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流民以廪之，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知郓州刘夔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诏褒美。知越州赵抃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价以粜，于是米商辐凑，越之米价顿减，民无饥死。若是之政，不可悉书，故于先王救荒之法为略具焉。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疾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

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振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

元年，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义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

六年，湖、广、江西旱，诏拨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粜致盗者，诏闭粜者断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发廪劝分，古之道也，许以断遣，恐贪吏怀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劝谕，务令乐从，或有扰害，提举司劾奏。」从之。是岁，潼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骘、汉州守臣王梅活饥民甚众，前吏部郎中冯楫亦出米以助振给，兴宗升一职，瞻、骘、梅、楫各转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陈正同振济有方，穷谷深山之民，无不沾惠，以其法下诸路。

二十八年夏，浙东、西田损于风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济，诏自今及五分处亦振之。二十九年，诏诸处守臣拨常平义仓米二分振粜，临安府拨桩积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艰食。诏临安府并属县以常平米减时之半，振粜十日；临安府城内外贫乏之家，人给钱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钱，并于内藏给之；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祷、即位、生辰、上尊号、生皇太子、晏驾、大祥之类，临安之民暨三衙诸军时有振恤，及放商税、公私房赁。

孝宗隆兴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贫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进士补迪功郎。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九月，臣僚言：「诸路旱伤，请以检放展阁责之运司，粜给借贷责之常平，觉察妄滥责之提刑，体量措置责之安抚。」上谕宰执曰：「转运司止今检放，恐他日振济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主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余、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淳熙八年，诏：「去岁江、浙、湖北、淮西旱伤处已行振籴，其鳏寡孤独贫不自存、无钱收籴者，济以义米。」宁宗庆元元年，以两浙转运副使沈诜言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而告藏之令设矣。嘉定十六年，诏于楚州所储米拨二万石济山东、西。

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仓司。」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遂编入《振恤》」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家则择一通晓者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逃军及无行之人，与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首加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人人手书持赴本仓，再审无弊，然后排定。甲首附都簿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两时给：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成还谷不过八月三十日足，湿恶不实者罚。

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

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丰穰之地，谷贱伤农；凶歉之地，济籴无策。惟以其所有余济其所不足，则饥者不至于贵籴，而农民亦可以得利。乞申严遏籴之禁，凡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有米处，并听贩鬻流通；违，许被害者越诉，官按劾，吏决配，庶几令出惟行，不致文具。」从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变起于上户闭籴。若专倚兵威以图殄灭，固无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讲，饯馑所迫，恐人怀等死之心。附之者日众。欲望朝廷厉兵选士，汤定已窃发之寇；发粟振饥，怀来未从贼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贼势自孤，可一举而灭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说也。」八月，以河南州军新复，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麦一百万石振济。淳熙十一年，福建诸郡旱，锡米二十五万石振籴，一万石振贫乏细民。

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旧贮米数十万石，粜补循环，其后用而不补，所存无几。有旨令临安府收籴米四十万石，用平籴仓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辏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

咸淳元年，有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籴仓，遇米贵平价出粜。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今日急务，莫过于平籴。乾道间，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钱者，孝宗闻之，即罢其守，更用贤守，此今日所当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间见楮而不见米。推原其由，实富家大姓所至闭廪，所以籴价愈高而楮价阴减。陛下念小民之艰食，为之发常平义仓，然为数有限，安得人人而济之？愿陛下课官吏，使之任牛羊刍牧之责；劝富民，使之无秦、越肥瘠之视。籴价一平，则楮价不因之而轻，物价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薄收郡县听民不拘关、会、见钱收粜。

志第一百三十二食货下一（会计）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

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

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

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

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

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著为式。

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

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

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

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帝因论措置之宜，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时天下承平，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

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栏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栏槛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彩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三年，仪鸾司阙毡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金州岁贡班竹帘，简州岁贡绵绸，安州市红花万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远扰民，亟命停罢。

制置司言：「诸路科置上供羊，民费钱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皆瘦恶耗死，公私费钱四十余万缗。」诏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产为抵，官预给钱，约期限、口数、斤重以输。民多乐从，岁计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与泛用者，皆别其牢栈，以三千为额，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其后，又用吕嘉问、刘永渊之言，治灶藏冰，以省工费。

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银绸绢千二百万贯、匹、两。」帝因欲知陕西岁用钱谷、金帛及增亏凡数，乃诏薛向条上。王安石以为扰，力请罢之，止诏三司帐司会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

韩绛既相，建言：「三司总天下财赋，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其后一州一路会计式成，上之，余未就绪，未几遂罢。

元丰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元祐初，司马光言：「今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焉。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旧三司所掌钱谷财用事，有散于五曹及诸寺、监者，并归户部。」遂诏尚书省立法。

有司请以府界、诸路在京库务及常平等文帐悉归户部。初，熙宁五年，患天下文帐之繁，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请选吏于三司颛为一司，帐司之置始此。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使州郡应上省帐皆归转运司，惟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别为计帐上户部。至是，令户部尽收诸路文帐。苏辙时为谏官，谓徒益纷纷，请如旧为便。不行。

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推、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祐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余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元祐裁损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优礼，见条悉除之，循元丰旧制。」

元丰钩考隐漏宜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自元祐改法，赏薄而吏怠，遂复其旧。时议裁损吏禄，隶省、曹、寺、监者，止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而吏三省者，凡兼领因事别给并旧请并罢。刘挚遂乞悉罢创增吏禄，诏韩维等究度，然不果罢。其后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冗滥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

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放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祐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财利名额、岁入经数，著为成式。」

建中靖国元年，诏诸路转运司以岁入财用置都籍，定诸州租额，且计一路凡数；即有赢缩，书其籍。崇宁元年，又令：「岁以钱谷出入名数报提刑司保验，以上户部；户部岁条诸路转运使财赋亏赢，以行赏罚。诸路无额钱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发数，期以一季闻奏。」二年，官吏违负上供钱物，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又以督限未严，更一季为一月。然国之经费，往往不给。

五年，诏省罢官局，命户部侍郎许几专切提举措置。裁罢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额外兵士，及罢在京料次钱三十八处。

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今岁支遣，较之去年又费百万。」有诏镌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置局议论。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乞将节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军功转授者，各减奉半，然后闲慢局务、工伎末作，亦宜减省。自贵及贱，自近及远，行之公当，人自无词。」时论韪之。

时诸路转运司类以乏告，诏户部编次一岁财用出纳之数，诸路州县各为都籍，以待考较；工部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亦严帐籍之法；令诸路各条三十年以还一岁出入及泛用之数。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

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

「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

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著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钜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太宗嗣位，漳泉、吴越相次献地，又下太原，储积益厚，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帝因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振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库为内藏西库。初，刘承珪尝掌库，经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屡加赏焉。真宗再临幸，作铭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库屋，增广其地。既而又以香药库、仪鸾司屋益之，分为四库：金银一库，珠玉、香药一库，锦帛一库，钱一库。金银、珠宝有十色，钱有新旧二色，锦帛十三色，香药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内藏缗钱二百万给三司。

天圣以后，兵师、水旱费无常数，三岁一赉军士，出钱百万缗，绸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以佐三司。又岁入饶、池、江、建新铸缗钱一百七万，而斥旧蓄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异时三司用度不足，必请贷于内藏，辄得之，其名为贷，实罕能偿。景祐中，内藏库主者言：「岁斥缗钱六十万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计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贷钱帛九百一十七万。」在太宗时三司所贷甚众，久不能偿，至庆历中，诏悉蠲之。盖内藏岁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万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经费，前后不可胜数，至于储积赢缩，则有司莫得详焉。

神宗临御之初，诏立岁输内藏钱帛之额，视庆历上供为数。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旧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尝闻太宗时内藏财库，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即命干当御药李舜举领其事。继诏诸路金银输内藏库者，岁以帐上三司拘催。元丰以来，又诏诸路金帛、缗钱输内库者，委提点刑狱司督趣，若三司、发运司擅留者，坐之。超发坊场钱勿寄市易务，直赴内藏库寄帐封桩。当输内库金帛、缗钱，逾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桩钱法。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敌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元丰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库以号之，凡三十二库。后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财之局总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然按其所领，不过关通所入名数，为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转质。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彼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尔，又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夫所蓄之数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明年，诏内藏库物听以多寡相除。置库百余年，至是始编阅云。

崇宁元年，诏：「祖宗置内藏库贮经费余财，所以募士威敌，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岁官司懈驰，侵蠹耗减，务在协力遵守，无令偏废。」于是命仓部郎中丘括行诸路驱磨。三年，中书奏：「熙宁之制，江南诸路金银课利并输内帑。元祐中，户部尚书李常于中以三分助转运司，致内帑渐以亏减。」乃诏诸路新旧坑冶所收课利金银并输内帑，如熙宁之旧。后又入于大观东库。寻命仍旧以七分输内帑，余给转运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兑内帑钱物之制。

时又有元丰库，则杂储诸司羡余钱。诸道榷酤场，旧以酧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役法行，乃听民增直以售，取其价给衙前。久之，坊场钱益多，司农请岁发百万缗输中都。元丰三年，遂于司农寺南作元丰库贮之，以待非常之用。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论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寻用其议。元祐三年，改封桩钱物库为元祐库。未几，分元丰库为元丰南、北库。数月，以北库为司空吕公著廨，封桩并附南库仍旧。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崇宁以后，诸路封桩禁军阙额给三路外，与常平、坊场、免役、绸绢、贴输东北盐钱，及鬻卖在官田屋钱，应前收桩管封桩权添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并输元丰库。别又置大观库，制同元丰，但分东西之别。最后，建宣和库，有泉货、弊余、服御、玉食、器贡等名，盖蔡绦欲效王黼以应奉司贡献要宠，事不足纪。

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户部尚书聂山辄取元丰库北珠，宰相吴敏白帝，言：「朝廷有元丰、大观库，犹在陛下有内藏库。朝廷有阙用，需于内藏，必得旨然后敢取，户部岂可擅取朝廷库务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库物，则纲纪乱矣。」钦宗然之。

南渡，内藏诸库货财之数虽不及前，然兵兴用乏，亦时取以为助。其籍帐之详莫得而考，则以后宋史多阙云。

志第一百三十三食货下二（钱币）

钱币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

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内使臣吴承勋驰传审度。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谊责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勋运命。二年，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徵铜钱。宋咏等皆坐罪免。既而又从西川转运使刘度之请，官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后竟罢之。

平广南、江南，赤德雄州旧钱，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得三十万贯。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铜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则、免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出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钱渡江之禁。」从之。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八年，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补钊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然民间犹杂用旧大小钱。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

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

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遣诣川峡路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铁钱悉辇送官。民间小钱许送监，计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才成三千余贯，众皆以为不便。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罢冶铸。五年，安易复请，不许。第令川峡仍以铜钱一当铁钱十。

荆湖、岭南民输税须大钱，民以小钱二或三易大钱一，官属以奉钱易于民以规利。诏自今吏受民输，但常所通行钱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钱换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

咸平初，又申新小钱之禁，令官置场尽市之。旧犯铜禁，七斤以上处死，奏裁多蒙减断，然待报常淹缓。四年，诏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从第减。

景德四年，诏曰：「鼓铸钱刀，素有程限，悯其劳苦，特示矜宽。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岁量支率分钱以备医药。」十二月，令铸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诏：犯铜、鍮石，悉免极刑。

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旧皆有监，后废之。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

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后以铁重，多盗熔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于是诏减景德之制，其见使旧钱仍用如故。岁铸总二十一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由此钱重而货轻。

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裁得万钱。申性诡谲，少成事，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于江州。朝廷从之，因诏申即江州铸百万缗，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无成功。

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至是改元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如旧。

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

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地；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亦请即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并销旧小钱以铸减轻大钱，未得报，先移合州相地置监。州以上闻，朝廷以易简、辅、固为擅铸钱，皆坐贬。

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

庆历末，叶清臣为三司使，与学士张方平等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钱之行，有刘羲叟者语人曰：「是于周景王所铸无异，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语在本传。

时兴元府西县增置济远监。而韶州天兴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诏即其州置永通监。后济远监废，仪州博济监既废复置。

皇祐中，饶、池、江、建、韶五州铸钱百四十六万缗，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而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独兴州铸钱三万缗。

熙宁初，同、华二州积小铁钱凡四十万缗，诏赐河东，以铁偿之。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奏：「自行当二钱，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京西转运使吴几复建议：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铜铅积于淮南，若由襄、郢转致郢、唐等州置监铸钱，可以纾钱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议遂寝。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又以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监六，通旧十六监，水陆回远，增提点之官。

时诸路大率务于增额：韶惠州永通、阜民监旧额八十万，至七年，增三十万，及折二凡五十万；后卫州黎阳监岁增折二凡五万缗，西京阜财监岁增市易本钱凡十万缗，兴州济众监岁增七万二千余缗，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而睦州则置神泉，徐州则置宝丰，梧州以铅锡易得，万州以多铁矿，皆置监。又诏秦凤等路即凤翔府斜谷置监，已而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然私钱往往杂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诏禁私钱，在官恶钱不堪用者，别为模以铸。商、虢、洛南增三监，耀、鄜权置两监，通永兴、华、河中、陕旧监为九，以给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听改铸一年罢；商、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听久置；鄜州等五监候罢改铸，并其工作归永兴等四监，专铸大钱，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八年，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初，薛向铸铁钱于陕西，后许彦先铸于广南。既而民不便用，神宗欲遂罢之，王安石固争，乃诏京师畿内并罢，其行于四方盖如故。元丰以后，西师大举，边用匮阙，徐州置宝丰下监，岁铸折二钱二十万缗，转移陕府。

于时，同、渭、秦、陇等州钱监，废置移徙不一，铜铁官多建言铸钱，事不尽行，而又自弛钱禁，民之销毁与夫阑出境外者为多。张方平尝极谏曰：「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岁鼓铸至百万缗。积百年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如嘉祐编敕；罢徐州宝丰鼓铸；诏户部条诸监之可减者，凡增置铸钱监十四皆罢之。

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专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至是，乃复增定加饶之数行焉。

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余路则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间者听以输买纳，在官帑者以输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数无上供者，所隶运司移发输京师。寻诏更铸小铜钱。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又禁折二铜钱不通行，非便。」乃听行使如旧。

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元符二年，下陕西诸路安抚司博究利害。于是诏陕西悉禁铜钱，在民间者令尽送官，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永兴帅臣陆师闵言：「既拣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州县，凡有市买，并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诏用其言，而豪贾富家多不便。

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追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弊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者，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

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三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诏可。然课犹不登。二年，居厚乃请检用前后上供铸钱条约，视其登耗之数，别定劝沮之法。

会蔡京当政，将以利惑人主，托假绍述，肆为纷更。有许天启者，京之党也，时为陕西转运副使，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

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行民间，法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至是，发运司因请以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三年，遂罢铸小平钱及折五钱。置监于京城所，复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旧折二钱期一岁勿用。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诸路转运司于沿流顺便地，随宜增置钱监，俾民以所有折二钱换纳于官，运致所增监改铸折十钱。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运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

四年，立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及乌背，书画分明。时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当十钱不便，私铸浸广。乃令提刑司岁较巡捕官一路所获多寡，继令福建、广南毋行用，第铸以上供及给他路。凡为人附带若封识影庇私铸钱者，悉论以法，毋得荫赎。其置铸钱院，盖将以尽收所在亡命盗铸之人，然犯法者不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并以折十钱为折五，旧折二钱仍旧。虑冒法入东北也，今以江为界，淮南重宝钱亦作当五用焉。

五年，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俄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其创置铸钱院及招置钱户并停。继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通宝钱所铸未多，在官者悉封桩，在民间者以小平钱纳换。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御史沈畸奏曰：「小钱便民久矣。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当十鼓铸，有数倍之息，虽日渐之，其势不可遏。」未几，诏当十钱止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俄并畿内用之，余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偿以小钱，换纳到者输于元丰、崇宁库，而私钱亦限一季自致，计铜直增二分，偿以小钱，隐藏者论如法。寻诏郑州、西京亦听用折十钱，禁贸易为二价者。东南诸监增铸小平钱，以待偿钱，而私钱亦改铸焉。

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钱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钱，计小平钱三，以小钱易于官，在京以四小平钱易之。京师出纳及民间贸易，并大小钱参用，而私铸小平钱辄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赏，越江、淮入汴钱至京者，一依当十钱法。御史张茂直请严私贩当十之令，纲舟载卸，皆选官监索，保无藏匿，舟车兜担，即疑虑私贩者，并听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铸转入淮、浙、京东等路者，所由州县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水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船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

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

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诏谕中外。京再得政复行之，知盗铸者必众，将威以刑。会有告苏州章綖盗铸数千万缗，遂兴大狱。初遣李孝寿，又遣沈畸、萧服，末以命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綖坐刺流海岛，连坐者十余人，时皆冤之。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东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饶，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既而当十钱少，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

明年，令江、池、饶、建州钱监，自来岁以铸当十五分铸小平钱。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初，崇宁五年，始禁陕西铁钱行于兴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铁钱猥多，禁陕西铁钱入蜀。有董奎者，为走马承受，遂令以铁钱三折铜钱一。事闻，责奎以妄肆胸臆，致币轻物重，奎遂即罪。

三年，申当十钱行使之令，益以京东、京西，而河北并边州县镇砦、四榷场及登、莱、密州缘海县镇等皆禁。时蔡京复罢政矣。四年，诏：「鼓铸当十钱多，虑法随以弊，其止铸旧额小平钱。」张商英为相，奏言：「当十钱为害久矣。旧小平钱有出门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货，交易得钱，必大半入中末盐钞，收买告牒，而余钱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养。自当十钱行，以一夫而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为滞货，盐钞非得虚抬之息则不行。臣今欲借内库并密院诸司封桩绸绢、金银并盐钞，下令折十钱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限竟毋更用。俟钱入官，择其恶者铸小平钱，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则钱法、钞法不相低昂，可以复旧。」

利州路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

政和元年诏：「钱重则物轻，钱轻则物重，其势然也。今诸路所铸小平钱，行之久而无弊，多而不壅，为利博矣。往岁图利之臣鼓铸当十钱，苟济目前，不究悠久，公私为害，用之几十年，其法日弊而不胜。奸猾之民规利冒法，销毁当二、小平钱，所在盗铸，滥钱益多，百物增价。若不早革，即弊无已时。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以为定制。尚虑豪猾惮于折阅，胥动浮言，可内自京尹，外逮监司、郡县，悉心开谕。」

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大观四年，星变，赦天下。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之。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用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二年，江南东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

政和元年，钱轻物重，细民艰食，诏：「应陕西旧行使铁钱地，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夹锡钱同之，毋得分别。见存铁钱，毋改更铸夹锡，河东官私折二、夹锡钱同之。」

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

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未几，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

陕西用「政和通宝」旧大铁钱，与夹锡钱杂。虑流转诸路，四年，诏毋更行用，致令诸监改铸夹锡钱，在民间者赴官换绸。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重和元年，权罢京西铸夹锡钱，继以关中籴买，用之通流，复命鼓铸，专给关中。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河北漕臣张翚等尝坐贬焉。

先是，江池饶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稍廪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寻复旧，泉司供给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得不偿费，罢鼓铸，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治，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

二十四年，罢铁钱司归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曹钱八万缗为铸本，岁权以十五万缗为额。复饶、赣、韶铸钱监，以漕臣往来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废，复以户部侍郎荣薿提领，许置官属二员。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

以李植提点铸钱公事，植言：「岁额内藏库二十三万缗，右藏库七十余万缗，皆至道以后数也。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百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下工部，权以五十万缗为额。又明年，才铸及十万缗。今泉司岁额增至十五万缗，小平钱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课利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不过十五六万缗耳。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以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本司，铜三十九万五千八百斤，铅三十七万七千九百斤，锡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铁二百三十二万八千斤，比岁所榷十无二三。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视旧制，铜少铅多，钱愈锲薄矣。

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寻复置。八年，饶州、赣州复名置提点官。以新铸钱殽杂，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长贰官责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号「沙尾钱」，诏严禁之。淳熙二年，并赣司归饶州。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湖州旧鬻监，至是官自铸之。二年，禁销钱为铜器者，以违制论，炉户决配海外。

而每年退却六十万，三年一郊，又以三百万输三司，是内帑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桩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元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

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六年，先是，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舒州同安监，蕲州新春监，黄州齐安监。

子中所领三监，岁合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美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八年，以江州、兴国军铁冶额亏，守贰及大冶知县各降一官。

淳熙五年，诏舒州岁增铸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铸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如更增铸，优与推赏。御史黄洽言：「兴天下之利者，不穷天下之力。舒、蕲岁铸四十五万不易为也。又有增铸之赏，恐其难继。」诏除之。八年，以舒州水远，薪炭不便，减额五万贯。明年，又减十万贯，与蕲州并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十二年，诏舒、蕲铸铁钱，并增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文。

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禁之。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凡沿江私度及边径严禁漏泄，及于边界三里内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铜钱，如两淮例。京西、湖北之铁钱，则取给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后并富民监于汉阳监，以二十万为额。

前宋时，川、陕皆行铁钱，益、利、夔皆即山冶铸。绍兴九年，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后又铸折二钱。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籍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钱当二并小平钱并以「嘉熙通宝」为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文。

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上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

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鉟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下海之禁。十二年，申严鉟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复申严鉟销、漏禁。宝祐元年，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

志第一百三十四食货下三

○会子盐上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神宗熙宁初，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遂奏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场，文彦博言其不便；会张景宪出使延州还，亦谓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于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效川峡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罢在京并永兴军交子务，在京官吏，并归买钞所。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明年，尚书省言：「钱引本以代盐钞，而诸路行之不通，欲权罢印制。在官者，如旧法更印解盐钞；民间者，许贸易，渐赴买钞所如钞法分数计给。」从之。

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八月，知威州张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若出入无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旧并用引，请稍给钱便用。」擢持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提举川引。后引价益贱，不可用，持复别用印押以给官吏，他无印押者皆弃无用。言者论其非法，持坐远谪。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

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以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民间旧以本钱未至，引价大损，故州官官钱亦减数收市；今本钱已足，请勿减数以祛民惑。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听于界内续增其新引给换之，余如旧鬻之，或于给钱之所易钱储以为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桩钱法。诏可。靖康元年，令川引并如旧即成都府务纳换。以置务成都，便利岁久，至诸州则有料次交杂之弊，故有是诏。

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于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输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六年，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于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明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三十二年，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会子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乾道二年，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二年，以民间会子破损，别造五百万换给。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验者，并作上供钱入输，巨室以低价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以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每道收靡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凡旧会破损，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五年，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其州县诸色纲钱，以七分收钱，三分收会。九年，定捕造伪会之赏。

淳熙元年，诏左藏南上库给会子二十五万，收买临安、平江、绍兴、明秀州额外浮盐，其赍到钞钱，令榷货务月终输封桩库，以备循环换易会子。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以第四界续印会子二百万贮南库。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于界外者才二百万耳。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于是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嘉定二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十二界四千七百万余贯，十三界五千七百万余贯。诏封桩库拨金一百五万两，两为钱四十贯。

凑成三千余，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十一界会子二分，十二、十三界会子各四分。

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

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端平二年，臣僚言：「两界会子，远者曾未数载，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坏涂污之弊，今当以所收之会付封桩库贮之，脱有缓急，或可济事。」有旨从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

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川引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不许。盖前宋时，蜀交出放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至绍兴末，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贮铁钱，仅及七十万贯，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谓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远虑。诏添印三百万，之望止添印一百万。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二百万。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光宗绍熙二年，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出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出放益多矣。

开禧末，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五百七十钱而已。

喜定三年春，制、总司收换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凡民间输者，每引百贴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贴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饯买之，方得无弊。

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遂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著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

宝祐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子造四川会子，视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咸淳五年，复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

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使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凡入输买卖，并以交子及钱中半。如往来不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然自绍兴末年，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调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于是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凡官交，尽数输行在左藏库。

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绍熙三年，诏新造交子三百万贯，以二百万付淮东，一百万付淮西，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为界。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

初，襄、郢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孝宗隆兴元年，始措置于大军库储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并当见钱流转。印造之权既专，印造之数日益；且总所所给止行于本路，而荆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会子印板。四年，以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都茶场钞引八十万，付湖北漕司收换，输左藏库，又命降银钱收之。五年，诏户部给行在所会子五十万，付荆南府兑换。淳熙七年，诏会子库先造会子一百万，降付湖广总所收换破会。十一年，臣僚言：「湖北会子创于隆兴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兑易，称提不行。」诏湖广总领同帅、漕议经久利便。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庶几流转通快，经久可行。」从之。

十三年，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界。绍熙元年，诏湖广总所将见行及桩贮新旧会取数，仿行在例立界收换。饷臣梁总奏：「自来不曾立界，但破损者即行换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余万，见在民间行用。乞别样制作两界，印造收换。」从之。

嘉定五年，湖广饷臣王釜，请以度牒、茶引兑第五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千五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场，不便。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界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十四年，造湖广会子三十万易破会。十七年，造湖广第六界会子二百万。嘉熙二年，拨第七界湖广会九百万付督视参政行府。宝祐二年，拨第八界湖广会三百万贯付湖广总所，易两界破会，自后因仍行之。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碱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

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募巡逻之兵百人，目为护宝都。岁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止。安邑池每岁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之济、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原、邠、宁、仪、渭、鄜阝、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至道二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

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诏以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承睿言：「鄜、延、环、庆、仪、渭等州洎禁青盐之后，令商人入刍粟，运解盐于边货鬻，其直与青盐不至相悬，是以民食贱盐，须至畏法，而蕃部青盐难售。今闻运解盐于边，俗与内地同价，边民必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是助寇资而结民怨矣。」继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请候至边部斡运，及乘传至解池即禁止商贩。旋运盐赴边，公私大有烦费，而边民顿无入市，物论纷扰。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永详议，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贩。诏切责鼎，罢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言：「两池所贮盐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虑尚有遗利，望行条约。」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许。

先是，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法，禁地贸易至十斤、鬻碱盐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请。三年，增阑入至三十斤、鬻碱至十五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宝兴军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雍熙四年，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

天圣以来，两池畦户总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为之，户岁出夫二人，人给米日二升，岁给户钱四万。为盐岁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帖头，水陆漕运。而通商州军并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又募人入中刍粟，以盐偿之。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则为东盐，各有经界，以防侵越。天圣初，计置司议茶盐利害，因言：「两池旧募商人售南盐者，入钱京师榷货务。乾兴元年，岁入才二十三万缗，视天禧三年数损十四万。请一切罢之，专令入中并边刍粟，及为之增约束、申防禁，以绝私贩之弊。」久之，复诏入钱京师，从商人所便。

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宜听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宽民力。」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更其制度。因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伐木造船辇运，兵民不胜疲劳，今去其弊，一利也；陆运既差帖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船运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钱币，国之货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镪不出，民用益蹙，今岁得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十月，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行之一年，视天圣七年，增缗钱十五万。其后岁课减耗，命翰林学士宋庠等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新法较之，视乾兴至天圣八年旧法，岁课损二百三十六万缗。康定元年，诏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禁如旧。未几，复弛京师榷法，并诏三司议通淮南盐给京东等八州，于是兖、郓、宿、亳皆食淮南盐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繇是羽毛、筋角、胶膝、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费。庆历二年，复京师榷法，凡商人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久之，东、南盐地悉复禁榷，兵民辇运，不胜其苦，州郡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大耗京师钱币，帑藏益虚。

太常博士范祥，关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岁可省度支缗钱数十百万。乃画策以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四年，诏祥驰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议之，而戡议与祥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八年，祥复申其说，乃以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事，使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盐入蜀；罢九州军入中刍粟，令入实钱，偿以盐，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西、南盐，第优其直；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驰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估，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军刍粟，悉贸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杂何郯复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户部副使包拯驰视，还言行之便，第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重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处禁官鬻盐。而三司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贵，请得公私并贸，余禁止。皆听之。田况为三司使，请久任祥，俾专其事。擢祥为陕西转运使，赐金紫服。祥初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皇祐初年，入缗钱二百二十一万；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以四年数视庆历六年，增六十八万；视七年，增二十万。又旧岁出榷货务缗钱，庆历二年，六百四十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榷货务钱不复出。其后，岁入虽赢缩不常，至五年，犹及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百六十九万。时祥已坐他罪贬，命转运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分之八。

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嘉祐三年，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请复用祥，于是复以祥总盐事。祥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别请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盐鬻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自是稍复旧。未几祥卒，以转运副使薛向继之。治平二年，岁入百六十七万。

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县征算，乃计所历所至合输算钱，并率以为入中之数。自后州县犹算如旧。嘉祐六年，向悉罢之，并奏减八州军鬻盐价。两池畦户，岁役解、河中、陕、虢、庆成之民，官司旁缘侵剥，民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课盐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遂蠲其半。中间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后又减畦户之半，稍以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

青白盐出乌、白两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继迁叛，禁毋入塞，未几罢，已而复禁。乾兴初，尝诏河东边人犯青白盐禁者如陕西法。庆历中，元昊纳款，请岁入十万石售县官。仁宗以其乱法，不许。自范祥议禁八州军商盐，重青白盐禁，而官盐估贵，土人及蕃部贩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诏蕃部犯青白盐抵死者，止投海岛，群党为民害者，上请。嘉祐赦书，稍迁配徒者于近地，自是禁法稍宽。熙宁初，诏淮南转运使张靖究陕西盐、马得失。靖指向欺隐状，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谏官范纯仁言赏罚失当，因数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

四年，诏陕西行蜀交子法，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旧。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逼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益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止三司额外出钞。

十年，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刍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加纳之法。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书之，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卖。罢两处禁榷官卖，提举司卖盐并用新价，钱承买旧钞，商人愿对行算请者听，官为印识如法。应通商地各举官一员，其盐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地，市易司以买盐，亦加纳钱。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货鬻，仍诏三司讲求利害。

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于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毋得减十；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

皮公弼盐法，酌前后两池所支盐数，岁以三百三十万缗为额。又令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于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沿边盐价给新引；庶得民间旧钞，而新引易于变易。诏用其议。公弼请复范祥旧法平市价，诏假三司钱三十万缗，市钞于京师。先是，解盐分东西，西盐卖有分域；又并边州军市刍粮，给钞过多，故钞及盐甚贱，官价自分为二。于是增西盐价比东盐，以平钞法，岁约增十二万缗，毋复分东西，悉废西盐约束。解池盐钞旧以二百二十万缗为额，转运使皮公弼请增十万，以助边籴，至是，又为二百四十二万。商人已请西盐，令加纳钱，使与新法价平。元丰三年，三司举张景温卖解盐息羡，进官赐帛。

明年，权陕西转运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后，钞有定数，起熙宁十年冬，尽元丰三年，通印给一百七十七万余席，而盐池所出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余钞五十九万有余，流布官司，其势不得不贱。」遂下三司住给。五年，户部犹以钞多难售，岁给陕西军储钞二百万，裁其半，然钞多，卒不能平价。

元祐元年，户部及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于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如范祥旧法。盐价钱应偿者，以转运司年额盐钞给之，所鬻盐钱，以待转运司籴买。仍举承务郎以上一员，于在京置场，以盐钞鬻见钱而输之都盐院库，遇给解盐额钞尽归之本司，毋更给转运司。他司皆毋得贩易，虽有专旨，听执奏。其已买钞，自本司拘之，若民间钞少或给本路缗钱，即上户部议鬻其钞。」诏皆从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纳解盐减年额买盐费钱二万七千余缗，增在京买钞之本。入中解盐，并效熙河钞，而价随事增损以折，澶怀滑州、阳武盐价，定为钱八千二百。时，陕西民多以朴硝私炼成颗，谓之倒硝，颇与解盐相乱。绍圣三年，制置使孙路以闻，诏犯者减私盐法一等坐之。

初，神宗时，官卖解盐，京西则通商。有沈希颜者为转运使，更为榷法，请假常平钱二十万缗，自买解盐，卖之本路，民已买解盐尽买入官，掊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黄降劾希颜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复旧制通商，然犹官卖，元符元年乃罢之。永兴军渭州河北高阳、栎阳、泾阳等县，如同、华等六州军，官仍自卖盐，而禁官司于折博务买解盐贩易规利。俄以水坏解池，听河中府解州小池盐、同华等州私土盐、阶州石盐、通远军岷州官井盐鬻于本路，而京东、河北盐亦通行焉。三年，诏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城，提举措置催促陕西、河东木伐薛嗣昌，提举开修解州盐池。

崇宁元年，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初，解梁东有大盐泽，绵亘百余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初，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皆贺。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课额敷溢为功。然议者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固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适口。

崇宁初，言事者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来之费，乞复范祥旧法，谨守而力行之，无庸轻改。虽可其请，未几，蔡京建言：「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及京西，袋输官钱六千，而盐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万缗。如通至陕西，其利必倍。」议遣韩敦立等分路提举。及盐池已复，京仍欲旧解盐地客算东北末盐，令榷货务人纳见缗无穷，以收己功，乃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五年，诏：「钞法用之，民信已久，飞钱裕国，其利甚大，比考前后法度，颇究利害，其别为号验，给解盐换请新钞。先以五百万缗赴陕西。河东，止给籴买，听商旅赴榷货务换请东南盐钞。贴输见缗四分者在旧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带行旧钞，输四分者带五分，输五分者带六分；若不愿贴输钱者，依旧钞价减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轻重之柄，率减钞直，使并边籴价增高，乃裁限之。崇宁四年，以钞价虽裁，其入中州郡，复增籴价，客持钞算请，坐牟大利。乃诏陕西旧钞易东南末盐，每百缗用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后又诏减落钞价逾五十者，论以法。

及大观四年，张商英为相，议复通行解盐如旧法，而东北盐毋得与解盐地相乱。继而有司议解池已复，依旧法印钞请。商旅已买东北盐，随处官司期三日尽籍，输官偿其价，隐匿者如私盐法。解盐未到，官鬻所得东北盐，解盐到即止。已请钞已支者悉毁，已支未请者听别议。在京仍通行，其经由州县郑州、中牟、开封府祥符、阳武县境内，亦许通放。而王仲千所请通入京西北路陈、颍、蔡州、信阳军，权止之。商旅已算请东北盐，元指定东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军批引；其已入京未货者，都盐院全袋拘买鬻之，许坐贾请买碎卖。

政和元年，诏陕西钞依钞面实价，辄增减者，以违制论。未几，复以陕西通行盐钞，旧虽约以铜钱六千为钞面，然钞贵则入粟增多，钞平则入谷减少。若限以六千，陕西唯行铁钱，是盐钞一席得六千铁钱斛斗矣，深损公家，其随时增减听之。二年，蔡京复用事，法仍变改，钞不可用者悉同败楮。六年，两池漫生盐，募人倍力采取，且议加赏；继生红盐，百官皆贺，制置解盐使李百禄等第赏有差。七年，议复行解盐，时童贯宣抚关、河，实主之。诏解盐地见行东北盐，复尽收入官，官给其直，在京于平货、在外于市易务桩管，如解盐法鬻之；不自陈，如私盐法。重和元年，诏复行解盐旧法。逾年，榷货岁亏数百万贯，又钞价减落，籴买不行，三省趣讲画以闻，贯遂请罢领解盐。俄而三省条奏：旧东北盐地客贩解盐，立限尽鬻，限竟鬻未尽者，运往解盐地，逾者论如私盐法。京畿、京西复置官提举。初，崇宁中，以盐各利一方，故解盐止行本路，东南鬻海利博，行于数路。既复行解盐，商旅苦于折阅；即改如旧，虑商旅疑惑。遂诏输诸路，钞法更不改易，扇摇者论如法，仍倍之。

靖康元年，解盐钞入纳算请，并参照熙宁、元丰以前旧法，又增改解盐及东北盐地，即商旅不愿盐，则用钞面请钱如旧法。继定每席钞为八贯者，尽收入钞面；其入纳粮草者，许直赴池请盐，省复入京批钞之扰。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钱总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

其在京东曰密州涛洛场，一岁鬻三万二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唯登、莱州则通商，后增登州四场。旧南京及曹、濮、济、兖、单、郓、广济七州军食池盐，余皆食二州盐，官自鬻之。庆历元年冬，以淄、潍、青、齐、沂、密、徐、淮阳八州军仍岁凶菑，乃诏弛禁，听人贸易，官收其算，而罢密、登岁课，第令户输租钱。其后兖、郓皆以壤地相接，罢食池盐，得通海盐，收算如淄、潍等州。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然使输钱如故。至和中，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

元丰三年，京东转运副使李察言：「南京、济、濮、曹、单行解盐；余十有二州行海盐，请用今税法置买卖盐场。」其法，尽灶户所鬻盐而官自卖，重禁私为市者，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余缗，而息几半之。吴居厚为转运判官，承察后治盐法，利入益多。六年，较本路及河北买卖盐场，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钱三十六万缗。察、居厚皆进官，加赐居厚三品服。诏运卖盐钱储之北京，令河北都转运使蹇周辅、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

其在河北曰滨州场，一岁鬻二万一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棣、祈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若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德、博、滨、棣、祈、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定、安肃军则通商。后滨州分四务，又增沧州三务，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而京东之淄、青、齐既通商，乃不复给。

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河北点义勇强壮及诸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乞且仍旧通商。」其议遂寝。

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复建议悉榷二州盐入官，以专其利。都转运使鱼周询以为不可，且言：「商人取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无二三。请敷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之十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盗贩不已，若榷则盐贵，契丹之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契丹获福也。契丹盐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其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北京。后父老过其下，必稽首流涕。

久之，缗钱所入益耗，皇祐中，视旧额几亡其半。陕州录事参军王伯瑜监沧州盐山务，献议商人受盐沧、滨二州，以囊贮之，囊毋过三石三斗，斗为盐六斤，除三斗为耗勿算，余算其半。予券为验，州县验券纵之，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即所贮过数，予及受者皆罚，商人私挟他盐，并没其赀。时知沧州田京，与伯瑜合议上闻，召试行之。逾年，岁课增三万余缗，遂以为定制。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请榷河北盐，诏提举河北、京东盐税周革入议，将施行焉。文彦博论其不便，乃诏仍旧。

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货下四

○盐中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才半岁，获息钱十有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来新行盐法，所在价增一倍，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闻贫家至以盐比药。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为惠，愿陛下不以损民为利，而以益民为利，复盐法如故，以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之赐。」会河北转运使范子奇奏，盐税欲收以十分，遣范锷商度。岩叟复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愿输倍税。主计者但知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庆历六年，既不行三司榷买之法，又不从转运司增税之请，仁宗直谓朕虑河北军民骤食贵盐，可令依旧。是时计岁增几六十万缗，仁宗岂不知为公家之利？意谓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罢河北榷法，仍旧通商。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令商贾贩盐，于场务输税，以及等户保任，给小引，量道里为限，即非官监镇店，听以使鬻之，盐税旧额五分者，增为七分。则盐税盖已行焉。

绍圣中，河北官复卖盐，继诏如京东法。元符三年，崇仪使林豫言：「河北榷盐，未必敷前日税额，且契丹盐益售，虑启边隙。」明年，给事中上官均亦以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辅及滑州、河阳所产碱地，悉垦为田，革盗刮煎盐之弊，知河阳王序以劝诱推赏。三年，大改盐法，旧税盐并易为钞盐。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已请旧法税盐货卖者，自陈，更买新钞带卖，已请钞引，毋得带支。初，茶盐用换钞对带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犹未及也；至是，并河北、京东行之。

其在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天圣中，杭、秀、温、台、明各监一，温州又领场三，而一路岁课视旧减六万八千石，以给本路及江东之歙州。

庆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浅涸，漕运艰阻，靡费益甚，请量增江、淮、两浙、荆湖六路粜盐钱。下三司议，三司奏荆湖已尝增钱，余四路三十八州军，请斤增二钱或四钱。诏俟河流通运复故。既而江州置转运般仓，益置漕船及佣客舟以运，制置司因请六路五十一州军斤增五钱。民苦官盐估高，无以为食，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韩绛安抚江南还，亦极言之。其后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祐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于官盐估高，故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裁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发运司难之。立、肃之固请试用其法二三年，可见利害，诏可。

立尝论东盐利害，条亭户、仓场、漕运之弊，谓：「爱恤亭户使不至困穷，休息漕卒使有以为生，防制仓场使不为掊克率敛，绝私贩，减官估，果能行此五者，岁可增缗钱一二百万。」集《盐策》二十卷以进，其言亭户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来，屡下诏书辄及之，命给亭户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衣粮；亭户逋岁课久不能输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顺焉。

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监六、场十有四，然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二年，有万奇者献言欲扑两浙盐而与民，乃遣奇从发运使薛向询度利害。神宗以问王安石，对曰：「赵抃言衢州扑盐，所收课敌两浙路，抃但见衢、湖可扑，不知衢盐侵饶、信，湖盐侵广德、升州，故课可增，如苏、常则难比衢、湖。今宜制置煎盐亭户及差盐地令督捕私贩，般运以时，严察拌和，则盐法自举，毋事改制。」

五年，以卢秉权发遣两浙提点刑狱，仍专提举盐事。秉前与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两浙，询究利害。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秉先请储发运司钱及杂钱百万缗以待偿，而诸场皆定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石堰以东近海水碱，故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盘数以绝私鬻，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而鬻盐地什伍其民，以相几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于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严捕盗贩者，罪不至配，虽杖者皆同妻子迁五百里。仍益开封府界、京东兵各五百人防捕。

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发运司劾奏亏课，皆狱治。王安石为神宗言捕盐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诏两浙提举盐事司，诸州亏课者未得遽劾，以增亏及违法轻重分三等以闻。七年，以卢秉盐课虽增，刑狱实繁，虑无辜即罪者众，徙其职淮南，以江东漕臣张靓代之，且休量其事。靓言秉在事，越州监催盐偿至有母杀子者，诏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课擢太常博士，升一资。岁余，三司言两浙漕司宽弛，盐息大亏，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议措置。元祐初，言者论秉推行浙西盐法，务诛剥以增课，所配流者至一万二千余人，秉坐降职。两浙盐亭户计丁输盐，逋负滋广，二年，诏蠲之。后更积负无以偿，元符初，察访使以状闻，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邹浩尝极疏其害。

明州鸣鹤场盐课弗登，拨隶越州。宣和元年，楼异为明州，请仍旧，且于接近台州给旧盐五七万囊。诏曰：「明州盐场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鸣鹤一场隶越，客始辐凑。犹有二场积盐以百万计，未见功绪，此而不图，东欲取于越，西欲取于台，改令害法，动摇众情。」令状析以闻。

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各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岳、鄂、衡、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以给本路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旧并给两浙路，天圣七年始罢。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又置转般仓二，一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仓盐；一于涟水军，以受海州涟水盐。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设虑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折中粮草，足赡边兵；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民户，冒寒涉远。借如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恕等谓：「江、湖官卖盐，盖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冕议遂寝。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輓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糜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

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诣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景祐二年，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籴二十万石止。庆历二年，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八年，河北行四说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踊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蓄贾所抑，盐百八斤旧售钱十万，至是六万，商人以贱估售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复入钱京师法，视旧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五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听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故。

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榷货务入钱售东南盐，以百八十万三千缗为额，后增至四百万缗。嘉祐中，诸路漕运不足，榷货务课益不登，于是即发运司置官专领运盐公事。治平中，京师入缗钱二百二十七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荆湖、广南六路岁售缗钱，皇祐中二百七十三万，治平中三百二十九万。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无赖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

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而江西转运司不以为便，不往取。后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诏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会议，皆请如湛等议。而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遂止。

嘉祐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所过州县收算；或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或谓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百万斤至汀，民间足盐，寇盗自息；或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汀州，论者不一。先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传会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议，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等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诏用炳等策，然岁增粜六十余万斤。

江西提点刑狱蔡挺制置盐事，乃令民首纳私藏兵械给巡捕吏卒，而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钅巢栿至州乃发。输官有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繇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炳等议所率籴盐钱。异时，汀州人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十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耆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

初，荆湖亦病盐恶，且岁漕常不足，治平二年，才及二十五万余石。三年，拨淮西二十四纲及佣客舟载盐以往，是岁运及四十万石。四年，至五十三万余石。

庆历初，判户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尝以荆湖盐估高，诏斤减三钱或二钱，自后利入寝损。请复旧估，可岁增缗钱四万。」许之。治平中，淮南转运使李复圭、张刍、苏颂，三司度支判官韩缜，相继请减淮南盐价，然卒不果行。

熙宁初，江西盐课不登，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乃议稍减虔盐价，更择壮舟，团为十纲，以使臣部押。后蔡挺以赣江道险，议令盐船三岁一易，仍以盐纯杂增亏为纲官、舟人殿最，盐课遂敷，盗贩衰止。自挺去，法十废五六，请复之便。」诏从之。仍定岁运淮盐十二纲至虔州。及章惇察访湖南，符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乞运广盐于江西。即遣蹇周辅往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广东盐不得辄通，盗贩公行。淮盐官以九钱致一斤，若运广盐尽会其费，减淮盐一钱，而其盐更善，运路无阻。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一千万斤于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诏周辅立法以闻。周辅具盐法并总目条上，大率峻剥于民，民被其害。旧，江西盐场许民买扑，周辅悉籍于官卖之。遂以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即司农寺置局。

四年，周辅改漕河北。明年，提举常平刘谊言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诏江东提点刑狱范峋体量，未报，谊坐言役法等事罢。及峋奏至，但以州县违法塞诏，竟无更张。未几，周辅奏：「虔州、南安军推行盐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万缗。」自以为功。诏命发运副使李琮体访利害，琮知周辅方被奖用，止谓盐法宜变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辅为户部侍郎，复奏湖南郴、道州邻接韶、连，可以通运广盐数百万，却均旧卖淮盐于潭、衡、永、全、邵等州，并准江西、广东见法，仍举郏亶初议，郴、全、道三州亦卖广盐。诏委提举常平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条约来上，诏施行之，额利增加，一方骚然。于时淮西亦推行周辅盐法，发运使蒋之奇奏立知州、通判、盐事官赏罚，下户部著为令。

绍圣三年，发运司言淮南亭户贫瘠，官赋本钱六十四万缗，皆倚办诸路，以故不时至，民无所得钱，必举倍称之息。欲以籴本钱十万缗给之，不足，畀以凭由，即欲质于官，与凭之七，而蠲其息，盐本集，复给其三分，凭由毁弃。

崇宁元年，蔡京议更盐法，乃言东南盐本或阙，滞于客贩，请增给度牒及给封桩坊场钱通三十万缗。并列七条：一、许客用私船运致，仍严立辄逾疆至夹带私盐之禁；二、盐场官吏概量不平或支盐失伦次者，论以徒；三、盐商所繇官司、场务、堰闸、津渡等辄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荫家、贡士、胥史为贾区请盐；五、议贷亭户；六、盐价大低者议增之；七、令措置官博尽利害以闻。明年，诏盐舟力胜钱勿输，用绝阻遏，且许舟行越次取疾，官纲等舟辄拦阻者坐之。遂变钞法，置买钞所于榷货务。凡以钞至者，并以末盐、乳香、茶钞并东北一分及官告、度牒、杂物等换给。末盐钞换易五分，余以杂物，而旧钞止许易末盐、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听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钞。定民间买钞之价，以抑豪强，以平边籴。在河北买者，率百缗毋得下五千，东南末盐钞毋得下十千，陕西盐钞毋得下五千五百，私减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难、文钞展限等条皆备。

四年，又以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载定六路盐价，旧价二十钱以上皆递增以十钱，四十五者如旧；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其便。而亭户贷钱，旧输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诏算请不贴纳见钱，以十分率之，毋过二分。大观元年，乃令算请东南末盐贴输及带旧钞如见条外，更许带日前贴输三分盐钞，输四分者带二分，五分者带三分。后又贴输四分者带三分，五分者带四分，而东南盐并收见缗换请新钞者，如四分五分法贴输。其换请新钞及见钱算东南末盐，如不带六等旧钞者，听先给；如止带五等旧钞，其给盐之叙，在崇宁四年十月前所带不贴输旧钞之上。六等者，谓贴三、贴四、贴五、当十钞、并河北公据、免贴纳钱是也。

时钞法纷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许人任便用钞请盐，般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为课额。提举盐事司苛责郡县，以卖盐多寡为官吏殿最，一有循职养民不忍侵克，则指为沮法，必重奏劾谴黜，州县熟不望风畏威，竞为刻虐？由是东南诸州每县三等以上户，俱以物产高下，勒认盐数之多寡。上户岁限有至千缗，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贯，籍为定数，使依数贩易，以足岁额；稍或愆期，鞭挞随之。一县岁额有三五万缗，今用为常额，实为害之大者。」

又言：

「朝廷自昔谨三路之备，粮储丰溢，其术非他，惟钞法流通，上下交信。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地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绸、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

自崇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边郡无人入中，籴买不敷，乃以银绢、见钱品搭文钞，为籴买之直。民间中籴，不复会算钞直，惟计银绢、见钱，须至高抬粮草之价，以就虚数。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军储不得不阙，财用不得不匮。如解盐钞每纸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东南末盐钞，乃以见钱四分、盐引六分，榷货务惟得七十千之入，而东南支盐，官直百千，则盐本已暗有所损矣。

臣谓钞法不循复熙、丰，则物价无由可平，边储无由可积，方今大计，无急于此。薛向昔讲究于嘉祐中，行之未几，谷价遽损，边备有余，逮及熙、丰，其法始备。比年榷货务不顾钞法屡变，有误边计，惟冀贴纳见钱，专买东南盐钞，图增钱数，以侥冒荣赏。前钞方行，而后钞又复变易，特令先次支盐，则前钞遂为废纸，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愿明诏执政大臣，精择能吏，推明钞法，无以见行为有妨，无以既往为不可复，如薛向之法己效于昔者，可举而行之。」

今之练政事、通钞法，不患无人；在京三库之积，皆四方郡县所入，不患无备。如以三四百万缗桩留京师，随数以给钞引，使钞至给钱，不复邀阻，上下交信，则人以钞引为轻赍，转相贸易。或支请多，惟转廊就给东南末盐钞或度牒之类，如东南末盐钞或度牒敕牒唯许以钞引就给外，余并令在京以见钱入易，桩留以为钞引之资，亦计之得者。若旧出文钞，亦当体究立法，量为分数，支盐偿之。自昔立法之难，非特造始，修复既废，亦为非易。欲兴经久之利，则目前微害，宜亦可略，惟详酌可否施行之。

未几，张商英为相，乃议变通损益，复熙、丰之旧，令内府钱别桩一千五百万缗，余悉移用，以革钱、钞、物三等偏重之弊。陕西给钞五百万缗，江、淮发运司给见钱文据或截兑上供钱三百万缗。以左司员外郎张察措置东南盐事，提举江西常平张根管干运淮盐于江西，罢提举盐香，诸路盐事各归提刑司。议定五等旧钞，商旅已换请新钞及见钱钞不对带，听先给东南末盐诸路货易。仍下淮、浙盐场，以盐十分率之，桩留五分，以待支发官纲，备三路商旅转廊算请，余五分以待算请新钞及见钱钞与不带旧钞当先给者。于是推行旧法，以商旅五色旧钞，若用换请新钞对带，方许支盐，虑伺候岁月，欲给无由，乃立增纳之法。贴三钞许于榷货务更贴见缗七分，贴四钞更贴六分，贴五、当十钞贴七分，河北见钱文据贴五分算请。

有司议，三路钞法如熙、丰旧法，全仰东南末盐为本，若许将旧钞贴纳算请，正与推行三路熙、丰钞法相戾；即不令贴纳算还，又钞无所归。议将河北见钱文据减增纳二分，余各减二分，以告敕、减度牒、香药、杂物、东南盐算请给偿。帝诏：「东南六路元丰年额卖盐钱，以缗计之，诸路各不下数十万。自行钞盐，漕计窘匮，以江西言之，和、豫买欠民价不少，何以副仁民爱物之意？」令东南诸路转运司协力措置般运。

政和元年，诏商旅愿依熙、丰法转廊者，许先次用三路新钞算请，往他所定价给卖。优存两浙亭户额外中盐，斤增价三分。已而张察均定盐价，视绍圣斤增二钱，诏从其说，仍斤增一钱。议者谓：「异时盐商于榷货务入纳转廊，惟视东南诸郡积盐多寡，盐多则请钞者众，所入亦倍，其阙盐地，客不肯住。在元丰时远地须豫备二年或三年，次远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谓之准备盐，而后钞法乃通。绍圣间遵用旧制，广有准备，故均价之后，课利增倍。谓宜严责转运司般运准备盐外，更及元丰准备之数，则钞法始通，课利且羡。亭户煎盐官为买纳，比旧既增矣，止用元丰旧价自可，况用新价，而有本钱，复加借贷，何虑不增？若斤更增一钱，虚费亦大。」诏施行之。六路通置提举盐事官，置司于扬州，未几罢。

议者复谓：「客人在京榷货务买东南末盐者，其法有二：一曰见钱入纳，二曰钞面转廊。今既许三路文钞得以转廊，若更循旧制，许以见钱入纳，则客旅之钱，当入于榷货，而不入于兼并，见钱留于京师，客旅走于东南。」诏采用焉。又有谓：「旧法听以物货及官钱钞引抵当，所以扶持钞价，不大减损，昨禁之非是。其旧转廊盐钞，贩至东南，转运司乃专以见钱为务，致多壅阏。」于是复钞引抵当，一如其旧。末盐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给末钞，二分许鬻见缗，后又增见缗为三分。

二年，江宁府、广德军、太平州斤更增钱二，宣、歙、饶、信州斤增钱三，池江州、南康军斤增钱四，各以去产盐地远近为差。是岁，蔡京复用事，大变盐法。五月，罢官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已般盐并封桩。商旅赴榷货务算请，先至者增支盐以示劝。前转廊已算钞未支者，率百缗别输见缗三分，仍用新钞带给旧钞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数别输带卖如上法。其算请悉用见缗，而给盐伦次，以全用见缗不带旧盐者为上，带旧盐者次之，带旧钞者又次之。三路籴买文钞，算给七分东南末盐者，听对见缗支算二分，东北盐亦如之。自余文钞，毋得一例对算。复置诸路提举官。于是诏书褒美京功，然商旅终以法令不信为疑，算请者少，乃申扇摇之令，增赏钱五百缗。

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诸州投勾，乃请盐于场，留滞，罢之。若请盐大带斤重者，官为秤验，乃输钱给钞。时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客盐旧止船贮，改依东北盐用囊，官袋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折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簿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仿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大抵皆视茶法而多为节目，欺夺民利，故以免究盗贩、私煎、大带斤重为名，而专用对带之法。客负钞请盐，往往厄不即畀，必对元数再买新钞，方听带给旧钞之半。虑令之不行也，严避免之禁，申沮坏之制，重扇摇之法，季辄比较，务峻督责以取办。

四年，以远地商贩者稀，盐仓以地远近为叙，先给远者。继令搭带正盐，期一月不买新钞，没官，而剩盐即没纳。五年，伪造引者并依川钱引定罪。六年，以产盐州军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卖者听输钱二十给钞，毋得辄出州界。

宣和二年，诏六路封桩旧盐数输亿万，其听商旅般贩，与淮、浙盐仓即今盐钞对算。四年，榷货务建议：「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崇宁会定盐价，买盐折算，酌以中价，斤为钱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钱，亏公稍多。欲囊增为十三千入纳，而亭户所输并增价，庶克自赡，盗贩衰止。」于是旧盐尽禁住卖，而籍记、贴输、带卖之令复用焉。

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时有魏伯刍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伯刍年除岁迁，积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御府颁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余，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后，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忌，遂至于此。

于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再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于盐袋鲞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诏：「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多，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较已罢而复用，抄劄既免而复行，盐囊既增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十三千，民力因以扰匮，而盗贼滋焉。

靖康元年，诏未降新钞前已给见钱公据文钞，并给还商贾，以示大信。时盐尽给新钞，亦用带卖旧盐立限之法。言者论：「王黼当国，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钞，旧盐贴钱对带，方许出卖，初限两月，再限一月。是时黼方用事，专务害民，剥下益上，改易钞法，甚于盗贼。然今不改覆车之辙，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时，商贾岂得不怨？」诏申限焉。

南渡，淮、浙亭户，官给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五十斤为石，六石为袋，输钞钱十八千。绍兴元年，诏临安府，秀州亭户二税，依皇祐法输盐，立监官不察亭户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诏淮、浙盐令商人袋贴输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时吕颐浩用提辖张纯仪，峻更盐法。十有一月，诏淮、浙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后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令商人贴输钱，至是复以分数如对带法，于是始加严酷矣。三年，减民间蚕盐钱。四年正月，诏淮、浙盐钞钱每袋增贴输钱三贯，并计纲输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输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及今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尚未绝，乃命以先后并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害之也。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之数言之，淮东盐灶四百一十二所，岁额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余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贯；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以盐额论之，淮东之数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钱数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诏住卖带卖积盐，以朝廷徒有带卖之名，总所未免有借拨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盐商吴传言：「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通、泰、楚隶买盐场十六，催煎场十二，灶四百十二。绍兴初，灶煎盐多止十一筹，筹为盐一百斤。淳熙初，亭户得尝试卤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筹至三十筹，增旧额之半。缘此，盐场买亭户盐，筹增称盐二十斤至三十斤为浮盐。日买盐一万余筹，其浮盐止以二十斤为则，有二十万斤，为二千筹，筹为钱一贯八百三十文，内除船脚钱二百文，有一贯六百三十文。其盐并再中入官，为钞钱四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余缗。又纲取盐一代并诸窠名等，及卖又多称斤两，亭户饥寒，不免私卖。若朝廷严究，还其本钱，而后可以尽革私卖之弊。」至是，诏还通、泰等州诸盐场欠亭户盐本钱一百一十万贯。

宁宗庆元初，诏罢循环盐钞，改增剩钞名为正支文钞给算，与已投仓者通理先后支散。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钞多弊，故有是命。于是富商巨贾有愿为贫民者矣。开禧二年，诏自今新钞一袋，搭支旧钞一袋；如新钞多于旧钞，或愿全以新钞支盐，及无旧钞而愿全买新钞者听，以新钞理资次。嘉定二年，诏淮东贴输盐钱免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三年诏：「停钞引之家，增长旧钞价直，袋卖官会百贯以上。自今令到日，盐钞官钱袋增收会子二十贯，三务场朱印于钞面，作「某年某月新钞」，俟通卖及一百万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盐钞并为旧钞，期以一年持赴仓场支盐，袋贴输官会一十贯，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盐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监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至道言：「夫产盐固藉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故盐户所当存恤，盐商所当优润。庆元之初，岁为钱九百九十万八千有奇，宝庆元年，止七百四十九万九千有奇，乃知盐课之亏，实盐商之无所赢利。为今之计，莫若宽商旅，减征税，庶几庆元盐课之盛，复见于今日矣。」从之。绍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罢上虞、余姚海涂地创立盐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岁额盐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积亏一百余万袋，民食贵盐，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举茶盐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员，专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岁终尚书省课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绍兴、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间，钞法或行或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望付有司集议，孰为可行，孰为可罢，天地之藏与官民共之，岂不甚盛？」从之。五年，申严私贩苛征之禁。

宝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上本务场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盐等钱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有奇，比今新额四千万贯增一倍以上，合视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偿之，以励其后。」有旨依所上推赏。四年五月，以行在务场比新额增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有奇，本务场并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通管三务场职事之人，视例推赏，后以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盐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阃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之由。」于是复申严私贩之禁。

五年，朱熠复言：「盐之为利博矣。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故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者也，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盐之利散而归之于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买浮盐，以岁额计之，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数年来，钞法屡更，公私俱困，真、扬、通、泰四州六十五万袋之正盐，视昔犹不及额，尚何暇为浮盐计邪？是以贪墨无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买浮盐，龙断而笼其利；累累灶户，列处沙洲，日藉铢两之盐，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贾既不得私贩，朝廷又不与收买，则是绝其衣食之源矣。为今之计，莫若遵端平之旧式，收锅户之浮盐。所给盐本，当过于正盐之价，则人皆与官为市。却以此盐售于上江，所得盐息，径输朝廷，一则可以绝戎阃争利之风，二则可以续锅户烹煎之利。」有旨从之。

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货下五

○盐下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长清场，岁鬻十万三百石，以给本路。天圣以来，福漳泉州、兴化军皆鬻盐，岁视旧额增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廖恩者起为盗，聚党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邓闰甫言：「闽越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奸民比他路为多，大抵盗贩盐耳。恩平，遂不为备，安知无蹑恩之迹而起者？」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言：「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又稍兴复旧仓，选吏增兵。立法，若盗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编管邻州；己编管复犯者，杖、配犯处本城。」皆行之，岁增卖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数外售者不预焉。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自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数立额。又请捕盗官获私盐多者，论赏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卖盐官吏岁课，比旧额增羡。诏曰：「周辅承命创法，青相继奉行，期年有成，课增盗止，东南赖之。」时周辅已擢三司副使，监司已次被赏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降言：「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余随均定，盐额亦当五倍，而实减半焉。昨王子京奏立产盐法，失于详究，遂概以额增，多寡之间，辽远绝殊，远民久无以伸。」诏付汝贤。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谪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汝贤请定福建产卖盐额，诏从其请；凡抑民为盐户及愿退不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举盐事官知而不举，论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吕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流毒生灵，遣使按视，谴黜聚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湖南、江西运卖广盐添额之害，京东、河北榷盐，皆章惇所倡，愿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监察御史孙升继言：「江西、湖南盐法之害，两路之民，残虐涂炭，甚于兵火，独提举官刘谊乃能上言极其利害，谊坐夺官勒停。」诏复谊官，起守韶州。

崇宁以后，蔡京用事，盐法屡变。独福建盐于政和初斤增钱七，用熙宁法听商人转廊算请，依六路所算末盐钱每百千留十之一，输请盐处为盐本钱。

建炎间，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旧法，闽之上四州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输盐也。

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请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输行在所榷货务，自后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

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上以问宰执。陈诚之奏曰：「建、剑山溪之险，细民冒法私贩，虽官卖盐犹不能革；若使民自卖，其能免私贩乎？私贩既多，钞额必亏。」上曰：「中间曾用钞法，未几复罢。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贵从容，不然不可经久。」淳熙五年，诏泰宁、尤溪两县计产买盐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言：「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建运盐之法，不免有侵盗科扰之弊，且天下州县皆行钞法，独福建膺运盐之害。绍兴初，赵不已尝措置钞法，而终不可行者，盖漕司则藉盐纲为增盐钱，州县则藉盐纲以为岁计，官员则有卖盐食钱、縻费钱，胥吏则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私龃龉，无怪乎不可行也。钞法未成伦序，而纲运遽罢，百姓率无食盐，故漕运乘此以为不便，请抱引钱而罢钞法。钞法罢而纲运兴，官价高而私价贱，民多食私盐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于是诏岘措置。岘请从榷货务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为五等，造大小钞给买，仍预措置卖钞，先以本钱畀三仓买盐，以备商旅请买。九年正月，以福建盐自来运卖，近为钞法敷扰害民，于是诏福建转运司，诸州盐纲依旧官般官卖。三月，诏转运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未便者，措置以闻。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赵汝愚言：「汀州民贫，而官盐抑配视他州尤甚，乞以汀州为客钞。」事下提举应孟明及汀州守臣议，孟明等言：「上四州军有去产盐之地甚迩者，官不卖盐则私禁不严，民食私盐则客钞不售，既无翻钞之地则客卖销折，所以钞法屡行而屡罢。四川阔远，犹不可翻钞，汀州将何所往？故钞法虽良，不可行于汀州，惟裁减本州并诸县合输内钱，而严科盐之禁，庶几汀民有瘳矣。」复下转运赵彦操等措置裁减，以岁运二百万四千斤会之，总减三万九千三十八缗有奇，又免其分隶诸司，则汀州六邑岁减于民者三万九千缗有奇，减于官者一万缗有奇，所补州用又在外。盖上四州财赋绝少，所恃者官卖盐耳。

又濒海诸郡计产输钱，官给之盐以供食，其后遂为常赋，而民不复请盐矣，此又下四州产盐之弊也。宁宗嘉定六年，臣僚尝极言之，于是下转运司，将福之下四州军凡二十文产以下合输盐五斤之家尽免，其折户产钱仅及二十文者不输盐钱。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县半系频州产盐之地，利权专属漕臣，乃其职也。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福建提举司主常平茶事而盐不预，漕司与认净镪以助用，近来越职营利，多取纲运，分委属县。县邑既为漕司措办课盐，今又增提举司之额，其势必尽敷于民，殆甚于青苗之害。望将运盐尽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职，庶几事权归一，民瘼少苏矣。」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县倚盐为课，其间有招趁失时，月解拖欠，其欠在宝祐五年以前者，并与除放，尚敢违法计口科抑者，监司按劾以闻。」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办于卖盐，转运司虽拘榷盐纲，实不自卖。近年创例自运盐两纲，后或岁运十纲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岁额相妨，而纲吏搭带之数不预焉。州县被其搀夺，发泄不行，上供常赋，无从趁办，不免敷及民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有旨：「福建转运司视自来盐法，毋致违戾；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此施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鬻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而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定为煎额，以惠远民。久之，广西漕司奏民户逋盐税，其县令监官虽已代，并住奉勒催，须足乃罢。而广东漕臣复奏岭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干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较赏罚如之。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广之盐皆属于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俗富，犹可通商；广西地广莫而雕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自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

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生碱，募民垦之，置灶六十七，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息钱三万余缗。十有二月，复置广西茶盐司。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化、高五州官卖，余八分行钞法。寻又诏广东盐九分行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去中州绝远，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昭州岁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以七千缗代浔、贵州上供赴经略司买马，余为州用。及罢官卖，遂科七千缗于民户，谓之縻费钱焉。九年，罢广东官卖，行客钞法，以其钱助鄂兵之费。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漕钱二十万。且广西之盐乃漕司出卖，自乾道元年因曾连请并归广东，于是度支唐琢言：「广西盐引钱欠几八千万缗，缘向来二广盐事分东西两司，而西路盐常为东路所侵，昔广西自作一司，故盐不至于亏减；今既罢西司并入东路，则广东之盐无复禁止，广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执进蒋芾之奏：「盐利旧属漕司，给诸州岁；自卖钞盐之后，漕司遂以苗米高价折钱。今朝廷更不降盐钞，只今漕司认发岁额，则漕司自获盐息，析米招籴之弊皆去矣。」九年，诏广州复行官般官卖法。

淳熙三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栻去而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诏遣浙西抚干胡廷直访求利害，与帅、漕、提举详议以闻。使还，寻以廷直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十五年，诏曰：「广南在数千里外，疾痛难于上闻，朕悯之尤切。盖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转而自鬻，久为民疾。朕为之更令，俾通贩而杜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动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以为民，朕有美意，弗广其推，顾挠而坏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于是命詹仪之知静江府，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其两路卖盐，岁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仪之等言：「两路盐且以十万箩为额，俟三数年，视其增亏，乃增其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与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言：「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鬻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盐，东隶并州，西隶汾州。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盐法亦与海盐同，岁鬻视旧额减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岁课缗钱十八万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来，听商人辇盐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贸易，官为下其价予之。后积盐益多，康定初，罢东监鬻盐三年。皇祐中，又权罢西监鬻盐，俟盐少复故。时议者请募商人入刍粟麟府州、火山军，予券偿以盐，从之。既而刍粟虚估高，券直千钱，为盐商所抑，才售钱四百有余，而出官盐五十斤，蠹耗县官。或请罢入刍粟，第令入实钱，转运司议以为非便而止。大抵碱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利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课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摘他户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陕西亦有鬻碱为盐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尝诏废河中府、庆成军碱场，禁民鬻盐以侵池盐之利。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言：「两监旧额岁课二十五万余缗，自许商人并边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余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运，鬻于本路，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诏如所奏，官自运鬻于本路。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永利东、西监盐，请如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户所卖地，即盐已运至场务者，商人买之加运费。如是则官盐价平而商贩通。」遂行其说，用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安石请犯西北青白盐者，以皇祐敕论罪，首从皆编配；又青白入河东，犯者罪至流，所历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盐岁有羡余，及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诏安石迁官，赏其属。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言：「异时河东除食解盐，余仰东、西永利盐，未尝阙。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兄砺等始议创增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夹硝味苦，民不愿买。乞下转运司，苟无妨阙，即止勿收。」诏从之。

四年，陈安石坐为河东转运使附会时论，兴置盐井，害及一路，降知郑州。先是，熙宁中，议收熙河蕃部包顺盐井，或以为非宜，王安石谓边将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议者不能夺焉。

六年，诏代州卖盐年额酌以中数，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少均裁之。绍圣元年，河东复行官卖法。崇宁三年，以河东三路钞无定估，本路尤贱，害于籴买，罢给三路钞，止给见钱钞，他如河北新降钞法。四年，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官收，见缗鬻之，听商人入纳算请，定往河东州军，罢客贩东北盐入河东者。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岁鬻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各以给本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初，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令干鬻者有羡利但输十之九。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给食。」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刬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言。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

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

○茶下

茶天圣三年八月，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奭等又欲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奭等议既用，益以李谘等变法为非。明年，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比视增亏数差谬，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夷简言：「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京师府藏常阙缗钱，吏兵月奉仅能取足。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效。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然士逊等犹被罚，谘罢三司使。初，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四年，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坏。

景祐中，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时谘已执政矣。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遂命谘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是岁三月，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请为更约束，重私贩之禁，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谘等复言：「自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既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叶清臣为三司使，是岁河北谷贱，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止二百万石。庆历二年，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数足而止，自是三说稍复用矣。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比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钱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余石，刍五十六万余围，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民用有限，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今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券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乃下诏曰：「比食货法坏，刍粟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商贾不行，豪富之家，乘时牟利，吏缘为奸。自今有议者，须究厥理，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置之重罚。」

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匹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行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绸、绢。」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繁，岁报刑辟，不可胜数。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因陷罪戾至破产逃匿者，岁比有之。又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万余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余斤，两浙二十三万余斤，荆湖二百六万余斤，唯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诏特损五万，至是增至七十九万余斤，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

先是，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景祐中，叶清臣上疏曰：

「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对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货，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

建国以来，法敝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三分之一，丁赋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嘉麟为《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陈通商之利。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向之，力言于帝。三年九月，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十月，三司言：「茶课缗钱岁当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万，又募人入钱，皆有虚数，实为八十六万，而三十九万有奇是为本钱，才得子钱四十六万九千，而辇运麋耗丧失，与官吏、兵夫廪给杂费，又不与焉。至于园户输纳，侵扰日甚，小民趋利犯法，刑辟益繁，获利至少，为弊甚大。宜约至和以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民，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官分行六路，还言如三司使议便。

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欢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岁输裁减其数，使得饶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置明刑，无或有贷。」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

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祐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巳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巳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巳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巳，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巳、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

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巳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茶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茶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巳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疏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迥、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宜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

明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

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陕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

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熙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岁贾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转运司月暨岁终比较都数之法。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宽，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岁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算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

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

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

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高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远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逾，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

陕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陕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与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乃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岁岁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陕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十一百余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余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镈，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

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粗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卖芽茶皆罢。

崇宁二年，尚书有言：「建、剑二州茶额七十余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依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重和元年，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诸路末茶入府界者，复严为之禁。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

元祐初，宽茶法，议者欲罢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岁课，持不可废；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等相继论奏，遂罢。绍圣初，章惇等用事，首议修复水磨。乃诏即京、索、大源等河为之，以孙迥提举，复命兼提举汴河堤岸。四年，场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余缗，吕安中二十一万余缗，以差议赏。元符元年，户部上凡获私末茶并杂和者，即犯者未获，估价给赏，并如私腊茶获犯人法。杂和茶宜弃者，斤特给二十钱，至十缗止。

初，元丰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颍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将即济州山口营置。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寻诏商贩腊茶入京城者，本场尽买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垛钱。裁元丰制更立新额，岁买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率。客茶至京者，许官场买十之三，即索价故高，验元引买价量增。三年，诏罢之。

明年，改令磨户承岁课视酒户纳曲钱法。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丰法，应缘茶事并隶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大观元年，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寻命茶场、茶事通为一司。三年，复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请商旅贩茶起引定入京住卖者，即许借江入汴，如元丰旧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卖者禁，已请引者并令赴京。二年，以课入不登，商贾留滞，诏以其事归尚书省。于是尚书省言：「水磨茶自元丰创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于京城，仍行通客贩，余路水磨并罢。」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当是时，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十有八，惟洪、江、兴国、潭、建各置场一，监官一。罢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视捕私盐。二十一年，秦桧等始进《茶盐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时损益，至是审订成书，上之。

孝宗隆兴二年，淮东宣谕钱端礼言：「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如愿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贴输翻引钱十贯五百文；如又过淮北，贴输亦如之。」当是时，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翻引钱，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八年，减输翻引钱止七缗，通货侩见钱止八缗。淳熙二年，以长短茶引权以半依原引斤重钱数，分作四缗小引印给，而翻引贴输钱随小引输送。光宗绍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属邑科茶七千余缗。臣僚申明长短小引相兼，从人之便。户部言给卖小引，除金银、会子分数入输，余愿专以会子算请者听。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请：「隆兴府惟分宁县产茶，他县无茶，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穷索一乡，使认茶租，非便。」于是禁非产茶县不许民擅认茶租。

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以来，叶浓、杨勍等相因为乱，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二年，蠲未起大龙凤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复减大龙凤及京铤之半。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议者请鬻建茶于临安，移茶司事于建州买发。明年，以失陷引钱，复令通商。自是上供龙凤、京铤茶料，凡制作之费、篚笥之式，令漕司专之。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至元丰中，累增至百万。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遂以开同主管川、秦茶马。二年，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自后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至十七年，都大茶马韩球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额，茶司岁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加多。

乾道末年，青羌作乱，茶司增长细马名色等钱岁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累减园户重额钱十六万，又减引息钱十六万。至绍熙初，杨辅为使，遂定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然茶马司率多难之；乾道以后，岁拨止一二十万缗，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准。

自熙、丰以来，茶司官权出诸司之上。初，元丰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外，又催理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至宁宗庆元初，始除之。六年，诏四川产茶处岁输经总制头子钱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犀砦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

○酒坑冶矾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陈、滑、蔡、颍、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薪及吏工奉料。岁计获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及酝齐不良，酒多醨薄，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赀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曲收其直。其后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余贯。两浙旧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遂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曲钱之制，附两税均率。二年，诏曰：「有司请罢杭州榷酤，乃使豪举之家坐专其利，贫弱之户岁责所输，本欲惠民，乃成侵扰。宜仍旧榷酒，罢纳所均钱。」天禧四年，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

川峡承旧制，卖曲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陈其非便，太平兴国七年罢，仍旧卖曲。自是，惟夔、建、开、施、庐、黔、涪、黎、威州、梁山云安军，及河东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兴化军，广南东、西路不禁。

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诸州官酿所费谷麦，准常籴以给，不得用仓储。酒匠、役人当受粮者给钱。凡官曲，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卖曲价：东京、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西京减五。

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钱，颇为烦刻。景德二年，诏毋增榷，自后制置使不得兼领酒榷。四年，又诏中外不得更议增课以图恩奖。天禧初，著作郎张师德使淮南，上言：「乡村酒户年额少者，望并停废。」从之。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是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曲钱增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五代汉初，犯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户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端拱二年令：民买曲酿酒酤者，县镇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概与宋初同，唯增永兴军、大通监、川峡之茂州、富顺监。

时天下承平既久，户口浸蕃，为酒醪以靡谷者益众。乾兴初，言者谓：「诸路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毋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勿听；主者自欲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至亏额负课，然后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

天圣七年，诏：「民间有吉凶事酤酒，旧听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两浙酒户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严禁止，犯者听人告，募人代之。」庆历初，三司言：「陕西用兵，军费不给，尤资榷酤之利。请较监临官岁课，增者第赏之。」继令萧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伍保输钱以充其数，嘉禧、治平中，数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诏蠲京师酒户所负榷钱十六万缗，又江南比岁所增酒场，强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曲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百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

熙宁三年，诏诸郡遇节序毋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州蔡挺言：「陕西有酝公使酒交遗，至逾二十驿，道路烦苦。」诏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复言：「知莫州柴贻范馈他州酒至九百余瓶，用兵夫逾一百人。」故并诸路禁焉。

四年，三司承买酒曲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以禄吏。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曲院酒户鬻酒亏额，原于曲数多则酒亦多，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损其利。为今之法，宜减数增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患，而官额不亏。请以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闰年增十五万斤。旧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为数，后增为二百，百用足数，以便入出。」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酿，以公使钱率百缗为千石，溢额者以违制论。在京酒户岁用糯三十万石。九年，江、浙灾伤，米直腾贵，诏选官至所产地预给钱，俟成稔折输于官。未几，诏勿行，止以所籴在京新米与已籴米半用之。

元丰元年，增在京酒户曲钱，较年额损曲三十万斤，闰年益造万斤。二年，诏：「在京鬻曲，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斤直钱二百五十，俟鬻及旧额，令复旧价。酒户负糟、糯钱，更期以二年带输，并蠲未请曲数十万斤。」先是，京师曲法，自熙宁四年更定后，多不能偿，虽屡阁未请曲数，及损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负。至是，命毕仲衍与周直孺讲求利病，请：「损额增直，均给七十店，令日输钱，周岁而足，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其炊酝非时、擅益器量及用私曲，皆立告赏法。」悉施行之，而裁其价。三年，诏：「带输旧曲钱及倍罚钱，仍宽以半岁，未经免罚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许于旧宫院尊长及近属寄酝。增永兴军乾祐县十酒场。酒户负糟、糯钱，更令三年之内增月限以输，并除限内罚息，其倍罚曲钱已蠲三之一，下户更免一分。

元祐元年，删监司鬻酒及三路馈遗条。绍圣二年，左司谏翟思言：诸郡酿酒，非沿边并复熙宁之数。诏：「熙宁五年以前，诸郡不酿酒、及有公使钱而无酒者，所酿并依《熙宁编敕》数。仍令诸郡所减勿逾百石，旧不及数者如旧，毋得于例外供馈。」后又以陕西沿边官监酒务课入不足，乃令边郡非帅府并酌条制定酿酒数，诸将并城砦止许于官务寄酿。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无害公费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初，元祐臣僚请罢榷醋，户部谓本无禁文。后翟思请以诸郡醋坊日息用余悉归常平，至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计之。十月，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升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余裨转运司岁用。

大观四年，以两浙转运司之请，官监鬻糟钱别立额比较。又诏：「诸郡榷酒之池，入出酒米，并别遣仓官。卖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县、镇、村并禁，其息悉归转运司，旧属常平者如故。

政和二年，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务甲于诸路，治平前岁课三十万缗，今不过二十万。请令分务为三，更置比较务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请本路诸郡并增务比较。」从之。四年，两浙转运司亦请置务比较，定课额酿酒收息，以增亏为赏罚。诏：「酒务官二员者分两务，三员者复增其一，员虽多毋得过四务。内有官虽多而课息不广者，听如旧。」是岁，以湖南路诸务糟酵钱分入提举司，令斤增钱三，为直达粮纲水工之费。立酒匠阙听选试清务厢军之法。清务者，本州选刺供踏曲爨蒸之役，阙则募人以充。

宣和二年，公使库假用米曲及因耗官课者，以坐赃罪之，监官移替。三年，发运使陈遘奏：「江、淮等路官监酒直，上者升权增钱五，次增三，为江、浙新复州县之用。」其后尚书省请令他路悉行之。诏如其请，所收率十之三以给漕计，余输大观库。五年，罢夔路榷酤，未几复旧，以转运司言新边城砦藉以供亿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卖坊户转鬻者，论以违制律。先是，政和末，尝诏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并禁之。诸路增酒钱，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毋入转运司。七年，诸路鬻醋息，率十五为公使，余如钞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储备之数，毋得移用。靖康元年，两浙路酒价屡增，较熙、丰几倍，而岁稔米曲直贱，民规利，轻冒法，遂令罢所增价。

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建炎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预焉，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四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升增二十文，上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

绍兴元年，两浙酒坊于买扑上添净利钱五分，季输送户部。又增诸酒钱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诸州军卖酒亏折，随宜增价，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司。先是，酒有定价，每增须上请。是后，郡县始自增，而价不一矣。五年，令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隶制总司。六年，以绍兴二年以后三年中一年中数立额，其增羡给郡县用。罢四川州、军、县、镇酒官百七员，其酒息微处并罢之。

七年，以户部尚书章谊等言，行在置赡军酒库。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资、普、广安立清酒务，许民买扑，岁为钱四万八千余缗。自赵开行隔槽法，增至十四万六千余缗，绍兴元年。

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十年，罢措置赡军酒库所，官吏悉归户部，以左曹郎中兼领，以点检赡军酒库为名，与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库并充赡军激赏酒库，隶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汉、绵、邛、蜀、彭、简、果州、富顺监并汉州绵州、县各一员。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监官赏格依旧。四万、三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二倍减二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四倍减四年磨勘。二万、一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三季磨勘，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七千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一年半磨勘，四倍减二年磨勘。七千贯以下场务：增及一万贯减一年磨勘，二万贯减二年磨勘，三万贯减三年磨勘，四万贯减四年磨勘。

三十年，以点检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造，别置店酤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诏罢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月库、月桩库之类，并省务寄造酒及帅司激买酒库。凡未分隶经、总制钱处，并立额分隶，补趁亏额。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见九年。

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帅，复以私扑酒坊九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输送行在，三分给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孝宗乾道元年，以浙东、西犒赏库六十四隶三衙，输课于左藏南库，余钱充随年赡军及造军器。二年，诏：「临安府安抚司酒库悉归赡军；并赡军诸库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数立额。」日售钱万缗，岁收本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羡余献以内藏者又二十万，其后增为五十万。四年，立场务官赏格。七年，以淮西总领周閟言，总所库四，安抚司库五，都统司库十八，马军司库一，增置行宫库一，共为库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为额；其行宫新库息钱，除分认诸处钱及縻费，以净息三分为率，一分输御前酒库；以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为名，遂铸印及改库名。八年，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江北之民困于酒坊，至贫乏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申严抑买之禁。淳熙三年诏：「四川酒课折估困弊，可减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缗，令礼部给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明年于四川合给湖广总所钱补之。」

宁宗开禧元年，知临安府兼点检赡军激赏库赵善防、转运判官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徽之言，官吏冗费，请诸司官属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课额失陷，依旧辟置。

初，赵开之立隔酿法也，盖以纾一时之急，其后行之诸郡，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故虽罢行、增减，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废云。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

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雕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诸山多银矿，而凤州山铜矿复出，采炼大获，而皆良焉。请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东、西川监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外，有司请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诏以非土产罢之。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景祐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饬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庆历中，屡下诏申敕之，语在《舆服志》。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或废之，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随之。

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

其后，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余。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银之冶八十四；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而水银、丹砂州冶，与至道、天禧之时则一，皆置吏主之。是岁，视皇祐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场百余万，铅增二百万，又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独水银无增损焉。

熙宁元年，诏：「天上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八年，令近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诸坑冶金总收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先是，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产金，请以邓辟鉴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辟迁官者再焉。元丰四年，始以所产薄罢贡，而虔、吉州界铅悉禁之。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岁，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于虞部。

绍圣元年，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浸亏，而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元符三年，天启罢领坑冶，以其事归之提刑司。初，新旧坑冶合为一司，而漕司兼领。天启为同管干，欲专其事，虑有所牵制，乃请川、陕、京西路坑冶自为一司，许检束州县，刺举官吏，而漕司不复兼坑冶。至是，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崇宁元年，提举江、淮等路铜事游经言：「信州胆铜古坑二：一为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为胆土煎铜，无穷而为利寡。计置之初，宜增本损息，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煎铜以八十。」诏用其言。诸路坑冶，自川、陕、京西之外，并令常平司同管干。所收息薄而烦官监者，如元符、绍圣敕立额，许民封状承买。四年，湖北旺溪金场，以岁收金千两，乃置监官。广东漕臣王觉自言尝领常平，讲求山泽之利，岑水一场去年收铜，比租额增三万九千一百斤，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万一千斤。遂增其秩。是岁，山泽坑冶名数，令监司置籍，非所当收者别籍之，若弛兴、废置、移并，亦令具注，上于虞部。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而方检视，私开淘取者以盗论。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丞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有冶地，知县月一行点阅。言者论其职在宣导德泽，平征赋狱讼，不宜为课利走山谷间，遂已之。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峡州夷陵、宜郡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干。」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于荆南置司。广东漕司复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场皆宜停闭；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皆并入英之清溪场，惟黄坑场欲权存，俟岁终会所入别奏；惠州杨梅东坑、康州云烈、潮州丰政、连州元鱼铜坑黄田白宝、广州大利宜禄、韶州伍注岑水铜冈、循州大佐罗翊、英州钟铜凡十六场，请并如旧；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连之同安请更遣摄官。」从之。

三年，尚书省言：「陕西路坑冶已遣官吏提辖措置，川路金银坑治兴废，虑失利源。」诏：「令陕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令工部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唯帐状，至有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四年，令监司遣官同诸县丞遍视坑冶之利，为图籍签注，监司覆实保奏，议遣官再覆，酌重轻加赏，异同、脱漏者罪之。六年，川、陕路各置提辖措置。坑冶官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一岁收二千四百余两，特与增秩。十二月，广东漕司言：「本路铁场坑冶九十二所，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万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诏令官悉市以广浸，仍以诸司及常平钱给本。尚书省奏：「五路坑冶已有提辖措置专司，及淮南、湖北、广东西亦监司领，其余路请并令监司领之。」于是江东西、福建、两浙漕臣皆领坑冶。

七年，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徐禋奏：「太平瑞应，史不绝书。令部内山泽、坑冶，若获希世珍物及古宝器，请赴书艺局上进。」盖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产水精，知桂州王觉奏枕门等处产金及生花金田，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其后湟州界蕃官结彪地内金坑千余，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两有奇。蔡京请宣付史馆，帅百官表贺，故禋复有是请焉。是时，河北、京东西及徐禋所领九路兴修坑冶，类凿空扰下，抑州县承额，于是降黜河北提辖官，遣廉访使者郑谌并诸路廉访悉究陈利病真伪。八月，中书奏坑冶浸已即绪，诏京东西、河北路并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并罢。十一月，尚书省言：「徐禋以东南黑铅留给鼓铸之余，悉造丹粉，鬻以济用。」诏诸路常平司以三十万输大观西库，余从所请。

明年，令诸路铁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数多，而利国、莱芜二监铁少不能给。请铁从官兴煽，所获可多数倍。」自是，官榷铁造器用以鬻于民，至元祐罢之。其后大观初，入内皇城使裴绚为泾原干当，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铁冶既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贸易，农具、器用勿禁，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

政和初，臣僚言：「盐铁利均，今盐筴推行已备，而铁货尚未讲画。请即冶户未偿之钱，收其已炼之铁，为器鬻之。兼京东二监所出尤多，河北固镇等冶并官监，其利不赀，而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且以销盗铸之弊。又夏人茶山铁冶既入中国，乏铁为器，闻以盐易铁钱于边，若官自为器，则铁与钱俱重，可伐其谋。请榷诸路铁，择其最盛者，可置监设官总之，概诸路不越数十处，余止为铸泻之地，属之都监或监当官兼领。凡农具、器用皆官铸造，表以字号，官本之余，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铁引以通诸路，储其钱助三路钞本。」诏户部下诸路漕臣详度。会次年，广东路请以可监之地如旧法收其净利，苗脉微者召人承买，官不榷取，遂并诸路详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复以为言，故严贸易之禁，而铁利尽榷于官，然农具、器用从民铸造，卒如旧法。

四月，广东廉访黄烈等言：「广、惠、英、康、韶州、兴庆府，政和中，宝货司立坑冶金银等岁额，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发毁民田，骚动邀贩。」诏：「政和六年所立额并罢，旧有苗脉可给岁课者如故。」十一月，复诸路元罢提举坑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刘蒙同措置。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十月，复置相州安阳县铜冶村监官。先是，诏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镇两冶，余创置冶并罢，而常平司谓铜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诏：「坑冶之利，二广为最，比岁所入，稽之熙、丰，十不逮一。令漕臣郑良提举经画，分任官属典掌计置，取元丰以来岁入多数立额，定为常赋，坑冶司毋预焉。」时江、淮、荆、浙等九路，坑冶凡二百四十五，铸钱院监十八，岁额三百余万缗。五月，诏：「坑冶旧隶转运司者，如熙、丰、绍圣法；崇宁以后隶常平司者，如崇宁法；其江、淮等路坑冶官属，如熙、丰员数，余路官属并罢，仍令中书选提点官。」

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既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场并罢。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

南渡，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同。今以绍兴三十二年金、银、铜、铁、铅、锡之冶废兴之数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铸钱司比较所入之数附之：

湖南、广东、江东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废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银冶一百七十四，废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东西、福建铜冶一百九，废者四十五。旧额岁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

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铁冶六百三十八，废者二百五十一，旧额岁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岁入八十八万三百斤有奇。

淮西、湖南、广东、福建、浙东、江西铅冶五十二，废者一十五，旧额岁三百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一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

湖南、广东、江西锡冶一百一十八，废者四十四，旧额岁七十六万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岁入二万四百五十斤有奇。

宋初，诸冶外隶转运司，内隶金部；崇宁二年，始隶石曹；建炎元年，复隶金部、转运司。隆兴二年，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转一官；守倅部内岁比租额增金一万两、银十万两、铜一百万斤，亦转一官；令丞岁收买及监官格内之数，减半推赏。

庆元二年，宰执言：「封桩银数比淳熙末年亏额几百五十万。今务场所入岁不满三十万，而岁奉三宫及册宝费约四十万，恐愈侵银额。欲权以三分为率，一分支银，二分支会子。」上曰：「善。」

端平三年，赦曰：「诸路州县坑冶兴废，在观寺、祠庙、公宇、居民坟地及近坟园林地者，在法不许人告，亦不得受理。访闻官司利于告发，更不究实，多致扰害。自今许人户越诉，官吏并讼者重置典宪。及有坑冶停闭、苗脉不发之所，州县勒令坑户虚认岁额，提点铸钱司核实追正。」

矾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开成三年，度支奏罢之，乃以矾山归之州县。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皆设官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晋、汾、慈州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十。隰州矾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博卖白矾价：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又增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散卖白矾：坊州斤八十钱，汾州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斤七十钱。

建隆中，诏：「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入之。」继定私贩河东幽州矾一两以上、私鬻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斤者，弃市。开宝三年，增私贩至十斤、私鬻及盗满五十斤者死，余罪论有差。太平兴国初，以岁鬻不充，乃诏私贩化外矾一两以上、及私鬻至十斤，并如律论决，再犯者悉配流，还复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矾滞积，小民多于山谷僻奥之地私鬻侵利。而绿矾价贱，不宜与晋矾均法。」诏同犯私茶罪赏。

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茶计三万余贯。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茶计十四万贯。」至是，言者谓：「矾直酬以见钱，商人以陈茶入博，有利豪商，无资国用。」诏今后惟听金银、见钱入博。

至道中，白矾岁课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余斤，鬻钱一十七万余贯。真宗末，白矾增二十万一千余斤，绿矾增二万三千余斤，鬻钱增六万九千余贯。天圣以来，晋、慈二州矾募民鬻之，季鬻矾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输一入官，余则官市之。无为军亦置务鬻矾，后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诏弛两蜀榷矾之禁。

时河东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于入中。麟州粟斗实直钱百，虚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计粟实直钱才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十。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祐六年，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皇祐中，晋、慈入矾二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斤，以易刍粟之类，为缗钱十三万六千六百；无为军矾售缗钱三万三千一百。治平中，晋、慈矾损一百九万六千五百四斤；无为军矾售钱岁有常课，发运使领之，视皇祐数无增损；隰州矾至是入三十九万六千斤，亦以易缗钱助河东岁籴。

熙宁元年，命河东转运司经画矾、盐遗利。李师中言：「官积矾三百斤，走卤消耗，恐后为弃物。」诏令商人入中粮草，即以偿之。三年，罢潞州交子务，以妨中纳粮草、算请矾盐故也。知庆州王广渊言：「河东，矾为利源之最，请河东、京东、河北、陕西别立矾法，专置提举官。」诏遣光禄丞杨蟠会议以闻。蟠言：「坊州产矾，官虽置场，而商多私售。请置镬户，定其数，许于陕西北界黄河，东限潼关，南及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光化军，令镬户递相保察。或私卖越界，禁如私白矾法，仍增官获私矾辄以夹杂减斤重之法。」从之。

元丰元年，定畿内及京东、西五路许卖晋、隰矾；陕西自潼关以西、黄河以南，达于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则售坊州矾；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出无为军者，余路售之。私鬻与越界者，如私矾法。

自熙宁初，矾法始变。岁课所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奇，并增者五年，乃取熙宁六年中数，定以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奇为新额；至元丰六年，课增至三十三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自治平至元丰数无增损。

元祐元年，户部言：「商旅贩矾，旧听其便。乃者发运司请用河东例，令染肆铺户连保豫买，颇致抑扰。」诏如旧制。元符三年，崇仪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矾非便。若即河北产矾地置场官买，增价出之，罢运晋矾，则官获净利，无运载之劳，民资地产，省犯法之弊。」诏下户部。

初，熙、丰间，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之。元祐初通商，绍圣复熙、丰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罢官卖，从商贩，而河东、河北、淮南各置提举官。政和初，复官鬻，罢商贩如旧制。淮南矾事司罢归发运司，上供矾钱责以三万三千一百缗为额。三年，有司奏减河北、河东并淮南矾额，计十六万缗。四年，矾额复循大观之制。五年，河北、河东绿矾听客贩于东南九路，民间见用者，依通商地籍之，听买新引带卖，大率循仿盐法。宣和中，举比较增亏赏罚，未几，以扰民罢。

绍兴十一年，以铸钱司韩球言，抚州青胆矾斤钱一百二十文，土矾斤三十文省，铅山场所产品高于抚，青胆矾斤作一百五十文，黄矾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举司言，取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矾钱一年中数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为定额。其他产矾之所，若潭州浏阳之永兴场、韶州之岑水场，皆置场给引，岁有常输。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

香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

绍兴元年，诏：「广南市舶司抽买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算请，其所售之价，每五万贯易以轻货输行在。」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

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买乳香为言。诏：「湖南路见有乳香并输行在榷货务，免科降。」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绍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亏数，诏依前博买。开禧三年，住博买。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

○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凡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岭南商贾赍生药及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兴，所下之国，必诏蠲省，屡敕官吏毋事烦苛、规羡余以徼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

诸州津渡旧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建隆初，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算钱，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类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余橘园、鱼池、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诸国旧制，前后屡诏废省。缘河州县民船载粟亦输算，三年，始罢。

陈州私置蔡河锁，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诏：「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输官课而厚算行旅。州县宜加严禁，所输年额钱五千以下者并免，不系色役近便人户掌船济渡，毋得扰人。」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一日，内出蜀罗一端，为印朱所渍者数重，因诏天下税务，毋辄污坏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边兵费不给，州县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诏敕励，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属，岁俭则免算耕牛，水乡又或弛蒲、鱼、果、蓏之税，民流而渡河者亦为之免算。应算而匿不自言者，虽听人捕告，抵罪如旧法，然须物皆见在乃听，以防诬罔。至于岁课赢缩，屡诏有司裁定，前后以诏蠲放者，不可胜数。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嘉祐以后，弛茶禁，所历州县收算钱。至治平中，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

熙宁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输官者，勿税；河北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后以岁稔，虑逸税课，复旧。五年，以在京商税院隶提举市易务。七年，减国门之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令随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边防财用李宪擅榷本路商货，令漕臣蒋之奇劾其罪。导洛通汴司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明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非导洛司船而载商税入汴者，许纠告，虽自请税，犹如私载法。惟日用物非贩易，若发箔、柴草、竹木之类勿禁。琼管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请自今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官给文凭，听鬻于部内，否则许纠告，以船货给赏。」诏如所奏。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言：「商人负正税七万六千余缗，倍税十五万二千余缗。」诏蠲其倍税，纳正税，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

元祐元年，户部请令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圣岁课为额，盖户部用五年并增之法，立额既重，岁课不登，故言者论而更之。七年，罢诸路承买土产税场。初，罢江南路承买，而河东转运司以为较元祐六年官盐额增三万余缗，遂行之诸路。

八年，权蠲商人载米入京粜卖力胜之税。先是，熙宁六年，苏、湖岁稔，谷价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胜税不至，尝命权蠲。惠止一方，未为定法。及汴泗垛场法行，谷船毋得增置，而力胜之税益三之一。至是，苏轼言：「法不税五谷，请削去力胜钱之条，而行天圣免税之制。」既而尚书省亦言在京谷贵，欲平其直，复权蠲之。后徽宗宣和中，以州县灾伤并赡给都下，亦一再免，旋复如旧；惟两浙并东北盐，以盐事司之请，遂不复征。

自哲宗即位，罢导洛物货场。绍圣四年，蓝从熙提举京城所，欲复其事，令泗州及京师洛口各置垛场，并请复面市、牛羊圈。诏下尚书省，久之遂寝。至是，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复言之，且请假温、明州运船给用。命太府少卿郑仅同详度。明年，竟诏勿行。五年，令户部取天下税务五年所收之数，酌多寡为中制，颁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额及多税者，并论以违制。

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数，令大观库给偿。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驴、骡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营私牟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税之旨，皆以船艘贾贩，故有是诏。漕臣刘既济起应奉物，两浙、淮南等路税例外，增一分以供费；三年，诏罢之。凡以蚕织农具、耕牛至两浙、江东者，给文凭蠲税一年。四年，令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七年，以岁歉之后，用物少而民艰食，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提举京东常平杨连奏：「本路牛价贵，田多荒莱，请令贩牛至本路者，仍给文凭蠲税，俟二年足如旧。」从之。

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臣僚上言：「祖宗旧制并政和新令，场务立额之法，并以五年增亏数较之，并增者取中数，并亏者取最高数，以为新额，故课息易给而商旅可通。近诸路转运司不循其法，有益无损，致物价腾踊，官课愈负。请令诸路提刑下诸郡，准旧法厘正立额。」诏依所奏。

高宗建炎元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明年又诏，贩粮草入京抑税者罪之；凡残破州县免竹木、砖瓦税，北来归正人及两淮复业者亦免路税。绍兴三年，临安火，免竹木税。然当时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税，间有增置，及于江湾浦口量收海船税，凡官司回易亦并收税；而宽弛之令亦错见焉，如诸路增置之税场，山间迂僻之县镇，经理未定之州郡，悉罢而免之。又以税网太密，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至于牛、米、薪、面民间日用者并罢。

孝宗继志，凡高宗省罢之未尽者，悉推行之；又以临安府物价未平，免淳熙七年税一半。光、宁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税亦然。光、宁嗣服，诸郡税额皆累有放免。然当是时，虽宽大之旨屡颁，关市之征迭放，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贸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栏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与斯民相刃相劘，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

市易之设，本汉平准，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贾区，公取牙侩之利，而民不胜其烦矣。

熙宁三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倡而缘边市易之说，丐假官钱为本。诏秦凤路经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货给之，因命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等以为多聚货以启戎心，又妨秦州小马、大马私贸易，不可。文彦博、曾公亮、冯京皆韪之，韩绛亦以去秦州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虽不敢断，然如若愚奏，必无可虑。」七月，诏转运司详度，复问陈升之。升之谓古渭极边，恐启群羌窥觊心。安石乃言：「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彼尚不畏劫夺，岂朝廷威灵，乃至衰弱如此？今欲连生羌，则形势欲张，应接欲近。古渭边砦，便于应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为军，增兵马，择人守之，则形势张矣。且蕃部得与官市，边民无复逋负，足以怀来其心，因收其赢以助军费，更辟荒土，异日可以聚兵。」时王安石为政，汲汲焉以财利兵革为先，其市易之说，已见于熙宁二年建议立均输平准法之时，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虽以李若愚、陈升之、韩绛诸人之议，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诏出内帑钱帛，置市易务于京师。

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以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三司请立市易条，有「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务觉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

七月，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以在京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隶焉。又赐钱帛五十万，于镇洮军置司。市易极苛细，道路怨谤者籍籍。上以谕安石，请宣示事实，帝以鬻冰、市梳朴等数事语之，安石皆辩解。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自是诸州上供藨席、黄芦之类六十色，悉令计直，从民愿鬻者市之以给用。

六年，诏在京市易干当公事孙迪同两浙、淮东转运司，议置杭州市易务利病以闻。其后以市易上界所偿内帑钱二十万缗假之为本。又赐夔州路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选本路在任已替官监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举。令在京市易务及开封府司录同详度诸行利病，于是详定所请：「约诸行利入薄厚，输免行钱以禄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须，并下杂卖场、杂买务。置市司估物价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悉于是乎取决。」从之。改提举在京市易务为都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务皆隶焉。又诏三司干当公事李巳等同详度成都置市易务。

七年，帝与辅臣论及成都市易事。冯京曰：「曩因榷市物，致王小波之乱，今颇以市易为言。」安石曰：「彼以饥民众，官不之恤，相聚为盗耳。」帝问：「李巳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乱。」帝犹虑蜀人骇扰，安石谓：「已遣使乃遽罢，岂不为四方笑？」乃已。然其后竟罢巳等详度。

三月，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干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余，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帝寻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遣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复陈薛向罪茶侩不当，帝恻然咨嗟；及言三司决责商人多滥，时帝犹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盖谋变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属布。

既而中书奏事已，帝论及市易，且曰：「朝廷设此，本欲为平准之法以便民，今正尔相反，使中下之民失业若此，宜修补其法。」令元详定吕嘉问、吴安持同韩维、孙永问行人输钱免行利病。参知政事冯京曰：「开封祥符县给民钱，有出息抵当银绢米麦、缓急丧葬之目七八种。其初给钱，往往愿请，积数既多，实艰输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时布与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数日一对。帝初是布言，已而从惠卿之请，拘魏继宗于开封府。既而布与惠卿即东府再诘行人，所诉状如前不变。而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

提举楚州市易蒋之奇奏：「监务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及虚作中籴入务，立诡名籴之，白输息钱，谓之'干息'；又抑贾贩毋得至他郡，名为留难。」帝谓辅臣曰：「景彰违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时吕惠卿已参朝政，而究诘市易未竟，诏促之，惠卿请令中书悉取按牍异同以奏。后二日，布对延和殿，条祈先后所陈，并较治平、熙宁出入钱物数以闻。帝方虑岁费浸广，令布送中书。五月，乃诏章惇、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褫职，与嘉问俱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后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夙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三司使章惇请假内藏钱五百万缗，令市易司有干局者，分四路入中，计见盐引及乘贱籴买。诏假二百万缗。八年，复吕嘉问提举市易。二月，凤翔、大名、真定府、永兴、安肃军，秦、瀛、定、越、真州，并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监钱十万缗给广州市易务，司农寺坊场钱三十万缗给郓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货十五万缗给熙河市易司。九月，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例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嘉问、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后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元年，以都提举王居卿请，令贷市易钱货者，许用金帛等为抵，收息毋过一分二厘，不及年者月计之，愿皆得钱或欲以物货兼给者听。市易司请遣官以物货至诸路贸易，十万缗以上期以二年，二十万缗以上三年，敛及三分者比递年推恩，八分者理为任，期尽不及者勿赏，官吏廪给并罢。

二年，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言：蕃贾与牙侩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私市者许纠告，赏倍所告之数。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偿者，估实直，如卖坊场、河渡法；若未输钱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务亦如之。

三年，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三者惟保贷法行之久，负失益多，往岁罢贷钱而物货如故。请自今所贷岁约毋过二百万缗，听旧户贷请以相济续，非旧户惟用抵当、贸迁之法。」诏中书立法以闻。于是中书奏：「在京物货，许旧户贷请，敛而复散，通所负毋过三百万缗，诸路毋过四之一。」诏如所奏。是岁，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会其置司以来所收息：元丰初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缗、石，次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缗、石。四年，从都提举贾青请，于新旧城外内置四抵当，遣官掌之，罢市易上界等处抵当以便民。

五年，诏外内市易务所负钱，宽以三岁，均月限以输，限内罚息并除之。先是，王安礼在开封日，有负市易钱者，累诉于庭。安礼既执政，言于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穷困。愿诏蠲之。」帝曰：「群臣未有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输，免其罚息。」安礼退，批诏加「内外」字。蔡确曰：「方帝有旨，无外内字，公欲增诏邪？」安礼曰：「亦不止言内字。」卒加之。八月，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

六年，兰州增置市易务，以通蕃汉贸易。七年，改市易下界为榷货务。令诸州旬估物价既定，报提举司，提举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属，募民出抵或钱以市，收息毋过二分。诏诸路常平司钱留其半，以二分为市易抵当。盖自五年贾青以平准物价与金银之类，行抵当于畿县，次年行之诸路，以常平、市易赊贷及宽剩钱为本，五路各十万缗，余路五万缗。至是，复有是诏。若无抵当而物货宜易者，亦听变鬻。八年，罢诸镇砦市易抵当。八月，诏诸郡抵当，有取息薄、可济民乏者存之，其余抵当并州县市易并罢。

元祐元年，内外监督市易及坊场净利钱，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若及官本者，并释之。绍圣四年，三省言熙宁兴置市易，元祐一切罢去，不原立法之意。诏户部、太府寺详度，复置市易务，惟以钱交市，收息毋过二分，勿令贷请。元符三年，改市易务为平准务，户部、太府寺市易案改为平准案。尚书省言：「平准务官吏等给费多，并遣官市物，搔动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诏罢平准务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货，令有司转易钱钞，偿元给之所。

崇宁元年，户部奏：平准务钱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准为南北两务，如旧分置官吏。岁终考察能否，行劝沮法。五年，郡县应置市易者，凡岁收息，官吏用度之余，及千缗以上置官监，五百缗以上令场务兼领，余并罢。先是，尝诏府界万户县及路在冲要，市易抵当已设官置局；其不及万户、非冲要，并诸镇有官监而商贩所会，并如元丰令监当官兼领。至是，户部复详度以闻，遂行其议。建炎二年，言者以为得不偿费，遂罢之，而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

绍兴元年，罢诸州军免行钱及行户供应，见任官买卖并依时，违者以盗论。四年，两浙转运司檄婺州市御炉炭，须胡桃纹、鹁鸠色，守臣王居正以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温暖而已，岂问炭之纹色乎？」命罢之，诸类此者并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钦、贺、贵免行钱。十四年，以开州两县在夔部尤为僻远，减免行钱之半。十五年，以知汉阳军韩昕言，诸路收免行钱，定数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税赋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见输免行钱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尽蠲百姓免行钱欠。是后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罢见输免行钱，禁下行买物，以害及小商、敷于乡村故也。

淳熙元年，罢市令司。诏临安府及属县交易侩保钱减十之五。七年，诸路州县交易侩保钱，亦以十分为率，与减五分。

嘉定二年，以臣僚言，辇毂之下，买物于铺户，无从得钱。凡临安府未支物价，令即日尽数给还，是后买物须给见钱，违许陈诉于台。

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直计之，什不得二三。重以迁延岁月而不偿，胥卒并缘之无艺，积日既久，类成白著，至有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终日营营，而钱本俱成乾没。商旅不行，衣食路绝。望特降睿旨，凡诸路州县官司买物，并以时直；不许辄用官价，违者以赃定罪。」从之。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神宗使自择之。向于是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当上供数、中都岁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岁何，皆预降有司。从之。

八月，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琦、顗皆坐贬。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辙亦坐去官。

于是知谏院范纯仁言：「向憸巧刻薄，不可为发运使。人主当务农桑、节用，不当言利。」自后，罢纯仁谏职，而谏官李常复论均输不便，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帝方惑于安石之说，言皆不行。乃以向为天章阁待制，遣太常少卿罗拯为使，手诏赐向曰：「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诚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览奏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以不倦，以称朕意。」然均输后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贸易于西北。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亦然。而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

宋初，循周制，与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内外群臣辄遣人往江、浙贩易者，没入其货。缘江百姓及煎盐亭户，恣其樵渔，所造屦席之类，榷署给券，听渡江贩易。开宝三年，徙建安榷署于扬州。江南平，榷署虽存，止掌茶货。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ＰＺ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ＰＺ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淳熙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而官市货数，视淳化则微有所损。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

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

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诏孙迥详度行之。

知密州范锷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六年，诏都转运使吴居厚条析以闻。

元祐三年，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

宣和元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专领焉。四年，蕃国进奉物，如元丰法，令舶司即其地鬻之，毋发至京师，违者论罪。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时累年兴师，千里馈粮，居民疲乏，太宗亦颇有厌兵之意。端拱元年，诏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

咸平五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

天圣中，知雄州张昭远请岁会入中金钱，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不许。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明年终偿之。诏许。九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治平四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未几，又禁私市硫黄、焰硝及以卢甘石入他界者，河东亦如之。元丰元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军。继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砦。既而蕃商卒无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兀臧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从之。初，第禁陕西四路私与西人贸易，未几，乃悉绝之。

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西北岁入马，事具《兵志》。

楚、蜀、南粤之地，与蛮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边羌戎，皆听与民通市。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初，广西帅曾布请即钦、廉州各创驿，令交人就驿博买。至是，即用瑛兼广西转运副使，同王蕃计画焉。

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之物，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乎？」谕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六月，罢宜州岁市朱砂二万两。

绍兴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于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缘为奸。六年，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诏偿其马直，却象勿受，而赐书劳遣之。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十九年，罢国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罢廉州贡珠，散蜑丁。盖珠池之在廉州凡十余，按交阯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蜑往采之，多为交人所取，又为大鱼所害。至是，罢之。二十九年，存盱眙军榷场，余并罢。

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五年，省提辖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置博易场，官主之。七年，塞外诸戎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黩货启衅，非便，止合听商贾、百姓收买。诏从之。

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

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物货。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择其良者，如犀角、象齿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舶户惧抽买数多，止买粗色杂货。若象齿、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买。」

乾道二年，罢两浙路提举，以守倅及知县、监官共事，转运司提督之。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

旧法，细色纲龙脑、珠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犀象、紫矿、乳檀香之类，为粗色，每纲一万斤。凡起一纲，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赡家钱一百余缗。大观以后，张大其数，象犀、紫矿皆作细色起发，以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至于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依旧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奇。淳熙二年，户部言：「福建、广南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

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今因旧史纂修《兵志》，特置于熙宁保甲之前，而附之乡兵焉。

其军政，则有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八者之目，条分而著之，以见历朝因革损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

嗟乎！三代远矣。秦、汉而下得寓兵于农之遗意者，惟唐府卫为近之。府卫变而召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绍圣遵守成宪。迨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故无益于靖康之变。时其所任者，童贯也。建炎南渡，收溃卒，招群盗，以开元帅府。其初兵不满万，用张、韩、刘、岳为将，而军声以振。及秦桧主和议，士气遂沮。孝宗有志兴复而未能。光、宁以后，募兵虽众，土宇日蹙，况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然沿边诸垒，尚能戮力效忠，相与维持至百五十年而后亡。虽其祖宗深仁厚泽有以固结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综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见矣。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而规模宏远矣。

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员以处之。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代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二年，改左右雄捷、左右骁武军并为骁捷，左右备征为云骑，左右平远为广捷，左右怀德为怀顺。四年，赐河东乐平县归降卒元威以下二百六十六人衣服、钱绢有差，立为效顺指挥。

乾德二年，诏辽州降军宜以效顺、怀恩为名。三年四月，诏改西川感化、耀武等军并为虎捷。九月，上御讲武殿阅诸道兵，得万余人，以骑兵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隶侍卫司，且命王继勋主之，给缗钱俾娶妻。继勋纵之白日掠人妻女，街使不能禁。帝闻大怒，捕斩者百人，小黄门阎承翰见而不奏，亦杖数十。

开宝七年，泰宁军节度使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凡千三十九人，并黥面隶籍，以归化、归圣为额。

太平兴国二年，诏改簇御马直曰簇御龙直，铁骑曰日骑，龙捷曰龙卫，控鹤曰天武，虎捷曰神卫，骨钅朵子直曰御龙骨朵子直，宽衣控鹤曰宽衣天武，雄威曰雄勇，龙骑曰雄猛。八年，改濮州平海指挥为崇武。

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骑钅屈直指挥为捧日钅屈直，日骑改为捧日，骁猛改为拱辰，雄勇改为神勇，上铁林改为殿前司虎翼，腰弩改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改为侍卫司虎翼。

至道元年，帝阅禁兵有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者，顾谓左右曰：「今宇内阜安，材武间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骑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因曰：「此殿庭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咸平三年，诏定州等处本城厅子、无敌、忠锐、定塞指挥，已并升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依逐州军就粮，令侍卫马军司管辖。定州拣中厅子第一充云翼第一，第二充云翼第二；相州厅子第一充云翼第三，第二充云翼第四；保州无敌第一充云翼第五，第二充云翼第六，忠锐充云翼第七；威勇军无敌第一充云翼第八，第二充云翼第九，忠锐充云翼第十；静戎军无敌充云翼第十一；宁边军无敌充云翼第十二；北平塞无敌充云翼第十三；深州无敌充云翼第十四。北面诸处应管本城、定塞指挥已下镇定州、高阳关路都总管，并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才候升立讫，分析逐指挥员兵士人数、就粮州府、本指挥见在去处以闻。

四年，诏陕西沿边州军兵士先选中者，并升为禁军，名保捷。五年正月，置广捷兵士五指挥。五月，命使臣分往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陇、鄜、延等州，于保安、保毅军内，与逐处官吏选取有力者共二万人，各于本州置营，升为禁军，号曰振武指挥。既而帝曰：「边防阙兵，朝廷须为制置，盖不得已也。候边鄙乂宁，即可销弭。」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又升石州厅子军为禁军，又以威虎十指挥隶虎翼。

大中祥符元年，诏侍卫步军司阅保宁军士，分为四等，其第一等徙营亳州永城县，余听归农；无家可还者，隶诸州为剩员。四年，宣示永安县永安指挥兵八千余人以奉诸陵，其军额犹隶西京本城厢军，可赐名奉先指挥，升为禁军，在清塞之下。八年，置禁军左右清卫二指挥，在雄武弩手之上，散卒月给铁钱五百，以奉宫观。

仁宗即位，海内承平，而留神武备，始幸安肃教场观飞山雄武发炮，命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为战阵法，拔其击刺骑射之精者，稍迁补之。由天圣至宝元间，增募诸军：陕西蕃落、广锐，河北云翼，京畿广捷、虎翼、效忠，陕西、河东清边弩手，京西、江、淮、荆湖归远，总百余营。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诏募神捷兵，易名万胜，为营二十。所募多市井选忄耎，不足以备战守。是时禁兵多戍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戍及川峡、荆湘、岭峤间，多不便习水土，故议者欲益募土兵为就粮。于是增置陕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云翼、有马劲勇，陕西、河北振武，河北、京东武卫，陕西、京西壮勇，延州青涧，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龙骑、广勇、广捷、虎翼、步斗、步武，复升河北招收、无敌、厅子马，陕西制胜，并州克戎、骑射，麟州飞骑，府州威远，秦州建威，庆州有马安塞，保州威边，安肃军忠锐，岚、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为禁兵，增内外马步凡数百营。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岢岚军别置床子弩炮手。时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诸军子弟悉听隶籍，禁军阙额多选本城补填，故庆历中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国初为最多。西师既罢，上患兵冗，帑庾不能给，乃诏省兵数万人。

皇祐二年，川峡增置宁远。五年，江、淮、荆湖置教阅忠节，州一营，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于是宣毅浸废不复补，而荆湖、广南益募雄略。至和二年，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明年，并万胜为十营。其后，议者谓东南虽无事，不宜驰备。嘉祐四年，乃诏荆南、江宁府、扬、庐、洪、潭、福、越州募就粮军，号威果，各营于本州。又益遣禁军驻泊，长吏兼本路兵马钤辖，选武臣为都监，专主训练。于是东南稍有备矣。

七年，宰相韩琦言：

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则募置，事已则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边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豫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

又三路就粮之兵虽勇劲服习，然边储贵踊，常苦难赡。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于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得强干弱枝之势。祖宗时，就粮之兵不甚多，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其虑深而其费鲜。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外罢募，阙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畸零，则省并之。既见定额，则可以定其路马步军一营，以若干为额。仍请核见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盖开宝、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西师后增置之数也。以祖宗之兵，视今数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

于是诏中书、枢密院同议。枢密院奏：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后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英宗即位，诏诸道选军士能引弓二石、弩四石五斗送京师阅试，第升军额。明年，并万胜为神卫。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盖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

熙宁元年十二月，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均隶定州、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者，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

三年十二月，枢密使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参以治平中兵数而讨论焉。遂诏：殿前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率，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既皆拨并，唯河北人数尚多，乃诏禁军以七万为额。初，河北兵籍比诸路为多，其缘边者且仰给三司，至是而拨并畸零，立为定额焉。是时，京东增置武卫军，分隶河北四路，后又以三千人戍扬、杭州、江宁府，其后又团结军士置将分领，则谓之将兵云。

七年正月，诏颁诸班直禁军名额：

殿前司诸班：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招箭、散直、钧容直。诸直：御龙、御龙骨朵、御龙弓箭、御龙弩直。诸军：捧日钅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钅屈直天武、左射天武、归明渤海、拱圣、神勇、吐浑、骁骑、骁胜、宣武、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左射清朔、擒戎、广捷、广德、、骁雄、雄威。

侍卫马军司龙卫钅屈直、龙卫左射、龙卫、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骁捷、云骑、武骑、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厅子马、无敌、克胜、飞骑、威远、克戎、万捷、云捷、横塞、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有马雄略、员僚剩员直。

侍卫步军司神卫、虎翼水军、神卫第十军、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卫、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招收、雄胜、澄海水军弩手、神虎、保捷、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静戎弩手、忠远、宁远、忠节、教阅忠节、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桥道、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左龙武、右龙武、左羽林、右羽林、左神武、右神武。

诸班直资次相压殿前指挥使、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内殿直、散员、散指挥使、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班、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招箭班、散直、钧容直。

诸军资次相压捧日钅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天武钅屈直、天武左射、天武、龙卫钅屈直、龙卫左射、龙卫、神卫、归明渤海、拱圣、神勇、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吐浑、骁骑、骁捷、云骑、骁胜、宣武、武骑、殿前司虎翼、殿前司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步军司虎翼、步军司虎翼水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神卫第十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清朔、擒戎、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锐、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厅子马、无敌、招收、雄胜、广捷、广德、克胜、飞骑、威远、澄海水军弩手、克戎、骁雄、雄威、万捷、云捷、横塞、神虎、保捷、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有马雄略、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下威武、静戎弩手、忠勇、宁远、忠节、教阅忠顺、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员僚剩员直、桥道、川桥道、步军司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御营喝探、新团立拣中剩员。

诸禁军名额系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为上军，五百文已上料钱见钱为中军，不满五百文料钱见钱并捧日天武第五第七军、龙卫神卫第十军、骁猛、雄勇、骁雄、雄威为下军。元丰五年十月，诏诸路教阅厢军，于下禁军内增入指挥名额，排连并同禁军。盖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哲宗即位，四方用兵，增戍益广。元祐元年三月，寄招河北路保甲，充填在京禁军阙额。龙、神卫以年二十以下，中军以下以年二十五以下者，虽短小一指并招刺焉。二年，诏西关堡防拓禁军和雇入役。复置河北、河东、陕西、府界马步军。七年，河东、陕西路诸帅府敢勇以一百人为额，专隶经略司。

元符元年，利州路兴元府、阆州各增置就粮武宁；又湖北、江东各增置有马雄略。泾原路新筑南牟会，赐名西安州，戍守共以七千人为额，仍招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天都、临羌砦戍守各以三千人为额，仍各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永兴军等路创置蕃落；河北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共创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以河北大水，招刺流民故也。

二年正月，环庆增置敢勇二百人。四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本路新展定边城，比之横山、兴平等处城砦尤深，乞增置住营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六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展筑庆州白豹城，合增置住营马步军。」又鄜延路都总管司言：「本路新筑米脂等八堡砦，合增置土兵、马步军。」皆从之。三年，枢密院奏：「河北增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二万余人，欲令拣选升换在京阙额军分。」从之。自绍圣以来，陕西、河东连用兵六年，进筑未已，覆军杀将，供给不可胜纪。

徽宗崇宁元年九月，荆湖北路增置禁军，以靖安名。十月，川陕置安远军。三年三月，陇右都护奏：乞于鄯州置水军，守河浮桥。又枢密院乞增置府界、京东西等路步军，荆湖南路雄略，皆从之。十月，京东西、河东北、开封府界创置马步军五万人，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合用缗钱二百八十万有奇，以常平、封桩等钱支，用蔡京之请也。京又言：今拓地广，戍兵少，当议添置兵额，以为边备。」从之。

四年十一月，广西路置刀牌手三千人，于切要州军更戌，以宁海名。十二月，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五年，环庆路进筑徐丁台城，赐名安边，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

大观元年五月，延安置钱监兵。闰十月，靖州置宣节。十一月，两浙东、西路各增置禁军。宣和三年，内侍、制置使谭奏，以方腊既平，乞节镇增添禁军两指挥，余州军一指挥；又乞除温、处、衢、婺外，将禁军更招置成十指挥。又乞增置严州威果禁军。并从之。五年二月，尚书省言：「古者，六军为王之爪牙，羽林则禁卫之总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营分曰六军，而复有左、右羽林之名，称谓失当。若将拣中六军并六军指挥并改为广效，内拣中六军作第一指挥，左龙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龙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从之。

靖康元年，诏；「广西宜、融二州实为极边，旧置马军难议减省，且依元降指挥招置。」

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后，久废蒐补，军士死亡之余，老疾者徒费廪给，少健者又多冗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故靖康之变，虽画一之诏，哀痛激切，而事已无及矣。

高宗南渡，始建御营司，未几，复并御营归枢密院。建炎四年，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并隶枢密院。五年，上以祖宗故事，兵皆隶三衙，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于是殿司兵柄始一。乾道元年，诏殿前兵马权以七万三千人为额。

诸屯驻大军则皆诸将之部曲，高宗开元帅府，诸将兵悉隶焉。建炎后，诸大将兵浸盛，因时制变，屯无常所。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州、江阴，岳飞一军或屯宜兴、蒋山，王彦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川、陕不与焉。及杨沂中将中军总宿卫，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燮四军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亦未尝有屯。

绍兴十一年，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谋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于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张俊首纳所部兵。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遇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屯驻仍旧。而四川大将兵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凡十七郡，亦分屯就粮焉。

乾道之末，各州有都统司领兵：建康五万，池州一万二千，镇江四万七千，楚州武锋军一万一千，鄂州四万九千，荆南二万，兴元一万七千，金州一万一千。其后分屯列戍，增损靡常。所可考者，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之目也。

至于水军之制，则有加于前者，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故也。建炎初，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次要郡别置中军，招善舟楫者充，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隆兴以后至于宝祐、景定间，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御益繁，民劳益甚。迨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其禁军将校，则有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诸班有都虞候、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马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步军谓之都头。

所领诸班直、指挥，骑兵、步兵之额叙列如左。以其前后之异同者分为建隆以来之制、熙宁以后之制，而将兵、水兵之制可考者，因附著于后云。

建隆以来之制

骑军

内殿直左右班四。周制，简军校暨武臣子弟有材勇者立。又有川班内殿直，乾德三年平蜀得奇兵，简阅材貌魁伟便习骑射者凡百二十人立，开宝四年废。

散员左右班四。周制，招置诸州豪杰立，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凡十二班。又于北面骁捷员僚直及诸军内简阅填补。咸平五年，定州路都部署王超言；「缘边有强梁辈常居四界，扰动边境，请厚给金帛募充散员。」从之。

东西班弩手、龙旗直、招箭班共十二，旧号东西班承旨。淳化二年，改为殿前侍，东西各第一第二弩手、龙旗直班六，并带甲，选诸班及不带甲班增补。其东第二茶酒及第三、西第四班不带甲，并以诸军员、使臣及没王事者子弟为之。又择善弓箭者为招箭班。

散直左右班四。雍熙四年，以诸道募置藩镇厅头军将及诣登闻院求试武艺者立。咸平元年，选诸节度使从人、骑御马小底增补。

外殿直班一。诸班卫士中年多者号看班外殿直，后削看班之号。或诣诸道摄军校之职部分州兵，谓之权管。国初又有内员僚直，开宝中废。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得上军。天禧四年，并入此班。

捧日并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总指挥三十五。京师三十三，雍丘、郑各一。旧号小底，周改为铁骑，太平兴国二年改为日骑，雍熙四年改今名。分左、右厢，各四军。雍熙三年，选善枪槊者充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善左射者为左射。咸平五年，选天武、拱圣、骁骑善弩射者为弩手。

契丹直三。咸平、许、寿各一。后唐置，旋废。开宝三年，以辽人内附之众复置。太平兴国中，因事复置，旋废。

拱圣指挥二十一。京师。乾德中，选诸州骑兵送阙下，立为骁雄，后改骁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几改今名。

吐浑小底旧指挥五，治平中并为二。京师。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获吐浑子弟，又选监牧诸军中所有者充。

骁骑指挥二十三。京师。太平兴国四年置，后又选掉搨索兵及左右教骏兵增置。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步斗弩手为骁骑弩手。淳化四年，选壮勇超绝者为上骁骑，在本军之上。咸平五年，分左、右厢。旧又有殿前小底。至道二年，选骁骑马直及善射者充，后废。

宁朔指挥十。京师、尉氏各三，雍丘、渭、河阳、河阴各一。咸平三年，选教骏诸军备征及外州兵立。

龙猛指挥八。京师。太平兴国中，拣阅龙骑及诸州部送招获群盗，取其材勇者立。淳化四年，又择精悍者为教阅龙猛以备禽盗，在本军之上。景德四年，又选龙骑、骁骑兵增之。

骁猛指挥四。尉氏三、太康一。旧号骁雄，太平兴国中改。雍熙四年，以拱圣年多者为拱辰军，其次等者如故。景德四年，以拱圣年多者隶之。

神骑指挥十八。雍丘十三，咸平五。端拱二年，选骁雄新配人及教骏、借事等兵立。淳化二年，废掉搨索军隶之。咸平二年，又择教骏、备征及外州增之。

骁雄指挥四。咸平、陈留各二。太平兴国八年，迁骁猛中次等者立。景德中，以骁骑、骁胜、宁朔军年多者隶之。

吐浑直指挥三。太原二，潞一。太平兴国八年，太原迁云州及河界吐浑立，屯并、代州。雍熙三年，又得云、朔归明吐浑增立，屯潞州。

安庆直四。太原一，潞三。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及河东归明安庆民分屯并、潞等州，给以土田。雍熙四年立。

清朔指挥四。西京二，许、汝各一。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州民于内地，得自置马以为骑兵，谓之家户马。雍熙四年立。

擒戎指挥五。西京、许各二，汝一。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州民于西京、许汝等州，给以土田，充家户马。端拱二年立。

新安内员僚直五。端拱二年，成德军节度使田重进言；「易州静砦兵先屯镇州，贼陷勇陷谷，尽俘其家，请以其军备宿卫。」因而立此直。后废，天圣后无。

步军

神勇上下共二十一指挥。乾德中，拣阅诸军壮实而大体者立为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为雄勇。雍熙四年改今名。淳化四年，选武艺超绝者立为上神勇，以备擒盗。

宣武上下共二十指挥。京师。太平兴国二年，并效节、忠猛二军立，又选诸军及乡兵增之。至道二年，又选军头司步直善用枪槊掉刀者立殿前步直，后废。

虎翼太平兴国中，拣雄武弩手立为上铁林，又于雄武、定远、宁胜床子弩手、飞山雄武等军选劲兵以增其数。雍熙四年，改分左右四军。淳化四年，选本军精锐者为上虎翼，以备禽盗。咸平二年，并广勇军隶之。大中祥符六年，诏在京诸军选江、淮士卒善水者习战于金明池，立为虎翼水军。旧指挥六十二，景德中增六。京师。

雄勇旧号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今名。雍熙四年，改神勇，复于本军选退入次等者为之。旧指挥五，至和五年增为八。咸平三，郓二，许、郑、滑各一。

广德开宝四年，平广南，以其兵隶殿前司，次等隶八作司，阙则选广南诸州兵补之。雍熙三年，选八作司之强壮者为拣中。总指挥十。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巩、白波各一，西京三。

广勇淳化二年，选神射、鞭箭、雄武、效忠等军强壮善射者立为广武，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旧指挥二十三，庆历中增为四十三，每指挥十为一军。京师五，陈留二十二，咸平、东明、太原、胙城、南京各二，襄邑、阳武、郓各一，滑三。

广捷旧名左右平远，建隆二年改。咸平五年，又选广德、神威等军教以标枪旁牌补之。旧指挥五，景祐中增五，明道中增十，庆历增三十六，总五十六。陈留八，咸平六，雍丘四，襄邑、尉氏、许各三，太康、扶沟、南京、亳、河阴、颍、宁陵各二，陈六，滑、曹、邓、蔡、广济、谷熟、永城、襄城、叶各一。

雄威雍熙四年，选神勇兵退入第二等立为神威，后改今名。指挥十。考城、襄邑、陈留各一，南京四，陈二。

龙骑建隆间以诸道招致及捕获群寇立，号有马步人，见阵即步斗。淳化三年，选本军年多者为带甲剩员。咸平以后，又以本军及龙猛退兵增之。旧指挥八，康定中，取配隶充军者增置为指挥二十，分三军。京师四，尉氏、雍丘、咸平、郑各二，南京、陈、蔡、河阳、颍、单、四波各一。

神射两浙州兵，旧号腰弩。雍熙四年改今名。淳化元年，部送阙下，选其强者为广武，次等复为本军。指挥五。陈留三，雍丘二。

鞭箭雍熙三年，选两浙兵为鞭箭，次等者为忠节鞭箭。端拱二年并为一。至道元年，发此兵援灵州刍粟，丧车重兵器于浦洛河，诏免死，后废。

侍卫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亦如之。自马步军都虞候已上，其员全阙，即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各领其务，与殿前号为三司。马步军有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余如殿前司之制。所领骑兵步兵之额叙列如左：

骑军

员僚直显德中，周平三关，召募强人及选高阳关驰捷兵为北面两直。建隆初，选诸州骑兵及蕃镇厅头召募人等为左三直。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选其骑兵为右三直。北面两直，营贝、冀隶高阳关都部署。大中祥符中，改为贝州左直、冀州右直，后改四直。京师二，恩、冀各一。

龙卫旧号护圣。周广顺中，改龙捷。建隆二年，拣去衰老，以诸州所募精劲者补之。太平兴国二年，改分左、右厢。四年，平太原，选其降兵为拣中龙卫。雍熙二年，又拣善枪槊者为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剩员堪披甲者为带甲剩员。五年，又拣善左射者为左射。指挥四十四。京师三十八，雍丘、尉氏、河阳各一，澶三。

骁捷周显德中，平三关，拣诸州士卒壮勇者为河北骁捷。宋初，隶高阳关都部署。建隆二年，废左右骁武，以其兵来隶。乾德中，又选备征及岚州归附之兵为河南骁捷，其后止以骁捷为名。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拣阅降兵为拣中骁捷。淳化四年，又置新立骁捷。至道三年，分骁捷为左、右厢。咸平五年，以其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二十六。尉氏新立、陈拣中各一，恩十四，冀十。

云骑旧号左右备征，建隆二年改。开宝以后，募子弟为云骑，以其次为武骑，又选骑兵之次等为武骑，又选本军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十五。京师十一，陈留、西京各一，巩二。

骁武本河北诸州忠烈、威边、骑射等兵。淳化四年，拣阅其材，与云骑、武骑等立，得自置马，分左、右厢。指挥二十。北京七，真定三，定六，相、怀、洺、邢各一。

广锐本河州忠烈、宣勇能结社买马者，马死则市补，官助其直。至道元年立。咸平以后选振武兵增之，老疾者以亲属代。景德二年诏：非亲属愿代者听。大中祥符五年，以其退兵为带甲剩员。旧河东指挥三十一，陕西七。景祐、康定中，增为四十二。太原、代、并各三，汾五，岚、石、岢岚各二，晋、熙、慈、绛、泽、隰、宪、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泾、原、鄜各二，秦、渭、环、邠、宁各一。

有马劲勇咸平四年，选江东诸州兵立。庆历中，分置第六、第七。总指挥七。太原二，代、岚各一，磁三。

云翼旧指挥三十三，景祐以后，增置二十三，分左、右厢，总五十六。真定、雄、瀛、深、赵、永宁各三，定、冀各六，保五，沧、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二，莫、邢、霸各一，广信、安肃各四。

万捷开宝中，募赵、相、沧、冀州民立。大中祥符中，以骁武、云骑退兵隶之。指挥七。相、冀、辽各二，沧一。

云捷太平兴国四年，选诸军中应募子弟及教骏、借事、备征等有武干者立。大中祥符五年，以宁朔退兵隶之。指挥十二。尉氏、咸平、西京、北京、澶各二，汝、怀各一。

横塞咸平三年，选诸军威边、骑射及在京借事立。指挥七。雍丘、咸平、考城、襄邑、宁陵各一，卫二。

清塞周立，指挥二。其一北蕃归附之众，营寿州；其一破淮南紫金山砦所得骑军，营延州。宋初，选本军子弟补其缺。太平兴国三年，又得泉州、两浙兵以益之。

飞捷本威虏军、保州、易州静塞兵、定州厅子军立。淳化元年，诏赴阙拣阅，以静塞为三等，厅子为一等，改今名。指挥四。

武骑指挥一十一。京师、雍丘各一，尉氏三，陈留、考城、咸平、郑各一，西京二。此下至有马雄略凡十二军。《三朝志》无。

蕃落陕西沿边厢兵有马者，天禧后，升禁军，极边城砦悉置。至庆历中，总指挥八十三。环五，延、庆各四，秦并外砦十七，原、渭并外砦各十二，德顺并外砦十二，凤翔、泾并外砦、仪、保安各二，陇外一。

步军

神卫晋曰奉国军，周改虎捷。建隆二年，拣阅诸州所募禁军增补。乾德三年，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斌伪署感化、耀武等军平寇者功，请备禁旅，诏并为虎捷。太平兴国二年改。旧水虎翼即军中习水战者，是岁改为神卫水军，又于剩员中选可备征役者立为拣中神卫。大中祥符后，剩员又有带甲、看仓草场、看船之名，凡四等，皆选本军年多者补。宋初，指挥四十六，仁宗后，止存指挥三十一。京师。

虎翼宋初，号雄武弩手。太平兴国二年，选壮勇者为上铁林，其次为下铁林。雍熙四年，改为左、右厢，各三军。咸平五年，以威虎军来隶。景德三年，选效顺兵补其缺。大中祥符五年，择本军善水战者为上虎翼，六，年又选江、淮习水卒于金明池按试战棹，立为虎翼军。江、浙、淮南诸州，亦准此选置。七年，改为虎翼水军。旧指挥七十五，庆历中，增置二十一，总九十六。京师九十并水军一，襄邑、东明、单各一，长葛一。

武卫太平兴国中，募河北诸州兵立。旧指挥十六，庆历中，河北增置为指挥六十七。南京、真定、淄各四，北京、澶、相、邢、怀、赵、棣、洺、德、祁、通利、乾宁、广济各一，青五，郓、徐、兖、曹、濮、沂、济、单、莱、潍、登、淮阳、瀛、博各二，齐、密、沧各三。

雄武并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指挥三十四。京师十三，太原、尉氏、南京、郑、汝、宁陵各二，咸平、东明、雍丘、襄邑、许、曹、广济、谷熟、长葛各一。

川效忠太平兴四三年，选诸州厢兵归京师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部送京师者产为川效忠。景德元年，以德清厢军及威远兵增之。旧指挥二十八，后减为七。南京六，宁陵一。

雄胜开宝中，以剩员立。太平兴国中，选入上铁林，余如故。又有雄胜剩员。指挥三。峡、冀、济各一。

拣中雄勇开宝中立，以常宁雄勇、效顺等军剩员中选其强者立为拣中。大中祥符二年，又选归远军为新立。旧指挥四，后损为一。襄邑。

威宁淳化中，部送西川贼帅五小波胁从之兵归京师立。咸平元年，又以散员直增补。指挥一。许。

拣中怀爱本蜀兵，与怀恩同立，又拔精锐者为拣中。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次等者立为牵船，以给河漕之役。旧指挥三，后损为一。宁陵。

勇捷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立，分左、右厢，以诸州库兵补左厢，广济、开山兵补右厢。指挥二十六。襄邑、北京、澶、陈、寿、汝、曹、宿各二，咸平、西京、南京、亳、宁、洪、河阴、巩、长葛、韦城各一。

威武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立，分左、右厢，以江南归化兵补左厢，两浙顺化兵补右厢。大中祥符五年，又立下威武。共指挥十三。西京、河阳、郑、郓、澶、滑、濮、通利、巩、河阴、永城各一，曹二。

平塞弩手本两浙顺化军，拣其强壮立为弩手，又以江、浙逋负官物隶窑务徒役者为拣中平塞。指挥四。咸平、亳、河阳、白波各一。

宁远大中祥符六年，选西川克宁、威棹兵立。旧指挥五，皇祐及至和中，增置为八。戎三，遂、梓、嘉、雅、江安各一。

忠节太平兴国三年，选诸州厢军之强壮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立为川忠节。旧指挥二十四，后增教阅忠节总为六十。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许、江宁、扬、庐、宿、寿、楚、真、泗、泰、滁、岳、澧、池、歙、信、太平、饶、宣、洪、虔、吉、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

神威咸平三年，选京师诸司库务兵立。上下指挥十三。陈留三，许、巩各二，雍丘、考城、咸平、河阳、广济、白波各一。

归远雍熙三年，王师北征，拔飞狐、灵丘，得其降卒立，咸平二年，选诸州杂犯兵增之。旧指挥三，天圣中，增置为十六。陈、许、亳、寿、宿、邓、襄、鼎各一，荆南、澧、潭、洪各二。

雄略咸平六年，选诸州厢兵及香药递铺兵立。旧指挥十五，皇祐五年，增置为二十五。荆南五，潭四，鼎、澧各二，广、辰、桂各二，许、全、邵、容各一。

神锐咸平六年，料简河东兵立。大中祥符五年，以本军及神虎兵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二十六。太原六，潞、晋各三，泽、汾、隰、平定各二，代、绛、忻、辽、邢、威胜各一。

神虎咸平五年，选陕西州兵马立。六年，又料简河东州兵立，以西路河东兵之。指挥二十六。永兴六，凤翔、河中、忻、晋、威胜各二，太原、秦、延、鄜、华各一，潞州三。

保捷咸平四年，诏陕西沿边选乡丁保毅升充。旧指挥四十五，庆历中，拣乡弓手增置，总一百三十五。永兴十二，同九，秦八，河中、汾、泾各七，渭、宁、耀各六，凤翔、延、仪、华、陇、解、乾各五，陕、原、鄜各四，成三，庆、凤、坊、晋、镇戎各二，环、丹、商、虢、阶、庆成、德顺各一。

振武旧指挥四十，庆历后，河北增置为指挥四十二，陕西增置为指挥三十九，总八十一。北京、澶、相、怀、卫、霸、莫、祁、棣、赵、滨、洺、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各一，真定、定、瀛、保、恩、邢、深、博、永静、乾、宁陵、泾各二，延六，邠、陇各七，鄜、宁各五，磁四，沧、原各三。

桥道太平兴国三年，选诸州厢兵次等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为川桥道。总指挥十八。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郓、巩、河阴、白波、宁陵各一。

清塞太平兴国初立。左、右厢，旧指挥二十三，嘉祐中并为十三。曹二，郑、郓、滑、通利、巩、河阴、白波、汜水、长葛各一。

招收端拱中，获通州大沙洲贼众立，缺则以江、浙招致海贼补之。又收端拱中逃军来复者，原其罪为德寿军，后改今名，隶保州巡检司，庆历初，升禁军，为指挥十七。保四，霸、信安各三，定、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

壮勇本招获群盗配近京徒役者拣拔立，咸平三年，选诸杂犯兵增之。至道三年，江、浙发运使杨允恭禽海贼送阙下增补，旋废。旧指挥三，庆历中，增置为七。耀、解、滑各二，许一。

宣效咸平三年，选六军、窑务、军营务、天驷监效役、店宅务、州兵立。景德元年，又拣本军材勇者为拣中宣效。旧指挥五，后损为二。京师。

来化雍熙中，以飞狐、灵丘归附之众立，又以朔州内附牵摆兵立，后废。旧指挥三，后损为二。宁陵。

清边弩手宝元初，选陕西、河东厢军之伉健者置，以弩手名。指挥四十三。太原九，秦五，泾四，河中、陇各三，永兴、代、潞、晋各二，庆、环、滑、同、坊、镇戎、慈、丹、隰、汾、宪各一。

定功陕西厢军，庆历四年，升禁军增置，为指挥十。永兴、秦、庆、原、渭、泾、仪、鄜、延、镇戎各一。

效勇景祐中，募川峡流民增置，为指挥二十七。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合流各二，咸平、郑、亳、卫、许、单、澶、磁、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

宣毅庆历中，京东、京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募健勇或选厢军为之。指挥二百八十八，至治平中，管一百七十四。京东路：南京、郓、徐、曹、齐各二，青、兖、密、濮、沂、单、济、淄、莱、潍、登、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许、河阳、陈、襄、郑、颍、蔡、汝、随、信阳各一，邓二。河北路：真定、德、棣、博、邢、祁、恩、磁、深、定、滨、通利、永静、乾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各六，晋四，泽、绛、石、代各三，潞、岚、忻、辽、威胜、平定各二，慈、隰、宁化各一。淮南路：扬、亳各二，庐、宿、寿、楚、真、泗、蕲海、舒、泰、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洪、虔、吉、抚、袁、筠、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二，越、苏、明、湖、婺、润、温、衢、常、秀、处各一。荆湖路：潭、全、鼎各三，荆南、邵、衡、永、郴、道、安、鄂、岳、澧、复、峡、归、辰、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建二，泉、南剑、漳、汀、邵武、兴化各一。

御前忠佐军头司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其所辖散员，有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十将。马步直自指挥使而下，皆如殿前司之制。

御前忠佐散员本许州员僚剩员，淳化中，立为军头司散员一班。又五代以来，军校立功无可门署者，第令与诸校同其饮膳，名健饭都指挥使，后唯被谴者居此。大中祥符二年，改为散指挥使。班一。

入内院子天圣元年，拣亲事官年高者为之。九年，选辇官六十以上者充。治平二年，诏以五百人为额。

志第一百四十一兵二（禁军下）

熙宁以后之制

骑军

金枪班左右二，元祐二年六月，密院言：「元丰七年，承旨司传宣密院：殿前指挥使左右班枪手可各以五分为额，余悉改充弓箭手。切详先为在京马军全废枪手，其诸班枪手有阙，无人拣填，遂有此宣旨。近因殿前马步军司奏，诸在京马军复置一分枪手，诸班枪手并依旧教阅。」诏：「元丰七年宣旨，更不施行。」

捧日并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总三十五。京师三十三，雍丘、郑各一。熙宁五年，捧日三十三并为二十二，废弩手隶左射，余留二十九。元第一，十月，以左射隶天武。二年，废左射、钅屈直。八月，废第五军，雍丘第二、南京第一并改为新立骁捷。九月，诏勿改，惟阙勿补，俟其少废并。

骁骑二十二。京师。熙宁六年，并为十四，废弩手、上骁骑。元丰元年，拨在京骁骑左第一隶神勇。

宁朔十。京师、尉氏各三，雍丘、滑、河阳、河阴各一。熙宁二年，并为七。元丰元年，在京第二第三并拨隶第一。

步斗六。尉氏、太康各一，蔡四。元丰元年，尉氏、太康各一、蔡州二皆拨隶步军司虎翼。十一月，蔡州二改为新立骁捷，其第二充擒戎第四，等四，尉氏三、太康四第四充擒戎第五，太康一元丰元年并尉氏第三隶第一，太康第二改骁雄。二年，尉氏一勿填阙。

吐浑直三。太原二，潞一。熙宁六年，废潞州一。一年，废太原二。元丰二年，太原、潞州各一，勿填阙。中兴属步军。

骁雄旧六，治平四年并为四。咸平、陈各二。熙宁初，以骁猛第四改充一。元丰六年，咸平、尉氏各一，阙勿补。

其马军行司新军目：

神策选锋军、左翼军、右翼军、摧锋军、游奕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护圣马步军中兴置

步军

天武并宽衣、钅屈直、左射，总三十四。京师三十三，咸平一。熙宁二年，并三十三为二十三。九年，废左射。元丰元年，并陈留第七军第一隶咸平第五军第一。十月，废宽衣天武。二年，废第五军，咸平第一改雄武弩手。九月，诏勿改，惟阙弗填。四年，废钅屈直。绍圣元年十一月，引进副使宋球言：「自立殿前司以来。有宽衣天武一指挥充驾出禁卫围子，常守把在内诸门，熙宁中废并，禁围只差天武，皇城诸门更不差人。乞复置宽衣一指挥；或不欲添置，乞将天武本军内以一指挥为宽衣天武。」诏：禁围子合用天武人兵，令殿前司今后并选定四十已上、有行止无过犯、不系新招拣到人充，遇阙选填。

广勇四十三，每十为一军。京师五，陈留二十二，咸平、东明、太康、胙城、南京各二，襄邑、阳武、郓各一，滑三。熙宁九年，在京增置一。元祐二年八月，诏在京置左第三军第一、右第三军第一。

龙骑二十，分三军。京师四，尉氏、雍丘、咸平、郑各二，南京、陈、蔡、河阳、棣、单、宿、白波各一。熙宁二年，并为十三。熙宁二年，在京第七隶第九。

雄勇八。咸平三，郓二，颍昌、郑、滑各一。元丰元年，并咸平第二第三隶第一，郓州第五隶第四，改曰雄威，并管城第七，白马第八；颍昌一阙勿补。二年，咸平一阙勿补。

广捷五十六。陈留八，咸平六，雍丘四，襄邑、尉氏、颍昌各三，太康、扶沟、南京、亳、河阳、颍、宁陵各二，陈五，郑、滑、曹、邓、蔡、广济、谷熟、永城、襄城、莱各一。熙宁三年，亳州一并广勇，永城县一并隶亳州。元丰元年，并管城第四十隶本县雄勇第七，并白马县第二十五隶本县雄勇第八。

广德并拣中广德，总十。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巩、白波各一，西京三。治平四年，并十四为八。熙宁六年，废拣中广德，尉氏拣中广德第一、阳武第二改为广德。

雄威十。考城、襄邑、陈留各一，南京四，陈三。治平四年，并十、三为十。元丰元年，以南京第八分隶第三、第四、第七。二年，襄邑二阙勿补。

侍卫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亦如之。自马步军都虞候以上，其员全阙，即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等各兼领其务。马步军有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余如殿前司之制。其所领骑步军之额如左。

骑军

员僚直左右四。京师二，恩、冀各一。熙宁二年，并左直为一，须人少拨隶如其军省。五年，废恩、冀州左右直弗补。六年，拨隶龙卫。元丰三年废。

龙卫并钅屈直、左射、带甲剩员四十四。京师三十八，雍丘、尉氏、河阳并拣中各一，澶二。熙宁元年，以澶州右第四军第四隶第三，共并为一。九年，陈留并带甲剩员二为一。熙宁元年，澶州、河阳、尉氏就粮四并隶别指挥。六年，三十九并为二十。八年，置带甲剩员二。十年，废亳州一。元丰元年，陈留带甲剩员阙勿补。二年五月，废钅屈直、左射。八月，废第十军。十月，南京第十军第一改新立骁捷左三。六年，废带甲剩员。中兴，二十。

骁捷二十六。尉氏新立及拣中各一，恩十四，冀十。熙宁元年，废带甲剩员。三年，废拣中。五年，瀛州三拨隶本州云翼，冀州十、恩州十四各并为五，莫州二并为一。十年，并冀、恩骁捷各五各为四。元丰元年，太康置新立骁捷一。

云骑十五。京师十一，陈留、南京各一，巩县二。熙宁二年，并十五为十。三年，第一至十二并为七。七月，第八拨隶第一第二。八年，置带甲剩员一。元丰二年阙，选云捷第二军补之。十月，雍丘带甲剩员第一改为横塞第十。中兴，七。

武骑二十一。京师、雍丘各六，尉氏三，陈留、考城、咸平、郑各一，西京二。熙宁元年，废咸平带甲剩员为剩员。二年，并二十作十五。八年，置带甲剩员一。九年，以雍丘带甲剩员一隶云骑带甲剩员，共为一。十二月，在京四并为三，尉氏二并为一，考城一分隶雍丘宁朔，在京二并为一。十年，废带甲剩员。元丰元年，并带甲剩员亳州第一。中兴，三。

骁锐四。莫三，冀一。熙宁五年，莫州三并为二，冀州第三虚其阙，以存者补捷。六年七月，莫州第一第二、冀州第三并改骁捷，是月废。

骁武左右二十。北京七，真定三，定六，相、怀、洛、邢各一。熙宁元年，废带甲剩员。二年，北京七并为五。五年，真定府三并为二，定州六并为四，邢州、云翼各一须人少并为一。十北京五并为四，定州四须人少并为三。元丰七年，以忠猛一分入骁武第七、第八、第九。

广锐总四十四。太原、代、并各三，汾五，石、岚、岢岚各二，晋、潞、慈、绛、泽、隰、宪、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泾、原、鄜各二，秦、渭、环、邠、宁各一。元丰二年，忻、岚州各一，阙勿补。三年，泾州二以下一补上一阙。五年，置兰州二。中兴，二十三。

云翼分左右厢，左三十四，右二十二，总五十六。真定、雄、瀛、深、赵、永宁各三，定、冀各六，保五，沧、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二，莫、邢、霸各一，广信、安肃各四。熙宁五年，并沧州二为一，冀州六为三，真定府三为一，赵州三为二，定州六为四，顺安军二为一，永宁军三为二，北平军二须其阙并为一，安肃军第一分隶第三，深州三为二，保州一分隶他军。十年，莫州第十三分隶骁捷，真定府第八分隶骁武，定州四须其阙并为三，安肃军三须其阙并为二，广信军四并为三。元祐元年，桂州二仍不废。中兴，三十三。

厅子七。定二，相五。熙宁五年，并相厅子五为三，定厅子马二为一。六年，相州厅子三并改厅子马。十年，相州厅子马第三分隶骁武厅子马。中兴，四。

无敌六。定、北平各二，安肃、广信各一。熙宁五年，北平二须人少并为一，拨隶云翼三；广信军一拨隶云翼。

万捷七。相、翼、赵各二，沧一。熙宁五年，冀二并为一，以隶云翼；相二须人少并为一。中兴，七。

蕃落八十三。环五，延、庆各四，秦并外砦十七，原、渭并外砦各十二，德顺并外砦七，镇戎并外砦十二，凤翔、泾并外砦、仪、保安各二，陇一。熙宁三年，并外砦九为七。八月，泾原路以新砦所减蕃落隶在州蕃落，定额以三万二千人。五年，陇州添置招马军蕃落一。九年，并陕西土蕃落渭州八为六，原州、秦州各五为四。元丰四年，环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五年六月，葭芦砦主乞置一。绍圣四年，诏：陕路增置马军十，各五百人为额，于永兴、河中、凤翔、同、华各置二。元符元年，诏：泾原路新筑西安州置马军一，天都、临羌砦各置马军一。六月，诏永兴军等路创置十指挥。二年，定边城增置马军二，乌龙川、北岭新砦各置马军一。崇宁五年，新筑安边城，置马军一。

有马雄略三。广、桂、邕各一。熙宁三年，广、桂、邕有马雄略阙勿补，十年，以邕州住营两指挥阙额移桂州，依旧置。绍圣元年，沅州增置有马一。元符元年正月，诏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一。中兴，二。

崇捷崇宁三年，诏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开封府界创置马步军五万人，计一百七指挥。马军三十五，步军七十二，合三万六千人。马军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

步军

神卫并水军总三十一。京师。熙宁二年，并三十一为三十。三年，废水军。元丰二年，废第九、第十，南京第一改雄武弩手。中兴，四十六。

虎翼九十六。京师九十，并水军一，襄邑、东明、单各一，长葛二。熙宁二年，除水军一外，并九十五为六十。六年，废上虎翼。元丰四年，诏改差殿前虎翼右一四指挥为李宪亲兵。

奉节并上奉节五。京师。熙宁二年，殿上奉节。九月，上奉节两指挥隶虎翼。六年十月，废奉节。

武卫七十一。南京、真定、定、淄各四，北京、澶、相、邢、怀、赵、棣、洺、德、祁、通利、乾、广济各一，青五，郓、徐、兖、曹、濮、沂、济、单、莱、潍、登、淮阳、瀛、博各二，齐、密、沧各三。熙宁四年，帝谕文彦博等：「京东武卫军素号精勇得力，不减陕西兵。」彦博曰：「京东之人沈鸷精悍，亦其性也。」五年，并沧三为二，真定府各四各为三，赵州、振武各一共为一。六年，诏岷州置一。元丰三年，河州武卫二为一。

雄武并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三十四。京十三，太原、尉氏、南京、郑、汝、宁陵各二，咸平、东明、雍丘、襄邑、颍昌、曹、广济、谷熟、长葛各一。熙宁五年，废拣中雄武。闰七月，并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各五为二。六年，废雄武。中兴后，加「平海」字。

神锐二十六。太原六，潞、晋各三，泽、汾、隰、平定各二，代、绛、沂、辽、邢、威胜各一。元丰二年，潞州三，阙勿补。

振武八十一。北京、澶、相、卫、霸、莫、祁、棣、赵、滨、洺、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各一。真定、瀛、保、恩、邢、深、博、永宁、乾宁、庆、泾各二，延六，邠、陇各七，鄜、宁各五，磁四，沧、原各三。熙宁五年，瀛州二为一，沧州三为二，真定府二为一，邢州二以一分隶武卫、神锐、镇武，磁州四为三。元丰三年，鄜州四为三，邠州五以一补上四指挥阙，陇州四为三。元祐七年，诏复置沧州第六十七、六十八。

神虎二十六，永兴六，凤翔、河中、忻、隰、晋、威胜各二，太原、秦、延、鄜、华各一，潞三。熙宁九年，秦州一，阙勿补。

保捷一百三十五。永兴十二，同九，秦八，河中、邠、泾各七，滑、宁、耀各六，凤翔、延、仪、华、陇、解、乾各五，陕、原、鄜各四，成三，庆、凤、坊、晋、镇戎各二，环、丹、商、虢、阶、庆成、德顺各一。熙宁五年，凤翔府添置三。六年，添置一。元丰三年，并同州七为六，永兴军九为八。五年，兰州置步军二。绍圣四年，兰州金城关置步军四。元符元年，新筑西安州，置步军一，天都、临羌砦各置步军一；又诏于河北路大名府二十二州军共创置马步军，步军二十九指挥以保捷为名。二年，定边城置步军一。崇宁五年，安边城置步军一。中兴后，增置一。

清边弩手四十三。太原九，秦五，泾四，河中、陇各三，永兴、代、潞、晋各二，庆、渭、环、同、坊、镇戎、慈、丹、隰、汾、宪各一。熙宁六年，并凤翔四为三。八年，吉阳并宣毅一来隶。九年，并秦州四为三。元丰三年，以河中清边弩手将兵一隶本府保捷、清边弩手。

制胜九。永兴、华各二，凤翔、耀、同、乾、解各一。拨华一隶本州保捷、制胜，奉天一补其县保捷阙。中兴后增一。

效忠二十七。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合流各二，咸平、郑、亳、卫、颍昌、单、澶、磁、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熙宁九年，磁、卫各一，须人少与武卫并为一。

宣毅一百七十四。隶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京东路：南京、郓、徐、曹、齐各二，青、兖、密、濮、沂、单、济、淄、莱、潍、登、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颍昌、河阳、陈、襄、郑、颍、蔡、汝、随、信阳各一，邓二。河北路：真定、德、棣、博、邢、祁、恩、磁、深、定、洺、滨、通利、永静、乾宁、永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各六，晋四，泽、绛、石、代各三，潞、岚、忻、辽、威胜、平定各二，慈、隰、宪、宁化各一。淮南路：扬、亳各二，庐、宿、寿、楚、真、泗、蕲、海、舒、泰、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江、洪、虔、吉、抚、袁、筠、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二，越、苏、明、湖、婺、润、温、衢、常、处、秀各一。荆湖路：潭、全、鼎各二，荆南、邵、衡、永、郴、道、安、鄂、岳、澧、复、峡、归、辰、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二，福、泉、南剑、漳、汀、邵武、兴化各一。熙宁三年，宿、扬、庐、寿、楚、真、泗、泰一并隶教阅忠节，各为一。蕲、海、舒、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阙弗补。十二月，京东路三十三并为十三，荆湖南路道永衡各一、潭二拨隶威果，全二、邵一拨隶雄略，郴、桂阳各一不充额，荆南一拨隶威果，鼎二、澧岳安复鄂各一皆改教阅忠节，荆门、汉阳、归、峡各一不充额，江南东路江宁、江南西路虔各一拨隶威果、雄略，洪、吉、抚、建昌各一皆改教阅忠节，筠、袁、南安各一不充额，福建路福一隶威果，建二并为一改威果，两浙路杭二、越苏润各一皆改威果，湖、婺、温、衢、常、处，秀各一不充额。熙宁五年，恩一、乾宁永静真定邢洺磁定祁深永宁各一阙弗补。八年，吉乡军宣毅一隶清边弩手，潞复置一。九年，定、邢、深、祁、磁、永宁、永静、乾宁各一皆效忠。元丰元年，博二拨隶他州军。

威果二十五。荆南、江宁、杭、扬、庐、潭各三，洪、越、福各二，虔一。宣和三年，严州增置一。

勇捷左右二十六。襄邑、北京、澶、陈、寿、汝、曹、宿各二，咸平、西京、南京、亳、宁陵、虹、河阴、巩、长葛、韦城各一。熙宁三年，并十隶九，右十二并右二。元丰二年，唐、汝州各置土兵一。

威武上下总十三。西京、河阳、郑、郓、澶、滑、濮、通利、巩、河阴、永城各一，曹二。熙宁三年，废下威武。九年，澶一隶效忠、勇捷。

平塞弩手并拣中平塞、新立平塞，总四。咸平、亳、河阴、白波各一。熙宁六年，废弩手及新立、拣中平塞，亳平塞弩手及白波新立平塞、咸平拣中平塞并改下威武。

忠节并川忠节、教阅忠节，总六十。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颍昌、江宁、扬、庐、宿、寿、楚、真、泗、泰、滁、岳、澧、池、歙、信、太平、饶、宣、洪、虔、吉、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熙宁三年，亳州第十四并勇捷，川忠节一并忠节。十二月，添置八。五年，蔡州置一。

归远十六。陈、颍昌、亳、寿、宿、邓、襄、鼎各一，荆南、澧、潭、洪各二。元丰五年，成州置一。

雄略二十五。荆南五，潭四，鼎、澧各三，广、辰、桂各二，许、全、邵各一。熙宁三年，衡增置一，吉增置三百人及置部军雄略一。崇宁三年，荆湖南路置四。

招收十七。保四，霸、信安各三，定、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熙宁五年，霸、信安各二并为一，定二为一，安肃一、保二分隶振武、招收。八年，忻以保甲替罢拣充下禁军。

桥道并川桥道十八。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郓、巩、河阴、白波、宁陵各一。熙宁三年，郓川桥道改桥道，隶顺化。

敢勇元祐七年，诏河东、陕西路诸帅府募敢勇，以百人为额。宣和四年，诏越州招到敢勇三百人，拨充两浙提刑司捉杀差使。

靖安崇宁元年，诏荆湖北路添置禁军五指挥，以靖安为名，隶侍卫步军司

广固崇宁三年，诏添置广固兵四指挥，以备京城工役。政和五年，诏于四指挥各增置五百人入额，自今更勿差客军。

皇城司

亲事官指挥三。元丰五年增置一，守奉景灵宫。政和五年，西京大内官一，以五百五十人为额。又增置内园司一，以五百一十人为额。

将兵者，熙宁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虽无复难制之患，而更戍交错，旁午道路。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

熙宁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由河北始，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凡三十有七。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焉。在鄜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凡四十有二。八年，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为京东、西两路。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在京西，额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邓，其四在蔡、汝。

元丰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两指挥于京西，额各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凡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四年，又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京畿之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

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鄜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分隶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千人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陈、亲民者充，且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此将兵之法也。

六年，熙河路经略制置李宪言：「本路虽有九将之名，其实数目多阙，缓急不给驱使。又蕃，汉杂为一军，嗜好言语不同，部分居止悉皆不便，今未出战，其害已多，非李靖所谓蕃、汉自为一法之意。若将本路九将并为五军，各定立五军将、副及都、同总领蕃兵将，使正兵合汉弓箭手自为一军，其蕃兵亦各自为一军。临敌之际，首用蕃兵，继以汉兵，必有成效，兼可减并将、副及部队将员，于事为便。」诏从之。

元祐元年，司马光言：「近岁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习知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惟是全将起发，然后与将官偕行，其余常在本营，饮食嬉游，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余，然后缓急可责以守死。」

谏议大夫孙觉亦以为言，于是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余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州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如光等言。其年八月，枢密院言，近边州军及边使经由道路，而减本处兵官，非是。于是边州及人使经由道路，将官仍不兼都监。

至绍圣间，枢密院言：「往时军士犯法，将官得专决遣，故事无留滞。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动多牵制，不得自裁。欲仍依旧法，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州县无得辄预。其非屯驻所在，当俟将、副巡历决之，余委训练官行焉。」诏从之。至是，州县一无关预，兵愈骄，无复可用矣。

宣和元年，诏非救护水火、收捕奸细妖人而辄差将兵者，坐之。后三年，知婺州杨应诚言：「诸路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后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渔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于是诏自今令隶守臣。无何，复诏曰：「将兵遵将官条教，除前隶守臣指挥。」其后，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事平，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隋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盗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后，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于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于计为便。」诏从之。其后南渡诸屯驻大军即旧将兵之类，而其驻扎之所则异于前矣。

建炎后诸屯驻大军武锋、精锐、敢勇、镇淮、强勇、雄胜、武定、江都振武、泰熙振武、忠勇、游奕、淮阴前军、副司左右军、移戍左军。

志第一百四十二兵三（厢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州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而诸州则各以其事属焉。建隆初，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

景德四年七月，如京使何士宗言：「诏条禁军将士依等级并行伏事之理，违者按军令。其厢军将士等未立条制，欲望约前诏减一等定令。」帝曰：「禁卫兵士无他役使，且廪给优厚，欲其整肃，有所凛畏，故设此条禁。今以厢军约此施行，恐难经久。况尊卑相犯，自有条律，不行可也。」十二月，诏厢军及诸州本城犯，所部决杖讫，并移隶他军，内情理重及缘边随军者奏裁。

大中祥符元年，诏应诸道州、府、军、监厢军及本城指挥，自都指挥使已下至长行，对本辖人员有犯阶级者，并于禁军斩罪上减等，从流三千里上定断；副兵马使已上，勘罪具案闻奏。厢军军头已下至长行，准敕犯流免配役，并徒三年上定断，只委逐处决讫，节级已上配别指挥长行上名，长行决讫，配别指挥下名收管。如本处别无军分指挥，即配邻近州、府、军、监指挥收管。内别犯重者，自从重法。其诸司库务人员兵士有犯上件罪名者，并依前项厢军条例施行。

五年二月，上谕王钦若等：「累议老病之兵渐多，在京者令逐司将臣，外处者散差诸司使副拣选。可指挥所拣殿前、侍卫马步军司，令先逐指挥自指挥使已下，据见管兵士除堪任披带征役外，其自来懦弱、教阅不出之人及老病不堪者，籍其名，供申次第，管辖处各就逐营看详定夺，然后缴申逐司，与差去使臣同共拣选。如有协情不当，即具始末以闻。其厢军都指挥使已下并当严断，外处拣就粮兵士亦如之。」又宣示：「外处就粮诸军，有捧日、天武第七第九第十军军额，皆是自上军经两三度拣选，以其久处禁卫，不欲便拣落，特设上件军额处之。朕深虑拣兵臣僚、军头等同诸军例，更拣配下军，可遍谕之。老病者便放归农，内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恐无依倚，特与收充本军剩员。」又：「所差臣僚、军头赴外处拣人。缘军分指挥及出入次第名目体例甚多，令枢密院具合行条约及施行事件，并画一处分，令遵守施行。」

又：「殿前、侍卫马步军司自来拣下披带禁军，量减衣赐月粮充剩员，并无定额，散在逐营拘系，不获营生，官中所给岁计不少，可乘此时一例拣选。除老病者放归农外，据诸军见管人数额定充看营剩员，余并拨并一处收管，以备令赴诸处祗应。既有定额，必不敢多拣充剩员。」又诏：「承前遣使取内外军中疲老者，咸给奉粮之半，以隶剩员，今可简阅使归农。其合留者，亦据逐营给役数外别为营舍处之。内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虑无所归，且依旧。仍令所至州郡并与总管、钤辖阅验，连书其状，具当去留之数，及引视军校之不任职者，附驿以闻。其当从隶军额，即就配近便州郡；缘边者徙于内地，并与本州官吏移牒转送；当停者给与公验，止许居本州，岁申上其籍，并给次月奉粮、装钱、日食遣之。所简马，但筋齿弱、老病不疗者，件析以闻。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有所升退，即时具名籍申枢密院，未当者悉改正之；当徙者给装钱，在道只给粮；当停者给一月奉粮，勿复奏裁。外州军士当降以次军分者，所隶州郡听自择。」

又诏：「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诸州、府、军、监见管杂犯配隶军人等，各差使臣一人，驰驿往逐处与转运使、副或提点臣僚、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同共简选，就近体量人数，分配侧近州军本城收管。如年老病患，委实久远不任医治充役者，放令逐便；其少壮者即差人管押赴阙引见，当议选配近上军分。如不愿量移及赴阙者，亦听其便，仍于军分量与迁改。如地远勾抽迟延，即驰驿分路简讫，具析以闻。」

七年，诏：「今后军回在京者且未编排，依例引见。内有老疾合配外处军分，及看仓库、草场神卫剩员并看营剩员等，与限歇泊半月后，编排引见讫，限五日般移。其外处军回经过兵士并依此例，仍见讫与假十日，令移隶所配处。」

八年，诏：「诸路转运司、殿前侍卫马步军军头司、三司、宣徽院、开封府、诸司库务等处人员兵士等，如内有杀贼得功及诸般使唤得力者，或因官中取索之时具诣实结罪供，申所辖去处，保明申奏。」

天禧元年，诏选天下厢兵迁隶禁军者凡五千余人。二年，诏：「河北禁军疲老不任力役者，委本路提点刑狱臣僚简阅，不得庇匿，以费廪粮。」

庆历中，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澄海，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皇祐中，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且无骄横难制之患。诏以其骑兵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为教阅壮武、威勇，分置青、莱、淄、徐、沂、密、淮阳七州军，征役同禁军。嘉祐四年，复诏西路于郓、濮、齐、兖、济、单州置步兵指挥六，如东路法。于是东南州军多置教阅厢军，皆以威勇、忠果、壮武为号，训肄如禁军、免其他役。

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民为本城，遇就粮禁军阙，即遣补。又陕西州军悉置壮城如河北，以备缮完城垒之役。景祐中，本城四十三万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万。

熙宁三年五月，诏以禁军分五部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补，皆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间诏募增，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招募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以除盗恤饥。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兵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ＯＤ人平，戎、泸军兴，洮、河转漕，又皆增置焉。

初，枢密院言：「京师役兵不足，岁取于诸路，而江、淮兵每饥冻，道毙相属。略计岁所用外军七千人，调发增给不赀。请募东西八作司壮役指挥，诸司杂犯罪人情轻者并配隶，以次补杂役、效役，代诸路役兵，」从之。又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提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及剩员直、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毋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四路曰克宁。八年，诏忻、代州诸砦，以禁军代厢军。

元丰四年，诏升南京、青、郓、邓、曹、济、濮州有马教阅厢军，及真定府北砦劲勇、环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五年三月，以西边用兵，诏诸处役兵并罢，令诸路转运司刬刷京东西、河东北、淮南厢军，又令都水监刷河清及客军共三万余人赴陕西团结。十月，诏诸路教阅厢军，于下禁军内增入指挥名额，排连并同禁军。于是，马步排定有马厢军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元丰之末，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几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哲宗元祐二年，太师文彦博言：「厢军旧隶枢密院，新制改隶兵部，且本兵之府岂可无籍？」枢密院亦以为言。乃诏本部自今进册，以其副上枢密院。三年，诏京西路厢军以三万五百人为额，又诏天下州郡以地理置壮城兵。

元符元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诸路经略司各二千人止。三年，诏拨陕西保宁指挥入诸路厢军额。

崇宁四年，诏诸路厢军不以等样选少壮人招刺。又诏：厢军工匠除上京修造外，其余路所差，并放还休息之。

政和五年，广固四指挥各增五百人，以备京城之役。六年三月，增置通济兵士二千人，备御前牵挽纲运。于是工役日兴，增募益广矣。

建炎而后，兵制靡定，逮乾道中，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厥后废置损益，随时不同，摭其可考者以附见焉。

其将校则有马步军都指挥使，有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

建隆以来之制

马军

骑射京东路：南京、青、兖、郓、曹、徐、齐、潍、淮阳。京西路：西京、河阳、陈、许、郑、颍、滑。河北路：北京、真定、沧、澶、相、恩、冀。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华、秦、泾、鄜。荆湖路：江陵、潭、鄂、岳、复、安、澧、鼎、永、道、郴、邵、桂阳。内青、淮阳系教阅。

威边京东路：南京、青、郓、密、徐、曹、齐、濮、济、淄、登、莱、沂、单。内登系教阅。京西路：西京、河阳、郑、蔡、襄、邓、滑、颍、汝、郢、均、商、惰、唐、信阳、光化。河北路：瀛、相、邢、祁、滨、霸、磁、卫、赵、莫、洺、乾宁、广信、通利。河东路：泽、辽。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同、华、耀、乾、解、虢。淮南路：亳、庐、宿。荆湖路：安。

忠烈河北乡兵，名神锐，后改是军。旧制，老病者听召人承补归农，承补者逃亡，复取归农者充役。大中祥符四年，诏罢之。

拣中骑射淮南路：扬、庐、寿、宿、泗、真、蕲、黄、濠、光、海、和、通、舒、滁、涟水、高邮、无为。江南路：宣、抚、江、吉、筠、袁、歙、太平、池、饶、信、广德、南康、南安、建昌、临江、兴国。

步军

奉化京西路：郑、许、陈、蔡、滑。河北路：怀。陕西路：凤翔。淮南路：扬、亳、庐、寿、宿、濠、和、通、泰、楚、舒、真、泗、滁、无为、涟水、高邮。

水军京东路：登。河东路：潞、保德。陕西路：秦、陕。淮南路：扬、庐、寿、光、海、和、泰、楚、舒、蕲、黄、泗、涟水、高邮、无为。江南路：江宁、洪、袁、虔、宣、歙、饶、信、太平、池、江、吉、筠、抚、兴国、临江、南康、广德。两浙路州军。荆湖路：江陵、潭、衡、永、郴、邵、鄂、岳、复、安、澧、峡、鼎、归、汉阳、桂阳。福建路：福、建、漳、泉、邵武。利州路：兴。广南路：广、英、贺、封、连、康、南雄、春、廉、白、邕。

壮武京东路：青、徐、曹、兖、密、潍、济、濮、登、莱、淮阳。京西路：西京、陈、蔡、邓、襄、颍、汝、光化。陕西路：凤翔、河中、同、耀、华、乾、解、陕、保安。淮南路：扬、庐、寿、黄、光、海、和、通、蕲、楚、泰、舒、滁、高邮。荆湖路、漳、岳、安、复。内兖、徐、济、莱系教阅。

澄海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南恩、春、惠、桂、容、邕、象、昭、龚、蒙、浔、贵、横、融、化、雷、窦、南仪、白、钦、郁林、廉、崖、儋。内广、廉、高、藤、梧、英、贺、新、蒙、龚、儋系教阅。

克宁成都路：成都、蜀、汉、雅、邛、嘉、绵、陵、彭、眉。梓州路：戎、荣、普、资、梓、合、泸、遂、渠、昌、果、怀安、广安。利州路：兴元、洋、利、龙、剑、蓬、璧、文、兴、安德、三泉。夔、渝、涪、万、达、开、施、忠、云安、大宁。

威棹荆湖路：江陵、归、峡。成都路：成都、嘉、眉、简。梓州路：诸州军。利州路：剑、安德。夔州路：渝、涪、万、云安。

保节河北路：定、真定、沧、瀛、相、邢、洺、冀、祁、德、滨、保、雄、磁、博、赵、深、怀、卫、顺安、通利、信安、保定、安肃、永定、永静。河东路：太原、晋、绛、汾、辽、泽、石、潞、慈、麟、府、宪、代、忻、隰、威胜、岢岚、火山、保德、平定。陕西路：永兴、秦、邠、宁、鄜、延、环、庆、泾、仪、丹、陇、坊、镇戎、德顺。淮南路：舒。江南路：洪、虔、江、池、饶、信、太平、吉、筠、袁、抚、兴国。福建路：汀、南剑。荆湖路：鄂。利州路：龙、利。

崇节两浙路：杭、越、苏、湖、温、台、衢、婺、处、睦、秀。福建路：福、漳、泉、兴化。陕西路：成。

牢城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京东西、江南、荆湖、广南、益、梓、利、夔路诸军州，惟汝、处、昭、保安不置。

劲勇邢、太原、岚、汾、辽、泽、潞、晋、宪、代、忻、隰、岢岚、平定、宁化、威胜。内真定北砦系教阅。

清化桂、容、邕、象、昭、梧、藤、龚、蒙、贵、柳、宜、实、融、化、窦、高、南仪、白、钦、郁林、廉、琼、儋。

静江京西路：陈、蔡、郢。江南路：南安。荆湖路：江陵、潭、岳、鼎、衡、永、郴、全。广南路、广、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新、康、春、惠、桂、容、邕、象、昭、梧、藤、龚、蒙、浔、贵、柳、融、宜、宾、横、化、窦、高、雷、钦、郁林、廉、琼。利州路：利。